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研究

魯萬波 江初娜姆 楊旭成

（①西南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 四川成都 611130 ②西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西藏拉薩 850000 ③西藏大學財經學院 西藏拉薩 850000）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經濟狀況發生歷史性巨變，經濟總量不斷攀升，地區生產總值從1978 年的6.65 億元，增至2020 年的1902.7 億元，42 年間增長了285.12 倍，地區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20.42%。黨的二十大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但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裴長洪和倪江飛（2019）[1]從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居民富裕程度不平衡、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不平衡以及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不甚突出等角度闡述了我國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鄭耀群和葛星（2020）[2]發現從空間分布格局來看，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空間分布和演變的不均衡，呈現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階梯分布的特征（陳景華等，2020）[3]。十八大以來，南北平衡發展水平顯著提升，但是南北總體差距逐步凸顯（許憲春等，2021）[4]。高志剛和克甝（2020）[5]通過構建沿邊省區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指出西藏長期處于沿邊省區整體水平之下。

西藏是重要的國家安全屏障，也是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重要的戰略資源儲備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農產品基地、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重要的清潔能源基地，也是面向南亞開放的大通道。在我國的國防安全、生態資源、外貿旅游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地理區位優勢和自然資源儲備優勢。但是西藏的經濟發展長期以一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統一，在整體經濟的發展中存在著諸多的問題（李光軍和李泓萱，2021）[6]，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研究和解決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意義重大。

二、文獻綜述

平衡發展主要體現在質量效益、公平公正、可持續性等側重于質的表達。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主要體現在生態環境、文化產業、醫療衛生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目前，實現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可持續耦合互動仍然充滿挑戰，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西藏生態環境的承載力受到了一定的挑戰，同時生態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和制約也日漸突出（孫繼瓊和封宇琴，2020）[7]。萬媛媛等（2020）[8]指出生態環境的改善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程度日益加大，經濟發展速度快于生態環境改善的速度。近年來，西藏文化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黃林和趙毅（2020）[9]指出目前西藏文化產業年增長率超過15%，顯著高于同期西藏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也顯著高于全國文化產業12%的年均增長率，但是在西藏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其內生性的人才瓶頸問題越發凸顯。

依據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海拔高度、居民密集程度，西藏各地區醫療衛生水平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西藏各地區醫療資源配置整體不足且公平性較差，基于地理指標的公平性要優于人口指標（楊明興等，2021）[10]。同時農牧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尚未建立完善的婦幼健康服務體系，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尚需完善，醫療保障體系和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扎西達娃等，2020）[11]。

西藏由于高海拔的特殊地理環境，基礎交通建設難度大，發展落后，交易物流成本高，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西藏貿易發展，制約了西藏的經濟發展。卓嘎措姆等（2020）[12]從西藏交通基礎設施與經濟空間結構特征分析，認為交通與經濟之間的推拉關系更為緊密，交通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撐和牽引作用。近幾年西藏的客貨運輸量相比過去有了很大的發展，交通網絡初具規模，但是與內地省市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相比，西藏對外通道相對缺乏，和周邊大部分省區均無鐵路和高速公路連通；區內鐵路和高速公路通達率低，主要集中在西藏經濟相對發達和人口較為集中的地區。

充分發展主要是對發展程度、發展水平和發展數量的表達，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充分問題十分突出。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西藏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從全要素增長率所體現的增長質量來看，整體滯后于全國水平（李超和楊慧，2021）[13]，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但是西藏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較大，使得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楊凡等，2020）[14]。同時西藏產業結構一直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中，產業結構由“一二三”型轉變為“三一二”型，再轉變為“三二一”型（李東興，2021）[15]。第二產業的發展始終缺乏動力，從來沒有占據過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第一產業內部產業結構單一，農牧業占據西藏經濟增長的主導，但是農業發展結構相對單調，生產機械化程度低，農業科技推廣力度弱等限制了西藏農業發展（張思源，2020；登增卓嘎，2020）[16-17]。高永久等（2020）[18]指出，由于西藏農牧區地域廣闊、氣候條件差、人煙稀少，仍未擺脫小規模的零散畜養方式，這使得牧區勞動力投入大但是經濟回報低，給牧區的發展造成客觀困境。

綜上所述，十九大以來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新時代發展的主題，西藏作為我國重要的“兩屏、兩區、五地、一通道”，西藏自治區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和持續健康發展，雖然優勢特色產業加快發展、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但從西藏平衡發展和充分發展兩個方面來看，生態環境改善速度滯后于經濟發展速度，文化產業結構單一、文化產業人才政策不適應發展與需求，醫療衛生體系資源分配不合理、人才結構不合理且專業化程度難以保障，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路網密度低通行能力差，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調整。但是第二產業明顯發展不足，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對西藏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沒有實現多元化發展，同時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制約了西藏邊境貿易的發展，所以西藏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只有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同時抓好穩定、發展、生態、強邊四件大事，才能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收斂，進而全面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

