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商而游”亦或“尋文而至”？

鄭鵬 劉壯 王潔潔 陳家怡 席建超

關鍵詞 “一帶一路”；入境旅游；國際貿易；文化認同；雙重差分法；作用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政府致力于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重要努力與嘗試?！耙粠б宦贰背h沿線包括65個國家，出境旅游人次約為5. 1億，占世界國際旅游總人次的25. 52%（不含中國，數據由作者整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考慮疫情影響，此處數據均為2019年）。如此龐大的國際旅游市場，為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紅利。中國入境旅游客源國市場前十排名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緬甸、越南、俄羅斯、蒙古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均位列其中，占據一半以上比例。不可置否，“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與沿線各國持續加強了經濟聯系，頻繁開展了文化交流。但對中國入境旅游業而言，旅游業僅是多邊貿易、投資、金融、交通、基建和人文等諸多領域中的一部分，并且仍有一些國家對中國抱有文化偏見與冷戰思維［1-2］。由此，一個自然問題是，“一帶一路”倡議是否促進了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以經濟聯系與文化交流為視角的“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是否為其影響路徑？可能存在的這兩條路徑又是否有著交互影響，以及何種方向的影響？厘清上述問題，有助于明晰“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入境旅游業發展的影響效果及機制。這既合乎現實發展需求，又展現理論分析價值。

現有該領域的研究有三個方面。第一，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相關研究最初目的在于科學闡釋“一帶一路”內涵與建設思路［3-4］，消除“中國馬歇爾計劃”的誤解［1］，隨后逐漸擴展到貿易、投資、教育、能源、人文等多個領域［5-10］。第二，關于來華入境旅游影響因素的研究。研究者普遍認可影響各國來華入境旅游的重要因素包含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相對旅游價格等［11-12］。也有研究者指出貿易聯系、各國的出境旅游偏好、自身旅游服務能力、人口結構等因素亦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13-14］。第三，關于“一帶一路”倡議對入境旅游影響的研究。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倡議為背景，考察入境旅游發展的時空差異及中國的入境旅游效率［15］；另一方面，研究“一帶一路”倡議對入境旅游業的直接影響。如唐睿等［16-17］和何芙蓉等［18］均使用雙重差分法，實證檢驗了“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省份入境旅游的促進作用；Huang等［19］進而結合引力模型，證明“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了沿線各國來華旅游市場發展；Li等［20］基于更宏觀視角，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沿線各國入境旅游業的發展。

對于該領域，現有文獻在研究方法及視角上作出了貢獻，但在實證研究和機制探討方面仍有遺憾不足之處。其一，研究者較多聚焦于國內省級層面。由于國內一些省份雖不屬于“一帶一路”沿線區域，但也積極響應并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建設，使得省級層面參與組與對照組雖存在名義界定，可實際劃分卻難以辨清。其二，一些研究者為規避以上省級層面的問題而使用國際面板數據，但僅選擇了沿線各區域發展水平較好且與中國聯系較為密切的十九個國家為參與組［19］，樣本代表性堪憂。其三，研究者多關注數理統計分析，而使得“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的影響路徑尚不清晰，作用機制仍亟待深入探討。因此，文章擬從全球視野出發，客觀評估“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的影響效應，并結合中介效應、調節效應、文本挖掘與分析等方法建構“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的影響機制。文章可能存在的邊際貢獻為：第一，作為參與組的沿線46國覆蓋沿線各個區域，充分考慮了各類經濟發展水平和來華人次規模的差異性。使用廣泛且具有代表性的國家面板數據進行分析，以緩解既往研究存在的內生性與數據代表性問題。第二，結合經濟聯系與文化交流的視角，創新性提出“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的交互影響路徑，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的作用機制。

1 理論基礎與假設提出

1. 1 “一帶一路”倡議與入境旅游業

研究者從多個方面探討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的影響?！耙粠б宦贰背h下“政策溝通”協調并聯接了旅游者來華旅游通道，“設施聯通”提升了來華可達性，“貿易暢通”提供了產業環境和客源市場，“資金融通”提供了要素支撐，“民心相通”提供了交流平臺和輿論環境，從而促進了來華入境旅游發展［18］。更具體而言，中國政府通過建立雙邊和多邊旅游合作機制，互辦旅游年，加強了與沿線國家的旅游合作，又通過增設航班、擴大入境免簽、提供危機管理的方式提升了來華便利性與安全性［19］。除去現實層面的實際舉措，亦有研究者基于效率的視角進行實證分析，通過異質性隨機前沿引力模型檢驗了“ 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效率的提升作用［21］，并結合空間杜賓模型進一步指出該影響存在空間溢出性［22］。在此基礎上，提出如下假設。

