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對外博弈

鄭華 侯彩虹

【關鍵詞】??科技外交??科技發展??大戰略??科技話語權??全球治理

【作者簡介】??鄭華，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上海??郵編：200030）；侯彩虹，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郵編：200030）

【中圖分類號】?D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3）03-0053-20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303004

當前，人類正在經歷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同時亦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使人才、技術、信息和資本的國際流動速度加快，便捷性和頻繁性增強；另一方面，主權國家間的科技競爭加劇，尤其是伴隨美對華戰略競爭的加劇，中美在科技領域的博弈愈發激烈。美國國會先后通過若干法案，以提高其在半導體、5G、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工程等技術方面對中國的競爭力，確保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和競爭優勢，阻遏中國崛起，維護美國霸權。中美科技競爭的實質一定意義上將是雙方博弈及其效果之爭。

一、中國科技對外博弈的歷史實踐根基

實際上，國際學術界對于“科技治國方略”（science?and?technology?statecraft）的研究，遠不如“經濟治國方略”（Economic?Statecraft）充分。由于科技創新是提升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的重要路徑，國際學術界根據政府使用經濟手段追求外交政策目標的能力、意圖、政策和準備這一“經濟治國方略”的本質，?將“科技治國方略”定義為政府使用科技手段實現外交政策目標。?因為在漢語中會產生較大歧義，所以將“Science?and?Technological?Statecraft”直譯為“科技治國方略”并不妥當。根據其所涉及的實質性內涵，更應該將其所指稱的行為稱作“科技對外博弈”。

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可追溯到1946年芝加哥大學數學系主任馬歇爾·赫·斯通（Marshall?H.?Stone）在美國科學發展促進會（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AAAS）的發言，其呼吁將“科學”與“治國之道”有機結合。?伴隨以科技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間競爭與合作塑造國家間關系的親、疏、遠、近，國際學術界對科技對外博弈的研究浮出水面，學界試圖從科技對外博弈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維度探究其內在機理；?同時，其或聚焦區域與國別，?或聚焦領域，?且多為科技工作者與國際關系學者的交叉研究。伴隨全球化時代科技競爭與合作的深度發展以及中國崛起，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中國的科技發展歷程、機制建設?和科技對外交往?的特點，探究新興崛起國家的科技發展之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來，中國科技發展有兩條基本脈絡。一條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攻堅克難的科技發展歷程。無論是“兩彈一星”時期的舉國體制，還是當前倡導的“新型舉國體制”，均積累了豐富的自主創新和研發經驗。另一條則是與外部世界開展科技交往的歷程。無論是中蘇合作時期接受科技援助，還是1949年之后持續大約20年的中美對峙時期美對華科技封鎖與反封鎖，這兩條發展脈絡是筑起中國科技對外博弈的歷史實踐根基。在當前美國激烈的對華科技打壓中，若拉長歷史焦距，放寬區域與國別視野，探究歷史發展規律，把握時代脈搏，從人類科技發展歷程與國際關系互動維度考察和優化中國的科技對外博弈，將會獲得新的啟發和思路。綜觀國際學術界在“科技與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相關成果，“科技革命與國際秩序變遷”“科技創新與國際安全”和“科技外交”綜合構建了“科技與國際關系研究”的三大核心版塊。為此，本文將基于國際學術界在“科技與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探究中國科技對外博弈問題。

二、科技對外博弈中的機制建設

科技進步是促進主權國家提升以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外交資源為核心的國家綜合實力的引擎，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四次科技革命均為以科學理論突破為先導，以技術升級為表征的整體性革命，并引發科技革命發源地國家綜合實力的迅速提升。四次科技革命均經歷了從科學革命到技術革命再到產業革命的發展歷程，并且從基礎理論突破到新技術應用的周期也被大幅度縮短。?從技術創新到綜合國力提升的發展周期愈短，主權國家綜合實力上升愈快，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也就能占據愈多優勢。換言之，科技進步不會自動、直接生成綜合國力，而是需經過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的發展，通過市場交換、武器技術研發、政策工具醞釀，進而產生經濟效益，形成競爭力，豐富外交手段，促進綜合國力提升。因而，優化資源配置，加速科技生成綜合國力的進程，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的關鍵，其核心是機制建設的優化。

