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的海外藏學研究透視

牛海洋

（陜西師范大學，陜西 西安 710062）

海外藏學發端于17 世紀，形成于19 世紀，在藏族語言、文獻、歷史、宗教、文化、社會及藝術研究等方面產出大量學術成果。 20 世紀初，海外藏學的經典研究成果傳入國內，掀起一陣譯介熱潮。這些譯文“有助于國人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進一步認清帝國主義眾生相在西藏的真實意圖和惡劣表現”，[1]對激發國人的民族自強意識以及中國學者對邊疆研究的使命感都有重要意義。①20世紀80 年代初， 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及政策扶持下，中國的藏學事業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國內學者接觸到國際藏學同行的優秀成果， 也認識到彼此間存在的巨大差距。 將海外優秀的藏學成果譯介到國內， 成為這一時期中國藏學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相繼成立的一批科研機構，以及陸續出版的一批專事海外藏學著述譯介的系列出版物②，為國內的海外藏學研究奠定了基礎。③這些譯文聚焦于海外藏學中的學術經典和名篇論著， 涵蓋英、法、德、日、匈、意等諸多語種，涉及宗教、歷史、語言、藝術、文學、醫學等多個領域，為中國藏學的復興及國際化貢獻了重要力量， 為中國藏學的復興及國際化貢獻了重要力量， 使之更接近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標準。 21 世紀以來，隨著中外藏學交流的增強， 國內學者對海外藏學的發展歷史及其研究成果有了更加全面、系統且深入的認知，但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尚有欠缺。 本文回顧了國內研究海外藏學的常見范式， 考察其得失并針對當前國內學者在研究海外藏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嘗試性地提出改良建議，不揣淺陋，以見教于大方。

一、中國學者研究海外藏學的三種范式

中國學者對海外藏學的研究發展迄今， 形成學術史、知識圖譜及知識史三種研究范式。

（一）學術史范式

“學術史范式”，即通過分析具體的學術史現象，梳理學術研究的演進脈絡，揭示業已形成但尚未被清晰表述的學術傳統， 其理想目標是在重述的基礎上反思、解構傳統?！皩W術史范式”的具體實踐路徑包括以專著為中心的學術史研究、 以學者或學派為中心的學術史研究、 以及以學術問題為中心的學術史研究等，其中以時間為線索，將學術發展劃分為不同階段的研究路徑最為經典。

中國海外藏學研究中的“學術史范式”實踐，最早可以追溯至20 世紀初，當時已有學者開始探究海外藏學的研究歷史及現狀，④至六七十年代，柳鷧祺、 鄧銳齡等學者相繼發表分析海外藏族歷史文化及社會研究的文章。⑤20 世紀80 年代起，在王堯等一批學者的推動下， 中國藏學界與國際藏學界增強互動，《西藏研究》《藏學研究通訊》《民族研究情報資料摘編》《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 以及各民族高校校報等也紛紛刊載有關海外不同國家藏學發展情況以及海外藏學經典成果的科普文章， 編制海外藏學著述目錄；90 年代，《中國藏學》 集中刊發了有關國外藏學著作的系列書評， 沈衛榮還發表了以國別為單位的海外藏學專題文章《聯邦德國的西藏學研究和教學》⑥；2000年以后， 國內外藏學界的交流日漸增強，《中國藏學》（中、 英文版）《青海民族大學學報》（漢、 藏文版）《西藏民族大學學報》《西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等學術刊物相繼刊發介紹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英國、奧地利、德國、意大利、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印度等國家藏學研究的系列文章。這些綜述性的論文是國內學者有關海外藏學發展情況的第一手資料， 為深入探究海外藏學的發展歷程做好鋪墊。

目前較好地踐行了學術史范式的有馮蒸的《國外西藏研究概況（1949—1978）》以及伍昆明的《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

