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日本海外投資及對中國的啟示

薛軍 季建文 劉峻峰

摘 要：全球范圍來看，產業數字化成為時代發展的主流特征。日本政府在2020年公布了新的數字經濟增長方案，期待通過刺激其產業數字化發展來帶動日本經濟發展。同時，日本的海外投資在亞洲地區一直保持較高的份額。通過研究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日本海外投資的理論邏輯和現實特征，探究日本對外經濟在數字化時代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機制，為中國對外經濟發展提供經驗和借鑒。

關鍵詞：海外投資；日本；產業數字化；對外貿易；產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F270;F13/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6-0030-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6.004

一、引言

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日本在產業數字化的道路上走在了亞洲國家的前列，日本憑借其強大的制造業能力，結合領先的科技研發能力，一度將產業數字化關聯的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聯網）與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通訊技術）產業的發展帶入世界領先行列。日本企業通過產業數字化的優勢進一步發展，提升了自身產品的綜合競爭力，帶動了日本的海外投資發展。

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完成了工業化后，作為亞洲地區最先轉型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國家，日本對數字經濟的關注由來已久，其中對產業數字化的關注起始于IT產業的發展。日本結合自身特點從政企雙維度對IT產業發力，成為亞洲地區IT產業的領軍國家，并為自身產業轉型與升級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借助領先的技術研發能力，日本結合自身的優勢，實現了在產業上與本國強大的制造業體系的融合，形成了獨特的IT產業優勢地位。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在IT關聯產業的發展速度驚人，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光導纖維、微型計算機和計算機網絡等信息技術領域崛起，經過近10年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末期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信息技術強國［1］，相關產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在飛速增加（圖1）。根據圖1，日本的ICT 產業是伴隨著IT產業發展不斷壯大。

隨后，日本泡沫經濟破裂，日本整體經濟陷于長期停滯狀態，IT相關產業也逐漸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1994年日本人口老齡化率達到14%，日本正式步入老齡社會。2005年少子老齡化的加劇，日本進入超高齡化社會，對于IT產業的打擊是非常深刻的。數字經濟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2］，新興的數字經濟領域及IT產業發展成為各國關注的重點領域。日本在這種背景下，也逐漸開始將重點轉向IT產業及相

關聯的產業發展中，意圖借助新一輪科技革命能夠引領日本走出長期經濟發展停滯的陰影，同時重振日本IT產業的輝煌。但美國及日本周邊國家在IT技術利用方面逐漸拉開與日本的差距，“IT革命”并沒有發揮出期待的成效。2016年，日本在新一輪科技發展的浪潮中推出了“Society5.0（社會5.0）” ［Society5.0（社會5.0），其特點是最大限度應用信息化技術，通過網絡空間與物理空間（現實世界）的融合，構建一個多元、富裕、充滿活力的“超智能社會”。］計劃，日本再一次將重點放在了IT產業及數字經濟上，為了能夠更快速地追趕上產業發達的經濟體，日本政府加大了投資力度，并將信息技術設施建設放在了重要的位置，針對目前日本少子老齡化的特征，日本圍繞基礎性質的信息基礎培訓和IT產業的企業引入進行了大量的基礎性投資，力爭能夠在新的產業革命中獲得利益最大化，為經濟帶來可持續的提升。

日本在ICT產業的發展沒有取得預期的發展，但IoT產業憑借日本強大的制造業基礎發展迅速，帶動了日本產業數字化水平。同時，根據日本2023年通信利用動向調査報告顯示［通信利用動向調查：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statistics/statistics05.html。］，日本智慧城市領域在2015—2021年期間市場占比始終超過33%，而智慧城市相關服務市場占比也處于較高水平。產業數字化為日本的IoT產業帶來可觀的收入，同時，日本企業為進一步打開國際市場，搶占市場份額，積極地進行海外投資，帶動了日本海外投資的發展。作為同屬東亞文化圈的中國，借助后發優勢取得經濟快速增長［3］，在IT浪潮中信息產業也得到長足進步，使得中國工業化與信息化步入高速發展期，中國經濟取得跨越式發展。隨著全球經濟環境復雜度提高，中國經濟由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大勢所趨?；趦壬鲩L理論，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以產業數字化為背景的相關產業的產出附加值更高，創新性更強，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更強，是保持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第四次工業革命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先導，形成以高附加值高知識密集度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4］，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面對波詭云譎的國際市場環境，海外投資是中國發展對外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借鑒日本產業數字化大背景下如何發展海外投資的相關經驗及教訓，對中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把握科技革命的趨勢進一步取得對外經濟平穩發展具有借鑒意義，同時為已乘上信息技術革命的快車并迅速發展的中國在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的產業高級化調整與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二、產業數字化背景影響日本海外投資的理論邏輯

