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實踐邏輯及啟示

湯儷瑾 王成才

摘 要：中央一號文件是對我國“三農”問題頂層設計的政策性文件，代表著國家治理“三農”問題的權威。近年來，關于應對“三農”問題以及如何做好脫貧攻堅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等話題的論文層出不窮，但從國家政策文件的視角專門研究和梳理我國鄉村文化演化發展邏輯的文章卻并不多見。因此，本文從歷年中央一號文件出發，梳理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即服務于保障農村改革的意識形態方向、致力于建設農村公共文化空間和服務方向以及著力于樹立民族文化自信方向。并對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實踐邏輯分別從建設主體、建設內容和建設方式三個方面進行論證，即建設主體從單極化走向多元化、建設內容從單一化邁向豐富化、建設方式從單調化趨于多樣化。最終得到關于鄉村文化建設的幾點有益啟示，即堅持黨和國家的政策性引導、堅持多元主體共同發展以及堅持創新多樣的鄉村文化發展方式。

關鍵詞：鄉村文化振興；文化政策；演化邏輯；中央一號文件

中圖分類號：G120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12 — ００71 — ０6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中央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鄉村要振興，文化必先行，鄉村文化的發展深刻影響著我國鄉村整體發展的內在價值向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緊迫任

務?！保?］因此，要著力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推動鄉村文化振興。［2］中央一號文件是對我國“三農”問題頂層設計的政策性文件，代表著國家治理“三農”問題的權威。近年來，關于應對“三農”問題以及如何做好脫貧攻堅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等話題的論文層出不窮，但從國家政策文件的視角專門研究和梳理我國鄉村文化演化發展邏輯的文章卻并不多見。因此，本文從歷年中央一號文件出發，通過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對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實踐邏輯分別從建設主體、建設內容和建設方式三個維度進行系統梳理，并挖掘出隱藏在實踐邏輯背后深層的政治話語需要、經濟體制發展和社會性原因，最終得到關于鄉村文化建設的幾點有益啟示，即堅持

黨和國家的政策性引導、堅持多元主體共同發展以

及堅持創新多樣的鄉村文化發展方式。

一、我國鄉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

鄉村振興不僅要塑形，更要鑄魂，［3］鄉村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的任務。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以及

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的影響等，我國針對鄉村

文化建設出臺的政策呈現出幾大階段性的特點。

（一）第一階段（1982-1986）：服務于保障農村改革的意識形態方向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始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拉開大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村地區經濟改革的平

穩運行成為那一時期國家的重點任務。因此，鄉村文化建設必須服務于農村地區經濟體制改革這一主題任務上。然而這一進程還受到當時農村干部和群眾的思想水平、認識狀況等因素的限制。

由此，中央一號文件在這一時期開始關注于加強農村的思想道德建設水平。1982年、1983年和1984年連續三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涉及到農村思想道德建設的方向。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以“關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層組織建設”為相關主題，提到黨在農村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與此同時，農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環節還很薄弱。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把農村經濟工作做好，可以更好地促進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其特殊性的，要想保證農村各項改革的有序運行，只搞好經濟是不夠的，必須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從中不難發現，這一時期黨和國家建設鄉村文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保障農村改革的平穩健康發展。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指出，農村的商品經濟發展得越快，程度越深，就越需要加強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這些政策的落地確實為當時農村地區各項改革的推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鄉村文化政策提出要建設農村精神文明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但實質上更側重于建構意識形態領域的導向性。以思想政治教育統攬我國20世紀80年代鄉村文化建設，這是農村改革保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保證和現實要求，凝聚了共同建設鄉土社會未來前景的精神合力。

（二）第二階段（2004-2011）：致力于建設農村公共文化空間和服務方向

由于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1987-2003年間“三農”問題并未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由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速度遠遠落后于城市改革的進程，從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三農”主題至2011年間，幾乎每一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提到了關于我國鄉村文化建設問題，而這一時期提及最多的詞語就是“農村公共文化”。

2005年黨和國家開始加大完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力度，隨后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命題。緊接著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新農村建設，提出要創新建設農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方式手段，滿足農民的文化需求。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角度提出要推進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2007年和2008年提出要提升農村公共文化事業投入總量，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可以建設諸如“村村通”、農民書屋等工程，以期共建一個農村基層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務點?？梢钥闯?，這一時期鄉村文化建設的政策方向依然是聚焦于公共文化服務建設。2009年和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繼續從不同的角度對于建設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空間提出政策部署，做出合理安排。例如，2009年、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加快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目的，強調加快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并廣泛一系列農民參與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等。不難發現，雖然這一時期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側重點雖有所不同，但發展的中心任務一直都是大力發展鄉村公共文化，其目的還是讓農民也能暢享公共文化服務帶來的便捷和滿足，豐富其精神文化世界，并最后逐步實現城鄉居民生活質量和生活品質的等值化。［4］

