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發展的新特征

宋國友

【關鍵詞】全球經濟 經濟全球化 新特征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全球經濟在遭受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后，一些原有的發展模式已經被打破，全球經濟再平衡在波動中緩慢修復。近幾年，受大國競爭加劇、新冠疫情以及烏克蘭危機等不確定因素影響，全球經濟發展面臨更大力度的調整，明顯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特征。有些特征與之前的經濟發展特征高度關聯、但又有新的變化，有些則是近幾年新出現的；有些特征是經濟因素本身所帶來的，但有些是經濟因素之外的因素所導致的。這些新特征既反映了全球經濟發展的深刻變革，也成為影響未來全球經濟發展方向新的趨勢性動因。把握這些特征，對于更好理解全球經濟變局的邏輯、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以及更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全球經濟發展不利因素增加，低速增長將長期存在

總體而言，全球經濟呈現出低速增長的特征。如果以十年為統計周期，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全球經濟增速分別為5.2%、3.8%、3.2%和3%。進入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和第二個10年，全球經濟增速分別為3%和2.4%，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走低態勢。估計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全球經濟增速將在2%到3%的區間。引發這一特征的直接原因是美歐兩大經濟體增速都呈現出下降態勢。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的十年平均增速分別為4.2%、3.2%、3.3%、3.4%、1.8%和1.6%。上世紀70年代以來，歐元區經濟十年平均增速分別為3.5%、2.4%、2.3%、1.2%和0.6%，下滑態勢更為明顯。由于美歐經濟增速最近二十年共同放緩，全球經濟也相應呈走低態勢。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中國經濟上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平均增速分別為5%、6.2%、9.4%、10.5%、10.6%，呈現出顯著的上升態勢。①但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受諸多因素影響，經濟增速放緩。

21世紀全球經濟增速下滑的直接原因是兩次危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了1.3個百分點，直接拖累了第一個十年的經濟增速。這一場危機也因此被稱為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特別是歐元區國家，走出全球金融危機不久后就又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導致其2012年和2013年經濟陷入了長達兩年的負增長。更大的挑戰在于全球經濟尚未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而實現強勁增長，又遭遇了新冠疫情引發的第二次大危機，再度陷入衰退的深淵。

未來不利于全球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因素更為明顯。首先，全球經濟發展如何真正消除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的雙重沖擊，理順要素供給以步入到穩定正常的相對確定狀態，這需要很長時間，仍存在較大的挑戰。對全球經濟而言，甚至對人類社會而言，疫情沖擊是全領域、全議題和全方位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各個國家在疫情之后發展經濟的理念、模式以及政策都有很大變化，這些變化對于全球分工以及宏觀經濟政策都提出了巨大挑戰。

其次，全球人口結構變化給經濟發展帶來挑戰。人口因素始終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經濟發展是人口發展的客觀表現。目前全球人口結構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趨勢性變化，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挑戰。一是勞動參與率問題。勞動參與率反映了適齡人口參加勞動的人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參與率越高，表明參與勞動的總人數越多；勞動參與率下降，則表明參加工作的勞動力總量相對減少。從全球范圍看，這一指標呈現出總體走低的態勢。20世紀90年代，全球勞動參與率穩定在65%左右。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緩慢下滑至62%，第二個十年該指標進一步下降至59%左右。二是人口深度老齡化問題。1961年、1991年和2021年，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比重分別為5%、6%和10%。據估計，到2050年，該數字將變成16%，呈現出加速老齡化的趨勢，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更大壓力。

最后，全球債務不斷累積，全球經濟可能陷入“債務陷阱”，誘發金融風險甚至危機。為應對疫情，各國政府都擴大了債務規模。2020年全球債務占全球GDP比率上升28個百分點，達到256%。全球債務目前保持在300萬億美元左右的規模。如何與高債務共處，同時有效管控高債務的風險，這是全球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新挑戰。對全球經濟而言，未來一段時間更為急迫的問題是如何在高通脹和高債務之間保持平衡。目前全球通脹壓力仍居高不下，各國政府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通脹。其中，提高利率回收流動性是必然選擇。但高利率引發經濟體系的普遍融資成本上升，將會抬高巨額債務的償息成本，給政府、企業和家庭帶來巨大挑戰。當債務利息接近或者超過負擔能力的臨界點，就會帶來金融、財政和經濟風險。這種風險哪怕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也是巨大威脅。

