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異質主體間權力耦合協調研究

石乘齊 史沁錄

摘?要：當前，我國實施創新型國家戰略，大力鼓勵產學研創新，推進資源互補和協同優勢。但高校和企業基于不同的優勢資源，產生權力不平衡和博弈等現象，無法有效解決“卡脖子”技術和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等問題。本文從權力的資源基礎角度，將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的權力解構為高校的知識權力和企業的市場權力，進而以31個省份2013—2020年數據為例，構建企業、高校兩大權力子系統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實證測度我國不同省區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并分析相應的時空分異特征。結果表明：從權力視角看，我國產學研創新耦合協調總體處于中低水平；各省份耦合協調發展狀態空間差異明顯，但兩大權力子系統間相對發展狀態整體上處于市場權力滯后知識權力的狀態；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總體差異主要來自于區域間的差距。本研究進而從權力協同發展的角度，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以平衡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推動產學研合作，實現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耦合協調；資源基礎；權力視角

DOI：10.16315/j.stm.2023.03.006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志碼：?A

收稿日期：?2023-03-09

基金項目：?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項（2022HZ1862）；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2022R121）；陜西省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1年度課題（SGH21Y0049）；陜西省創新能力支撐計劃項目（2022KRM145）；陜西省創新人才推進計劃-科技創新團隊（2021TD35）?；陜西本科和高等繼續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點項目（21ZZ013）

作者簡介：?石乘齊（1978—），女，副教授，博士;

史沁錄（1999—），女，碩士研究生.

當前，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產學研合作及其協同創新。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但是創新成果的低轉化率已成為制約我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因素。根據《2021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我國高等學?；A研究經費投入為904.5億元，而以轉讓方式轉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額僅為69.8億元[1-2]。因此，加強產學研合作創新成為推動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有效形式。在產學研合作中，高校是創新的主要生產者，提供知識；企業提供市場意向并實現成果轉化，是創新的需求者。兩者在創新供求上是合作關系，在資源、能力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優勢互補。但是，當前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實踐中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高校在產學研合作中研發投入水平偏低，如2018年我國該比例為7.5%，而OECD國家均值約17%[3]；二是企業與高校開展產學研合作的比例不高，《2020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中顯示，擁有專利的公司中，實施合作創新的比例為78.3%，其中有52.1%與上下游公司和客戶進行了合作，34.9%與同行業企業開展過合作，而僅有27.5%與高?；蚩蒲袉挝婚_展過產學研合作[4]。因此，深化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勢在必行，而其難點在于二者基于各自的優勢資源形成權力割據甚至博弈：在產學研合作創新中，高校的優勢在于對前沿知識和技術的追蹤，企業的優勢在于對動態市場需求的把控，兩種資源引發權力的異質性、訴求的差異性等；同時，高校和企業的權力布局不均衡會產生權力博弈，引發協同體系構建困難。

綜上，權力是合作創新和結網創新的重要動力[5-6]。探索企業市場權力與高校知識權力的內在聯系可為破解科技成果轉化難題、強化產學研合作、助推高質量發展提供思路。本研究將從多層次權力視角，構建企業、高校兩大權力子系統，進而通過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對我國不同省區的異質主體間權力的耦合協調水平進行測度，并分析相應的時空分異特征，提出對策建議。研究成果有利于促進各區域知識權力與市場權力的平衡，同時推進區域協調和高質量發展。

1?文獻綜述

產學研協同創新是世界科技創新活動的新趨勢，是有效整合創新資源、不斷提高創新效率的根本途徑［7］。來源于企業需求信息以及大學等的供給信息，直接影響著產學研各方協同關系的建立［8］。陳云［9］區分了產學研合作的相關概念，指出產學研合作是企業、大學等機構為了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這一共同目的，通過契約或其他方式，相互支持、配合，共同進行開發和成果轉化的行為。該領域大量研究集中于產學研協同創新效果上，一部分關注效果評價，在指標體系方面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10-14］；另有很多研究聚焦于政府對于產學研協同創新的作用［15-18］，強調“大學—企業—政府”三方在創新過程中相互作用、密切合作［19］，這是因為產學研是企業和大學互補合作形成的異質性體系，雙方在目標、利益等方面的差異性導致需要適度的外部力量介入以實現更好的對接和平衡，產學研協同創新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市場機制、失靈資源匹配度較低與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等實際問題，需要政府介入解決[20]。