以產業數字化為背景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發展，使得生產過程中引入數字化技術，企業的生產率得到了提高。Accemoglu et al.［5］利用法國企業2001年至2015年的數據，發現機器人技術對勞動分配率、生產工人的比例有負向影響，對增加值和生產率有正向影響。金榮愨、乾友彥［6］利用日本企業級別調查數據證實了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促進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日本作為重要的高端制造業國家，人工智能及機器人技術處于世界第一梯隊，在產業數字化大背景下，在前期積累大量高端制造業技術的日本企業擁有足夠的動力希望通過海外投資，進行市場和技術的尋求拓展自身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并通過海外投資來促進本國企業的技術研發，具體可以分為內部邏輯和外部邏輯來描述：

從內部邏輯來看，人工智能和產業機器人技術的進一步應用與發展也會給國內外的生產體系帶來顛覆性變化，傳統的依靠人力密集型的低效率生產環節運用機器人能夠在保證持續高強度的工作下仍然具有非常高效的生產率，日本企業通過自身變革發掘潛力來適應數字化，推動海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具體來說，（1）產業數字化帶來的技術提升使得日本企業相較之前用更小的規模，產生更大的價值。日本企業進行海外布局，縮小國內現有的生產工廠規模來降低企業的國內運營成本，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作用，篩選出企業中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淘汰落后產能，及時提高新工廠的開設效率，優化企業內部工廠之間的資源分配效率，從而提高企業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企業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2）日本作為產業數字化較早應用的國家，企業及相關產業在工業智能技術方面的應用具有相對較高水平，產業數字化帶來的革命性技術的變化使企業的技術能力得到迅猛提高，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發展提高了日本企業技術國際競爭力，整體上促進了日本海外投資和擴大再生產，并借助多應用場景的擴大提升了日本企業產業技術的適應性，帶動了日本技術產品的研發與創新，促進了日本高技術附加值產品的更新迭代速率與技術路線選擇的正確性，提高了日本制造業產品整體的海外競爭力。（3）日本企業在產業數字化的背景下，通過積極引入數字化辦公及遠程辦公模式提高的生產效率，特別是從2020年開始，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遠程辦公為代表的企業數字化轉型（DX）的進展成為日本火熱的議題。為了推進DX，需要完善基礎IT系統，通過擴大海外投資投向IT技術更為成熟的海外企業，尋求技術合作使企業補齊技術短板，提升自身的競爭力。綜上，在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日本企業的海外市場競爭內部推動力，推動了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

從外部邏輯來看，全世界范圍的產業數字化科技革命帶動了日本的海外投資的提升。（1）全球性的產業技術革命帶來了與產業數字化相關聯的工業產品的需求量的增加，日本憑借強大的制造業優勢，結合數字化技術，制造業貿易量取得大幅提升。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https：//www.jetro.go.jp。］的統計，2021年日本的數字貿易相關制造業產品貿易量，半導體等電子零件（如集成電路等）的出口同比增長16.7%，占數字相關產品出口比重最大（26.9%）；半導體制造設備（18.5%）同比增長29.1%，與半導體等產品一起帶動了日本數字經濟產品的出口；日本的工業機器人在全球貿易中所占份額高達35.8%，同比增幅高達37.7%，成為日本數字經濟背景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隨著數字化技術產品的需求增加，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熱情逐漸增加，通過海外投資能夠帶動企業數字化制造業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的提升。（2）產業數字化伴隨著數字化產品的競爭逐漸趨于“白熱化”，相關產品的研發與技術突破成為重要競爭高地，投入研發資金在整體企業營業額中所占比重逐漸增加，因此，一旦競爭失敗不免會面臨大量的經濟損失。因此，日本企業通過海外投資、通過投資不同的項目與技術進行“風險轉移”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3）產業數字化的前期技術儲備為日本帶來的技術紅利使得日本企業希望繼續在這一領域能夠持續的帶來利潤，在以市場為主導的技術研發路線中，通過海外投資大量對外輸出具有“日本技術特點”的技術產品，并將其應用方牢牢鎖定在日本企業的研發路線上，能夠為今后產業數字化產品的相關技術路線的話語權爭奪提供更為便利的外部環境條件。綜上，日本通過海外投資，能夠帶來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保障日本企業的經濟發展。

