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確立新中國史研究的學科定位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致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賀信精神*

朱佳木

習近平在2022 年12 月8 日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下簡稱國史學會）成立30 周年的賀信中，表達了對國史學會全體同志和全國廣大國史研究者的熱烈祝賀和誠摯問候，肯定了國史學會30年來為新中國史研究、宣傳和教育事業發展作出的積極貢獻，并對國史學會進一步團結全國廣大國史研究工作者、更好凝聚團結奮斗的精神力量提出了殷切希望。賀信為新中國史研究事業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正確方向，也對國史學界進一步提高自身能力、發揮社會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對于國史研究者來說，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致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賀信精神，既要體現于政治方向，也要體現于學術工作。2016 年，習近平提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特別要加快完善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基礎學科和學科體系不夠健全的新興學科。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和新興學科，新中國史研究要加快推進“三大體系”建設，重要前提之一便是確立新中國史研究的學科定位。同時，這也應當是習近平總書記賀信要求國史學界“提高研究水平”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正確解決，新中國史研究的“三大體系”建設便無從談起，新中國史研究水平也難以提高。

事實上，新中國史編研與新中國歷史發展幾乎是并行的。早在1951年，由胡喬木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就有題為“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果”部分，論述了新中國成立至1951年的歷史。此后，中央宣傳部門和高等院校也在不同時期編纂出版過有關新中國的歷史著作。然而，嚴格意義上的新中國史研究，應當說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臺后興起的。在此之前，胡喬木于1977年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時，曾提出過建立“中國現代史研究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所”的建議，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90 年，經黨中央決定，中央黨史領導小組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行政代管、專事編纂和研究新中國史的“當代中國研究所”（以下簡稱當代所）終于成立。當代所先后創辦了以出版國史論著為主業的當代中國出版社和發表國史研究成果的學術刊物《當代中國史研究》，建立了聯系全國國史學界學者的社會組織國史學會，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設置了培養國史專業人才的國史系，標志新中國史研究作為一門史學基礎學科和新興學科登上了學術舞臺。

進入新時代，新中國史研究得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空前重視。習近平每當談到黨史，幾乎總是與國史并提，“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學習黨史、國史，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1](pp.7、15-16)習近平強調，“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2](p.694)思政課老師的歷史視野中，“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的發展史，要有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史，要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1](pp.11-12)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習近平特別指示中央有關部門印發通知，增加學習黨史和國史的內容。后來，他又把新中國史與黨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合在一起，要求加強對這“四史”的學習教育。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要求在全社會開展“四史”宣傳教育，并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持續抓好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引導人民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不斷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3]這一切說明，新中國史的地位已經被提至與黨史并列的高度。

然而，自登上學術舞臺，關于新中國史的學科定位就一直存在種種不正確的認識和做法。早在當代所成立之初，就有人提出國史與黨史內容差不多，既然有了黨史研究機構，就沒有必要再設立國史研究機構。還有人以“當代人不寫當代史”是“古訓”為由，反對把新中國史作為一門學科，認為不是學術，而是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后來，培養新中國史研究生的國史系成立，但在國家學位學科中目錄卻遲遲不見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開端的“中國現代史”專業，只有以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為現代史起點的“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經反復交涉，學位學科目錄方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中國當代史”放入“中國近現代史”的括弧里。這種在不改變“現代史”原有定義的前提下，就把國史和當代史放入“中國近現代史”的做法，不僅在學術上不合適，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妥。再后來，經過國史學界一再要求，終于在“中國史”這個一級學科下面設置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兩個并列的二級學科，并取消了“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新中國史研究從此有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墒?，在實際工作中又出現了把國史研究要么放入馬克思主義學科，要么歸于對策應用類學科的現象。就在最近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致國史學會賀信期間，又有人提出將國史納入“黨史黨建學”，把它作為這個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或研究方向的主張?？梢?，新中國史盡管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盡管有了自己的研究機構，盡管被列入國家學位學科目錄，設立了碩士、博士授予點，形成了日益壯大的研究隊伍，產生了眾多高質量的學術成果，但對其學科屬性、學科定位，仍然存在各種不科學、不嚴肅的認識和做法。

對新中國史研究的學科屬性和定位，之所以總有這種或那種模糊認識，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一些同志頭腦中，關于國史研究與黨史研究究竟是否同屬一個學科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正確解決。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到，黨史在新中國成立后同新中國史的確有很多內容上的重疊和交織，而且，這部分黨史已經占到了迄今為止全部黨史的三分之二強，這一比重隨著時間延伸還會越來越大。但是，同樣應當實事求是看到，這種情況不能成為國史研究與黨史研究是同一個學科或國史研究屬于黨史研究分支學科的理由。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領導力量，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重大決策，必然會對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產生決定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史是國史的核心，新中國成立后的黨史走向決定國史走向。另外，國史與黨史都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二者很難在這個領域截然區分。但黨史研究畢竟屬于法學門類，而國史研究屬于史學門類。即使從史學角度看，黨史研究也屬于專史研究范疇，國史研究則是整個國家的歷史，屬于通史研究范疇，是中國通史的接續。因此，無論在編研角度、范圍、重點，還是在學科理論和編研方法上，黨史研究與國史研究都有很大不同。

