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的資本邏輯：表現形式、生成機理與現實啟示

王衛華 寧殿霞

（1.九江學院，江西 九江 332005； 2.西北工業大學，陜西 西安 710072）

數字化以一種強大的力量深嵌于人類社會生活中，數字化時代已經來臨。 只要輕點鼠標，你所購買的各種商品在短時間內就會送到你身邊。 只要上網， 你的各種數字痕跡就會被無數個平臺公司進行追蹤、收集與編碼，并賦予你數字身份。 當下，微信支付、滴滴出行、騰訊會議等異?；鸨?，在這些現象背后貫穿的乃是數字化的運行機理。 那么，什么是數字化呢？數字化乃是借助于數字技術把感性對象性存在和對象性活動編碼為“0”和“1”的數據排列與組合的過程， 于是世界被數據化與數字化。 對于此種變化，美國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把它概述為從原子到比特的轉變?，F如今，每個人都生存于充滿數字的世界。無論我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必須直面數字化的生存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本增值秉性的驅使下，數字化被納入資本邏輯的運行程式中就轉變為數字化的資本邏輯，它既帶來諸多積極影響，又產生不少消極后果?；诖?，需要對數字化的資本邏輯進行深刻的研究、反思與批判，才能揭示它的生成機理、表現形式與本質內核。 更為重要的是，這為我國數字化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有益參考， 有利于規避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潛在風險， 為數字經濟賦能， 并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提供重要借鑒。

一、數字化的資本邏輯表現形式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乃是借助于數字技術把感性對象及其活動進行數字編碼， 并把數據納入資本邏輯的通道中以便實現資本增值的物化力量。它主要通過數據商品化、 數據貨幣化和數據資本化的形式表現出來。

（一）數據商品化

隨著數字技術的深入發展， 人們對數據的生產、 采集、 處理和應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在這個過程中，數據商品化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最大化地挖掘數據的商業價值，成為數據要素市場眾多主體爭相追逐的重要目標?！啊槙╢acebook）在其平臺上將個人文檔數據、使用行為數據以及其他平臺的使用行為數據、 社交網絡數據和內容數據（圖像、視頻、郵件、帖子）轉化為數據商品。 ”[1]與一般的商品相比，數據這種特殊的商品不會被消耗殆盡，久藏不壞，可以同時被不同的人復制和共享，沒有如馬克思所說的“無形損耗”[2]，它是以比特的方式流動并容易被各種智能體捕獲的信息。在數字化時代，數據商品化是指對各種被數字技術所捕獲的數字痕跡進行商業價值的開發與利用的過程，也是把數據的生產、流通、交換全部進行商品化的運作， 是把數據作為商品來量度的重要顯現。從資本邏輯的角度來反思，數據只有進入商品的運行程式中變成數據商品之后， 才能最大化地實現數據的財富效應。英國克里斯蒂安·?？怂梗–hristian Fuchs）指出，臉書利潤率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可以無成本地穩住其用戶的整個工作時間來生成商品——數據商品。 對用戶無窮無盡的剝削（不支付工資）使得臉書（facebook）可以在2011 年實現大于50%的利潤率。 ”[3]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獲取用戶數據并出售數據的過程同時也就是數據商品化過程。 在此種過程中，潛藏著數字平臺對用戶的支配，把用戶的交往手段（數字平臺等多種工具）變成用戶為平臺生產價值和利潤的生產手段。

（二）數據貨幣化

數據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存在物， 而是變成了數字化生存世界中的新“石油”與財富。 加拿大尼克·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認為：“從數據生產的角度來看，活動就像是等待被發現的土地。無論誰先到達那里，擁有這些土地，就能持有土地上生產所需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數據即財富?！盵4]數據如此之重要， 以至于不少平臺公司對用戶的各種數據進行了深度挖掘與提煉。 從一定意義上說，掌握了數據也就意味著擁有了貨幣。美國托馬斯·科洛波洛斯（Thomas koulopoulos）等學者在《隱藏的行為：塑造未來的7 種無形力量》一書中進行了如下追問：“行為何以成為新的全球貨幣？ ”[5]他給出的理由就在于人的數字行為可以被平臺收集并被轉換成數據，與其說行為是新的全球貨幣，毋寧說數據就是新的全球貨幣。 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大小需要通過貨幣來度量， 數據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斷被貨幣化。

