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效應研究

鄭耀群，楊磊

■經濟學

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效應研究

鄭耀群，楊磊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71）

城鄉融合發展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路徑，而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與核心。通過建立多維度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權法對我國內地30個?。ㄊ?、自治區）2009至2020年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對城市向鄉村的要素流動程度進行了測度，建立基于時間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了勞動力、資本、技術和信息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效應。研究結果表明：1.中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整體上呈緩慢上升趨勢，在區域上呈現東部、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階梯型遞減的特點；2.要素流動能夠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且這種促進作用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3.要素流動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存在異質性。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城鄉融合；要素流動；異質性；空間溢出

我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黨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城鄉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經濟關系，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必須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道路?！笆奈濉币巹澲忻鞔_提出“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由此可見，如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將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文獻綜述

從城鄉統籌發展到城鄉一體化發展再到城鄉融合發展，城鄉關系的內在邏輯越來越清晰。學者李文宇通過對城鄉分割的原因進行深入剖析得出城鄉分割必然會逐步走向城鄉融合，城鄉之間必然存在不平衡的發展，城鄉融合絕不等同于平衡發展[1]。學者歐萬彬基于理念、方法、過程和結果“四維一體”的整體性視角指出：城鄉融合應將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共同的發展主體，并實現城鄉之間共生協調互惠發展[2]。學者林聚任和劉佳從空間社會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城鄉發展的不平等不僅是區域意義上的不平等，更是空間上的不平等，城鄉融合發展需要城鄉空間結構的優化融合，要遵循空間平等開放包容等原則[3]。學者黃錫生指出城鄉融合發展應以城鄉整體性為基礎，形成經濟、社會、空間、要素、產業生態等各個方面全面融合的新型城鄉關系[4]?？傮w來看，雖然學者們對城鄉融合發展內涵界定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但都認為城鄉融合發展理念拋棄了過去的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應將農村與城市放在同等地位，追求經濟、文化、空間、生態環境等全方面等值化發展，而非簡單的追求城鄉同一化發展。

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前提，是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的客觀要求[5]，是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城鄉融合發展以城鎮與鄉村資源要素流動為主線[6]113,城鄉要素的勢能差及功能互補性使各種要素可以在城鄉之間流動，城鄉間要素流動的方向、強度、方式等塑造著城鄉關系[7]1306。要素流動受市場配置資源規律的影響，總是持續從農村流向生產率和回報率高的城市，導致農村在城鄉要素競爭中長期處于劣勢地位，成為要素回流的洼地。近年來，隨著國家中心城市、城市圈的發展，勞動力、資金等要素資源進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大城市的虹吸效應凸顯，逐步成為承載資源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由此也產生了一系列大城市病、農村老弱化、農村居民點空心化等問題，使得農村對要素的吸引力更加弱化。加快城鄉融合進程，推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已是學界對于中國城鄉關系協調發展的共識。只有鼓勵推動城市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下鄉與農村的土地等資源有效結合，才能解決城鄉現有要素配置問題[8]。隨著農業稅的全面取消與城鎮落戶制度的開放, 勞動力要素可以根據收入、居住、福利等方面的需求差異在城鄉間自由流動[6]115，勞動力流動也能帶動其他要素的集聚、擴散和流動；資金流動多半伴隨著商品、服務等流動而流動，現階段城市為農村提供品類豐富的工業商品和服務，農村多提供相對低端的農產品和服務，進而導致資金在城市地區集聚，技術和信息要素的流動大多通過商品和服務來體現，伴隨著人口、資金和商品的流動[7]1301。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對要素流動與城鄉融合內在關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論定性分析的層面，也有少部分學者做了定量分析[9,10]，但大都測度的是省域或市域之間的總體要素流動，缺少關于城市和農村間的要素流動測度研究；其次，現有文獻大多關注農村要素向城市流動對城鎮化的影響，缺少城市要素向鄉村流動對城鄉融合的影響研究；最后，鮮有從空間視角研究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基于要素自由流動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尤其是要素需要從城市流向鄉村以支持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本文對城市流向鄉村的勞動力、資本、技術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動情況進行了測度，突破了以往主要關注農村要素向城市的流動；第二，基于空間的視角，建立空間杜賓模型分析城鄉間各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及空間溢出效應，并對東、中、西三大區域空間效應的異質性進行了研究，拓展了城鄉融合實證研究的視角和范圍；第三，從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角度提出了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建議，為相關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測度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1.指標設置的邏輯

