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如何賦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

劉建江　李淵浩

摘 要：依據2011-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檢驗數字經濟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結果顯示：數字經濟顯著提升了全要素能源效率，且在區域、時段和資源稟賦方面存在差異。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是其重要傳導機制。鑒于此，需進一步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鼓勵不同區域發揮好比較優勢，實現數字經濟差異化發展；大力推進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助推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賦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

關鍵詞： 數字經濟；全要素能源效率；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中圖分類號：F49；F42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3-7217（2023）02-0105-09

一、引 言

當前，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期，但能源結構偏煤、產業結構偏重和效率偏低，對高碳發展路徑存在較強的依賴慣性，是我國“雙碳”目標實現的短板。在我國持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向“雙碳”目標邁進的過程中，如何推動能源領域綠色低碳轉型是核心和關鍵，這其中包含了能源結構優化及效率提升。近年來，在新一代數字技術加速創新以及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的支持下，各國數字經濟獲得迅猛發展，各種新興經濟形態應運而生并逐漸融入社會生產的各個領域。各國也進一步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努力推進數字經濟向經濟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滲透。2021年3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持續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進工業、建筑、交通等領域低碳轉型。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實施全面節約戰略，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倡導綠色消費，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作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數字經濟如何快速輻射能源領域并推動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成為實現“雙碳”目標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現實問題。

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能夠引發從生產要素到生產力再到生產關系的全面變革，提供更加高效的運行態式、更加強勁的發展范式、更加綠色的生產方式和更加現代的治理模式，全方位發力賦能綠色發展（韓晶和陳曦，2022）[1]。一些學者開始將數字經濟納入綠色低碳發展的研究框架。梁琦等（2021）[2]以產業結構升級為切入點，探討數字經濟發展能否對城市生態效率產生影響，實證研究表明數字經濟能以產業結構升級為中介變量進而促進經濟生態化和生態經濟化。許釗等（2021）[3]認為數字金融有助于實現雙碳目標，但其污染減排效應存在雙門限效應，且在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方面存在異質性。郭炳南等（2022）[4]研究發現信息和通信技術對綠色經濟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并通過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降低碳排放水平（郭豐等，2022）[5]，進而提高綠色經濟效率（丁玉龍和秦尊文，2021）[6]。此外，數字化在環境改善和創新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數字化可以提升企業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識整合能力從而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宋德勇等，2022；王鋒正等，2022）[7， 8]。韓晶和藍慶新（2022）[9]認為要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浪潮，以促進產業鏈智能化升級、夯實數字技術基礎研究、推動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作為發展數字經濟，引領綠色發展的主要著力點。

關于能源效率的研究則主要聚焦以下三個方

面：第一，分析環境規制對能源效率的作用機制。陶長琪等（2018）[10]在利用SBM方向距離函數和我國2004-2015年各省份面板數據的基礎上，對環境規制與能源效率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發現未搭配節能的環境規制對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具有負面作用。此外，很多學者研究認為成本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是環境規制與能源效率之間的兩種重要作用機制（李穎等，2019）[11]。第二，探討技術進步對能源效率的影響路徑（盧銳等，2019）[12]。廖茂林等（2018）[13]認為能源效率受技術進步的影響十分明顯，且能源偏向型技術進步將給能源效率帶來短期和長期的正面影響。此外，相對于低能耗行業而言，技術進步能對高耗能行業的能源效率產生更為明顯的促進作用。而楊志江和朱桂龍（2017）[14]通過構建省級面板數據研究發現，技術創新對能源效率的促進作用會因技術進步偏向而變得模糊，但合理的環境規制能夠將這種不確定影響變為正面促進作用。第三，基于金融發展的角度研究能源效率。沈冰和李鑫（2020）[15]運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金融發展水平與能源效率之間的關系，發現金融發展能夠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產生影響，進而改變能源效率。許旭紅等（2018）[16]則通過Tobit模型探討金融發展影響能源效率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深化金融發展規模有助于促進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這種促進作用存在地區差異。

