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作用研究

張茜 俞穎

摘? ?要：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國277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利用熵值法構建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基于空間計量模型探究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表明：綠色金融能夠顯著地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且本地區的綠色金融發展可以通過示范效應和輻射效應對鄰近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產生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從中介效應來看，綠色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水平在綠色金融與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關系中發揮了中介傳導的作用。

關鍵詞：綠色金融；城市高質量發展；空間溢出；綠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水平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23）03-0052-07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3.03.008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實現飛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經濟飛速增長是基于傳統粗放型的發展方式實現的，這種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而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嚴重污染將會降低經濟的發展效率，因此，我國必須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完成經濟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說明，一味地追求經濟的增長速度是片面的、不科學的，因此，當前我們不僅要注重經濟的增長，更要注重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實現經濟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馬茹等，2019）[1]。2016年G20峰會上，綠色金融的理念被首次提出。綠色金融不僅可以實現資源整合、環境改善，還可以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發展綠色金融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

關于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史代敏和施曉燕（2022）[2]通過理論與實證的結合，從定性與定量兩個角度發現綠色金融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前者對后者不僅存在正向的促進作用，還存在門限效應。喻平和張敬佩（2021）[3]測算了我國五個經濟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的耦合關聯度和協調度，結果發現綠色金融有效推動了高質量發展，但其作用效果并不是線性的，而是存在閾值效應。劉華珂和何春（2021）[4]用綠色信貸作為綠色金融的代理變量，發現綠色金融可以使人們的消費活動綠色化，促進了城市的高質量發展。周琛影等（2022）[5]以經濟綠色發展、經濟結構優化、經濟創新發展三個方面為切入點，發現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推動作用。陳植雄等（2007）[6]認為綠色金融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實現經濟增長，改善就業環境，減少環境污染，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Ahmad等（2022）[7]認為綠色金融結合了普惠金融與環境政策，不僅可以解決個人和企業的融資問題，還對碳排放有減緩作用，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Hu等（2021）[8]從微觀的角度說明了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的正向影響，即綠色金融可以通過提高綠色企業的資本市場績效和實際經營績效來提升企業價值，為企業綠色轉型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激勵。

綜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并不否認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水平提高發揮的促進作用，但大多局限于中國省級層面，大樣本地市級層面的研究較少，同時并未考慮到空間層面的影響和空間上的傳導機制，角度過于單一。因此，本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嘗試從地級市層面，根據“五大發展理念”構建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標，探究綠色金融與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并運用空間計量方法分析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傳統金融具有減少交易成本、提供融資、管理風險、動員儲蓄等功能（Levine等，2003）[9]，而綠色金融在傳統金融的基礎上考慮了資源和環境因素，即鼓勵金融資源流向綠色節能環保產業，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在提高資金利用率的同時減少了環境污染。金融資源向環境友好型產業傾斜的同時，重污染型產業會被金融機構所排斥，金融機構的行為會引導社會其他行業也將資源投向綠色產業，綠色產業的聚集將有利于實現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劉霞和何鵬，2019）[10]。因此，綠色金融可以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诖?，我們提出假設1：

H1：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綠色金融因其金融特性，會吸引相關產業和資本聚集到綠色產業集聚的地區，產生虹吸現象，這一過程加強了產業間的關聯性和區域間的協同合作，降低了區域間的交易成本，促進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提高了當地的經濟活力和高質量發展水平，也帶動了相鄰地區的產業發展。當地高質量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污染減少、經濟效益提升的現象會對周邊地區形成輻射效應和示范效應，周邊地區會采取與集聚地區相似的做法，與集聚地區進行信息交互、資源共享，實現規模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謝旭升和嚴思屏，2021）[11]。因此，綠色金融的正外部性使得綠色金融活動不僅促進了本地高質量發展，還會通過示范作用和輻射作用使資源外溢到其他地區，提高鄰近地區的高質量發展水平?；诖?，我們提出假設2：

H2：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

綠色金融在傳統金融的基礎上以綠色發展、低碳環保為原則，支持金融資源流向綠色低碳項目，金融活動更具有針對性，鼓勵企業以節能環保、綠色低碳的方式開展生產，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融資渠道、緩解融資約束 ，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Lu等，2022）[12]。在綠色化生產模式下，企業通過較少的污染投入實現較高的綠色產出，獲得更高的盈利能力，從而更好地吸引金融機構的融資（戚湧和王明陽，2019）[13]。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既減少了污染排放又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陳喆和鄭江淮，2022）[14]?；诖?，我們提出假設3：

H3：綠色技術創新在綠色金融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

高質量發展需要人力資本的支撐，綠色金融對人力資本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綠色金融會使得資金更多地流向綠色產業，進而促進綠色產業的蓬勃發展，而綠色產業相較于傳統產業對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更大，其發展有利于推動勞動力質量提升（劉傳江和張劭輝，2022）[15]。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對技術創新起到支持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素質教育在勞動行為中的實現使得環境污染改善、居民素質提升，推動了城市高質量發展（任保平和李夢欣，2022）[16]?；诖?，我們提出假設4：

