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

秦渝斌 江天驕

【作者簡介】??秦渝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郵編：200433）；江天驕，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上海??郵編：200433）

【中圖分類號】?D871.21??K901.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3）03-0073-22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303005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大國競爭的回歸，從印度洋到太平洋西部的廣闊區域成為競爭最為顯著的地區。?美國謀求在遏制中國的同時保持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primacy）。?同時，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深入，大國競爭的維度發生變化，?國際權力的內涵與實質持續重塑，?國家實力的衡量方式發生重大改變，對關鍵技術產生和轉移的控制、對供應鏈和產業鏈的支配、對技術空間和標準的掌控等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權力指標。在大國競爭與第四次工業革命耦合共振背景下，拜登政府推動美國對華科技競爭全面深入。美國在技術地緣政治（geopolitics?of?technology）邏輯驅使下制定對華科技戰略，試圖通過限制中國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來封堵與遲滯中國向產業鏈高端攀升的進程，同時推動在中國聚集的中低端產業向東南亞以及印度等轉移，以此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置換到其他國家，以壓制中國的崛起，進而鞏固美國的科技、經濟地位與全球霸權。這是對特朗普時期“全面脫鉤”科技戰略的調整。拜登政府在延續對華定位和修正部分極端措施的同時，將科技競爭置于戰略競爭的核心位置，以大國競爭和重建優勢為目標，在國內建設、雙邊競爭、“印太”區域介入和域外盟友聯合四個層面謀劃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

一、技術地緣政治理論的基本內涵與政策效應

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以權力、空間結構主義、沖突等核心概念分析國際關系。?相比之下，智緣政治（intellectual?geopolitics）和技術地緣政治更強調知識或技術在國家地緣競爭中的重要地位。區別在于前者不再強調特定地緣因素，認為知識或技術是超越地理要素的存在，?是對地緣政治的根本否定；而后者在繼承地緣政治邏輯的同時，賦予科技或知識以地緣權力屬性，重點關注技術對國家綜合實力和戰略方針、對國際政治經濟和科技競爭格局的影響，?強調科技本身的價值。

第一，科技成為權力的主要來源。第四次工業革命加速了地緣權力的重新分配。?作為促進生產力和國家實力發展的核心動力，科技通過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和地理空間的性質及政治意涵來影響地緣政治演化。?首先，科技推動生產工具、生產方式變革，提高國家的生產效率，引發軍事、社會、經濟等的轉型和變革，從而極大地擴充國家的權力資源。有學者甚至提出了“掌握最前沿科技+控制關鍵地區=世界霸權”的地緣政治霸權公式。?在信息時代，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正逐漸成為地緣政治力量的工具，加快權力和技術相互加強的歷史循環，?較弱的大國甚至小國將能夠利用新技術迅速提高其綜合國力。此外，科技創新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幫助國家獲得更多軟實力。?其次，科技發展拓寬了地理空間范圍，創制全新的地緣權力。例如，隨著科技發展，人類活動范圍不斷擴展，催生出海權論、陸權論、空權論、天權論等經典地緣政治概念。在信息時代，地緣權力的范疇逐漸從實際的地緣空間擴展至虛擬空間，網絡成為大國博弈的新場域。?總之，技術地緣政治認為技術的發展能夠改變國家的地緣政治戰略，抹去一個國家的任何地緣政治收益或者損失，?國家競爭力不再以靜態的比較優勢為基礎，而是取決于持續創新、高水平的技能和知識體系、有效的通信和運輸基礎設施以及支持性的有利環境。?因此，技術地緣政治邏輯在關注傳統地緣政治要素的前提下，更聚焦于關鍵技術及延伸產品、供應鏈以及創新生態。