總結而言，產業數字化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發展為日本企業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升。從內部企業環境來看，日本企業通過技術能力的提升，優化生產狀況，積極引入數字化辦公模式等手段提高了生產效率。從外部環境來看，全球科技革命推動了與產業數字化相關的工業產品需求增加，使得日本企業在全球市場上具有更高的競爭力。因此，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增加，提高了日本企業在海外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三、產業數字化背景影響日本海外投資的現實特征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聯合國貿發會：https：//unctad.org。］，202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為15 832億美元，同比增長64.3%。根據日本銀行的相關統計資料［日本銀行：https：//www.boj.or.jp/en/index.htm/。］，2021年日本海外投資1 498億美元，同比增長2.6%。包括對外并購和綠地投資等在內為906億美元（同比增長7.1%），日本企業與海外子公司和關聯公司之間的資金借貸和債券收購處置等為163億美元（同比增長27.5%），較2020年有所增長。日本企業積極推進圍繞產業數字化的相關海外投資，日立制作所收購了從事支援企業數字化轉型（DX）的美國數字工程服務公司GlobalLogic（96億美元），松下收購了預測產品需求和交貨期的軟件開發企業Blue Yonder（71億美元）等，同時在非制造業領域出現了積極的投資。面向英國，半導體巨頭瑞薩電子公司收購英國半導體公司Dialog（57億美元）。整體上來看，在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日本在傳統的制造業領域的海外投資表現活躍，但是仍呈現出3個特點。

（一） 制造業仍是主力，境外直接投資余額增加

根據JETRO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23年版的統計［JETRO世界貿易投資報告：https：//www.jetro.go.jp/world/gtir/2022.html。］，截至2022年末，日本境外直接投資余額為27 920萬億美元，比2021年末增加446億美元。從余額的地區構成比例來看，余額最大的是美國，占全體的33.5%，其次是英國（8.5%）、荷蘭（7.4%）、中國（6.9%）、新加坡（5.4%），在這5個國家約占對外直接投資余額的6成。從余額的行業構成占比來看，制造業和非制造業的占比分別為37.8%和62.2%，近年來非制造業的構成占比呈擴張趨勢，但制造業的盈利能力仍然是主力。在制造業中，運輸設備的盈利構成占比最大，以中國為例，運輸設備盈利占制造業總量的27.8%?；瘜W和醫藥的海外投資僅次于運輸設備。由于2019年武田藥品工業的大型收購案，2018年末占制造業整體的構成比擴大到25%，2020年末下降到19%。在2020年，海外直接投資收益為1 345億美元，同比下降1.7%。由于投資余額同比增加，而投資收益下降，2020年投資收益率由上年的7.7%下降至7.0%。

日本在傳統制造業領域擁有雄厚的基礎。日本與制造業相關的IoT產業的發展速度處于世界前列，基于“IoT國際競爭力指標”相關數據顯示［日本通信情報白書：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index.html。］，日本在主要的研究國家中，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其中，日本物聯網相關應用領域（如智慧城市、健康醫療）的市場占有率較高。在物聯網人才儲備方面，日本一直處于第一梯隊。從數據來看，智慧工廠領域的相關市場份額占比一直保持在34%以上。此外，日本在企業有關IoT導入的調查中，大型企業在相關IoT導入的意愿度相對較高，為IoT產業在日本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6］。大型制造業企業相關技術研發領域一直保持著持續地投入［7］。堅實的制造業基礎帶動了日本產業數字化領域的貿易提升。根據日本通商白皮書［日本通商白書：https：//www.meti.go.jp/report/whitepaper/index_tuhaku.html。］中相關統計 ，2021年日本貿易出口和進口分別達到7 586億美元和7 734億美元，同比增長18.5%和21.7%。3年來進出口均有所增長，進口增幅大于出口，貿易差額由上年順差再次轉化為逆差（148億美元）。從進出口貿易數量上看，出口增長12.2%，進口增長5.0%，與進出口額一樣，時隔3年首次同比增長，但整體上沒有達到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水準。從各商品的出口來看，半導體制造設備大幅增長29.1%至305億美元。半導體制造設備需求增加，2021年的出口額相比2019年相關產業的數據以來連續兩年持續增加。據日本半導體制造設備協會（SEAJ）的相關統計［日本半導體制造設備協會：https：//www.seaj.or.jp/statistics/。］，日本制造商2021年度半導體制造設備銷售額比前一年度大幅增加40.8%，預計今后也將繼續增加。與半導體制造設備一樣，半導體和其他電子部件也同比增長16.7%，增長至444億美元。這是自2012年（418億美元）以來，半導體等電子零部件類出口額時隔9年再次超過400億美元。從整體數字貿易的情況來看，日本數字相關貿易的類別來看，半導體等電子零件（集成電路等）的出口同比增長16.7%，占數字相關產品出口比重最大（26.9%）；半導體制造設備（18.5%）增長29.1%，與半導體等產品一起拉動了日本數字經濟相關產品的出口；此外，工業機器人在全球貿易中所占份額高達35.8%，同比增速高達37.7%。從出口的目的國來看，對中國出口大幅增加，同比增長20.9%，達到452億美元，對中國的出口占日本數字貿易出口的27%；對美國也同比增長18.2%。進口方面，集成電路同比增長34.9%，增速最大，貢獻了所有數字相關商品的進口增速（11.5%）。數字貿易的蓬勃發展也帶動了日本在相關領域海外投資的增加，根據2020年日本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日本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yo/kaigaizi/index.html。］數據顯示，日本2020年度末，按照投資地的法人統計數量為25 703家。其中按照產業分類，制造業11 070家，占43.1%，非制造業14 633家，占56.9%。分區域來看，歐洲投資地的法人數量增加，北美的數量在減少。在亞洲，東盟十國的比例連續10年擴大，中國比例縮小。針對制造業的海外生產統計來看，制造業海外生產比率為25.8%，比2020年增加2.2個百分點，海外生產比例逐步增加。從制造業細分行業來看，運輸設備（44.4%）、信息通信設備（30.3%）等行業上漲。制造業企業研發費用為7 105億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5%。從整體上來看，日本的海外投資傳統的制造業仍保持較高的比率，而日本企業積極地通過擴大海外生產來拓展海外市場，海外研發比例逐步上升，其中2021年海外研發費用為9 075億日元，海外研發費用占比為7.2%，分別比2020年增加1 970億日元和1.6%。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對日本國內約2 700家企業為對象進行的“關于日本企業海外業務發展的問卷調查”，截至2020年10月底至12月，回答在未來3年左右時間內“謀求擴大海外發展”的企業比例為43.9%。日本NTT DATA公司正在與印度一家開發利用AI的醫療影像診斷輔助系統的公司DeepTek合作，該公司開發了新的新型冠狀病毒診斷系統，服務于當地大型綜合醫院的病例分析。雙方的合作一方面為印度公司提供了一定的技術支持，另一方面也為日本公司融入當地市場競爭提供了契機。

