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鄉村振興效度評價研究

摘要：從產業、生態、文化等五個維度共計11 個三級指標、24 個四級指標構建市域范圍內鄉村振興效度評價指標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專家打分法相結合的方法確定安徽省各地級市鄉村振興效度評價指標權重。研究發現，安徽省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具有較為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呈現出“南部地區高，北部地區低，中部地區居中”的階梯式特征。最后，提出實現安徽市域鄉村全面振興的建議。

關鍵詞：鄉村振興；效度評價；主成分分析；政策建議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人口、土地、資本等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資源在“追趕型”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政策激勵下日益向城市、工業加速集聚，要素市場扭曲是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失衡的深層次癥結。黨的十九大立足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戰略目標，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其旨歸就在于解決我國“三農”問題和新型城鎮化困境，最終實現城鄉均衡發展。目前，雖然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已經初步建立，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成效缺乏量化考核就難以對政策效度進行綜合審視與科學診斷，無法為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鄉村振興實踐提供量化管理依據，更無法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黨的十九大以來，學者圍繞鄉村振興展開了大量創新性、基礎性研究，主要涵蓋鄉村振興戰略的科學內涵、歷史沿循、價值意蘊、邏輯關聯、實現路徑等主題。學者研究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對鄉村衰落的世界性難題的及時響應[1]，目的在于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2]。深化農村體制機制創新和改革[3]、建立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4]、完善鄉村教育體系[5]是破解鄉村振興制度困境的有效途徑。也有學者采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熵權TOPSIS法、層次分析法和熵值賦權法相結合等方法對縣域、省域范圍內的鄉村振興成效進行評價，但從地市級行政單元開展實證研究的成果較為匱乏。鄉村貧困問題的解決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邏輯前提[6]，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工作重心轉向在重塑城鄉關系基礎上不斷縮小城鄉發展落差。在脫貧攻堅期間，安徽省484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31 個貧困縣全部摘帽，因此，選擇安徽省作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指標選取、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 指標選取

本文在立足前人相關研究基礎上，遵照指標體系設置客觀性、可獲得性、科學性等原則，結合鄉村振興戰略二十字總要求和《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相關指標設置，從產業、生態、文化等五個維度共計11個三級指標、24個四級指標構建市域范圍內鄉村振興效度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二） 數據來源與處理

通過查詢《安徽省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及相關政府信息公開平臺，獲得2020年安徽省16個地級市數據。針對各變量的屬性、量綱差異問題，采用Z－score方法進行標準化處理。

（三） 研究方法

本文綜合考慮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優缺點，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專家打分法相結合的方法確定安徽省各地級市鄉村振興效度評價指標權重并進行科學度量。首先，通過主成分分析，形成指標體系權重序列，再邀請鄉村振興相關領域8位專家對指標體系進行獨立打分，得到鄉村振興效度評價指標體系權重序列。其次，通過將主成分分析與專家打分各自得到的權重進行對比，如果結果呈收斂態勢，即利用幾何平均方法確定最終權重序列；如果是發散態勢， 則檢查數據結構。最后，進行主成分賦權，并將發散結果反饋給評價專家，再一次進行打分，直至形成最終權重序列（見表1）。

三、安徽省各地級市鄉村振興水平實證分析

在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得到與所選指標對應的單項指數，對隸屬于同一層級的分項指標根據所得權重計算得出該項指數，使得每個方面指標下的各個分項指標權重之和為1。以此類推，計算得出安徽省各地級市2020年鄉村振興戰略效度的綜合指數與各分項指標指數（見表2）。

根據表2分析可以發現，2020年安徽省鄉村振興綜合評價指數得分介于78.688分和92.893分之間，得分最高的是馬鞍山市，得分最低的是宿州市，排名前五的地級市分別是馬鞍山、蕪湖、宣城、合肥、銅陵，排名后五的地級市分別是宿州、阜陽、亳州、蚌埠、六安。安徽省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具有較為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呈現出“南部地區高，北部地區低，中部地區居中”的階梯式特征。安徽南部、中部、北部的鄉村振興水平空間分布大體上以長江和淮河為分界線，具有較為鮮明的經濟地理特征。從分項指標來看，產業興旺指標得分前五名的地級市分別是宣城、馬鞍山、合肥、銅陵、黃山， 得分分別為92.654、92.649、90.379、90.325、89.263；生態宜居指標得分前五名的地級市分別是黃山、蕪湖、馬鞍山、合肥、宣城，得分分別為93.379、92.793、92.135、91.72、91.385；鄉風文明指標得分前五名的地級市分別是黃山、安慶、宣城、馬鞍山、銅陵，得分分別為92.147、91.378、91.276、91.256、90.743；治理有效指標得分前五名的地級市分別是馬鞍山、銅陵、蕪湖、黃山、淮北， 得分分別為92.489、91.478、91.476、90.985、90.674；生活富裕指標得分前五名的地級市分別是馬鞍山、合肥、蕪湖、宣城、銅陵，得分分別為95.474、93.664、93.022、92.178、91.992。