數據貨幣化的過程給我們以下兩個方面的啟示：一是數據生產、加工、存儲、出售的全流程已經被編碼到財富生成的邏輯之中， 數據也就成為量化人和物的重要標尺。 人和物的存在證明不是由其本身來確證，而是由數據來衡量，這進一步導致了人的數字化。 人的數字化也就是數字技術把人在各種數字平臺上的活動（如人在平臺上的交際圈、興趣愛好、投資偏好、活躍度等）不斷進行數據的收集、加工與提煉的過程。 一方面，人的數字化帶來了人和信息、能量之間時空距離的壓縮，人可以通過各種數值， 比較詳細地掌握他們的運動時速、健康狀況、工作進度、理財收益等方面的情況，以利于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 另一方面，人的數字化極有可能被各種平臺公司進行商業利用，平臺將人的數據出售給相關的廣告商、 代理機構或者個人，從而獲得大量的現金貨幣，人成為貨幣流量中的“因子”。 二是數據貨幣化的過程也就是把數據作為財富效應生成的過程。一方面，平臺公司獲得的財富越來越多，“在美國， 臉書和谷歌占有76%的在線廣告收入， 而每一個新廣告的收入中有85%也被它們占有”。[6]另一方面，用戶被大數據支配并與數據財富分離?！拔覀冋J為自己養尊處優，被照顧得無微不至，然而實際上我們只是困在蛛網中央的小飛蟲，一舉一動都被窺探、定位、分析。 大數據公司通過我們的行為習慣提取出高附加值的內容，并把它們出售給廣告客戶。 ”[7]

（三）數據資本化

數據不僅是商品，還是新的貨幣，更是實現財富增值的資本。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數據資本化是數據商品化和數據貨幣化運行的必然趨勢。 通常來說， 數據資本化乃是在數字化生存世界中數據被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資本的過程， 也是數據被資本不斷吸附的過程。 數據資本化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過程：

首先，通過各種形式的主體產生出海量數據，這是數據資本化的前提。 數據的來源方式多種多樣，用戶是其中重要的主體。對各種互聯網平臺來說，擁有足夠多的用戶是他們生存與發展的砝碼。用戶數量多，意味著在平臺上活躍的用戶多，他們在平臺上進行購物、消費、評論、關注、跟帖等活動， 而每一次這種活動都會給平臺留下大量的便于儲存的“數字腳印”。與傳統商業模式相比，互聯網平臺的顯著優勢，“在于數據方面的優勢， 因為一是平臺的定位在用戶之間， 二是平臺是用戶活動發生的基礎，從而使其有權記錄他們的訪問。谷歌作為搜索平臺，吸引了大量的搜索活動（表達個人被動的欲望）。 優步作為出租車的平臺，提取了交通數據及車主和搭乘者的活動”。[8]

其次，借助于大數據、智能算法捕獲與提純各種有用的數據，這是數據資本化的重要步驟。用戶產生出的數據有相當一部分是無用數據， 平臺公司的算法過濾器會從大量的、 龐雜的數據中提煉出有用的數據，這個過程也就是數據的提純過程。算法過濾器對數據的提純是在智能機器幕后完成的，用戶一般很難知曉這一過程，反過來被提純之后的數據可以對用戶進行抽象的量化與裁剪。 這也難怪美國斯蒂芬·貝克（Stephen Baker）曾發出這樣的感嘆， 當人變成一堆數字，“制造數據的人成為數據的奴隸”[9]。

最后， 平臺公司把獲得的大量數據以一定的方式轉讓、出售給相關的組織、機構、廣告商或者特定的個人，這是數據資本化的實現階段。海量的數據被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資本， 平臺公司不但壯大了自己的經濟實力， 而且還積累了更多的支配用戶的數據資本。 數據資本化給我們帶來以下兩個方面的反思：一是在數字化時代，財富的創造與生成越來越聚焦在數據上。 這一方面給人們創造財富提供了多種路徑與可能， 進一步確證了人的感性的本質力量； 另一方面又可能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數據被平臺占有和壟斷，反過來平臺利用掌握的數據來實現人和物的顛倒。 德國尤夫娜·霍夫施泰特（Yvonne Hoftetter）指出：“隨著個人數據屈尊成商品和經濟目標之外的跟蹤， 大數據把世界弄得顛三倒四， 完全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價值實現了顛倒。個人數據的主體性不得不退到大數據企業的生產指標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之后。 ”[10]二是數據資本化的過程也是一個資本加速化的過程。 社會大眾越來越被卷入這樣一個加速的社會當中， 并且他們積極而主動地參與了加速社會的生成過程。 資本對他們數據的開發永無止境，借助于數字技術，資本不但可以把人的感性對象性活動加速轉換為數據， 而且還可以把人的意識、思維、情感等精神方面的因素也加速轉換為數據，最后全部編碼到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的邏輯結構之中，以此并入這樣一個資本加速化的社會，構筑起資本的數字生態圈。

