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轉換：易地扶貧搬遷民眾的文化適應性研究

蔣平英

摘 要：易地扶貧搬遷使得農民被迅速的轉化為城市居民，搬遷民眾不僅需要面對外在身份的轉換，更需要內在文化的適應，文化適應影響著少數民族易地扶貧搬遷民眾的后續發展與融入?；趯τ赒縣易地扶貧搬遷民眾調查，當易地扶貧搬遷民眾從世代居住的空間進入到政府重構的空間中，原本熟悉的生存環境、語言環境、生產方式、娛樂空間、身份等發生轉變，面對新的生存空間，由于搬遷民眾自身局限性、民族習慣、思維差異等因素，搬遷民眾文化適應問題顯現。因此，在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中，要重視搬遷民眾傳統的文化習俗、構建多民族互嵌型社區環境、增強民眾群體的共同體意識等方面加快少數民族易地扶貧搬遷民眾文化適應，使其更好地融入新的生存空間。

關鍵詞：空間轉換；易地扶貧搬遷；少數民族民眾；文化適應

中圖分類號：C915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12 — ００84 — ０6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已經進入后續扶持階段，要做好易地扶貧搬遷的后半篇文章，促進易地扶貧搬遷民眾的文化適應至關重要，關系著搬遷社區社會穩定，影響著民眾群體未來的發展。文化適應能夠反應一個人類群落的文化特性，同時顯示文化的功能，是文化對不同環境的融入。而文化本身具有復雜性與多樣性，在同一環境中，相異的文化相互影響，來調節自身與外界環境的融入程度。人們在不斷遷移中，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必然會與當地文化進行融合，搬遷民眾與遷入地居民在接觸過程中，原本固有的文化體系就可能出現斷裂，甚至是消亡，這就可能導致二者之間文化上的不適感更加強烈。經過筆者調研，在易地搬遷社區，多元文化共存，文化上的不適應是影響搬遷社區民眾社會融入的重要內因。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與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給文化適應定義為“當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體進行持續的、直接的接觸之后，雙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發生的變遷?！保?］這表明，當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群體進入到同一個生活空間，不同的文化系統直接的、持續的、長期的接觸，一方或者雙方原有文化模式會發生變遷。易地扶貧搬遷改變了各族民眾文化生存空間，而“任何一種民族文化，作為一定的整體，實質上都影響著民族共同體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性質?！保?］“文化的適應性，既反映于任何類型的文化，在其主體的作用下，都能適應其主體生存的需要上，還反映于通過變革和創新，文化也能適應其主體發展的需要?！保?］對于一個由搬遷形成的新群體，文化是影響能否適應新環境的重要因素，而適應程度的強弱，則是有擁有這種文化的個體所決定。所以，由易地扶貧搬遷民眾文化適應程度是由民眾自身所決定。易地搬遷民眾文化適應性的研究，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例如楊甫旺以云南省永仁縣異地扶貧搬遷民眾為例，對于從民眾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身份等方面的適應性進行分析研究。［4］羅承松對云南省鎮沅縣恩樂鎮苦聰山寨進行研究，認為要通過市場機制培養社區內部組織能力，促進傳統文化的認同與整合，增強文化的適應性。［5］蒼銘對苦聰人定居問題進行研究，提出實施民眾計劃時應該充分考慮民眾的文化適應問題。［6］丁鳳琴認為民眾民族、年齡、民眾時間對生態民眾文化適應的影響作用顯著，政府應著力對不同民族、年齡和民眾時間的生態民眾進行有針對性地教育。［7］綜上所述，隨著生存空間的轉換，人物的角色與身份發生變化，在新的文化系統中，想要獲得更好的發展，不僅需要政府對外部環境的營造，更需要搬遷民眾自身的文化適應。

十三五時期，貴州Q縣易地扶貧搬遷總人數五萬多人，從搬遷民眾的文化背景來看，包括苗、布依、彝族等各少數民族。例如A鎮整鄉搬遷民眾中，生活著苗族和彝族，其中苗族占72.3%、彝族占26. 4%，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98.7%，是典型的民族聚