城鄉融合是在體制機制和要素流動等方面實現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和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城鄉融合發展是一個多領域、全方位的全面融合概念，需要城鄉在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各方面實現共建共享共榮，其內涵包括經濟融合、人的融合、空間融合、社會融合以及生態環境融合。

城鄉經濟融合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選取了城鄉經濟總體水平、產業結構以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三方面來衡量城鄉經濟融合水平。人的雙向融合是重構城鄉關系、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最為關鍵的要素[11]，選取城鄉居民就業結構、人口質量以及城鄉人口的互動等指標來衡量城鄉人口融合。城鄉經濟結構的二元對立逐漸演化為社會結構的對立，城鄉基礎設施差異化、公共服務不均衡、文化認同感缺失等是城鄉社會結構不融合的典型特征[4]2209，從城鄉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對城鄉社會融合進行分析?？臻g是城鄉的共同載體，是城鄉關系演變的地理表達，城鄉人口和土地的城鎮化率、交通便利程度以及信息化水平都能體現城鄉在空間維度的融合水平。良好的生態環境有利于民生福祉的增進，城市相關產業的轉移會導致鄉村環境的惡化，重塑新型城鄉關系應當更加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本文從綠化覆蓋率、污染排放、環境治理等方面對生態環境融合水平進行衡量。

2.評價指標體系

基于以上分析，在遵循科學性、全面性、系統性及可獲得性原則下，構建了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包括城鄉經濟融合、人的融合、空間融合、社會融合以及生態環境融合5個維度共26個測度指標，見表1。

表1：城鄉融合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

（二）研究對象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我國30個?。ㄊ?、自治區），不包含西藏和港澳臺地區?？紤]數據的可得性，樣本區間確定為2009年至2020年，數據來源于2010年至2021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各年統計年鑒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個別年份缺失數據根據線性插值法計算補齊。

（三）測度結果分析

熵權法是根據指標熵值的權重來評價指標對整個系統的影響程度，熵表示系統中某項指標的差異化程度。整個賦權過程客觀準確，計算結果能夠反映真實情況。本文采用熵權法對全國及30個省份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測度結果如表2所示。

表2：中國內地30個?。ㄊ?、自治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

1.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時序演進分析

從全國層面來看，2009年至2020年中國城鄉融合水平呈上升趨勢，從2009年的0.133提高到2020年的0.177，增速為33.08%，年均增幅為2.66%。尤其是2009年至2015年，這一期間的城鄉融合指數年均增幅為4.53%，是城鄉融合的快速增長階段，這主要是因為“城鄉統籌發展”“城鄉一體化”戰略提出后，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措施，包括健全惠農政策、建設美麗鄉村等，促進了城鄉間要素的流動，增強了農村發展的活力。2015年之后城鄉融合發展的增速明顯減慢，年均增幅僅為0.42%，這和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及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有關。

分維度指數來看，城鄉經濟融合指數從2009年的0.025增加到2020年的0.040，增長幅度為61.68%。城鄉人口融合指數從2009年的0.023增加到2020年的0.028，增長幅度為22.66%。城鄉空間融合指數從2009年的0.031增加到2020年的0.032，增長幅度為2.27%。城鄉社會融合指數從2009年的0.023增加到2020年的0.046，增長幅度為97.38%。城鄉生態環境融合指數從2009年的0.0311到2020年的0.0310，增長幅度為-0.08%。五個分維度指數中，城鄉社會融合指數值最高發展最快，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國家對農村居民基本養老、基本醫療等投入不斷加大，城鄉社會保障差距逐漸縮??；但城鄉人口融合指數最低且發展相對較慢，說明城鄉在人口的共融方面還需要加強。城鄉融合結構表現為社會融合、經濟融合、空間融合、生態環境融合、人口融合水平依次遞減的特點，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圖1：2009-2020年城鄉融合分維度指數變化趨勢

