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汝綸研究綜述

江小角

摘 ?要：吳汝綸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從日本考察學制回來后，創辦桐城學堂，因積勞成疾，不幸去世。在他去世后，國內外對其評價極高。21世紀以來，學界更是高度關注，推出了一批很有影響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全面考察的基礎上，對一百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予以綜述，以饗讀者。

施培毅在《我國近代教育先驅吳汝綸》中指出，吳汝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知名人物。但世人一般只認為他是“桐城派”古文大家，經學鴻儒，很少有人說他是我國近代教育的一位先驅。打開有關中國近代教育史的著作，幾乎找不到他的名字。其實，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對清末民初的教育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惠及于現代。作為一位歷史名人，他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面，不是他的文章和經學，而是他對我國近代教育的突出貢獻。這樣一位人物不應該受到冷落。文章認為吳汝綸的思想并不落后于維新派的康有為，可是在近代史上連一頂改良主義者的帽子也沒有得到，這顯然是不公正的。徐壽凱在《吳汝綸與我國近代教育二題》中指出，吳汝綸是我國晚清杰出的古文家，其文論也燦然可觀，論者推許其為桐城派的末代宗師。吳汝綸又是那一時期卓越的教育家，說他是我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驅者和奠基人之一，當難有異議。文章從“倡言廢科舉興學校為后來的明令廢科舉起了先導作用”“率團訪日著《東游叢錄》為我國近代學校建制課程設置繪下藍圖”兩個方面，論述了吳汝綸對中國近代教育發展所作的貢獻。楊懷志、陳玉蓮在《吳汝綸與近代教育》一文中，通過對吳汝綸一生教育活動的考察，認為吳汝綸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重視普及教育，提高民眾素質；其次是提倡西學，堅持洋為中用；第三是發展教育，唯師為先。所以說吳汝綸是我國近代教育改革派代表，是一位有民主主義啟蒙思想的教育家，也是近代新教育的先驅者之一，而創辦桐城中學便是他實施教育思想的實踐。

（三）關于吳汝綸的文學創作及影響

吳汝綸作為桐城文派發展史上最后一位宗師，也是“曾門四弟子”之一，其文學創作、文論思想與文學主張也備受學界關注。關愛和在《桐城派的中興、改造與復歸——試論曾國藩、吳汝綸的文學活動與作用》中指出，吳汝綸在曾國藩、李鴻章幕府中多年，曾、李兩人的許多奏議都是出自吳汝綸之手，吳氏也是個作湘鄉派“經世”文章的好手，為什么在十九世紀的最后幾個年頭，要將湘鄉派文扭至方姚桐城派文的軌道呢？其原因在于：一是湘鄉派文之所以能風靡一時，在于它在洋務運動高漲時期，成為宣傳興辦洋務主張，批判封建頑固派思想的口舌；二是湘鄉派文代替桐城派文，實際上是以政治家之文代替了文人之文，它重在持議而不拘文法，吳汝綸對此早有異議；三是曾門四弟子中，惟吳汝綸是桐城人，在甲午戰爭之后又是曾門弟子中唯一的幸存之人。傳桐城古文之續，非己莫屬。同時指出吳汝綸從三個方面開展糾偏與復歸：一是尚醇厚而詘閎肆。吳汝綸力辯醇厚、閎肆之優劣，決非僅在于評價方、劉文之高下，而在于提出一種新的論文標準；二是說道說經，皆于文體有妨；三是行文應重剪裁，求雅潔。所以關愛和先生認為吳汝綸實在是有意識地提倡恢復以氣清、體潔、語雅為特色的桐城派文。這種提倡得到吳氏眾多弟子的響應，遂使由湘鄉派文向桐城派文的復歸得以實現。郭延禮在《論曾門弟子張裕釗、吳汝綸的文論》中指出，“曾門四弟子”在散文創作和理論方面均有各自的成就和貢獻，都是桐城派后期很有影響的人物。吳汝綸意欲固守家法，不使桐城文緒斷或為他人所奪，而讓桐城古文仍以醇厚、雅潔為宗；吳汝綸雖然恪守桐城派的“固有文論”，但他又是一位主張學習西方的具有維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因此他的文論又帶有若干新的因素：一是“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二是主張文章要“不枉實以諛人”，敢于干預現實，“以能濟時變為歸宿”，三是論文主張“醇厚”和篤實，四是論翻譯，主張雅潔和別創新體。最后指出盡管吳汝綸的文學觀有保守的成分，并一直固守著桐城派的正統地位，但吳氏文論中仍有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值得我們重視。

