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普遍性意義

摘要：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質要求。本期刊發一組筆談縱論共同富裕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普遍性、省域先行探索的實踐路徑等重大熱點問題。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根本出路在于改進權利和機會的配置來實現能力的大體平等；浙江民營企業家隊伍是浙江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寶貴資源和擔當者，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與省域現代化先行，符合社會主義發展和現代化演進的一般規律，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普遍性內容；中國式現代化將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結合的話語創新，對于人類現代化具有普遍性啟發；中國式現代化應該被視作不斷豐富的現代化概念的新類型，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的耦合，是人類現代化一種新的普遍性。以期學術界更多的關注和進一步的討論。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兩個先行；人的現代化；民營經濟

中圖分類號： D61;F1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9092（2023）02-0046-021

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

洪銀興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黨的重大理論創新

已有的現代化理論，或者是指發達國家所走過的現代化歷程，或者是指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目標和發展進程。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的重大理論創新，已有的現代化理論可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借鑒，但更要從中國的國情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出發進行創新。

現代化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和目標，體現在黨的二十大所描繪的中國式現代化的藍圖和行動綱領中。中國人口達14億多，占世界人口總量的18.3%，其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約為10億人）。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整體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我們之所以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因為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已有的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式現代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推進的現代化，是在發展中大國推進的現代化。當然我們也要尊重現代化的一般性規律，重視先行國家現代化的成敗、特色、經驗和教訓，也要明確進入現代化國家的國際標準（如基本實現現代化時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和道路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既要發揮自己的后發優勢，更要發揮我們自己的制度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人民為中心，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和本質特征?；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樣也會創造發展中大國實現現代化的人類奇跡。

二、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

與以資為本的西方式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體現人民至上?，F代化要使全體人民能夠看得見摸得著，切身感受到。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F代化涉及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程度。黨的二十大報告有專門篇章論述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F代化生活即高品質生活，現代化的高品質生活體現為四個方面：一是人民收入的水平和消費水平顯著提高，這是高品質生活的基礎；二是消費升級，消費者由追求消費的數量轉向消費的質量，即轉向中高端消費，更為關注消費的品質、檔次、品牌、衛生、健康和安全；三是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四是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美麗中國建設成效顯著。具體的現代化景象就是黨的二十大報告的描述，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第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當前世界上現代化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許多關于后現代化的文獻，實際上都在批判這些國家是貧富分化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的最大區別就在于現代化與共同富裕同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不是富裕一部分人，而是富裕全體人民。收入水平、環境質量、公共服務、法制環境的相對比較，直接影響人民對現代化的評價和認可度。相對比較不僅僅是個縱向比較，更重要的是橫向比較。中國的現代化無論是最終目標還是在進程中都不能夠出現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富者累巨萬，貧者食糟糠”的現象。中國的現代化要實現共同富裕，一定是在發展中來實現，體現在共享發展中。在共享發展中推動共同富裕就是包容效率和公平的發展。其路徑：一是針對區域、城鄉的發展差距，特別強調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推動后發展地區和農村的現代化跨越；二是針對因分配體制造成的收入差距，特別強調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制度。完善分配制度的要求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尤其要關注低收入勞動者的富裕問題，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要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避免“內卷”“躺平”。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的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浙江是共同富裕的先行區，這幾個方面是走在全國前列的。

第三，促進人的現代化?，F代化不能只見物質不見人。與西方式現代化單純追求物質層面的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相協調，這也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的突出表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報告還特別提出，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因此要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促進人的現代化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要解決人的價值觀問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落腳點要落腳在企業家的文化和公民道德建設，以文化人；二是要促進人的觀念達到現代水準，現代人是具有現代知識、現代觀念、現代思維方式和現代行為方式的人，需要沖破傳統思想觀念的障礙，包括：勇于改革創新的觀念；轉向高質量發展觀；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現代化觀念等；三是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基于“現代工業的基礎是革命的”科學判斷提出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分工、職能的變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應對之策是通過教育和培訓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適應不斷變動的分工需要，當前的數字技術不僅排斥簡單勞動，而且排斥技能勞動，不僅會替代某個就業崗位，甚至會替代某個就業行業，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工人的流動性、分工的變化非常頻繁，人的全面發展在現代化進程中就顯得更為緊迫更為豐富，所以教育要同技術進步賽跑，這對我們的教育和人力資本的投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四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即“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經濟現代化要追趕發達國家，中國式現代化不排斥對世界優秀文化的學習和吸收，文化現代化不完全是追趕發達國家，更不是文化的西化，要體現文化自信。

第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在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這樣一個新的時代中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特別重要的內容。一是健康中國建設，要把保障人民健康發展作為優先發展的戰略問題。健康中國不僅僅涉及到醫療衛生，還涉及到我們的環境和生態。干凈的水，清新的空氣，沒有污染的食品都直接關系到人的健康水平。二是要創新財富觀。我們過去講的財富都是物質財富，現在明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有新的財富觀來推進現代化，不僅要謀求物質財富，還要謀求生態財富，不能為了謀求物質財富而犧牲生態財富。三是能源革命，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不僅是新能源的發展和利用，更是一場科技和產業的革命。因此，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生態文明時代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以上四個方面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現實要求，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和目標。浙江的現代化建設走在全國的前面，也有現代化先行省這樣一個設計。中央賦予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是共同富裕先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就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浙江省第十五次黨代會提出“兩個先行”奮斗目標，在現代化的正確方向上一體推進共同富裕和省域現代化，樹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省域范例。

（作者系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人的全面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經濟思想理論資源和浙江實踐本土經驗

羅衛東

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現代化本質上是讓人民擁有大體相同的發展能力，共同目標是人的全面發展。中國共產黨始終將推動共同富裕與促進人的發展能力的均等化相結合，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探索相結合。經濟學思想發展中關于生產、分配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為現代化問題提供了理論資源，浙江的實踐為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提供了本土經驗。我們應當汲取和借鑒經濟思想發展中的理論資源，總結傳播浙江實踐的本土經驗，并為共同富裕和省域現代化提供研究支持。

