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治理的中國研究：進展、貢獻與優化路徑

陳 星， 程一可

（浙江師范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加快教育治理理論創新，形成教育治理的中國方案和本土話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提供學理支撐，向世界展示教育治理的中國風貌，傳播教育治理的中國聲音，貢獻教育治理的中國智慧。中國教育治理研究從2000 年前后萌發，初期主要通過借鑒西方的公司治理、公共治理、大學治理等理論分析中國的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和大學治理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教育治理成為教育研究的熱點話題，開始以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為主要陣地向各級各類教育延伸，教育治理的中國理念、中國方案、中國話語不斷涌現，中國特色的教育治理道路越走越自信、越走越寬廣。系統總結20 年來中國教育治理研究的進展與貢獻，尋求未來中國教育治理研究的優化路徑，為中國教育治理理論發展和教育治理的中國道路探索提供參照。

一、 教育治理研究的中國進展

基于CNKI 數據庫，以“教育治理”為主題詞，檢索發現2000―2020 年國內有關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獻共6 400 余篇，其中學術論文3 700 余篇。進一步選取發表于CSSCI 來源期刊的學術論文共1 728 篇，剔除研究內容不涉及該主題與重復性文獻29 篇，后經過二次檢索獲取文獻5 篇，最終選擇1 704 篇樣本文獻用于探究中國教育治理研究的概況和特征。

1. 發文趨勢

中國教育治理研究大致呈現兩個發展階段（如圖1 所示）：一是起步階段（2000―2013 年），主要源于西方治理理論在中國的拓展，年均發文量不足50篇，增速緩慢。二是發展階段（2014 年至今），受國家治理現代化政策影響顯著，年均發文量超過100篇，增長迅猛。

圖1 教育治理研究的發文量變化

從領域分布看（如圖2 所示），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隨后依次為教育治理基本理論、職業教育治理、教育治理國際比較等領域，高中階段教育治理的研究文獻少。

圖2 教育治理研究的領域分布

2. 關鍵詞

提取教育治理研究的關鍵詞，運用CitespaceV5.8.R3c 軟件進行計量分析，將時間參數設置為2000 至2020 年，時間切片為1，利用尋徑、修剪切片網及合并網方法剔除無關節點，其他配置功能區中的參數按照系統默認設置。中國教育治理研究匯集出10 大核心關鍵詞：治理、大學治理、現代學校制度、教育治理現代化、依法治教、辦學自主權、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管辦評分離、內部治理、數據治理（如圖3 所示）。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大學治理、現代學校制度方面，后期更聚焦于依法治教、辦學自主權、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等方面。教育治理研究的演進態勢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且整體與上述發文量的階段劃分相吻合。

圖3 教育治理研究的關鍵詞突顯

從時間序列分布看（如圖4 所示），中國教育治理研究中教育治理結構、教育治理體系、教育治理能力、全球教育治理、教育治理現代化五個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早且時間跨度大，其中，多借鑒美國、英國等國家的教育治理經驗。依法治教、數據治理、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方向的研究，則受到國家政策影響，圍繞教育立法、教育治理技術、集團化辦學等多維度進行深度延展。高等教育治理研究涉及府學關系、大學自治、章程建設、試點學院等多方面。

圖4 教育治理研究關鍵詞的時間序列分布

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顯示（如圖5 所示）共生成節點數量1 139 個，連線數量1 543 條，其中頻次不少于10 次的關鍵詞達63 個，說明中國教育治理研究基礎扎實。研究以教育治理為中心點，以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治理、治理現代化、教育治理體系、教育治理能力、全球教育治理、教育公平等為Hub 節點，呈放射發散狀。

圖5 教育治理研究的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

結合高頻關鍵詞和高中心性關鍵詞分析發現，教育治理研究多源起于治理或公共治理在教育領域的理論運用和實踐探索，涵蓋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基礎教育等教育階段（見表1）。其中，教育治理體系、教育治理能力的研究與教育治理現代化研究緊密相關；大數據技術、管辦評分離、辦學自主權、依法治教、集團化辦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

表1 教育治理研究的高頻關鍵詞和高中心性關鍵詞

3. 研究主題

中國教育治理研究的核心主題依次為教育治理、教育治理體系、教育治理能力、大學治理、職業教育治理、教育治理現代化、義務教育治理、研究生教育治理、數據治理、多元治理、全球教育治理和管辦評分離（如圖6 所示）。這些研究主題既緊跟國家政策，如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管辦評分離、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等，又體現數據治理、教育放權與賦責、教育治理民主化與多元化等時代訴求。