（四）關于吳汝綸對西學傳播的貢獻

鄔國義在《吳汝綸與嚴譯<天演論>》中指出，吳汝綸作為最早讀《天演論》的譯稿人之一，他不僅為之作序加以推崇宣傳，而且為《天演論》的修改提出了寶貴的建設性意見?！短煅菡摗纺艹蔀榻裉煳覀兯芸吹降拿婷?，與吳汝綸的付出是分不開的。吳汝綸還為《天演論》的傳播做了兩個方面工作，一是想方設法幫助推介銷售；二是編了《吳京卿節本天演論》，對《天演論》的流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吳昭謙在《清朝末年吳汝綸對傳播西方地學之貢獻》中指出，清末桐城派大師、教育家吳汝綸，對傳播西方地學有顯著的作用，介紹吳汝綸對《天演論》的評價，重視學習西方地理，將其當作學習西方科學的開始，并首創我國地質教育事業。

二、21世紀的吳汝綸研究

21世紀以來，學界關于吳汝綸的研究進一步拓展，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特別是2003年10月，安徽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等單位聯合在桐城召開了“吳汝綸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學術研討會”，有力推動了關于吳汝綸的學術研究。21世紀關于吳汝綸的研究體現了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一是涉及面廣。在20世紀研究的基礎上，增添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比如吳汝綸的經學、?？睂W研究等；二是研究內容更加具體全面。如吳汝綸的教育思想、文學思想、交游等；三是研究資料更加豐富?！秴侨昃]全集》《吳汝綸文集》的整理出版和《桐城吳先生年譜》的影印出版，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方便；四是參與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

（一）關于吳汝綸的綜合研究

蘇國安等在《吳汝綸在保定蓮池書院的事業與思想探析》中指出，近代教育家吳汝綸的生命世界與蓮池書院維系在一起，他倡設蓮池講學院， 創辦東西文學堂，加強蓮池書院的教育管理；面對新教育改革中的兩難困境，他主張廢除科舉，改革書院，引進西學，建立學堂。清末書院改制時，他卸任書院院長，帶著蓮池書院中遇到的問題踏上了考察日本教育之途。作者認為研究吳汝綸在蓮池書院的教育歷程，不僅可以展現蓮池書院發展的軌跡，也有助于探索書院改學堂以及近代教育新舊斗爭沖突的艱難歷程。雷中行在《晚清士人對<天演論>自然知識的理解——以吳汝綸與孫寶瑄為例》一文中，另辟蹊徑，將關注點聚焦于此前學者極少涉獵的“晚清士人如何理解《天演論》中涉及到的自然知識”方面。