在18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中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時期，歐洲各國綜合實力與國家能力相對較弱，政府缺乏干預或引導社會思潮與市場方向的意愿和能力，科技進步呈現自由發展狀態。但到了冷戰中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主權國家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能力普遍提升，國家能力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展。在美蘇戰略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美蘇雙方分別基于自身的國家體制特點，動用國家戰略資源，采用不同的科技管理模式，以國家間對抗促進科技創新。在冷戰結束之后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與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如影隨形的是信息、技術、資本、生產要素流動的全球化浪潮?？茖W家和科技組織的跨國界流動，催生了基礎科學突破、應用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升級。當前，美對華戰略競爭兼具冷戰時期美蘇競爭與當今全球化浪潮的特點，以史為鑒將有助于優化科技對外博弈的機制建設。

（一）冷戰時期美蘇科研管理機制建設的特點

無論是美國“政學商三位一體”的軍工復合體模式，還是蘇聯的“孤島研發”模式，在冷戰時期的科技競爭中，美、蘇雙方均舉國家之力，展開國家層面的競爭。超級大國為了進行對外競爭而在各自國內所推動的各項工作對其最終的競爭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

第一，在美蘇科技競爭中，美國科研機制建設具有若干特點。美國通過怎樣的戰略、戰術取得對蘇聯科技博弈的勝利，一直為國際學術界所關注。首先，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施行審慎的平衡財政預算政策，嚴控軍費開支，?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獲得最大程度的威懾能力。?其次，當時的美國政府抓住1957年蘇聯首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引發的“斯普特尼克挑戰”（Sputnik?Challenge）和恐懼，借機對美國研發系統的結構和運作機制進行改革，優化機構設置。通過努力排除府院之爭、軍政矛盾等國內矛盾對國防改革的干擾，設立“國防研究和工程主任”（Director?of?Defense?Research?and?Engineering），打造獨立研究機構“高級研究項目組”（Advanced?Research?Project?Agency，?ARPA）等手段，美國的整個聯邦研究機構形成了“多元和松散的協調機制”。同時，為消除“美國技術劣勢的恐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的預算規模大幅擴大，并增加政府在教育、基礎研究以及應用研究方面的財政投入及加強監管。再次，對私人設施和資源持開放、合作態度，最終促成“政府—學術—企業”三位一體的產、學、研創新模式。美國大多數與國防有關的研究不是在政府實驗室和軍隊研發部門中進行，而是由公司、大學和少數將公共所有權與私人管理相結合的混合機構進行。冷戰期間，在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國防研究中，約四分之三是在私營（或準私營）機構中進行的，只有約四分之一由政府雇員在政府擁有和經營的設施中完成。?最后，“研發合同”在包括雷達和核武器在內的所有重大軍事技術研發突破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范內瓦·布什（Vannevar?Bush）倡導并在戰后繼續沿用的“聯邦研發合同”迅速將資金提供給最合適的人，最大限度減少行政當局對科學創造力的抑制作用。同時，聯邦政府主導下的高校軍工復合體也是美國科技創新的又一重要源泉。相關大學與私營企業建立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源源不斷地為后者提供工程師和創意，并以接收學生和研究基金作為回報。

第二，蘇聯的科技革命和美蘇競爭。冷戰時期的蘇聯強調科技革命，后期也嘗試修補體制。當時蘇聯科研管理體制關注研發領域的獨特性，生物技術發展、政策規劃、科研人員數量增長?和工業發展水平?等成為1945—1975年間蘇聯機制建設的核心要素。此外，科學在意識形態中的地位、科技革命在蘇聯社會中的作用?和蘇聯科學的政治作用?成為機制建設的重要指導原則。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科學改革和科技政策被認為是從機制建設層面對赫魯曉夫以來的垂直等級管理模式的突破。