產學研各方在創新鏈上占據不同的特色資源，發揮不同的角色作用，形成不同的權力來源。首先，知識是產學研合作得以締結的前提條件，是合作上游即研究階段產生權力的重要來源。學者們研究了知識權力的生成路徑、度量指標、作用機制等方面［21-22］，也有學者證實了知識對大學的重要性［23］，因此，知識作為建立合作關系的基礎，是導致產學研組織間產生依賴的重要因素，這構成了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權力。其次，企業參與產學研合作的重要目的在于獲取外部稀缺的知識資源以開拓全新的細分市場等[24-26]。市場是產學研合作創新得以最終成功的保障，是合作下游即生產階段產生權力的重要來源。學者們指出產學研合作創新的目標是實現創新成果的市場化?？萍汲晒挥谐晒D化并投入使用，才能夠激發市場經濟活力[27]。市場權力影響企業策

略，企業在市場的地位等會顯著的影響從知識到產品轉化的成功與否，進而引發市場權力［28］。

綜上，在產學研協同創新研究方面，學者們從不同維度以及其功能和作用構建了各個主體的指標體系，研究了不同區域的產學研合作程度以及差異帶來的影響，以及政府在產學研合作中發揮的作用。在多層次權力領域，現有研究根據資源基礎理論，發現大學在知識權力上的核心性作用，以及企業在市場權力上的重要影響：前者是供給科技創新成就的源泉，后者則吸納轉換創新成就實現市場價值，而創新到應用整個過程的實現則就是依靠這兩種力量的互動和協調。盡管相關研究已經發現產學研中高校和企業權力的異質性，但鮮少有研究從權力視角分析我國的產學研合作創新中各方主體的協同性，探索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因此，從權力視角深入剖析產學研協同創新困局，嘗試構建高校知識與企業市場資源之間的平衡互補機制，對于建立并維持產學研耦合協調的合作創新關系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并有利于實現創新高效產出和高質量轉化，推進我國產學研合作的高質量發展。

2?知識權力和市場權力的耦合協調度模型構建

2.1?數據來源

個體的產學研合作關系作為微觀松散的組織形態，存在較強的模糊性和動態性，難于準確界定并展開調研分析。因此，盡管個體產學研合作內部不同主體間的權力制衡由構成其的特定高校和企業的不同權力水平決定，但從宏觀統計層面，高校整體的知識權力水平和企業整體的市場權力水平分別決定了這兩大主體在產學研合作中的綜合性地位，而且統計數據具有更好的客觀性。據此，本研究的數據來源是：2013—2020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教育部科學技術司所編寫的《高等學?？萍冀y計資料匯編》、國家統計局等網站發布的統計信息等。對于部分缺失的數據選擇處理數據常用的方法插值法來進行補充。

2.2?指標選取及權重確定

Burt［29］指出權力研究必須關注以下方面：對資源的控制是權力的基礎、權力的基礎轉化為外在表現形式的過程。權力源于主體擁有或控制某種稀缺資源，權力實現的前提是掌握資源，它依賴資源建立起契約式依附關系，因此資源本質是權力的來源［30］。產學研合作創新系統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既有內部的相互聯系又有異質性，企業、大學和其他創新主體之間有著密切的合作和融合?；诋a學研主體的異質性資源，本研究將產學研合作系統解構為高校知識權力子系統和企業市場權力子系統。學界關于產學研合作創新系統評價指標的研究較為成熟，如：劉友金等［31］構建了高校、企業等子系統指標體系；肖振紅等［32］以及嚴紅等［33］從創新投入、產出建立產學研耦合協調度指標。本文以相關研究為基礎，根據權力的資源基礎理論，從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2個方面設計產學研合作創新中權力測評一級指標，并選取了10個代表性指標構建了二級指標體系。高校知識權力的指標選取主要從創新資源出發，選取高校在科技成果創造和轉化過程中所進行的投入以及產出，體現高校的原始創新能力、提供的技術支持和人才支持等。

在具體指標選取上，選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標作為二級指標。對于高校知識創新投入，高校R&D人員全時當量可以從人力資源方面反映對知識創新投入的貢獻，高校R&D經費內部支出可以從經濟支持方面反映對知識創新投入的貢獻；對于高校知識創新產出，基于數據完整性以及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以相關研究指標為基礎，選取了高校R&D課題數量、科技論文的數量、發明專利數和在校生人數來反映高校知識創新產出。

