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國家現代化建設思想與實踐的貢獻

曹應旺

周恩來曾將人類文明進步劃分為“酋長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四個階段，表達了“相躋于大同之境”“大同之世以共趨”的追求，提出“隨著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1](pp.86、150、224、334)這表明，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得益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周恩來回顧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過程時曾說：“資產階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變成資本家。如果人人都當資本家，誰去做工人呢？如何積累資本呢？我參加共產黨，最先就是這一句話說動了我，我也用這句話寫過文章，向別人宣傳過?！盵2](p.446)這表明，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在理論根基上堅信馬克思主義是實現“大同”的真理。在具體工作中，周恩來強調“要采取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方法”。[3](pp.65、17)在中國革命歷程中，周恩來成長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與他重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并通過民族形式表達出來密切相關。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擔任政府總理，長達26 年3 個月之久。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現代化建設始終是擺在周恩來面前的最大課題。在指導思想上，周恩來對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如何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進行了艱辛探索，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對國家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初步探索

新中國成立前夜，毛澤東在香山提出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即從“四面八方”發展經濟、建設國家的方針?！八拿姘朔健狈结橌w現了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同當時中國“四面八方”關系具體實際的結合，表達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務本”觀念和關于矛盾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的觀念。

毛澤東提出“四面八方”方針后，周恩來當即進行宣講，推動貫徹執行。1949 年4 月22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指出：“恢復和發展生產是解決城鄉關系問題的關鍵”“我們要維持和發展生產，要用很大的力量來整頓城市生產，而且要使城鄉不對立”“毛主席最近給大家講的四面八方的問題：工人方面要解決勞資問題，要勞資兩利；解決公家問題要照顧到私人，公私兼顧；剛才所講的城鄉關系；還有內外關系。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總要有個本。解決勞資問題，就是為了工人得利，同時也要使資本家生產有利潤。假設資本家垮了臺，工人也就失了業，這樣對工人也不利，為了工人也要解決資本家方面的問題?！薄斑@就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彼f：“生產的關鍵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來的四面八方的問題——勞資關系、公私關系、城鄉關系和內外關系。要解決生產問題，就要了解這個政策”。[4](pp.9、6、9、10)周恩來對“四面八方”方針的解釋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強調“本”，即恢復與發展生產。這個“本”解決好了，處理勞資關系、公私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才有基礎；解決不好，“四面八方”都會受影響?！氨尽斌w現了馬克思主義生產是根本理論，也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務本”觀念。二是強調了“統一性”：使對立統一的“四面八方”中的統一性占主導，避免對立性占主導。

此后，“四面八方”方針載入由毛澤東主導、周恩來主持起草和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成為新中國成立伊始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是“約法三章”的重要一章。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貫徹落實“四面八方”方針。1949年12月下旬，周恩來對參加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人員講話，闡述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時，不僅闡明了對城鄉關系、內外關系、工商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上下關系的認識，而且結合毛澤東“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指導思想，闡明了對整體與局部、軍事與建設、恢復與發展、經濟與財政關系等的認識，從而將“四面八方”方針具體化。這篇講話提出“做好工作決定于處理好各種關系”；“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要在總的財經計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工業領導農業”“要以農業為基礎”“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進一步豐富了“四面八方”的“務本”和重視“同一性”的思想。周恩來指出：“我們從抗戰以來的經驗中研究出一個比例”“農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約四百斤糧食，交給公家八十斤，按軍隊每人每年開支四千斤糧食計算，每一百個農民可以負擔兩個公家人。如果合乎這個比例就正好，超過就困難些?！盵3](pp.2、5、7、8、9、13、5)這體現了在國家建設中把馬克思主義按比例發展的基本原理與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智慧，要求以“多難興邦”的精神對待帝國主義封鎖造成的困難，以“防止兩種偏向”的方法處理各種關系，以“開源節流”的觀念處理經濟與財政、增收與節支的關系，體現了在新中國建設中繼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更拓展了“四面八方”方針所體現的指導思想的內容。