居地，民族文化保存比較好，具有獨特的民族特色。實施易地扶貧搬遷之后，民眾離開世代居住的生存環境，生產生活方式、人際交往、語言環境、習俗環境等都發生變化，易地扶貧搬遷民眾能否適應這些變化，融入進新的社會環境，從農民成功轉化為市民，關鍵取決于民眾對遷入地的文化適應程度。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群體生活在同一個社區，通過直接的、持續的接觸，文化變遷隨之發生，在此基礎上，民眾群體的文化適應問題必然出現。

二、從農村到城市：易地扶貧搬遷民眾的文化適應分析

易地扶貧搬遷民眾的特點是在農村出生、成長，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搬遷到城鎮生活，從農業轉向服務業或工業。由于易地搬遷民眾原本生活的地域具有多樣性，都有相對固定的生活區域，有共享的文化基礎，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自然村落，因易地搬遷政策，這一群體集體進入到新的居住群體之后，形成新的群體空間，原來固有的熟人社會圈子被打破，由同樣的經濟條件、環境氛圍、教育背景之下，因搬遷組成新的社會群體，并產生新的網絡關系。在搬遷社區生活的民眾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群體，既帶有原生的文化特征，又融入新的文化特征，整個過程是搬遷民眾自我重構的過程，從居住空間、生計方式、語言、習俗等都需要一個適應階段，不斷地做出自我調整，適應因空間轉換帶來的不適。

（一）易地扶貧搬遷民眾居住空間適應

從表層現象來看，易地搬遷最大的變化是居住環境的轉換，民眾的生存空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農村到城市，生存空間發生改變。于Q縣易地搬遷民眾來說，原本生活于農村，是由多個獨立的單元共同組成的生存空間，這種空間相對獨立性較強，但由于地緣的關系，相互獨立的同時聯系卻不分隔。居住環境是各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基，易地扶貧搬遷極大地改善了民眾群體的居住空間，Q縣大部分搬遷民眾搬遷前居住地屬于高寒山區，屬于偏遠的農村地區，基礎條件不完善，而整個村寨就是搬遷民眾的生活空間。例如A鎮搬遷民眾，搬遷之前大部分彝族和苗族分散居住在大山山頂、山脊或山腰上。幾乎所有的生活物資，都要從幾十公里外的其他鄉鎮購買，上山下山全靠人背馬馱，生產生活空間，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民眾搬遷到A鎮之后，房屋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整齊劃一的二層別墅，項目配套建設相應的綠化帶，還有商業中心、餐飲街、工坊街、小吃街、幼兒園、衛生服務站、社區服務中心、社區文化活動站、儲蓄所、消防控制室物管用房等現代化配套措施，民眾搬遷后生活便利。從農村到縣城，居住環境得到極大的改善。

（二）易地扶貧搬遷民眾生計方式適應

就易地搬遷扶貧的對象而言，多數是以農業生產為主，每年按時節從事農事活動，生存幾乎得到保障。然而，以農業為主的生計方式固然可以保障貧困人口的溫飽，人們生活的風險很小，具有固定性，除非遇到大災大難；與之相對的是搬遷后的生計方式，多數從事的是非農產業，有的甚至于之前的生計方式完全不相干，這就導致生活收益的來源的不固定性，生活風險成倍增加。易地搬遷民眾在新的生存環境中，面臨內部的文化適應與外部的文化認同。在調研的過程中發現，從動員搬遷到后續扶持中，搬遷移民最擔心的是生計來源得不到保障，搬遷后的生活面臨不可知的風險，這是導致民眾不愿搬遷的最大因素。易地搬遷之后生計方式的改變，生產強化了生產時間與勞動價值的觀念，人們生產生活節奏的加快，消費呈現多元化，進而生活成本提高。對于新進入城市的搬遷民眾的生產生活都造成一定影響。