在美蘇兩國長達45年的冷戰對峙中，美國用最初的15年時間（1945—1960年）進行國內科技研發和管理的機制化建設，構建“政府—學術—企業”三位一體的“軍工產學研復合體”，確保新技術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和戰斗力。這種制度設計的實現和運行是確保美對蘇科技競爭優勢的關鍵。?在冷戰的第一個技術周期中（從1945年延續到1960年前后），美國和蘇聯在開發和制造同類產品方面的表現大致相同，在開發和制造彈道導彈和熱核彈頭等數量相對較少的大型資金密集型武器方面難分伯仲。但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在機制建設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革新，快速發展的私營部門推動了新產品和設備的研發和運用，其低成本、大規模生產技術的發展速度遠超預期。同時，這些由商業機構驅動的發展又為軍事技術競爭鋪平了道路，這是美對蘇科技競爭的優勢所在。

（二）全球化背景下機制建設的影響要素

人類當前正在經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孕育和發展的。美國倚靠冷戰勝利者的國際聲譽、美蘇科技競爭的歷史積淀和全球化科技精英集聚的紅利，在聯邦政府削減科技預算、科技發展依賴私營企業創新、企業在市場自由競爭的背景下，?三十多年依然保持強勁的科技研發能力。但伴隨中國崛起，中美兩國實力差距的縮小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兩國的結構性矛盾，美國加強了針對中國的戰略競爭。2017年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已經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與進步觸動了美國的神經。自2017年起，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國家安全”為由，用政治手段干預高科技產品市場競爭，針對以華為等為代表的中國高科技領軍企業和前沿領域，遏制中國高科技的崛起和超越，試圖繼續維護其長期壟斷的優勢地位。拜登政府執政后，通過強化國內立法的方式，繼續升級對華科技圍堵。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科技競爭不同于冷戰對峙時期美蘇兩國在國家層面的科技競爭。在科技要素全球配置背景下，中、美在國家層面與民營企業層面并行著科技競爭。雖然美國呼吁高端制造業回流，吸引重點外資企業到美國建廠，?并試圖重組全球產業鏈，?但主權國家的科研管理機制建設等會在諸多方面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

第一，從科技創新到生成綜合國力的過程是高科技產品產業化、市場化的過程，也是技術擴散的過程。如果科技創新未能通過市場交換轉化為社會財富，則將無助于提升綜合國力。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創新五部曲”——發明、生產過程的創新、找到新的市場、發現新的供給資源、發展新的經濟組織模式可謂更為具體的操作步驟說明。?如果技術霸權國家為了維護霸權地位和科技發明優勢，動用國家力量人為阻斷技術擴散，即對競爭對手屏蔽“生產過程的創新、找到新的市場、發現新的供給資源、發展新的經濟組織模式”四個環節，不僅不利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還易生成逆全球化的孤立主義，并非長久有利于自己的行為。

第二，科技相對落后的一方多采用跨越式發展模式趕超科技霸權國家，霸權國家“增長的極限”與崛起國家的趕超將會引發兩者間的紛爭。?以中國、印度和一些東亞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能夠在吸收和借鑒世界頂尖科技的過程中實現跨越式發展，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連續多年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Global?Innovation?Index，?GII）等可以充分佐證這一態勢。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IIR）顯示，美國擁有25個領先的科技創新集群，是全球科技創新集群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憑借17個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集群排名第二。?英國歷史學家羅納德·卡德威爾（Donald?Cardwell）曾斷言，所謂的“技術霸權國家”（Technological?Hegemons）是不可能永久存在的，任何國家領先的創新能力僅能維持一個短暫的階段。?從當前美國的社會亂象來看，它顯然無法打破“卡德韋爾法則”（Cardwells?Law）。

第三，民用產品為軍事行動提供信息與情報，呈現民轉軍的趨向。協調經濟增長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規范數據跨境流動管理，?成為主權國家在加速科技創新、生成綜合國力過程中面臨的重要挑戰。二戰結束以來，高科技研發應用的常規模式是：率先應用于軍事領域，而后“軍用”轉“民用”，繼而實現市場化、商業化，增加經濟收益，進而反哺科技研發。但是，由于美國高科技企業在全球快速發展，其獲取的大數據信息將威脅相關主權國家的空間地理信息安全；在沖突上升時期，民用信息轉化為軍用情報，為軍事行動提供支撐的能力和意愿加強。?為此，全球化浪潮中的主權國家科研機制建設需統籌內政與外交兩個大局。