馮蒸的《國外西藏研究概況（1949—1978）》依據國內外相關資料， 較為全面地收錄了海外藏學的基礎信息，介紹了重要的海外藏學研究機構、出版單位、代表人物，匯總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會議以及學術刊物的信息， 同時按照研究領域及研究內容，詳細梳理了海外藏學研究的經典成果。這是目前國內對自1949 年至1978 年間海外藏學基本情況的首次全面概括， 也是第一次相對完整地陳述了海外藏學的發展歷程。 本書也是最早從整體論述海外藏學起源及其階段性特征的著作，明確指出海外系統的藏學研究始于19 世紀三十年代，⑦以匈牙利人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r?s，1784—1842） 為開端。 這一觀點以及有關“法國巴考（J.Bacot）、英國托馬斯（F.W.Thomas）和法國杜散（Ch.Toussaint）合作……譯出的《敦煌文書中之吐蕃史料》 一書……在西藏古代史研究上標志著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3]的論述，影響了國內對海外藏學發展階段的認知。⑧雖然該書提供了豐富翔實的海外藏學資料， 奠定了中國學者深入研究海外藏學的基礎， 初步具備了學術史研究的精神， 但全書在整體體例編排上缺乏明顯的時間線， 編者只是按照內容對這些信息進行了歸類和簡單的描述，并未做深入研究。 因此，本書是具有較高檢索價值的工具書，“是一個出色的資料索引”[4]，而非嚴謹的學術史專著。作者自己也明確表示本書“主要是一部目錄性工具書，其編寫目的是希望有助于了解和利用國外近三十年來對西藏學研究的情況和資料”[5]。

伍昆明的《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是國內學者首次依據多語種的傳教士報告、書信、檔案以及各類諭令文誥等材料，對公元前5 世紀至公元17世紀之間“西方與青藏高原和西藏相關的情況（包括西方對此地區認識的發展情況）和各種聯系，作了系統性的總結和論述”[6]，詳細記述、分析、研究了17 世紀初至18 世紀中葉， 西方傳教士在西藏地方（阿里、日喀則、拉薩）的傳教活動，是國內系統研究19 世紀之前海外涉藏活動史的最早成果。書中首次援引并譯介的大量西方館藏檔案文獻，使國內學者第一次⑨對安多德、卡塞拉、白乃心、德西德里等在早期海外藏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傳教士有了細致深刻、完整立體的印象，進一步完善了國內學者對海外藏學發展歷史的認知；其中，傳教士對當時西藏歷史事件的記載和描述，也為18 世紀前期的西藏歷史研究提供了域外視角，“可以作為這一時期藏、蒙古、滿、漢文材料的旁證和補充”[7]。在對傳教士的具體分析中，伍昆明將傳教士的入藏活動納入西方宗教變革以及西藏地方政局變動的歷史大背景內， 深入探究其入藏傳教的具體目的以及傳教失敗的原因， 同時對傳教士有關西藏及其周圍地區情況的記載進行客觀評析。作者認為，雖然這些傳教士是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向東擴張而進入西藏的， 但他們并非所有的活動都是為殖民勢力服務的， 應當從入藏目的、入藏影響等做針對性的區別研究；[8]而且，這些傳教士“對促進西方公眾對西藏的了解和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盵9]諸如他評價德西德里“是現有文字記載中第一個全面和深刻了解與介紹藏傳佛教的西方人， 雖然德西德里是從反對藏傳佛教和宣傳基督教目的出發寫的書籍，但客觀上他也是西方第一個如此全面、系統、詳細和具體地介紹藏傳佛教知識給西方的人”。[10]這一觀點補充了當時視早期入藏傳教士為“西方殖民勢力先鋒”的主流認知，具有一定的新意。 而作者處理海外藏學家個人社會身份與其學術研究之間關系的方式， 對今天以學者為中心的海外藏學學術史研究頗有借鑒價值。

這些以概述為主的文章和專著豐富了國內學界對海外藏學的認知， 粗略勾勒出海外藏學的發展歷程，劃分出海外藏學的發展階段，初步構建了國內研究海外藏學的基本框架， 拓寬了中國藏學研究的國際視野， 對中國藏學的發展具有參考意義。 但這些論文和專著只是初步具有學術史范式的研究特點， 其內容大多集中在對某一國家藏學的發展情況、 某一位或一類藏學家的學術經歷和成就、某一研究主題的描述、介紹、梳理和總結，始終停留于學術現象的描述層面， 分析深度和力度不足，理論性較弱，因此嚴格地說并不能算作真正意義的學術史研究。 真正的學術史研究，“必然會體現出某種新的范式特征”[11]，實現從學術現象描述向學術原理解釋的轉換。 目前國內的海外藏學研究領域尚未出現成熟的學術史專著， 罕有學者從整體考察海外藏學發展的脈絡， 并結合歷史及時代背景對海外藏學的學術現象、 學術特征及其演進過程中的路徑轉換和議題變遷等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和解釋。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加深，國內學者對海外藏學的歷史及其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受到20 世紀末國內“重寫學術史”思潮的影響，書寫海外藏學學術史、推動我國的海外藏學研究從現象描述轉向學理闡釋成為21 世紀中國海外藏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 相關的學術活動也更加頻繁：不僅學術講座數量上升⑩，而且相關科研項目數量也有所增加，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以及各類省部級和地方性科研項目等都有關于海外藏學的項目立項。?在此良好的學術環境下，書寫一部完整的、具有典范意義的海外藏學學術通史是有可能的。