在企業市場權力的指標選取方面，企業需要將新知識、新技術與市場進行結合找到應用價值，并利用其市場能力，將新產品推向市場以實現商業價值，因此選取市場導向投入和市場導向產出指標。對于企業的市場導向投入，首先要求企業有技術投入的基礎，以吸收和結合新的知識和技術，因此選取R&D經費內部支出與主營業務收入之比、企業科研機構數來反映其市場的投入；對于企業的市場導向產出，選取企業3種專利申請授權數、新產品銷售收入來反映企業的市場應用、經濟效應能力。

熵是對系統無序性的度量，當一個指標的離散程度越大，對應的熵就越小，該指標所反映的信息量也就越大，其權重越大；反之則越小。所以為了避免人為賦權的主觀性，本文采用熵值法來判斷各個指標權重的大小。設有r個年份，n個省市，m個指標，則XθijXθij表示第θ年，第i個省份，第j個指標的值。

標準化處理正向指標：

xθij=Xθij－min（Xij）max（Xij）－

min（Xij）。

計算權重：

pθij=xθij∑rθ∑nixθij。

計算熵值：

ej=－1ln?n∑rθ∑nipθijln?pθij）。

計算信息效用值：

dj=1－ej。

計算各項指標的權重：

wj=dj∑mjdj。

本文利用2013—2020年31個省份數據，通過以上方法設計的產學研合作創新中權力測評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其中：高校指的是?“211”及省部共建高等學校，其他本科高等學校，以及高等?？茖W校;企業主要針對的是我國各省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

由表1可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究機構數量、申請和授權的三類專利數量對企業市場權力的創新績效貢獻最大，權重分別為0.400?4和0.290?6。提高研發創新基礎能力，促進了企業從?“要素型?”向?“創新型?”轉變。對高校知識權力創新發展水平影響最大的為研發內部費用和發明專利數量，其權重分別為0.244和0.250?9。近年來，高等院校主動出擊，通過研究和創新、專利轉讓、股權收購和其他形式開展產學研合作，刺激初始創新能力，通過知識、技術創新促進經濟發展。

2.3?模型設計

1）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度是指2個或多個系統之間為實現協調發展而相互影響的動態關聯，反映不同系統之間的相互依賴、制約程度。協調度是指相關互動中的正向互聯程度，可反映協調的良好或不良狀態。

耦合協調度模型需要涉及計算3個指標值，分別是耦合度C值，協調指數T值，耦合協調度D值。

C=2f（x）g（y）f（x）+g（y）。

其中：f（x）代表企業市場權力水平;g（x）代表高校知識權力水平;C代表知識權力和市場權力的耦合度。同時C值范圍為[0，1]。由于耦合度更多的是體現要素之間的相似性，很少能夠體現出要素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為了更好地分析2個權力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采用了耦合協調度模型。

T=αf（x）+βg（y）。

在本文中企業和高校兩大子系統分別代表知識權力和市場權力，兩者同樣重要，因此取待定系數α=0.5，β=0.5。

D=C×T。

借鑒相關研究[34-35]，針對產學研合作創新系統的耦合協調類型劃分，本文采用Arcgis10.2軟件中的自然斷點法，將耦合協調狀態從高到低分為4種類型：極度、高度、中度、低度耦合協調。

2）相對發展度模型。引入相對發展度模型，在耦合協調水平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的相對發展狀況，對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的相對發展系數進行測度。

E=f（x）g（x）。

其中：f（x）、g（x）分別為兩系統權力發展水平。

3?知識權力和市場權力耦合協調的實證研究

3.1?創新發展水平測度與分析

利用2013—2020年31個省份數據，計算得出的2013—2020年企業市場權力和高校知識權力水平演進情況，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企業市場權力的測度值在2013—2020年間從0.08逐年上升到0.16，說明企業的創新能力在不斷改善，但仍然有待提高；高校知識權力的測度值從2013年的0.16顯著提升至2020年的0.27，表征了高校創新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創新價值得到更大程度的體現?？傮w而言，從權力視角看，隨著企業和高校各自優勢資源投入和產出的增長及更新配置，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中企業和高校的權力均在提升。但無論在絕對值還是在相對增長率上，高校知識權力水平都顯著高于企業的市場權力，說明我國產學研合作中存在較明顯的權力不對等現象，需要進一步通過耦合協調度分析進行深入探索。