（二） 對中國的海外投資的投資回報率較高

日本海外投資按國家和地區劃分的投資回報率統計中［日本銀行國際收支關聯統計：https：//www.boj.or.jp/statistics/br/bop_06/index.htm。］，中國的回報率高達18.5%，遠高于亞洲整體回報率（13.7%）和其他主要投資目的地北美（8.9%）、歐洲（10.1%）和東盟（10.9%）等。中國的收益率以2015年前后為界逐步上升，2017—2022年連續5年保持在15%以上的水平。從日本企業在中國各行業投資的回報率來看，特別是批發和零售業的回報率較高，2021年和2022年分別保持在遠高于20%的水平。此外，在制造業中運輸設備的回報率較高。日本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后，在中國國內旺盛的需求帶動下取得了非常高的收益率。中國對新冠疫情的嚴格防控，生產生活秩序得到迅速恢復，2020年第二季度，中國國內經濟率先在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實現正增長。2020年中國全年GDP增速也是大型經濟體中唯一一個實現正增長（增長2.3%）。在政府刺激消費政策的作用下，國內零售市場出現了明顯的恢復，也間接帶動了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回報率的提高。在2020—2021年上半年，日本出口貿易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中國作為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利潤來源也凸顯了對日本對外經濟發展的重要程度。

得益于中國產業數字化的推進和IT產業的迅猛發展，日本企業在中國的海外投資已經成為一項具有高投資回報率的戰略舉措。這一趨勢的崛起源于多重因素的交織，對日本企業的投資積極性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首先，中國產業數字化的推進是這一現象的重要催化劑。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數字化技術在各個產業中的應用水平，這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也為日本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商機。隨著中國市場逐漸向數字經濟轉型，日本企業積極響應，紛紛將投資目光投向中國，以分享數字化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其次，IT產業的蓬勃發展也為日本企業提供了更多機會。中國的科技創新和研發實力在全球范圍內備受矚目，特別是在如人工智能、云計算和物聯網領域。這些領域的快速發展為日本企業提供了與中國企業進行合作和投資的機會，以共同推動技術創新和業務增長。最后，中國市場的巨大規模也吸引了日本企業的目光。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國家之一，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口，這為各種消費品和服務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隨著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企業看到了滿足中國市場需求的潛力，因此加大了對中國市場的投資。在這一背景下，日本企業紛紛加強了對中國的海外投資。它們不僅積極參與中國數字化產業的發展，還通過并購、合資和合作等方式加強了與中國企業的合作關系。這些合作不僅促進了技術和知識的交流，也為雙方創造了更多的商業機會，實現了共贏局面。