（二）知識圖譜范式

知識圖譜（Map of Knowledge）， 是指借助Bibexcel、Thomson Data Analyzer（TDA）、VOSviewer、Citespace、NoteExpress 等文獻統計及信息可視化分析軟件，將文獻計量分析的結果圖像化，以直觀地呈現出某領域或學科內的知識發展脈絡、 演化路徑及其背后的規律性。 這種方法便于迅速掌握在限定時段內某一領域的研究熱點、前沿主題等，同時可以有限度地預測其未來的發展趨勢。

對海外藏學知識圖譜的研究是國內近五年新興的研究熱點。吳峰和孫娟的《國際藏學研究的知識圖譜、主要進展及存在問題》[12]運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從論文成果產出的演進軌跡、學術研究力量的分布、研究的核心內容及熱點分布、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等方面描述了Citespace 分析出的1992 年至2016 年間國際藏學界的基本科研情況，并據此剖析當前國際藏學界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是目前所知較早運用知識圖譜范式研究海外藏學的一篇佳作。

當前國內學界對海外藏學知識圖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個問題：

首先是年度發文量， 尤其突出年度發文趨勢和重要時間段。 學者們認為：1904 年至1910 年，是國外涉藏研究的第一次小高峰階段；1932 年至1939 年為第二階段；1952 年至1971 年，是第三階段；1974 年以后，國外涉藏研究步入學術繁榮期，其中20 世紀90 年代是黃金期。[13]1992—2007 年緩慢增長，“藏學研究尚未成為國際學界持續關注的熱點， 相關成果產出呈碎片化態勢”，2008—2016 年是高位增長期，“一直保持高增長態勢，表明國際學術界對藏學的關注度持續升溫?！盵14]21 世紀以來，“國外涉藏研究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研究網絡”。[15]

其次是研究力量，特別強調對高發文作者、刊物、機構、歸屬國家及地區的統計、描述和分析，重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國家及地區之間的合作關系。 總體而言，“國際藏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以及與西藏問題有直接或間接利益勾連的歐美發達國家及中國周邊國家。 ”[16]其中，“美歐國家的學術機構有一大批國際藏學研究的領軍人物， 在藏學研究中處于核心位置；同時，來自中國的藏學研究學者也成為國際藏學研究的核心作者。 ”[17]研究人員構成方面， 不僅高校是國外涉藏研究的中堅力量， 行政性研究機構也是涉藏研究的重要力量；[18]此外，青年學者的比重正在增加，這些年輕的學者具有更加活躍和開闊的思維， 而且在語言能力以及科研技術的運用等方面都要優于前輩一代，海外藏學的研究正走向一個新老交替的時代。 學術合作方面，“20 世紀國外涉藏研究的核心作者所在團隊之間，無不建立了直接或間接的合作關系”；[19]21 世紀以來機構之間的合作密度較大， 形成多個機構合作團體， 且高產作者之間的合作也非常緊密。[20]

最后是高頻關鍵詞， 側重對這些詞匯的聚類分析，并由此直觀展現研究的熱點和前沿議題。20世紀海外涉藏研究的熱點聚焦于地質學、氣象學、高原醫學、體質人類學方向，研究區域集中在喜馬拉雅西北部、尼泊爾、西藏北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北部、土耳其北部、阿爾卑斯東部、南亞、拉達克東部以及其核心贊斯卡等廣闊地區。[21]21 世紀以來，國際藏學研究的熱點關鍵詞包括：環境、生態、地區研究、人類學、政府與法律、國際關系、教育與教育研究、醫學社會科學等；核心研究領域包括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語言學、傳播學、哲學、宗教學、心理學、人類學、區域研究、亞洲研究、圖書館情報學、教育研究、國際關系、公共關系、公共環境與職業健康、環境科學、地理科學、生態學、進化生物學、生命科學及生物醫學等。[22]按照“區域特征來分類，這些研究熱點可以分Tibetan Plateau（青藏高原）、Southern Tibet（西藏南麓）、以及Tibet（西藏）3 個大類”， 其中尤以高原學科的學術研究為焦點。[23]