三、科技對外博弈中的科學家因素

2022年初，美國芯片巨頭美光公司（Micron?Technology，?Inc.）解散在上海的動態隨機存取內存（DRAM）設計部門并安排技術骨干移民而引發的“美光事件”?拉開了美國強化對華科技競爭以來從中國本土爭奪高科技人才的序幕。這是繼特朗普政府調查、起訴在美華人科學家，拜登政府通過立法網羅科技人才等行動之后，美國實施人才爭奪戰（Talent?War）的又一重要步驟。如果將“美光事件”置于全球科技人才流動進程和發展態勢的視域下進行審視，人們就會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學家在科技對外博弈中的作用。其中，科學家的國家身份認同與科技倫理成為全球化時代影響科學家職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科學家的國家身份認同

從歷史視角看，世界科學中心從意大利漸次轉移到英國、法國、德國，并在1920年后逐漸轉到美國。如果說二戰時期美國邀請英國和加拿大科學家共同加盟“曼哈頓計劃”（Manhattan?Project），加快原子彈的研發速度，實現了科學家的跨國界合作，那么美蘇科技冷戰的源起則始于對德國導彈專家的爭奪，以至于沃納·馮·布勞恩（Wernher?von?Braun）和赫爾穆特·格羅特魯普（Helmut?Groettrup）分別帶領自己的研發團隊投靠美、蘇兩國。在二戰結束后的相當長時期里，全球科學精英在以不同形式或向美國或向蘇聯集聚和流動。到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一些新興經濟體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原本典型的智力外流國如中國、印度、巴西及東南亞各國開始出現大量海外人才回流的現象。研究表明，過去40年科學家跨國流動變得越來越普遍，流動距離越來越遠，科學家流入的目標國家或地區在快速向東方遷移；同時，原創科學知識產生的中心正在以每10年1300公里的速度向東方國家遷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當前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資金、技術、信息的全球化流動極大地推動了科學家流動的全球化?？茖W家工作場域的變化更為頻繁，科學家國家身份屬性也隨之發生變化?？茖W家的跨國界流動既推動了科技發展，使人類科技創新層出不窮，但同時也引發了知識產權、國家安全等一系列問題，成為一把“雙刃劍”。

（二）科學家與科技倫理

科技倫理問題的出現源于兩次世界大戰將科技卷入戰爭，從而使科技喪失了其中立性標簽。比如弗里茨·哈伯（Fritz?Haber）曾作為世界上第一位從空氣中制造出氨的科學家在1918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但在一戰中他負責研制、生產氯氣、芥子氣等毒氣，并使用于戰爭，造成近百萬人傷亡，遭到了美、英、法、中等國科學家的強烈譴責。?從20世紀40年代初原子時代的“曼哈頓計劃”，到1957年發射人造衛星，再到20世紀80年代的星球大戰計劃，科學技術的進步引發了科學家對科技倫理的反思。為此，一些人感到有責任倡導軍備控制，強調科技倫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關于核武器政策的內部辯論顯示，當時的科學顧問還曾提出禁止核試驗的道德主張。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政府與科學家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惡化，政府內外的年輕科學家對使用化學脫葉劑、凝固汽油彈和其他非核武器的道德性提出質疑。隨著校園內爆發對大學實驗室進行機密武器研發的抗議，許多曾經認為可以從政府內部施加影響的科學界人士與美國政府漸行漸遠，其結果是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一個反對星球大戰的聯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ESCO）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反思“科技與倫理”問題，并以1993年“生命倫理”項目的啟動為標志，創建了“科技倫理學項目”。該項目在倫理學家、科學家、決策者、法官和民間社會之間建立和加強聯系，協助會員國就科技倫理問題制定合理的政策。其履行的職能涵蓋標準制定、思想實驗室、科技倫理能力建設和推動國際合作等。?至此，主權國家內部因科技創新引發的科技倫理問題演化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議題之一。加強科技倫理規范的制定和執行，成為維護科技聲譽的重要方式。