就Q易地搬遷扶貧民眾而言，大多數人的選擇是發展種植養殖或是外出打工，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現象嚴重，存在許多社會安全隱患，家庭經濟來源比較窄。搬遷之后經濟收入來源多樣，家庭經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政府為提升搬遷民眾技能采全員技能培訓、安排公益性崗位、有組織的勞務輸出等方式，提升搬遷民眾的技能，促進搬遷移民充分就業。

（三）易地扶貧搬遷民眾語言與社會交往圈適應

Q縣安置的社區中，民眾遷出地不一，鄰里之間的背景相互不了解，同一個區域，個體家庭的交流較少。而語言作為人際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形式，在調研的過程中，搬遷的少數民族民眾幾乎都是說本族的語言，村干部在召開村民會議或者集體議事的時候，都是用少數民族語言，而同一民族語言本是身份認同的標志之一，更是人際交流溝通不可或缺的載體。在新的居住環境中，搬遷民眾面對是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交流就存在一定的障礙，尤其是老年人與部分不識字的成年人，這就使得人際交流的圈層縮小，不利于同一社區搬遷民眾之間人際關系的建立。

語言作為人類交流溝通的符號，與其存在地理環境、文化語境、個人經歷、使用區域等不同而呈現復雜性，在熟悉的環境中，個人的語言表達、行為習慣、動作符號、表演等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都可理解，也是個體可以控制。同時，人際交往之間非語言性的表達應用也很廣泛，有的只能在特定生存空間背景下使用，也只是熟知的人群能夠理解。如果使用不當，或者一些場合使用，就容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因此，易地搬遷民眾是從農村直接進入城市，人際關系與交流圈層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在易地搬遷進城之后，這一共同體就會被分散，人們交流共同方式也隨之改變，由于居住空間的獨立性和單一性，人們交流圈層急速縮減。個體之間的交流進一步減少，尤其是鄰里之間，每個家庭忙于自家生計，沒有多余的時間、空間、精力去固化鄰里關系。在調研過程中，許多民眾都認為搬遷以后，人際關系溝通與交流圈層減小。首先是親戚之間的聯系減弱，由于距離遠的原因，走親戚不方便?！拔覀円妥搴枚喽际怯H戚，現在他們搬到小鎮，如果有事情，除非是那種很親很親的，我們人才會，不然我們都是請去的人家帶禮，人不去。以前離得近，凡是有事我們都會去，現在太遠了，不方便?！雹俅送?，由于大家都住的是獨戶的樓房，門對門都有可能不認識，大家都是陌生人，見面也都不打招呼的，如果家里有事情需要幫助，連個熟悉的人都沒有，親戚離得遠幫不上。這就造成在新的生存環境中，易地搬遷民眾在人際關系上的障礙，人與人之間相互形成一個孤立的個體，進而使得舊交流圈層的斷裂。

（四）易地扶貧搬遷民眾娛樂空間的適應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形態中，時間與空間是最為重要組成形式，閑暇時空的消遣方式與時間、空間都有直接聯系，閑暇時空消遣是以人為中心，是人對于時間與空間的有效使用，閑暇時間不僅影響消遣方式的選擇，生活的空間更是早就消遣方式的形成。因此，在生產生活方式極大改變的情況下，對于時間和空間的安排也是隨之而變。