第二，地理要素是部分科技產生與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萍嫉谋举|在于發現并用理論闡釋自然界的事實與現象間的關系，隨后將成果應用到實際問題中。?與人類最相關的自然世界便是人居于其中的地理空間，科技產生與發展的根本目標之一就是解決地理空間與人類存續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農耕、游牧、海洋等文明之間的科技差異很大程度可以歸因于其所處的不同地理環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地理條件的約束作用相對減弱，但土地、化石能源等依托地理環境存在的自然資源仍然是促進生產和技術進步最基本的要素投入。?亞當·斯密（Adam?Smith）早在18世紀就提出以自然資源稟賦為基礎的絕對優勢是國家優勢產業發展的前提，而以跨國公司為分析單位的新貿易理論也強調跨國公司往往依據資源最佳配置原則按各國的自然稟賦組織生產。?此外，豐富的資源與優越的地理條件往往能吸引、支撐更多潛在的創新人力資本，帶動國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即使在全球化時代，各國依然需要根據不同稟賦在各領域產業鏈中占據相應位置，以分工協作形成緊密相連的全球生產網絡。

第三，國家特別是大國間科技關系充滿競爭。首先，科技水平的差異將導致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弱，最終決定其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作為一種資源，科技優勢能夠幫助國家獲取和擴張權力，從而使該國獲得更多利益。甚至具有科技優勢乃至壟斷地位的國家將具備干涉他國的能力。?因此，擁有技術領導地位或掌握大型技術系統是維持、提高國家在國際系統中相對權力地位的必然前提。?并且，為獲得科技優勢所展開的競爭不僅局限在科技領域，往往還與地緣政治危機存在系統關聯。?面對其他國家的技術發展，一國將做出地緣政治反應。?因此，由技術發展帶來的權力轉變往往醞釀著矛盾。?其次，作為國家權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科技與國家安全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帶有深厚的國家色彩。?科技的國家安全屬性不僅表現在對國防力量建設的突出影響上，還由于科技的發展是應對新型國家安全風險的必要前提。例如，國家可以通過發展“蜜罐”等技術手段誘導攻擊者做出對己有利的決策，從而遲滯乃至阻止網絡攻擊，維護國家安全。

在美國視域中，贏得技術優勢是其對華權力爭奪的應有之義。?拜登政府在“印太”戰略下開展對華科技競爭是技術地緣政治邏輯驅動的產物。首先，拜登政府以技術地緣政治視野作為戰略依據，重視科技對大國競爭的決定性意義，強調對華科技競爭的重要性，將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置于亞洲戰略的核心。?在此認知下，拜登政府繼承了前任對華科技競爭的基調，延續并強化了上屆政府的部分對華科技競爭措施。其次，技術地緣政治邏輯下技術競爭惡性化、技術合作陣營化、技術規范工具化等趨勢與科技發展本身所要求的交流、合作等原則相背離，反而可能給本國科技發展帶來消極影響。這一內在張力在特朗普任內已得到充分體現。?為了最小化這一邏輯悖論的影響，拜登政府在強調對華科技競爭的同時，重視減少政策的反噬效應，注重國內建設、團結盟伴體系和置換中國產能。隨著拜登政府對華科技競爭逐漸從構想、設計落實為政策，其技術地緣政治邏輯已清晰顯現。

二、美國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的行為

從生產集成、原材料供應、技術研發與支持三個主要環節看，中國在全球高新技術產業鏈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但這種優勢主要集中在組裝、原材料加工和基礎研發等環節。中國整體上處于從中下游向上攀升的關鍵時期，這成為拜登政府部署相關措施的直接依據。在技術地緣政治邏輯驅使下，拜登政府更加強調利用復合手段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阻遏中國崛起。圍繞“強己”和“弱他”雙層邏輯全方位開展對華科技競爭。一是重視自身實力建設，在關鍵技術領域增加投入、推行產業本土化鞏固科技基礎；二是強化雙邊科技競爭，以出口管制、經濟制裁掐斷科技流通，阻止中國獲得先進技術；三是深化“印太”區域介入，引導中國周邊國家承接基礎制造業，以“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降低關鍵技術領域對華產業鏈依賴；四是極力調動盟友資源，構建技術聯盟或升級現有聯盟體系實施對華科技遏制。