二、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生成機理

數字技術與資本邏輯的勾連也就表現為數字化的資本邏輯。對數字化的資本邏輯分析、批判與超越，還離不開對此種邏輯的生成機理進行探究。占有數字勞動產生出的大量數據， 這是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生成的起始階段， 利用互聯網平臺推動數據資本的加速運轉， 這是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生成的關鍵步驟， 追求數據資本的無限積累和資本的培增效益，這是它的目標指向。

（一）占有數據

占有數據是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生成的起點。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生成的質料因在于占有大量的可支配的數據。 那么，什么是數據呢？ 新西蘭的尼古拉斯·阿加（Nicholas Agar）指出：“數據是指以數字為載體， 儲存于電腦中且經由電腦處理的信息。 ”[11]此種信息可以通過文字、圖像、視頻、語音、符號等多種形式表現出來。 數據不再是一種簡單的信息，而變成重要的財富形式。對于財富的表現形式，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內容。 在農業時代，財富可以通過土地、農業產品、飼養的家禽家畜和金銀等形式表現出來。在工業時代，財富可以通過機器、廠房、雇傭的工人、工業制品、自然資源、股票、有價證券、貨幣等形式表現出來。 與前兩個時代財富形式不同的是，在數字化時代，數據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的財富形式。 對此，尼古拉斯·阿加指證出：“數據是數字革命時期引入的一種財富變體，是數字時代的典型特征之一。 ”[12]從一定意義上來說， 數字化時代人的財富多少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人占有數據量的多少決定的。 不過數據不是憑空產生的， 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人的數字勞動生產出來的， 被眾多的智能機器進行過濾、分煉、排列和解碼之后轉變成數據商品，由此數據搖身一變而成為財富的象征。

與一般的財富相比，數據作為財富其價值大。一般的財富主要以物質的形式表現出來， 財富的內容和形式往往是結合在一起， 而數據則以信息的形式表現出來，它的內容和形式可以分離。此種分離也就意味著數據這種形式可以脫離數據所量化與裁剪的對象之內容， 現實中的人和物是什么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由數據給出的人和物的模型以及該模型的數量關系。至此，數據就不再普通了，“數據構成了互聯網上交流、傳播、交易、分配的基礎元素”[13]。 一旦人被數據化，也就表明算法機器可以隨時隨地對人進行算法調控與數據編目。其結果就是，一方面使得人的生活世界被數據化， 另一方面使得算法機器對人的數據可以進行各種闡釋與利用。在算法機器面前，數據化的個體只不過是一個個被“數字塑形”的便于資本操控的物體而已， 人的生存邏輯被轉換為數字化的資本邏輯。 個體成為數據元素進而被各種機構和人員進行研究與歸類。 對此，美國的約翰·切尼—利波爾德（John Cheney-Lippold）指出：“這些數據元素必須加以整合，交叉對比，并按照算法進行分析，從而生產出關于我的生活知識。從表面看，這些知識沒有多大價值，卻可以為他人所用，如市場營銷人員、政治競選者、諜報人員、大數據研究人員，甚至警察局。 ”[14]

（二）互聯網平臺

互聯網平臺是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生成的重要推手。在數字化時代，平臺正在深刻改變商業的組織方式和運營模式，各種平臺不斷涌現，如蘋果、Alphabet、微軟、臉書、亞馬遜、臉譜網等。平臺猶如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 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正在顛覆各個領域。 那么，什么是平臺？“平臺是一種基于外部供應商和顧客之間的價值創造互動的商業模式。平臺為這些互動賦予了開放的參與式的架構，并為它們設定了治理規則。 ”[15]

隨著平臺的迅速崛起， 它成為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生成的重要力量，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平臺成為數據收集與儲存的中介。隨著平臺的興起，“平臺必須有大量的用戶才能形成規模效應，實現規模經濟”[16]。 當越來越多的用戶進入互聯網平臺，并在平臺上留下大量的數據，數據越多，平臺的價值也就越大。平臺利用各種算法過濾器對這些數據進行過濾與再造， 進而成為支配用戶的砝碼，“我們不能否認數據在很大程度上操縱著我們的世界，成為我們社會、經濟和政治決策背后的推動力量。 ”[17]二是平臺成為數據商品的加工廠。 由用戶的數字勞動生產出的數據被平臺的算法機器進行加工之后， 都轉變為一種新型的商品——數據商品。與一般商品相比，數據商品可以反復出售、儲存與運輸成本低、攜帶方便、流通速度極快、價值較大等多個方面的優點，所以深受市場歡迎，更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三是平臺成為數字化的資本邏輯運作的重要場域。 與傳統商業模式相比，平臺可以最大化地提取數據，并高效地處理這些數據。 對此，尼克·斯爾尼塞克指出：“21 世紀的資本主義，找到了大量新的原材料——數據。通過一系列的發展， 平臺已經成為組織企業越來越主流的方式，從而壟斷這些數據，然后提取、分析、使用和銷售這些數據。 ”[18]平臺已經成為企業競爭的重要砝碼， 甚至成為引領和導控互聯網行業的重要手段。為了進一步擴大平臺的規模，提升它們的核心競爭力， 平臺會利用多種手段吸引用戶的加入，用戶越多，在平臺上活躍的時間越長，就越能為平臺貢獻出數據。 在數字化的資本邏輯操控下，用戶成為平臺的核心資源，他們一旦進入平臺， 也就意味著他們被架上了一臺“數據跑步機”上，其重要使命乃是生產數據。