當然，全球經濟發展也出現一些積極因素，特別是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從技術層面推動經濟發展。但總體而言，考慮到上述結構性以及系統性的重大不確定性因素，全球經濟低速增長或將長期存在。

全球經濟發展“東升西降”和“南升北降”格局性變化持續

全球經濟總體發展格局依舊是“東升西降”和“南升北降”，但同時“東”“西”和“南”“北”各自內部的分化明顯，差距變大。在這一特征下，“東”與“西”、“南”與“北”的界限相對模糊，全球經濟格局迎來新的變化。

“東升西降”是指地理意義上的經濟中心繼續向東方的亞洲轉移，而美國和歐洲作為西方的全球經濟中心地位相對下降。②如果從次區域角度看，亞洲地區的東亞經濟占全球經濟比重持續上升，已經與北美地區GDP并駕齊驅，都占全球GDP28%左右。中國和印度的未來發展將不斷提升亞洲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中國GDP增速雖然與之前相比有所放緩，但繼續穩定地高于發達國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將有力推動亞洲經濟在數量和質量上提升影響力。需要說明的是，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亞洲經濟占全球經濟的比重會進一步提升至接近一半，而美歐相加約為40%。

“南升北降”是指經濟發展水平意義上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上升，而發達經濟體（全球北方國家）地位相對下降。以十年為統計周期，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速差值分別為0.1%、1.7%、0.2%和0.8%，相差不大。但21世紀的前二十年，前者與后者經濟增速的差值分別為4.6%和3%，增速差距拉開。從增長態勢看，“南升北降”只會強化，不會被逆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機構預測，2030年之前“南方”要比“北方”經濟增速高3%左右。

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長期趨勢不變，但原有模式遭遇挑戰，需要形成新均衡

商品、貨幣、人員、數據等經濟要素在世界范圍的跨境流動形成經濟全球化。冷戰結束后，各經濟要素從美蘇兩極對抗的束縛中擺脫出來，在全球范圍快速流動，推動了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到21世紀的前十年，甚至出現了“超級全球化”的現象。各國普遍對經濟全球化熱情高漲，信心十足。但受新冠疫情沖擊，全球貿易、投資、人員流動等關鍵指標急劇下挫，加深了各經濟體對經濟全球化的憂慮。

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長期趨勢不會改變。經濟全球化不是一個一段時間有、一段時間無的周期性現象，而是一個跨越周期、不斷向前發展的長期歷史進程。經濟全球化的現狀或者說“存量”已經成為內嵌于當前世界經濟體系的內生性因素，是所有經濟體開展經濟活動的前提性條件。經濟全球化可能在特定時間點因為特定事件的影響而表現出“多”或者“少”的變化或者釋放出 “強”或者“弱”的力量，但不可能出現長時間的單向大幅后退。一國經濟更不可能從經濟全球化中完全撤離，因為這意味著本國經濟結構的艱難重塑，意味著很長一段時間的經濟衰退。經濟全球化本身有著極大的韌性。在短時間內，經濟全球化或許遭遇一定的退潮和逆風，但總體上展現出前進和擴展的態勢。即便遭遇新冠疫情這一突發事件的沖擊，2022年全球貿易、投資、人員交往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升，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原有經濟全球化模式正在遭遇挑戰。新冠疫情的沖擊進一步放大了金融危機后仍舊存在的三大失衡問題。一是經濟要素全球流動和一國政府能力之間的失衡。經濟全球化意味著經濟要素超越國界在全球范圍流動，各國政府一方面需要有經濟要素的獲取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有經濟要素穿越國境后的管理能力。然而，即便是對經濟大國的政府而言，完全具備這些能力也是很高的要求，更不用說大多數中小型國家的政府。一旦這一點上的失衡出現，國家經濟就可能出現嚴重問題，政府地位就會遭到損害，進而對經濟全球化產生抗拒。二是資本和勞工利益分配的失衡。經濟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是資本在全球尋求利潤所推動的進程，但同時需要勞工的全球貢獻和參與。如果兩者間的利益分配平衡，經濟全球化就能夠維系；如果兩者的利益無法平衡，經濟全球化就會出現障礙。目前，資本在經濟全球化利益分配中的比重過高，勞工階層的利益受到壓縮，由此產生了勞動者反抗資本，進而出現反對經濟全球化的現象。三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大國間利益的失衡。經濟全球化離不開大國的參與以及支持。如果大國尤其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大國能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得收益、增進福利，經濟全球化就能繼續向前；如果關鍵大國認為經濟全球化損害其利益，無論是相對意義上的還是絕對意義上的，其參與原有經濟全球化模式的熱情將會下降，進而希望通過推動新的經濟全球化來更好實現其利益。