一、汲取借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學派的經濟思想理論資源

人的全面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觀。馬克思最早全面地深入闡述了這個價值觀，他提出的人類全面解放的目標超越了其他任何中間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他是最革命的啟蒙者。中國共產黨一直延續馬克思主義的這項目標，將這項目標作為判斷制度優越性的重要標準。從經濟思想史發展的角度看，涉及共同富裕中人的現代化的理論主要包括馬克思學派和英美經濟學學派。

馬克思認為任何關于人的問題都是制度的問題，他反對馬爾薩斯從自然的角度去討論人口過剩的理論，指出是資本主義的本性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和人口過剩。英美經濟學派關于人的現代化的理解在兩個世紀中逐步演進。早期亞當·斯密主要從經濟成長和財富擴張的角度來理解制度變革，他致力于分析如何打造支持經濟增長和財富增長的自由交易體制，解決了增長方式的理論建構問題。針對增長中出現的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約翰·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指出，在充分保證和發揮生產制度自然邏輯的前提下，應當根據人類的價值觀和感情來建構分配制度，改進資源的分配和收入的配置，從而提升整體福利。不過，增長方式和分配制度的改善無法解決人在進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稟賦差異。對此，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詳細討論了人的能力問題。能力缺失導致了勞動階級的貧困，能力缺失來源于資本主義制度，分工讓勞動階級的能力片面化，損害他們的健康、讓他們變得視野狹隘和急功近利。馬歇爾認為經濟制度的設計應以人的能力的增長為基礎。阿馬蒂亞·森繼承了馬歇爾這一思想，強調經濟政策應圍繞能力的平等來設計，從人的能力的大體均等化出發整合了自由、機會均等等重要問題。

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過程中也面臨著人的能力均等化的困境。在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實現美好生活目標的路徑上，從經濟思想史和人類經濟生活變遷史的角度看，有必要重新建構政治經濟學：一是不但關注經濟運行，而且用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中心指導思想來配置資源；二是不能只停留在財富和收入均等這種結果均等的討論，而是應當討論權利和機會均等這種屬于政治哲學的內容。深入討論權利和機會的配置之間的關系并最終歸結到如何再造能力，使得共同體中那些天然差異得到最大程度的縮小，這是共同富裕的最根本問題。

二、高度重視中國式現代化的浙江實踐及其本土經驗

從本土知識的發展中提煉出普遍性理論，是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重要指導思想。2002年習近平主政浙江后大力推動浙江現代化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對浙江工作提出明確指示，對近些年浙江實踐經驗的總結有助于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治國理政思想。主動總結和傳播浙江的現代化模式和實踐經驗是浙江本土的經濟學者當仁不讓、責無旁貸的事情。值得呼吁的是，學者作為見證者、親歷者乃至參與者，應當廣泛深入地利用實踐機會和調研條件，自主地生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知識。

浙江現代化的主要指導思想已經為大家所熟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改革創新，走開放發展的道路，堅持依靠企業家、信任企業家、支持企業家。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實踐有六個突出的特征：第一，演化和建構有機統一，浙江的內生演化特性非常明顯，政府也參與了建構；第二，政府和市場彼此協同；第三，民營和公有相互賦能；第四，內源與外向相互連貫；第五，經濟和社會高度協調；第六，效率與公平內在兼顧。浙江實踐的基本經驗有如下四點：第一是高度重視發揮企業家的作用，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的作用，這是浙江的核心競爭力和生命線，也是浙江的實踐經驗當中特別值得總結的一條，正是由于這一點，民營和公有經濟相互賦能，在民營經濟的競爭下浙江的國有企業效率也提高了；第二是高度重視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相比其他省區，浙江的價格體系的信號比較完整，受到其他非經濟因素的扭曲較少；第三是高度重視法制和保持政策穩定，從而保障經濟行為主體預期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第四是高度重視提高行政服務效能和優化營商環境。浙江本土實踐中頗具特色的是企業家隊伍的產生與發展壯大。企業家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稀缺要素。浙江經濟發展的群眾基礎雄厚，在農村工業化進程和市場經濟改革中，一批人跳出農業開拓市場進行草根創業，逐漸發育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在這種內生的民間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動中，浙江經濟高速增長。在大眾創業的熱潮中出現了一支優秀的企業家隊伍，他們奮發圖強、開拓進取，在市場經濟中與政府進行良性互動。

浙江未來的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建設，優秀的企業家隊伍必不可少，現代化發展中需要這些擔當者來實現內生性的增長和效率公平的兼顧。當前關于企業家的發展存在改善的空間。第一，企業家需要提高自身精神素質。當前一些企業家安于現狀，沒有高尚的創新動機，缺乏充足的創業動力。這正是穆勒的經濟思想中所擔心的，資本家如果缺乏素質、同理心和趣味，會導致社會問題。企業家隊伍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和受教育水平，發展出新時代企業家精神和浙商精神。第二，政府要讓企業家感到有保障，避免風聲鶴唳。在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兩個健康”的前提下，企業家主體的感受也很能說明問題。要面對企業家認真做調研，清楚他們擔憂的內容和來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必須重視需求方，應當從企業家這類政策的需求方來重新思考政策設計、優化營商環境、創新社會治理。在浙江的區域現代化中，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地方立法、政策設計上要保住最寶貴的現代化資源和要素，同時去鞏固和擴大這些資源和要素。

三、突出強調共同富裕和現代化中人的全面發展

浙江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過程中，要注重人的全面發展，以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根本目的。浙江應當大力推動以人為核心的現代化，忠實踐行“八八戰略”，以“兩個先行”打造“重要窗口”，在實現全體人民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偉大變革中發揮先行和示范作用。