從核心主題的演化看，中國教育治理研究從起步階段到發展階段，研究的核心主題發生了明顯變化：教育治理內涵從二元（整治與自治）分立轉向多元融合，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從移植借鑒轉向本土生成，教育治理國際比較從框架模式轉向政策工具，高等教育治理從外部治理轉向內部治理，職業教育治理從體系建構轉向問題解決，義務教育治理從教育領域的單項治理轉向多領域的綜合治理（見表2）。

表2 教育治理的核心主題演化

4. 概念體系

通過梳理教育治理的核心概念及其關系，概括出涵蓋治理內涵、治理理念、治理目標、治理領域、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治理結果七大范疇的概念體系（見表3）。

表3 教育治理的概念體系

二、 教育治理研究的中國貢獻

經過20 年探索努力，國內學者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尤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下，扎根中國教育實踐，形成了教育治理的中國理解、中國價值、中國方案和中國話語，為全球教育治理貢獻了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1. 作出教育治理的中國理解

西方的治理理論相對龐雜，“治理”作為一個新術語被廣泛使用卻含義模糊，且相關概念層出不窮。羅茨在其開創性著作《理解治理》中界定了治理的六種不同含義?？扑共臀譅柕翘岢隽恕爸卫怼钡木欧N不同含義。奧菲甚至質疑：“治理”一詞是否已經成為一個“空洞的符號”？［1］

國內學者使用的教育治理大致有三種含義：第一種指教育問題的“整治處理”，主要源于中國話語對“治理”的傳統釋義，常被應用于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亂收費、擇校、減負等問題的治理；第二種指組織治理，主要源于企業治理，核心在于通過完善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處理好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在大學治理中使用較多；第三種為“多元共治”，強調多方主體平等協商、共同參與教育治理，以實現教育“善治”——教育領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2］42013 年以來，國內多數教育治理研究將“多元共治”作為“治理”的理論內核，并且對“多元共治”的理解更側重政府、學校和社會的合作，這和西方“自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暗含的“去政府”“去中心”有本質區別。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成為公共政策主流話語，學界據此對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及其現代化作了特色解讀。國內學者將教育治理體系界定為教育制度體系，即囊括教育各領 域 的 體 制 機 制、法 律 法 規 安 排［3］3，“是 以 構 建 政府、社會、學校新型關系為核心的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由法律、規章、條例、規定等構成的制 度 體 系”［4］5。并 在 此 基 礎 上，相 繼 提 出 了 中 國 特色教育治理體系框架，如“三要素與十二個子要素”論［5］、“以 教 育 制 度 為 中 心”系 統 論［6］、“互 聯 互 通 的矩陣式結構”論［7］12。國內學者將教育治理能力界定為教育制度執行能力與治理者的素質能力。［8］9-10

國內學者認為，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在于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教育治理體系現代化包括治理目標、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結構、治理評價的現代化［8］9，以及治理的體制、政策法規、制度與標準、監控體系的現代化。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教育治理整個過程所具備的能力的現代化，重點是激發社會參與熱情，促進利益相關者有效參與決策，提升治理的有效性。［7］14-15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要根據教育發展的自身規律和教育現代化的基本要求，以構建政府、學校、社會新型關系為核心，以推進管辦評分離為基本要求，形成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社會廣泛參與的格局，更好地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更好地激發學校的活力，更好地發揮全社會的作用。［4］5

2. 彰顯教育治理的中國價值

西方的教育治理植根于資本主義的制度文化，這種制度文化以市場經濟為核心，強調個人主義、西方式民主和權力制衡，在全球推行教育擴張和文化殖民，其教育治理價值的個人本位取向相對明顯，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教育治理體系的優越性，倡導教育治理的民主化和效率化。而國內學者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和教情，積極貫徹習近平新時代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出發，彰顯了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德樹人、“以人民為中心”、教育強國、教育公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為導向的教育治理價值。

教育治理的中國價值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導向。圍繞“培養什么人、怎么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教育的根本問題，中國的教育治理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教育治理道路，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9］

教育治理的中國價值彰顯“立德樹人”導向。黨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敝袊逃卫硌芯恐鲝垖⒘⒌聵淙巳谌虢逃母黝I域各環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突出德育的首要地位，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把立德樹人的成效作為檢驗教育治理效果的根本標準。［3］2

教育治理的中國價值彰顯“以人民為中心”導向?；谌嗣窳鍪侵袊伯a黨最根本政治立場，中國教育治理研究貫徹“以人民為中心”思想，把教育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工程，解決好困擾廣大家長、師生的教育問題， 從“有學上”到“上好學”，努力讓全體人民享受到更加公平有質量的教育，“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10］。