H1：“一帶一路”倡議顯著增加了沿線國家來華入境旅游人次，帶動了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

1. 2 “一帶一路”倡議、國際貿易與入境旅游業

“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沿線各國與中國的貿易聯系，可以從三個方面解析。第一，降低貿易成本。關稅的減少、區域通關監管一體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所帶來的交通運輸成本下降，都極大減小了我國與沿線各國的貿易成本［23］。第二，增大市場需求與潛力?！拔逋ā苯ㄔO為沿線各國提供了資金、人力、技術等支持，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增大了沿線各國原本有待發展和釋放的市場需求與潛力［24］。第三，引導企業戰略調整。政府的大力提倡與引導，會使企業的海外戰略傾斜。同時，我國推出了沿線國家投資指南，評估其政策、法律、經濟市場環境，為企業建立了預警機制，大大降低了企業進出口貿易風險［25］。

諸多研究表明國際貿易對入境旅游業發展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26-32］。微觀層面來看，由于雙邊貿易的促進，“因商而游”的商務旅行增多，因家庭及社會聯系而引發的國際旅游行為進一步增多且變得頻繁［33］，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面。宏觀層面來看，由于國際貿易合作的增多，相關的新聞報道和外交政策會起到正向引導作用，兩國居民對彼此的關注和興趣也會提升。因“商”帶動的非商務旅游也會逐步發展，甚至再次帶動商務合作的增多，實現良性互動發展［34］。國際貿易在“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故提出如下假設。

H2：“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了沿線各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進而促進了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即“因商而游”。

1. 3 “一帶一路”倡議、文化認同與入境旅游業

“一帶一路”倡議在多方面促進了沿線各國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與認同。教育方面，“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中國教育的進一步開放，出國留學和來華留學成為人才培養、儲存、支撐的重要發力點［35］。媒體合作方面，“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各國頻繁的媒介合作有助于各國了解彼此，增進文化認同，清晰經濟合作中遭遇的困境［36］。藝術交流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了藝術創作及其發展走向，促進了與沿線各國的文化藝術交流與傳播［37］。中醫藥方面，“一帶一路”倡議下中醫藥服務貿易、中醫藥文化、中醫藥國際化成為當前和未來的研究熱點［38］。

文化認同對入境旅游的影響亦是重要且不可忽視的。首先，沿線國家對中國文化認同程度的提高會增加其對中國文化群體的偏愛［39］，為中國帶來大量的文化旅游者。其次，還能通過提升沿線國家對中國的旅游形象感知［40］，來吸引更多國際旅游者，對加深旅游者忠誠度［41］，驅動重游意向［42］，乃至對形成口碑效應都會發揮有益影響［43］。另外，入境旅游的跨文化情景易因文化差異過大而引發負面影響［44］，對中國文化認同高的國際旅行者則有著更好的文化接受度［45］，更容易理解和欣賞中國文化，表現出較高的行為主動性［46］，從而強化旅游體驗，獲得滿意與幸福感［47］。文化認同在“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故提出假設H3。

H3：“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了沿線各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進而促進了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即“尋文而至”。

1. 4 “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的關系

首先，國家間的貿易交流與文化認同存在著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貿易往來的增長、經濟聯系的強化勢必會帶來文化的交匯與融合，從而帶動各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48］。更進一步而言，國家間貿易市場的繁榮，也將產生倒逼效應，即通過文化交流，加強文化認同，來降低文化差異（如語言、地方習俗等）所帶來的額外貿易成本［49］。另一方面，文化認同的提高、營商理念的包容，亦會促進沿線各國與中國的貿易發展，這也是為何國際貿易往往會在文化認同程度較高的國家間開展的原因［50-52］。并且研究者已基于孔子學院、國際友好城市的視角進行了證實，闡釋了文化認同通過塑造雙邊貿易信任機制，從而產生貿易成本降低效應和偏好選擇效應，來促進雙邊貿易發展［53-54］。

