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學生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存在“黑箱”嗎？

吳慶松?胡卉

摘 要 為探求高職學生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的關系，將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等作為中介變量，創業資源整合能力作為調節變量，引入到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的作用機制中，構建有調節的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并加以檢驗。結果表明：高職學生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但表現為弱相關的狀態；模糊容忍度和創業決策在創業意識和創業行為之間，具有中介作用；創業資源整合能力能有效調節“創業資源—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創業行為”的多重鏈式中介作用路徑；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存在著有條件的“黑箱”。

關鍵詞 創業意愿；創業行為；模糊容忍度；高職學生

中圖分類號 G718.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3）08-0055-07

落實“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家戰略，高職院校將創業教育納入培養方案，并廣泛開辟創業孵化場地，鼓勵高職學生創業。調查發現：雖然68.4%的高職學生有過創業意愿或創業想法，但真正付諸創業實踐的卻不到1%。眾所周知，將創業意愿轉化為創業行為，是潛在創業者結合自身能力、認知水平、風險偏好和外在環境條件綜合權衡的結果。有學者針對意愿和行為之間的一項元分析表明，意愿只能解釋行為因素的28%的變異[1]。在全社會鼓勵創業的有利外在環境下，從創業者內在心理認知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的角度進行探討，很有可能就是打開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背離失調“黑箱”的金鑰匙。本文試圖從模糊容忍度和創業決策（心理認知過程）的角度切入，納入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個性心理特征），去探討高職學生的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的關系，豐富創業理論，為實施高職創業教育提供參考。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高職學生創業意愿影響創業行為的主效應研究

創業意愿是一種促使創業者高度關注創業或被創業所吸引，創立新企業或改造原企業創造新價值的心理狀態，有強弱之分。范巍、王重鳴指出，創業意愿是引導創業者的注意力和精力走向創辦新企業或發現新價值的一種心理狀態[2]。創業行為是指接受新想法并實施特定活動的行為。

根據艾克·阿齊茲（Icek Ajzen）的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簡稱TPB），當個人對于某項行為的態度愈正向，則個人的行為意向愈強；對于某項行為的主觀規范愈正向，個人的行為意向也會愈強。研究結果表明，創業政策、創業機會、創業資源稟賦、創業關系網絡并不一定會驅動創業行為，創業行為應該離不開創業意愿的支持和驅動[3]。

創業意愿比創業者的個人特征（如學歷高低、家庭出身、來源地等）、處境變量（如就業背景、地域經濟狀況、所處行業）等對促進創業行為更有解釋力和說服力[4]。高職學生的創業意愿會正向影響創業行為，在創業意愿和創業行為之間，受創業教育、創業能力、制度環境、資源稟賦等多因素的影響[5]；卡·斯萃爾（C，Streel）、本·蓋樂普（B，Gallupe）、吉·貝克（J，BoKe）在探索創業行為影響因素時也指明創業意愿的重要性[6]。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1：高職學生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有正向預測作用。

（二）模糊容忍度和創業決策在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

根據認知學派的觀點，創業者實施的創業決策受到自身對創業的認知結構和認知過程的雙重影響，認知因素和認知途徑能有效解釋創業者和非創業者之間的差異[7]。創業者創業行為之初，會對“創業過程中能否與他人合作順利，創業行為能不能帶來創業結果，或者創業結果是否符合創業預期”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問題進行預估。已有研究表明，模糊容忍度高的人，更愿意與人合作并信任他人[8]，更容易采取相應行動。鑒于創業過程、創業結果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有理由相信，潛在創業者的創業行為應該與其模糊容忍度有關聯。

在創業認知研究中，高職學生的創業意愿越強，對特定風險的感知會降低，進而提高創業者的模糊容忍度；反之，創業意愿越弱，模糊容忍度越低。對創業過程和創業結果的模糊容忍度水平高低是影響創業者將創業意愿轉化為創業行為的關鍵認知要素。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2：高職學生的模糊容忍度在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應；

H2a：高職學生的創業意愿對模糊容忍度起到正向促進作用；

H2b：高職學生模糊容忍度對創業行為起正向促進作用。

創業決策是創業者在面臨創業機會時做出的創業與否的主動行為選擇，一般包括三個階段：創業動機產生、創業機會識別、創業行為選擇。創業動機是創業決策的起始條件，來源于創業意愿；高職學生的創業意愿越強，創業動機就越強，更易做出創業決策。依據認知心理學的觀點，當存在創業意愿時，會產生創業動機，形成創業決策，驅動創業行為；行為是決策的結果，創業決策應該是驅動創業行為的直接因素。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3：高職學生的創業決策在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H3a：創業意愿越強烈，創業者做出創業決策的可能性越大，反之，越??；