教育治理的中國價值彰顯“教育強國”導向。一方面，中國教育治理研究有著較強的國家取向，把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教育的重要使命，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另一方面，積極響應國家戰略，將建設教育強國作為教育治理的未來目標，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現代教育，推動我國成為人才強國。［3］1-2圍繞教育強 國建設，“雙一流”建設、“雙高計劃”建設、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高質量建設教育體系、教育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教育治理價值的重要維度。［11］

教育治理的中國價值彰顯“教育公平”導向。維護與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國內學者認為，現階段，中國的教育治理應該在提升教育效率和質量的同時，更加注重教育公平［2］7，著力縮小區域、城鄉、校際教育差距，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鄉村教育振興、教育精準扶貧、民族教育全面發展，不斷促進教育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教育治理的中國價值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導向。國內學者貫徹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提出中國的教育治理要擴大教育對外開放，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要契機，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規則制定［12］，推動教育治理的交流借鑒和跨國合作，為全球教育治理效能提升和治理秩序構建貢獻中國力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3. 明晰教育治理的中國問題

國內學者立足我國教育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核心，圍繞教育治理的各類要素，結合“一帶一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鄉村振興、城鄉一體化、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等國家戰略，總體明確了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發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公辦民辦學校協調發展、高考改革、深化產教融合、“雙一流”建設、“雙高計劃”建設、“破五唯”等教育治理的中國問題。

學前教育圍繞“入園難”“入園貴”，明確了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發展、公辦民辦園協調發展、營利性民辦園規范、幼兒園集團化辦學、農村幼兒園發展等問題。義務教育圍繞“優質”“均衡”，明確了亂收費、擇校、減負、控輟保學、大班額控制、留守兒童教育、隨遷子女教育、校外培訓機構治理、民辦學校治理、薄弱學校改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鄉村學校布局優化、農村小規模學校建設、校園欺凌、教育生態等問題。普通高中圍繞“多樣化”“特色化”，明確了高考改革、普通高中分類辦學、特色高中建設、選課走班等問題。職業教育圍繞“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明確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普職融通、應用型本科建設、“雙高計劃”建設、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發展農村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扶貧等問題。高等教育圍繞“內涵式發展”，明確了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大學生就業難、高等教育分層分類發展、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內部治理結構創新、規范學術不端、“破五唯”等問題。

4. 創新教育治理的中國方案

國內學者不斷借鑒思考、凝聚智慧，創新教育治理的中國方案，形成了共治、多元治理、數據治理（智慧治理/循數治理）、協商治理、協同治理、綜合治理、系統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等教育治理的中國理念，加強黨的領導、教育管辦評分離、教育放管服結合、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治學）、教育分類管理等教育體制變革的中國思路，清單制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第三方教育評價等教育治理的中國制度，普惠性幼兒園建設、“就近入學”、新公民學校、城鄉義務教育共同體、“公民同招”、新型綜合高中、產教融合聯盟、產教融合型城市及企業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學徒制、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推動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轉型、“雙一流”建設、“雙高計劃”建設、孔子學院、師德師風建設、教育評價改革等教育治理的中國方略。

學前教育治理的中國方案主要有：建立學前教育財政投入長效機制，健全成本分擔機制，完善資助制度，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促進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發展［13］；開展“一園一案”治理，完善普惠性民辦園認定標準、補助標準及扶持政策，多渠道增加公辦園與普惠性民辦園，促進公辦民辦幼兒園協調發展；健全學前教育質量評估體系，規范學前教育監管機制等。

義務教育治理的中國方案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促進教育公平的方案。改革教育投資體制，促使公共教育資源向薄弱地區、薄弱學校、薄弱環節傾斜，實現基本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水平均等化。［14］推進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實施薄弱學校改造提升計劃，統籌建設鄉村小規模學校、寄宿制學校，采取聯校制、學區制、集團化辦學、智慧教育等系列措施，促進義務教育高位均衡。［15］建設城鄉義務教育共同體，健全城鄉教師交流機制，完善鄉村教師條件保障機制，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16］優化學校規模和布局，綜合放開落戶限制、興辦專門學校、實行隨遷子女積分入學等舉措，改善留守兒童、隨遷子女、新居民子女、殘疾兒童、特殊群體學生的教育狀況。［17］二是優化教育生態的方案。針對生存型教育亂收費、壟斷型教育亂收費、腐敗型教育亂收費采用不同的治理手段［18］，建立均衡化、多樣化的擇校制度［19］，通過引導中小學特色發展、調節各級各類教育規模的匹配度［20］，以滿足人民群眾的真正需求，從政府監管、體制機制改革、學校引導、家長觀念等方面加強校外培訓機構治理［21］，抑制影子教育的社會再生產功能并促進教育跨越代際效應功能的發揮［22］，完善民辦學校分類管理制度和法人制度［23］，建立“寬容而不縱容”的校園欺凌治理機制［24］。三是義務教育治理機制創新。構建的代表性方案包括“突出政府責任的 多 中 心 治 理”［25］“自 治 與 共 治”［26］“基 于 學 校 章 程的學校多元治理機制”［27］。