（一）對內投資助推科技競爭、推動高端產業本土化

在技術地緣政治邏輯之下，國家將追求特定技術以增強其地緣政治地位，?這一邏輯塑造了拜登政府的國內產業政策構想。?拜登執政后，加大了對國內科技研發、產業鏈重組以及高新技術企業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力度，以重建美國的科技優勢、拉動國內經濟增長、贏得對華競爭。正如《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Security?Strategy）所要求的，美國將加大對勞動力、戰略部門和供應鏈的投資，尤其在微電子、先進計算、生物技術、清潔能源技術、先進通訊等關鍵新興技術領域。?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Council）于2022年10月發布的《先進制造國家戰略》（National?Strategy?for?Advanced?Manufacturing）更是將振興國內先進制造業視為美國領導地位的重要前提。在這一框架下，拜登政府通過在各個細分領域出臺行政令、推動制定法案等方式加大資源投入、落實戰略主張，推動本土產業發展升級。?技術地緣政治將技術的發展視為最活躍的地緣權力要素之一，拜登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資源傾斜將在很大程度上提振美國的國內經濟和技術優勢，鞏固相對于中國的權力優勢。并且拜登政府振興國內制造業過程中的經濟、技術民族主義舉措也將對全球創新生態、供應鏈產生不利影響。

（二）加強出口管制、經濟制裁，升級對華科技封鎖

在拜登政府看來，科技創新能力是國家力量的重要來源，而中國又是美國唯一的復合型競爭者。其《國家安全戰略》聲稱，美國必須通過出口管制、投資篩選機制和監管對外投資等方法，防止戰略競爭對手利用美國的投資和專業知識。?拜登政府大力推行技術民族主義，持續限制中國的科技發展。

第一，持續加碼出口管制，限制高新技術對華出口。拜登政府不斷將中國高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未經核實清單”等各類技術管制清單，擴大對中國企業的禁運面，所涉領域包括計算機技術、監控設備及技術、半導體設計與制造、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部門。?此外，拜登政府還在商務部《出口管制條例》（Export?Administration?Regulations，?EAR）中專門設置對華半導體額外管制，?全面封堵中國半導體產業升級之路。

第二，拜登政府全方位打壓中國科技企業，推行從研發、生產到運營全領域的去中國化措施，加速全產業去中國化進程。?同時，拜登政府不斷增加對中資企業的經濟制裁，將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納入投資禁令之中，涉及航空航天、電子通信、半導體等關鍵技術領域。?不僅如此，拜登政府還濫用美國金融優勢地位，以退市相要挾，強迫中資企業增加信息披露。

（三）聯合“印太”盟伴打造排華科技網絡，擠壓中國區域合作空間

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國會憑借自身優勢制定“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建構以自己為主宰的國際體制，?利用國際機制推進自身目標。?美國宣稱將與伙伴合作，共同推進關鍵和新興技術的發展。白宮2021年6月發布的《百日供應鏈審查報告》（100-Day?Reviews?under?Executive?Order?14017）建議美國政府加強四邊安全機制（QUAD）、七國集團（G7）等合作，保障關鍵產品的供應鏈韌性。?為了將對華壓制力度最大化，拜登政府采取“高端封鎖”“基礎擠壓”兩方面行動建構“印太”地區制華科技網絡。

第一，拉攏具有產業鏈優勢的“印太”經濟體展開合作，升級雙邊技術合作框架及多邊機制，在高端產業環節對中國形成包圍和封鎖。在雙邊機制方面，美國先與日本建立競爭力和韌性伙伴關系（CoRe），圍繞標準制定、出口管制、韌性供應鏈等領域深化合作；?隨后又和韓國加強在半導體、關鍵供應鏈、關鍵技術等方面的合作。在多邊機制方面，QUAD先后成立關鍵新興技術工作組和四邊技術網絡（QTN）兩大機制，并進一步加強四方在技術標準、半導體供應、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合作。在半導體領域，美國不惜脅迫韓國、日本等組建半導體聯盟（Chip?4），以遏制中國大陸的產業發展。

第二，吸引、拉攏具備成本優勢的“印太”國家承接產業轉移，在基礎生產環節置換部分中國產能，在產業鏈上去中國化。為了達到目的，拜登政府積極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在雙邊層面，拜登政府根據“印太”國家的不同技術地緣政治優勢開展合作項目。?在多邊機制層面，拜登政府積極吸引“印太”國家融入盟伴體系。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圍繞貿易及技術政策、數字經濟、供應鏈韌性和整合性、清潔能源、稅收和反腐等領域展開對華圍堵，“供應鏈部長級會談”則策動歐盟、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印度等18個經濟體打造排華供應鏈聯盟。