經濟全球化因為失衡而遭受挫折，從而進行調整，是經濟全球化發展中的正?，F象。失衡過程中的各種矛盾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也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本身就是在發生不平衡、克服舊失衡、形成新均衡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發展動力，不斷向前拓展，并展現出新的特征。一是經濟全球化的經濟要素構成出現新的重大變化。商品、貨幣以及人員流動等傳統指標依然是衡量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指標，但難以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的新增要素。未來，信息和數據的全球化將成為判斷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新型指標。例如，以貿易觀之，經濟全球化每年增速緩慢。但以數據衡量，經濟全球化展現出與傳統指標不一樣的場景，迸發出強大的活力。全球跨境數據每年以數十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一定程度上逐漸替代了原有的國際貿易和出境旅游需求。數據全球化超越了有形的、同時也是有限的貨物、資金和人員全球化，極大地拓展了經濟全球化的原有空間概念。

二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國家力量發生變化。冷戰結束之后，美國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國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也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經濟全球化發展歷程看，如果中美兩國對于經濟全球化的認知較為一致，經濟全球化更容易發展；如果中美兩國對于經濟全球化的認知出現分歧，經濟全球化就會面臨障礙；如果中美兩國對于經濟全球化的方向出現對立，經濟全球化將會陷入停滯甚至短暫后退?？紤]到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中國支持經濟全球化的堅定意愿以及對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強大信心，未來中國將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這其實反映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越發凸顯，也越來越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

三是重塑經濟全球化的非經濟因素影響力提升。過去的經濟全球化主要受經濟力量的塑造和推動，重點圍繞著如何通過國際分工和供應鏈布局降低成本、提升經濟效率而展開。這種強調效率的經濟全球化邏輯有其合理之處，但也帶來了失衡，制造了不滿，并遭遇了挫折。特別是在經歷疫情沖擊及其所引發的全球供應鏈變動后，各國經濟體認為不能僅僅以經濟效率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或者第一指標，還要把經濟效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納入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經濟安全這一現實問題被更多國家所考慮，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能夠在經濟全球化中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因本國經濟脆弱性增加而導致的不安全。重視經濟安全本身是國家為了繼續參與經濟全球化并在其中進行自我保護的嘗試，并不必然意味著“去經濟全球化”。以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損害他國利益和全球經濟利益來實現本國經濟安全，才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真正傷害。在這個意義上，未來如何解決國家對于經濟效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合理關切，使經濟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將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命題。

美國愈發在意和維護其霸權地位，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的重要根源

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也是二戰后世界經濟體系的主要創設國，其在全球貿易體系、投資體系以及金融體系中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美國學界還構建了“霸權穩定論”的理論框架，用以論證美國對于全球經濟的重要性。該理論主張，美國作為全球經濟霸權，為全球提供了“公共產品”。國際經濟體系要穩定運行，離不開美國的霸權。無論美國之前是否發揮了這樣的作用，現在由于全球經濟中心正在東移和南移，一個愈發在意其霸權地位的美國，以及愈發借助于特權、使用各種非市場手段維護其霸權地位的美國，越來越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的重要根源。

一是美國為提升國內制造業競爭力，爭取制造業回流，近兩年制定了超大規模的產業補貼政策，極大阻礙了國際產業資本正常流動。2022年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通脹削減法案》，集中暴露了美國產業補貼傾向，給全球相關產業公平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損害了其他經濟體利益。在《芯片與科學法案》中，美國對半導體產業實施數百億美元補貼，以提振國內半導體制造能力，強化本國半導體研發領先優勢，打擊他國半導體發展?！锻浵鳒p法案》提供高達3690億美元的補貼，用以投資電動汽車、關鍵礦物、清潔能源及發電設施建設，借此扶植相關行業國內發展。這些補貼行為規模大，專項補貼性質較強，排他性和歧視性明顯，帶來了不公平競爭，增加了外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難度。其他經濟體明顯感受到美國借助相關法案為本國產業提供補貼的意圖，被迫也以擴大國內產業補貼的形式應對美國政策的沖擊，引發連鎖反應，加劇了全球產業政策競爭。