三個多月后，周恩來就處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關系再次強調：《共同綱領》規定的“四面八方”的方針“是我們處理和對待各方面關系的指導方針，也是我們同資產階級實行合作必須遵循的原則”。[5](p.162)他在闡明要處理好工農關系、勞資關系、公私關系、內外貿易關系的同時，提出要處理好黨派關系、民族關系、領導同群眾的關系，進一步豐富了“四面八方”方針的內容。

1956 年4 月，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著名講話。這篇講話是在研究和吸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暴露出的問題，要求搞好中國建設的新形勢下，對“四面八方”方針的豐富和發展。從提出“四面八方”方針到形成《論十大關系》，反映出毛澤東和當時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對經濟建設方針到整個國家建設方針由淺入深、由重點到全面的探索過程?？偫韲鴦盏闹芏鱽碚驹谔幚矸椒矫婷骊P系的第一線，對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幾種關系的認識，不僅對拓展和具體化“四面八方”方針作出了貢獻，而且為毛澤東“十大關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毛澤東在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之前曾提出“第二次結合”。1956年3月中旬至4月初，在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毛澤東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F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盵6](p.9)《論十大關系》正是在探索進行“第二次結合”中形成的，既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思想和社會再生產理論同中國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探索，也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等觀念的具體運用。例如，關于處理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矛盾，毛澤東指出：“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盵7](p.25)

之后，周恩來迅即在不同場合、會議上對《論十大關系》加以傳達、闡釋和發揮，特別是將其中體現的“第二次結合”思想看成解決問題的鑰匙，予以高度重視。1956 年7 月15 日，周恩來在全國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和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介紹“十大關系”思想并闡釋道：你要搞更多的重工業，就要更多地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你要真正地去建設內地工業基地，就要很好地發展沿海工業；你要加強國防力量，你就要很好地進行經濟建設；你要集體利益更發展，你就要適當地照顧個人利益；你要鞏固中央的集中領導，你就適當地分權給地方；你要達到全國人民團結的目的，你就要加強各民族的團結，和黨外群眾、各民主黨派合作，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你要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錯誤，你就要幫助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你要鞏固革命的專政，就要更好地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鞏固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主義事業，就要擴大工人階級的和平的統一戰線，孤立美國好戰集團。[8](p.599)

周恩來認為，“第二次結合”絕不是輕而易舉就能結合得好：“這十大關系問題并不是一提出來就能解決得了的，具體的解決還需要今后在實踐中，在采取具體措施中，在反對錯誤的傾向中不斷努力?！盵4](p.338)后來的曲折發展，證明了這一難能可貴的預見。此后，周恩來仍多次強調堅持毛澤東“十大關系”思想，在反冒進斗爭和主持國民經濟調整中為探索“第二次結合”，運用“中道”“民本”“躬行”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解決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了艱辛探索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后，毛澤東很快覺察到高指標和“一平二調”的錯誤，因此他在1960年6月寫的《十年總結》，包括從這兩方面出發的自我批評，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對周恩來、陳云等人反冒進的肯定。毛澤東寫道：“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9](pp.214-215)

反冒進，首先是反對第二個五年計劃、1957 年年度計劃、遠景規劃的高指標與“提前實現中國工業化”的急躁冒進。這方面冒進是由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推動起來的。由此，反對高指標上的冒進，又伴隨著反對生產關系上的冒進。1960年秋，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調整國民經濟。從這時起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來總理國務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吸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教訓，調整失衡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調整過“左”的所有制和分配關系，維護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保證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

在反冒進和國民經濟調整中，周恩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了艱辛探索，突出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遵守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整個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法則，從我國生產力水平和國力條件出發，糾正經濟建設不按比例、不求平衡、盲目冒進的錯誤，搞好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

中國當時生產力水平和國力條件的最大實際是依靠人力、手工。周恩來指出：“這樣一個農業的基礎，來供養我們現有的人口，來建設工業，就有困難?！痹谶@樣困難的基礎上，“我們現在對于積累與消費比例的問題，輕工業與重工業比例的問題，農業與工業比例的問題，人力、物力、財力的平衡問題，都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這是周恩來批評冒進傾向的判斷基礎，也是周恩來支持陳云“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認識基礎。1956 年上半年，周恩來針對十二年遠景規劃和年度計劃指標訂得過高，批評道：“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盵4](pp.347、348、252)在同年9月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中指出：“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是不能夠也不應該孤立地進行的，它必須有各個方面的配合，特別是農業的配合。農業是工業發展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痹谕?1 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又提出黨的八大的建議和“農業四十條”規定的指標還需要往下退一退：“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后還得退下來。凡是不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這樣就把我們的思想解脫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盵3](pp.218、226、234)