（四）聯合歐洲傳統盟友組建對華技術聯盟，限制中國發展

領先的國際規則制定者能夠加大對技術標準的投入以產生“鎖定”效應，迫使追趕者面臨接受技術路徑或者自絕于技術市場的二選一難題。?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要在微電子、先進計算和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先進通訊、清潔能源等領域加強盟伴合作，與伙伴一道構建國際技術生態，鞏固美國及其盟友的領導地位。?為充分調動盟友資源開展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拜登政府一方面根據需要建立新的國際機制，組建專門的技術地緣政治競爭聯盟。?例如，美國—歐盟貿易和科技委員會（TTC）被建構為美歐科技標準、供應鏈安全、氣候和清潔技術、信息和通信技術、數字技術、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方面合作的重要平臺，成為美聯歐制華政策主張的關鍵支柱。此外，以幫助澳大利亞獲得核潛艇為目標的英美澳三邊安全聯盟（AUKUS）也要求深化三方在海底機器人、量子技術、人工智能、超音速技術、電子戰技術等方面的合作，?試圖實施對華技術、地緣雙重遏制。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將科技議題嵌入既有國際機制，引導聯盟體系延伸合作，擴大對華科技遏制。?拜登政府積極利用層層嵌套的同盟體系，以五眼聯盟為核心圈層，帶動北約向制華科技聯盟轉型。?此外，拜登政府還通過雙邊協作積極籌劃對華科技競爭，荷蘭、英國、加拿大等都成為美國圍堵中國的重要伙伴。對于聲稱重視所謂多邊主義的民主黨政府而言，在科技競爭中拉幫結派的目的在于修補前任政府遺留下的信任赤字，鞏固和提高美國在貿易和技術領域的領導權。通過盟伴機制，拜登政府得以將技術議題嵌入既有國際規范并構筑新的抑華機制，這將侵蝕中國在國際技術機制中的話語權，更將損害中國在國際和地區科技創新體系中的角色和地位。

在技術地緣政治邏輯下，當一國在技術上不成熟時，它便會利用自己的權力限制他國發展，為自身技術發展爭取時間。?為了實現大國競爭和重建優勢兩大目標，拜登政府通過地緣和技術雙重打壓，在封堵競爭對手進一步發展的同時掏空對手的產業基礎，以達到確保中國當下和未來都無法與美國競爭的目的。顯然，拜登政府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已完成從理念輪廓到政策行為的轉變，其構想正在通過具體政策和措施逐漸成為現實。

三、美國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的限度

隨著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逐步升級，拜登政府加碼相關政策的腳步不斷提速。然而，中國科技仍保持強勁發展勢頭，美國在盟伴體系內和國際社會享有的信任反而被削弱。拜登政府已出臺的政策漠視客觀現實，在對華科技競爭聯盟缺乏堅實基礎、相關國家產業承載能力有限以及中國積極作為的情況下，美國的對華競爭顯露出一廂情愿的色彩，但其政策走向值得關注。

（一）對華技術地緣圍堵的盟伴分歧

由于與中國的經濟聯系密切，有關國家或國家集團更希望維持在中美間相對中立的位置，這導致美盟伴體系缺乏共同利益，雖有所行動但合作有限。

第一，本地區的大部分國家尤其是其經濟和產業界不愿卷入美國的對華競爭。例如，中韓建交以來雙邊貿易持續發展，經濟聯系持續深化。近十年來中國一直是韓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對韓國產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①?因全面追隨美國而引發的經濟寒冬無疑是韓國經濟和產業界不可承受的代價。并且，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不補貼海外電動車的規定也引發韓方不滿，使美韓合作面臨經濟利益上的實際壓力。日本政府與企業也因中日兩國的緊密經濟聯系而在與美國開展科技、經濟合作時謹慎維持微妙的平衡。東盟、印度也對與美合作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抵觸。東盟各國對QUAD心存疑慮，更愿視其為具有“象征和外交價值”的平臺，而非“印太”地區的關鍵性倡議。②?印度更是在IPEF首輪線下部長級會談后，以各國共識不足、利益不明及協議可能存在的歧視發展中國家為由宣布暫時退出貿易領域談判。③