在新時代和實現“雙碳”目標的時代背景下，數字經濟是否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產生影響，且通過何種傳導機制發揮作用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谏鲜龇治?，有如下思考值得關注：數字經濟是否又如何影響全要素能源效率？具體影響渠道是什么，是否存在時空及資源稟賦的差異性？基于此，本文通過構建2011-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考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機制及其存在的異質性。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從技術創新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角度構建作用機理分析框架，深入探討數字經濟助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路徑，豐富了數字經濟在全要素能源效率領域的細分研究。第二，考慮內生性問題和異質性問題，將不同區域、時段和資源稟賦加以區分，考察數字經濟發展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差異化影響的同時，從數字經濟發展的視角為實現經濟綠色轉型發展提供政策參考。

二、影響機制與假說

（一）數字經濟直接效應

當前，深入推動能源革命，加快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隨著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數字技術的市場化推廣和應用，數字經濟通過有效整合線上和線下資源，可以構建能源數字化全產業鏈，從而降低運輸和其他原因造成的環境污染（Amuso等，2020）[17]，使得能源效率的提升將有質的飛躍。一方面，數字技術和應用場景不斷迭代創新，清潔能源利用技術和流程日益高效。數字經濟完善了企業的生產流程，重塑了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過程，優化了銷售服務過程，拓展了企業要素獲取和產品銷售的渠道，減少了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扭曲，提高能源配置效率，從而帶動產業鏈更多環節以及更廣范圍的更多主體實現能源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在能源的生產、傳輸、儲存、消費和監管過程中能夠充分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了上述過程中的經營決策效率，實現能源效率提升相關的信息、數據和技術的自由流通，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使能源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汪東芳和曹建華，2019）[18]。此外，數字經濟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管理體系。通過數字技術讓環境監管發揮更充分的作用，提高了公眾參與環境監測的效率，使環境信息更加公開透明，進而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綠色技術創新，提高能源效率。

（二）技術創新的驅動效應

根據熊彼特創新理論，經濟發展動力源自創新，即創新存在于生產過程之中，能源效率持續改進的核心關鍵也在于技術創新（董鋒等，2010）[19]。當前，世界迎來了工業4.0時代，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推進，創新的角色被重新定義為數字化轉型的推動者。創新是一項成本極高的活動，既耗力（資源、資本和人力），又耗時。技術創新的成本包括創新調研、研究開發、組織管理、設計制造、市場營銷等活動各環節發生的各項費用總和。比如研究開發環節，包括巨大的測試費、試制費、鑒定費、設計費，等等。降低創新成本，提升創新效率，加快推進創新成果的應用，本身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內容，也是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重要內容。

1.數字經濟加速數字技術在創新活動中的滲透和應用，提升創新效率。

數字技術具備全方位感知、全過程編碼、全行業遍歷性穿透和傳承以及顯著的網絡效應等特征（鄭江淮等，2021）[20]。數字經濟與數字技術相互促進，為創新活動提供了更高效的通用技術工具，加速信息的傳遞，有利于改進傳統創新流程框架，改善企業融資環境，降低創新成本，為技術創新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將大幅度提高創新效率。數字經濟的大發展，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越來越豐裕的數據要素資源稟賦將有助于實現數據聚變效應、技術轉化加速效應、數字技術與應用的擴能效應。例如，在產品研發階段，數字孿生技術的支持大大降低了企業研發的試錯成本。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為更加精準評價企業信用提供了可能，拓展和優化了金融工具和機構的結構和種類，為優質企業和創新型企業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融資渠道和方式，為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問題提供新思路，為企業技術的強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唐松等，2020）[21]。

2.數字經濟驅動創新模式優化并激發創新活力，提升創新效率。

當下，數字經濟能夠打破創新的時間與空間約束，改變創新過程和模式，縮短創新產品周期，降低研發成果轉化帶來的創新收益不確定性，從而提高創新成果轉化效率，極大激發了全社會創新活力。數字技術的運用能夠實現研發、采購、生產、營銷、物流、服務等關鍵環節的信息集成和共享，緩解消費端與創新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有利于市場需求和創新資源的精準對接，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創新效率。