大躍進中“青壯煉鐵去，割禾童與姑”，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糧食短缺問題最為突出。

周恩來、陳云主持國民經濟調整，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使工業規模與農業基礎相適應。陳云提出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要進行“傷筋動骨”的調整，周恩來支持道：“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盵10](p.210)周恩來這一指導思想是通過馬克思主義與當時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的。馬克思說：“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絕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馬克思還說：“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雹賲⒁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85頁。周恩來根據中國當時農業沒有過關的實際指出：“按馬克思的觀點來說，集中的一句話就是農村能夠供應多少商品糧給城市，就能夠辦多大的工業”。后來他又指出：“現在的農業基礎沒有辦法負擔這樣規模的工業”“在這樣的農業基礎上，工業必須有一個大幅度的調整?！盵4](pp.421、488、489)在國民經濟調整中，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決定變工業化目標為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目標，把農業現代化放在第一位，重視科技現代化的關鍵作用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之間的平衡。這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和后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

第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基本原理，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正確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

周恩來、陳云反冒進的內容之一是要求正確認識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與發展生產、實現國家工業化之間的關系，冷靜分析“三大改造”的高潮，大膽糾正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錯誤做法。1956 年初，在周恩來支持下，陳云主持起草的國務院《關于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事項的決定（草案）》（以下簡稱《決定（草案）》），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急躁冒進采取了適當限制的措施。2 月8 日，在討論《決定（草案）》時，周恩來指出：“商業部、手工業合作總社、供銷合作總社等單位應重視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勞動效率?，F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鄙鐣髁x不是僅表現在生產關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生產力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主體，實現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兩翼，兩翼不能脫離主體。對此，周恩來指出：“要真正鞏固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果，必須實現工業化才行。如果沒有工業化，農業即使合作化了也不鞏固。手工業也是如此?！边@之后，周恩來又指出：“生產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產來推動。一切都要靠生產，生產是主要的環節?！秉h的八大會議上，陳云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體制構想。周恩來支持這種構想，在后來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太死了不行”。[4](pp.251、252、253、350-351)

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極大傷害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這是造成糧食緊張和經濟困難的政策原因。

國民經濟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依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超越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同落后于生產力的生產關系一樣，都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因此，要糾正“共產風”，明確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調動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以盡快恢復農業。1960 年11 月16 日，周恩來提出調整十大關系，包括調整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這方面存在問題不少，主要是大集體侵占小集體利益，集體侵占個人的勞動所得，對群眾必需的生活資料照顧不夠?！彼竺鞔_所有制，認為“共產風”“把所有制搞亂了”“農村的‘共產風’主要表現為：大集體共小集體，集體共個人”。1961 年5 月7日，周恩來把在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研究掌握的情況向毛澤東電話匯報，談到社員在公共食堂問題上，“都愿意回家吃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并指出：“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但是已有發展。辦法是：包產到生產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盵4](pp.414、415、435-436)1962年1月20日，周恩來建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思補寫進去。周恩來還提出，個體所有制問題（自留地、家庭副業），補寫幾句較好。

1965 年我國糧食達到3891 億斤，恢復到1957 年水平并略有超過。農村經濟能很快恢復起來，國民經濟調整能較快地取得成效，與重視綜合平衡、糾正“共產風”調整農村生產關系有極大關系。

在反冒進和國民經濟調整中，周恩來在探索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同時，對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道”“民本”“躬行”等觀念解決當時問題，也進行了艱辛探索。

第一，周恩來在反冒進和國民經濟調整中始終體現著反對極端主義和狂想主義，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用、中時、戒慎恐懼等“中道”觀念解決問題。