3.2?耦合協調度分析

本文根據耦合協調度模型的測算步驟，得到2013—2020年的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企業市場權力和高校知識權力耦合協調度的測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研究期內，中國各地區的市場權力和知識權力的耦合協調水平整體展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表明我國企業和高?；又饾u加強，兩者之間的權力耦合協調度提高。但是，除江蘇、廣東、浙江3省外，其他省份的耦合協調水平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西藏地區的耦合協調水平也在波動下降。整體來看，江蘇、廣東和浙江三省的高校與企業之間權力耦合協調水平平均值分別為0.777、0.706和0.607，位居全國前3位。江蘇和廣東兩省不僅擁有發達的企業經濟，同時也擁有較多的創新型大學，確保了創新人才、資本和知識的高效流動，從而使兩省的知識和市場權力都較強，高校和企業的創新權力子系統優勢互補、共享資源，是中國領先的創新發展區域。2020年，浙江省新認定高新技術企業6?450家，累計有效高新技術企業22?158家，同時擁有科技園區如浙江省國家大學科技園、杭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進一步促進了區域重點產業與高校的協同發展。而在排在末尾的西藏、青海和海南三省，高校與企業之間權力耦合協調水平平均值分別為0.068、0.090和0.144。這3個省份的主要支柱產業為傳統的農業和工業，大部分企業的創新能力較低，大學的數量也較少，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欠缺，知識權力和市場權力都較低，企業和高校的權力耦合協調不理想。

本文選取2013年和2020年2個時間段來進一步分析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權力耦合協調的類型，利用自然斷點法，分別對這2年的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權力耦合協調水平進行了等級劃分，分析各區域產學研合作創新中權力系統耦合協調的空間分異規律［36］，如表3所示。

2013和2020年各省份產學研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的空間格局以及權力系統的耦合協調狀況，如表4和圖2所示。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中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由低度到極度耦合中，省份數目逐漸減少。2013年，只有江蘇省處于極度耦合協調狀態，占全國的3%；五個地區處于高度的耦合協調狀態，占比16%。中度耦合協調狀態共有12個地區，占比39%；低度耦合協調狀態有13個地區，占全國比重為42%。2020年，浙江和廣東的協調類型從高度上升到極度耦合協調，湖南、湖北和安徽從中度上升到高度耦合協調，黑龍江卻從中度下降到低度耦合協調。在2013年處于低度耦合狀態的省份中，只有江西從低度上升到中度耦合協調，而其他地區則保持變化。因此從整體結果來看，我國產學研權力系統的協調水平處于中低水平，處于極度耦合協調的地區數量很少，區域間協調的總體趨勢在研究期內沒有明顯改善。

3.3?相對發展狀態分析

本文根據相對發展模型，測算2013—2020年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的相對發展情況，結果如表5所示。

本文將高校知識權力和企業市場權力的相對發展狀態分為市場權力滯后、同步發展、知識權力滯后3種類型，根據相對發展度，劃分了各省的相對發展類型，如圖3所示。

由表5、圖3可知：2013年3種發展狀態并存，其中知識權力滯后的為西藏、青海2個地區，全國占比6.5%；同步發展狀態的有4個地區，占全國比重為12.9%；市場權力滯后狀態的有25個地區，占全國比重為80.6%。到2020年，西藏由知識權力滯后轉變為市場權力滯后;青海由知識權力滯后轉變為同步發展狀態;寧夏、安徽、江西由市場權力滯后狀態進入到了同步發展狀態;山東由同步發展轉變為市場權力滯后，浙江和廣東由同步發展轉變為知識權力滯后，其他地區保持不變。市場權力滯后是我國產學研權力系統的主要相對發展類型。因此，從整體結果來看，我國產學研權力系統的發展水平處于市場權力滯后的狀態，整體發展趨勢在研究期內沒有明顯改善。

3.4?耦合協調發展預測

灰色預測模型需要的建模數據較少，建模精度高，被廣泛應用于各種預測領域，預測事物未來發展趨勢的狀況。本文以全國2013—2020年數據為原始數據，運用MATLAB對未來8年兩者的協調水平進行動態模擬。

首先，設置原始數據序列x（0）=（x（0）（1），x（0）（2），…，x（0）（n）），通過數據累加處理生成新數據序列x（1）=（x（1）（1），x（1）（2），…，x（1）（n）），則x（1）k=∑ki=1x（0）（i）。

GM（1，1）模型的一階微分方程公式為

b=dx（1）dt+ax（1）。

對應標準型的解為

x^（1）（k+1）=x0（1）－ba

e－ak+ba。

最后，對灰色預測模型進行精度檢驗，如表6所示。

由誤差檢驗可知，均方差比值C=0.048，誤差P=1，對比可知耦合協調度預測精度處于最好的等級，說明該模型適用于耦合協調度的預測分析。

2021—2028年全國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的預測值，如表7所示。耦合協調度由0.411?8升

