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域下“美日澳印”四邊安全對話聯盟化的影響因素與前景

陳潔 鄧辀

摘 要：“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可以視為歷史上美國曾多次在亞太地區構建多邊聯盟的延續。與歷史上的多邊聯盟實踐相比，四邊安全對話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在影響四邊安全對話同盟化的諸因素中，主導國意愿、結盟對象國的整體國家利益差異以及中國的能動性對四邊對話聯盟化的前景發揮著主要作用。在這些因素影響下，同時比較美國歷史上在亞太地區的多邊聯盟實踐，得出結論認為四邊安全機制難以走向同盟，但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構建多邊聯盟的動力具有持續性，在今后還可能以其他形式繼續表現出來。對此中國既要妥善管控中美關系，也要在不斷的崛起中調適與其他亞太地區國家的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美日印澳；多邊聯盟；歷史經驗；亞太

中圖分類號：D815.5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12 — ００77 — ０7

以雙邊聯盟為基礎的“輻—輳”（hub-and-

spokes）體系是二戰后美國在亞太地區所建立的伙伴關系的主要特征。然而2017年以來，沉寂多年的“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機制重啟，并且展現出比以前更大的活力。對此，有學者認為，這是美國亞太地區的雙邊聯盟體系所呈現出的新動向，即多邊主義轉向。①然而梳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盟構想與實踐歷史可以看到，“美日印澳”四邊對話并不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構建多邊聯盟的首次嘗試，而是歷史上構建多邊聯盟實踐的一種延續。盡管當前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尚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同盟，但從美國在亞太地區多邊聯盟實踐的歷史維度來透視四邊安全對話機制，所引發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四邊安全對話未來在多大程度上會走向同盟化？同盟化過程中的主要障礙是什么？

一、美國在亞太地區構建多邊聯盟的歷史實踐與特點

（一）二戰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多邊聯盟歷史實踐

在二戰后至今的絕大多數時間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盟制度安排是雙邊的而非多邊的，但歷史表明，自美國決定在亞太地區組建聯盟之初，美國就一直

在嘗試組建多邊聯盟，而后來推行的雙邊聯盟恰恰

是在多邊聯盟無法組建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安排。②從二戰結束至今，美國在亞太地區組建多邊聯盟的構想和實踐包括“太平洋公約”“聯

合行動計劃”“東南亞條約組織”以及冷戰后的“小多邊”主義實踐。

1．“太平洋公約”

“太平洋公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組建多邊聯盟的源起，也是戰后美國在亞太地區整個聯盟戰略的

首次嘗試，其直接動因是新中國的成立以及朝鮮戰爭的發生，及其所引起的美國威脅感知的增加。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戰局呈現出的不利于聯合國軍的變化，1951年1月12日，杜勒斯正式提出《太平洋公約》的構想，其主要內容涉及成員國之間遵循集體安全原則、成員國范圍限于非共產主義的“太平洋島國”，以及不限制日本重整軍備。①然而，各成員之間圍繞成員國問題產生了巨大分歧。②③最終，由于成員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而美國又不愿為協調這些矛盾承擔更多的義務，導致美國在亞太地區組建多邊聯盟的首度嘗試《太平洋公約》無果而終。

2．聯合行動計劃

《太平洋公約》計劃破產后，美國并沒有立即放棄在亞洲地區組建多邊聯盟的計劃，而是繼續在亞洲其他次區域積極推動構建多邊集體安全體系，即在東南亞地區推行“聯合行動計劃”。刺激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推動多邊聯盟建設的直接和主要原因是越盟在中國和蘇聯的支持下取得對法國的節節勝利，并由此而顯現出的共產主義的擴張態勢。④在這樣的背景下，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發表“紅色亞洲的威脅”演講，正式拋出“聯合行動計劃”，計劃成立包括美、英、法、印度支那聯邦國家、澳、新、泰、菲組成的地區性組織，抵抗共產黨力量的擴張，并在必要時采取聯合軍事動員和行動。⑤對于“聯合行動計劃”的性質，杜勒斯本人將其定位為“北約”式的多邊軍事聯盟，目的是為了能夠自動反擊共產主義威脅，并且能夠統一美國及其盟友在東南亞的行動。⑥英法作為“聯合行動計劃”的主要爭取對象，受制于戰場形勢對國內政治的影響，迫切希望停戰，因此對該計劃表現出遲疑的態度。盡管美國不遺余力的對兩國進行游說，但1954年4月英法在奠邊府戰役中的失敗加劇了兩國達成和平?；饏f議的意愿，最終導致美國所希望的“北約”式的和平“聯合行動”計劃胎死腹中，不了了之。