易地搬遷民眾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從一個熟人社會到一個陌生社會，閑暇消遣方式也要發生變化。就易地搬遷群眾而言，在搬遷之前，多數與農業生產為主，每年的閑暇時間有很明顯的季節性，春耕秋收后是很多重大活動舉行的時間，這也是人們強化人際關系的時節，大家的閑暇時間一致，男女老少忙完農活，走親訪友、串門聊天都是比較平常的事情，也是閑暇時間的消遣方式之一，在一起聊天的話題都有共通性，彼此之間能夠理解聊天的內容。在農村，閑暇時空擁有最多的屬于老年人，對于年紀大的人來說，村里的同齡人幾乎都有著相同的時代經歷，大家在勞動之余回憶往昔都是一種休閑放松的方式。對于兒童來講，學習完之后的閑暇空間課選擇的活動很多，空間范圍也比較開放。同時，休閑消遣的場地從田間地頭到路旁房角，都是比較隨意的地點。在農閑時節，婚喪嫁娶活動也比較多，人們在相互幫助的過程中，消遣娛樂的活動參與其中，許多娛樂活動男女老少都會參與，參與度很高。一旦選擇搬遷，以農業為主的生計轉換成非農的事業，閑暇的時間更加充裕，季節性的閑暇消遣特征不在凸顯。而強壯勞動力外出務工，或者從事政府安排的工作，或者在附近打短工，都是有固定的勞動時間，工作之余的休閑時間是較為規律和短暫的，而對于老年人，整天都變成閑暇時間，熟悉的同齡人都分散于各處，失去了共同話題的朋友，因而閑暇時空的消遣方式也就變得單一。而休閑消遣的場地變得狹隘，固定的場所，比較現代化的娛樂設施，而對于一直在農村生活的老年人來講，許多娛樂設施的使用方法都比較難。

三、影響易地扶貧搬遷民眾文化適應進程的因素

在政府要為搬遷民眾重新構建一個居住空間里，推進搬遷民眾的市民化轉換與搬遷民眾文化適應進程中，面臨搬遷民眾地新環境的恐懼、思想的保守性、固守傳統文化等復雜的困境，影響易地搬遷民眾的進一步發展。

（一）搬遷民眾對于環境改變的恐懼

易地搬遷民眾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中，而這個全新環境的生存規則、生產活動等等都是與原本生活環境不同，搬遷民眾必須重新規劃未來的生產生活，這就可能導致未來生活的不安全感，從而對未來生活的規劃具有不確定性。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說，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是物質需求，只有在滿足這一需求之后才會有更高層次的需求，而從農民理性的思維來講，生存安全是最主要的，只有在保障生活安全的基礎上，才會盡可能地考慮長期的規劃。

在調研過程中，提到易地搬遷扶貧政策，動員易地扶貧搬遷初期，許多貧困人口都會用“害怕”“擔心”等詞語對于這一事項表達感受，作為應對新事項可能產生風險的反應，本身具有復雜性，貧困人口本身的認知體驗、文化背景都是影響民眾判斷的因素?！拔覀冏侄疾徽J識幾個，去城里面路找不到，在那兒吃棵蔥都要買，喝口水都要錢，講話人家也聽不懂，我去了以后怕生活不下去?！雹儆捎谖幕刭|、生活成本、語言的差距，搬遷民眾對于搬遷后的生活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诖?，貧困民眾無法避免可能出現的風險，出于自我安全的考慮，就是保持當下的生活狀態不改變。實際上，易地搬遷以后，人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選擇變得多樣化，貧困人口提高自身經濟水平的渠道更加多元。從已經成熟穩定的社會秩序的角度來看，搬遷民眾生活的區域的社會秩序是穩定的，在固定的社會結構之下，人們生產生活都得到了保障。搬遷進城以后，新的社會規則或社會秩序，使得個體處于新的規則和秩序，熟人社會中所建立的安全感到陌生的社會結構中就失去效用，其內在原因是人們對于重新建立社會秩序的思想過于保守，對于新的事項缺乏深入了解。因此，搬遷民眾對于新環境的恐懼思想成為影響文化適應的內在的要素。

（二）搬遷移民思想觀念保守性

觀念是一個人對于客觀存在形成的認識，也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對事物的看法，不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對于客觀存在物都有一個或系統、或分散的認知體系，會產生不同的認識。思想觀念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為民眾的行為選擇提供一套思想機制，從個體到家庭的行為受到這種機制的約束。易地搬遷民眾作為扶貧政策的受益主體，其思想價值觀念對于調整個體家庭的選擇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觀念。思想觀念表現出的是個人與生存環境所達成的價值判斷，貧困人口的思想觀念受到生存環境的制約，個體的價值判斷基于所熟悉的情景，對于新的場景的選擇與適應都受到固有觀念的約束，這就是民眾思想觀念保守性的體現。