第二，歐洲國家也無意在中美間選邊站，而希望保持中立。④?由于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盡管歐盟將中國視為經濟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但仍然強調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與接觸，促進全球層面的共同利益，建設平衡和互惠的雙邊經濟關系。⑤?作為歐盟的兩大核心，德國總理舒爾茨（Olaf?Scholz）和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Macron）先后在訪華期間傳達了反對脫鉤的態度，表示將繼續同中方深化經貿等領域的合作。戰略自主理念則進一步助推歐洲擺脫“美主歐從”模式下追隨者的角色，促使歐洲主動設置跨大西洋聯盟對華議程，緩解對華壓力。①?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持續，歐盟對華合作需求上升，既希望通過與華合作緩解經濟困境和能源危機，又期待中國為解決俄烏沖突做出更多的努力。②?美國國內政治格局的轉變也給拜登政府協調盟友的努力蒙上陰影。盡管兩黨都支持對華強硬，但共和黨人更希望采取單邊行動，將與盟友協調視為浪費時間之舉。③?這或將加劇美國與盟友之間的摩擦，打亂乃至破壞相關政策部署。雖然拜登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框架、機制，但在盟伴心懷異志、國內政治掣肘的情況下，通過雙邊、多邊合作開展對華科技競爭的效果難免大打折扣。

（二）置換中國產能的現實局限

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生產環節多、產業門類齊全、配套設施完備的工業體系，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相比之下，有關國家基礎設施薄弱、勞動力的技術素質較低，對華產業替代能力有限。以雁行模式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轉移理論認為，產業轉移是以一國或地區所擁有的比較優勢為基礎進行的，其中生產成本是影響產業轉移的重要誘因。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等產業在新冠疫情暴發后逐步將產能轉移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中國周邊國家。然而，產業轉移也逐漸推高了東南亞國家的工資水平和工業用地價格，削弱了其成本優勢。而且，由于風俗、傳統、宗教、族群等因素的影響以及政治制度、社會治理的差異，加之部分國家因政府頻繁輪替而出現的產業政策脫節問題，相關企業在海外投資時面臨著更多的現實挑戰。④?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的興起，人力資本水平和產業配套能力日益成為產業轉移更為關鍵的因素。⑤?在人力資本方面，盡管東南亞、南亞國家擁有豐沛的勞動力資源，但也普遍存在技能人才不足、勞動人口技術水平低等問題，導致勞動效率較低。在基礎設施方面，受經濟能力和資源稟賦限制，大多數南亞、東南亞國家尚不具備大規?；A設施建設能力，區域經濟發展和工業能力進步停滯。根據2020年《全球高質量基礎設施報告》，中國在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穩居第二，而被美國期望置換中國部分生產環節的“印太”國家則普遍排名靠后。①?此外，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單向的梯度產業轉移正在發生變化，高新技術企業乃至勞動密集型產業反而更傾向于在先發地區聚集。②?總體而言，印度等國的“生產者”定位僅局限在少數產業，無法實現整體制造業聯動。③?在東南亞、南亞國家大多缺乏必要承接能力等情況下，美國將中國產能置換到部分“印太”國家、擠壓產業鏈去中國化的努力無疑將受到制約。