透過對吳汝綸與孫寶瑄兩人的個案考察發現，相對而言，進化論僅呈現出小范圍領域中的精致解釋，故僅被晚清士子吸收并補充入該領域的自然知識中，而科學革命為何沒有發生在中國，或可據此進一步深入探討。高平在《吳汝綸與日本明治時期漢詩人交游考論》一文中指出，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期間，與日本各階層的漢詩人廣為交流，于雙方均產生了積極影響，既激發了對方的競爭意識，又拓展了吳氏本人創作的意境。他把與日本詩友間的深厚情誼，對明治維新、中日關系的評判和對清朝統治者的憤懣一并融入詩歌，開辟了中國近代詩歌的新境界，其與日本漢詩人的酬贈活動是黃遵憲之后中日詩學交流的又一個高峰，具有廣泛的文化史意義。在《答客論詩》的筆談中，吳氏貶斥日本流行的性靈派詩風，主張學習黃庭堅詩歌以矯正其輕俗之弊，這可從吳氏詩學淵源與日本民族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作者認為在中日近代文學交流史上，吳汝綸與日人的交游還可從多個視角進行研究，學界應予以重視。關愛和在《眼底人才倏新舊，蒼茫古意浩難收——晚清古文大師吳汝綸的文化文學選擇》中指出，吳汝綸是桐城派的最后一位大師傳人，一生為吏為師，在中西新舊文化碰撞中堅守中體西用的文化立場，致力于古文由湘鄉向桐城的復歸。其徘徊在古今中西之間的矛盾痛苦與艱難選擇，使他在晚清思想界、文學界有著“典范”的意義。解讀吳汝綸可以洞悉晚清中國最后的士大夫守先待后的精神與情感世界。劉燕在《西學先導：吳汝綸與桐城學堂》中指出，吳汝綸是晚清大儒，享有“海內大師”“古文宗匠”的盛名。他在中國逐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巨變中，竭力與時俱進，積極探索西學、介紹西學、倡導西學、運用西學，形成了超越于同時代人的中西合璧的思想體系，完成了從古文宗匠向西學先導的身份轉換。他懷抱教育救國的理想，西學先導改革與實踐新式教育，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新式學堂——桐城學堂，為中國教育近代化作出了杰出貢獻。董叢林在《吳汝綸與曾國藩、李鴻章關系比較論——基于“文緣”“政緣”的考察》中指出，吳汝綸與曾國藩的關系主要是基于“文緣”，與李鴻章的關系主要是基于“政緣”，這與曾國藩作為高官，同時又摯愛和兼執文業的“雙料性”、李氏惟“拼命做官”的“單一性”特點分不開。當然，所謂“文緣”和“政緣”皆非純然，而其間有著一定的交叉、融通。吳汝綸、曾國藩“文緣”中的“粘合劑”乃桐城古文，曾國藩作為咸同時期桐城文派的領袖，吳汝綸在相關方面所受牽系和影響頗大，兩者保持關系至密。而他在與李鴻章的“政緣”當中，把握的則是所謂“不深不淺”的關系分寸。至于吳汝綸“棄官從教”的最后選擇，固然是他覺得遇有合適機緣，而最根本的還是其對文業的鐘情。審視、比較吳汝綸與曾國藩、李鴻章的關系，還可兼察湘、淮集團的相關情形。