每一個個體或群體都有一套明確的或不明確的獨立思想觀念，對易地搬遷后生活的不確定感充斥于民眾的認知中，在原來生活環境中習得的能夠安身立命的思想觀念面臨新的困境。故而，在易地搬遷扶貧政策的推行中，政府更注重的是民眾思想意識的引導，民眾需要轉變保守的思想觀念，創造性的進行思想觀念的更新。然而，民眾都有固守的傳統，來自世代傳承的價值觀念、習俗都是影響搬遷移民文化適應的阻力之一。

（三）固守傳統文化不愿改變

每一個群體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文化是每一個個體性格、習慣、處事行為形成的決定因素，在同一地域上所形成的思維習慣經過長期的積淀，形成固定的傳統，這影響著生活再其中的每一個個體。傳統本身不是一層不變的，而是隨著現代性的變遷而不斷調整其內在的結構。生活環境的變化引起民眾約定俗成的習慣發生改變，許多屬于民族習慣性的文化消逝，這對民眾來說不僅僅是空間居住環境的轉換，更多的是民眾的自我重構。

在調研過程中，部分搬遷老年人如今依然難以適應搬遷后的生活，尤其是少數民族喪葬習俗，許多老年人是無法接受火葬，生活上的不習慣是可以慢慢適應與調節的，而喪葬就涉及到復雜的傳統文化與及民眾價值取向。傳統喪葬是一個群體世代相傳的文化形式之一，與生存空間的環境緊密相連，人們從思想到行為上都已經接受了這樣的傳統。伴隨喪葬傳統的是固定的場域，以及一系列儀式活動，每一個儀式都有其固定的功能性。搬遷后，生存環境發生變化，舉行各種儀式的場所發生轉換，儀式的功能性也就失去了原生性的土壤。由此可以看出，讓民眾脫離固守傳統的生產生活模式是困難，而每一種生產生活模式都是區域文化或者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現，民眾在固守傳統不愿意改變是蘊含復雜的文化內涵，成為搬遷民眾重塑文化傳統的重要阻力。

（四）搬遷民眾自身缺乏自信心

在日常的生活中，現代背景下，民眾自信心的缺乏是對于自身能力不足的感知以及“負面”情緒的現實表達。易地搬遷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表現為個人與社會變遷之間互動選擇，在整合各種社會資源的基礎上，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適應社會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這種適應是與個體在社會中的參與度深淺相關。易地搬遷使得貧困人口從生活節奏緩慢的環境，進入快節奏的生活環境，最先感受的是不適應當前的環境，他們會對于自身能力、別人對他的態度、自我觀念都進行審視，并與周圍的人進行比較，從自身視角去觀察需要適應的社會環境，從而對自身的優劣做出比較。尤其是面對競爭激烈的社會，易地搬遷民眾很容易就對自身缺乏自信心。在調研過程中，我們訪談后發現，許多搬遷民眾對自身缺乏自信，無論是在語言表達，還是行為處事、生產技能等方面都存在自信心不足，自卑感強烈，這種情況尤其是在少數民族的身上比較明顯，這也是影響易地搬遷民眾文化適應的重要因素。例如：“我們民族這個衣服不好看，又麻煩又難做，我不喜歡穿出去，怕人家笑我?！雹佟拔覀兊拿褡逡路沂窃诩掖?，但是到外面務工就不穿，怕人家笑我，看著我們很奇怪，我在外面打工從來不穿我們衣服”。②上述兩個案例可見，部分少數民族對于自身文化信心不足，進一步延伸到個體的自卑感，在于外界交流的過程中，有意識地避免帶有本民族特征的習慣。