2.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空間演進分析

從空間維度來看，中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區域差異明顯，呈現東部、中部、東北、西部地區的階梯型遞減的特點。由圖2可知，東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遠高于全國均值，中部地區的城鄉融合水平略高于全國平均發展水平，西部和東北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則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四大區域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均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2009至2020年城鄉融合發展平均值的增長幅度分別為48.79%、38.14%、44.77%、16.40%。東部地區的整體經濟以及縣域經濟發展水平高，帶動了鄉村各方面的發展，城鄉差距較小，因此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高于其他區域。

從省域維度來看，2020年城鄉融合發展指數的排名前五位的地區分別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其城鄉融合發展指數均大于0.26，排名在后五位的是黑龍江、內蒙古、云南、甘肅、青海，其城鄉融合發展指數均小于0.15。排名靠前的均為經濟發展水平高，地理條件優越的省份，這些地區城市對鄉村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較大，縣域經濟發達，因此城鄉融合發展維持了一種高水平穩定均衡的發展態勢；排名靠后的則是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地理位置偏遠的省份，農村與城市發展差距較大，城鄉融合水平較低。

圖2：全國與四大區域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變化趨勢

三、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計量分析

（一）空間計量模型構建

傳統計量模型遵循樣本間相互獨立的假設，沒有將區域間的空間相關性納入其中，但是由于區域之間的經濟行為會相互影響，這使其存在外部效應，因此忽略空間因素可能導致計量結果的有偏?？臻g計量經濟學將空間關系以空間權重的形式引入模型的設置中，更合理地刻畫變量的空間影響。

1.空間相關性檢驗

表3：2009-2020年中國城鄉融合發展Moran’s I指數

由于全局空間自相關Moran’s I指數無法反映地區之間的異質性，為進一步分析地區之間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空間異質性，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數繪制出Moran’s I散點圖來分析各省份城鄉融合的局部空間分布特征，如圖3所示。

圖3：2009年、2015年和2020年中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莫蘭散點圖

從圖3可以看出，大部分省份分布在一、三象限，2009年、2015年和2020年分布在一、三象限的省份占比分別為76.67%、76.67%、73.33%，說明我國各省份城鄉融合發展呈現“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間集聚特征，其中第三象限即低低集聚省份最多，進一步說明我國城鄉融合發展仍處在低水平階段。綜合三個時間斷面來看，第一象限（HH象限）主要是東部地區省份，即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第三象限（LL象限）主要是西部地區省份，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西部，這體現了我國城鄉融合發展兩級集聚的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馬太效應”。從莫蘭散點圖的空間分布特征變化來看，一、三象限分布省份數量略有減少，二、四象限稍有增加。高-低、低-高聚集由中部省份向東、西部轉移，表明我國區域間城鄉融合開始出現協調發展的趨勢。

無論是全局空間相關性分析還是局部空間相關性分析均表明城鄉融合發展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因此，有必要基于空間維度分析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效應。

2.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

典型的空間面板計量模型包括空間滯后面板模型（SLM），研究各變量在區域是否有擴散效應或溢出效應；空間誤差面板模型（SEM）關注不包含在解釋變量中的遺漏變量或隨機擾動項對被解釋變量的空間影響；空間杜賓面板模型（SDM）可以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反映各個解釋變量變化對本地區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間接效應反映相鄰地區的解釋變量會對本地區的被解釋變量產生影響，是前兩種模型的一般形式。

為選擇適合本文研究的空間計量模型，先進行拉格朗日乘數檢驗，LM lag、LM error、 Robust LM-lag、Robust LM-lerror均在1%的水平下拒絕了原假設，故可以選擇空間滯后面板模型（SLM）和空間誤差面板模型（SEM）；其次，LR檢驗和Wald檢驗也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故空間杜賓模型（SDM）不能退化為SLM和SEM，其中LR檢驗中時間效應固定對模型的擬合優度遠大于空間固定和時間空間雙固定模型的擬合優度，同時Hausman檢驗系數為39.18，且在1%的水平下拒絕了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因此，本文采用時間固定的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各項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3.空間杜賓模型的構建