（三）數據資本的無限增值

數據資本的無限增值是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生成的根本目標。數據資本以數據為基本的載體，通過對數據商品的銷售來實現資本快速增值的一種新的資本形態， 本質上是數字技術與資本疊加之后所形成的一種重要的物化力量。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的根本目標就在于推動數據資本的永無止境地擴張和無限增值。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了資本增值的秘密在于經由工人的“活勞動”生產出來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剩余價值。 就數據資本的增值來說， 它是通過資本占有數字勞動者的數字勞動成果而帶來的那部分剩余價值。 具體而言， 數據資本的無限增值主要通過資本對數字勞動者和數字勞動的支配來實現：

第一，對數字勞動者的支配。從生產的主體角度說，數據資本是由數字勞動者生產出來的，通過支配數字勞動者來實現資本的增值。 資本對數字勞動者的支配主要借助于數據權力和算法權力來完成。

其一，資本的數據權力對數字勞動者的支配。那么，何為數據權力呢？“數據權力乃是數據的生產與創造、記錄與傳遞、處理與使用的數據化過程中對人的支配與控制的權力， 是數字將人轉換成便于操控的物體的權力。 ”[19]數據權力不是依靠暴力的方式來支配數字勞動者， 而是以非強制的方式進行的。一旦人進入數字平臺，數據權力把人進行數據化的轉換， 此種轉換的過程也就是把人轉變成便于智能機器進行識別的二進制代碼（“0”和“1”）。一旦人被數字編碼后，也就意味著他們在質上的差別已經被還原為純粹量上的差別。 在數字化生存世界中，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逐漸被數字代碼改裝與型塑，“數字代碼成為普遍的等價物”[20]。如果說在商品化的世界中， 勞動者的價值乃是通過交換價值（貨幣）來體現的話，那么在數字化生存世界中， 勞動者的價值則是通過數字代碼此種等價物來體現。 人的數字化的過程也是抽象的數據量度人和裁剪人的過程，“‘無論信息是什么樣的， 數字通過打破信息種類和物理載體間自古以來的界限，以同質的方式表現和控制了它們。 ’有了0 和1 構成的‘消化酶’，大數據魔獸（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才能將世界一口‘吞下’，繼而慢慢‘消化’。 ”[21]

其二，資本的算法權力對數字勞動者的支配。算法權力的運作是建立在掌握一定數據量的基礎之上，它乃是對人的數據計算、測量、排序、分煉與解碼之后而生成的支配數字勞動者的物化力量。數據“信息的‘提純’是在電腦獲得大量信息后，通過復雜的算法實現的， 這種算法是一種借助信息指數函數存儲器和越來越強大的程序進行的信息處理過程。 ”[22]當越來越多的數據被算法處理之后， 這些數據全部流入掌握數據和算法的管理者私人倉庫之中，成為資本增值的“原材料”。通過各種形式的算法， 數字勞動者被賦予一些特殊意義“數字身份”， 他們能夠接觸到的數字平臺中的信息早就被算法進行了過濾， 算法機器會根據他們的“數字身份”而向其展示相關的內容。然而，平臺中的數字勞動者對此卻完全不知情，“這種算法的單向性會產生嚴重后果。 后果之一是， 雖然我們知道自己是誰，而且知道自己在高度政治化的世界里存在，卻不知道自己在高度政治化的算法世界里存在。 ”[23]

第二，對數字勞動的占有。 一般而言，數字勞動乃是人在各種數字平臺中展開的活動可以被數字技術吸附并被納入數據和算法運行的邏輯通道中的勞動。 資本對數字勞動的占有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資本對用戶的數字行為占有。在數字化的界面上， 行為是由用戶的一系列活動所構成的集合體，它已經成為數字勞動的重要表現形式。數字行為可以通過用戶在平臺上瀏覽信息、互動、點贊、關注、商品交易、資料存儲、貨幣支付等形式表現出來， 卻被平臺數碼設備進行量化與編碼而形成了大量的可供平臺利用的數據。對此，加拿大文森特·曼澤羅爾（Vincent Manzerolle）指出：“數碼設備讓我們能夠作為交流和表達的主體，但同時也在將我們的行為吸收并轉化為可用的數據流。 ”[24]