綜合來看，與改革開放初國家政策重視鄉村文化的意識形態引領和教化功能不同，這一時期，黨和政府更加意識到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開始多措并舉豐富我國農村公共文化設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煥發鄉風文明，更亟需大力推進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和公共文化空間建設。而這一舉措成功地增加了鄉村文化總量，縮小了城鄉文化發展的差距，為下一階段打造鄉村文化振興，進而推進整體鄉村振興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第三階段（2012-至今）：著力于樹立民族文化自信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鄉村文化建設面對著許多復雜深刻的新局面，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新問題。例如城鄉文化一體化水平還很低、文化產業及惠民工程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掘和保護還遠遠不夠等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5］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在鄉村，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必須要回到鄉村、扎根鄉村，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必須大力發展鄉村文化。

從2015年到2022年，黨和國家在鄉村文化領域的政策安排幾乎都離不開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和發展。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扶持建設一批有民族個性特點的特色旅游村鎮以及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等內容。2016年、2017年則圍繞各地區鄉土文化特色提出要依托農村鄉土文化等資源，大力發展相關產業以及要對一些少數民族村落和村莊加強保護和支持，維持其生態原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總綱，并在鄉村文化建設領域將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放在文件突出位置。2020年、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從另一個角度發展鄉村文化，結合鄉村人才振興相關要求，提出要加強對農村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以及一些民間傳統藝人的扶持，注重保護鄉村傳統的文藝社團等。202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依舊延續了相關提法，指出要開展傳統村落集中連片保護示范和保護特色民族村寨的做法，注重對傳統農耕文化和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統農業文明遺產的傳承保護和利用。不難發現，盡管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內容都不盡相同，但這只是建設手段和方法的差異，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根源上樹立和培育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這一時期中央一號文件關于鄉村文化建設的政策內容逐漸豐富了起來，不再局限于某一個特定主題，并逐步重視對于優秀傳統鄉村文化及其載體的保護以及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等。不僅如此，通過梳理可以發現，新時代以來的鄉村文化政策有著改革開放初和20世紀初期中央一號文件中相關文化政策提法的影子，延續了它們關于“思想道德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有關提法，具有與這兩大時期時間上的相繼性和內容上的繼承性。在此基礎上，又創新性地提出了發展特色文化產業、創新鄉賢文化、對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等重大命題，民族文化自信空前提高，鄉村文化建設迎來大發展和大繁榮時期。

二、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實踐邏輯

通過對我國鄉村文化政策的演化特征的系統總結，可以分別從建設主體、建設內容和建設方式三個角度梳理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實踐邏輯。

（一）建設主體從單極化走向多元化

改革開放初期，在我國鄉村文化建設中地方黨委和政府起主導作用。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提出了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指出需要提供農民所必要的社會文化服務，達到其對文化、信息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然而城鄉對立的二元體制抑制了農民在鄉土社會的文化需求，限制了其基本的文化權益。伴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宏觀政策要求城鄉統籌協調發展，鄉村文化建設開始走向政府與市場等多元主體共生發展的局面。例如200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與社會群體一同參與建設鄉村文化，共同完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涉及更加具體的文化政策相繼出臺。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將農民在農村工作的主體地位正式確定下來，提出我國農村工作必須圍繞以農民為中心。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要鼓勵和支持農民自發組織的一系列文體活動，農民建設鄉村文化的主體性再一次得到政策文件的肯定。

進行鄉村文化建設，必須要充分激發農民的主觀能動性。鄉村文化建設做到一切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農民對于鄉土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越來越強，農村的公共文化空間更趨活躍，更多農民就會更加主動參與到本土的鄉村文化建設當中。由此，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體支撐就會更加穩固。在基層黨委政府的主導下，在積極發揮要素能動性的市場、社會組織力量和人民大眾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中，鄉村文化建設正煥發出勃勃生機。

（二）建設內容從單一化邁向豐富化

改革開放初期，如何在思想政治領域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思想道德水平，是這一時期鄉村文化發展的核心命題。1982-1986年連續5個中央一號文件提及鄉村文化建設時，都較為強調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凸顯了這一時期思想政治教育對農村改革發展的思想指引作用。農民受到了思想教育，強化了政治認同感，增強了集體感與凝聚力，推動了農村改革的有序平穩運行。