H3b：創業決策對創業行為起到正向促進作用。

（三）模糊容忍度與創業決策的多重中介作用

越是復雜的系統，對協調的要求就越高[9]。創業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協調的因素不僅包含感性成分，更包含理性的認知與分析。創業意愿作為一種導向創業的心理狀態，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創業者預備創業的感性心理狀態。由于創業會面臨巨大風險，創業者必然會對產生的創業意愿進行理性分析，如創業信息掌握的狀態如何，創業時機是否成熟等。從模糊容忍度的角度出發，創業者在面對創業不確定性和外部環境復雜性時，表現出來的容忍和承受相應的風險水平是不相同的。模糊容忍度高者，更愿意容忍和承受風險，將創業意愿轉化為創業行為；模糊容忍度低者，則更容易規避風險，回避創業行為。另外，創業決策的過程是一個認知過程，與個體具備的模糊容忍度水平高低密切相關；模糊容忍度高者，更容易做出創業決策，付諸創業行為。

創業意愿的強度會影響創業者模糊容忍度水平的高低，而模糊容忍度水平會影響創業者的創業決策和創業行為?；诖?，提出如下假設：

H4：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在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間起到多重中介作用，且模糊容忍度對創業決策起到正向促進作用，

（四）資源整合能力的調節作用

資源動態觀指出，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于企業擁有的獨特資源優勢并能夠對其加以有效配置，進而達到創造企業價值的目的[10]。蒂斯（Teece）等將資源整合能力理解為一種動態能力，是企業整合、構建、重構內外部資源的能力，從而用來拓展、修改、創造常規能力的高階能力[11]；資源整合能力生成的微觀基礎是管理者的認知，才能成為企業資源能力演化升級的微觀來源[12]。

創業者實施創業行為，需要去搜索創業資源加以整合，并對整合的創業資源加以識別、獲取、配置和利用；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強者，更易于將創業意愿轉化為創業行為。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5：高職學生的創業資源整合能力正向調節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

創業資源整合能力是狀態類和特征類的心理要素，具有穩定性和可塑性的特點[13]，既是創業行為發生的載體，也是創業行為發生的誘因。一方面，創業資源整合能力能夠決定創業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整合的程度，會對創業意愿起到放大效應，提升創業者的模糊容忍度水平；另一方面，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強者，更容易克服創業準備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和不利因素，也更容易做出創業決策，實施創業行為；反過來，也有利于創業資源整合能力的提高。

綜上分析，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對“創業意愿—模糊容忍度—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創業行為”的鏈式作用路徑具備調節效應。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6：創業資源整合能力正向調節“創業意愿—模糊容忍度—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創業行為”的作用路徑；

H6a：創業資源整合能力越強，創業意愿對模糊容忍度的促進作用越大；

H6b：創業資源整合能力越強，模糊容忍度對創業決策的促進作用越大；

H6c：創業資源整合能力越強，創業決策對創業行為的促進作用越大。

綜上所述，本文的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數據采集樣本選擇湖南、江西（中部地區）、四川、陜西（西部地區）、江蘇、廣東（東部地區）、遼寧、黑龍江（東北地區）高職學生為調研對象，盡量保證調研樣本來源的均衡性和代表性。本研究共調研907人，剔除無效問卷，收回有效問卷834份。樣本情況如表1所示。

（二）變量測度

創業意愿主要借鑒李海壘（2011）[14]整理的創業意愿量表進行測度，為單一測量維度4個題項；（例題項：我會認真地準備有關創業的事情）。

模糊容忍度主要通過借鑒Lumpkin[15]的定義，結合Marc-Lluis Vives & Oriel Feldman Hall[16]研究中提供的量表題項，并參考劉新民、張亞男[17]關于創業企業家不確定性容忍所使用的量表，本研究采用3個題項對模糊容忍度進行測度，為單一維度。

創業決策借鑒張玉利[18]和苗青[19]的研究，包含3個維度共6個題項。

創業資源整合能力主要借鑒Athreye[20]開發的資源整合能力量表，分為資源識別、獲取及利用能力3個維度進行測量，包括8個題項。

創業行為測度主要參考余福茂、曾鳴[21]和姚曉蓮[22]編制的大學生創業行為量表，側重于大學生創業準備行為，為單一維度，包括6個題項。

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包括調研者的性別、所在區域。為簡化變量統計，將性別和學校類型作啞變量處理，受教育程度作連續變量處理。除控制變量外，以上變量采用LIKET五點量表度量，數據采用SPSS20.0和AMOS20.0進行處理。