其二，資本對用戶的時間占有。用戶在數字化平臺中所進行的數字勞動是需要耗費時間的，而這些時間全部被平臺資本轉化為生產價值的勞動時間， 從而導致用戶的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都有可能被同化為生產性勞動時間?？死锼沟侔病じ？怂怪赋觯骸百Y本剝削的生產性勞動時間一方面包括有薪酬的員工的勞動時間， 另一方面包括用戶花費在網上的所有時間。 ”[25]在平臺資本的運作之下， 平臺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減少用戶的有酬勞動時間，而無限地增加用戶的無酬勞動時間，以此提高用戶為平臺生產價值。

其三， 資本對數字勞動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占有。數字勞動是建構用戶的社會關系的重要形式，而這些社會關系全部被資本所支配。在平臺上，數字勞動之所以能夠建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主要在于由數字勞動所生產出來的數據商品是連接平臺、用戶、廣告商之間社會關系的重要中介。在克里斯蒂安·?？怂箍磥?，數據商品要形成利潤至少需要以下三種社會關系做支撐： 一是用戶之間由于共同使用平臺所結成的社會關系。 此種社會關系維系著用戶之間的人脈、友情、甚至親情；二是廣告商為了得到消費者的數據信息與平臺之間形成的交往關系。 廣告商原本是沒有平臺上的數據商品，通過與平臺之間的議價之后，廣告商才能夠獲得用戶生產的數據商品； 三是廣告商與用戶之間的廣告關系。 一旦廣告商購買到數據商品之后，很快就會給用戶推送各種形式的廣告，這也是廣告商為何加入平臺的重要原因。 在這三種社會關系中，平臺與廣告商、平臺與用戶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乃是一種商業關系， 此種商業關系并沒有呈現給用戶， 用戶看見的只是自己與其他用戶之間的關系。

三、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的現實啟示

數字化的浪潮已經深刻影響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方面面。 數字化通過打破有限的物理空間，把技術、數據、知識、信息、能量進行重新編碼， 一個嶄新的數字化空間與人類進行了“照面”。 這進一步激發了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內生動力，同時也帶來了人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思維方式的巨大變革。

（一）理性認識：辯證看待數字化的資本邏輯

隨著數字化的深入發展， 也就意味著更多的感性存在被數字技術進行了“0”和“1”的轉換。 通過“這種二進制的語言，世界上所有或者幾乎所有的一切都能被存入電腦。從此，所有的記憶都建立在硅元素的基礎之上，所有的圖片、文件、照片、聲音或是視頻都以0 和1 的形式被存在硅片里。 ”[26]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已經被深度數字化， 往往只需要借助一部智能手機、電腦、數碼設備等就可以輕松進入數字化世界。隨著大數據技術的迅猛發展，地球上最后沒有被數字化的地區或者村落正在逐漸消失， 數字化已經深嵌于人類社會之中成為人固有的而客觀的本質。 法國曼努埃爾·迪亞斯（Manuel Diaz）指出：“實際上，所有人都已經被數字化了。無論我們是否愿意，也無論我們是否已經意識到，我們都已帶有數字化轉型的‘基因’，只是不同的個體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沒有人能假裝在反數字化庇蔭下生活， 也沒有人能對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視而不見、置身其外。 ”[27]然而，一旦數字化的過程被納入資本邏輯之中服從資本增值與擴張的運行程式，它一方面產生積極效應，另一方面又帶來負面影響。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產生的積極效應主要表現在：

第一， 有利于對數據進行最大化價值的開發與利用。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的一個突出表現在于數據資本化， 帶來的直接結果乃是數據被視為社會資源配置過程中的核心生產要素。 對此，楊東、徐信予等學者指出：“生產要素是指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品。在數字時代的背景之下，生產要素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勞動、資本和土地，數據已經成功取而代之，成為數字時代的關鍵性生產要素。 ”[28]這里人們不禁要問， 為什么數據能夠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要素？ 這是由于與傳統生產要素相比，數據具備信息化、虛擬性、價值大、可復制、可共享等方面的優勢， 沒有任何其他要素可以取代數據的市場價值。 在平臺經濟模式下數據的價值越來越凸顯， 隨著數據流量的急劇增加與價值增大， 圍繞著以數據為核心資源的競爭將成為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競爭的焦點。 與有限的自然資源相比，數據可以跨越有限的時空界限，把眾多的資源吸納到數字化鏈條中， 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一定的前提基礎。