知識圖譜范式雖然能從宏觀粗略地呈現特定時段內海外藏學的整體情況和演進趨勢， 但只有結合特定的時空背景以微觀視角對海外藏學的具體內容進行深入分析， 才能準確地理解海外藏學的興起和發展。此外，知識圖譜范式的研究基礎是數據的計量分析， 數據的精準度和全面程度直接影響研究的準確性、科學性和權威性，而數據的精確與否， 則受到數據庫以及數據篩選條件的雙重影響。 國內學者分析海外藏學的文獻數據大多來自Web of Knowledge（WOK）、Web of Science（WOS）等引文索引數據庫下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科學引文索引”（SCI）、“藝術與人文索引”（A&HCI）、“科學會議論文引文索引”（CPCI-S）和“社會科學及人文會議錄引文索引”（CPCISSH） 等子數據庫。 這些數據庫收錄的大多是20世紀以來的研究文獻，尤其以50 年代以后的文獻為主，對于早期的研究成果收錄較少，且部分尚未實現數字化的海外藏學文獻也未收錄在內， 因此這些數據庫適合于研究20 世紀及其之后的海外藏學；另外，鑒于這些數據庫收錄的大多是權威性刊物，對新興的和非主流的學術期刊，以及專著的關注有欠缺， 因此基于這些數據進行的文獻計量分析是否能科學準確、 全面客觀地反映學界的研究趨勢，尚有待商榷。在數據篩選條件的主題詞設置方面， 目前常見的檢索詞為Tibet， Tibetan，Tibetologist， Xizang 等，這些主題詞并不能覆蓋藏學的所有領域， 特別是在有關藏文文獻以及早期藏族歷史的研究成果中， 上述主題詞出現的概率較小，因此就很容易在數據篩選中被疏漏；此外，即使是相同的主題詞， 不同語言中的寫法也有差異， 諸如英語形式的Tibet， 對應的法語形式為Thibet、俄語形式為Тибет，這一點是目前研究中所未注意到的。就上述兩方面看，目前國內學者還有待進一步深化運用知識圖譜范式研究海外藏學的力度和程度。

但總體來說， 知識圖譜范式有助于實現對海外藏學的宏觀研究，且相較于傳統的人工統計，將知識數字化、 信息化并運用計量學和統計學的方法進行解析，得出的結果更具權威性、客觀性和科學性，因此也更具解釋力和說服力。在人工智能時代，熟練掌握知識圖譜繪制技術，并以此為基礎加強相關領域數字人文建設， 本質上是爭奪學術研究的“戰略制高點”和學術話語權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24]

（三）知識史范式

海外藏學即海外有關藏族及其居住地區的知識，包括有關藏族的地理、動植物、歷史、語言、宗教、風俗習慣、政治制度等的科學研究和發現，也包括研究主體對藏族及其文化和居住區的虛幻想象、 認知和評價。[25]從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的角度考察海外藏學始自21 世紀初。知識史是西方人文社科領域研究的傳統路徑，強調“將知識產生（從認知的角度看知識的起源與發展）、知識生產（從社會與知識相互作用的角度看知識的更新）置于廣闊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軍事等時空框架體系中，進而將這一框架體系置于更廣闊的民族、國家、區域、洲際乃至國際的網絡中考察其產生、發展的歷史”。[26]西方的知識史有諸多流派和觀點，其中?？频闹R考古學理論（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對中國學界的影響最大。?？频闹R史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西方文化如何借助話語論述模式的不斷變化，形塑歷史發展和一切社會行動的主體， 西方人又是如何在知識建構和發展中建立自身主體地位。[27]按照此理論，中國學者對海外藏學的知識史考察，即在歷史及時代背景下，通過分析海外藏學機構的相關活動及海外藏學的各項成果，研究海外涉藏知識的起源及傳承、發展及演變、傳播及分布、類型及特征等。其中，海外涉藏知識的生產與海外西藏形象建構之間的雙向關系是研究重點。

將知識史范式引入對海外藏學的研究， 分析海外涉藏知識的生產及海外西藏形象的建構過程， 是21 世紀以來國內藏學界新興的學術熱潮。國內運用知識史范式研究海外藏學的成果中，趙光銳的《皇家地理學會與近代英帝國的西藏知識生產》[28]從具體的研究機構入手探究英國涉藏知識的形成過程，是知識史研究范式的典型。?英帝國的涉藏知識生產體系包括政治權力、 科學研究和大眾文化三個基本機制， 而皇家地理學會是聯結這三種機制的關鍵一環。 趙光銳從該學會將研究重點轉向中國西藏的背景、 學會資助或組織的各類涉藏活動、 學會與英國西藏圈的社會關系等入手， 考察了皇家地理學會在推動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英國涉藏知識生產和傳播中發揮的具體作用。