（三） 亞洲地區是日本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

日本憑借在傳統制造業上的優勢，借助數字經濟的東風，通過對傳統制造業產品的數字化改造為日本在產業數字化背景下的對外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外部國際市場對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需求也刺激著日本產業數字化相關企業在IoT領域的進步與發展。例如截至2020年，全球物聯網市場規模2 480億美元［8］。日本在大功率半導體、移動電子設備、智慧工廠等IoT產業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借助全球的需求增長，日本相關產業的產能及技術水平得到顯著增長。因此，物聯網相關的產業數字化應用設備的更新換代速度會隨著技術的升級進行提速。日本的工業物聯網領域技術的迭代升級在不斷地進行中，如單芯片MCU、集成MCU、無線的單芯系統級芯片（SOC）等優勢物聯網相關半導體產業會逐漸成為日本數字經濟的發力點和突破口，成為拉動日本IoT產業及相關聯產業的動力來源［9］。隨著RCEP的簽署，東南亞地區廣闊的市場逐漸成為物聯網相關產業的各國關注的焦點。東盟各國從政企雙維度研究和挖掘物聯網技術結合本土化的應用與潛力，并且逐漸將其應用于健康醫療、智慧農業、智慧城市、智慧家庭、工業物聯網等相關領域，未來產值及市場潛力巨大。借助于良好的經貿合作關系以及本國的技術優勢，日本在東盟相關國家的物聯網產業的發展速度也處于前列，日本企業在東盟地區的投資也處于前列。日本海外投資依附于產業數字化的大背景走出了日本特色的對外經濟發展之路。日本企業海外投資地的選擇中，亞洲尤其東亞國家成為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首選地。截至2021年亞洲地區投資為489億美元，比2020年增長32.0%。在主要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為100億美元（下降9.3%），東盟為292億美元（增長61.4%），印度為27億美元（增長72.0%）。對華投資雖然連續兩年下降，但仍維持在100億美元左右。東盟方面，新加坡以180億美元（約為上年的2.3倍）位居第一，越南以37億美元（增長58.6%）緊隨其后。從數量上看，雖然從2020年的98件增加到102件，但仍低于新冠疫情前2014—2019年各年的數量?？傮w來看，海外投資地的選擇直接反映了日本對東亞地區的未來經濟發展更為看重，同時借助區域自由貿易協定（RCEP）的簽署，東亞地區未來的經濟發展會得到更多日本企業的關注。根據日本第52次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數據顯示，在統計的2010—2021年時間段內，中國在日本海外事業活動中投資占比始終超過28%保持領先，東盟地區已由2010年的23%增加至29.4%，且增加趨勢顯著。

綜上，日本企業憑借在傳統制造業以及半導體行業的優勢，積極探索拓展數字經濟相關貿易的市場，在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擴大自己的市場占有率，并在積極尋找符合企業狀態的海外投資發展路徑，為日本外部經濟發展提供了助力。

四、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日本海外投資的展望

面對產業發展不均衡現狀，日本產業數字化的發展任重道遠。在超高齡化社會的背景下，日本的數字經濟產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而隨著世界各國圍繞“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數字經濟產業上發力，日本的競爭優勢逐漸被削弱，迫使日本必須準確找到定位，調整政策積極適應國際新形勢，為日本產業數字化的對外經濟發展找到理想的環境及發展空間。

（一） 日本海外投資的路徑展望

在日本產業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在數字經濟涉及的產業及科創領域展開激烈角逐，日本政企雙雙發力。

第一，政府層面，日本政府基于國內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前景，在2019年6月由日本IT綜合戰略本部制定了《數字時代的IT政策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大綱基于日本目前IT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圍繞IT產業基礎設施建設、信息通訊技術研發、信息通訊技術的普及、企業數字化水平的提高、優化數字經濟產業的行政保障等方面制定了相應政策。其中，在提升數字化產業技術科研方面，日本政府通過財政政策鼓勵和支持科技研發。如文部科學省投入144億日元開發“FUTAKE”超級計算機、125億美元用于量子計算基地的建設，以提升日本在高端IT產業及數字經濟領域投資不足的現狀；經濟產業省則為信息通訊領域年輕科研人員提供資金支持，設立500億日元的科研基金，為年輕科研人員解決經濟上的困難。而在數字技術普及及人才儲備方面，通過全國范圍內實行“GIGA（Global Innovation Gateway for All，人人享有全球創新門戶）”的學校網絡計劃，旨在創造良好的網絡環境，為提升數字技術的普及為日本未來的儲備數字技術人才提供助力。同時日本政府積極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和參與全球數字規則的制定推動政府和日本企業的話語權的提升來帶動日本整體的產業數字化相關技術發展與企業的產業數字化技術產品的市場壟斷地位的提升。例如2019年6月，二十國集團（G20）《大阪數字經濟宣言》的發布，顯示出日本政府希望通過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為日本國際話語權提升方面作出的探索。這一舉措有助于確立公平的數字貿易環境，保護知識產權，并降低技術壁壘，使日本企業更容易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和發展，為日本海外投資提供便利的環境。