其次，在“一帶一路”的歷史背景下，亦有研究者指出古絲綢之路為沿線國家輸送帶有深刻中國文化烙印的茶葉、香料、絲綢、陶瓷等商品，通過文化的輸出帶動了商品貿易的交流，又基于商品貿易的發展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傳播［55］。故而，“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下的“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的交互關系自然顯現?！耙蛏潭巍钡纳虅章糜握咴谂c中國的商貿往來中，對中國的了解增多，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程度逐漸提高，進而引發其文化旅游活動［56］；“尋文而至”的文化旅游者，隨著對中國文化理解的愈發深入，對中國發展狀況的更加熟知，對中國文化認同程度隨之提高，兩國間更易萌發較多的商貿活動，從而吸引新的“因商而游”旅行者［54-57］。故提出假設H4。

H4：“因商而游”與“尋文而至”存在正向的交互影響。

2 研究設計

2. 1 模型建構

2. 1. 1 雙重差分模型

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ID）是一種適用于準自然實驗，廣泛用于政策評估，能夠剝離并分解出倡議實施真實效果的計量方法［58］。文章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為參與組，未參與國家為對照組。由于“一帶一路”倡議為2013 年下半年提出，故以2014 年為標準［7，10］，將2010—2013設定為干預前，2014—2019設定為干預后，建構準自然實驗情景。根據研究目的及雙重差分思想，文章的基礎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lninboundit 為被解釋變量，指第i 個國家第t 年的來華入境旅游水平。didit 為核心解釋變量，由treatedit和afterit 兩個虛擬變量相乘得到。其中，若國家i 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treatedit=1，否則treatedit=0；若第t 年為2014年或以后，則afterit=1，否則afterit=0。controlit 為對應的控制變量，λt 為時間固定效應，μi 為國家個體固定效應，εit 為隨機擾動項。didit 的系數α1 為文章關注的“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的影響效應。

2. 1. 2 中介機制模型

（1）“因商而游”的研究設計。為檢驗“因商而游”的中介機制，文章參照Baron等［59］的方法，通過三階段回歸來檢驗貿易的中介效應：①“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的影響，已通過模型1實現。②“一帶一路”倡議對出口貿易（eoiit）或進口貿易（ioiit）的影響。將出口貿易或進口貿易作為被解釋變量，didit 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模型其余參數保持不變，具體通過模型（2）來檢驗。③出口貿易或進口貿易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的影響。將出口貿易或進口貿易、didit 同時納入模型作為解釋變量，各國來華入境旅游水平作為被解釋變量，模型其余參數保持不變，具體通過模型（3）實現?；貧w結果中，若系數β1和γ2 顯著，則證明中介效應存在。

其中：eoiit 和ioiit 分別為第i 個國家第t 年的出口貿易指數和進口貿易指數，代表了一個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發展水平；相對于進出口貿易額數據，剔除了價格波動和匯率變化的影響，有著更好的平穩性。controlit、λt、μi、εit 與上文一致，分別表示對應的一系列控制變量、時間固定效應、國家個體固定效應和隨機擾動項。

（2）“尋文而至”的研究設計。不同于商業貿易，文化認同是較難進行量化研究的。因此，作者參照盧盛峰等［60］的做法，通過文本挖掘和計量佐證相結合的方法，檢驗“尋文而至”的中介作用。研究邏輯如下：首先，由于目前尚無較為成熟的文化認同指標體系，已有體系存在設定不嚴謹、數據來源單一等問題［61］，同時“一帶一路”倡議下沿線國家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又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多樣的現實路徑，故作者通過文本挖掘法分析“一帶一路”倡議提升沿線各國對中國文化認同的表征與內涵；其次，在文本挖掘的基礎上，通過分組回歸的方式檢驗文化認同是否能夠帶動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具體來說，參照王雄元等［62］的做法，分別選取國家名字出現頻率排名前15和20的國家。這些國家屢屢在政策或新聞文本中被提及，說明中國與其開展了更頻繁的文化交流活動、有著更多的文化交流成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文化認同程度相對更高［63］。所以，文章依此將參與組樣本分為對中國高文化認同與低文化認同的兩組國家，仍以非沿線國家為對照組，以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水平為被解釋變量，使用雙重差分模型，開展分組回歸進行對比。