（二）關于吳汝綸的教育思想研究

吳汝綸的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是學界關注的重點領域之一，許多學者都對其作了有益的思考。翁飛在《吳汝綸與京師大學堂》中指出，吳汝綸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他對教育事業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直隸深州、冀州地方官任內恢復學田，創辦書院，創辦學院，銳意興學；二是主持保定蓮池書院凡12年，門生桃李滿天下；三是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并赴日本考察教育，是他個人教育生涯中的輝煌一頁；四是歸國后回鄉創辦桐城中學。他據此認為吳汝綸對中國教育制度建立有篳路藍縷的肇基之功。王琴在《吳汝綸教育思想初探》一文中，從“提倡創辦新型學校，培養有用人才”“提倡留學，造就大用之器”“提倡譯書、閱報，推廣社會教育”“‘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體系”等四個方面展開論述，通過考察發現，吳汝綸的教育思想既不完全局限于洋務派，又遜色于維新派，是封建士大夫中比較開明的階層，對于興辦我國教育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和主張，而這一點相對于其所屬階層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江小角的《張裕釗與吳汝綸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一文，從廢除科舉制度、重視人才培養、極力倡導西學三個方面，闡述了張裕釗、吳汝綸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揭示其在中國近代教育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潘正祥等在《吳汝綸與我國近代教育創新》中指出，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我國近代教育先驅吳汝綸，在清朝末年從當時的社會實際出發，提出了興“西學”、廢科舉、辦學校的主張。吳汝綸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對推進我國近代教育創新功不可沒。吳昭謙在《“東西合璧”是吳汝綸教育思想的主旋律——兼與“中體西用”教育思想比較》一文中指出，與清末教育之主流思想“中體西用”不同，吳汝綸更加強調“中西合璧”，即一種“合二為一”式的綜合思維方式。江小角在《論吳汝綸教育思想》中，分析了吳汝綸教育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全面闡述了吳汝綸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和特征，主要包括：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徹底掃除選材障礙；主張普及教育，努力提高國民素質；極力倡導西學，旨在興國富民；重視實業教育，講求農商致富；重視德育和體育教育，力求德智體全面發展?？隙藚侨昃]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章認為吳汝綸第一次明確提出廢除科舉制度，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他赴日本考察學制，為近代教育改革，特別是清政府“癸卯學制”的出臺，提供了理論上的借鑒和實踐上的依據；擴大了學習西學的內容，有力地推動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擴大了對外交往，增進了中日友誼。因此指出吳汝綸的教育思想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財富，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史上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甚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方寧勝在《從<諭兒書>看吳汝綸教子之道》中指出，吳汝綸教子重視從健身、育德、求知三個方面加以引導，體現為首重養身，講求方法；其次從嚴教子，敦品勵行，三是關心學業，指引門徑。通過這些方法，使其全面發展，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吳汝綸教育思想的先進性。李琳琦、鄭德新的《吳汝綸力倡廢除科舉的內在動因及具體主張》一文認為，吳氏之所以提出廢除科舉，主要原因在于其已經形成了足以戰勝傳統觀念的新認識，主要表現為“熔中西于一冶”的人才觀、“合東西國學問”的知識觀和“開民之愚使之智”的教育觀，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廢科舉的具體主張，希望能夠建立新的學校教育制度，傳播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和中國傳統文化，培養適應富國強兵需要的人才。孫德玉在《吳汝綸赴日考察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中指出，吳汝綸是我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驅者之一，尤其是他的日本教育考察對中國近代教育改革與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清末新學制的建立產生了直接影響；主張“兼包新舊”，對我國近代教育觀念的更新具有積極意義；主動延聘外國教習，對近代中國師范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吳洪成等在《試論近代教育家吳汝綸的事業與思想——以主持保定蓮池書院為中心的考察》中指出，近代教育家吳汝綸不僅是桐城派大師，更是蓮池書院院長、名師。他主持蓮池書院期間，批判科舉考試制度，高度重視西學的價值，開辦新式學堂，籌集書院經費，聘請外國教習，支持書院的近代改制。所有這些，都順應了近代新教育改革的潮流。在急劇的社會動蕩中，吳汝綸卸任蓮池書院院長，繼續進行新教育的探索。吳微在《“舊學”的延伸與“新學”的嘗試——吳汝綸<東游叢錄>“教育之學”的文學書寫》中指出，吳汝綸的《東游叢錄》是中國近代首部具有新學色彩的教育學專門著述，不僅其內容為“新學”范疇的“教育學”，而且其所承載之“文章”也迥異其趣，以清通實用為尚，昭示了晚清古文的新變。李莎莎的碩士論文《吳汝綸的人際關系與其教育思想的內在聯系》，分別考察了吳汝綸與曾國藩、李鴻章、嚴復等晚清重要政治家和學者之間的交往，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人際關系中，先進的思想熏陶漸染著吳汝綸，對他不斷形成自己教育近代化的思想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田正平、裴子衛的《兼苞新舊 會通中西：吳汝綸與京師大學堂的重建》一文認為，吳汝綸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他秉持“兼苞新舊、會通中西”的教育理念，力圖將中、西學教育共同納入新式教育制度框架內，他提出的辦學設想雖未被采納，但事實上被諸多改革者認識、接納，并融入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中，對京師大學堂的重建和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為20世紀初中國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思路，作出了貢獻。梁艷玲在《吳汝綸與書院教育改革》中指出，吳汝綸是晚清學者、教育家，為推動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轉型作出了重要貢獻。吳汝綸在擔任地方官員期間籌措經費，延請名師，著力謀劃書院。他主持蓮池書院時期，對書院教育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創新。書院內開設英文學習班和東文學堂就是他推行近代教育的早期嘗試，其力創的書院改革也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組成部分之一。