第一，重點關注與人的能力均等化相關的領域治理，以更具引領性的范式指導發展。浙江對于共同富裕和省域現代化的探索為全國探路，需要攻堅克難、把握新機遇、探索新領域，需要敢為人先、敢闖敢試。在這個過程中不能停留在一般經濟學的生產領域，還需要考慮分配制度的構建和如何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需要有更大的引領性范式來指導實踐，應當重點關注教育經濟學、衛生和醫療經濟學以研究教育和醫療問題，關注企業家這類稀缺要素的精神素質。在治理上改進權利分配和機會分配的不均等問題，讓人的能力的配置更加具有共同體的特征，形成相對接近的能力。

第二，以數字化改革賦能，助推人的能力建設。在引領數字化為“人的現代化”服務的過程中，應堅持全體人民全面發展的價值導向，堅持科技向善，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引導數字化為人的現代化服務。在這個過程中應采取人文主義，以人為本；應采取共和主義，顧及人的多樣性；應采用歷史主義，針對人的能力建設的長周期特性，秉持歷史的理性；應采用開放主義，在與其他文明競爭中凸顯優越性，而不是封閉中修改標準、規避西方現有規則。在這些過程中，如何引導數字化為人的現代化服務，就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具體而言，一是以數字化牽引高質量發展，激發數據要素的潛能，發揮數字治理作用，加強對數字經濟新模式、新業態的治理。二是以數字化縮小“三大差距”。通過數字化精準識別特定區域、家庭和人群，為“擴中提低”摸清底數，優化資源配置，助力資源流動，在城鄉融合和區域一體化格局中助推鄉村振興和欠發達地區發展，縮小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三是以數字化方式推動公共服務優質共享。在推動能力均等化的過程中關注政府公共部門優質服務的共享，比如優質的中小學和高等教育、醫療、博物館等文化資源方面，利用數字技術實現更高的共享性和公平性，為推動優質資源高水平共享賦能。四是提升人的數字化能力，從而實現人的能力的長期提高。

作為經濟學者，應當汲取經濟思想史中的學術資源，總結傳播浙江實踐的寶貴經驗，并為未來現代化發展提供研究支持。自新古典經濟學盛行以來，經濟學科的底色變成了自由主義，許多經濟學者也往往敏感于政府干預。我們應當加強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素養，在認識問題時具有更強的歷史感，對政府干預或政府作為有更為理性和穩妥的看法，不采取偏激的反應。經濟學者應當充分利用實踐機會和調研條件，研究浙江的現代化道路，讓浙江的現代化模式在中國的大地上被認識、被了解、被理解，乃至被學習。在接下來的發展中，經濟學研究應當深挖處于深層的問題，從共同富裕和區域治理出發研究如何有效地改進機會和權利的配置，促進個人能力再造，從而最大程度地縮小人與人之間的天然差異，讓人的能力更加具有共同體的特征。

（作者系浙大城市學院校長）

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

史晉川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民營經濟的“56789”，即“50%的稅收、60%的GDP、70%的創新、80%的就業和90%的企業數量”。民營經濟能不能高質量發展，是事關中國經濟能不能高質量發展，以及能不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非常重要的經濟基礎之一。

一、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它不僅僅是一個發展的問題，它本身就是一個集改革與發展于一體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核心問題就是資源怎么優化配置，即資源在產業部門與地理空間的流動和優化配置。前者是工業化問題，后者是城市化問題，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經濟發展問題。資源配置涉及兩個方面：一是資源配置的主體；二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開始四十多年來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資源配置主體的民營化和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化，把民營化和市場化結合在一起的，實際上就是體制改革。

因此我們把資源配置問題與體制問題同時考慮，資源的產業配置、空間配置，即工業化、城市化與經濟發展背后的推動因素是什么？推動因素是資源配置主體的民營化和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化，這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從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得到很好的發展，實際上其背后體制變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因素，或者說帶有決定性。從馬克思主義角度來說也是一樣的，如果在一定的范圍內對生產關系作出相應的主動調整，對生產力的發展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包括民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一個大規模的制度變遷和高速經濟發展基本同步的過程。所以民營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改革和發展的偉大力量，而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過程當中，推動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堅持用改革來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二、推動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必須要打破新二元經濟結構

新二元經濟結構是跟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相比較而言的，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是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農村和城市分離、工業和農業分離的一種二元經濟結構，也就是“劉易斯二元經濟”。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我們在打破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出現了新的二元經濟。不管是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還是新的二元經濟結構，它的關鍵就是舊體制阻礙了生產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動，損害資源配置效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改革的一個很大紅利就是破除了計劃經濟當中的傳統二元經濟結構，促進了要素的自由流動，極大地解放生產力。但是我國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后，一個顯著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性障礙是改革不徹底所形成的新的二元經濟結構，即國有經濟部門與非國有經濟部門的分立。國有經濟部門實際上是實行了嚴格市場準入和產業管制的部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閉性的且具有壟斷地位。相比之下，非國有經濟部門是不存在市場準入及嚴格產業管制的，它基本上是開放的，且有著充分競爭。因此這樣一種新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非常重要特征就是要素流動的非對稱性。國有部門可以利用自己比較獨特的政治地位和資源掌控優勢，自由地進出另外一個非國有部門，但是，非國有經濟部門要想進入國有經濟所在的那些具有壟斷地位的產業部門，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等規定，民營企業要想進入上述部門，實際上仍然面臨重重障礙。我們可以觀察到從事現代服務業的“互聯網+”信息技術產業，國有經濟部門自由地進入，與阿里、騰訊合資，在下面設相應的公司。但我們沒有觀察到阿里、騰訊或京東可以主動進入國有企業進行合資合作。新二元經濟結構對要素流動造成了要素配置的扭曲和產業結構的扭曲，這是一種雙重扭曲。