3.數字化加快創新型人力資本積累，提升創新效率。

數字技術通過打破不同創新領域之間的信息技術壁壘，構建創新型“政府-企業-大學”伙伴關系，創新主體可以更加便利地掌握新興知識和技能，更加有效地實現知識溢出，增加創新知識儲備，推動技術創新，實現產業的綠色化轉型（魏麗莉和侯宇琦，2022）[22]。此外，數字經濟發展催生出在線教育、共享經濟、遠程醫療等新業態，一方面憑借自身強大的成長能力和價值創造能力引致創新型人力資本的集聚，另一方面為適應新產業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環境的變化，倒逼勞動力不斷提升自身人力資本水平以提升自身競爭優勢，從而為持續創新積累強大的后備資源。創新型人力資本憑借自身創新特質，通過自主創新、模仿創新等手段開展綠色技術創新及應用，從而顯著提高能源效率、減少污染排放，最后促進綠色發展（張桅和胡艷，2020）[23]。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創新驅動效應加速推進技術創新，并提升創新效率，降低創新成本。

而技術創新又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關鍵途徑。技術創新能推動清潔能源應用技術的快速變革，進一步降低單位產值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在這種情況下，創新旨在通過改進現有生產流程或推廣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進一步實現能源效率的提升。

（三）產業結構優化效應

數字經濟發展一方面催生出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加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生產要素的數字化，有效整合、配置產業鏈上的資源，以低投入、低污染實現高產出，實現能源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傳統產業，實現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進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劉洋和陳曉東，2021）[24]。產業結構升級也意味著產業結構的重心在三次產業之間逐次轉移，且各個不同產業加速與數字技術的結合，或者體現為數字化、服務化（劉建江等，2021）[25]。而不同產業部門的能源需求與利用效率存在顯著差異，產業結構升級也提升了能源效率。數字經濟作為未來引領產業結構升級的新動能，通過數字產業化的戰略布局、空間優化以及產業數字化的加速轉型等措施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陳曉東和楊曉霞，2021）[26]。有學者認為，產業結構升級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劉贏時等，2018）[27]。呂明元和陳維宣（2016）[28]，認為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來自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貢獻，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的降低顯著地抑制了能源效率的提高。當然，也有觀點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對能源效率的影響存在非線性影響，技術進步推進型的產業結構升級才是能源效率提升的關鍵（羅朝陽和李雪松，2019）[29]。整體上，數字經濟通過影響產業結構作用于能源效率提升表現為如下方面：

1.產業結構的整體優化效應。

數字經濟帶來新型生產要素與新興技術，通過產業融合提高傳統生產要素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產業的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不斷完善。比如制造業的數字化與服務化，服務型制造成為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而其長足發展又需要以數字化為抓手（張遠和李煥杰，2022）[30]。制造業的數字化與服務化，在不斷模糊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邊界，縮短產品的“研發-生產-消費”環節，大幅度提升了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推動產業的技術創新和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進而以較低投入獲得較高產出，成為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重要路徑。

2.不同產業內部的結構優化效應。

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具有連通性和共享性，降低企業信息搜尋的成本，提高信息傳遞效率，促進企業生產效率、協調效率和運行效率的提高，從而助推不同產業的內部結構升級（何地和林木西，2021）[31]。比如農業的數字化推動現代農業，數字經濟與農業的有機結合，大幅度減少了農業生產領域的不對稱，直播帶貨、電商為農產品生產地與銷售地有機鏈接提供了渠道。同時，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大幅度改變了傳統的商業模式，推動第三產業內部的結構優化，而且通過縮短產品生產端到消費端的路徑，減少物流環節，本身也是一個節約資源與能源的過程。

新一代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高企業生產、研發過程的數智化和低碳化，能夠加快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優化“雙高”行業配置效率，降低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能源績效，也減少了產業發展對高碳能源的依賴，促使產業結構向數字化、低碳化轉型（張杰等，2022）[32]。同時，數字經濟本身也推動了能源產業的發展，比如建立在大數據平臺基礎上的虛擬電廠，在不增加發電量的情況下，通過高精度的運算，在全國范圍內利用峰谷差來調配電力，大幅度提升現有電廠的使用效率。

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設：

H1 數字經濟顯著推動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

H2 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效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促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

三、研究模型與數據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各地區統計年鑒、CSMAR數據庫及EPS 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由于西藏自治區的部分數據存在缺失，因此經過篩選整理和剔除缺失數據后，本文最終用于實證分析的統計數據為除西藏外我國大陸30個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數據。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全要素能源效率。