（3）交互影響的研究設計。通過文本分析的結果識別出“一帶一路”倡議影響沿線各國對中國文化認同的現實途徑，以文本分析的結果為基準，建構文化認同指標體系，并使用熵權法計算出對應權重。相較于前文的模型與研究對象，此處作兩點說明：①不再使用雙重差分模型，而是采用面板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此處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是文化認同、國際貿易和兩者的交互項，通過交互項的系數與顯著性來說明“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的交互影響。②為凸顯“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此處研究對象僅選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不包含非沿線國家。若此時仍在模型中加入非沿線國家，回歸結果代表的含義將是“文化認同”和“國際貿易”對中國入境旅游的交互影響，而非“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下“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的交互影響。同時，研究時段保持不變，依舊考慮了倡議干預前與干預后的對比。具體通過模型（4）和模型（5）來研究實現。此處一個可能的疑惑是為何不直接使用指標體系的結果進行“尋文而至”的中介機制檢驗？主要原因在于，“一帶一路”網發布的內容多聚焦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該指標體系適用于衡量沿線國家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并不適用于非沿線國家。而第一次的回歸中既包含了沿線國家，又包含了非沿線國家。

模型（4）和模型（5）分別檢驗了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作為國際貿易代理變量時“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的交互影響。cultureidit 為第i 個國家第t 年對中國的文化認同程度，eoi_cultureidit 為文化認同與出口貿易的交互項，ioi_cultureidit 為文化認同與進口貿易的交互項。若交互項的系數ρ3 和σ3 顯著為正，則表明“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的交互影響存在。其余參數與上文保持一致。

2. 2 樣本與變量選擇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同時盡量避免北京奧運會、次貸危機、新冠疫情等重大國際事件的影響，該研究選取了2010—2019年為研究時段。進一步，綜合考慮控制變量選擇的合理性和搜尋成本，并剔除后三年平均來華入境旅游人次小于5 000的國家，最終遴選出104個國家①。其中，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46個，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58個。來華主要入境客源國（如緬甸、越南、日本、韓國等）和國際主要出境客源國（如法國、西班牙、美國等）均包含在內，具有代表性和現實意義。

入境旅游人次能夠精準地表征出旅游流量大小，衡量入境旅游的發展水平，被眾多研究者廣泛用于研究中［64-66］，因此文章選擇各國來華入境旅游人次作為被解釋變量?？刂谱兞康倪x取主要考慮除“一帶一路”倡議外可能影響各國來華入境旅游人次的其他影響因素，以緩解遺漏變量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具體來說，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代表了客源國的經濟發展程度是其出境旅游發展的基礎［67］，出境旅游花費反映了客源國來華旅游市場規模大?。?8］，相對旅游價格衡量了來華旅游的成本［69］，互聯網普及率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客源國關于中國旅游信息獲取的便利程度［70］，年齡結構與就業水平表征了客源國的旅游消費能力［71］，旅游業發展水平從需求側反映了客源國提供旅游服務的能力。上述變量均是影響客源國來華旅游的重要因素，故選取其作為控制變量，變量名稱、界定方式和數據來源見表1①。對主要連續變量均進行了1% 水平下的縮尾處理，以緩解極端值帶來的干擾。

此外，為了保證研究時段一致性，文章選取2014—2019年關于“一帶一路”倡議與文化認同的政策和活動新聞文本作為文本挖掘與分析的源數據。通過python軟件獲取中國“一帶一路”網“民心相通”欄目新聞文本，得到相關新聞數據627 條，字數595 627 個，使用ROST CM 6. 0軟件進行分析。中國“一帶一路”網由國家信息中心主辦，是中國政府科學闡釋、權威發布、全面介紹“一帶一路”核心理念、政策法規、最新成果的官方信息平臺，具有全面性和權威性，能夠反映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文化交流溝通成果［72］。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 1 基準回歸