H4：人力資本水平在綠色金融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

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作用機制見圖1。

三、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說明

（一）指標體系構建

1. 被解釋變量：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qua）。本文參考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17]的方法，圍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構建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對中國2011—2020年277個地級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算，運用熵值法構建了包含15個三級指標的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如表1所示。

2. 核心解釋變量：綠色金融（gf）。本文參考周新苗等（2021）[18]構建的綠色金融發展體系，受城市層面數據資料的限制，采用節能環保支出的對數值作為綠色金融的代理變量，研究綠色金融發展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

3. 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gsci）：采用綠色發明專利申請量的對數來表示。人力資本水平（human）：采用高等教育人口的對數值來表示。

4. 控制變量。信息化水平（inter）：信息化水平越高，知識傳播的效率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城市間的良性競爭，提高高質量發展水平。本文采用互聯網接入戶數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來衡量。政府干預程度（gov）：政府過度干預會導致資本錯配，不利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本文采用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貿易開放程度（tra）：對外開放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要素和資源的流動重組，有助于提升高質量發展水平。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勞動力聚集程度（labor）：勞動力都聚集在某一地區，會使得該地區的人力資本顯著增加，但這會導致區域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失衡，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采用城市從業人員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來衡量。經濟增長水平（pgdp）：經濟增長水平的提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地區的高質量發展。本文采用人均GDP來衡量。

（二）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萬得數據庫和國家知識產權局，個別缺失值采用插值法進行補充。本文剔除了數據缺失率比較高的部分城市和發生行政區劃調整的部分城市，最終選取277個地級市作為樣本。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空間矩陣的設定

在研究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作用之前，要設定恰當的空間權重矩陣，用來量化樣本之間的空間位置關系。本文采用地理距離權重矩陣（Wg）來衡量空間關聯度，該矩陣根據我國各地級市中心位置之間距離的倒數構建，空間距離越近，空間聯系越緊密，公式如下：

（二）空間自相關檢驗

本文采用莫蘭指數（Moran's I）檢驗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與綠色金融的空間自相關性，Moran's I的取值范圍為[-1，1]，若Moran's I>0，則表明存在正的空間相關性；若Moran's I=0，則表明不存在空間相關性；若Moran's I<0，則表明存在負的空間相關性。全局Moran's I的計算公式如下：

由表3可知，2011—2020年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和綠色金融的莫蘭指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大于0，說明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和綠色金融均具有正的空間自相關性。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莫蘭指數在0.05～0.15之間震蕩波動，說明城市間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綠色金融的莫蘭指數在2011—2018年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在2018年達到頂峰后開始下降，但莫蘭指數整體在0.15以上，說明城市綠色金融有較為顯著的空間聚集效應。綜上，在研究綠色金融與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關系時不能忽略地理因素的影響，需要考慮空間因素并構建空間面板模型。

（三）空間計量模型估計結果及分析

1. LM檢驗。在進行空間回歸之前，要通過實證檢驗確定模型，由表4可知，LM檢驗在空間滯后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的選擇上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且檢驗結果具有穩健性，因此，我們應該進行空間計量分析。相較于空間誤差模型，空間滯后模型的檢驗結果包含了直接效應、間接效應與總效應，不僅可以說明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在本地區的作用效果，同時也可以看出本地區對鄰近城市是否存在溢出效應，因此，本文采用空間滯后模型進行分析。具體模型設定為：

其中，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quait]）為被解釋變量，綠色金融（[gfit]）為核心解釋變量，[Xit]是控制變量，[vt]是年份固定效應，[μi]是城市固定效應，[εit]為誤差項，[α]為常數項，[ρ]是空間自回歸系數，[wij]是空間權重矩陣。

2. 空間回歸檢驗。通過Hausman檢驗，本文選擇固定效應進行回歸，并使用偏微分分解方法進行效應分解，將空間滯后模型的檢驗結果分解為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回歸結果見表5。

從表5的第（1）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綠色金融的估計系數為0.006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綠色金融顯著提升了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首先，綠色金融的發展使得資源向綠色環保產業流動，提高了資金利用率，優化了城市的資源配置；其次，綠色金融降低了綠色產業的融資成本，使污染型產業融資受限，促使其向綠色產業轉型，優化了產業結構；最后，綠色金融的發展會刺激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在降低環境污染的前提下提升企業的產出效率，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終使得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到顯著提升。假設1初步得到驗證，即綠色金融可以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臻g滯后模型中的空間自回歸系數ρ為0.929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即本市的綠色金融發展可以促進本市的高質量發展，本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也可以正向影響鄰近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