四、科技對外博弈中的科技外交

當主權國家具備了科技創新能力，如何運用科技外交手段參與全球治理，拓展國際影響力，就成為當前國際學術界關注的選題之一?？萍纪饨徽诔蔀橛行У卮龠M和確保一個國家外交政策議程的重要外交工具。國際學術界較普遍地援引英國皇家學會（Royal?Society）和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對科技外交的定義。首先，科技外交是為了科技進步而開展的外交活動（Diplomacy?for?Science）。如“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計劃”（International?Thermonuclear?Experimental?Reactor，?ITER）是為和平使用核能，解決人類未來面臨的能源問題而開展的國家間合作核聚變研究，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際科研合作項目之一。2006年5月，美國、俄羅斯、歐盟、印度、日本、韓國和中國共同簽署了《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計劃協定》（International?Thermonuclear?Experimental?Reactor，?ITER）。這七方包括了全世界主要的核國家和主要的亞洲國家，覆蓋的人口接近全球一半。其次，科技外交是為了外交而開展的科技交流（Science?for?Diplomacy）。例如2011年奧巴馬在開羅大學演講中談及，美國將通過派遣中東科技特使開展科技交流活動，修復美國與中東的關系，即以科技交流為載體，修復和提升外交關系。?再次，科技外交是外交決策中的科技支撐（Science?in?Diplomacy）。例如氣候變化問題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問題，為了在國際多邊氣候談判中精準決策，外交官需要科學家的專業信息支撐。從一定意義上講，《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UNFCCC/FCCC）是外交官和科學家共同努力的結果。?美國、歐盟等科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科技對外交往之道，往往成為學界和政界關注的焦點。

（一）美國的科技外交

美國作為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善于運用科技手段實現外交目的。無論是盟友間的技術轉讓和援助，還是對手間的技術競爭，在吸納全球科技英才和制定世界科技政策方面，美國均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優勢。當代美國科技外交既經歷了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在軍事高科技領域激烈的競爭，也在冷戰結束后收獲了國際市場份額及利益，其中政界與學界的研究論證功不可沒。

第一，冷戰期間，為強化科學技術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美國經歷了一系列學界論證和機構建設過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尤金·斯科爾尼科夫（Eugene?B.?Skolnikoff）較早系統闡釋“科技在國際事務中作用”，認為將科技因素納入決策過程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美國政府既有機制尤其是美國國務院的機制存在嚴重不足。他的研究開創了白宮和美國國務院設立外交政策科學咨詢機制的歷史。?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眾議院?和美國科學促進會?先后發布系統研究報告，探討如何將科技嵌入外交之中。在實踐操作層面，以冷戰時期美對蘇科技打壓手段的使用更受關注。?美蘇科技對抗中最具特點的是利用出口管制相關法案保護敏感技術，同時擴大貿易。

第二，冷戰結束后，美國以勝利者的姿態重新評估科技在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卡內基科學、技術和政府委員會?和美國國家科學促進會?紛紛發布研究報告，呼吁政府進行組織變革，將更多、更好的科技見解納入聯邦決策過程，進而納入美國的外交政策。為此，美國科學促進會于2008年秋成立了科技外交中心（Center?for?Science?Diplomacy），推動科技外交發展。在冷戰結束后的30多年間，美國憑借科技優勢和國際影響力，奉行“科學促合作，科學促和平”的新自由主義理念，以科技外交為依托，積極拓展海外市場，謀取商業利潤，進而反哺科技研發。?這一時期的美國科技外交充分體現了熊彼特的創新五部曲理念，迅速將科技創新轉化為綜合國力。在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崛起以及“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之時，美國對華科技外交回歸冷戰時期對蘇遏制的現實主義思維，強調對華競爭與打壓，更多使用科技出口管制、技術轉讓管制、科技制裁等手段，?刻意阻斷熊彼特“創新五部曲”中的四個環節——生產過程的創新、找到新的市場、發現新的供給資源、發展新的經濟組織模式，延滯科技創新生成綜合國力的周期。美國打壓在美華人科學家，限制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也背離了其長期奉行的“利用全球優質科技人力資源提升美國科技競爭力”的政策。當前，美對華科技外交已經背離了科技進步生成綜合國力的規律。假以時日，美國受到的負面影響會更加明顯。