第一，在編研角度上，黨史研究是從政黨角度看待自己的歷史，要研究和闡述的是我們黨作為新中國的執政黨，如何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并把它們變成國家意志，領導國家各領域的建設；如何開展群眾工作，處理與各參政黨之間的關系，與國外政黨打交道；如何進行黨的自身建設，以及總結黨的執政經驗；等等。國史則是從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待歷史，要研究和闡述的是國家政權機關如何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如何組織各項事業建設，如何開展外交活動，如何進行自身建設；以及人民群眾和各參政黨是如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事各項建設事業和參政議政的。

第二，在編研范圍上，黨史研究主要闡釋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發展及其規律，范圍超不出黨自身及其作為執政黨影響所及事務。馬克思、恩格斯說過，歷史“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4](p.146腳注)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歷史包括這個國家的自然史。而自然界有些內容，如天象（日食、彗星等）、氣候、地質、洋流等的變化，與黨史并沒有關系，不在黨史編研范圍內。但對于這些內容，國史編研卻不能不加記載，不能不研究它們與人類社會的關系。至于自然界受人類活動影響而造成生態環境的變化，如森林覆蓋率的大小、荒漠化和鹽堿化的進退、空氣污染的強弱等，與黨史或多或少有一定關系，黨史研究也會涉及，但不可能設置這些領域的分支學科。而國史研究對這些領域卻可以也應當設置分支學科，如當代林業史、當代治沙史、當代空氣治理史等。另外，社會領域中疆域、政區、婚姻、家庭、民俗、服飾、飲食、語言、娛樂方式、人際交往等的變化，也與黨史之間或多或少有關，黨史研究也要涉及，但同樣不可能在這些領域設置分支學科或研究方向。例如，在黨史研究中不可能設中國共產黨疆域史、中國共產黨政區史、中國共產黨婚姻史、中國共產黨民俗史、中國共產黨服飾史等專業，因為不存在這樣的歷史。我們黨雖然有自己的經濟思想史、法制思想史、民族政策史、宗教政策史、環境政策史、人口政策史等，在黨史研究中應當設置這方面的分支學科或研究方向，但并沒有自己的法制史、民族史、宗教史、環境史、人口史，新中國成立后也不再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史。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國史研究的內容，都可以也應當在國史研究中設置分支學科。概言之，國史研究范圍要比黨史研究寬廣得多。如果把黨史和國史比喻為一座寶塔的話，黨史可以說是塔身，而國史則是寶塔的基座。

第三，在編研重點上，黨史研究的重點應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制定與出臺的過程，黨的制度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黨的會議和文獻、領袖人物和英雄模范以及執政的經驗總結等。國史研究對這些內容雖然也會涉及，但更多應是記述和闡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和國務院的決策過程，法律的制定和變化過程以及國家各級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監察機關的重大活動和舉措，國家各項建設事業的進展和有突出貢獻的人物，國家機關自身建設及其經驗總結等。

第四，在學科理論與編研方法上，黨史和國史編研都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都要充分收集、慎重選擇、嚴謹考證各類史料，對問題進行階級分析、歷史分析、系統分析、辯證分析；都要對中國傳統史學和國外史學的有益成分加以吸收，對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科學方法加以借鑒。然而，國史編研主要運用的是史學的理論與方法，黨史編研則需要更多運用政治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在史書編纂方面，國史書除了章節體外，還需要借鑒我國古代史書編撰的體裁體例，如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制體、方志體、史地體等，創造性繼承和發揚我國史書編纂的優秀傳統。

總之，國史研究與黨史研究各有各的學科屬性和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誰也代替不了誰?，F在一些國史書與黨史書之間存在內容雷同或近似的現象，并不表明國史研究與黨史研究是一回事、一個學科，而是因為國史書過多地寫了本該由黨史書撰寫的內容，而黨史書過多地寫了本該由國史書撰寫的內容。這一問題恰恰應當通過加強兩個學科的建設逐步來解決，而不應當成為模糊二者學科區別的理由。否則，只會妨礙各自學科的發展。

另外，新中國史研究與史學其他學科相比，雖然具有更加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和宣傳功能，更加突出的學科綜合性和交叉性，更加接近當今社會，但不等于說它就是宣傳工作，就可混同于其他學科，或放入現實對策類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現有學科多多少少具有意識形態屬性。一門學科是否為科學研究，并不取決于是否具有意識形態性，而在于追求的是否是客觀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觀規律，具有的知識體系是否完整系統，遵守的學術規范是否被公認為科學。只要尊重歷史的真實性、連貫性、繼承性，注重揭示歷史事件的原因、總結歷史成敗的經驗、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并致力于構建符合學術規范的學科體系，新中國史研究就是地地道道的學術工作，就是一門科學，就要把它當成科學、學科、學術、學問來對待。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與政治領域的戰爭一樣，也需要武器，也有陣地和戰場。只不過，國史研究者進行意識形態斗爭所使用的武器是學術，要守衛的陣地是黨領導的學術陣地，與敵對勢力展開較量的戰場是學術戰場。至于說新中國史的宣傳和教育，本身都是國史研究成果的轉化。因此，搞好新中國史的宣傳、教育，也要首先搞好新中國史的學術研究，使戰斗力、說服力建立在史料更充實、分析更深刻、論述更創新的學術成果基礎之上。