文章使用STATA16軟件進行回歸分析，通過加減控制條件的方法，進行了四組基準模型回歸（表2）。列（1）未加入任何控制條件，列（2）加入控制變量但不加入國家和時間固定效應，列（3）加入國家和時間固定效應但不加入控制變量，列（4）加入所有控制條件，對應的“一帶一路”倡議影響系數分別為0. 270（t=4. 90，P=0. 000）、0. 140（t=3. 05，P=0. 002）、0. 159（t=2. 48，P=0. 015）、0. 175（t=2. 83，P=0. 006），影響系數都為正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顯著。加入控制變量、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后，“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系數有明顯減小，更符合現實情境，表明控制條件的添加緩解了遺漏變量的問題。模型的擬合優度有明顯提升，達到了0. 245，解釋力良好，可以有效解釋中國入境旅游人次的變動?？傮w來說，基準回歸的結果充分證實了H1，“一帶一路”倡議顯著增加了沿線各國來華入境旅游人次，帶動了中國入境旅游業的發展。

具體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各國來華入境旅游人次的影響系數為0. 140～0. 270，這意味著各國來華旅游人次增加了15. 03%～30. 10%（e0. 140 - 1 ≈ 0. 150 3，e0. 270 - 1 ≈ 0. 301 0）。平均意義來看，2014—2019這6年新增加的沿線國家游客人次約1 969萬到3 944萬人次，占6年世界各國來華旅游總人次的9. 02%～18. 06%，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的影響力不容忽視。文章的基準研究結果與唐睿等［16］、何芙蓉等［18］、Huang等［19］保持一致，但使用了更廣泛的國際面板數據，緩解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內生性和數據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更具真實性與有效性。

3. 2 適用性檢驗

平行趨勢假定（Common Trend Assumption）是DID方法適用的關鍵前提［73］。它要求在“一帶一路”倡議未提出前，倡議沿線國家與非沿線國家有著共同的發展趨勢，如此兩組國家才具有可比性，且差分的結果不會由于存在天然誤差而產生偏誤。平行趨勢假定結果如圖1（左）所示，藍色曲線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平均來華旅游人次，紅色曲線為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平均來華旅游人次，兩條曲線在2014年“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前基本保持平行，滿足平行趨勢假定。雖然，通過沿線與非沿線國家來華旅游人次均值的對比能夠直觀地反映出兩者間是否存在系統誤差，但卻無法觀察到其他因素（如人均GDP、出境旅游偏好等）對各國來華旅游人次的影響。故作者加入控制變量，以各國來華旅游人次為被解釋變量，逐年的didit為核心解釋變量，通過模型回歸的方式來進一步檢驗平行趨勢假定。各年didit 系數如圖1（右）所示，在2014年之前，逐年didit 系數在0上下波動，無顯著差異，2014年及以后逐年didit 系數才逐漸增大，表明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前，沿線各國與非沿線各國來華旅游人次不存在顯著差別?？傮w來說，文章選取的兩組國家樣本在兼顧代表性的同時系統偏差不大，符合DID方法的研究前提。

參與組與對照組選擇的隨機性也是DID適用的重要前提，若旅游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更易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會由于這種自選擇問題產生較為嚴重的自選擇偏差。但從現實情況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確定是歷史的選擇，而非根據各國的現實經濟發展情況，故符合隨機性的要求。

4 機制檢驗

4. 1 “因商而游”檢驗結果

沿線各國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是經濟聯系的重要指標?！耙蛏潭巍奔幢憩F為由于各國與中國貿易往來的增多，經濟聯系的加強，所引致的頻繁旅游活動［13］。但作者以各國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作為中介變量進行的回歸并不顯著（限于篇幅，該不顯著結果未放入正文中，如有需要可聯系筆者索?。??？赡艿脑蛟谟?，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后沿線各國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并沒有持續增長，而是呈現曲折增加趨勢。毫無疑問“一帶一路”帶動了中國與沿線各國的貿易發展［74-75］，但“一帶一路”對貿易發展的帶動并不簡單體現在機械的數額上。諸如進出口商品種類與結構的豐富［30］、貿易協商機制的建構［76-77］都是“一帶一路”倡議帶動各國與中國貿易聯系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是開放共享的區域經濟發展倡議，帶動的是沿線各國間乃至沿線各國與其他國家間的經濟交流合作，并非僅僅為了加強中國與沿線各國的貿易聯系。