（二）歐盟的科技外交

歐盟作為國際科技格局中的重要一極，其科技外交更為聚焦促進科技發展和對外關系。同時，歐盟作為超國家行為體，其科技外交政策既區別于一體化程度較低的科技合作，又區別于單一國家的科技政策，具有對內整合與對外拓展的雙重功效。?對此問題，學界多從歐盟科技政策的發展動力、發展進程、制度演進及治理等角度加以研究。?國際關系、國家政治需求的變動共同決定了歐盟科技外交政策的形成，?人們的變革理念、制度狀態和物質條件等則綜合驅動歐盟科技外交政策的發展。?確立實施歐盟科技外交的主責機構，既是20世紀80年代歐洲工業界理性選擇以及在共同體層面積極推動交互作用的結果，?也是全球治理層面的研究議題與本土研究議題涉及領域與空間的協調過程。

科技外交是歐盟對外關系中較新的重要領域，為了充分用好這一工具，歐盟的“科技”與“外交”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并與規范性和應用于市場的歐洲形象這兩方面保持一致。?科技外交領域的核心問題，諸如：科學問題能否影響國家間的外交關系，國際科學合作是否為和平的一個因素，研究人員是否能成為推動科技外交的“稱職大使”，科學影響是否為世界舞臺上文化影響的一種特殊形式，外交官在就人類的未來進行談判時是否確實聽取了專家意見，科學家的獨立性是否受到科技外交的干擾，科技外交的附加條件是什么等問題，始終貫穿于歐盟科技外交實施的全過程。?特朗普執政以來，為了減少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規避技術投資、市場占有率、技術規則和標準等領域的風險，歐盟開始實施技術主權戰略，?并針對在5G技術、人工智能等具體專業技術領域可能面臨的困境展開分析。

全球化時代的科技外交以多邊協調的方式凸顯了應對全球治理議題的迫切性和機制化，并以雙邊外交的方式釋放國家間關系親、疏、遠、近的信號。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以及其他一些科技創新型國家基于不同的國家風格和組織模式以及各自對全球治理議題中的共同責任的理解，推動科技在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發揮作用，影響著國家的外交風格，也有助于構建科技外交的“國家風格”。?同時，對科技外交的理解還可以幫助人們評估一個國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潛力。

五、對中國科技對外博弈的啟示

一百多年來，科技創新型國家的科技進步基本上依賴于不同程度的“國家科學”模式：對內一般通過設立專門的科技創新主導機構支持基礎研究；對外則采取各種外交和經貿手段甚至軍事手段，進行科技創新方面的競爭與合作。主權國家科技作用于國際事務的圖景也因此逐步浮出水面。全球化時代的科技競爭與合作將不僅是高、精、尖領域的技術競爭，而且也是主權國家相關行動方略優劣的競爭。冷戰時期美對蘇科技競爭取得絕對優勢并最終助推蘇聯解體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從頂層戰略設計、機制建設、制度保障多層面進行立體、綜合、全方位的戰略規劃，才能使科技競爭具有持續的動力與活力。

政府使用科技手段實現外交政策目標，是在機制建設、法律保障和具體實施手段綜合應用基礎上運用科學技術服務于國家大戰略（Grand?Strategy）而開展的一系列經濟、軍事、外交活動。它是科技戰略布局與外交具體實施的整合。其中，國家大戰略的核心是國家安全，傳統上認為是軍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但由于電磁干擾、網絡入侵、生化武器等高科技作戰改變了現代常規戰爭的形式，因而科技安全升級為國家安全的核心。?縱觀冷戰時期美、蘇科技競爭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德、英、法、日等科技創新型國家的科技發展經驗以及中國七十多年的科技發展經驗可以發現，科技與國際事務相互促進關乎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全局，其長遠規劃需要覆蓋戰略規劃與具體執行的全過程，其中包括戰略目標、制度保障和具體實施三個維度。確定戰略目標的核心是戰略決策者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根據對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的認知，對戰略資源配置作出長期研判。