（三）中國積極作為削弱西方遏制效果

隨著中國科技實力的不斷提升以及對外科技合作的不斷拓展，西方科技壓制有效性不斷削弱。一方面，面對美國的科技競爭和“卡脖子”威脅，中國始終把堅持科技自強作為追求目標，致力于通過自主創新引領發展。在此原則指導下，中國的整體科技實力躍上新臺階。例如，在以人工智能、5G為代表的新興技術領域，中國表現搶眼。④?在5G領域，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在技術研發和標準制定方面持續發力，正在從追隨者成為引領者；⑤?另一方面，相比于美國拉幫結派以阻斷科技正常交往的行為，中國始終秉持正確的義利觀和親誠惠容等理念，積極參與多層次科技合作，致力于通過推動全球科技創新合作完善科技治理、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②?相較于美國政治化、安全化科技合作的舉動，中國的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科技合作理念贏得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支持。③?并且，美國金融、科技界受中國消費市場、人才資源、政策環境和創新生態吸引，在華開展大量業務，④?認為兩國產業之間的深度融合使得限制中國在各個科技領域的進步幾無可能，要求在開展對華競爭的同時確保其在華商業利益。⑤?美國科技行業的多數意見不僅批評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做法，還呼吁兩國科技產業加強聯系、避免“冷戰”。⑥?為了減緩美國政府極端措施帶來的負面效應，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加大對政府的施壓力度，尋求影響政策調整。⑦?相較于美國安全化、政治化經濟科技議題的做法，中國積極尋求經濟協作，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推進與世界各國的經貿、技術合作，這必然贏得大多數國家的支持。

四、中國的應對之策

在技術地緣政治邏輯下，拜登政府圍繞鞏固自身科技基礎、強化對華科技競爭、拉攏“印太”區域盟伴、調動域外盟友資源四個層面升級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烈度，試圖壓制技術地緣政治對手在新興科技領域的發展、阻止中國在技術標準等方面的所謂挑戰，鞏固美國的霸權基礎。但是，如前文所述，美國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中能力與意愿之間的張力不斷擴大。為彌補能力不足，美國將不斷加強對華施壓的廣度和密度，中美之間的科技關系或將維持高強度競爭乃至對抗的緊張態勢。中國應認清美國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實質，審慎應對。

（一）立足中國國情打造自強與開放并重的科技發展格局

技術地緣政治視域中，占據不同技術地緣位置的國家將表現出差異化的戰略取向。對于占據技術和地緣雙重優勢的霸權國，其戰略目標在于捍衛技術領先地位，遏制他國追求技術自主的努力，破壞追趕者對技術空間的塑造；追趕國家則注重追求獨立于霸權國的數字主權。①?面對美國技術地緣政治打壓，中國可以采取兼具自主性與開放性的“新技術民族主義”②?發展路徑。

第一，新技術民族主義要求國家發揮主導產業升級的關鍵力量，期望政府擴大科技研發投入，實現國家科技自主。雖然中國通過來件加工、代工組裝等方式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但在后向參與的嵌入模式下，呈現低端鎖定的現象。①?這一現狀不僅與中國建設科技強國的目標相悖，而且與大國外交的需求不相匹配。歷史表明，通過增加科技研發投入和產業扶植力度，政府可以有效促進國家整體科技水準和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例如，1945年，時任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主任范尼瓦爾·布什（Vannevar?Bush）向總統提交名為《科學：無盡的前沿》（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的報告，推動美國建立了聯邦政府資助科學技術研究的新體制，支撐和推動了戰后美國科學技術的繁榮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擁有先天的制度優勢，能夠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和資源整合。首先，不斷完善科研創新體系和科研環境建設，優化科研資源配置，既要扶持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研單位，又要注意避免資源的過度集中投放，打造不同層次、不同領域協同發展的良性格局。其次，推進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舉全政府、全社會之力實施具有戰略性、基礎性的科技攻關項目，打破西方集團的科技封鎖。在半導體產業，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投資已經對中國半導體行業創新績效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②?未來，中國可以將在半導體領域的成功經驗推廣到其他領域，以產業基金的形式加大扶持力度。

第二，新技術民族主義主張國家遵循國際規范，鼓勵對外開放。研究表明，大多數技術都不會被國境線所束縛，國家從國外獲得的新技術往往比本土創造的更多。③?由于技術轉移的存在，其他國家創新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一國研發生產力的提高。④?因此，持續推進改革開放事業、構建有競爭力的開放創新體系對中國科技高水平發展而言不可或缺。首先，完善開放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合規的前提下為高科技企業在華投資、進入中國市場提供便利和必要支持，創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創新生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是與全球創新體系的交互與融合。隨著中國科技實力的增長及西方國家對華敵意的上升，技術引進難以再成為中國科技水平提升的主引擎，但開放包容的中國市場仍然對技術創新、交融、相互借鑒具有重要意義。其次，鼓勵具有科技競爭力的企業走出去，通過主動轉移部分產能助推中國實現產業升級、幫助落后國家實現發展。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表明，通過將工藝成熟產品轉移到經濟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的其他國家，發達國家可以集中資源從事新產品的開發。①?中國長期憑借人力、環境等傳統生產要素優勢參與國際競爭，高級要素供給不足，生產制造與產業創新發展不平衡。這一模式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幫助中國完成工業的起步、建立初步的競爭優勢，但不利于中國產業向上攀升。有關研究表明，“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下的產業轉移實現了中國和沿線國家的互惠共生、互利共贏。②?未來，中國可以在持續推動發展倡議的基礎上，進一步為企業的全球布局提供政策和資源扶持，鼓勵產業的跨區域合理配置。