到0.566?4，基本與整體的耦合協調度變化趨勢保持一致水平。系統耦合協調未來發展趨勢良好，可以達到相對較高的協調狀態，也將改善系統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因此，未來各省在高校知識權力和企業市場權力協調發展中應重視“木桶效應”，將注意力集中在補齊自身短板，突破限制自身發展的瓶頸，實現系統間協調發展水平的提升。

3.5?時空分異特征分析

2013—2020年，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異質主體間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分別為0.297和0.395，有了一定的增長但是相對緩慢。2013年，不同耦合協調狀態的協調水平從低到高的均值分別為0.170、0.323、0.489和0.687，可以看出不同類型的耦合協調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差距很明顯；2020年，不同耦合協調狀態的協調水平從低到高的均值分別為0.220、0.411、0.533和0.828，與2013年相比，不同類型的耦合協調的平均值增加，同時它們之間的差距也在不斷的縮小。

耦合協調度在各地區之間也存在很大差距。2013年，江蘇省的耦合協調度最高，為0.687，最低的是青海的0.077，相差近9倍；2020年，廣東省的耦合協調度最高，為0.896，最低的是西藏的0.076，相差超過11.7倍。2020年高度和極度耦合協調類型的地區增加，但是低度和中度耦合協調類型的地區依舊居多，可見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級差化”分異特征顯著，說明區域差異仍然是主要問題，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水平仍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我國的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的耦合協調水平呈現出集聚的趨勢。耦合協調水平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環渤海地區的北京、山東，長江經濟帶的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創新資源集中同時新興產業和高校眾多，從而使得產學研聯動影響大。而處于中度耦合協調狀態的華北和西南地區則面臨一些阻礙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因素，而低度耦合協調狀態的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區和其他經濟發展較差的地區。此外，由于經濟政策、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耦合協調性水平較高地區的創新資源正逐漸流向到鄰近地區。

3.6?知識權力與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的區域差異

通過對中國不同區域的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的分析可知，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有著顯著的地區差異，因此，為了準確衡量區域差異并分析差異的來源，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數法對2013—2020年中國四大經濟區域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的地區差異進行測算，將區域總體差異分為三部分，分別表示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的區域內部差異（Gw）來源、區域間差異來源（Gnb）及各區域間交叉效應（Gt）。

一般來說，基尼系數越小表明區域間耦合協調水平越接近，協同性越強［37］，具體計算過程為

G=Gw+Gnb+Gt。

其中：G為總體基尼系數;Gw、Gnb、Gt分別為區域內差異貢獻、區域間差異貢獻和超變密度貢獻。G可表示為

G=12n2y-∑ka=1∑kb=1∑nai=1∑nbj=1yai－ybi。

其中：yai（ybi）為第a（b）個區域內省份i（r）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的耦合協調度;y-為中國31個省域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的耦合協調度的平均值;n為省份個數;k為區域個數。

Gaa=12n2y-∑na？=1∑nbj=1yai－ybi，

Gw=∑ka=1GaapaSa。

其中：Gaa為區域內差異，Gw為區域內差異貢獻;na為第a個區域內省份個數;pa=na/n;Sa=nax-a/（nx-）。

Gab=1nanb（y-a+y-b）∑nai=1∑nbj=1yai－ybi。

Gnb=∑ka=2∑a－1b=1Gab（pbsa+pasb）Dab。

其中：Gab為區域間差異，Gnb為區域間差異貢獻，?Dab表示組間耦合協調度的相對影響。

Gt=∑ka=2∑a－1b=1Gab（pbsa+pasb）（1－Dab）。

Dab=hab－qabhab+qab。

其中：Gt為超變密度貢獻率，hab表示區域間耦合協調度的差值，即為區域a和區域b中所有yai>ybj樣本值之和的期望值；qab表示超變一階矩。

中國四大區域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的總體基尼系數從全國層面來看，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總體基尼系數介于0.258?5～0.274?0之間，均值為0.267?1，由2013年的0.261?2上升到0.269?6，上升幅度為3.22%，說明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的地區差異逐漸增大?？傮w上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有較大的地區差距，應進一步推進區域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均衡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如表8所示。