有關能源效率測算的研究中，為克服單要素能源效率依賴于能源要素的投入，而忽略了其他要素的作用的局限性，Hu和Wang（2006）[33]提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包括多種投入和產出。隨后一些學者又逐漸將生產所產生的污染物納入測算全要素能源效率模型中。已有的研究中多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進行度量，其中Kaoru（2002）[34]提出的SBM超效率模型，不僅彌補了傳統DEA模型的缺點，還進一步解決了SBM模型的局限性。因此本文選擇包含了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運用MAXDEA軟件逐一逐年計算2011—2019年間我國大陸除西藏外30個省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標選取如下：

（1）投入指標的選取。

資本投入：本文基于永續盤存法估算資本存量。計算公式為：

Kt=Kt－11－δt+It（1）

其中Kt為第t年資本存量，δt為第t年的資本折舊率。借鑒張軍等（2004）[35]的處理方法，取折舊率為9.6%，以2011年為基期，利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結果進行平減。

勞動力投入：本文以各省工業就業人數為勞動力投入代理變量。

能源投入：本文選取各省年度能源消費總量作為能源投入代理變量。

（2）產出指標的選取。

期望產出：本文選取各省工業增加值作為期望產出的衡量指標，且運用平減指數法將工業增加值換算為以2011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水平。

非期望產出：關于非期望產出的選擇，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本文選用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的衡量指標。

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對各省份這一指標的衡量，本文主要參考《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的估算方法。計算公式為：

其中Ei代表各種能源的燃燒消費量；NCVi為各種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量；CCi為各種能源的碳含量；COFi為各種能源的碳氧化因子，通常該值為1，表示能源被完全氧化。本文借鑒陳詩一（2011）[36]的研究，設定煤炭、焦炭為0.99，其余為1；44/12為二氧化碳與碳的分子量比率。

第二，二氧化硫排放量。當前最嚴重的工業污染形式為空氣污染，二氧化硫在空氣污染中的地位較重要，而且我國各省份的工業二氧化硫排放數據是完整的。

2.解釋變量：數字經濟指數。

關于數字經濟的衡量指標，通常選取反映數字經濟不同維度發展水平的代理指標構建指數來測度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目前，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的測度標準尚未形成一致。綜合考慮數字經濟各個維度的表現以及數據可獲得性，本文參考趙濤等（2020）[37]的研究，構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數字經濟指標體系。該體系包括互聯網發展和數字普惠金融在內的兩個層次，涵蓋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從業人員概況、行業產出情況、移動電話普及率及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等五個二級指標，而后采用熵值法測算得到各省份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

3.機制變量：本文選取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作為機制變量，具體如下：

技術創新在任何行業都與專利申請密切相關。數字經濟發展提升了技術創新效率，也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技術創新的方式與方法。專利被廣泛用于衡量技術創新水平。參考逯進和李婷婷（2021）[38]的研究，本文以各省專利授權量的對數來測度技術創新水平。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诙嗑S思想，科學合理地測度產業結構優化效果，參考劉強等（2022）[39]的研究，從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高新化和高效化進行表征，再采用熵值法測算得出產業結構升級指數。

4.控制變量。

借鑒有關能源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本文控制如下可能影響能源效率的變量：

①對外開放程度，以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測度。②能源消費結構，采用煤炭消費與能源消費總量的比值表示。③城鎮化水平，利用各地區城鎮人口與總人口數之比衡量。④政府支出規模，通過計算地方財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表示。⑤市場化程度，鑒于樊綱等（2011）[40]估算的市場化指數較為客觀地描述了不同地區市場發育狀況，本文對各地區市場化水平的衡量也將采用這一指數進行。

（三）研究方法與模型設定

通過構建地區和時間層面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考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基礎模型設定如下：

TFEEit=α1+β1DIGEit+∑βXit+ μi+δt+εit（3）

其中，TFEE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i省在第t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DIGEit為核心解釋變量，表示i省在第t年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Xit為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μi和δt分別表示地區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公式（4）為檢驗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影響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機制檢驗模型，其中Mechnismit代表機制變量，其他變量的設定與公式（3）相同。