職業教育治理的總體方案強調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從教育和經濟領域同時實施產教融合制度創新［28］，開展產教融合型城市和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成立產教融合聯盟和職業院校董事會，發展中國特色現代學徒制和企業新型學徒制，嚴格“1+X”證書監管，試行中職與應用型本科一體化，發展本科層次的職業教育，探索普職融通班和新型綜合高中，加快國家“學分銀行”建設，“成立國家職業教育委員會，完善職教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實現產教對話活動制度化以及行指委工作制度化”［29］。職業教育重大問題的治理方案主要包括：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應用型轉變，要以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為突破口，“充分調動學校、政府、社會各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形成共同承擔與協同共治的格局”［30］。職教集團化辦學要培育協同合作文化，實現職業學校、用人單位、行政管理部門和行業協會共贏共助。［31］鄉村振興背景下的農村職教治理要發揮政府的“元治理”作用，建立中等職業教育成本補償機制，建立“CCEFG”（職業院?！r村—企業—農民—政府）聯動共生治理模式。［32］“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治理要形成利益相關主體共同參與的新格局，構建基于院校研究的決策支持體系，培育自覺自行的內部質量保障文化。［33］職業教育質量治理要建立集教育質量的輸入、過程和輸出為一體的共治關系，創新制度推進機制、權責明晰機制、利益協調機制和督導評估機制。［34］

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國方案包括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兩個方面。處理高校外部關系的治理方案包括：擴大和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在依法治校的基礎上建立辦學自主、政校分開、教授治學、校長治校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35］；推進管辦評分離和放管服改革，明確政府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36］；創新社會參與高教治理的方式，建立高校發展委員會、董事會或理事會，完善教育督導體系；發揮教育中介組織、教育行業協會和教育智庫等社會組織作用，探索第三方教育評估機制、評價模式。協調高校內部關系的治理方案體現為：完善高校章程，落實章程實施細則，建立配套監督審查機制［37］；平衡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探索“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模式，明確學術委員會在教學評價、師資培養等學術事務管理中的職責［38］；改革校長遴選制度，明晰“黨委領導、校長負責”的分工機制，構建新型學者共同體［39］；創新高校內部治理結構，推進校院兩級管理，推動高校向院系放權；加強基層自治，激發基層黨組織活力，發揮教代會、學生會、工會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

5. 構建教育治理的中國話語

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優秀教育治理經驗并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西方教育治理話語是中國教育治理話語演化的必經階段和重要基礎。國內學者剖析了美國大學董事會與區域性大學聯合會［40］、英國大學理事會與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法國大學校務委員會與國家評估委員會、荷蘭高等教育視導團、德國的“雙元制”等教育治理的框架制度，重點介紹了美國校長遴選機制與教師“長聘軌制度”［41］、德國“新調控模式”治理理念與“目標合約”導向治理工具［42］，系統總結了放權與問責、產權明晰、管辦分離、社會參與、市場競爭等教育治理的西方經驗。據此提出，我國要改革教育管理體制，建設現代學校制度，擴大和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探索建立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加強校企合作、家校社合作，從理念認知、投資體制、專業化管理、學校文化等多方面變革教育治理體系［43］，建立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協調性治理體系［44］，健全績效考核和問責、學校內部分工制衡、以中介組織為載體的層級協調等教育治理機制［45］。