從區域內差距看，2013—2020年間四大地區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區域內差距處于不同水平，平均基尼系數從低到高依次為：西部地區（0.240?3）、東部地區（0.211?0）、中部（0.111?0）、東北部地區（0.082?7）。這表明西部地區省份之間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差距最大，其次是東部地區內部差距，較小的為中部和東北地區內部差距?？疾炱趦?，四大區域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基尼系數呈現出差異化的演變趨勢，可分為兩類：東部和西部地區基尼系數總體處于上升趨勢，而中部、東北地區總體處于下降趨勢。東北地區基尼系數整體均值最小，在2013年（0.106?0）至2020年（0.067?9）呈較大幅度下降（35.94%），上述分析表明中部、東北地區各省份之間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差距逐漸縮小。

東部和西部地區基尼系數總體上升。西部地區在考察期間，基尼系數總體上升了11.1%，表明西部地區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非均衡態勢加劇，其主要原因是西藏、青海等地區的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在全國處于墊底，與其他省份有顯著差異。東部地區基尼系數在2014年為0.196?0，到2019年達到峰值0.224?6，呈較大幅度上漲（14.59%），隨后在2020年下降，考察期內，基尼系數總體上升了11.98%。這表明東部地區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非均衡態勢顯著加劇。這主要是因為江蘇、廣東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增速明顯高于海南、河北等。整體來看，全國和東西部地區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的非均衡問題呈現加劇之勢，而中部和東北地區發展差距趨于緩和。

從區域間差距看，各地區之間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具有顯著差異，如表9所示。2013—2020年期間，四大區域間的平均基尼系數從高到低依次為東—西（0.395?1）、東—東北（0.278?1）、中—西（0.271?5）、東—中（0.216?1）、西—東北（0.209?6）、中—東北（0.147?0）。東—西、東—東北地區之間的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水平差異較大，在考察期內基尼系數始終較高。這是因為東部地區的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比較高，其所在地區的高校知識權力以及企業市場權力都較高，例如江蘇、廣東等；而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還處于較低水平，例如西藏、青海等地區，其權力系統耦合協調水平處于全國墊底的位置，實現協調發展的目標還需要經歷長期的奮斗。

從變動趨勢來看，各地區間產學研合作創新異質主體間的權力耦合協調度的基尼系數存在明顯差異。研究期內東部與中部地區的基尼系數整體呈下降趨勢，由2013年的0.223?8下降到2020年的0.203?5。西部和東北地區間差異的演變趨勢為“減小—增大—減小”；東部和東北地區、中部和東北地區間基尼系數整體呈上升趨勢，均在2018年達到峰值。中部和西部地區基尼系數整體呈上升趨勢，由2013年的0.2572上升到2020年的0.284?9，相對增長率為10.77%，變動幅度較大。東部和西部地區基尼系數波動變化，由2013年的0.391?1上升到2020年的0.393?7，相對增長率為0.66%，變動幅度不大，但是基尼系數一直比其他區域間基尼系數大，表明東部和西部地區間的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差距一直沒有得到改善。東—西和東—東北地區間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水平差距較大，中—東北地區間差異最小。因此可以得知地區之間的變動趨勢是不同的，應通過加強地區間合作來逐漸縮小區域間的發展差異，推動區域均衡協調發展。

從基尼系數分解結果來看，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差異主要來源于區域間差距，如表10所示。區域間差距的平均貢獻（0.175?2）>區域內差異的平均貢獻（0.059?6）>超變密度的平均貢獻0.032?4。區域間差異貢獻在2017年達到峰值0.178?2，相較于2013年的0.174?0，相對增長率為2.41%，變動幅度不大。

從差異貢獻率的大小來看，2013—2020年，區域間差異平均貢獻率（65.586?1%）>區域內差異貢獻率（22.295?5%）>超變密度貢獻率（12.118?4%）。但區域間差異貢獻率從2013—2020年一直在減少，而區域內差異貢獻率則有上升趨勢，超變密度貢獻率為先小幅波動，而后呈現上升趨勢，總體從2013年的11.810?9%上漲到2020年的12.693?0%，這一結果的含義是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存在區域間交叉效應且呈現遞增態勢。

綜上，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總體差異主要來自于區域間的差距，其他兩者對于總體差異造成的影響較小。同時區域間差異平均貢獻率占了近65.6%，這表明不同區域間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凈差異較大，從而造成全國范圍內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水平不均衡。因此，如何縮小區域間差異仍然是未來產學研合作創新異質主體間權力系統均衡、協調、健康發展的重要方向。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本研究針對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異質主體間權力不均衡的現狀，以31個省份2013—2020年數據為例，構建企業、高校兩大權力子系統耦合協調度模型，對我國不同省區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的異質主體間權力的耦合協調水平進行測度，并分析相應的時空分異特征，得到如下結論：