馬克思主義在指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必然趨勢、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時，又闡明了“兩個決不會”原理。對于這樣的理論，周恩來重視用不走極端、“求其中道，而為我所用”去表達；重視用因時制宜、反對“揠苗助長”去表達；重視用“戒慎恐懼”去表達。他一次次強調“水到渠成”“欲速則不達”（《論語·子路》）和“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禮記·中庸》)1962年5月11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指出：“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后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盵3](pp.409-410)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最大威脅是不講實際的“揠苗助長”。世界社會主義出現的重大挫折根本原因也可以歸結為這一點。1963年7月22日，周恩來說：“要學歷史，有許多歷史經驗可以汲取，我們的民族有許多優良傳統，應該很好地發揚。這樣就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地認識國民經濟的發展規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的發展道路?！盵11](p.458)1965年8月28日，周恩來說：現在各社會主義國家，農業穩定的沒有一個。[12]這些反映了周恩來探求社會主義“中道”的迫切心情。

第二，周恩來在反冒進和國民經濟調整中始終強調對人民負責和為人民服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也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觀念。

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是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理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觀念要求在處理“民與神”“民與國”特別是“民與君”的關系上，都把“民”放于根本的位置?！渡袝の遄又琛氛f：“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梁惠王下》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懊癖尽庇^念與人民理論是相通的。周恩來對《十五貫》的運用，是自然而然地將二者融通起來的代表。他說：“《十五貫》教育我們做‘官’的人，讓我們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為人民服務?！盵3](p.199)周恩來認為政府管理者當再大的“官”都是人民的公仆，總理就是人民的總服務員。周恩來胸前一直佩戴著“為人民服務”的像章。他在總理國務中如他新中國成立前發誓的那樣，像條牛一樣，“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13](p.241)

第三，周恩來在反冒進和國民經濟調整中始終重視努力奮斗，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也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訥于言敏于行”等“躬行”觀念。

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強調解釋世界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踐才能解決問題；認為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講的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等故事，頌揚的都是肯干實干、不畏勞苦的奮斗精神。周恩來總理國務重視努力奮斗，指出：“理想必須從現實的努力奮斗中才能實現”“只要奮斗，就有出路；不奮斗，就無法生存”“決定性的條件是自己奮斗?！盵11](pp.393、153)周恩來認為好逸惡勞、好吃懶做、貪圖享受，就不可能克服困難建設好國家。他對國家干部說：“生產、技術的發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錯了；應該是生產、技術的發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還要慢慢來?！盵4](p.220)周恩來既強調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也用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鼓勵干部成為克服困難的奮斗者?！按缴交€漫時，她在叢中笑”，周恩來喜歡毛澤東的這句詩，還向尼克松解釋過。如這句詩的境界那樣，周恩來是一位只求奉獻不求索取、澤及后世的奮斗者。

三、對理論、實際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進行了重要探索

周恩來處在總理國務的第一線，始終重視從理論、實際、傳統文化關系角度推動經濟工作特別是農業生產、“上天”和水利工作、外交和衛生工作。

在經濟工作層面，周恩來叮囑主管經濟工作的余秋里、谷牧：“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么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還能鬧什么革命？”[14](p.43)他循著國民經濟調整中探索指導思想所形成的認識，要求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和貨幣發行都要合乎比例。周恩來經常談到生產關系不能超越生產力水平。辦農業是國營農場的經濟形式好還是合作社的經濟形式好？1970 年8 月3 日，周恩來對來訪外賓說，過早辦國營農場不好，不如先搞合作社。1970 年11 月1 日，他說，十月革命后半個世紀過去了，蘇聯農業是落后的；搞農業應注意蘇聯的經驗教訓。養豬是集體養好還是私人養好？周恩來也有一個明確的意見。1970年11月1日，他批評忽視個人養豬，豬的頭數曾下降過。他說：掌握政策很重要，掌握政策不穩就會引起搖擺。對糧食征購問題，毛澤東根據“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傳統觀念，提出要吸取“高征購”的教訓，要藏糧于民。[15](p.428)周恩來積極貫徹毛澤東的主張，提出“藏在農民家里比國家收購起來還好”。[4](p.610)1975年糧食達到5690億斤，比1965年增長了1799 億斤?！拔幕蟾锩逼陂g，農業和農村基本穩定。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全國的穩定局面就不可能維持下去，黨和國家也就不可能通過自身調節渡過危機、迎來新局面。