因此，文章選擇沿線各國的進出口貿易量作為中介變量進行檢驗。表3列（1）中“一帶一路”倡議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系數為0. 146（t=3. 83，P=0. 000），表明“一帶一路”倡議顯著帶動了沿線各國的出口貿易增長。列（2）中同時放入didit 和出口貿易變量進行回歸，沿線各國的出口貿易對各國來華旅游人次的影響系數為0. 564（t=3. 57，P=0. 001），表明沿線各國的出口貿易顯著增加了各國來華旅游人次。列（1）和列（2）的結果共同證明，出口貿易在“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中國入境旅游發展中起到了的中介效應，即“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沿線各國出口貿易，進而帶動了中國入境旅游的發展。同樣的，列（3）和列（4）中“ 一帶一路”倡議對進口貿易的影響系數為0. 152（t=4. 36，P=0. 000），進口貿易對各國來華旅游人次的影響系數為0. 451（t=3. 05，P=0. 003），均至少在5%的水平顯著，表明“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沿線各國進口貿易，進而帶動了中國入境旅游的發展。綜上，H2“因商而游”的中介機制得到證實。

為進一步考察進出口貿易影響的差異，文章參照溫忠麟等［78］的做法，計算了其各自中介效應占比。中介效應占比=間接中間效應系數/總效應系數×100%，就文章而言其中介效應占比=β1 × γ2 /α1 × 100%。結果顯示，出口貿易中介效應占比為47. 05%，進口貿易中介效應占比為39. 17%，出口貿易的中介效用占比更高，這與蘇建軍等通過方差分解法得到的結果類似［29］。各國的出口貿易可視為商品的跨國外向流出，而來華的入境旅游則是人流的跨國外出流動，出口貿易與來華入境旅游是“商品流”與“旅游流”的同向聯動，因此出口貿易對來華入境旅游人次的促進效應更大也在情理之中。在證實孫根年［26］和蘇建軍等［29］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文章又進一步厘清了“一帶一路”倡議下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對入境旅游業的效應差異。

4. 2 “尋文而至”檢驗結果

4. 2. 1 “一帶一路”倡議與文化認同文本分析

表4展示了選取樣本的新聞文本中出現頻次最高的前30組詞語，依據其與“一帶一路”和文化認同的關系，可大致分為3類：“一帶一路”核心詞、文化認同熱點詞和其他熱點詞。其中，因其他熱點詞（如當地等）無特殊意義，故主要針對“一帶一路”核心詞和文化認同熱點詞作具體分析。

“一帶一路”核心詞包括：中國、文化、“一帶一路”、國家、合作、交流、發展、絲綢之路、經濟、貿易。主要反映“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國際區域合作的內涵以及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核心理念，相關的新聞文本如“中國和尼泊爾人文交流駛上了快車道，兩國人文交流逐漸成為雙方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柱”等。

文化認同熱點詞包括：漢語、大學、教育、旅游、電影、學生、藝術、中醫、孔子學院、醫療、媒體、出版。中文、中醫等中國元素的文化魅力愈發顯現，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藝術、教育等領域與中國開展合作，這加強了沿線各國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深化了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相關的新聞文本如“第二屆國際中醫大會在波蘭舉行，拔罐針灸受當地民眾歡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設立135所孔子學院、129個孔子課堂，孔子學院現有各類學員210萬人”。

高頻詞反映出“一帶一路”倡議中文化認同的熱點，但這僅是一種詞頻的呈現，難以反映出文化認同熱點間的語義關系和層次邏輯［79］，所以文章進行了語義網絡分析，試圖解讀文化認同熱點間的內部聯系（圖2）。語義網絡圖的結果展示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各國對中國文化認同的現實途徑和行進邏輯?？傮w而言，文化認同熱點呈現出“三核六調眾要素”的圈層方式?！叭恕敝溉齻€核心，分別為文化、“一帶一路”與中國，所有熱點均圍繞三個核心詞展開?！傲{”指六個基調，分別為合作、交流、發展、推動、促進與建設，反映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趨勢和總基調?！氨娨亍敝浮耙粠б宦贰背h中文化認同的眾多參與要素，具體合作內容包括“漢語學習”“教育”“藝術”“孔子學院”“大學”等；合作區域包括“當地”“海外”“地區”等；參與主體包括“政府”“企業”“人民”等；合作方式包括創辦“中心”“項目”“參與”等。