三、研究結果

（一）同源性偏差檢驗

為避免同源性偏差干擾，本研究經過檢驗未旋轉的因子，確定解釋變量需要的最少因子數量。本研究顯示第一因子的荷載是9.76%，其他因子的荷載均在4.65%～8.29%之間。根據Podsakoff等提出的相關建議標準，本研究的同源性偏差在可控范圍之內[23]。

（二）測量問卷的信效度分析

1.信度檢驗

本研究設計的創業意愿、模糊容忍度、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創業決策、創業行為等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79、0.82、0.77、0.76、0.78，除創業意愿、模糊容忍度、創業行為等為單一維度外，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各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2、0.71、0.76；創業決策各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77、0.83、0.76。各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都達到0.7的標準，說明本研究的調查問卷有效。

2.效度檢驗

從表2中可以看出，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單因素模型擬合指數優于三因素模型，但RMSEA值高于方杰、侯杰泰等[24]建議的不高于0.08的標準。為此，將資源整合能力中符合度偏低的條目刪除一項后，其RMSEA值下降為0.075，說明本研究中各變量的效度符合檢驗標準，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三）描述性統計結果

各變量的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系數如表3所示。

分析結果表明，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11，為弱相關，說明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具備一定的正向作用，說明創業意愿越強，驅動創業者產生創業行為的可能性越大；與模糊容忍度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25，說明創業意愿會正向影響創業者模糊容忍度，研究假設H2a得到驗證；模糊容忍度與創業行為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41，說明模糊容忍度會對創業行為產生影響，研究假設H2b得到驗證。創業意愿與創業決策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46，說明創業意愿對創業決策有正向調節作用，研究假設H3a得到驗證；創業決策與創業行為之間的相關性為0.42，具有顯著相關關系，說明創業決策是影響創業行為發生的重要因素，研究假設H3b得到驗證。資源整合能力與創業意愿、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以及創業行為等因素間的相關系數分別達到0.51、0.55、0.55、0.56，都達到相關顯著的水平，充分說明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在創業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考察控制變量方面，性別與創業意愿、創業決策之間的相關性不顯著，與模糊容忍度負相關，說明高職女生的創業意愿相對較弱，不愿意承擔風險。所在區域與各變量之間都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高職學生更傾向于創業，更容易產生創業行為；結果表明，本研究引入性別、所在區域等控制變量較為合理。

（四）模糊容忍度和創業決策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三步中介回歸的方式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從分析結果可知，創業意愿對模糊容忍度和創業決策都具有正向影響，對凈變異（R2 change）的解釋量分別達到20%和21%（見M2和M4）?？刂谱兞糠矫?，性別對模糊容忍度和創業決策等研究變量呈現負向影響（-0.12，-0.14），? 所在區域對模糊容忍和創業決策等變量具有正向影響（0.26，0.27）。

對因變量影響方面，控制變量中的性別對創業行為呈現負向影響（-0.13）；所在區域對創業行為的影響非常顯著（0.35）；自變量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具有正向影響，對凈變異的解釋變量達到47%（見M6），在引入中介變量模糊容忍度和創業決策后，中介變量都對創業行為產生正向影響，且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的影響明顯減弱，解釋變異增加了17%（見M7）。

另外，當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存在多個中介變量時，模型就會形成鏈式多重中介模型，需要檢驗關系傳導機制中的多重中介效應[25]。因此，本研究采用Baron與Kenny提出的方法，設定3個競爭模型和1個替代模型來檢驗本研究設計中的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如表5所示。

通過對比各個模型擬合值與相關參數（X2/df，RFI，IFI，CFI，RMSEA），潛變量組成的鏈式多重中介效應模型能夠成立且擬合度最優，說明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的作用能夠通過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等中介變量傳導，假設H4成立。

（五）創業資源整合能力的調節效應分析

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將研究樣本分為資源整合能力強和資源整合能力一般兩個維度，進行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首先對預設模型、測量系數相等模型、協方差模型、殘差模型以及測量殘差等5個模型輸出的適配度（CFI）和遞增適配指數（IFI）進行比較分析。計算結果發現，CFI和IFI均大于0.900，且近似均方根誤差RMSEA的值小于0.08，說明構建的SEM模型適配性較好；測量模型的X2/df=2.13，小于標準值3且卡方統計量未達到顯著水平，說明資源整合能力對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的作用路徑中存在顯著調節效應。同時，本研究還進一步對比了高資源整合能力和一般資源整合能力下的多重中介模型路徑系數和CFI指數的差異，得到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如表6所示。