第二，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所帶來數據資本的增加對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的作用曾給予極高的評價，資本既克服“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于現有需要和重復舊生活方式的狀況，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 資本破壞這一切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9]通過數據資本可以有效推動產業的數字化發展， 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在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的發展關鍵在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皵底之a業化強調的是數據的商品化、貨幣化和資本化，實質上是把數據作為社會財富來提取、開發與使用的過程。而產業數字化則是強調利用數字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使傳統產業搭上數字化的快車提質增效， 推動中國產業高質量發展。 ”[30]無論是數字產業化，還是產業數字化， 都離不開資本尤其是數據資本的支持， 而數字化的資本邏輯有利于積累大量的數據資本。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數字化的資本邏輯在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又帶來諸多負面影響。

第一， 平臺數據壟斷與算法黑箱本源于數字化的資本邏輯。近年來，平臺壟斷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而把握此種壟斷的現實化表現就成為破解平臺壟斷的前提和基礎。 其一， 數據壟斷。 數據壟斷乃是互聯網平臺憑借以數據權力和算法權力為基本內核的資本權力對市場的操控與支配的社會力量， 進而形成對數字化生存世界的支配：一是支配數據市場。平臺想盡一切辦法吸引并留住用戶，用戶越多，數據流量也就越多。 二是設置準入障礙。 由于大平臺尤其是超級平臺擁有眾多用戶和海量數據，也就掌握了大量數據資本，它可以進一步優化平臺的數字技術， 逐漸形成壟斷。 三是支配現實的個體。 在數字化時代，人的權威逐漸被數字技術進行了解構， 個體不斷地被數據量化與計算。 對此， 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 指出：“人類在這個宇宙中的任務，則是打造一套無所不包的數據處理系統，然后與系統融為一體。其實，我們現在就已經像一個又一個小小的芯片， 裝在一個大到沒有人真正理解的數據處理系統之中?！盵31]其二，算法黑箱。算法是人的意志的體現， 其設計和運作是在普通大眾無法進入的“黑洞”中完成的，這就容易產生算法黑箱。對此，美國弗蘭克·帕斯奎爾（Frank Pasquale）指出：“黑箱影響著我們看到的信息、 做著關于我們的種種決定， 而這些算法的運作方式我們卻無從知曉。 ”[32]

第二，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的內在秉性帶來了數據資本的盲目擴張與人的新異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邏輯進行了雙重診斷：一方面資本和資本邏輯具有文明面的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資本和資本邏輯具有野蠻面的消極作用。 資本總是不停地運動， 其運動的內在目的乃是為了資本的增值和擴張?！百Y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 ”[33]如今，數字化的資本邏輯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乃是數據資本的聚集與擴張， 此種擴張極有可能帶來數據資本的野蠻生長與無序發展， 進而影響到我國數字化的發展。 數字化的發展可以通過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數據的增加表現出來?！皵底只瘯r代的特點是數據、信息和知識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相比于工業產品（汽車、設備、工具、機械等），數字產品（音樂、報紙、新聞娛樂、服務、廣告、電子等）發展迅速。從漢堡到軟件，或者從原子到比特和字節的轉變，象征著經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發生的巨大轉變。 數字化技術是新時代的基石和引擎， 猶如其他技術是工業時代的基石一樣。 ”[34]

可是，一旦數字化技術與資本邏輯“共謀”之后就變成資本擴張的幫兇與宰制社會大眾的強大工具，技術對人的“座架”也就表現為人的新異化。與馬克思關注異化問題有所不同的是，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帶來人的異化通常是在一種開放的、共享的數字化平臺或者同平臺相關聯的空間中完成的。此種異化的發生相當隱蔽，有時候用戶個體一旦登入手機、電腦、應用平臺或者鏈接數字媒介、廣告等，數字化技術對人的支配就悄然發生，而用戶反而沉浸在數字技術帶來的新奇體驗中樂此不疲。 對此，美國哈爾·阿伯爾森（Hal Abelson）等學者指出：“無論我們走到哪里， 我們都會留下電子足跡， 而容量驚人的計算機則會根據這些足跡來推斷我們的行蹤。 計算機通過重新組合其獲取的線索，就能全方位地還原我們——我們是誰、我們在哪里做什么、我們在和誰討論什么問題。 ”[35]

（二）資本規制：規范與引導數字化的資本邏輯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是借助于數字技術以編碼數據為重要形式而展開的數據資本增值的社會力量。在數字化的資本邏輯運行過程中，互聯網平臺發揮了重要作用。 互聯網平臺每天得到的數據以指數化增長，海量數據就是海量資本，這極易導致壟斷?！坝辛藬祿寗拥木W絡效應這道屏障，企業可以運用自己的數據優勢與業務場景來訓練算法模型，直到超越競爭對手。 自此，超級平臺擁有了早年壟斷企業之艷羨的大數據工具， 令它們得以把握先機，早于競爭對手（甚至政府）對市場趨勢與潛在商業威脅做出識別與預判。 ”[36]