（三）關于吳汝綸的文學思想研究

吳汝綸作為桐城派最后的宗師，其文學思想及創作主張一直被學界所關注。祝安順的《從張之洞、吳汝綸經學課程觀看清末儒學傳統的中斷》一文認為，儒學傳統的中斷一方面是由于西學東漸的強大所致，同時也與官紳對經學在新式教育中應當如何設置的認識程度和解決方式有關，盡管張、吳都有趨“新”學“西”的時代理性共識，但因經學課程隨著清中央政府的吸引力下降而失去變革時機，最終同王朝一起在初等教育中消失。潘務正在《回歸還是漂流——質疑吳汝綸對桐城文派的“復歸”》一文中指出，關于晚清民國桐城文派的研究，學者一般認為吳汝綸在其中發揮了復歸的作用，其實這一觀點有諸多疑問和值得商榷之處。作者通過對復歸論者的三個論據進行分析后發現，吳汝綸非但沒有復歸桐城派，反而是順著湘鄉派的道路前進，試圖改造桐城文派以使之適應新的形式。柳春蕊在《蓮池書院與以吳汝綸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中指出，清代河北一地古文興盛得力于張裕釗、吳汝綸的倡導，賀濤潛心于古文教育也使得北學中的古文之學有了顯著發展，此一現象都是以蓮池書院為中心而展開的?？梢哉f，蓮池書院與有清一代河北學風演變、士風轉移以及吳汝綸古文圈子的形成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吳汝綸在冀州延攬人才，風起云涌，大有古文復興之勢，然而隨其辭去書院，這一切亦去之匆匆，漸歸沉寂。楊新平的《吳汝綸古文風格觀新探》一文認為，在古文風格論方面，吳汝綸于桐城派與湘鄉派之間各有承祧，既接續桐城派醇厚雅潔的傳統風格，又發揚了湘鄉派雄奇閎肆的新文風，并以其特殊學力在批評與創作上對桐城與湘鄉文風進行了兼通與糾偏，試圖合兩家之長，進而達到醇而能肆的理想文風。馬玉的《吳汝綸與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變——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選>及其刊刻為考察中心》一文，闡述了《集選》編選及其刊刻的歷史過程，并從微觀的視角考察了吳汝綸文學觀念的新變，以及桐城派在清末民初時期的演變動向。作者認為受西學東漸影響，吳氏的崇尚“文章在韓歐之間”、排斥六朝詩文門戶之見已經松動，而面對新文化運動“新文學”，末代桐城派顯然比吳氏走得更遠。辛明應在《<左傳>文學歷程與中唐古文中興之交關——以韓愈與吳汝綸<左傳>論為中心》一文中指出，韓愈作為中唐古文巨擘，其“左氏浮夸”之評以特有的敏銳醒辟而構成重大命題，在歷代儒者、史家與文人眼中，始終是訾議與推挹并存，而桐城吳汝綸評其能會通于“左氏之神境”，給后世文章學留下證悟的理論空間，足可窺見桐城義法與韓愈古文的心印之處。盧坡在《從尺牘交往看張裕釗與吳汝綸對桐城義法的因襲與突破》一文中指出，張裕釗與吳汝綸尺牘交往頻繁，二人在繼承桐城義法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如“以意攝氣”說、“雅健”說等，不僅對古文聲氣理論進行了系統總結，并且進一步豐富了桐城派風格理論，在地域空間上也擴大了桐城派在畿輔的影響。孫之梅、范丹凝在《吳汝綸的文道觀念與桐城古文的現代轉型》一文中指出，吳汝綸探求歷代古文家重視的文道，發揮古文的“經世”之用，提出“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兩個觀點。在此基礎上，他綜合了桐城派經典的古文理論和獨特的文章特色，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規范古文，使得桐城古文在晚清新事物不斷涌現的社會環境下能夠適應晚清近代的文體革新，推動了桐城古文的現代轉型。