在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當下，將“知識史范式”應用于中國的海外藏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借助知識史范式和后殖民批判理論，通過分析海外藏學的學術成果、媒體的涉藏報道以及歐美等國的對藏政策，剖析海外藏學知識的生產機制、傳播情況，我國學者可以迅速準確地掌握海外藏學的話語邏輯及其歷史根基，并據此對歐美國家不顧事實真相而隨意捏造虛假的西藏形象，妄圖以此持續干預我國內政、鞏固其國際霸權的行徑進行有理有力地批判；同時提出符合中國國情且具有普世價值的涉藏話語和藏學學術標準及概念，引導國際社會樹立真實客觀的西藏新形象[29]。

二、中國學者研究海外藏學的問題及對策

雖然目前國內對海外藏學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然存在諸多問題。 究其原因，主要是對海外藏學相關文獻掌握不足、利用率不高、理解不夠深入， 對海外藏學家的了解不夠全面、 認識較淺。 對此，未來可以嘗試從以下三方面入手，改善當前國內海外藏學研究現狀、增強研究能力、提升研究水平。

首先，重視海外藏學原始資源的整理和研究，鞏固國內海外藏學研究的基礎。 海外藏學原始資源包括海外藏學研究成果， 以及海外館藏藏文文獻和藏族文物資源兩種。海外藏學研究成果，即海外有關藏族的一切研究成果， 這是國內學者研究海外藏學的根基。其形式既包括文字形式的成果，諸如研究性的論文和專著、介紹性的科普短文、私人性質的日記或游記、政治性的時政報告、宣傳性的新聞時評等，也包括非文字的影像資料，諸如訪談記錄、音頻、錄像、照片、手繪圖像、插圖等。文字類的海外藏學研究成果的整理和研究應當編制科學、完備的成果目錄，建立成果資料庫，非文字類成果的整理和研究需要按照時間歸納， 以資料的制作背景、 資料內容以及是否在網可查等信息的錄入為主。海外館藏藏文文獻和藏族文物資源，即海外各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館藏以及私人收藏的藏文文獻、 藏族藝術品及其他生產工具或生活用品， 這是國內海外藏學研究應當進一步關注的內容。 館藏資源的整理和研究應當以編制詳盡館藏目錄為基礎，以剖析資源的海外流傳過程、考察資源的分布和利用情況為重點。?

其次，推進海外藏學研究成果的譯介和傳播，深化國內學者對海外藏學研究成果的系統認知。雖然國內很早即大量譯介海外藏學研究成果，推出各類譯文集、譯著叢書，但部分譯作不夠嚴謹，譯文的準確性和規范性存在一定的不足。 學術譯作必須要精準、 客觀地表達原作的學術觀點和學術立場，因此，有必要組織專業人員，在深入理解原著內容的基礎上對存在問題的早期藏學譯作進行校對和修訂或重新翻譯。此外，早期國內譯介的海外藏學成果，大多是圖齊、石泰安、烏瑞等著名藏學家的經典作品，這種“劃重點”的方式有助于中國學界迅速、準確地把握海外藏學的焦點議題，從而有針對性地開展研究， 為與海外藏學同行的對話奠定了基礎。 但這種擇要而譯的方式也很容易使國內學者被誤導， 認為這些被翻譯的藏學成果及其作者就是海外藏學的全部內容。 隨著檢索技術的發展以及文獻獲取途徑的多樣化， 許多此前不為國人所知的海外藏學家以及海外藏學成果開始受到關注。而網絡技術的進步，以及現代通訊的發達， 也保障國內學者可以及時有效地獲取海外藏學界的最新學術資訊、 了解其最新學術動態和研究成果。因此，未來國內學界在譯介海外藏學成果時，不僅要秉承“以經典為主”的傳統，還應當重點關注以下幾類成果： 海外藏學草創初期的研究成果； 諸如藏族戲劇等相對冷僻領域的研究成果；不太有名但著述頗多的學者的成果；以非英語的其他語言發表的研究成果； 最新發表或出版的成果。將這些成果遵照準確、科學的方法譯介到國內，有助于豐富、完善目前國內對海外藏學發展歷程的認知， 同時對國內藏學研究的前沿化、 國際化， 以及國內海外藏學研究的去經典化也有特殊意義。