Mechnismit=α2+η1DIGEit+∑ηXit+ μi+δt+εit（4）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基于前文研究設計，該部分借助基準回歸模型（3），檢驗數字經濟是否有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模型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不難發現，數字經濟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提升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因素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數字經濟發展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系數變小，說明全要素能源效率不僅會受到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關于控制變量的情況如表2列（2）所示，政府支出規模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政府財政支出規模將對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產生正向影響。同時，市場化程度的系數也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各省市更有效地利用能源資源，越能促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

（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為保證結論的可靠性和嚴謹性，本文采用下述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1.更換被解釋變量。

基于保證結論可靠性的角度出發，本文選擇替換原有的被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參考張云輝和李少芳（2022）[41]的做法，采用GDP與能源消費總量的比值表示能源效率，回歸結果見表3列（1）。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依舊對能源效率展現出了顯著的促進作用。

2.異常值處理。

為了剔除一些極端值對研究的影響，本文對全要素能源效率、數字經濟以及控制變量進行1%縮尾處理，回歸結果見表3列（2）。結果顯示，本文“數字經濟有助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的核心假設未發生任何變化。

3.工具變量法。

盡管本文假設數字經濟外生于能源效率，并盡可能地控制了影響能源效率的變量，但可能依舊存在變量遺漏問題，如能源效率可能受到環境規制、能源稟賦結構等其他因素的影響。此外，不排除數字經濟可能是內生的，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如能源效率較高的省份，可能具備更齊全的數字基礎設施，更易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本文采取工具變量法對模型做進一步分析，參考易行健和周利（2018）[42]、鄧榮榮和張翱祥（2022）[43]的研究，采用滯后一期的數字經濟指數和數字經濟指數一階差分的乘積作為數字經濟的工具變量，然后進行工具變量估計。本文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見表3列（3）和列（4）。從一階段回歸結果來看，工具變量（IV）對數字經濟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二者滿足相關性。一階段Cragg-Donald Wald F值超過10，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情況，即工具變量的選取有效。此外，二階段的回歸結果顯示主變量系數符號、顯著性均與前文保持一致，再次證實了上述回歸結果是具有說服力的。

（三）異質性分析

1.分地區異質性分析。

由于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且各地區發展戰略定位、產業布局的差異也很大，帶來其三次產業數字化技術、產品和服務等投入水平的差異，因此，可利用異質性檢驗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全要素能源效率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進行考察。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見表4列（1）。結果表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這一結果產生的可能原因是：我國區域間存在“數字鴻溝”問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由東到西呈梯度遞減趨勢。東部地區的省份數字基礎設施起步早，且技術創新通常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生產要素也多向東部地區集聚，因此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從而使得數字紅利得以充分釋放。

2.分時段異質性分析。

前文計量回歸中，主要檢驗了2011-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影響能源效率的整體效應。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以后，隨著移動終端的日益強大，我國互聯網行業呈現出井噴式發展，進一步推動了我國數字經濟邁向高速發展期?；诖?，將樣本區間以2013年為界劃分為兩個時段，對回歸模型進行重新檢驗。異質性檢驗結果如表4列（2）所示。結果顯示，2013年以后數字經濟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且系數明顯變大，說明與2013年之前相比，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顯著促進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

3.分資源稟賦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能源效率的提升會受本地區資源稟賦特征的影響，因此本文從資源型地區和非資源型地區兩個方面，考察資源稟賦差異下數字經濟發展對能源效率提升的異質性影響。表4列（3）報告了資源稟賦異質性的檢驗結果。資源型地區和非資源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估計系數基本顯著為正，且在非資源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更能發揮對能源效率的促進作用。非資源型地區的發展更多依靠完善的產業結構、良好的創新基礎，并在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更有利于技術創新，因而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進效應更為顯著。