（二）以雙邊共識為基礎構建大國競爭良性范式

面對美國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的強化，中國亟需通過鼓勵利益耦合領域合作、抵制美方惡性競爭范式、創建規范性科技互信機制等途徑化解困局。

第一，在利益共識集中的領域恢復合作，拓展雙邊科技交流協作渠道。盡管美國對華技術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激烈，但雙方在科技領域的共同利益并未消失。隨著氣候、疫病防控等問題凸顯，中美可以合作的領域反而更多更廣了。③?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也強調要與中國在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等共同的挑戰面前保持合作，共同為人類進步作出貢獻。④?以氣候領域為例，盡管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但始終強調在氣候問題上與中國合作。①?針對《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格拉斯哥聯合宣言》所提及的合作領域，②?結合各自的技術、市場優勢，中美兩國可共同推進雙方在脫碳技術、可再生能源、節能建筑、低碳交通、溫室氣體減排、碳捕集與封存等領域的科研合作與行動落實。中美兩國可以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拓展合作領域，探索在自然災害預警與防治、碳交易、大氣科學、海洋科學等領域建立新的合作機制。今后，中美或可在《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的框架下，圍繞共同的利益關切展開更多互惠互利的科技合作。同時，考慮到氣候變化對當前國際安全的沖擊，③?中美兩國需要充分協調雙方政策，依托聯合國多邊治理框架應對氣候安全問題，共同發揮國際安全“穩定器”的作用。

第二，為新型大國競爭樹立規范，避免美國單方面定義競爭。長期以來，美國戰略敘事既希望維持霸權利益，減損對手合法性；又試圖說服公眾，維持戰略聲望，更尋求維護本體性安全、激化敵意螺旋。④?在美國視域中，戰略競爭是自由與專制世界秩序觀的地緣對立，是國際秩序守護者與修正主義國家的對抗。⑤?在美式競爭觀敘事下，中國的崛起不僅是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威脅，更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沖擊和破壞。⑥?這樣，極端的技術地緣競爭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重塑戰略競爭敘事、突破大國政治的“悲劇性”舊范式不僅是防范中美科技、產業生態惡化乃至斷裂的需求，也是通過大國良性互動助推全球科技治理的必然要求。美方需剔除戰略競爭中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敵意，以國家治理能力提升、制度創新能力提高、擴大國際貢獻作為競爭維度，在良性競爭中共同發展。

第三，創建雙邊科技互信機制，減少美方技術民族主義的負面影響。在大國技術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技術民族主義沉渣泛起，成為一種將技術能力與國家安全、地緣政治利益直接聯系起來的地緣政治思維及行動，①?倡導對其他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進行干預。以這一邏輯為指導，拜登政府在科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旨在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行動。但是對信息通信技術（ICT）的研究表明，技術民族主義行徑非但不能防范威脅，反而會對技術和經濟環境造成消極影響，危害全球經濟長期增長。②?為減小技術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中美兩國需要圍繞科技政策、科技監管、產業規劃等議題進行及時和充分的溝通，在聯合國架構下建立可核查、可感知、有保障的雙邊互信機制，避免陷入技術安全困境。同時，中美兩國還可以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達成雙邊協議，允許一方在公開透明的前提下采取適度的技術民族主義措施，例如以國家安全理由排除外國實體、扶助戰略性科技等。此外，留學、科研合作等科技人文交流活動也是雙方戰略釋疑的重要途徑。