表5第（2）、（3）、（4）列為空間自回歸模型的效應分解結果。第（2）列是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直接效應，綠色金融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綠色金融的發展可以推動本地高質量發展。第（3）列是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間接效應，綠色金融的估計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綠色金融發展對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原因是本地的綠色金融發展提升了本地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本地高質量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本地的資源和產業會向周邊城市外溢，形成輻射效應，且本地的高質量發展對臨近城市起到了示范作用并構成了良性競爭，使得本地與周邊城市共同發展。從第（4）列的結果可以看出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總效應的估計系數為0.0068，綠色金融每提升1個百分點，則該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就會上升0.006，通過溢出效應使得鄰近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上升0.0008。假設2得到驗證，即綠色金融發展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

（四）空間作用渠道檢驗

為了探究綠色金融發展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作用機制，本文將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19]的五步法與空間自回歸模型相結合進行空間上的中介效應檢驗，檢驗模型如下：

其中，[M]為中介變量，包括綠色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c]表示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總效應；[a]表示綠色金融對中介變量的效應；[b]表示控制了綠色金融后，中介變量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效應；[c]表示控制了中介變量后，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e1]、[e2]、[e3]是回歸殘差。檢驗結果見表6。

由表6的前三列可以看出，綠色金融與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的回歸系數為0.335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綠色金融對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綠色技術創新與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為0.0024，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綠色技術進步可以有效地促進高質量發展；控制綠色創新后綠色金融與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為0.0046，在1%的水平上顯著。因此，綠色技術創新在綠色金融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13.4%。綠色金融發展不僅可以直接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還可以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來提升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原因是綠色金融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了資金動能，緩解了企業綠色項目的融資約束，企業有動力去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提升了產出效率，也減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從而促進了城市高質量發展。假設3得以驗證。

同理，表6的后兩列是以人力資本水平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綠色金融與人力資本水平的回歸系數為0.1119且顯著，說明綠色金融可以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水平與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為0.0030且顯著，說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可以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人力資本水平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5.6%。原因是綠色金融會催生一系列綠色產業，新型產業促使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區的創新水平和精神文明建設水平，進而影響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假設4得以驗證。

通過中介效應檢驗還可以看出，綠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水平的空間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會給周邊城市帶來正的溢出效應，也就是說本市綠色創新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提升不僅提高了本市的高質量發展水平，也會對周邊城市產生示范效應和輻射效應，引導周邊城市進行相應升級，最終實現全社會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

（五）穩健性檢驗

1. 內生性檢驗。綠色金融與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與遺漏變量的問題，這將導致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影響的估計結果有偏，為確保結論的穩健性，本文以綠色金融的滯后一階（L.gf）作為工具變量，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內生性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工具變量的LM統計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F統計量的結果大于10，說明本文所選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在第二階段回歸中，選取工具變量后，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綠色金融仍然能顯著提高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因此，在考慮了內生性影響后，前文的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2. 替換空間權重矩陣。為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We）替代地理距離權重矩陣，將其代入空間滯后模型（3），其公式為：

3. 替換空間模型。為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部分用空間誤差模型與空間杜賓模型代替空間滯后模型進行空間回歸，檢驗結果如表9所示。

4. 剔除部分樣本。由于直轄市的行政地位較為特殊，與其他地級市的差別較大，可比性較差，因此，本文將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的數據予以剔除，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0所示。

從表8、表9和表10的結果可以看出，替換了空間權重矩陣、空間模型以及剔除了部分樣本后，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仍然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與上述結論一致，因此，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綠色金融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分析，本文以我國277個地級市作為樣本，通過熵值法構建包含五大維度15個細分指標的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體系，運用空間滯后模型、中介效應模型定量研究了綠色金融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得到以下結論：第一，綠色金融可以顯著地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并且會對周邊城市產生正向的溢出效應；第二，綠色金融可以通過刺激綠色技術創新、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來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完善綠色金融相關基礎設施和監管制度，發揮好政府職能，政策適度向綠色金融傾斜，更深入地推行綠色金融政策。第二，充分利用綠色金融的外部性，金融機構應將目標對準綠色業務，鼓勵發展綠色產業，進而帶動上下游產業的資源、人才和技術共同發展、互惠互利，使綠色產業聚集城市充分發揮示范作用和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城市的綠色金融發展，最終實現全社會的高質量發展。第三，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通過政策優待和金融包容，刺激綠色金融產品和技術的創新，將環保和金融充分結合，充分發揮綠色技術創新在城市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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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陜西三大區域普惠金融的空間非均衡與協調發展機制研究”（2020D037）。

作者簡介：張茜，女，陜西西安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方向為綠色金融與數字金融；俞穎，女，江蘇揚州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綠色金融與經濟發展。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this paper uses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to construct a city economic 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green finance on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based on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een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in the region can generate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neighboring cities through demonstration and radiation effects; in terms of mediating effects，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human capital levels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finance and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green finance，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space overflow，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human capital level

（責任編輯? ? 王? ?媛；校對? ?WY，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