隨著數字化的資本邏輯強勢推進， 平臺壟斷也就表現為“數據資本支配市場、把控市場價格、限制數據合理流動、賺取超額利潤”[37]。 少數大平臺公司壟斷了用戶、 產消者的數據以及平臺其他主體的數據，社會財富不斷向大平臺集中，市場上出現了某些超級平臺。 對此，斯爾尼塞克指出，超級平臺借助于多種形式把“平臺變成了壟斷組織，并對越來越多的用戶和他們產生的數據， 進行集中控制。 通過觀察這些壟斷企業如何整合廣告收入，我們可以了解它們的重要性……在美國，臉書和谷歌占有76%的在線廣告收入， 而每一個新廣告的收入中有85%也被它們占有。 ”[38]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 數字化已經成為帶動其他生產要素進行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是活躍數字經濟、創造社會財富、推動共同富裕、增進人民福祉的重要引擎。 但是同時又必須認識到數字化與資本邏輯之間的勾連逐漸偏離數字化發展方向， 造成資本無序擴張、 產生平臺資本壟斷、擴大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的趨勢。如果不對數字化的資本邏輯進行有效規范和約束， 勢必影響到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也將會對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產生不利影響?；诖?，規制數字化的資本邏輯已經成為當務之急。一般來說，數字化的資本邏輯要著重把握互聯網平臺、數據、數字化技術和數據資本這四個方面的要素。 應對數字化的資本邏輯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 需要充分發揮國家在方向引領、 制度安排、監管機制、文化浸潤等方面的合力。 加強和完善我國數字化發展的體制機制，強化對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云計算等數字技術進行有效監管，防范互聯網平臺利用數據、算法與權力的勾連所形成的壟斷，研判數字平臺的潛在風險。

一方面，為數據資本的運行適時“亮綠燈”。國家應該加強對數據資本運行的風險研判，設置“亮綠燈”的依據和條件，劃定“亮綠燈”的規則和界限，確立“亮綠燈”的方向和領域。這樣有利于進一步深挖數據資產價值， 拓展數據資本的市場化空間，激發數字化力量。建立數據流動的負面清單制度，堅持對數據資本運行的方向導控，引導數據資本的合理流動和有序退出， 暢通數據資本流動的多種渠道，提振市場主體信心，發揮數據資本的放大效應和雪球效應。 引導數據資本更好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助力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 服務于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

另一方面，為數據資本的運行適時“亮紅燈”?！傲良t燈”的目的是防止我國數據資本無序擴張和壟斷，依法規范和引導其健康發展。國家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數據資本流向的監管， 堅決避免數據資本一味地追求短期效應， 防范數據資本一窩蜂地涌入房地產、金融、股市、互聯網、電信等行業，防止數據資本的投機和套利行為。 通過規范和引導數字化的資本邏輯， 其目的不是要限制數字化的發展，而是要推動數字化的良性發展，讓數字化技術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需要， 服務于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需要，服務于改善民生的需要。 同時，要為數字化的資本邏輯運行確定規則、劃定紅線、亮出底線。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引導互聯網平臺從業人員， 自覺把社會效益置于經濟效益的優先位置， 摒棄以資本邏輯為中心的目標導向，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

（三）邏輯轉化：推動數字化的資本邏輯轉換為數字化的共享邏輯

數字化的資本邏輯運作本質上乃是數字技術與資本邏輯之間勾連的結果， 它主要通過數字化的資本權力運作展開， 而此種權力展開的重要形式乃是通過數據權力和算法權力的運作來實現。數據權力和算法權力的運作遵循的是數據邏輯與算法邏輯。 數據邏輯乃是把一切生存化的對象世界以數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邏輯程式， 而算法邏輯則是算法機器對數據進行加工與再造并把數據轉換為數字化的邏輯程式。 這兩種邏輯并不是簡單的技術邏輯相加， 其運行完全是按照資本邏輯的運行程式而展開的， 本質上乃是資本邏輯在互聯網平臺中的映射。 在數字化生存世界中，“我們的信息數據再也不屬于我們自己， 大數據公司把信息從我們身上剝離， 隨后堂而皇之地免費竊取它。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比如說我們留下的數字印記出賣了我們自己。 大數據通過損害個體的利益建立了自己的帝國”。[39]此種數字帝國乃是由數字化的資本權力按照資本邏輯的運行程式帶來的必然結果， 它背后疊加的是平臺用戶的海量數據以及平臺對這些數據的無償占有，“于此，‘資本平臺’呈現為一種技術邏輯施以資本的‘木馬效應’，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發展走向”[40]。