最后， 加強對海外藏學家個案研究的深度和力度，完善國內學界對海外藏學研究體系的認知。學者的學術研究工作是個體選擇、學術傳統、社會思潮及時代需求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學者學術生平的研究， 既是對個體學者學術成長歷程的全面展示， 也是對當時學術發展趨勢及時代背景的微觀分析。將學術人物放諸學術發展的具體語境中，梳理學術人物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觀點上的師承授受，并將其與同行學者進行對比，是探索學術知識譜系及傳承脈絡、 理解學術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概念、新方法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將學術研究的范式轉型或路徑轉換，與學術人物的研究相結合，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學術研究的發展歷程及其變遷。 學術人物的研究一般圍繞著學者學術成就及其學術思想展開。 其中，對學者學術成就的研究，應當以學者的學術經歷為基礎， 以其學術成果為重點，一方面盡可能地與研究對象的后人、親屬或相關人員建立聯系， 加強對學者書信和日記等私人檔案資料的搜羅和整理； 一方面詳盡搜集學者個人的研究成果，準確理解其中的內容和觀點，深入分析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地位。以此為基礎，學界還需致力于建立學者及學術成果數據庫。 相較于常見的學術辭典，數據庫在資料信息整合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而且在數據庫模型中，借助一定的技術手段， 可以快速有效地圈定出學者的學術關系，為學術研究的進一步開展節省了時間也提供了便利。

余 論

國內的海外藏學研究自20 世紀80 年代迄今發展出三種范式，即學術史范式、知識圖譜范式以及知識史范式。 其中學術史范式側重于對海外藏學整體特點及趨勢的挖掘， 知識圖譜范式強調對研究成果相互關系的直觀呈現， 知識史范式重視剖析海外涉藏研究成果背后隱含的權力關系及政治意圖。 三種范式從整體到局部、由表及里，構成一套相對完整的方法論體系， 體現了國內對海外藏學的研究不斷細致化、方法愈益多元化的特點，同時也有效地推動了國內海外藏學研究更加全面、 系統的發展。 但受制于原始文獻資料掌握不全、研讀力度不足，當前研究仍有諸多亟需完善之處。加強對海外涉藏資料和文獻的整理、充分了解海外藏學家的學術活動及成就， 將有助于深化當前國內有關海外藏學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戰略的實施，中國的海外藏學研究迎來新的機遇。 充分了解海外藏學研究的最新成果、 掌握海外藏學研究最新資訊，將有助于推動中國藏學與國際學術對話交流，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藏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爭奪國際涉藏話語權提供學術依據。結合當前研究現狀及未來發展需求， 國內的海外藏學研究還可以在以下兩方面多加注意?：

關注個體學者，重視海外藏學口述史的研究。20 世紀末科學研究逐步進入研究方法多樣化、研究視角多元化的時代， 國內的海外藏學研究也應當引入其他研究領域的新概念或新思想， 將對海外藏學的研究從研究成果、 已故學者和重大學術事件等傳統領域中解放出來， 推動中國的海外藏學研究跳出紙質文獻的“隅室”，走向口述史的“田野”，對話海外藏學家。 對海外藏學家的學術訪談是了解學者的學術經歷、 心路歷程及其思想轉變軌跡最為直接有效的方式， 也是了解常規文獻中疏漏不記的學術逸聞以及學術人物關系的重要方法， 有助于填補國內對當代海外藏學研究認識不足的缺陷。此外，鑒于學術訪談的問題一般是與學術熱點緊密相關，更具有學術前沿性[30]，因此通過對話海外藏學家，了解他們在相關問題上的觀點，為國內的海外藏學研究提供“縱深研究和細致描述的途徑”[31]。 而記錄海外藏學家眼中的海外藏學，也豐富了我們對海外藏學的認知。目前國內在這方面的工作成果僅有李梅對捷克漢學家暨藏學家高馬士、何歡歡對范德康的學術采訪?，未來國內的海外藏學研究應當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海外藏學研究應當與國別區域、 國家安全研究相結合。 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為鞏固其世界霸權而推出的研究范式，具有明顯的殖民色彩和政治目的。海外學者的藏學研究是其區域研究的一種。 但目前學界尚未充分認識到海外的藏學研究與區域研究的關系。因此，在區域研究的框架中看待海外的藏學研究，有助于全面反思海外藏學的起源、 特點及未來的發展趨向，深入剖析海外藏學中的文化霸權意識，嚴厲批駁其中的錯誤觀點， 糾正海外西藏形象中的失真部分。 這對維護我國領土安全及文化安全意義非凡。此外，對海外藏學的研究也為考察海外區域研究的歷史經驗及其優缺點提供了具體例證， 可以對我國區域研究理論體系及研究路徑的創建提供佐證和參考。