3．東南亞條約組織

日內瓦會議后，美國對在東南亞地區所面臨的共產主義的威脅感知急劇上升⑦，迫切希望“使我們在不得不采取的任何行動中，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確保我們不至于單干”⑧，于是積極策劃建立東南亞條約組織。1954年9月8日，在經過締約各方的協商爭執之后，正式締結了以集體防御、安全互助、經濟援助為內容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⑨盡管美國積極推動了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建立，但美國不愿意為其承擔任何實質性的軍事義務，并希望亞洲盟國彼此之間互助，而東南亞國家則希望美國提供更多的安全援助和支持。雙方的分歧在此后的互動中不僅沒有得到緩和，反而愈加凸顯，最終導致該組織在沒有完成其使命的情況下宣告解體，宣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構建同盟的又一次失敗。

4．冷戰后的雙邊聯盟多邊化再嘗試

為了加強美國的亞太盟友之間的聯系，降低自身在維持亞太地區聯盟體系中的成本，美國以冷戰結束后亞太地區安全格局的變化為契機，繼續嘗試推動現存的雙邊聯盟體系向多邊化方向發展，這些實踐主要體現為構筑“美日澳”三邊同盟和強化“美日韓”三邊合作。2001年7月，美澳提議三國組建一個關于亞洲安全問題的非正式對話機制，走出了搭建美日澳三邊同盟的第一步。2015年7月，日本自衛隊首次參加了美澳聯合大規模軍演，標志著三邊安全合作進入了新階段。日韓雖然都是美國的盟友，但由于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雙方的安全互信合作一直處于較低水平。自2009年起，美日韓三國防長每年都在香格里拉峰會期間另外舉行三邊會談。除了加強對話，聯合軍演是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加強的另一表征。？輥？輮？訛盡管美日韓三邊合作取得了積極進展，但是還遠沒有達到三邊聯盟的程度?！皝喼扌”奔s”依然只是一個構想。這其中不僅僅是韓日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在發生著作用，促進日韓合作的外部共同威脅水平的變化也是重要原因

（二）美國在亞太地區多邊聯盟的特點

二戰后至今，盡管經歷了亞太地區國際秩序的變遷，但美國不同時期在亞太地區組建多邊聯盟的嘗試無一例外最后都失敗了。在這些失敗的嘗試背后，除了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聯盟內部的一些共同特征始終對美國在亞太地區多邊聯盟的命運發揮著深刻影響，這主要是聯盟對威脅定義不清、聯盟內成員地位顯著不平等以及美國在聯盟內的有限安全承諾

1．聯盟成員間關于威脅來源存在歧異

歷次美國在亞太地區組建多邊聯盟時，其所聲稱的目標都是“應對共產主義威脅”，威脅來源則指向蘇聯和中國。然而，對于亞太地區那些美國試圖結盟的對象來說，共產主義并非其所面臨的唯一威脅，甚至不是首要威脅。由此，各方在“為何結盟”和“與誰結盟”問題上表現出諸多分歧，也最終導致多邊聯盟的失敗。在太平洋公約中，澳新等國不僅擔心來自共產主義的威脅，同樣極度擔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而后者并未被納入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防御目標之中。①聯合行動計劃中，美國試圖通過結盟來支持法國，以實現在中南半島防止共產主義力量發展的目的，但這一點對法國來說并非首要和核心的威脅來源，相比之下，長期戰爭所引發的國內社會不滿占據著更為重要的位置。②東南亞條約組織中，盡管東南亞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認可美國所定義的威脅來源，但東南亞小國同樣也警惕這樣一個組織會成為美國干涉內政、影響其自主權的工具，而美國又不愿意為此在聯盟內做出更多制度化的安排來約束自身、進而確保盟友的自主權，最終導致聯盟瓦解。③由此可見，聯盟成員間在有關威脅來源和聯盟的具體功能方面所存在的歧異不僅是美國歷次在亞太所組建的多邊聯盟的特征，而且是導致聯盟失敗的重要原因。