面對此種境況，需要重置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用數字化的共享邏輯消解數字化的資本邏輯。 數字化的共享邏輯乃是與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相對應而言的， 如果說數字化的資本邏輯是以數據資本的增值和擴張為動力， 以財富向極少數人集聚為基本形式， 以社會兩極分化和人的異化為重要結果的話， 那么數字化的共享邏輯則是以增進社會大眾的幸福生活為動力， 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社會財富為基本形式， 以社會文明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為重要目標。要實現數字化的共享邏輯，必須在占有數字化成果的基礎之上， 積極揚棄數據資本權力。對此，馬克思指出：“由資本形成的一般的社會權力和資本家個人對這些社會生產條件擁有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地發展起來，并且包含著這種關系的解體， 因為它同時包含著把生產條件改造成為一般的、公共的、社會的生產條件。 ”[41]

第一，數字化的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當數字化完全被資本吸附并納入到資本邏輯的運行程式中而偏離其正常方向之后， 它主要服務于數據掌控者，“數據受益最終主要流向壟斷平臺”[42]。 數據和數字化技術變成了資本增值的重要感性力量， 成為支配和控制社會大眾的物化工具， 反過來一些社會大眾卻墜入由數字化技術所支撐的平臺之中并樂在其中。 德國韓炳哲（Byung-Chul Han）指出：“把自己營造為自由空間的谷歌和社交網絡，實則也是全景式的。如今的監視并不像人們通常所想的那樣， 以侵犯自由為目的。與此相反，人們自愿地將自己交付給全景注視。他們通過自我暴露和自我展示，主動為數字化全景監獄添磚加瓦。 ”[43]我國數字化的發展既需要利用資本和資本邏輯的積極力量， 但是又不能讓數字化被資本和資本邏輯綁架， 否則就會損害到人民的利益。我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字化轉型升級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始終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維護人民根本利益。 ”[44]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在數字化的變革中分享到數字技術帶給他們生活、工作、學習等方面實實在在的便利， 讓他們感受到數字人類的意義和價值、數字政府的高效運轉、數字文化的繁榮發展、數字文明之路的美好前景。 從根本上說，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提升他們在數字化生存世界中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這是我國數字化發展的落腳點和歸宿點。

第二，打破數據壟斷，暢通數據要素的有序流動，共享數據紅利。 數字化帶來了數據化，數字化的資本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數據的大量積累并被少數平臺掌控，這極易產生數據壟斷。要打破數據壟斷，共享數據紅利，可以從制度、法律、市場、技術等四個方面著手： 一是進一步完善我國數據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的頂層設計。 從國家層面出臺規范數據的生產、收集、儲存、出售和使用的制度，為我國數字化的健康發展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數據要素合理利用和保護的法律法規出臺，確定數據資源的法律邊界， 為數據的有序流動和數據產權提供法律保障。 三是進一步重視數據要素的市場價值?！皵底纸洕鷷r代，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介入經濟體系，它具有可復制、可共享、無限增長、無限供給等特點，成為連接創新、激活資金、培養人才、助推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關鍵生產力。 ”[45]如今，數據被譽為新“石油”，未來必然是各方爭奪的焦點。 我們在重視數據市場價值的同時，還應關注創造數據的數字勞動者，他們通過數字勞動所生產出的數據應該獲得對等的勞動報酬，而不應該被各種平臺無償占有和支配。四是加快建立安全可靠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 不斷提升中國數字化技術發展的內生動力。 我國要進一步拓展數字化發展的空間， 大力培養更多適應數字化發展的專業技術人才， 打造數字技術人才資源庫與產業創新生態圈。

第三， 建立健全規范有序的數字化發展治理體系，共享數字文明。 只有數字化的健康發展，才能讓更多的社會大眾共享到數字文明帶來的有益成果， 這就需要把數字化發展與數字化治理結合起來。一是強化平臺的數字化治理體系，完善數字平臺的監督和管理，構建全方位、全流程、全覆蓋、立體式監管體系。壓實平臺的主體責任，增強平臺運作規則的透明度， 加大對平臺違法違規的懲治力度，建立平臺重大風險預警機制，充分保障平臺上各方主體的合法權益。 二是強化數字化技術規則治理。 數字化的發展離不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支撐，加強這些數字技術的優勢互補，構筑數字技術競爭新優勢，打通數字技術之間的堵點， 研判數字技術存在的潛在風險。由于數字化“它的節奏已經深刻地滲透到人的生命的節奏中， 并構成了人的生命與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46]，因而要堅決防范數字技術對人的精神領域的入侵所造成人的精神異化與精神危機。三是完善網絡空間數字化治理體系。 需要正確處理好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之間的辯證關系， 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生態空間。 加強對社會公眾數字身份的正確識別和有效管理， 嚴厲打擊利用網絡從事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推動建立公正合理、權責明確、規則透明、共商共議的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體系，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