第二，在企業層面，日本IT企業通過整合完成了企業規模擴大和雙方優勢互補［10］，以對抗外國互聯網巨頭的沖擊。日本企業也在積極加強海外的合作，通過與數字經濟優勢較強的國外企業及資本合作，提升自身的實力同時增強產品競爭力。例如，日立于2020年6月與美國微軟達成戰略合作協議，在東南亞、北美和日本就面向制造和物流領域的新一代數字解決方案達成戰略合作。針對新冠疫情帶來的遠程生產車間維護、自動化和少人化需求擴大提供解決方案。日立優勢的生產、物流管理系統和微軟的云平臺組合而成，支援生產率提高和業務效率化。兩家公司同時還提出了共同推進培養全球發展所需的數字人才的方針。日本政府和企業的雙維度發力為日本在產業數字化背景下的海外投資找出了符合日本發展的路徑。

（二） 日本海外投資的機制展望

近年來日本海外投資呈現波動。在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日本在傳統的制造業領域的海外投資表現活躍，而新興數字服務貿易及相關產業的海外投資表現較為乏力?？梢詺w納為環境因素和人口因素兩大作用機制，也成為日本海外投資發展的重要影響機制。

環境因素可以分為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可以分為3點來描述：第一，日本自泡沫破裂后，日本內部債務問題凸顯。日本政府疲于應對債務問題帶來的企業及個人的債務危機，而債務問題的爆發導致社會上的資本流動性降低，對于風險性較大的產業及具有未來不確定性的新興產業的投資會變得相對謹慎，而IT產業作為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新興的經濟領域，具有很強的投資回報不確定性，因此日本資本市場對IT產業投資變得更為小心。造成整個社會上對IT產業的低投資率。同時期美國的IT產業投資呈現上升趨勢，使得美國國內出現了所謂“新經濟”的繁榮［11］，根據2022年ICT經濟分析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22年ICT經濟分析調查報告：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link/link03_03.html。］，2021年民間資本在ICT產業投資領域，美國民間資本占比達49.8%，日本民間資本占比為17.8%，兩者差距明顯。第二，日本國內社會在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國內仍然保持著相對較低的外商投資比例。外商投資對于企業利用數字技術發展有著正向促進作用，帶動企業生產率的提高。通過技術的溢出效應帶動相關的競爭者積極利用先進技術改進生產提高生產率［12］。日本國內保持的低數字經濟投資環境不利于日本的數字產業的發展。第三，社會上的中小企業阻礙了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反映了市場的活力，但過多的中小企業在泡沫破裂后，大量的企業為應對危機降低研發投入，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研發投入巨大，更大規模的企業更有利于數字相關技術的導入及研發，這種經濟環境不利于數字技術的突破創新，造成了日本企業在數字產業飛速發展的時期沒有搭上“順風車”，影響到了日本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日本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海外投資起到了負面作用。

內部環境因素也可以歸納為5點：第一，日本企業的年齡偏大，包括企業年齡與企業員工年齡。其中相關研究表明，新企業具有比舊企業更為強的意愿引入新技術便于生產［13］。在日本的全部產業中企業存續年齡超過35歲的企業占到日本全部產業產出的一半以上［14］。企業員工年齡也影響到日本企業在數字經濟相關的技術的使用，員工年齡偏大使得接受新技術的能力及意愿變低，同時企業高層的年齡偏大，相對保守的決策風格影響了新技術的普及與導入，這整體影響到了日本企業數字化導入的進程。第二，日本數字化引進費用較高。投資費用的降低有利于數字技術的導入［15］。投資費用過高不利于數字技術的引入與普及，基于日本經濟產業省《產業類資產、服務內外價格調查》［企業活動基本調査と特定サビース産業実態調査：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yo/census/index.html。］顯示，與投資費用相關的通信服務費用價格按購買力平價統計，日本與美國相比要高出很多，這也阻止了日本企業數字技術的引入進度。第三，日本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意識也是影響數字技術引入企業參與生產的重要因素。根據日本電子信息技術產業協會的《關于利用IT技術進行經營活動的日韓美企業對比分析》［日米韓企業のIT経営に関する比較分析：https：//www.jeita.or.jp/chinese/。］中表明，在被調查的相關日本和美國企業中，關于IT技術及信息系統投資認為“極其重要”的美國企業占75%，日本企業占16%，兩國企業在導入的積極性方面的差別凸顯。關于期待數字技術引入的相關調查顯示，美國企業更傾向于“產品及服務的提升”和“商業模式的轉變”，日本企業更看重的是“業務效率的提升”和“削減成本”。因此企業管理層對數字技術的引入目的差異也直接影響到日本企業在新技術的提升及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發展方向上。日本企業在后期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發展中的研發能力逐漸被其他國家所趕超。第四，日本的數字技術投資沒有很好地與生產率提高相互結合。日本企業數字投資與生產率的相關程度與美國企業相比差距較大，因此導致日本企業在數字技術的使用方面的意愿不夠強烈，日本數字產業發展受阻。第五，日本企業在為迎接數字技術變革所花費人力組織框架改編支出及勞動力的脫產培訓支出方面投入較少。人力培訓的投入減少，使得企業工人在面對數字技術變革時，適應能力較弱，技術儲備能力受到限制，影響了產業數字化的新技術變革下人力架構的變革應對性，導致企業在數字經濟中適應產業變化的節奏變慢，影響了企業的數字技術的引入及產業數字化的技術升級。