作為參與主體，對搬遷后的生活缺乏信心，在推行易地搬遷政策時，是不可忽視的現象。搬遷民眾對自身能力認識不清是導致自身信心不足的原因之一，生活相對自由的環境中所形成的生產技能可能不適用于新的搬遷環境，這就造成民眾對自我價值的不確定，影響了搬遷民眾對于自身文化的展示與肯定。

易地搬遷是對貧困人口生存空間的位移，也是人類的對于居住空間的自我構造，在安置地新建的社區空間，已然與原初的社會文化隔斷，搬遷民眾對于新的環境生產生活、文化、心理的適應都需要長期的過程。然而在現行的易地搬遷政策中，更多的是針對民眾社會經濟未來發展方向，對于加強易地搬遷民眾適應性的政策比較少。一個社會秩序的良性發展需要一個科學合理的運行機制，政府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使得民眾在安置點穩定下來，離不開對民眾文化適應路徑的思考。

四、加強易地扶貧搬遷民眾文化適應性路徑思考

易地扶貧搬遷移民文化適應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在推進移民文化適應的進程中，不僅要重視搬遷民眾固有的傳統背景，而且要打造一個包容性的互嵌型空間，解決移民焦慮的生計問題，更重要的是保障易地搬遷民眾后續發展的措施。

（一）重視搬遷民眾的固有習俗

易地搬遷實現了空間轉換，這個空間轉換不僅僅是生活環境的轉變，還有人類長期傳承下來的風俗習慣也要隨之發生轉變。尤其是苗族、布依族、彝族等部分少數民族，與生產生活伴生出的風俗習慣，特定場景的復雜儀式及其象征意義，都是與生存環境緊密聯系。社會環境的變遷引起文化的變遷，由于文化生存的環境的改變而出現不同特點。易地搬遷改變了民眾生活的場域，搬遷民眾人口向安置點分散流動，割裂了傳統習俗中民眾互助交往的基礎，使得搬遷民眾固有習俗難以維系，這就導致民眾對固有習俗的改變產生的抵觸心理。因此，解決好搬遷群眾的文化適應性是一項復雜的工程。

對于Q縣的搬遷民眾而言，在原居地的房屋幾乎是每家獨立的小樓，既是居住環境又是婚喪嫁娶等活動的場所，是集多種功能于一體。因此，政府為搬遷民眾打造新的居住空間，必須考慮搬遷民眾的歸屬感問題，盡可能的重塑原居地的風貌。對于新的居住空間，人們看不見鄉愁，沒有歸屬感，這是搬遷民眾不愿意搬遷的原因之一。從政府角度而言，必須重視搬遷民眾的固有習俗，尤其是一些有特殊功能與意義的場所。從民風民俗的實地調查到移風易俗場所的重塑，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資源。重視搬遷移民固有習俗，為其營造公共民俗活動場所，既可以解決搬離故土民眾習慣所需，也可以為不同背景文化的民眾提供交流場所。

（二）營造民族交流交往的社區氛圍

易地搬遷民眾的適應性中重要的是社區融入問題，生存空間的轉化，帶來的是社會關系的解構，在政府自上而下推進搬遷的原則下，易地搬遷民眾搬入城鎮周圍社區，能否適應新的生存環境，如何快速讓搬遷群眾融入遷入地生活，這就需要打造一個能夠充分融合搬遷民眾的社會空間。打造能夠融合搬遷群眾生活的空間，是搬得出、穩得住的關鍵。

Q縣易地扶貧搬遷社區人員是有全縣各鄉鎮搬遷而來，民族、文化、語言、習俗等都存在差異。為了消除搬遷民眾之間的陌生感，營造和諧的社區氛圍，搬遷社區極力打造一個包容性的社區空間，讓搬遷民眾都能參與社區建設中，盡快融入新環境，各社區根據社區民族特點，開展不同的活動，如S街道民眾來源于12個鄉鎮，主要居住有漢、布依、彝、苗等民族，少數民族占98.2%。民族之間差異巨大，民族文化氛圍濃厚，為了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消除民族之間的距離感，街道積極組織搬遷民眾參與一系列活動，同時依托各民族的特色文化，舉辦彝族火把節、苗族繡花節等，旨在各民族之間相互學習、尊重風俗習慣，共建和諧社區。此外，還同步建成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益童樂園、新時代數字電視農家書屋、新市民體育廣場等便民設施，讓各搬遷民眾共享共樂，為搬遷民眾更好更快地適應新的社區環境。