（四）關于吳汝綸的西學思想研究

吳汝綸對西學情有獨鐘，不僅主張學習西學，而且篤信西學。曾光光在《變法維新思潮中的吳汝綸與桐城派》中指出，甲午中日戰后，為迎合維新變法思潮，吳汝綸從三個方面對桐城派理論進行了改造。其一，減弱桐城派文章的政治色彩，回避桐城“義理”，使之免于成為新思潮的批判目標；其二，重新定位桐城派文章的藝術形式，提倡“醇厚”之文，與維新派的新文體抗衡；其三，借桐城派文章宣傳西學。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吳汝綸在宣傳西學、倡導維新上，與維新派并無多大沖突。吳汝綸以桐城古文宣傳西學、倡導維新的努力，在傳統知識分子中贏得了一定市場，促進了維新思想的傳播。史涅在《試論吳汝綸對西學的認識》一文中，論述了吳汝綸接受西學，由傳統學者向近代學者轉變的過程。文章認為吳汝綸接受西學的渠道有三：交友，廣覽報刊，博覽西學著作。并指出了吳汝綸對西學的五點認識：一是西學與中學本源不同，風格迥異；二是西學內涵豐富；三是西學有自己的學科體系；四是西學各科既相對獨立，又交叉兼容；五是研習西學須循序漸進。作者還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吳汝綸顯然未曾“開風氣之先”，不過，他的確是一位有重大影響的開風氣人物。呂利平等在《吳汝綸的西學觀及體育教育思想》中指出，桐城派后期大師吳汝綸，是清末一位有影響的教育家。他力主西學，引進西方近代體操課；他把進化論的思想，延伸到學校體育教育領域，提出“優勝劣敗”“保民留種”的體育思想；他對家鄉教育尤摯，創辦皖省第一所新式學堂——桐城中學堂，聘請體操教習，開設體操課，開展各種體育活動。西方近代體育教育體系于清末在桐中日臻完善。徐成志在《可貴的探索 無奈的追求——吳汝綸的西學思想及其矛盾》一文中指出，吳汝綸是一個身處傳統社會向現代過渡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先進的西學思想，又能看到其在政治立場和傳統觀念上落后、保守的一面，兩相交織，使其感到痛苦卻又無能為力。汪維真在《棄中擇西：清人吳汝綸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中指出，晚清桐城派大師吳汝綸詆斥中醫，篤信西醫。學者徐一士最早關注這一問題。而西醫是近代西學東輸的重要內容之一，吳汝綸在自覺接受西學的過程中，對傳統中醫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由相信走向懷疑，最終轉向西醫。這一轉變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完成的，是與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認同過程和認識水平相一致的。它既是歷史推力的結果，更是吳汝綸比較、權衡后的理性抉擇。馮爾康的《晚清學者吳汝綸的西醫觀——兼論文化反思的方法論》一文，通過考察吳汝綸的書信、日記及其年譜認為，吳氏是一個極力推崇西醫、貶斥中醫的代表性人物，他對西醫的傳播和現代學校衛生教育的誕生等都有積極貢獻，并據此在方法論層面進行了文化反思。作者認為我們要運用歷史長過程的動態考察法，即將事物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觀察其變化，了解其在不同時代對社會的正負面作用及其演變，說明其社會性和社會價值。章茂森等在《西學東漸視野下吳汝綸的醫學觀》中指出，清末桐城派代表人物吳汝綸在西學東漸風氣的浸染下，大力提倡西醫，抵斥中醫，成為當時反對中醫的代表人物。中醫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許多與西方科學不同的特征，隨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醫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認可。在對待中西醫的問題上，吳汝綸是西非中的態度值得今人深思。董根明的《進化史觀與古文道統的同一——吳汝綸與嚴復思想考索》一文，通過對吳汝綸與嚴復思想的詳細考察發現，雖然二人在師承關系以及教育經歷方面有較大差異，但他們卻有著頗為相似的社會思想和學術觀念：信奉進化史觀，并恪守古文道統。朱秀梅的《力倡西學育人才 堅守古文存“道統”——吳汝綸西學思想與古文觀念平論》一文認為，吳汝綸一生最用力處不在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政治體制的變革上，而在學術、教育思想及其古文的存續與創作上。吳氏以古文的辭約指博、清正雅潔來對抗通俗流暢的新文體，堅守著古文這一傳統文化中最后一塊陣地。董根明在《吳汝綸與嚴譯西學》中指出，吳汝綸自幼接受傳統教育，是晚清桐城派的末代宗師。嚴復早年留學英倫，接受西式教育，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盡管吳汝綸與嚴復的師承關系以及受教育的經歷有較大差異，但思想觀念和文化認識的趨同奠定了他倆友誼關系的基礎。嚴復拜吳汝綸為師，服膺桐城派，擅長以桐城古文譯介西學。嚴譯西學與吳汝綸的序言，可謂珠聯璧合，影響深遠。與其說嚴復請吳汝綸作序有借重其學界名望的考慮，毋寧說是吳汝綸信奉進化論而推崇嚴譯西學。馬勇在《嚴譯<天演論>與葉爾愷、吳汝綸》一文中指出，相較于一流的英文水平來說，嚴復由于早歲留學西學，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文字的理解應該說并不是那么特別優秀，而如果嚴譯《天演論》不能得到吳汝綸這樣的大家指點和修正，很難獲得知識界的認同。另一方面，通過《天演論》和吳汝綸的關系，嚴復與更多皖籍學者建立了密切聯系，這對于其后來的事業影響極大。