2．聯盟成員地位顯著不平等

在聯盟體系內部，成員國之間地位越不平等，相互制約能力越差，尤其是小國對大國的制約能力，聯盟越容易走向瓦解。④在亞太地區諸盟國中，日本是美國聯盟體系中最重要的國家，這也導致在“太平洋公約”構想中，美國寧可放棄該聯盟計劃也不愿在日本的成員國地位問題上妥協，從而導致了多邊聯盟計劃的破產。聯合行動計劃中，美國對聯盟功能的設定并沒有認真考慮作為核心結盟對象的英、法兩國的實際需求，充分展示了同盟主導國與結盟對象之間地位的不平等，其結果就是利益協調的失敗。東南亞條約組織中，由于東南亞國家與美國之間由實力差距造就的地位的顯著不平等，塑造了聯盟內部安全產品“供給-需求”關系的失衡，最終導致聯盟解體。⑤

3．美國在聯盟內有限承諾

國家結盟的目標是維護國家安全。⑥從這個意義上講，聯盟是否能夠維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聯盟主導國能否給盟國提供充足的安全保障。美歐跨大西洋聯盟盡管盟友之間一度發生爭執，但是在安全問題上，美國一直保持充分的安全承諾，從而確保了該聯盟的持續存在。⑦而在亞太地區，雖然美國一直試圖組建多邊聯盟，但其核心動機在于試圖以最小的成本保證在該地區安全事務中的影響力。⑧因此，在歷次組建多邊聯盟的嘗試中，美國都努力使自身承擔盡可能少的義務和給予盟友最低限度的安全承諾。在太平洋公約中，美國既不愿在限制日本軍備問題上作出承諾，也不愿應英國要求將聯盟范圍擴大至中南半島，從而導致盟友分歧無法調和。東南亞條約組織中，美國的構想是承諾派駐軍隊，而是保持一種機動力量，從而不至于使美國背上太過于沉重的經濟、軍事包袱。⑨由于美國的安全承諾有限，而亞太地區盟友又希望通過與美國結盟獲得安全保障，因此各方之間屢屢難以達成一致，最終使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多邊聯盟一再以失敗而告終。

歷史經驗表明，聯盟是美國二戰后維持在亞太地區霸權地位的主要政策工具，但其聯盟政策取向并不穩定。從美國在亞太地區聯盟的起源和實踐過程來看，盡管美國主觀上更傾向于組建多邊同盟，但一如歷史實踐所證明的，一旦時機合適，美國就會在亞太地區發起建立多邊聯盟的動議?；谶@樣的背景，2017年以來“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的復興更可被理解為美國在亞太地區聯盟政策的歷史延續，而非一種前所未有的重大轉型。

二、“美日印澳”四邊對話：多邊聯盟構想的再實踐

（一）四邊對話機制的歷史脈絡和現狀

“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機制最早可以溯源到2004年印度洋海嘯之后美國所倡議的四國災后救援合作，但此后一直處于沉寂。2017年以來，根據亞太地區的局勢變化、尤其是中國“一帶一路”的推進和在南海地區的活動，美國政府重新定義了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安全關系，將中國和“一帶一路”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①基于此，2017年10月，美高官主動表示希望盡快恢復四邊對話機制。②同年11月，“美日印澳”四國舉行了十年來首次會晤，對于這次會晤，美國稱之為“美國推進地區接觸的新里程碑”③。截止到2021年，美、日、印、澳四方已經舉行了6次會談，同時在會晤級別、討論的議題范圍方面都有了明顯的擴展。2021年3月12日，拜登執政伊始，美、日、印、澳四國首次舉行領導人會晤，標志著美、日、印、澳“四邊機制”（以下簡稱“QUAD”）由部長級升級為領袖級。除了在對話層面協調立場，美、日、印、澳也在這一多邊框架下開展了不少實質性合作，包括四國共同宣布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建設電網；實施“藍點網絡”計劃、擴大聯合軍演的成員范圍等等。除了在四邊機制框架下推進安全和經濟合作，美國也強調價值觀因素在四邊對話機制中的地位。在2017年四邊對話重啟后的第一次會晤后，美國發表聲明稱民主價值觀是四國合作的共同基礎。④同時，四國對話機制還以價值觀為基準界定朋友和敵人，強調民主的“自我”與非民主的“他者”之間的分野。⑤