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人口因素。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日本的對外經濟發展與人口結構都有密切聯系［16］。日本在傳統的“制造業+數字化”的領域有著較為明顯的優勢，使得日本在半導體、工業機器人等領域取得較好的貿易份額，帶動了所涉及的日本制造業企業的海外投資的積極性，推動了日本的對外經濟發展。少子老齡化問題為日本的海外投資帶來了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局面：首先是負面作用，老齡化帶來了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直接影響到勞動力的供給及社會的消費。進一步直接沖擊到了日本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資本投資的提升，影響日本經濟的發展。老齡化的加劇也帶來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間接使得公司勞動成本升高，阻礙了日本產業數字化的發展，生產率的提升也變得困難，企業競爭力下降使得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放緩，這種負面的效果也促使企業對海外投資的熱情降低。同時，少子化影響了日本IT企業的發展。一方面，少子化帶來的數字技術的使用及研發人數的減少。作為新技術使用的主力，少子化使得新技術的使用人群減少，也影響到了相關企業的突破創新。同時企業在此基礎上也減少了研發人員的數量進一步影響了數字技術企業的技術革新能力。整體上產業發展的局限性制約了日本全方位的發展數字經濟，也直接影響到了日本在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海外投資的發展［16］。其次是積極作用，隨著日本少子老齡化的加劇，老齡人口的數量逐漸增加，以智慧工廠及信息化辦公為主的產業數字化通過信息及技術的密集，提高了技術的提升速度，加速了傳統產業的變革，通過技術的提升來彌補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勞動力的不足，技術加持下的社會工作環境得到了相對優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在供給側，新技術的突破，會帶來新的資本進入，促進了企業的擴大再生產。通過產業數字化為傳統產業賦能后，傳統產業具備了技術密集型的特征，激發日本的資本投資意愿，提升日本國內的消費能力，推動日本的資本市場活力，增強日本企業的競爭力。在需求側，市場中對產品及服務的消費及需求種類和形式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以康養護理為主的“銀發產業”的需求量增加，以便于高齡人群生活為主的相應產品種類需求增加，帶動了以護理、保健等領域產業發展與技術提高。借助產業數字化的多產業“賦能”，解決相關產業從業人手不足的“窘境”，同時為日本的健康護理、遠程醫療等領域帶來了質的提升。日本企業通過深度挖掘日本老齡化存在的機遇，通過對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深度挖掘并適當的相互結合，提升企業的市場地位，擴大本國市場份額的同時，根據本國市場效應理論，本國的市場擴大會帶動本國產品在國外市場所占份額的提升，從而促進該產品的出口，提高企業的產品海外市場競爭力，隨著日本企業海外競爭力的提升，更大的市場會吸引企業為當地進行本土化的改造，帶動了海外投資及海外研發的積極性，促進了日本整體的海外投資的發展。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產業數字化背景下日本數字經濟相關領域的發展及海外投資的梳理，對標中國的具體國情能夠為中國在數字經濟時代，產業及企業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啟示。

第一，營造良好的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環境，鼓勵和支持相關企業的發展。日本政府在繁重的債務負擔及數字經濟產業龐大的資金投入中表現缺乏行動力。使得日本政府對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扶持力度有限，對產業數字化發展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同時日本政府并沒有意識到良好的數字技術創新氛圍能夠積極的促進技術進步及提升產業競爭力，仍執迷于傳統制造業所帶來的日本經濟奇跡，錯過了數字經濟時代日本發展的最佳時期。因此，政府在新時代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針對產業數字化發展應該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從行政及財政手段多重發力，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積極參與產業數字改造的相關投資，為企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促進數字化為傳統產業賦能的發展。通過圍繞做大做強國內市場來積極推進國際市場的產品競爭力，提升國際市場份額，推動企業海外投資的腳步。