4. 2. 2 文化認同與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

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列（1）樣本為參與組中排名前15的對中國高文化認同國家與所有對照組國家①，列（2）為參與組中剩余的相對低文化認同國家與所有對照組國家。高文化認同國家的did 系數為0. 313（t=2. 50，P=0. 015）大于低文化認同國家的0. 097（t=2. 08，P=0. 040）。類似地，列（3）和列（4）以是否排名前20為標準開展的分組與回歸，高文化認同國家的did 系數為0. 240（t=2. 52，P=0. 014）仍然大于低文化認同國家的0. 109（t=2. 16，P=0. 033）。這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的促進效應，對中國高文化認同的國家比低文化認同國家大，各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程度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有著正向顯著影響。

結合上述兩步結果，H3“尋文而至”的中介機制得到證實，即“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促進沿線各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帶動了中國入境旅游業的發展。同時，也實證檢驗了Palmer［40］、Pardo等［45］和Zhang等［46］提出的文化認同對入境旅游業至關重要的觀點。

4. 3 “因商而游”與“尋文而至”的協同分析

從文本分析中的結果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從教育交流（漢語、大學、教育、學生、孔子學院）、醫療交流（中醫、醫療）、藝術交流（藝術）、媒體交流（出版、電影、媒體）、公共外交（國家、政府、倡議）等方面顯著帶動了沿線各國對中國文化認同的提高。故從此五個維度建構文化認同指標體系（表6）。該指標體系來自于上述文本分析的結果，且覆蓋了已有研究中的要點，如向勇等認為的教育支持和藝術參與［80］，高靜等［81］提出的中醫藥海外傳播，李懷亮［61］指出的媒體國際傳播，王亞輝等［82］證明的公共外交，實現了對已有研究的有效匯總與合理統籌。

參照調節效應的思路，分別引入出口貿易、進口貿易與文化認同的交互項進行回歸（表7）。首先，所有模型中，各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對其來華旅游人次的影響系數均為正，且均在1% 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文化認同（cultureidit）對中國入境旅游發展存在顯著正向關系，再次證實和強調了文化認同對入境旅游業發展的正向穩健影響。其次，列（1）和列（2）中出境貿易與文化認同的交互項（eoi_cultureidit）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調節效應均顯著存在，且加入控制變量后交互項系數為2. 018（t=1. 75，P=0. 081）相比無控制變量下的2. 374（t =2. 06，P=0. 040）有所減小，R2亦有提升，控制變量的加入使得調節效應的結果更加穩健。同樣的，列（3）和列（4）放入了文化認同與入境貿易的交互項（ioi_cultureidit），無控制變量時，交互項系數為1. 175（t =1. 80，P=0. 072），有控制變量時交互項系數為1. 121（t =1. 78，P=0. 075），均顯著且加入控制變量后系數亦有所減小，R2有所提升，模型更合理。進一步地，列（1）和列（3），列（2）和列（4）中兩個交互項的系數對比顯示，出口貿易與文化認同存在的交互作用大于進口貿易與文化認同?？傮w來看，在“一帶一路”倡議對入境旅游的影響機制中，“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存在著交互影響的調節效應。具體來說，沿線各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程度越高，國際貿易在中介機制中發揮的作用就越大；沿線各國的國際貿易越發達，文化認同在中介機制中發揮的作用也越大?！耙蛏潭巍焙汀皩の亩痢钡膬煞N中介路徑及其交互作用普適地來看，似乎并不僅僅存在于“一帶一路”倡議與入境旅游業發展中。該機制對研究公共政策對入境旅游業影響，乃至國際旅游業相關議題均有借鑒意義，為研究者提供了新思路。