三、西藏自治區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及指數測算

（一）西藏自治區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指標體系構建

為了定量測度2006—2020年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的基本情況，本文從平衡發展和充分發展兩個維度出發，并基于統計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最終確定了各個領域具有代表性的指標綜合反映西藏自治區內部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狀況。如表1 所示，平衡發展主要從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和生態環境四個層面八個指標來反映西藏自治區內部平衡發展水平；充分發展主要從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農牧區發展狀況、能源環境四個方面十個指標來反映西藏自治區內部充分發展水平。

表1 西藏自治區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指標體系

平衡發展維度中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交通固定資產投資、交通和通訊消費支出。由于西藏自治區地處青藏高原，城市空間布局較為分散，而且交通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支撐，是實現城鎮化的引擎，交通越發達的城市其經濟和城鎮化水平越高。因此本文通過交通固定資產投資以及交通和通訊消費支出，反映自治區各地市基礎設施建設狀況。文化教育方面使用中小學在校人數占總人口比重和居民文體消費支出兩個指標反映自治區各地市文化教育發展水平。醫療衛生方面使用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和每千人擁有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兩個指標進行測度。西藏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推動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本文從空氣質量指數以及土壤質量兩個指標出發，對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的生態環境進行測度。

充分發展維度中的經濟優化方面包括各地區生產總值占自治區GDP 的比重、城鄉協調度和通貨膨脹率三個指標，反映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包括第三產業占自治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一二產業協調度和一三產業協調度三個指標，反映西藏自治區產業結構優化與轉型狀況。農牧區發展主要從農牧區社會消費品總額和農牧區從業人員兩個方面進行測度。能源環境方面從造林面積和農村電力單位消耗量兩個指標進行綜合測度。

（二）西藏自治區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指數測算

1.數據來源與數據處理

本研究所涉及數據來源于2006—2020年西藏自治區各地市國民經濟與發展統計公報、2006—2020年《西藏自治區統計年鑒》、2006—2020年《統計年鑒（各地市）》以及國家統計局網站、中經網和EPSDATA網。

本文對西藏自治區平衡發展充分發展中各項指標中的原始數據，采用Min-Max標準化法進行數據去量綱和標準化處理，對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全。

2.賦權方法和測算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變異系數法、熵值法和CRITIC法分別對各項基礎指標進行賦權。其次，使用Kendall一致性檢驗對上述三種賦權方法對各項基礎指標所賦權重進行一致性檢驗。由表2可知，三種賦權方法賦權結果具有一致性，且一致性程度較強。其次，取每個指標的三種權重的平均值作為該指標最終的權重。最后，采用線性加權函數法計算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各層次發展指數和平衡發展、充分發展兩個維度指數以及綜合指數。

表2 一致性檢驗結果

四、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特征分析

（一）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總體特征

為能夠清晰地辨別出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現象，本文以2006 年和2020年為例，對比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同時依照西藏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均值，將西藏各地市劃分為低水平（0≤index＜0.389）、中水平（0.389≤index＜0.569）、高水平（0.569≤index＜1.000）三種經濟高質量發展類型。從圖1所示的空間分布來看，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各地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平衡發展與充分發展水平呈現由“中心—外圍”態勢，拉薩增長極效應明顯；到2020年為止，除了阿里地區其他地市均實現了中水平以及高水平發展，且昌都市實現較快發展。

圖1 2006—2020年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總指數

總體來看，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各地市的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差距依然明顯。由圖1所示，2020年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高水平的城市有拉薩市、日喀則市和昌都市；中水平發展的城市有那曲市、林芝市和山南市。2006—2020 年，雖然拉薩市、山南市和阿里地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其發展水平并沒有實現根本性的改變，然而在此期間昌都市由低水平發展轉變為高水平發展，由圖2可知昌都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指數由2006 年的0.356 逐年增長至2020 年的0.588，期間增加了約65.17%；2006—2020年拉薩市雖然僅增加了約14.86%，但是拉薩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依舊保持在第一位。

圖2 平衡發展指數

（二）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動態變化

從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指數發展變化趨勢來看，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在2020 年各地市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均有明顯下降趨勢。由圖3所示，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平衡發展指數的變動。