1）從2013—2020年全國的高校知識權力和企業市場權力的發展協調水平來看，高校與企業權力系統耦合協調水平較低，且耦合協調狀態的趨勢在研究期內沒有明顯改善。大多數地區的權力耦合水平處于低度和中度水平。各省的協調發展水平原則上實現了穩定增長，但各地區的發展速度差異很大，如江蘇2013年首先進入極度協調階段，西藏、青海、海南而等省屬于緩慢增長類型，在2013—2020年一直處于低度協調階段。

2）在高校知識權力和企業市場權力的相對發展狀態上，大部分省份在2013—2020年呈現為市場權力滯后，少數省份的相對發展狀態呈現出動態發展趨勢。例如安徽和江西處于“市場權力滯后—同步發展”的階段。知識權力滯后與市場權力滯后類型的省份，都處于相對發展的不健康階段，區域創新生態較差?？傮w而言，江蘇省的相對發展狀況較好，處于協調同步發展的狀態。

3）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異質主體間的權力耦合協調具有“級差化、集聚化”的時空分異特征。區域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差距明顯，耦合協調度高的地區呈現集聚趨勢。

4）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的總體基尼系數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總體差距在擴大。從四大區域的內部來看，西部、東部地區內部省份之間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差距水平較大，而中部和東北部地區的差異較小。對于四大區域之間差異，不同地區之間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水平差異大，有明顯的區域間差異分布格局。而分解的結果表明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差異主要是由區域間差異造成的。由于不同區域間的創新資源有差距，耦合協調度呈現“級差化、集聚化”?分異特征，因此會引起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導致區域間差異性擴大，其貢獻度遠遠大于區域內差異貢獻和超變密度的貢獻。

4.2?建議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中企業和高校間存在較嚴重的權力不均衡現象，形成各區域不同程度的權力困局，造成合作創新失敗率高、成效低、可持續性差等問題，需要政府積極介入進行破解和協調。因此本研究從政府協調和治理的視角，以權力協同、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從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的綜合發展水平、協調水平來看，雖然每個地區的總體趨勢是穩定增長，但各省之間的差異非常突出。對于發展較快的城市，如江蘇、浙江和廣東應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互聯互通，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從而進一步縮減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2個子系統之間的差距，均衡推進產學研合作進程。通過建立高校和企業的信息平臺、物理平臺以及社交平臺，加強區域之間產學研合作交流，利用各種激勵手段推動各省份提升創新活力。同時，政府需要向耦合協調程度低的地區分配更多資源，發展產學研合作，提供政策支持，進一步促進區域差異的減少。

2）從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相對發展狀態來看，市場權力的整體狀態是滯后的，各省需要著力加以解決。特別是要加強企業市場權力的發展能力來彌補短板。當區域知識權力大于市場權力時，高校缺少主動與企業進行產學研合作的動力，較少把解決企業的技術問題與困難作為目標，而企業也因為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且難以有效利用高校的創新知識，選擇不進行產學研合作。因此應鼓勵企業引入高校等的科技資源，建立企業科技研究開發機構，并提供相關優惠政策，同時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活動提供進一步支持。設立含金量、影響力大的技術進步、技術創新等獎項，對企業參與創新產生更大激發作用，提升企業整體市場權力，更好的與高校的知識權力平衡，構建良性的權力體系。

3）部分省份處于知識權力滯后的狀態，當區域知識權力小于市場權力時，企業會因對高校的創新知識以及培養的創新人才效果感到不理想，從而選擇只進行自主研發，不吸收高校的創新知識進行產學研合作。因此，政府應一方面支持這些地區的高校，推動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師科研隊伍，組織教師參與企業實踐一線，加大學科帶頭人的培養力度，有效向企業提供定向人才；另一方面引進外部優勢的教育和科研資源，打通區域限制，促進本地企業與外地高校間的積極合作，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確保高校知識權力發展與企業市場權力達到同步協調的狀態，實現創新高效產出和高質量轉化。

4）從知識權力與市場權力耦合協調度的區域差異來看，產學研合作創新權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差異主要來源于區域間差異，因此各區域要科學認識自身的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的耦合協調水平以及發展狀態。對于不同的階段要結合自身的地區發展條件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規劃和措施，因地制宜。推動高校知識權力與企業市場權力協同發展。