進一步分析發現，安徽省各地級市鄉村振興水平排名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呈現高度契合性。例如，鄉村振興效度排名前五的馬鞍山、蕪湖、合肥等地級市人均GDP在全省排名均靠前；而鄉村振興效度排名后五的宿州、阜陽、亳州、蚌埠、六安人均GDP在全省排名也較靠后。其原因可能在于產業興旺是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而生活是否富裕則是村民對鄉村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建設情況的重要判斷標準。鄉村振興效度評價體系中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的權重占比也較高。皖南等相對發達地區是安徽省工業化、城鎮化“高地”，該地區憑借自身的地理位置優勢、資源稟賦優勢和先發優勢，使得人才、資本、技術等各類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更加頻繁。城鎮化的發展對鄉村振興產生了巨大的輻射效應，安徽南部城市由于靠近長三角地區，城鎮化水平更高，這也意味著該區域城市和鄉村互融共生的“內涵式”發展程度更高。加上該區域地方政府財政投入相對較高，城鄉之間在收入水平、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方面差距相對較小。

四、主要結論與建議

（一） 主要結論

本文以2020年安徽省16個地級市的鄉村振興情況為樣本，按照鄉村振興戰略二十個字的總要求構建評價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專家打分法相結合的方法確定各指標權重，進行綜合評價后發現：第一，安徽省市域范圍內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具有較為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呈現出“南部地區高，北部地區低，中部地區居中”的階梯式特征；第二，從分項指標來看，各分項指標評價指數得分排名靠前的城市與綜合評價指數得分靠前的城市有一定重合性；第三，安徽省各地級市鄉村振興水平排名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呈現高度契合性。

（二） 建議

第一，無論是安徽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區，都必須以要素市場一體化為目標，充分發揮市場在土地、金融、人才、技術等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疏通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堵點”，構建城鄉之間要素相互開放、雙向流動機制，推動鄉村產業轉型與升級。

第二，立足各地稟賦差異，探索構建差異化振興路徑。安徽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生態環境、文化習俗等方面差異明顯，鄉村振興路徑也千差萬別。皖北地區應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前提下，探索規?；?、標準化、品牌化的鄉村產業發展模式；中部和南部地區則要在長三角一體化背景下，圍繞建設長三角綠色農產品生產加工供應基地的目標要求，大力發展農產品精加工、鄉村旅游等特色產業。

第三，樹立系統觀念，實現鄉村全面可持續發展。鄉村振興總要求的多維性決定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定必須具有立體綜合性。鄉村振興不僅要實現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還應在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治理、文化鑄魂、人才流動等多維度協同發力，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參考文獻：

[1]王亞華，蘇毅清.鄉村振興——中國農村發展新戰略[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06）：49-55.

[2]廖彩榮，陳美球.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邏輯、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7，16（06）：795-802.

[3]唐任伍.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路徑及策略[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03）：26-33.

[4]張海鵬，郜亮亮，閆坤.鄉村振興戰略思想的理論淵源、主要創新和實現路徑[J].中國農村經濟，2018（11）：2-16.

[5]朱啟臻.當前鄉村振興的障礙因素及對策分析[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03）：19-25.

[6]程明，錢力，吳波“. 后扶貧時代”返貧治理問題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0，34（03）：81-87.

基金項目：2020年度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課題“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振興效度評價與影響因素研究”，項目編號：2020CX097；2020年度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安徽省大別山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機制研究”， 項目編號： AHS?KQ2020D81。

作者簡介：程明（1989-），男，安徽六安人，博士在讀，副教授，研究方向：“三農”問題。

（責任編輯許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