第一，明晰戰略目標。首先，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國際新形勢中既呈現全球化中的相互依存，價值鏈、產業鏈的相互影響，又有疫情造成的國際生產和物資流動受阻，區域和國家間相對封閉，這些直接導致各國聚焦本國內部事務，經濟民族主義思潮全球泛濫，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壓力增大。其次，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加劇，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深受國內政治影響，導致其對華政策出現諸多搖擺。再次，拜登政府試圖糾集盟友對華遏制的態勢上升。盟友及其伙伴體系是美國對華遏制的重要依托，同時美國與盟友之間也存在諸多分歧，美國為盟友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下降。俄烏沖突持續一年多來，美國收獲的“代理人戰爭”紅利等面臨自身國內經濟滯脹和2024年大選的壓力，將出現新變化。同時，中國需基于國家利益、外部威脅、戰略資源和意識形態等國家大戰略核心要素及其互動作出綜合研判和采取相應行動。

第二，優化機制建設。機制建設能夠有效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其目標是迅速實現科學技術向生產力、戰斗力和外交工具的轉化，增強綜合國力；機制建設的核心是建立政府—企業/商業—學術三位一體的研發和技術轉化模式。在過去七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在機制建設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重大科技項目的“舉國體制”。重大科技研發的投入大、周期長，要實現突破只能由國家力量承擔?！皟蓮椧恍恰钡戎卮箜椖康某晒?，證明中國在實施“科技大項目”方面具有制度優勢。當下，要在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計算機等戰略性前沿科技領域取得突破，我們仍需要實施新型“舉國體制”。此外，重大科技項目的攻堅克難必須強化中央統一指揮，進行跨部門協調與配合；需要激發國有與民營、政策與市場、資本與研發投入等多組關系要素的活力，促使機制建設更加有序、有效、有競爭力。。

第三，實施多元化的科技外交手段，并加強效果評估。從塑造國家間科技關系親疏遠近的角度說，科技外交手段可以分為正面和負面。正面科技外交手段是指以科技合作、科技援助、技術轉讓等方式使目標國認識到改變現行或既定政策的“得”要大于拒絕對方帶來的“失”；而負面科技手段是指以中止科技合作和援助、科技制裁、科技封鎖等逼迫目標國進行利益的“得失分析”，威懾目標國不得實施被認為是危害己方安全利益的行為，脅迫目標國停止對逼迫方具有危害性的行為，或改變現行政策，采取有利于逼迫方安全利益的政策。在當前的美對華科技打壓中，中國“被負面”，但中國在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使用了很多正面手段，如特高壓輸電網建設、高鐵外交等。中國應該建立具有自身特色、同時具備正面和負面科技手段的“工具箱”，正面、負面科技手段相互結合，共同服務于中國外交及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從科技外交的參與方來看，可以分為雙邊科技外交與多邊科技外交。冷戰時期國際科技組織數量比冷戰開始前增長了157個；而冷戰結束后三十多年時間，全球層面科技組織數量增加了374個，增長率比冷戰期間大幅度上升。?中國積極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科技組織，不僅可以在全球治理議題中充分履行大國責任，還可以提升中國的科技話語權。

結?束?語

科技發展的規律、科技進步與國際秩序變遷的規律、科技進步引發的國家安全問題，以及當前科技外交的諸多特點均可為應對美對華科技打壓提供思路和啟示。諸多科技創新型國家的“國家科學”模式和科技與國際事務的互動為我們提出新的命題。汲取國際科技發展和國際交往的歷史經驗，結合當前國際形勢、國家戰略以及科技發展特點，綜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與國際事務互動方略已勢在必行，其歷史經驗包括中國七十多年來的科技發展經歷，冷戰時期美蘇科技競爭的歷史經驗，德、英、法、日等科技創新型國家的科技發展經驗。由于當前全球科技創新呈現多中心發展態勢，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發展需要多元主體的參與，以科技創新型國家為核心的國別、區域研究將成為重要研究議題。這些科技創新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美國也均與之發生過諸多矛盾和沖突。其中典型的案例包括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本半導體發展的打壓，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歐盟研發伽利略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打壓等。這些國家應對美國技術霸凌的經驗或教訓均可成為中國確定自身科技與對外工作互動方略的有益參考。

[責任編輯：孫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