當前很多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并沒有很好地理解黨的二十大精神，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上思想觀念嚴重落后，還存在著一些誤區。中央和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非常明確地提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要破立并舉，其中“破”的關鍵就是破除社會經濟運行中的新二元經濟結構，必須切實貫徹中央和國務院意見所講的“三個統一”。一是完善統一的產權保護制度，二是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三是維護統一的公平競爭制度。完善統一的產權保護制度，事關市場主體的權利，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事關市場的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維護統一的公平競爭制度，事關市場的監管和秩序，這三個統一是三位一體，不能分開來看的。

三、推動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必須要正確對待民營企業的創新

通常在談到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動時，大多強調的是鼓勵民營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很少會涉及民營企業的體制創新，即使講到體制創新也主要是鼓勵民營企業在微觀經濟層面企業組織和治理的創新。其實，民營經濟的創新同樣也包括民營企業在社會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層面的體制創新。改革開放的歷程充分表明，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和發展中作出巨大的貢獻，認為僅體現在“56789”等是遠遠不夠的。民營經濟發展中民營企業許多大膽的體制創新，同樣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

近年來在數字經濟迅猛發展的背景下，許多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過程中，突破了原有的市場準入、產業規制和行業監管，使得國家及有關部門針對民營企業創新活動，出臺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在規范民營經濟創新活動的同時，也給民營企業的創新帶來了極大困擾。這一問題在近些年平臺經濟反壟斷中尤為突出，究其原因就在于沒有能夠更加全面地看待和正確對待民營經濟的創新活動。

在數字經濟領域平臺經濟迅猛發展，民營企業通過大量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突破了原先的市場準入和行業監管等體制壁壘，這是帶有體制創新意義的民營企業創新活動，可以稱之為“新技術—舊體制”和“新模式—舊體制”的沖突。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民營企業的這種體制創新活動對體制的沖擊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同樣也并不一定都是不合理的，這種體制沖擊的效應其本身也具有雙重性質。

民營經濟的平臺企業利用技術創新沖破原體制的束縛，從而大規模進入原體制下產業準入存在很高的政府管制壁壘的行業（例如金融、自媒體等）。平臺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大大降低了創業的制度成本（交易成本），極大地激發了民間萬眾創業的熱情和積極性（例如電子商務、網約車等）。 創新使得在原體制下被抑制或未被開發的市場需求得以極大的釋放，給利用新技術進入市場的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同時推動我國經濟在數字經濟的發展中迅速躋身世界前列。當然，民營企業的平臺經濟創新活動也存在著一些對體制的不合理突破。例如，大數據收集、整理、使用中的客戶隱私，大數據使用中的算法與定價的價格歧視，平臺經營中的限制競爭行為，利用大數據對于消費者的一些過度的信貸誘導等。還有一些可能是在合理與不合理之間，比方說資本充足率等。

因此，政府對待民營經濟創新活動對體制的突破，必須要認清創新是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命線，要分清兩類不同的體制創新效應。對民營企業合理的體制創新及突破，要通過深化體制機制的改革，完善法律、法規和政策，及時認可和保護民營企業的創新。對民營企業創新活動對體制不合理的突破，在及時監管規范的同時，必須嚴格依法辦事，改進監管規范的方式。政府在反壟斷抑制不正當競爭行為時，一定要積極探索新行業新領域的新規律，不僅要做對的事情，還要用對的方式去做事情。政府在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范資本無序擴張時，必須正確地識別和區分民營企業在不同產業領域運用資本進行的各種創新活動突破體制束縛的雙重效應，該亮紅燈亮紅燈，該亮綠燈亮綠燈，亮錯紅燈的地方，也要及時發現改成綠燈。

創新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原動力，也是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及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命線。針對新技術突破舊體制束縛的雙重效應，要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范的同時也更好地鼓勵民營企業創新，通過這種創新來實現民營企業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

（作者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兩個先行”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

白小虎

浙江省第十五次黨代會明確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奮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現代化先行”?！皟蓚€先行”充分體現了全面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浙江生動實踐的高度政治自覺，忠實踐行“八八戰略”，樹立中國式現代化省域范例?！皟蓚€先行”奮斗目標，與黨的二十大“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具有高度的理論一致性?！皟蓚€先行”既立足于浙江省情、中國國情，也符合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共同富裕先行”為中國式現代化增加了新的普遍性內容。

一、“兩個先行”是一個有機整體，一體推進“兩個先行”符合社會主義演進的發展規律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在省域層面率先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實現路徑

共同富裕、現代化分屬于不同的范疇。共同富裕這一概念屬于社會主義范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作為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目標，指出這一理想社會的制度特點，指出了人與人基本的社會關系，即人的發展在機會和權利上的充分平等和全面發展，并得到社會主義制度（生產關系）的保證。省域現代化這一概念則屬于現代化范疇?，F代化是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普遍的發展目標和發展進程。通常而言，現代化表現為由最先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通過世界市場擴張而引發的其他民族和國家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和民主化而實現經濟社會結構轉變的過程。因而，現代化是以生產方式變革和生產力進步為中心的社會變遷進程，隱含了不同生產關系（基本制度）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社會主義范疇和現代化范疇都是世界進程。社會主義五百年歷史表明，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下采取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均離不開具體國情。各國必須結合自身國情來確定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案，世界范圍內沒有定于一尊的社會主義成功范式。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理想目標，各國必須自主獨立加以探索，而不可照搬其他國家的經驗?，F代化范疇也是世界進程。在世界范圍內擴散的現代化是資本驅動的現代化。馬克思在肯定資本主義現代化成就的同時，也揭露、批判其殘酷之處，并且指出，社會主義必將以一種更高的生產力和更合理的生產關系的現代化替代資本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和現代化都不能脫離一國的歷史制度條件，否則社會主義就無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會踏入模仿式、依附式現代化造成的發展陷阱。