21世紀初，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空間以及配套設施建設，旨在回應農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保障其基本的文化權益，并為日后鄉村文化建設創建一個全新的平臺。從這一時期開始，黨和國家對于鄉村文化建設的關注點和建設理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由于改革開放初期歷史情況的特殊性，黨和政府將重點放在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設上面，政治性凸顯，其余內容較為匱乏。而這一時期，則聚焦在保障農民群體的基本文化權益上，側重于文化惠民方向。例如，2005、2006、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都提到要加強農村文化事業的惠民力度，更加完善農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難發現，這一時期黨和國家已經深刻認識到推動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對于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我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發生變化，其中文化生活正逐漸成為人們所追求的更高品質美好生活的重要蘊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四個自信”中最根本的自信，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遵循。而這種文化自信正是來源和根植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優秀傳統文化中。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出，“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6］，鄉村正是誕生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與基因庫。近十年來，幾乎每一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提到了關于保護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提出要將農耕文明、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緊密聯結在一起。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視野下進行鄉村文化建設，已不再窠臼于秩序與規則的建構，而是聚焦于樹立起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自信。如果說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之魂，那么鄉村文化自信就是鄉村文化振興之根本，［7］這種自信將會沉淀為更深層的民族復興的偉大力量。

通過梳理中央一號文件可以看出，改革開放至今，我國鄉村文化的建設內容經歷了一個內容逐漸豐富和價值維度不斷擴充的過程，即由一開始的重視思想道德教育逐漸過渡到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視，再到后來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引導和建設等。不難發現，我國鄉村文化建設內容重點的轉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也在不斷調整和變化，而且更加具有深刻的內涵和明確的指向性。

（三）建設方式從單調化趨于多樣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呼喚下，鄉村被進一步打開。農民大量涌進城市，出現了所謂的“民工潮”現象。與此同時，留守的村民群體對參與和建設鄉村文化的熱情降至冰點，村民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局外人”。這一時期，鄉村文化建設帶有明顯的外來輸入的特點。始于1997年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是這一鄉村外文化輸入建設的起始。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城鄉聯動并以城市為主的文化輸出模式占據了農村文化建設的主流。

21世紀初，鄉村文化一直扮演著輔助經濟建設的角色，這一時期的鄉村文化建設方式十分單一，通過教育和技能培訓提升鄉村勞動者的基礎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旨在為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提供智力和人力支持。此時農民的意識思想極易受到城市物質文化的異化影響，產生種種不良風氣，鄉風文明進一步遭受打擊。在“偏居一隅”的幕后建設方式背景下，鄉村文化建設一直處于鄉村政治和經濟建設的從屬性位置，這就導致鄉土文化的進一步衰退。

文化作為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在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價值引導作用。［8］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越來越意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鄉村文化在振興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并發布了一系列中央一號文件，通過多樣的方式，提振和加速鄉村文化建設。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要發展具有明顯地域風情的特色小鎮產業，這是將優秀地方傳統文化與文化產業想結合的創新型建設方式。2017年進一步指出，利用“旅游＋”“生態＋”等創新模式，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打造新型農村文化產業，將鄉村文化與鄉村建設其他業態相結合。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加強傳統文化遺產遺跡的保護，通過保護傳統歷史文化載體，包括名村名鎮、文化遺產等，弘揚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則進一步提到，要創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效平臺和載體，多鼓勵舉辦農民豐收節、“村晚”等活動，把創新建設鄉村文化的方式方法擺在當前鄉村文化振興任務的重要位置上。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文化的建設方式經歷了一個由被動到主動、由“幕后”到“臺前”和由單一到豐富的動態轉變過程。其中不僅體現了國家宏觀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和鄉土社會的變遷，更是從國家頂層設計層面意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要豐富發展鄉村文化建設的內容就要創新創造鄉村文化建設的方式，內容決定形式，而形式對于內容的發展更具有強大的反作用。翻閱近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不難發現，創新鄉村文化建設的載體和方式已經儼然成為振興鄉村文化的主題。

三、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進邏輯的要因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進邏輯的背后有著深層次的誘因，主要體現在文化政策需服務于政治話語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推動以及文化的社會性要求這三大方面。

（一）服務于政治話語的需要

我國從1956年開始步入社會主義社會后，經濟層面也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由國家全面控制著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初期。文化政策也不例外，在實踐過程中，文化政策必須從屬和服務于國家整體的意識形態建構。毛澤東曾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者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保?］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地區率先扛起改革的大旗，這一時期的文化政策同時帶有鮮明的保衛意識形態的色彩，以期保障農村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例如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當中提到，要對農民輸入社會主義思想，并開展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正是在這種服務于政治話語的時代背景下，我國鄉村文化政策的內容開始較為穩定地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并在后續的農村改革的深度實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推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的工作重心開始全面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隨后，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不斷深化和調整農村的產業機構，振興鄉村經濟，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些舉措都旨在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解決好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推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與農村市場的不斷開放，農村經濟進一步繁榮，農業朝著更加專業化和市場化的程度發展，農民收入得到顯著提高。這一時期的鄉村文化政策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市場化浪潮的影響下，呈現出支持大力發展鄉村文化產業、增加農村經濟總量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特點。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下，為進一步擴大農村經濟效益和建設主體活力，鄉村文化建設的主體開始從黨和政府的單極化走向多元性的市場化。與此同時，技術化、市場化催生了諸如“互聯網+”“旅游+”等新的鄉村文化建設模式，效率大大提高的同時，文化的經濟附加價值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發展。從這一時期開始，國家制定鄉村文化政策的目的開始從服務于意識形態斗爭轉向繁榮發展社會經濟，從之前單純注重文化調整生產關系的功能開始轉向重視文化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