根據表6的研究結果發現，當資源整合能力強時，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的直接作用路徑系數顯著增大；反之，明顯減弱，說明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在創業意愿和創業行為中具有調節作用，假設H5成立。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強的情形下，創業意愿通過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對創業行為的鏈式中介效用為0.06，明顯大于創業資源整合能力一般的效應。因此，創業資源整合能力正向調節“創業意愿—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創業行為”的多重鏈式中介傳導路徑，假設H6成立。

綜上，本研究構建的有調節的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及其路徑圖如圖2所示。

四、研究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1.高職學生創業意愿可以預測創業行為

本研究發現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具有正向影響，但影響因子只有0.11，呈現弱相關的狀態，說明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存在著有條件的“黑箱”。這種條件可能為：一是高職學生創業意愿非常強，實施創業行為的可能性大；二是高職學生具有創業意愿，同時具備其他有助于創業行為實施的內在和外在條件，創業行為才可能真正實施。研究結果表明，需要改變目前創業教育的內容構成，應該增加創業意愿在創業教育中的份量，加強創業意識的培育，同時還要盡量提供其他有利的社會資源和扶持措施，對促進高職學生創業行為發生，落實“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家戰略是有裨益的。

2.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具有多重中介效應

研究結果表明，創業意愿對模糊容忍度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影響因子為0.25），且模糊容忍度對創業決策也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影響因子為0.42），說明以模糊容忍度為中介變量的“創業意愿—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的作用鏈條是成立的。進一步研究發現，創業意愿對創業決策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影響因子為0.46），且創業決策對創業行為的預測性更強（影響因子為0.62），說明以創業決策為中介變量的“創業意愿—創業決策—創業行為”的作用鏈條成立。

本文設計了3個競爭模型和1個替代模型研究變量之間存在的間接效應。對比擬合結果發現，通過模糊容忍度、創業決策的多重鏈式中介效應要優于單個中介變量或并行中介變量所構成的結構方程模型。研究結論充分說明，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的作用機制，可以通過提高創業者的模糊容忍度、引導潛在創業者做出創業決策的方式予以實現。

上述結果表明，高職大學生需要開拓視野，增加自身知識儲備，努力培育自身的創業意識，提升創業模糊容忍度，把握機會做出創業決策，積極參加創業實踐。同時，本研究引入的中介變量，也為打開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背離的有條件“黑箱”，提供了一種視角。

3.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具有調節效應

研究結果表明，創業資源整合能力不但能夠直接調節創業意愿和創業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還能夠有效增強創業者的模糊容忍度，作出創業決策。因此，在實施創業教育過程中，應該充分創設有利條件，提供多方資源，重視潛在創業者創業資源整合能力的培養，會更加有利于潛在創業者實施創業行為。

4.性別所在區域可以預測高職學生的創業行為

在本研究中，引入了性別、所在區域2個控制變量。研究結果表明，性別與模糊容忍度存在負相關，說明女性更趨向于保守，不愿意面對創業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可能是傳統文化和社會對女性的角色定位造成的。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一直都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固化思維，對女性塑造往往是“弱女子”的人格畫像，體現溫順、柔美，教育認知更趨向于保守，而創業過程中，必須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競爭，存在太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而男性則剛好相反，塑造的人格畫像是“男子漢”，以敢做敢為、堅強、擔當為特征，風險偏好比女性更強一些。所在區域與模型構建中的各個變量都具有正向作用，說明東部沿海地區表現出更強的創業意愿，實施創業行為的可能性更大，其中的原因是東部地區經濟更發達，獲得的創業機會、市場信息資訊、創業資源等會更多，因此更容易產生創業意愿，實施創業行為。

（二）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試圖打開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黑箱”。研究雖然發現一些規律，但亦存在研究設計和數據采集方面的不足。首先，研究設計中納入的變量為模糊容忍度和創業決策，引入了創業資源整合能力作為調節變量，是否存在其他更合理的變量要素，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探討；其次，在數據采集過程中，主要采用電子問卷的形式進行，以被試自我報告為主存在隱含同源偏差的風險。

本研究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并加以檢驗，為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背離的“黑箱”，打開了一扇窗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由于各個變量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統一的認知，再加上研究主要以高職學生為研究主體，沒有考察創業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程度。在后續的研究中，需要進一步探討其他變量，特別是加入環境不確定性因素，將社會潛在創業者納入到調研范圍，也許會有更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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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mbiguity toler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integration ability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a moderated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tested.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has a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mbiguity tolerance and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behavior;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integration ability can effectively adjust the multiple chain intermediary path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fuzzy toleranc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there is a conditional “black box”betwee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mbiguity toleranc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uthor? Wu Qingsong， professor of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006）; Hu Hu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omme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