4.3?實踐啟示與展望

本研究通過建立耦合協調模型探索了我國各省區高校知識權力和企業市場權力的耦合協調水平以及所處的發展狀態，研究結論對于促進權力平衡、推進區域協調和高質量發展具有啟發意義。第一，企業和高校應當科學的認識到區域產學研權力耦合協調水平，強化自身權力優勢、彌補自身權力短板，爭取在合作中的權力均衡甚至優勢地位，加強合作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第二，政府可以參考本區域產學研權力耦合協調水平，充分利用本地創新資源，圍繞優勢權力主體進行產學研合作建設，并適時考慮引入或推動本地主體介入其他區域的產學研合作中，以更廣泛的資源分布打破本區域權力困局，促進資源優化配置。

本研究從權力視角研究了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異質主體間的協同性，盡管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由于權力不均衡現象的普遍存在，政府的介入和調控非常必要，并提出相關對策建議，但由于研究限制，并沒有以政府的主體視角對建議進行深入研究和驗證。未來研究可以從政府的視角進行推進，通過對高校知識權力和企業市場權力進行內部調整和外部整合，促進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推進產學研合作創新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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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厲艷飛］

Research?on?the?power?coupling?and?coordination?in

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ve?innovations

SHI?Chengqi，?SHI?Qinlu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anxi?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Xian?710021，?China）

Abstract：At?present，?China?implements?an?innovative?national?strategy?which?vigorously?encourages?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ve?innovations，?and?promotes?resource?complementarity.?However，?colleges?and?enterprises，?based?on?different?advantageous?innovative?resources，?have?different?powers?which?may?be?imbalanced?and?cause?conflicts.?It?partly?results?in?the?problems?of?“stuck?neck”?technology?and?the?low?conversion?rate?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Based?on?different?sources?of?powers，?this?paper?deconstructs?the?different?powers?in?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ons?into?two?types：?colleges?knowledge?power?and?enterprises?market?power，?and?then?collects?data?during?2013?to?2020?from?31?provinces?to?measure?these?two?types?of?powers.?This?study?evaluates?each?power?from?two?aspects：?innovation?input?and?innovative?output，?then?selects?10?representative?indicators?totally?to?build?a?secondary?indicator?system.?By?adopting?multiple?models，?this?study?conducts?empirical?analyses?on?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and?relative?developments?degree?of?colleges?knowledge?power?and?enterprises?market?power?within?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ve?innovation?systems?in?different?provinces?of?China?from?2013?to?2020，?makes?predictions?for?the?years?from?2021?to?2028，?and?analyzes?the?spatial?and?tempor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accordingly.?Furthermore，?this?study?uses?the?Gini?coefficient?to?calculate?regional?differences?in?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between?colleges?knowledge?power?and?enterprises?market?power，?and?analyzes?the?source?of?the?differences.?The?results?show?that：?th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levels?of?colleges?knowledge?power?and?enterprises?market?power?in?Chinas?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ve?innovations?have?improved?from?2012?to?2020，?but?the?development?level?of?colleges?knowledge?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e?development?level?of?enterprises?market?power?according?to?both?absolute?and?relative?growth?rates;?from?the?analysis?of?coupling?coordination，?the?coupling?coordination?between?Chinas?enterprisecollege?innovations?are?generally?at?a?mediumlow?level，?and?the?spatial?differences?in?the?coupling?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status?among?the?provinces?are?obvious;?by?considering?the?relative?development?state，?the?state?of?market?power?generally?lags?that?of?knowledge?power;?the?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s?of?colleges?knowledge?power?and?enterprises?market?power?are?predicated?to?show?a?continuous?improvement?trend?from?2021?to?2028，?and?the?future?development?trend?of?system?coupling?and?coordination?will?be?good;?from?the?results?of?Gini?coefficient，?the?overall?differences?of?the?innovation?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s?in?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ve?innovations?power?system?mainly?comes?from?the?gap?among?regions，?while?the?gap?within?the?region?and?the?supervariable?density?have?little?impact?on?the?overall?difference.?This?studyalso?proposes?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power.?Enterprises?and?colleges?should?scientifically?understand?the?power?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of?regional?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ve?innovations，?conduct?internal?adjustments?and?external?integration，?strengthen?their?own?power?advantages，?and?narrow?the?gap?with?the?counterpart.?At?the?same?time，?the?government?should?actively?step?in，?promote?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on?by?identifying?the?entities?with?advantageous?power，?and?balance?colleges?knowledge?power?and?enterprises?market?power，?so?as?to?promote?the?cooperation?among?industry，?universities?and?research?institutes?and?achieve?highquality?development.

Keywords：enterprisecollege?cooperative?innovation;?power?coupling?and?coordination;?resource?base;?power?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