在借鑒西方的同時，中國教育治理研究涌現出系列本土話語，逐漸走向與西方的對話融合。在教育治理的理念方面，涌現出教育共治、多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依法治校等中國話語。在教育治理的價值方面，形成了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立德樹人、建設教育強國、促進教育公平、實現共同富裕、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話語。在教育治理的問題方面，匯集出教育不平衡不充分、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普惠性幼兒園建設、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公民辦教育協調發展、校外培訓機構治理、高考制度改革、深化產教融合、“雙一流”建設、“雙高計劃”建設、“破五唯”、教育“走出去”等話語。在教育治理的體制改革方面，產生了教育管辦評分離、教育放管服結合、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教育評價改革、集團化辦學等話語。在教育治理的制度建設方面，展露出城鄉義務教育共同體、規范校外培訓機構、民辦學校分類管理、新高考改革、產教融合型城市及企業、中國特色現代學徒制、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清單制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基層自治、教育督導問責、師德師風建設等話語。

三、 中國教育治理研究的優化路徑

中國教育治理研究仍處于發展初期，關于教育治理的基礎問題認識不夠清晰，存在一定的照搬傾向和西化風險，對本土教育治理經驗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提煉不充分，關于教育治理的中國道路探索需要深化。

1. 強化基礎理論研究

現有研究對教育治理的內涵、價值、體系、問題、改革思路和實現路徑做了個性化的前期探索，但對許多基礎問題的認識仍相對模糊。教育治理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教育治理和經濟社會治理有何區別？哪些西方教育治理經驗在中國可行？教育治理要具備哪些基礎條件？教育治理的運行機理和行為邏輯是什么？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內涵和標準是什么？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框架是什么？如何評價教育治理效果？這些問題直接從源頭上決定著教育治理的現代化進程。厘清這些基礎理論問題，達成基本共識，是中國教育治理研究亟待解決的首要課題。

2. 注意教育的特殊性研究

將國內外經濟社會領域的治理經驗遷移至教育領域是國內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路向，這種邏輯容易忽視教育治理和經濟社會治理的差異性，誘發教育改革風險。國內教育治理研究受西方治理理論和中國國家治理方略影響頗深。然而，以羅西瑙、羅茨、斯托克、全球治理委員會等為代表的公共治理理論研究者則是對政治、社會領域中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質疑，主張治理是通過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進行的。［46］但是，教育有其獨立性和特殊性，借鑒治理的一般理論及其他領域的治理經驗要特別注意分析其在教育領域的適用性，并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

3. 注重落地方案研究

教育治理研究一定程度面臨理論脫離實踐的尷尬：學術界的教育治理研究如火如荼，現實的教育治理實踐卻存在不冷不熱、一頭霧水現象。尤其對于一線的教育治理者而言，他們更需將教育治理目標細化為可操作方案，例如在一些體制性障礙和固化的管理思維文化的桎梏下，應該如何穩步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為此，中國教育治理研究有必要從“告訴人們應該怎么做”的規范研究轉向“如何讓人們這樣做”的行為分析，“從治理主體的辨析轉向支配治理實踐的規則”［47］，注重實施方案的思路框架構建，積極做好相關咨詢服務。

4. 加強實證研究

國內教育治理研究總體上以思辨研究為主，缺乏對中國教育治理問題的實證分析。經過20 年的發展，教育治理的理念和實現路徑碩果豐富。這些理念和路徑能否有效解決中國的教育問題，需要大量的實證研究予以檢驗完善。首先，要鼓勵研究者扎根教育治理實踐，政府盡可能為廣大研究者收集教育治理資料數據提供支持。其次，構建科學的教育治理評價指標體系，利用大數據和網絡平臺，積極收集教育治理的大樣本數據，加強數據資料庫建設與共享。最后，規范實證研究，提高實證研究質量，避免實證研究淪為“數字游戲”。

5. 深化中國特色教育治理道路探索

中國教育治理研究在借鑒西方治理理論及教育治理經驗的同時，存在一定的西化風險。事實上，許多西方治理的理念與制度，如教育市場化、學校董事會、“雙元制”等，在我國教育治理實踐中出現了失靈現象。習近平強調：“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保?8］解決中國的教育問題，必須堅定“四個自信”，從中國的國情與教情出發，深化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教育治理道路探索。

具體路徑為：一要向外借力，科學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和人類最新治理成果，加強對西方治理經驗的反思和轉化，處理好教育治理的普遍規律和個性特色的關系；二要鑒往知來，積極挖掘和傳承中國傳統治理智慧，在教育治理現代化的當代實踐中靈活運用古人治理的方式方法，處理好教育治理的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三要與時俱進，加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國理政思想與教育治理的中國道路的關系研究，從黨和國家的最新治理思想和方略中尋求符合國家治理體系框架的教育治理道路，處理好國家治理和教育治理的關系；四要扎根實踐，關注教育治理實踐的特色問題和本土化方案，及時將新的理念與制度提煉納入中國教育治理理論，處理好教育治理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