第二，積極鼓勵對外技術及經濟合作，創造有利的技術交流條件。日本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謹慎，對外商投資的審查機制及監管較為嚴格，導致外商對于日本投資較少，使得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阻礙了新技術的使用及交流。外商投資能夠通過溢出效應促進本土企業利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及工藝，通過學習、吸收和再創新促進本土企業數字化賦能的能力，尤其是對產業數字化的發展來說，促進技術的相互交流，帶動產業鏈及供應鏈上其他關聯企業及競爭對手使用先進的技術，為數字技術與企業生產的相互結合創造有利的條件。外商投資能夠帶動企業的上下游企業積極創新并不斷完善產業的配套能力，在國際經濟局勢不穩定的當下，完善的配套能力為企業的產業數字化的持續創新及發展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也能間接帶動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第三，積極尋求拓展海外市場，擴大影響力，為爭取國際合作的話語權蓄力。日本政府和企業在意識到數字經濟大趨勢下自身的優勢逐漸消失殆盡后，積極通過國際合作及國際的數字經濟國際治理秩序構建來爭取國際話語權，爭取掌握相關數字經濟治理的主動權，為自身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便利。企業則通過國際合作，采用并購及綠地投資的方式吸收消化數字經濟的前沿技術提升自身技術實力。中國在數字經濟某些領域具有比較優勢，政府可以通過積極參與國際數字經濟規則制定的方式爭取數字經濟的話語權，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爭取良好國際環境，同時企業可以積極“走出去”憑借自身的技術優勢爭取更大的市場。政企雙維度發力為數字經濟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助力。

第四，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創造產業數字化打下良好的生產環境，儲備物質條件。產業數字化的技術密集屬性對信息基礎設施及信息配套能力的要求較高，日本政府通過多方發力，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在5G基礎設施建設及應用普及方面一直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在技術更新升級速度頻率加快的背景下，未來的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基礎設施的普及保證了新技術的應用與“賦能”，為快速地適應及引領新科技革命創造良好的物質基礎，成為乘上新的科技革命的先決條件?；A設施建設的投資需要大量的財力物力，簡單的僅憑一個企業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政府需要積極的為企業的數字化改造鋪好道路，讓企業的行進無“后顧之憂”。

第五，注重信息科技的普及，為未來儲備數字經濟相關高科技人才。日本在泡沫經濟破裂后，面對少子老齡化加劇的大背景，通過積極在中小學普及信息技術的利用，為未來的日本IT產業及數字經濟發展儲備人才。中國目前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人口結構的變化帶來的年輕人口數量的下降，為IT產業的人才儲備帶來了阻礙?；谏鲜銮闆r，通過積極在大中小學普及IT技術的相關知識及應用，擴大通識性IT技術知識的掌握人口基數，培養青少年對IT技術的興趣，為未來的產業數字化改造提供從業人才進行儲備，提高中國企業在數字化上的綜合競爭實力及未來發展潛力，為企業的競爭力創造人才支撐。

第六，抓住市場發展趨勢，創造數字技術“賦能”的高附加值產品。日本相關科技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對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結合自身的優勢產品，通過科技“賦能”在健康醫療、工業機器人、通信半導體等方面研發出具有高附加值的科技產品，使得企業的綜合競爭力進一步增強。盡管中國經濟歷經多年的高速發展，企業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但是企業在高端領域的競爭力不足。隨著中國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進一步深入及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企業需要準確地把握市場發展趨勢，調整產品的研發方向，運用數字技術“賦能”提高產品附加值，帶動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底氣。

在產業數字化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雖對數字經濟相關產業不斷進行鼓勵及政策支持，但日本數字經濟并沒有如日本政企各界預期的一樣迅速發展，成為拉動日本經濟的新引擎，也沒能顯著帶動日本對外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各界在不斷反思，通過不斷地研究總結和系統梳理出日本產業的外部與內部的影響因素，并針對相應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方法與途徑，為日本今后的產業數字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經驗總結。中國正經歷著產業結構轉型與技術進步的深刻調整期，內部與外部因素雙重壓力下，更需要通過高端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推動產業向中高端邁進，同時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帶動中國對外經濟發展。因此，通過研究與總結日本在產業數字化背景下對外經濟發展的經驗及教訓，系統把握數字經濟時代產業發展中的關鍵節點，為中國在數字經濟時代產業及企業的快速發展提供動力，為企業的高質量海外投資提供有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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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雅坤］

Jap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XUE Jun1， JI Jianwen1， LIU Junfe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2.School of Busines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China）

Abstract：? Globally，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feature of the eras development. In 2020，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new digital economy growth plan， hoping to boost Jap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stimulating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its industries. Meanwhile， Japans share of overseas investment in Asia has been hig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mechanism of Japans foreign economy in the digital era，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apan;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foreign trade; industri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