（五）關于吳汝綸的政治傾向研究

吳汝綸作為一位傳統文人，無論為官從教，還是考察交游，以及對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認識，都有自己的視角和思考。沈寂在《吳汝綸與嚴復譯著》中指出，嚴復為了翻譯西方名著，慕名向吳汝綸學習桐城古文。吳汝綸則為之介紹應讀的傳統基本古籍，及我國自魏晉以來的翻譯經驗。1901年以前，嚴復所翻譯的書稿，總是寄吳汝綸審讀，今保存的有《天演論》原稿。吳為之擬定的篇名，多半為嚴復所采納。嚴復翻譯不按作者原意，而據當時中國社會改革的需要，是受了吳的影響，吳亦稱嚴譯是“忠憤所發”。吳汝綸認為嚴復是中西學兼通的難得人才，自己亦從中了解西方文化。吳、嚴都主張以古文傳播新文化思想，是新文化運動前的“奇葩”。董叢林在《吳汝綸棄官從教辨析》一文中指出，以往有關吳汝綸與蓮池書院關系的研究，多是側重論述其執掌書院前后十數年的文獻思想和實踐活動，對于吳汝綸棄官從教及其所關涉的相關歷史信息則較少關注。通過考察發現，盡管吳汝綸身處官場多年，卻并沒有真正地適應過官場環境，書生本真未改。毅然棄官從教后，不僅其心境得到了改善，而且在堅守人格底線的前提下，吳汝綸并未與官場徹底決裂，仍保持著一定聯系，以留有“回旋”空間和“合作”余地。吳汝綸這段頗不尋常的人生經歷，看似也許只是晚清學者追求個人理想、實現人生價值的特定個案，其實也具有一定的“標本”意義。甘松、盧坡在《吳汝綸對淮軍形象的書寫及其意義》一文中指出，吳汝綸將自己與李鴻章的關系定位為“不深不淺”，實為李鴻章之不在幕的幕僚。他既依庇于李鴻章，謀求自存與發展，同時又與其保持距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傳統士大夫文人特立獨行的姿態。作為桐城派古文大家，吳汝綸通過對李鴻章、淮軍將領及其淮軍整體形象的書寫與總結，樹立了李鴻章及淮軍的正面形象，對人們全面評價李鴻章及淮軍具有積極意義。姚彥琳、歐陽躍峰在《勤政廉介：桐城派大師吳汝綸的治功與操守》中指出，吳汝綸曾任直隸深、冀二州知州，在治理水患、捕盜、發展地方教育等方面頗有建樹。他居官清廉，連扶喪歸里之資斧皆無，卻反對其弟置買田產；他為人正派，在李鴻章權勢熏人時故意與其保持距離，在李鴻章落魄時則不離不棄；他淡泊名利，先后拒絕吳毓蘭、胡燏棻、李鴻章等上司的舉薦，甚至辭去知州官職而主講蓮池書院。他關注民生、嚴苛自律，無論是在治學，還是處世方面，皆為后世樹立了一個卓爾不群的勤政愛民、清正廉介的典范，值得人們發掘和傳承。