注釋：

①但這些譯文的局限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譯文內容較為單一，集中在國政邊疆問題；受國家情感和民族道義影響，譯文在保證基本內容準確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帶有感情色彩，措辭以及表述不夠嚴謹。 上述情況自20 世紀70 年代末以來漸有好轉。

②諸如《國外藏學研究選譯》《藏族研究譯文集》《國外藏胞資料叢刊》《國外藏學動態》《國外藏人研究》《國外藏學》《國外藏學研究論文資料選編》《國外藏人研究譯叢》《國外敦煌吐蕃文書研究選譯》等。

③其中，由王堯等人主編的《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收錄大量海外藏學經典論文的譯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國內藏學工作者的重要參考文獻， 引領國內藏學研究的潮流。 自1985 年至2013年，該文集共出版20 輯，無論規?；蚱焚|都屬同類刊物中的上乘之作。 此外，還有綜合性刊物不定期刊載海外藏學成果的譯文，諸如《民族譯叢》《世界宗教資料》《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參考》《民族史譯文集》《民族文學譯叢》《編譯參考》《中國史研究動態》等。 西藏社科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也趁勢推出“西藏學參考叢書”系列譯叢。

④諸如楊曾威對西方學者有關西藏地學方面的研究。 參見楊曾威.近代西洋學者對于西藏地學之探索[J].清華周刊，1930，（1）。

⑤鄧銳齡.關于國外研究藏族社會歷史的情況（1978）[M]//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539-583。 另外，根據鄧銳齡文中所記，1964 年柳鷧祺還曾油印出版有關國外藏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史的冊子，但目前還未見到原文。

⑥該論文后來以《聯邦德國的西藏學研究和教學》為名由中國臺灣“蒙藏委員會”出版。

⑦這一觀點應該是馮蒸從鄧銳齡處借鑒和引申而來。 鄧銳齡從藏族歷史社會研究層面對杜喬瑪的學術地位進行界定，“歐洲資產階級學者對于藏族歷史宗教作系統專門的研究并形成傳統開始于19 世紀30 年代。喬瑪·戴·克勒什是創始人?！钡b于鄧銳齡的著作最初是以內部資料的形式刊發，在社會層面的影響度不若馮蒸一書廣泛，因此就實際學術影響力而言，馮蒸的影響較大。具體可參考鄧銳齡.關于國外研究藏族社會歷史的情況（1978 年）[M]//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539-583。

⑧對于西方藏學的分期，一般認為，海外藏學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17 世紀至19 世紀中葉、19 世紀中葉至20 世紀初、20世紀中葉至20 世紀80 年代、20 世紀80 年代至今。但在具體的階段劃分上，各有不同。 有關海外藏學興起的具體時間，目前國內學界有三種觀點：17 世紀末、17 世紀20 年代至18 世紀40 年代、17世紀上半葉。 關于海外藏學的分期，杜永彬認為：喬瑪出版《藏英詞典》《藏文文法》是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巴考、圖齊專著的出版標志著西方藏學的形成； 國外藏學產生至今出現過三次高潮，1904-1908 年榮赫鵬入侵西藏以及斯坦因、 伯希和劫掠敦煌藏文文獻掀起第一個高潮；50 年代至70 年代，大量藏人及藏學資料的流散，以及西方在海外藏族聚居區的調查，掀起第二個高潮；80 年代至今，“西藏問題”與人權問題相糾纏，掀起第三次高潮。 彭文斌、韓騰認為：國外對西藏的直接了解與認識，始于17 世紀20 年代至18 世紀40 年代， 這是國外藏學研究的萌芽時期；1834 年喬瑪的研究成為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20 世紀上半葉，巴考、圖齊的著作《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西藏畫卷》等的出版標志著西方藏學的正式形成；20 世紀中葉到下半葉， 西方藏學走向成熟。 格勒認為：國外藏學的起源和形成大體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國外藏學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到17 世紀上半葉， 是國外藏學的萌芽階段或起源階段；第二階段從喬瑪進入喜馬拉雅山區算起，至20 世紀50 年代，嚴格意義上的現代藏學形成；第三階段始于1959 年西藏叛亂之后。 具體可參考李有義. 關于開展西藏學研究的幾點意見（1981 年7 月）[J].西藏研究，1982，（1）；馮智.藏學——二十一世紀的顯學[J].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5）；楊公素.國外藏學的演變及特點[C]//張植榮，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10 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杜永彬.美國藏學研究現狀述評[M]//拉巴平措，格勒，編.當代藏學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376-377；彭文斌，韓騰.西方藏學研究的新趨勢：區域化、多學科化與多元化[J].中國藏學，2018，（1）；格勒.略論國外藏學與構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藏學[J].中國藏學，2019，（3）.