圖3 充分發展指數

在整個樣本區間內，西藏自治區七個地市平衡發展水平除了2020 年外均有明顯的提升，其中拉薩市平衡發展指數增長最低，僅增長了19.71%，但是在2014—2019 年出現明顯增長，并在2019 年達到區間內的最高水平；在阿里地區平衡發展水平增長86.01%，增幅最大，2006—2010年阿里地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水平增長最為突出，且阿里地區的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水平變化趨勢與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指數變化趨勢趨于一致，從而促進了阿里地區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指數的顯著增長。

（三）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動態變化

從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指數整體變化趨勢來看，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水平差距明顯。由圖4 可知，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日喀則市以及昌都市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水平領先于其他地市，拉薩市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水平排名首位；2006—2020 年日喀則市和昌都市與拉薩市充分發展差距逐年降低，有明顯的追趕趨勢；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和阿里地區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水平變化趨于穩定。其中，日喀則市以及昌都市充分發展水平得到顯著提高，日喀則市和昌都市充分發展水平分別增長了52.87%和57.62%。從充分發展指數發展變化下的經濟優化、產業結構、農牧區發展和能源環境四個領域的發展變化對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水平增長的影響來看，日喀則市和昌都市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水平在2006—2020年出現明顯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農牧區發展的快速增長，由圖5 所示，在此期間日喀則市農牧區發展水平增長了77.79%，昌都市農牧區發展水平增長了80.69%。

圖4 農牧區發展

五、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響因素及收斂趨勢分析

（一）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響因素分析

1.模型構建

由第四部分分析可知，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象突出，又因為拉薩市是西藏自治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中心，因此以拉薩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為基準對比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與充分發展水平發現，導致西藏各地市經濟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主要因素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經濟優化、產業結構以及能源環境方面。因此本文通過構建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將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總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經濟優化、產業結構以及能源環境中的各項指標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具體模型如下：

模型中，indexit表示七個地市各個年份的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指數；由于選取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經濟優化、產業結構以及能源環境中的各項基礎指標作為解釋變量，所以k=14，具體解釋變量的含義和作用對象如表3所示；μi是地區效應；ηt是時間效應；εi,t是隨機誤差項。

表3 各個變量及作用對象

2.模型估計結果

本文首先根據表4 中列（1）可知Chow 檢驗統計量為35.994，臨界值為2.209，拒絕原假設，因此可以建立個體單因素效應模型。其次采用Hausman檢驗，對面板數據模型的個體單因素固定效應模型與個體單因素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篩選，且Hausman 檢驗統計量為276.300，結果P 值很小，從而拒絕原假設，即選擇用固定效應模型。最后，檢驗模型中存在固定效應的情況下是否存在時間效應，因而在引入個體虛擬變量的情況下，再次進行Chow 檢驗，由列（3）可知Chow 檢驗統計量為3.11，臨界值為1.385，因而最終選擇雙因素固定效應模型。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估計結果

具體來看：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經濟優化、產業結構以及能源環境中的各項指標，解釋變量x1、x2、x3、x4、x6、x8、x9、x12、x13、x14在5%的水平上顯著，即交通固定資產投資、交通通訊消費支出、居民文體消費支出、中小學在校人數占總人口比重、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城鄉協調、通貨膨脹率、一三產業協調度、造林面積和農村電力單位消耗量這10個基礎指標對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具有顯著性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以拉薩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基礎，導致西藏自治區各地市高質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主要原因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經濟優化、能源環境這四個領域以及產業結構、醫療衛生領域的部分層面。

（二）西藏自治區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收斂分析

1.收斂模型

本文從收斂性的視角考察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演變趨勢，通過σ收斂和β收斂分別對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以及各地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收斂性特征進行檢驗。

σ收斂檢驗從存量的角度揭示各地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收斂特征，檢驗隨著時間變化，西藏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離散程度是否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即各地市西藏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變異系數是否隨時間減小。

β收斂檢驗從增量的角度揭示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收斂特征，檢驗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是否具有更快的增長速度。各地市間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趨于收斂，可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

絕對β收斂檢驗，假設各地市所具有的財政支出規模、人力資本、金融發展等條件保持一致時，不同地市的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隨著時間變化最終是否會收斂于同一穩態水平，即相比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城市，水平較低的城市是否具有更快的增長速度。絕對β收斂檢驗的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如下：表示第i個城市的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在第t期至第t+1 期的增長率；β為收斂系數，若β〈0 且顯著，則表明存在絕對β收斂，反之則發散；μi是地區固定效應；ηt是時間固定效應；εi,t是隨機誤差項。