（四）機制分析

為避免中介效應三步法檢驗中的內生性和部分渠道識別不清的問題，借鑒江艇（2022）[44]的做法，本文僅使用中介效應檢驗三步法中的第二步對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作用機制進行檢驗，關于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主要基于文獻和邏輯推理進行闡述。根據設定的機制效應模型進行回歸，表5報告了相關結果。TI和ISU的回歸系數分別為3.605、0.665，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也即數字經濟能夠推動技術創新，改造了工藝技術及生產流程，促進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進而提高了能源效率（Zhang和Fu，2022）[45]。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實現創新要素、主體、環節的有效銜接，降低生產、復制、運輸、消費等方面的成本，促進創新生態不斷優化，進而為技術創新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技術創新通過開發新的替代能源技術和改進現有能源技術，新能源技術和節能技術將得到廣泛應用，一方面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技術模仿和干中學，提高創新效率水平，減少能源投入，促進能源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清潔能源技術的使用可以在不影響經濟產出的情況下，減少甚至消除非期望產出的排放，從而提高環境約束下的能源效率。與此同時，數字經濟加快了數字技術在產業中的應用，促進創新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實現產業間的融合發展，提升了產業鏈的現代化水平，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加快了傳統產業節能增效和綠色低碳轉型，降低對“雙高”發展路徑的依賴，進而提升能源效率。

五、結論與啟示

當前，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并有利于技術進步，由此促進了我國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通過構建2011-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效應。主要結論如下：第一，從總體來看，數字經濟發展對全要素能源效率有著十分顯著的正面促進作用，該結論在變換被解釋變量、剔除異常值、工具變量法等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第二，在區域異質性上，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數字經濟發展對東部地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更為顯著；在時段異質性上，2013年以后數字經濟發展進入成熟期，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在資源稟賦異質性上，數字經濟發展對非資源型地區能源效率的正向影響更加明顯。第三，機制分析發現，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產生積極影響。

為進一步發揮好數字經濟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大力優化和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維持和鞏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契合發展態勢，促進經濟發展的效率變革。能源電力、城鄉建設、交通運輸、制造業等領域的生產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將因以5G、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為典型代表的新興通信技術的發展而得到全面提升。此外，應完善有關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能源使用考核體系。加快數字技術應用助力企業節能提效，強化數字能效服務能力，從而推動數據中心、5G等新型基礎設施節能降碳、降本增效高質量發展，充分發揮出數字基礎設施綠色賦能作用，助力經濟社會發展開啟綠色低碳之路。

二是實施靈活的相對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幫扶貧富差距引致的“數字鴻溝”，促進各地區平衡發展。數字經濟發展中依然存在著“數字鴻溝”的問題，一方面，我國當前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東西部地區表現出發展失衡的特征，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另一方面，由于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在科技創新能力上存在差異，導致東部地區對科技創新資源的虹吸效應強于中西部地區，進而使得數字經濟發展對中西部地區能源效率的促進作用未能與東部地區并駕齊驅。因此要因地制宜地發展數字經濟，鼓勵不同區域實現數字經濟差異化發展，發揮地區的資源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大力提高東部地區數字技術應用和創新能力，加強數字產品、服務、模式等方面的創新，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完善數字經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數字經濟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為數字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中西部地區應立足于自身成本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條件，加快推進“東數西算”工程建設，建設大數據處理中心，以數據為紐帶開創東西區域創新協調發展新局面。

三是大力培育“四新”經濟，助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一方面，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傳統產業，實現產業數智化升級和綠色化發展，推動傳統產業邁向高端，促進傳統產業進行價值創造實現提質增效，同時加快傳統制造產業鏈上游供給與下游需求的有效對接，使得產業在組織形態和生產模式發生變革，優化產業結構和推進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力促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的市場推廣和落地。培育數字產業，推進信息技術創新和商業管理模式創新的融合發展，創新數字技術場景應用，搭建產學研數字化創新平臺，鼓勵企業、科研機構和高校進行多方面的深入合作，進而為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催生創造有利條件，提升運行效率，不斷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從而使得數字經濟更好地為促進能源效率提升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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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鐘 瑤）

How Can the Digital Economy Enable the Improvement

of Al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LIU Jianjiang，LI Yuan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Hunan 410076， China）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s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19 were used to test its impact o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re its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o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is different in regions， time periods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enabling al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encourage different region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promote the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urther enable the improvement of al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收稿日期： 2022-09-16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1ZDAJ006）；湖南省“十四五”教育規劃項目（XJK21ZDWT001、XJK21CAJ050）；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19A307）

作者簡介： 劉建江（1971—），男，湖南隆回人，博士，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數字經濟、制造業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