總體而言，自2017年以來，尤其拜登政府執政后，“美日印澳”四邊對話機制進展迅速，四邊合作的深度和廣度都在不斷拓展，有明顯地發展為“四國同盟”并不斷拓展成員國范圍的趨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美日印澳”四邊對話機制視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構建多邊聯盟的又一次嘗試。

（二）四邊對話機制的特點

從目前“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所展現出的特點來看，其在不少地方與歷史上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多邊聯盟實踐有共同之處，同時也有自身的新特點。

1．動力機制的雙重性

權力考量是美國歷史上在亞太地區組建聯盟的核心乃至唯一動機。動機的單一性制約了美國在聯盟中發揮維持作用的意愿和程度，均把與盟友之間的合作范圍僅限于安全維度，在聯盟內只承擔有限的責任。而“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則不然，經濟和安全構成了美國推動建立四邊安全對話的雙重驅動力。這是由于冷戰后亞太地區的地緣經濟價值不斷凸顯，以及中國快速崛起所形成的對美國在該地區經濟利益的巨大挑戰所致。⑥在雙重動力的推動下，“美日印澳”四邊對話機制自2017年復興以來，合作議題不斷拓展，不僅包括傳統的安全議題，還包括了經濟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地區發展等議題。從組織發展的角度來看，合作議題的泛化雖然不利于各方之間將合作深入，但為各方提供了更多的政策協調空間，對于保持基本合作關系的長遠化顯然是好處的。

2．合作機制生成基礎的深厚性

相較于美國歷史上在亞太地區建立多邊聯盟時的倉促以及聯盟管理過程中的弱機制化甚至“去機制化”而言，在四邊安全合作的組建和管理過程中，美國表現出更大的耐心，同時也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從2004年四國首次救災合作到2017年四邊安全對話的重啟，這期間四邊合作機制遭遇了各種挑戰和阻礙，以至于幾經沉浮。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并沒有像在歷史上一樣直接選擇替代性計劃或直接放棄，而是不斷通過各種顯性和隱性路徑推進這一計劃。⑦美國通過多重路徑力促四邊安全合作機制成形的進程表明，美國在這一問題上具有極其強烈的主觀意愿。與此同時，美國與成員國之間現存的雙邊和三邊合作也增進了各方之間的共同利益以及政策協調慣性，為四邊安全合作的推進打下了深厚的基礎，成為影響“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合作最終命運的關鍵因素。

除了在推動四邊安全合作成行方面不遺余力外，2017年以來，美國為了維持和強化四邊合作，不斷提升其機制化水平、充實合作內容，拓展合作議題領域，力圖使其在實現美國利益需求的同時，滿足其他各方的利益關切。2018年，各方將基建納入合作范圍；2020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各方商討建立與中國剝離的“供應鏈聯盟”；2021年9月四國領導人首次線下會晤，各方一致同意在抗疫、基建、氣變、教育、科技、網絡以及太空等七大領域開展合作。①合作領域的不斷拓展不僅表明四國之間的互信和協作水平提升、聯系更加緊密，更為重要的是，這也向日印澳三國以及四邊機制可能擴員的潛在對象表明，美國正在“回來”，愿意為其所定義的地區秩序和盟友的利益付出更大的成本。