條件β收斂則是指由于各地市間的政府干預、人力資本、金融發展等條件的不同，各地市會表現出不同的收斂特征，其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和充分發展水平會收斂于各自的穩態水平，同時各地市之間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和充分發展水平可能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絕對β收斂檢驗模型中引入財政支出規模、人口密度、金融發展、農牧區發展4個控制變量。其中，財政支出規模使用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衡量政府行為在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中的作用；人口密度使用每平方千米人口數的對數表示；金融發展使用年末存貸款余額占GDP比重表示；農牧區發展使用農牧區從業人數占各地市常住人口數比重來表示，并對其進行對數化處理。從而，構建條件β收斂檢驗的個體時間雙因素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其中，Xi,t表示控制變量。

2.收斂分析

首先，本文在研究σ收斂時，使用變異系數衡量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σ收斂趨勢，結果如圖6 所示。整體來看，2006—2020 年，西藏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變異系數呈“先下降后上下波動”的狀態，整體波動較為明顯，變異系數從2006年的0.223下降至2020 年的0.174，近十年的波動范圍在0.15 至0.2 之間，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均存在一定的σ收斂趨勢。

圖6 σ 收斂趨勢

其次，本文利用雙因素固定效應模型對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進行β收斂檢驗，表5 中列（1）為絕對β收斂檢驗。結果顯示，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收斂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絕對β收斂，這意味著不同地市間的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最終將會收斂到同一穩態水平。

表5 收斂分析結果

考慮西藏各地市政府財政支出規模、人口密度、農牧區發展以及金融發展等因素所造成的差異，從而在模型中引入控制變量對其進行條件β收斂檢驗，結果見表5中列（2）所示?？梢钥闯?，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條件β收斂特征，同時在引入控制變量后，收斂系數仍顯著為負，且條件收斂速度更快于絕對收斂速度。從控制變量角度來看，西藏自治區政府財政支出規模、人口密度、農牧區發展以及金融發展的回歸系數除了財政支出規模以外均為正，但只有農牧區發展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農牧區發展水平更高的地市經濟高質量充分發展平衡發展水平具有更快的增速；同時，現階段而言西藏自治區財政支出規模水平較高的地市并不能夠促進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與充分發展水平的提升，反而會產生并不顯著的抑制作用；金融發展以及人口密度并沒有對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有顯著的貢獻。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西藏自治區7個地市為研究樣本，運用組合賦權法對2006—2020年的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研究，并以拉薩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基礎，通過構建雙因素固定效應模型，進而分析導致西藏經濟高質量不平衡不充分現象的主要因素；同時對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的收斂趨勢進行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2006—2020 年，西藏自治區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整體來看西藏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問題突出，拉薩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在整個西藏居首位，而阿里地區處于整個西藏自治區的末位；日喀則市和昌都市實現較快增長，拉薩增長極效應突出，充分帶動了其他地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2020 年平衡發展水平在的下降是造成2020 年西藏各地市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從充分發展角度來看，提升西藏各地市充分發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農牧區的發展。

第二，以拉薩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為基礎，導致西藏各地市高質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經濟優化、能源環境這四個領域以及產業結構、醫療衛生領域的部分層面。但是要實現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解決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必須致力于解決西藏內部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水平、醫療衛生、生態環境、經濟優化、產業結構、農牧區發展以及能源環境等各個領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第三，經檢驗，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存在σ收斂、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西藏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的離散程度整體呈現出一定的下降趨勢，即西藏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的變異系數隨時間的變化而減??；西藏各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最終將會收斂到同一穩態水平；引入控制變量后，條件收斂速度更快于絕對收斂速度，農牧區發展水平更高的城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水平具有較快的增速。

（二）政策建議

依據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實際及實證分析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制定差異化的城市發展戰略。各地市不同領域平衡發展充分發展差距的內涵和意義不同，應該正確看待各領域的平衡發展充分發展差距。一定程度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上的差距是合理的，不能簡單地要求西藏自治區與其他各省份以及西藏各個地市在高質量發展水平上達到絕對一致。

第二，加強區域間的聯系與合作，注重發展的均衡性。堅持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以優化發展格局為切入點，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立足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優化基礎設施、生產力和公共資源布局，著力構建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發展新格局。充分發揮拉薩增長極作用，明確藏中南、藏東、藏西北區域發展定位，加快培育經濟增長極、增長點、增長帶，構建核心引領、區域聯動、極點支撐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因此，不能追求西藏各地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絕對平衡與充分，但需要將高質量平衡發展充分發展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第三，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經濟高質量發展應從多個方面、全方位進行考量，應涵蓋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等。因此，對于西藏高質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不能僅圍繞GDP 與GDP 增長速度來測度與其他各個省份的差距，以避免對西藏與其他省份高質量發展差距認識的誤判。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的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的發展格局，縮小西藏各個地市經濟高質量平衡發展和充分發展的差距，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穩定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是實現西藏自治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