浙江省第十五次黨代會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高度，準確地把握了共同富裕和現代化兩者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和浙江市場先發、改革先行的省情，提出把共同富裕示范和率先實現現代化有機結合一體推進的“兩個先行”奮斗目標。一體推進“兩個先行”遵循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浙江工作的指示精神，充分體現了“國之大者”和浙江使命，是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的省域范例?！皟蓚€先行”是一個各有側重的有機整體，體現浙江的特色與先行優勢。共同富裕示范區既是浙江的戰略使命，也是浙江不可替代的優勢，是浙江“努力建設展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窗口”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從發展充分性角度來說，省域現代化只是現代化的一個側面，唯有加上“共同富裕先行”，“共同富裕先行”與“省域現代化先行”結合，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浙江省委第十五屆二次會議提出“把扛起中國式現代化浙江使命與奮力推進‘兩個先行結合起來”，是浙江創造性將中央精神與省情相結合的成果，充分展示浙江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的工作作風。

二、“八八戰略”的率先探索把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現代化的

一般進程相結合，奠定了“兩個先行”的實踐基礎

“八八戰略”是一個管總的全面系統開放的理論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省域的全方位探索。浙江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因快速發展而率先面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浙江省委第十一屆二次全會作出了“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決定”，明確了浙江新世紀新階段的奮斗目標?！鞍税藨鹇浴边M一步探索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方位的省域現代化?！鞍税藨鹇浴睂嵤┖?，又作出了“活力浙江、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綠色浙江”五大決策部署，形成了一個“八八戰略”總戰略與五大戰略部署相輔相成的布局。浙江率先在省域范圍內創造性地完成了“五位一體”區域現代化戰略布局，成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先行者。

二十年來“八八戰略”得到深入實施，初步解決了浙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浙江進行共同富裕先行探索提供理論指導?！鞍税藨鹇浴睆娬{要發揮浙江八個方面的優勢，其中，首要的便是發揮浙江的體制機制優勢，大力推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效解決浙江“成長的煩惱”。

“八八戰略”立足于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著眼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增強浙江發展優勢?！鞍税藨鹇浴卑严劝l優勢和后發優勢相結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出了一條先富帶動后富的路子。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時把浙江廣大老百姓那種傳統悠久的“無中生有”闖市場辦企業、自主創業的民營經濟稱作“民本經濟”。群眾創業主體不斷擴展，發揮主體能動性投入市場化、工業化的進程正是先富帶后富的過程。公有經濟是以人民為中心、以公共利益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成分，也是一種“民本經濟”。眾所周知，浙江不僅民營經濟發展得好，公有制經濟也一樣發展得好。民營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在“民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標和路徑上也都是一致的。民營經濟由小到大發展，致富的人群從一個家庭、家族向村莊、鄉鎮擴展甚至超出浙江，“地瓜經濟”藤蔓帶動了更多人致富，致富的共同體不斷擴展。浙江的農村工業化和市場化歷程充分表明，民本經濟的資源和組織方式根植于公有制經濟的土壤中，公有制經濟是各種小范圍富裕共同體擴展為更大規模共同體以至于全社會共同體的“粘合劑”。民本的民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雙向賦能，這是一條先富帶動后富的現實路徑。

三、民營經濟是“兩個先行”最大的特色資源，要充分發揮

民營經濟主體作用，以自身高質量發展推動實現“兩個先行”奮斗目標

“八八戰略”二十年來的經驗表明，發展民營經濟是先富帶動后富現實的有效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民營經濟無疑是浙江發揮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探路的必然舉措。在“兩個先行”的進程中，還需要發展壯大更多、更高質量的共同富裕共同體，還需要為民營經濟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更完善的發展環境。

對于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關注三個方面。一是要引導和支持民營經濟自覺主動現代化轉型。不論是大型企業還是個體小微企業，相當一部分企業還沒有完成從古典企業向現代企業的轉變，都面臨著如何適應數字化時代的組織、經營、管理的現實挑戰。民營經濟應該主動擁抱數字化，同樣要把數字化轉型看作是關乎生存的戰略投入，而不能局限于短期成本-收益的權宜應對，要不失時機地完成從數字化適應到數字化轉型的轉變。二是放大民營經濟對創新強化和開放提升的主體作用。在民營經濟現代化轉型的同時，應關注如何創造條件引導和支持民營企業在全面轉入創新驅動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如何創造條件使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中有一席之地，如何支持和引導大型科技型民營企業成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主體，如何支持和引導民營企業在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中發揮主導作用。三是要拓寬民營經濟發揮作用的領域，為民營經濟開放更多綠燈。在基礎設施等關鍵的公共經濟領域，科教文衛等事業領域，健全法律法規，引導和支持民營經濟發揮促進共同富裕和省域現代化的民本作用。四是暢通民營經濟與國有、集體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合作形成共同富裕共同體的渠道。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的保障體系，鼓勵民營經濟的資本、技術等要素與公有制經濟混合搭建鄉村振興、山海協作等公共產業平臺，形成更大規模帶動更多市場主體參與的共同富裕共同體，通過產業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區域發展差距。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

現代化的中國話語體系建構

何顯明

黨的二十大報告立足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重新提出和詮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命題，標注了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時代方位，也為建構和傳播現代化的中國話語體系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中國式現代化命題的歷史性和世界性話語創新意蘊

眾所周知，國際社會流行的現代化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是西方社會建構的。一方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西方社會率先進入的工業文明代表了人類文明進步的走向，因而依據西方經驗概括的話語體系蘊含著諸多現代化變革進程的普遍性規律，或者說現代性的一般性規定；另一方面，這種局限于早發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和實踐經驗的話語體系，并不具有其宣稱的普適性意義。西方學者布萊克、艾森斯塔特等都曾以現代性與現代化的界分以及“多元現代性”的闡釋來否定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成見，亨廷頓有關“現代性有助于政治穩定，而現代化卻孕育了不穩定”的著名論斷也揭示了實現現代性過程的復雜性及其路徑的多元性。問題在于，當西方建構起以維護其霸權利益為主旨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將全球各個角落都卷入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并借助于其建構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極力向全世界推銷其制度模式和價值觀念時，客觀上嚴重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道路探索的自主空間，并極大地消解了非西方社會自主性地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文化自信和戰略定力。長期的文化殖民在很大程度上已使西方現代化話語霸權內化為某種心理秩序，導致非西方社會即使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使本國的發展深陷困境，也無法質疑西方經驗的普適性，更無力抗拒西方建構的服務于其霸權秩序的現代化話語體系，相反，西方國家卻可以通過給這些國家貼上“失敗國家”之類的標簽輕松地化解西方理論與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緊張關系。