5 結論與啟示

5. 1 研究結論

該研究以“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作為準自然實驗，建構雙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19年104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并結合文本挖掘與分析方法開展研究，回答了“‘一帶一路倡議是否有效帶動了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和“‘因商而游與‘尋文而至的作用機制是否存在且交互影響？”的問題。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在模型滿足平和趨勢假定和參與組選擇隨機性的適用前提下，“一帶一路”倡議顯著促進了沿線各國來華旅游人次的增加，帶動了中國入境旅游業的發展。具體來說，“一帶一路”倡議使得沿線各國來華旅游人次新增了15. 03%～30. 10%，平均意義上為1 969～3 944萬人次，占“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后4 年來華旅游總人次的9. 02%～18. 06%，影響舉足輕重。第二，貿易在“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中介效應，存在著“因商而游”的中介機制。并且，出口貿易的中介效用占比為47. 05%，進口貿易為39. 17%，出口貿易的中介效應更大。第三，文化在“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中國入境旅游業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中介效應，存在著“尋文而至”的中介機制。并且，“一帶一路”倡議對文化認同表現出“三核六調眾要素”的影響方式。第四，基于文本分析的結果，從教育交流、醫療交流、藝術交流、媒體交流和公共外交五個維度建構了文化認同指標體系，檢驗了“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存在的交互正向影響。系數大小的對比表明，各國出口貿易相對于進口貿易在這種交互影響中的作用更強。

綜上，“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中國入境旅游業的作用機制如圖3所示?！耙蛏潭巍北憩F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降低貿易成本、增大市場需求潛力、引導企業戰略調整等方面驅動沿線各國與中國貿易往來，進而促進其赴中國的商務旅行，并通過商務旅游者的家庭及社會聯系和客源國居民的關注與興趣促進非商務旅行，帶動中國入境旅游業?！皩の亩痢北憩F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增加沿線國家與中國的教育、媒體、藝術、中醫等交流，擴大沿線各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由此實現激發旅游動機、提升旅游形象和緩解文化偏見的效果，帶動中國入境旅游。同時，“因商而游”和“尋文而至”又存在著正向的交互作用?！耙蛏潭巍钡穆眯袝S富旅游者對中國的認知，增進其對中國的文化認同，故而帶動其“尋文而至”的旅行；“尋文而至”的旅行會更加增進旅游者對中國的了解，強化國家間的文化認同，推動與中國國際貿易的繁榮，以促進“因商而游”的旅行。

5. 2 政策啟示

第一，文章以全球視野證實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入境旅游業的正向作用，中國入境旅游的發展要充分順應和借勢“一帶一路”倡議，關注“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合作區域與國家。

第二，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以沿線各國對中國而言，形成了以“物流”為代表的出口貿易和以“人流”為代表的入境旅游之間的同向聯動，成為加快中國入境旅游增長的重要發力點。為此，在制定國際貿易策略時，不僅要出發于貿易發展的現實需要，還要綜合考慮貿易對入境旅游業的帶動作用，推出一攬子協同計劃；在制定國際旅游策略時，從大局出發，跳出僅從旅游謀旅游發展的小圈子，針對我國良好的貿易合作伙伴，開展更多的旅游宣傳與營銷，更廣范圍和更深層次推行諸如來華免簽、離境退稅等優惠政策。

第三，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是復雜的人類實踐活動，既在微觀人際層面的特殊聯系行為中發揮作用，也在宏觀國家公共功能中占有重要一隅。它對中國入境旅游產業，乃至國際貿易發展、國家形象傳播、國際地位提升都影響深遠。對外層面，可以開展諸如漢語學習、教育合作、藝術展覽、影視拍攝等各種活動，進一步加強同各國官方和民間的文化交流活動。對內層面，在旅游產品的打造上追求更深層次的文旅融合，以文化為內核，以聲、光、電、VR、AR、大數據等新技術為形式，以輕奢、趣味、活力、二次元等新潮流為外在，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有機結合，逐步實現對旅游產品的除舊推新和升級換代。

全局來看，國家關系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亦有研究者指出國家間的雙邊政治關系是影響入境旅游的重要甚至是決定性因素。但受限于篇幅，本次未將政治元素納入。同時，沿線國家充滿異質性與多樣性，“一帶一路”倡議對其影響難以一概而論。在文章研究的基礎上，未來可進一步將雙邊政治關系、影響異質性以及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巨大沖擊加入考察。中國入境旅游發展起步晚、競爭力差、增速緩慢，同時新冠疫情又使得其近乎停滯，從與中國經貿文化交流密切的“一帶一路”國家出發，實現后疫情時代入境旅游市場的蓄力勃發，國際客源旅游需求的提振強化，轉危機為契機的現實要求更加迫切，亟待研究者們更深入地拓展“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入境旅游發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