3．成員之間對共同威脅感知的差異性

“美日印澳”四邊對話雖然在2017年重啟后發展迅速，但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各國之間雖然加強多方合作、制約以及在對抗中國上有共同利益，但四國之間實則存在很大的分歧，嚴重阻礙著四邊對話發展為聯盟。②這種分歧突出表現于四邊對話幾次高官會后都沒有發表《聯合公報》。具體的看，美國和日本在對華立場上更強硬也更鮮明，因此希望四邊對話能更進一步深化；而澳大利亞和印度則由于與中國之間密切的經濟貿易往來，以及印度本身不希望過分刺激中國的意愿，因此更傾向于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合作，而不愿成為中美對抗的犧牲品。③這種對四邊合作的基本戰略定位的認知差異，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各方之間共享國家利益的缺失，制約著“美日印澳”四邊對話向更深入的方向發展。

之所以出現威脅感知程度的差異，核心原因在于聯盟成員國與針對對象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和相互依賴性。在太平洋公約、聯合行動計劃以及東南亞條約組織中，受冷戰大背景制約，聯盟成員國與聯盟所針對的對象蘇聯之間的關系基本處于涇渭分明的狀態，既不存在密切的貿易和技術往來，也不存在安全相互依賴的需求，雙邊關系具有顯見的單一對抗性。而在當前，“美日印澳”四國均在不同程度上與中國之間存在著經濟或安全議題上的合作，很難將其各自與中國的關系界定為單一的朋友或敵人，例如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是澳大利亞和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④中印兩國同屬發

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地區安全等諸多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與合作。美、日、印、澳各自與中國之間關系的多元性質決定了在對華關系上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此在對華政策上也難以完全協調一致。

三、四邊安全對話同盟化的影響因素

（一）主導國的意愿是影響聯盟化的首要因素

聯盟的本質是一種有關安全產品的交易，無論是主導國還是追隨國，要想獲得同盟的收益，都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⑤其中主導國所愿意承擔的成本范圍對聯盟的存廢尤其重要。主導國組建聯盟的意愿越強，所愿意承擔的成本也更多。在歷史上亞太地區的多邊聯盟實踐中，美國組建和維持聯盟的意愿并不是很強烈，由此導致美國在其中只保持有限承諾，在聯盟遇到阻礙時也不愿付出更多的成本，最終導致聯盟計劃的失敗。但是在四邊安全對話機制中，美國展現出了更大的合作決心，這突出表現在近幾年來四邊安全對話會晤級別不斷升級、議題領域不斷拓展、軍事合作水平不斷提升等一系列進展。此外，由于中國的崛起以及中美戰略競爭構成了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發展的核心動力，因此只要中美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不變，美國就有堅定的決心和持續的動力推動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的發展。而這種決心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構成了四邊安全機制同盟化的推動力之一。盡管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曾表示，四邊機制不是軍事聯盟，不是新的北約，而是“四個民主國家在經濟、技術、氣候和安全等基本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機會”①，但是就主導國的意愿而言，由于美國的強烈意愿以及在此意愿驅動下所愿意付出的更多成本，將會推動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在未來進一步升級，但是否會演變成一個正式的、傳統意義上的同盟，還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響。

（二）整體國家利益差異是影響同盟化進程的關鍵因素

整體國家利益，是一定時期內國家客觀存在的最高利益。整體國家利益決了國家的外交姿態和外交原則。②無論從地緣政治位置、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還是經濟、政治文化的角度而言，美、日、印、澳都是完全不同的國家，各自對整體國家利益的界定也存在著鮮明差異。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在于捍衛其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利益，因此對聯盟的需求程度最高。在“特朗普主義”的沖擊下，澳大利亞在近年來“努力將聯盟引向更廣泛的印太，并愿意分擔更廣泛的印太安全責任”，③這也導致澳大利亞同樣有極強的動力推動四邊安全合作同盟化。日本的整體國家利益在于擺脫戰后體制，謀求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世界政治大國地位。④就此而言，日本有較為強烈的動機將美日雙邊同盟轉變為一個多邊聯盟，以便在制衡中國的同時平衡美國的影響，但是受制于與中國之間關系，其意愿較之于美國與澳大利亞又稍弱。印度自2014年來開始以“領導型大國”定位推進外交戰略，這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其外交政策中的平衡取向。在參與四邊安全合同的同時，中俄印外長第十八次會晤順利舉行并發布了聯合公報，在有關議題上表達了對美國的不點名指