二是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戰，打造對華經濟遏制陣營，撕裂了國際經濟體系的完整性。美國對華貿易戰提高了全球工業品成本，增加了各國通貨膨脹壓力。美國對華貿易戰并沒有實現預期目標，經濟關系陣營化又成為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新選項。拜登政府意圖拉攏一些盟友國家形成新的經貿陣營，強化對華經貿封鎖圈，以此放大美國的對華經濟優勢，進一步擴大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規則制定權。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美國力推“印太經濟框架”，謀求在貿易、供應鏈、綠色經濟以及公平經濟等領域設定規則。美國為維護本國霸權所打造的經貿陣營，帶有明顯的“小圈子”色彩和“盟友化”特征，包容性不夠，排他性過強，試圖構建“弱中國化”甚至“去中國化”的新產業鏈分工體系。這種蠻橫的陣營切分對既有的全球經濟體系帶來負面沖擊，導致全球供應鏈、價值鏈和產業鏈遭到破壞，出現收縮甚至局部斷裂的情況。

三是美國把經濟關系武器化，頻繁對其他經濟體實施制裁，借助其在全球金融和技術領域的優勢，干擾全球要素自由流動。美國服務于本國外交目標，濫用霸權力量，越來越頻繁地對外使用經濟制裁這一武器，不考慮經濟制裁對第三方國家以及國際經濟體系正常運轉的影響。在烏克蘭危機中，美國不斷加大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的規模和力度，嚴重沖擊全球要素流動和體系穩定。在全球金融體系方面，由于美國對俄羅斯金融機構及其對外金融交易實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各國被迫限制對俄羅斯金融交易，以避免被美國“長臂管轄”，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紊亂和動蕩。在全球能源體系方面，由于美國聯合盟友禁止進口俄羅斯能源產品，誘發全球原油和天然氣等能源價格迅速飆升，導致部分能源進口國能源供應短缺。美國對外經濟制裁給其他國家以及全球經濟發展都帶來難以預測的不確定性。比如，歐洲遭遇了美國經濟關系武器化的沖擊，本地區經濟增長顯著放緩，通貨膨脹壓力進一步增加，民眾生活遭遇困難，制造業外流加劇。

四是美國聚焦于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貨幣政策給全球貨幣體系穩定帶來巨大風險。美國是美元發行國，美元又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問題在于，美聯儲制定貨幣政策的目標主要著眼于美國國內的經濟、就業和通貨膨脹穩定，不對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經濟體系穩定承擔責任。對國際貨幣體系穩定而言，當下和未來繞不過去的一個重大挑戰是美國在疫情暴發后所釋放的巨量貨幣流動性是否回收以及如何回收。一旦處理不慎，將會誘發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近期美國硅谷銀行倒閉及其所引發的全球金融貨幣體系震蕩，更可能是美國貨幣政策負面外溢性爆發的預警，而不是結束?！懊涝敲绹呢泿?，但卻是全球問題”這一全球金融體系的結構性錯配所帶來的風險將比尼克松政府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大。

維持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穩定及順暢，本是美國應承擔的責任，但現在看來，隨著全球經濟格局大變革大調整加速，一個霸權愈發衰落，但維護其霸權之意愿更為強烈的美國，其損公肥私、假公濟私的一面更為凸顯，對全球經濟的破壞性也更為突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進程中，全球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特征。全球經濟增長壓力增大、國家經濟發展分化嚴重、經濟全球化原有模式遭遇挑戰以及美國對全球經濟的負面沖擊凸顯這四大特征尤為明顯。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世界經濟的運行范式正在經歷深刻變革，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愈發突出。冷戰后以全球化、自由化和多邊化為導向的經濟運行范式不斷受挫，國家經濟發展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裂痕加深，全球經濟秩序受到沖擊。無論是主權國家還是跨國公司，都更加從安全的角度思考經濟問題，競相制定維護本國經濟安全的政策。經濟安全化的特征使得全球經濟不完全以效率優先為首要考慮，并限制了全球經濟根據市場規律進行資源配置。重歸市場邏輯，修復分工體系，促進大國協調，建立大致均衡的國際經濟體系任重道遠。

（作者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注：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經費資助】

【注釋】

①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作者自行計算。

②"Country classification"，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4"， 2014.

責編/銀冰瑤 美編/王夢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