（三）提升搬遷民眾的知識技能

易地搬遷最急需解決的就是搬遷群眾的生計問題，民眾是否能夠生存下去，是由最基本的生活條件所決定，如果生存都無法保障，已經搬遷的可能出現返鄉。因此，在知識、技術、信息時代，貧困人口自身的內源性能力建設是提升搬遷民眾適應性的重要因素，搬遷民眾在城市文化背景下的謀生手段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只有提高自己知識技能增強自己的適應能力。

Q縣易地扶貧搬遷社區，牢牢握培訓就業核心，大力推動搬遷群眾就業增收。把搬遷勞動力全員培訓擺在首要位置，采取“人社中心+勞務公司+企業”一體化培訓模式，因人施教、分類施策，采取中長期、短平快培訓、以崗代訓等方式相結合，開展家政、廚師、電子商務、旅游服務、園林綠化、刺繡等技能培訓，讓搬遷民眾學習新的技能，提升知識技能，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同時，在搬遷社區附近建設產業園區，引進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搬遷的勞動力，千方百計地增加搬遷民眾的經濟收入。

（四）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

社會保障服務體系的完善是搬遷群眾最后一道保障措施，是搬遷群眾穩得住的最后一道防線。搬遷群眾到新社會空間生存，有強烈的恐懼感和未知感，而完善的社會保障服務能帶給搬遷群眾安全感。一是統籌好就業、就學、就業問題。安置點內統籌安排好就業、就學、就醫三大問題，不能讓搬遷群眾看不上病、上不了學、吃不上飯。二是完善便民利民服務。按照新市民居住區基本服務設施建設標準，建設標準化的黨群服務中心、就業創業服務中心、衛生服務中心、綜治中心、文化服務中心、老年服務中心、兒童服務中心、綜合便利店等，為群眾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務，為群眾打造宜居、宜業、方便、快捷的新市民居住區。三是強化社區網格化管理。街道、社區、樓棟（片區）三級網格，創新組建“五員”網格員工作隊伍，探索“五員隊伍+”網格化管理模式，形成共“黨委、政府—黨支部—黨員、街長、結對幫扶干部—新市民”同參與的工作格局，全面壓實工作責任，進一步推進了和諧社區的建設，促進民族穩定、和諧發展，提升搬遷移民的安全感、歸屬感和幸福感。

五、結語

易地扶貧搬遷成為貧困程度極深地區快速擺脫貧困的重要途徑，不僅可以促進城鎮化，而且是縮小城鄉教育不均衡的手段之一，更是提升人口素質與減少城鄉貧富差距的重要契機。易地扶貧搬遷作為城鎮化進程的一種趨勢，由搬遷民眾組成的群落的傳統與城市的現代性相互交織，傳統文化發生變遷成為必然。在原居地，民眾生產、消費，物質的進入與輸出之間，都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相對平衡的狀態。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中，其中某一因素的變化，必然引起其它相應的要素的變化。易地搬遷后，居住環境要素的改變引起搬遷民眾文化場域上的改變，每一個個體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場域中長期生存，會與場域文化緊密聯系，民眾從原有的文化環境中進入到由城鎮化所構建的文化體系中，由于民族心理和風俗習慣的不同，加上地域、歷史和文化的差異，而易地搬遷不僅要沖破體制的障礙，還要突破文化體系的束縛。因此，重視和關注影響易地扶貧搬遷民眾做出決策與及探討對未來環境的生存和適應狀況的路徑，對于促進易地搬遷民眾適應融入城市生活，有著重要意義。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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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