空間面板杜賓模型（SDM）同時考慮了空間誤差項之間的自相關關系和其他空間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本文建立的空間面板杜賓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即本文測度的城鄉融合發展指數。

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各要素流動規模。要素流動通過改變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比例來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現階段國家鼓勵各類要素向農村流入，主張城市資源向農村傾斜，激發農村發展的微觀動力，逐步化解城鄉之間的失衡。要素優先配置既是鄉村優先發展的核心內涵，也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保障[12]2206-2207。本文重點關注城市向農村的要素流動，因此將城市要素向農村的流動規模作為解釋變量。具體解釋變量包括：

（1）勞動力要素流動，采用各省份大學生到農村工作人數衡量，并取對數形式lnlab，城市流入農村的大學生等勞動力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價值，有利于農村產業發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2）資本要素的流動，采用各省份財政涉農支出金額衡量，并取對數形式lncapi，資本要素向農村流動填補了農村發展資金不足的短板，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

（3）技術要素流動，采用主要農業機械年底擁有量測度，取對數形式lntec表示，體現城鄉生產技術的流動，技術要素流動有利于推動農業生產技術的創新，促進農業向現代化轉型升級。

（4）信息要素流動（lninf），采用中國各省份農業農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數量來衡量，農業農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數量反映了區域城市對農村信息化的投入水平，有利于提高農村信息化水平，推動農村產業融合和產業升級。

3.控制變量。為了突出核心解釋變量的作用，借鑒既有研究結果，增加如下控制變量：

（1）地區開放度（lnfdi）：地區開放有利于城鄉吸引利用國外要素的流入，擴展了城鄉發展的空間，采用各省份地區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對數形式來表示。

（2）地區經濟發展水平（lngdp）：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是該區域城鄉融合發展的經濟基礎，良好的經濟發展水平推動了城鄉在社會保障、環境生態等方面的發展和融合，采用地區人均GDP的對數形式表示。

（3）地區產業結構水平（lnind）：產業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促進產業在城鄉的合理布局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采用各省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比例表示。

（三）空間計量結果分析

1.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現狀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東部地區城鎮化發展進程快、縣域經濟發達，對要素資源有更強的吸引力。為了觀察各地區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影響的空間效應差異，基于時間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進行回歸分析。表5為各要素流動對于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及空間異質性實證結果。

表5：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

實證結果表明，首先，全國層面的勞動力要素流動項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城市勞動力要素流向農村能夠顯著促進我國各區域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提高；其次，資本要素流動對東部地區的城鄉融合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對中部及西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影響顯著為負，說明東部地區逐漸完善的產業結構和制度政策有利于資本要素在城鄉之間發揮作用；信息要素流動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作用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006、0.002、0.001，相比傳統的生產要素，信息要素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在城鄉間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產生的促進作用較小，在信息發展較薄弱的中西部地區發揮的作用更加受限；最后，技術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產生了顯著的負向抑制作用，東部地區技術要素流動項系數為-0.101，技術要素流動嚴重阻礙了東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這主要是因為由于數據可得性，本文對技術流動測度采用的是農業機械化水平的變動，目前我國農村農業的發展已經實現了相對高水平的技術機械化，低水平的技術流動已經不足以刺激農村發展，甚至會對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產生阻礙作用。

2.空間效應分解

為進一步研究各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需要對空間效應進行分解，分解結果如表6所示。

在全國層面，資本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影響的直接效應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資本要素流動對本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有積極促進作用；技術和信息要素流動的間接效應系數均顯著大于直接效應系數，說明地區間的技術要素和信息要素流動突破了地域限制，通過溢出效應促進周邊地區城鄉融合發展；勞動力要素流動的間接效應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系數為-0.077，說明當周邊地區勞動力要素流動程度高于本地區時，不利于本地區優秀的勞動力資源穩定留存，進而阻礙本地區的城鄉融合發展。