從理論上講，任何一個進入了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其現代化實踐或多或少都蘊含著某些獨特的經驗，也給現代化過程和成就注入了一些本土的文化因素，因而都可以標注出本國特色的現代化方案。但受經濟規模的限制，大部分二戰以后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即使凝練概括出某些不同于早發國家的現代化經驗，也不足以構成對西方現代化話語的挑戰。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足以產生世界性影響，并深刻改變著全球現代化的版圖。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西方大肆張揚“普世價值”“歷史終結”話語的背景下堅定不移地自主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創造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很自然地構成了西方現代化話語霸權自建構形成以來遭遇的最大挑戰。中國現代化方案出場的特殊背景，以及中國方案蘊含的西方現代化話語難以涵蓋的豐富實踐經驗和制度性成果，為打破西方現代化話語的思維定勢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思想視野的束縛，建構現代化的中國話語體系，創造了歷史性的機遇。

二、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道路、中國方案的話語表達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一直以革命話語與現代化話語兩大話語系統的交替使用來表達民族復興的意涵。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逐步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受左的意識形態的干擾，社會主義實踐一度偏離了以現代化建設為核心的發展導向。改革開放實踐完成的最重要的撥亂反正，就是推動社會主義實踐重新回歸現代化這一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鄧小平一再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是“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1979年鄧小平多次使用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的表述。聯系到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的局面，以及鄧小平曾經說過的“現在雖說我們也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顯而易見，無論是鄧小平當年特意強調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初表述，從話語建構上講都具有防御性話語的屬性，側重的是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式現代化特定的目標追求和道路選擇。這一話語體系的建構在理論上一直存在著現代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緊張關系，面臨著西方以現代化目標和過程的普遍性質疑“中國特色”正當性的壓力。而在話語的傳播上則長期面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同世界主流話語對接的困難，無法及時將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轉化為國際社會熟悉的話語?！爸袊浆F代化”命題在新的語境中提出，預示著中國話語體系建構策略的重大調整，那就是突出中國道路、中國方案對實現現代化這一人類文明進步的共同命題的重要貢獻。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顯然，中國式現代化話語，強調的是中國對現代化這一人類社會進步共同命題的探索，回答的是世界之問、時代之問。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具體表征，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是現代性的普遍性規定的中國表現，它遵循著現代化進程的普遍性規律，追求著現代化進程所體現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更具體地講，中國式現代化，是對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的自覺追求，是對現代性實現方式的自主性選擇。話語的建構和傳播，從來不是自說自話、自言自語，只有共同的語境、共同的話題，才能讓潛在的溝通交流者依托共同的語言，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對話機制?，F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共同的命題，無論是發達國家對現代性的反思，還是發展中國家對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擺脫貧困的苦苦追求，回答的都是“什么是更合理的現代性，怎樣才能實現這種現代性”的問題。在我們還無法左右國際輿論議程設置的條件下，我們只有聚焦現代化這一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在同一語境中同世界各國展開現代化的對話，才能將現代化的中國方案、中國經驗、中國智慧滲透到全球現代化話語傳播體系中去，進而一點一滴地呈現出現代化的中國話語的影響力。

三、中國式現代化為建構現代化的中國話語體系提供了豐富素材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這一全新的重要論述預示著中國式現代化在現代化的道路、制度上的種種不同于早發國家的選擇，并不只是中國特有的僅僅限于中國的經驗，而是凝結著在一定范圍內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豐富內涵。

一是中國式現代化反映了后發國家現代化面臨的共同挑戰，是積極應對后發境遇的必然選擇。后發實際上建構了一個特殊的現代化時空境遇，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講，后發既有一定的優勢，也必然存在著早發國家沒有遇到過的現實挑戰。譬如，早發國家普遍借助于全球范圍的殖民掠奪完成了資本積累，是全球的資源支撐起了歐美幾個少數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后發意味著所有發展中國家永久性地喪失了這種資本積累的條件，而且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必須在西方長期掠奪所造成的一窮二白資源條件下開啟現代化進程。后發的時空境遇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動力最初都是從外部注入的，現代性因素積累的匱乏，以及西方國家建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將它們拋入邊陲性、依附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后發社會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政府的組織動員來克服后發劣勢，創造現代化的起始條件。后發還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是一種并聯式的現代化。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就曾指出：“在歐洲和北美，現代化進程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在一個時期內一般只解決一個問題或應付一項危機。然而，在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央集權化、國家整合、社會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以及社會福利等諸項問題不是依次，而是同時出現在這些國家面前。早期現代化國家對晚期現代化國家的‘示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們的期望，爾后又加劇了人們的挫折感?！辈⒙撌降默F代化雖然可能會加快現代化的步伐，但也使后發社會遭遇了更多的風險挑戰和抉擇，極易發生社會各個領域發展的扭曲、失衡。從新型政黨制度到全過程人民民主，從政府有為、市場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在道路和制度建構上作出的一系列獨特選擇，從后發境遇的視角來審視，無疑切中了后發國家現代化面臨的諸多共同挑戰，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選擇提供了新的參照。