在“上天”和水利工作層面，1972 年11 月21 日，周恩來回顧自己擔任總理的經歷時意味深長地說：“解放后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指導彈、衛星）?！盵16](p.564)“上天”，指的就是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尖端科技。

周恩來擔任中央專委會主任之后，對科技界說：“歷史上，我們的祖先有過許多發明，為什么到現代就不能有所發明呢？后來居上，我們是應該超過自己的祖先的?！盵4](p.504)氫彈能搞成功、衛星能上天，得來不易，與周恩來提出“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方針密切相關。張愛萍說：“恩來同志的這個精神深深地刻在國防科技戰線每個人的心上，成為工作準則和從勝利到勝利的重要保證?！盵14](p.102)“兩彈一星”的研制關系到人民生命和人民承受的負擔。周恩來經常想的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必須做到萬無一失；我們國家窮，做什么事，都要考慮周到，略有失誤，都會加重人民的負擔。這十六字方針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科學性，也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和“戒慎恐懼”的觀念。

任何朝代均以能否治水來衡量是否能得民心。周恩來不僅年年關注防洪防旱，而且直接過問黃河三門峽工程的改建和長江葛洲壩工程的修建。1972年11月8日、9日、21日，周恩來三次主持召開葛洲壩工程匯報會，解決工程建設中存在的問題。8 日匯報會上，周恩來說，水利工程是與水打交道，一點馬虎不得，馬虎一點馬上出問題，是關系人民生命財產的問題，怎么能得過且過。21 日匯報會上，周恩來又說，水利至少有3000 年經驗，這是科學的事。都江堰總算個科學，有水平，有創造！兩千年前有水平，2000 年后我們應更高，“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抓水利工作，同樣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科學性，也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和“戒慎恐懼”觀念。

在外交和衛生工作層面，周恩來向外賓介紹過中國人辦外事的一些哲學思想：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于人；決不開第一槍；“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退避三舍”，等等。周恩來說：“我們中國人辦事，就是根據這樣一些哲學思想。這些哲學思想，來自我們的民族傳統，不全是馬列主義的教育?！盵17](pp.327-328)這些思想體現著獨立自主、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的外交原則。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和中日邦交正?；瘞淼耐饨恍戮置?，與周恩來主管外交工作堅持和發展這些原則密切相關。在歡迎尼克松的宴會上，周恩來說：“我們希望，通過雙方坦率地交換意見，弄清楚彼此之間的分歧，努力尋找共同點，使我們兩國的關系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痹跉g迎田中角榮的宴會上，周恩來說：“我深信，經過我們雙方的努力，充分協商，求大同，存小異，中日邦交正?；欢軌驅崿F?！盵17](pp.493、495)這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當時外交工作的實際的結合，也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觀念。

中醫有著數千年歷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對為人民服務發揮著重要作用。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高度重視中醫在為人民服務和文化傳承中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就提出“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將西方醫學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11](pp.693-694)毛澤東認為中國有幾千年中醫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吸收西醫的長處，“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18](p.258)對此，1969 年8 月周恩來指出：“中西醫不結合，我國的醫學就會停頓不前”。[11](p.726)后來，周恩來又提出：“使中西醫融匯貫通，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逐步實現毛主席的偉大理想?！盵19](p.308)在中西醫結合方面，周恩來還特別重視中醫“治未病”，即“預防為主”觀念的傳承。20 世紀70 年代初，他說：“河南有句俗話：再好的刀傷藥，也不如不開口。我看還是以預防為主好?！盵19](p.313)“文化大革命”期間，針灸、中醫藥、赤腳醫生都有一些發展。周恩來在具體領導衛生工作時，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科學性，也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和預防為主的觀念。周恩來這些認識，在中西醫相結合、傳統中醫藥與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以及西醫中國化等方面，為后人的接續探索開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