分區域來看，東部地區城鄉間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產生的直接效應均顯著為正，系數分別為0.010和0.150，在城鄉融合度較高的東部地區，勞動力和資本要素進一步向農村流動，使得農村地區能更好的利用其他要素去發展提升自己；東部地區技術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產生的直接效應顯著為負但間接效應顯著為正，說明低水平的技術要素流動已經不能滿足東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需要，但能夠通過知識溢出效應對周邊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發揮促進作用。

西部地區傳統要素如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均顯著為正，鄰邊地區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的流動對西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產生了積極促進作用；技術和信息這類新型要素產生的直接效應為正，在技術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低水平的技術要素流動仍能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中部地區技術要素流動產生的直接效應（0.014）最大且在1%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低水平的技術要素流動對目前中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仍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資本要素流動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0.046）最大，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鄰邊地區資本要素流動產生的示范作用有利于促進中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

要素流動的作用在各區域間差異的原因可以歸結為：東部地區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較高, 農村地區的發展條件優越, 能更充分的吸引和利用資源要素,從而促進本省城鄉融合發展進而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周邊省份的城鄉融合發展。西部地區在“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憑借政策優勢吸引了大量傳統要素資源，并積極利用周邊地區要素通過示范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產生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使得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而在技術信息發展本就薄弱的西部地區，技術和信息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并沒有發揮顯著的正向作用，技術和信息要素在西部地區城鄉間缺乏更加有效的轉化。而中部地區由于以往處于“中部塌陷”，中部各省份人才、資本要素大量流向東部地區，使得中部地區農村無法創造良好的條件利用資源要素，城鄉融合發展仍處于依靠低水平技術促進的階段，傳統資源要素的進一步流動集聚反而會阻礙城鄉融合發展。

表6：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的效應分解

3.穩健性檢驗

將空間權重矩陣由鄰接權重矩陣改為經濟地理權重矩陣對模型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經濟地理權重矩陣是以經濟距離的倒數乘以地理距離平方的倒數來衡量省份之間的鄰近程度，其公式為：

表7：模型穩健性檢驗結果

從全國來看，基于經濟地理權重矩陣的穩健性檢驗中各要素對城鄉融合發展影響效應的大小、符號和顯著性與基于鄰接權重矩陣的實證結果一致，表明估計結果是穩健可靠的。分區域來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模型基于經濟地理權重矩陣的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穩健性檢驗中各要素變量的估計系數與基于鄰接權重矩陣的估計系數大小和符號大體一致，僅有個別變量檢驗結果的顯著性稍有不同，說明實證分析結果較為穩健，要素流動產生空間效應的區域異質性穩健存在。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1.從時序演變來看，中國城鄉融合水平呈緩慢平穩增長態勢，但整體發展水平較低。其中城鄉社會融合發展最快，城鄉空間融合發展最慢是目前中國城鄉融合發展的短板。

2.從空間格局來看，中國城鄉融合發展具有區域差異性，呈現東部、中部、東北和西部依次遞減；全國各省份城鄉融合發展存在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城鄉融合發展的高值區基本分布在東部地區，低值區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

3.要素流動總體上對區域城鄉融合發展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效應存在區域異質性，東部地區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產生的直接效應最大，技術要素流動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西部地區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正，技術和信息要素產生的直接效應為正；中部地區各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作用較為有限，把握資本和信息要素流動帶來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將是中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破局的關鍵。

（二）政策建議

1.破除阻礙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暢通要素流動渠道激勵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現存城鄉制度問題的根源在于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邏輯，造成生產要素向城市單向流動和集中[12]。深化改革現有制度，加強對要素下鄉的支持力度有利于發揮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顯著正向空間效應。

（1）在促進勞動力流動方面。拓寬落戶渠道，簡化落戶程序，弱化城鄉戶籍限制，使得城鄉間勞動力可按照自我發展意愿自由流動；通過完善土地制度，使得城市落戶農村的居民也能享受相應的承包地、宅基地和農村集體收益分配的權利；完善農村人才培養機制，加強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技能培訓，培育有文化、懂經營的高素質農業人才，提高農民就業競爭力，大力發展農村加工業、物流業、旅游業等，爭取實現城鄉就業機會均等化；通過建立健全結構合理、均衡配置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流動人員隨遷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各項制度，使得勞動力要素能長期穩定的融入流入地，更好地發揮勞動力要素流動帶來的優勢。