二是中國式現代化深刻地反映了大國現代化的特殊境遇。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全球涌現出了一大批人口過億的大國。這些國家加入到現代化進程中來，其引發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調整，及其給全球生態系統帶來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大國崛起給全球秩序帶來的不確定性更是引起了普遍性的關切。中國作為人口最多的超大規模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種種挑戰，正是大國現代化難題的集中體現。人口規模巨大，帶來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人口規模與資源稟賦不對稱，它直接決定了這些國家無法復制發達國家建立在大規模消耗全球資源基礎上的現代生活方式。大國發展的地緣政治效應，也決定了在后殖民時代，必須堅決摒棄早發國家那種以鄰為壑，將全球帶入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的發展模式，否則就會使全球長期陷入動蕩不安的局面。同時，大國要形成可持續發展能力，也迫切需要充分發揮人口規模、市場規模的優勢，健全相對完整的產業經濟體系。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到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重要選擇，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審視，對于人口大國來說無疑呈現出了某種普遍性意義。

三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社會超越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現代化局限的重要探索。從空想社會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福利國家到后現代主義，校正和超越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現代化弊端，一直是人類文明進步進程中重大的歷史主題。中國既有過實行計劃經濟的經歷，又獨辟蹊徑開創了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道路，由此形成并逐步完善的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將有可能在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基礎上促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發展上取得歷史性突破，從而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自己的貢獻?？傊?，中國式現代化在發展道路和制度建構上一系列不同于早發國家的選擇，蘊含著諸多豐富和完善人類現代化道路選擇的實踐經驗。這就要求我們立足人類社會現代化、全球化的整個歷史進程，著眼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充分挖掘中國式現代化積累的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內涵，將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中國方案、中國經驗轉化為現代化的中國話語，為開創人類現代化的新局面、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出中國獨到的思想智慧。

（作者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院長）

中國式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的耦合

胡承槐

科學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命題是全面地、系統地、準確地理解、把握黨的二十大報告精神、黨和人民在未來三十年中“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這一根本任務的關鍵。對于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命題，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字面上直觀地加以理解，而要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綜合地加以理解，更要從哲學上加以理解。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集合體

在現有的話語體系中，現代化普遍性內容基本上是由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所提供的，現代化或說現代性的一些質性規定，如世俗化、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私有資本、理性、科學、市民社會、獨立個人、民族國家體系、民主、法治等等都是在西方國家現代化歷史發展的基礎上生成和闡發出來的。進而，由于西方國家率先進入現代社會，且在因率先現代化而帶來的對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強勢地位的加持下，西方國家的現代社會的上述現代化特征便獲得了普遍性外觀，并成為后發現代化國家所需遵循的范式，西方國家也因此獲得了發明現代化普遍性的“專屬特權”。用柏拉圖以及黑格爾的說法，西方國家現代化經驗不僅是一種現象性的特殊存在，而且同時是一種本質性的普遍規定。借用朱熹的更為形象的“理一分殊”“月印萬川”的說法，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就成為了天上的也是唯一的那個月亮，而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則只是一種特殊性存在，是分有或摹寫天上那個月亮的普遍性或本質的月亮，也就是與天上唯一的月亮對應的千萬條河道中的眾多月影。這種思維方式最為典型的反映就是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比如胡適的“全盤西化”說。

毫無疑義，我們不能依照上述思維方式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命題，把中國式現代化僅僅理解為“分有”“摹寫”西方現代化經驗的所謂本質之后的特殊存在，同時，還需特別加以指出的是，也不能把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命題中的“中國式”僅僅理解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與西方國家的相異性。當然，“中國式”一詞，天然地包含著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的相異性、特殊性，這點是不錯的，但僅僅停留于此，則不僅沒能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最為根本的本質含義，而且還會落入把西方式現代化提高到現代化范式唯一性，即把西方式現代化當做唯一具有普遍性的范式而把中國式現代化限制在只配享有現代化特殊性這樣一種話語陷阱中。

那么，我們該如何更為準確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概念、命題呢？首先，我們應把現代化的普遍性理解為一個建構性概念，即它不是天然地存在的絕對實體，而是歷史地生成和不斷構建起來的理論抽象。其中，由于西方國家最先進入現代社會，故而，在構建現代化普遍性的過程中，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經驗貢獻最大。中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理當汲取西方式現代化經驗中的合理因素，諸如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等。同時，正是由于現代化的普遍性是不斷構建起來的，故而，我們不應將由西方的特殊經驗上升而來的普遍性神化、絕對化，而應該把它理解為可修正的、且在具體歷史進程中必須加以修正的行動理念。隨著整個人類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升，不僅西方國家可對現代化普遍性加以不斷地創新、補充和修正，同樣，后發現代化國家也可以對現代化普遍性加以不斷地修正、補充和創新。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命題中的“中國式”一詞，還是類型學、比較學（研究）意義上的范疇，即“中國式”是與“西方式”相對應、相并列的概念，中國式現代化同樣具有類型學意義上的范式含義，與西方式現代化概念一樣，是現代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體。而且，由西方國家率先構建起來的現代化普遍性的那個月亮，并不是十五的月亮，這個月亮需要加以不斷的修正和補充。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命題中的“中國式”，就是指我們給予修正和補充上去的那些現代化普遍性成分。對此，我們應當有充分的自信。