⑨在伍昆明之前已有國內學者曾提及這些傳教士，但他們對傳教士們的介紹不如伍昆明一書完整且系統。

⑩相關講座包括但不限于：格勒《國際藏學研究與國際藏學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10-5-11），格勒《國外藏學考察報告》（西南民族大學，2012-11-5），伊琳娜·費奧多羅夫娜·波波娃《俄羅斯藏學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15-4-13），尼瑪扎西《美國藏學研究： 從西海岸到東海岸——藏傳佛教研究與人文西藏的誕生》（西藏民族大學，2015-6-27），周煒《國內外的藏學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15-12-15）， 巴桑旺堆《國際藏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四川大學，2017-1-11），巴德群珠《十二至十八世紀西方的西藏探險與研究》（青海民族大學，2017-5-24），永保藏《淺談國內外藏學研究歷史現況與未來》（青海民族大學，2017-6），侯浩然《從慕尼黑到萊比錫：我在德國做藏學研究》（四川大學，2017-9-17），四郎翁姆《本人對國內外藏學研究的認識和展望》（四川民族學院，2017-9-26），王小彬《國外藏學研究與藏學翻譯的幾個問題》（西藏民族大學，2018-5-9），李惠玲《牛津藏學之路》（香港理工大學，2018-11-9），王啟龍《杜·喬瑪之前的西方藏學研究》（蘭州大學，2018-12-7），奧克薩娜·科列斯尼《俄羅斯藏學歷史與發展概況》（西安外國語大學，2021-3-31）等。

?諸如“近代以來域外中國藏學研究經典整理與研究”（2014）、“敦煌藏學學術史研究”（2014）、“法國藏學發展史研究”（2018）、“俄羅斯藏學史略”（2021）、“杜·喬瑪之前的西方藏學研究”（2021）等。

?他的《界劃西藏：20 世紀40 年代英國有關西藏地圖的“政治規范”》延續了其對英國涉藏知識生產的研究，通過對20 世紀40 年代英國繪制、印刷、刊行西藏地圖全過程的詳細梳理；分析了英國人通過地圖展示并落實其涉藏政策的方式，是運用知識史范式研究海外藏學成果及涉藏活動的又一佳作。參見趙光銳.界劃西藏：20 世紀40 年代英國有關西藏地圖的“政治規范”[J]. 史林，2022，（4）。

?國內學界目前已有紅音、楊富、孟霞、喬丹加布、崔若男等人對部分國家館藏藏文文獻及藏族文物資源進行了初步探索。 參見紅音.美國紐約及附近地區博物館館藏藏族藝術品介紹壹[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3）；紅音.美國紐約及附近地區博物館館藏藏族藝術品介紹貳[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4）；楊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館藏藏學文獻考略[J]. 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12，（5）；孟霞.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文典籍收藏考略[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4）；喬旦加布.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所藏涉藏資料研究[J].西藏研究，2020，（1）；崔若男.美國博物館藏中國藏族民族文物研究——以勞費爾的收藏為例[J].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021，（4）。 另有2018-2019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圖書館編纂出版《稀見域外藏學外文資料叢編》二輯。此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也有相關項目立項，諸如“日本藏學文獻整理與研究”（2018）、“美國藏學家金·史密斯收集的海外藏文歷史宗教文獻目錄的翻譯整理”（2019）。

?筆者另有專文探索拓寬國內海外藏學研究范疇的有效路徑。參見牛海洋.中國海外藏學研究的路徑探析[J].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22，（5）。

?李梅.捷克漢學家、藏學家高馬士訪談錄[J].國際漢學，2004，（1）；何歡歡.范德康談藏學研究的發展[N].東方早報，2016-7-24。另有部分記者專訪類的新聞稿，諸如中國西藏網記者對日本藏學家康嘎·崔臣格桑的專訪， 以及新華社記者郭丹對日本藏學家田中公明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