史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不僅在客觀上與許多學科有著很強的交叉性，而且史學工作者在主觀上也很需要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史學這一特點，在新中國史研究中尤顯突出。然而，與不同學科之間有交叉關系，不等于可以混淆不同學科。例如，新中國史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新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相結合的歷史。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不可能不研究當代中國的問題；在新中國史研究中，也不可能不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然而，馬克思主義研究是理論學科，新中國史研究是歷史學科。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包括當代中國基本問題的研究，新中國史研究包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的研究，就把新中國史學科放入馬克思主義學科。

新中國史是現代史、當代史，因此，新中國史研究與史學其他分支學科相比，自然會與現實之間距離最近?，F實中剛剛發生的事，很快就會成為新中國史研究的內容。同時，新中國史研究中的問題，很多也是當代中國對策研究中的問題。但這同樣不意味著新中國史研究就是對策研究，或屬于應用對策類的學科。新中國史研究與史學其他學科一樣，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屬于基礎類學科。它所研究的當代問題，無論距離現實多近，都只能是從歷史角度而不是從對策角度去研究。新中國史研究當然要為現實服務，但這種服務只能體現于對某個歷史問題發生發展的過程闡述、原因分析、經驗總結、趨勢預測，而不能要求它拿出具體對策。就是說，面對當代問題，它只負責說清楚問題的內容、原因何在、經驗教訓有哪些、今后可能如何發展，而不負責回答應當怎么辦、采用什么對策。原因在于，這門學科的史學性質決定了它不承擔對策的責任，也不具備對策研究必須具有的那些研究條件。如果硬要它拿出對策，結果只能是打亂仗，只能是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而且，別人的田也肯定是種不好的。

至于有人僅因為新中國史研究比較薄弱，資源較少，研究成果很難在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學界中進行學術交流等，就主張把它納入黨史黨建學科，這種理由就更加站不住腳了。任何一門新興學科，總有從基礎薄弱到逐漸成熟的過程。當初，黨史研究也很薄弱，但黨史學界就不贊成把它并入其他學科。另外，隔行如隔山，同屬一個大學科下幾個分支學科之間難以進行學術交流的情況，比比皆是。例如，近代史研究中的問題，就很難拿到古代史學界進行交流。至于說目前黨史黨建學已被確立為一級學科，有的高校設置了黨史黨建的獨立學院，因此，將新中國史教學放入其中，有助于這一教學的發展。這種考慮，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必須明確，這只是一種行政措施，并不涉及學科歸屬。當然，如果有關部門根據實際情況，能把新中國史（中國現代史、當代史）也提升為史學門類的一級學科，那就更好了。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绻谎芯棵艿奶厥庑?，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盵5](p.309)這就是說，任何科學門類都有自己質的規定性，如果只注意學科之間的聯系，而忽略或抹殺它們之間質的區別，任何科學研究都無從著手，也不可能搞好。時至今日，我們如果連“新中國史”姓“什么”，是什么學科都弄不清楚，都要拿出來反復討論，又如何能集中精力加快構建作為基礎學科和新興學科的新中國史研究的“三大體系”，如何深化新中國史編研工作、提高新中國史研究水平呢？

在習近平向國史學會發出賀信的當天，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李書磊出席慶祝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大會，宣讀了習近平總書記賀信并發表講話，要求充分認識新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意義，牢牢把握新中國史研究的正確方向，不斷開創新中國史研究事業繁榮發展的新局面。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高翔在講話中表示，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將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舉全院之力，加強新中國史研究工作，努力把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國史學會建設成為頂尖的和具有廣泛國際引領力的新中國史研究重鎮和學術交流平臺。他們的講話表明，黨和國家有關部門為了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已經在著手為國史研究事業大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和環境。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國史研究資源相對少的問題也一定會逐步得到解決。

當前，國史學界和相關部門正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致國史學會成立30 周年賀信精神。國史工作者應當珍惜、愛護和充分利用這一難得的機遇，借助這股東風，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指導，牢牢把握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以及提高研究水平、創新宣傳方式、加強教育引導上多下功夫，在加快構建新中國史“三大體系”建設和抵御、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上多動腦筋。我們要站穩新中國史史學屬性的腳跟，在新中國史尚未被國家學位學科管理部門認定為史學門類一級學科之前，安于其作為中國史分支學科的地位，“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聚精會神推動新中國史研究、宣傳、教育事業的繁榮發展，積極主動地發揮國史研究的資政、育人、護國功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國史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