二、中國式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的耦合

中國式現代化所提供的普遍性內容是十分廣泛的，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也反映了現代化的普遍性，即現代化的演進必然與共同富裕耦合。隨著現代化一般進程的推進，尤其是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社會財富隨之普遍地得以增加，進而讓整個人類社會擺脫財物不足的困局而進入富裕狀態成為可能和現實。只有現代化以及與現代化的全球體系緊密相聯系，才能讓人們變得富裕起來，這就是現代化的魅力所在，也是現代化由點到面向全球擴散開來的重要緣由之一。然而，在西方式現代化進程中，盡管西方國家的人們已進入“普遍富?！标P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財富狀態是一種普遍富裕狀態而不是共同富裕的詳細討論，參見拙作《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看共同富裕的底層邏輯》（載《治理研究》2022年第1期）和胡承槐、陳思宇的合作《關于共同富裕的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思考》（載《浙江學刊》2022年第1期）。這里僅指出這樣一點內容：發達國家相對于不發達國家，大家都富裕，且中間階層比較龐大，但還不能稱之為共同富裕。的狀態之中，但是，其發展模式的普遍性含義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不斷下降：其一，西方式現代化雖然由于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的長期發展，以及工人運動的持續壓力而解決了普遍貧困，但因其現代化過程始終處于私人資本主導之下，而未能解決財富向私人（大財富擁有者）集中的趨勢，社會大眾尤其底層勞動者的相對被剝奪感始終伴隨著整個現代化過程，并在經濟發展周期的低潮時期轉化為激烈社會矛盾；其二，西方式現代化條件下的“普遍富?！边€建立在國際掠奪、國際剝削的基礎上，海外的高額利潤的回流始終是西方國家財富積累的重要一環，一旦離開海外高額利潤回流，西方國家的財富大廈即便不會崩潰，也絕不可能有今天這么龐大。這兩點，第一點為一切社會主義者所詬病、所反對，第二點，為一切國際主義者所詬病、所反對。不僅如此，由于西方式現代化國家帶有私人資本主導和國際掠奪、國際剝削的先天基因，而無法被絕大多數后發現代化國家所模仿和沿襲；因為，如果承襲第一點，絕大多數后發現代化國家將無法深度動員整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無法解決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問題，而無法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水平；而第二點則根本無法模仿和承襲，因為絕大多數后發現代化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處于被掠奪、被剝削的地位，你掠奪、剝削誰去？掠奪和剝削被掠奪、被剝削者，又于心何忍？故而，中國式現代化必然是既包含西方式現代化范式所提供的普遍性諸如市場化、工業化等因素，又超越西方式現代化范式的新型現代化范式，體現在財富分布上，中國式現代化將超越西方式現代化的“普遍富?！睜顟B，而走出一條共同富裕的道路，建構起共同富裕的社會狀態。換言之，中國式現代化范式與共同富裕是耦合的，因為只有走出一條共同富裕的道路，構建起共同富裕的社會狀態，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命題才得以完全成立，才能真正為人類現代化提供新的普遍性。

概而言之，中國式現代化是構建共同富裕社會狀態的現實條件和宏觀背景，共同富裕則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要求、現實內容，二者之間具有互相支持、互相成就、互為約束條件的辯證關系。

三、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的推進路徑

首先必須指出，由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與構建共同富裕社會狀態有互相成就、互為約束的辯證關系，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一般進程諸如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科學化等等也就成為推進共同富裕的一般條件，亦即是說，構建共同富裕社會狀態不僅不能脫離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科學化的一般進程奢談共同富裕，而且必須以現代化一般進程為背景并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來構建共同富裕社會狀態。

進而，當我們以現代化的一般進程為背景討論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裕時，一個繞不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和對待（私人）資本。眾所周知，現代化的最初發軔是以（私人）資本的生成為標志并在（私人）資本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F代化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根本特征是資本支配勞動，在以資本支配勞動為本質特征的生產勞動方式條件下，最好的社會后果是“普遍富?！?，而不是共同富裕，因而，推進共同富裕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必須對（私人）資本支配勞動的生產勞動方式加以改造。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推進的具體路徑主要有以下兩個層面：

一是微觀層面農村共同富裕的路徑問題。在中國廣大的基層社會尤其是農村和城鄉結合部那些傳統社會結構保存得比較好和集體資產比較豐厚的村莊和社區，有著眾多的共同富裕案例，比如曾經輝煌現在已破落的或處境艱難的大邱莊、華西村，現在依然興盛的南街村，長盛不衰的奉化滕頭村，近來發展勢頭正盛的武義后陳村等。這些比較典型的案例都有以下幾個共同的特征：村社結構比較穩定，村民比較團結；擁有一定的集體資產；有一個或數個能人、強人帶頭；充分利用和融入外部市場經濟關系，直接引入現代工業生產力；內部集體勞動、集體經營；在內部微觀層面建立起勞動（勞動者集體）對資本的支配關系，生成共同富裕的財富分配關系。這條以宏觀層面市場化、工業化發展為背景的基層微觀層面的共同富裕之路，在理論上講，具有廣泛的可復制性，不過在現實的實際生活中，可復制推廣的范圍、程度依然有很大的限制，其限制主要來自基層社會要同時具備以上五個方面的條件比較困難。

二是宏觀層面全社會共同富裕的路徑問題。宏觀層面推進共同富裕的問題更為復雜，主要有三個方面的障礙必須加以克服。第一個障礙是傳統社會結構的結構性差異問題。眾所周知，今天依然存在的傳統社會結構帶有強烈的職業身份等級屬性，它有三個層次，即干部（公務員）階層、城市居民階層、農村居民階層，這三個階層的權利和義務有巨大差別，財富收入的差別也很大，這種差別與身份制或半身份制相聯系就成了一個大問題。第二個障礙與前一個障礙有著一定的關聯，但發生在經濟領域內部，即公有經濟單位與非公經濟單位職工收入的差異基本在兩倍左右。造成這兩種差異的核心因素都是身份問題，而不是市場的問題和能力的問題，故而，要改變這種系統的結構性收入差距問題，當深化社會體制、經濟體制改革，以深化改革為抓手，逐步邁向共同富裕。第三個障礙是資本與勞動關系中資本強勢地位問題。這里又分為兩個具體問題，一是企業內部的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的關系問題。勞動所得在整個GDP占比過低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盡管這些年有所改變，但在世界上仍屬偏低的國度，仍然需要花大力氣加以提高。二是資本無序擴張的問題。不論是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的資本強勢問題，本質上都是一個如何管控的問題。不應習慣性地將市場與管控對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告訴我們，市場自由與有效管控之間是可以找到平衡的。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名譽院長）

（責任編輯：徐東濤）

基金項目：

浙江省第十五次黨代會精神研究闡述專項課題“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現代化先行的關系研究”；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共同富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浙江實踐”（編號：ZX24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