（三）通過多邊協調合作培育包容性全球創新生態

面對拜登政府日益成型的技術地緣政治競爭，特別是區域和小多邊層面越發強化的規則限制與打壓態勢，中國需要通過多邊科技、產業外交團結各方，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開放包容的全球科技創新環境。

第一，利用美國與盟伴國家在科技發展、產業布局等方面的分歧，主動推進與歐洲及周邊國家的務實技術合作，妥善解決雙邊交往中的問題，管控或擱置無法回避的矛盾，尋求最大的合作空間。以美、歐為例，雙方的分歧不僅局限在數字經濟、產業補貼、科技標準等具體議題上，更體現在歐洲戰略自主這一關鍵領域。從技術地緣政治視角出發，歐盟尋求“開放性戰略自主”的科技政策，尋求在實現美歐結構平衡的基礎上鞏固對華技術優勢。①?作為歐洲的先行者，馬克龍政府正在推行以促進法國成為科技中心、加大對美國技術平臺監管、有針對性地開發和保護特定科技為核心的技術地緣政治戰略。②?美歐之間的分歧為中國擴展對歐務實合作提供了空間，一方面，中國應繼續支持歐洲在各領域內推進“戰略自主”的進程，推動歐洲擺脫對美依賴的歷史慣性，促進全球科技資源的合理配比；另一方面，雙方應積極加大中歐科技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推動“中歐未來科技創新合作聯合路線圖”的落地，在材料科學、環境科學、電子工程、物理化學、應用物理等中歐科技合作的傳統領域③?之外，圍繞中歐聯合科研資助機制和“地平線歐洲”（Horizon?Europe）框架所確定的食品和生物技術、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海洋和水域保護等領域開展合作。

第二，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發揮中國在國際組織、機制中的關鍵性作用，參與創建開放、包容的全球科技創新網絡。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人類社會不僅面臨經濟復蘇前景不明、俄烏沖突持續等國際社會層面全球性問題的影響，也需要正視貧富分化、教育和文化、婦女權益、人口可持續等社會人類學層面的全球性問題，更經歷著氣候變暖、環境惡化、自然災難、能源和糧食短缺等自然—社會層面全球性問題的考驗。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只有科技進步與社會經濟體制、意識形態以及人本身價值觀的協同發展才能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能。④?《聯合國2030年發展議程》提出，加強在科技領域南北、南南、三方區域合作和國際合作，深化聯合國層面的協調和創建全球技術促進機制加速知識的傳播與共享。⑤?作為負責任的科技大國，中國理應在聯合國框架下推動建立更公正、合理、包容的科技創新生態，倡導建立技術轉讓、應用、共享的多邊框架，引導技術從大國競爭之“劍”向解決人類共同難題之“犁”轉變。

結?束?語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技術本身及其政治效用越來越重要，國際環境變化和大國力量消長正在以全新的形式發生。部分國家推行極端技術民族主義措施攫取技術地緣政治利益，傾注大量精力圍堵、打壓他國的發展，既造成本國可用于科技發展資源的浪費，又導致全球技術生態對抗化、陣營化、封閉化趨勢增強，更造成國際關系的持續緊張。對處于民族復興關鍵時期的中國而言，需要審慎對待技術地緣政治邏輯，在重視科技關鍵價值的同時維護開放、包容的全球科技創新環境。

在這一進程中，大國間如何管控以技術地緣政治為驅動邏輯的競爭、如何化解技術領域的零和博弈、如何避免全球技術生態巴爾干化等問題，既是中美所面臨的共同挑戰，也是建構中國特色科技外交理論的現實需要。同時，技術和知識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或將取代地理因素的核心地位，由此引發地緣政治邏輯的逐漸衰落和智緣政治、數字思維的興起，為國際政治研究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對傳統地緣政治理論進行必要的延展，對技術地緣政治理論進行細致的建構，對國家尤其是大國和中等強國的技術政策進行系統的分析，對世界技術發展及其溢出效應進行持續的研判，是學界所需要關注的重要議題。此外，技術地緣政治研究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大國中心論的窠臼，如何在打破西方中心論的同時關照區域大國乃至中小國家，也是技術地緣政治所面臨的基礎理論問題。

[責任編輯：楊?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