（2）在促進資本要素流動方面。建立健全資本下鄉的風險防范機制，完善農業補貼制度，發揮農村信貸擔保體系的作用來補齊農村產業利潤低、經營風險高的短板，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鼓勵城市資本回流農村；其次，通過完善農業用地管理政策，落實各類保障農村產業建設用地指標政策，進而減少資本投資農村農業的阻礙，針對符合下鄉要求的工商資本，要為其提供人才支撐、信貸優惠、設施配套等多樣化服務體系。

（3）在促進技術與信息要素流動方面。完善技術要素的產權保護機制，通過政策補貼減少技術下鄉的成本，同時發揮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協同作用，共同促進技術要素向農業農村流動；加大城鄉信息資源供給，推動城鄉產業深度融合，借力信息要素打通城鄉要素流動堵點；拓寬信息和技術應用范圍，以科技改造鄉村，在提升傳統產業的基礎上探索技術新需求，大力發展“互聯網+農業”等新型數字經濟，推動農業現代化，引領鄉村數字化轉型發展。在提高農村內部基礎設施承載力的同時，不斷加強城鄉公路、鐵路、光纜線路等公共設施建設，打破城鄉間要素流動的時空壁壘，進一步加速要素資源在城鄉間的流動，發揮要素流動對城鄉融合發展的促進作用。

2.關注要素流動產生空間效應的區域異質性，因地制宜著重解決各地區突出問題

（1）西部地區要重點加強對信息和技術要素下鄉的政策支持，積極促進技術要素融入農村場景為農村發展賦能。拓寬農村對信息要素的獲取渠道，提高農村光纜線路的覆蓋和互聯網的普及，構建互聯互通的城鄉交流環境，鼓勵帶動農村居民及時獲取并有效利用信息和高水平技術，充分發揮信息和技術要素流動帶來的正向空間效應，進而提升農村整體發展水平縮小城鄉差距。

（2）針對中部地區近幾年城鄉融合發展的增速遠小于東部和西部地區，且大多要素流動產生負向空間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的現象，國家需加大對中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支持。對該地區進行綜合性全局規劃，通過明確中部地區的發展思路制定符合區域發展特點的政策，從制度上給予中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動力，鼓勵人才、資本要素向中部地區集聚進而使得城鄉間要素可充分流動發揮作用。

（3）東部地區勞動力和信息要素流動對相鄰地區產生了顯著為正的空間溢出效應，應充分發揮這種正向的溢出效應，加強省際間的交流與合作，暢通省際間信息交流，發揮東部地區城鄉發展產生的示范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帶動中西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此外，低水平的技術要素流動對東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阻礙作用不可忽視，促進高層次高質量要素在城鄉間流動或許是東部地區城鄉融合走向新階段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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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tial Effect of Factor Flow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ZHENG YAOQUN, YANG LEI

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break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the two-way free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key to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y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30 provinces (c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0. Then measure the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ow efficiency and direction, and establish a spatial Durbin model based on time fixed effect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spatial effects of labor, capit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factor flow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on the rise slowly.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core in the eastern,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s decreasing in steps; Secondly, the flow of factors can promo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is promotion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Labor,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factor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decreasing in order. Thirdly,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spatial effects of factors flow in the east, center and west.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actor Flow; Heterogeneit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F323

A

1008-472X(2023)02-0030-13

2022-12-19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發展理念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與實現路徑研究”（20XJL007）；陜西省軟科學項目“陜西省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與對策研究”（2023-CX-RKX-138）；西安市軟科學項目“西安城鄉融合發展的實現路徑與對策研究”（22RKYJ0066）。

鄭耀群（1978-），女，陜西禮泉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區域經濟；

楊 磊（1998-），女，山西保德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

本文推薦專家：

白嘉，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產業經濟與技術創新。

張建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區域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