（三）文化的社會性要求

在文化刺激經濟增長的文化政策推動下，農村的文化總量得到進一步增加，農村文化市場進一步開拓，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民對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然而，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程度的不斷加深，在現代性文化加速異化傳統文化的影響下，過度重視文化經濟性價值的文化政策在鄉村文化建設實踐過程中，逐漸顯露出其不可避免的消極一面。鄉村文化的逐利性日趨嚴重，農村功利主義冒頭，集體文化逐漸被崇尚個人利益的個體文化所取代。且隨著村莊“空心化”現象的加劇，農村傳統文化日益走向衰落，公共文化供給不足，導致鄉風日下，農村的社會公德進一步削弱。這些負面性在市場經濟和城鎮化過程中進一步暴露出來，被決策者逐漸認知，鄉村文化政策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得到調整和修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戰略五大總體要求其中之一是鄉風文明。［10］文化發展的普惠性邏輯要求農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文化的公益性和社會性得到進一步認可。體現在鄉村文化政策上，黨和國家這一時期大力發展農村公共文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提高農村鄉風整體文明程度。

四、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進的啟示

在系統總結和論述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文化政策演化的實踐邏輯后，我們不難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一）政策引導是鄉村文化建設的探照燈

無論是從改革開放初鄉村文化實踐重點緊抓意識形態領域問題，還是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拉開帷幕，鄉村文化開始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發力，再到鄉村振興戰略的逐步拉開，鄉村文化發展更加注重鄉風文明和文化的社會性功效，每一次實踐轉向的前夕都是由黨和國家出臺的文化政策在引導。理論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可以說，離開了政策引導，鄉村文化的建設就會失去方向。

（二）多元主體是鄉村文化發展的強心劑

鄉村文化的興盛離不開鄉村文化事業的進步和文化產業的繁榮。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在鄉村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上進行了很大的投入，建設了一批又一批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促進了農民個體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帶來的市場化給鄉村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史無前例的契機，市場主體和機構投入到鄉村文化建設中，給企業發展帶來紅利的同時，農民的收入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采取仍是由政府主導，引入市場主體積極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的多元發展的模式，既保證了發展方向的準確性，又為鄉村產業振興注入了強心劑。

（三）方式創新是鄉村文化繁榮的助推器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鄉村振興戰略大背景下，新時代鄉村文化建設方式的創新性和多樣性是決定鄉村文化能否走得更遠的關鍵所在。以科技創新為鄉村文化振興賦能，利用“互聯網+”等新手段創造新業態，打造發展新格局。以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為弘揚傳統文化披上一件外衣，讓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核”更易被大眾所接觸和理解。以保護文化遺產、傳統民居、建設文化特色小鎮等方式創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平臺載體，繁榮發展鄉村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打造鄉風文明。

鄉村振興是一篇宏大文章，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要的就是要提振和建設鄉村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們稱之為構成綜合競爭力的文化軟實力，總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保?1］每年初公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是黨和政府建構出的新一年鄉村振興頂層設計的政策規劃，旨在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之間的關系，立足中國實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鄉村文化振興之路。［12］在鄉村文化政策的正確引導下，通過積極有為的鄉村文化建設和實踐來提升鄉村文化振興，進而為整體鄉村振興注入靈魂與創新動力，從而達到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遠景目標的最終實現。

〔參 考 文 獻〕

［1］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22.

［2］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0.

［3］張智，鐘啟東，等.新時代思想政治工作大課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2.

［4］胡鞍鋼，周紹杰，等.“十四五”大戰略與2035遠景［M］.北京：東方出版社，2020：171.

［5］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89.

［6］費孝通.鄉土中國［M］.青島：青島出版社，2019：31.

［7］高靜，王志章.改革開放40年：中國鄉村文化的變遷邏輯、振興路徑與制度構建［J］.農業經濟問題，2019（03）：49-60.

［8］陳曉霞.鄉村振興戰略下的鄉村文化建設［J］.理論學刊，2021（01）：141-149.

［9］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5.

［10］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1.

［11］習近平.之江新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49.

［12］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習近平經濟思想學習綱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92.

〔責任編輯：侯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