責。⑤這表明，印度對四邊合作同盟化的需求并不強烈。

總體而言，美日印澳四國雖然在“制衡中國”的名義下進行合作，但由于整體國家利益的差異，各國對四遍合作同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從而限制了四邊合作演變成多邊聯盟的進程。

（三）中國是四邊安全對話同盟化的核心干預變量

在四邊安全對話的發展和同盟化進程中，中國及其崛起所帶來的亞太地區秩序的變化就是其“威脅制衡”的對象，是該機制過去及未來發展的主要動力。但同樣重要的是，中國與美、日、印、澳之間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早已形成復雜的相互依賴關系，中國的強大對四國而言不僅是威脅，同樣也是發展的機遇，在后疫情時代更是如此。正是這種相互依賴關系的存在，賦予了中國極大的外交活動空間，從而影響四邊安全對話同盟化的進程。盡管中國的崛起勢成必然，但其體系結果并不一定是“反華聯盟”的形成，這是因為中國有條件在崛起過程中主動作為，通過踐行合作共贏的外交理念、開展積極的外交活動、加強經貿互惠合作等來使自身和平發展的意圖可信化，緩解四國的安全焦慮，弱化其通過結盟來制衡中國的動力，從而預阻聯盟的形成。

除了中國與四國之間關系的復合相互依賴性以外，美日印澳四國之間本身的分歧與外交政策優先事項的差異也同樣賦予了中國實施“楔子戰略”的空間。比如，印度是四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在諸多國際議題上與中國存在共同利益，而非其潛在盟友美日澳，這也是此次中俄印外長會晤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的重要原因。同時，即使在面臨中印邊界沖突的情況下，印度依然沒有加快與美國結盟的步伐，反而與中俄達成重要共識這一事實本身也表明，中印關系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壞，美印關系也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因此只要中印關系處理得當，四邊安全對話就不可能走向同盟化。同樣對于日本和澳大利亞，雖然它們與美國的關系比印度更為密切，但是對“自由而開放”的地區秩序的追求超過對“對抗性”的追求，因此在處理對華關系上也比美國更多了幾分糾結，賦予中國以外交活動空間。⑥

四、四邊對話機制同盟化的前景

首先，四邊對話機制發展的基本動力更強且將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在。歷史的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每一次多邊聯盟嘗試都是對地區權力格局變化做出的反應，換言之，多邊聯盟是美國應對威脅的產物。2017年四邊安全對話的復活以及美國態度的轉變，同樣也是對中美競爭作出的反應。因此，中國的崛起以及中美戰略競爭構成了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發展的核心動力，只要中美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不變，美國就有持續的動力推動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的發展。

其次，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在2017年復興后如火如荼的發展態勢并不能改變成員國之間存在利益分歧的事實。美、日、印、澳在四邊合作中的分歧，不在于細枝末節的具體政策上的分異，而是在于對合作機制的性質認知、參與合作的特殊利益動機差異等方面。①例如東盟的地位問題、對抗中國的程度問題等都是四邊合作的分歧點所在。由于導致這些分歧的原因是復雜而深刻的存在于各國的國家利益之中，因此在短期內難以調和，將持續影響美日印澳四邊合作的進程。

第三，作為四邊安全對話機制主要成員國的美日印澳四邊均在不同程度上與其針對對象中國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這種復雜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的聯盟化進程。美日印澳在將中國視為安全威脅并試圖加以遏制的同時，又希望與中國保持良好的貿易合作關系，并且希望中國在某些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大作用，因此各國在對華態度上具有顯著的兩面性，而這種兩面性的存在，促使各國在推進四邊安全對話機制聯盟化的過程不得不認真考慮這一行為所導致的與中國關系惡化而可能產生的巨大成本，以及這種成本是否可以通過聯盟行為得到的收益來加以平衡，由此制約著四邊對話機制的聯盟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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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侯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