（六）關于吳汝綸的史學及?？睂W研究

吳汝綸在史學等傳統學術領域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認識。江山在《論吳汝綸的?？睂W思想》中指出，吳汝綸是近代著名的桐城派文學家，他在?？睂W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校書籍巨富，于經史子集均有所涉獵。他在長期的?？睂嵺`中既重視版本的考訂，又主張保持或恢復古書的原貌。同時，堅持訓佑、義理、文章三者兼顧的?？崩砟?，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彼枷?。他的?？睂W思想則因為其豐富的?？睂嵺`而變得越發成熟、理性，講究實際而又富有創新意識，可謂自成體系，堪稱?？贝蠹?。董根明在《吳汝綸史學思想探析》中指出，吳汝綸是桐城派的末代宗師。他?？绷舜罅渴凡康浼?，選編的《李文忠公全集》，撰寫的《李文忠公事略》、《歐洲百年以來大事記》和《東游叢錄》等，均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他認為方志可“為史者資焉”，所纂修《深州風土記》首創“人譜”，拓展了中國舊有方志的內涵。他信奉進化史觀，認為“天演之學，在中國為初鑿鴻蒙”，“此其資益于自強之治者”。他提倡史學經世，主張廢科舉，興西學，希望通過“智民”和“強國”來維護清廷統治，并以此為標準，評判當代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通過對吳汝綸史學思想的研究發現，其以慎選史料的態度對史書的版本來源詳加考證，表現出史家嚴謹的治學作風，而其進化史觀和史學經世思想則有利于喚醒民族救亡的意識，對晚清思想界的影響具有積極意義。

總之，吳汝綸研究雖然取得了一批很有價值的成果，但許多領域尚待拓展和深入，甚至開拓?？梢哉f，一部近代史，就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史；一部近代史，也是有識之士的不屈不撓的斗爭史，吳汝綸便在其中。筆者以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不能不研究吳汝綸先生。因為近代許多歷史事件，他或親歷，或發聲，或間接參與，如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清末教案、八國聯軍入侵、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等，吳汝綸先生在這些關乎中國近代社會發展和變革、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些重大事件中，都留下了值得后世珍視的印記。研究中國近代教育發展史，不能不研究吳汝綸先生。因為他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參與者、實踐者，他主講書院，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創設東、西文學堂，考察日本學制，創辦桐城學堂，對普及教育、人才培養、教育救國、教育興國等多有思考，見智見勇，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近代教育轉型的貢獻者。研究中國近代外交，不能不研究吳汝綸先生。晚清一批桐城派作家，如薛福成、黎庶昌、曾紀澤等都是中國早期的外交官，嚴復、林紓等都是早期接觸西方思想文化或文學藝術的名人，曾國藩、李鴻章都是早期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朝廷要員，吳汝綸與他們都有交集，或交往，或參與討論決策，再有吳汝綸親赴日本考察，他對近代外交的思考與理解，非比尋常，可以說他是近代外交的參與者、實踐者。研究晚清歷史名人，不能不研究吳汝綸先生。吳汝綸入慕曾國藩、張樹聲、李鴻章府中，又與晚清名臣湖南巡撫余誠格、廣東巡撫許仙屏、湖南巡撫陳寶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民國總統）、山東巡撫孫慕韓、文華殿大學士榮祿、直隸提督聶功亭、安徽等省巡撫聶緝椝、河南巡撫景星、商部左參議紹英、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周馥、兵部左侍郎陸伯奎、禮部尚書張百熙以及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等，都有直接交往和信函往來，據此可以了解晚清時期政壇狀況及吳汝綸的憂國憂民情懷。研究桐城文派，不能不研究吳汝綸先生。因為他是“曾門四弟子”之一、晚清北方文教事業的奠基人、桐城文派之宗師，他培養的弟子活躍在晚清乃至民國時期的文壇政界，他們為中國社會變革與進步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吳汝綸放眼世界，重視西學，善于把西學與桐城派文學創作有機結合起來，為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作序，幫助嚴復重新擬定篇目，并且極力宣傳推介，還刻印《吳京卿節本天演論》，旨在擴大《天演論》的影響。這些都體現了吳汝綸先生因時而變、與時俱進的時代追求、創新精神和使命擔當。上述諸多方面，都是值得學界思考和關注的重要領域，期待有新成果不斷問世。

參考文獻：[1]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1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389.

[12]郭延禮.論曾門北子張裕釗、吳汝綸的文論[J].婁底師專學報，1995（3）：40-47.

[38]楊新平.吳汝綸古文風格觀新探[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2（2）：9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