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馬艷玲 錢立庭 魏東華 尹惠萍 張娟 張小鵬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2016年,我國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約30.6萬例,因乳腺癌死亡約7.17萬例,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是女性惡性腫瘤發病和死亡的第一位和第五位[1]。近年來,全球乳腺癌5年生存率雖有所上升,但各國乳腺癌5年生存率差異較大,我國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為83.2%,低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等國家[2]。乳腺超聲和乳腺X線是乳腺癌篩查常用且有效的方法,早期乳腺癌篩查可有效降低乳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3-4]。乳腺X線篩查對于致密型乳腺效果不佳,靈敏度較低[5],乳腺超聲可以彌補乳腺X線對致密型乳腺篩查的不足[6]?！吨袊匀橄侔┖Y查與早診早治指南(2021,北京)》推薦對于乳腺癌高風險人群或致密型乳腺的一般人群采取乳腺X線結合乳腺超聲進行篩查,且對于乳腺癌高危人群推薦從40歲開始進行篩查[7]。2014年安徽省被納入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實施省份,在合肥市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招募乳腺癌高危人群的基礎上,安徽省腫瘤醫院開展篩查工作,采取乳腺超聲和乳腺X線的形式進行乳腺癌篩查。本研究基于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收集了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的相關數據資料,分析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安徽省乳腺癌防治提供數據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現場

2014—2017年在安徽省合肥市7個區(瑤海區、廬陽區、蜀山區、包河區、高新區、新站區、經濟開發區)按照整群抽樣方法確定實施街道,開展問卷調查及乳腺癌高危人群評估。

1.2 研究對象

選取40～74 歲女性,本地常住人口(本地居住3年以上)為參與對象。自愿參加問卷調查、乳腺癌高危評估及臨床篩查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腫瘤患者及嚴重器官功能障礙或精神疾病患者。

1.3 研究方法

1.3.1 高危評估問卷和系統 合肥市7個區所屬的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采用“防癌風險評估問卷”對符合條件的街道社區人群進行癌癥危險因素問卷調查;問卷包括個人基礎信息、生活環境、方式和習慣、心情和情緒、既往史、惡性腫瘤家族史以及女性生理生育史等。問卷調查后,由各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對問卷進行審核與質控并錄入防癌風險評估系統,評估出乳腺癌高危人群。該系統是以“哈佛癌癥風險指數”為理論基礎,經過多學科專家組討論、研發的適合我國人群的個體癌癥風險綜合評估體系,然后通過信息自動化手段開發的癌癥風險評估系統及遠程信息采集系統。

1.3.2 篩查方法 評估出的乳腺癌高危人群到安徽省腫瘤醫院進行臨床檢查。對40～44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進行乳腺超聲檢查;對≥45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進行乳腺超聲檢查結合乳腺X線攝片檢查;乳腺超聲檢查是由超聲專業高年資主治醫師進行,必要時報副主任醫師復審;乳腺X線檢查是由取得乳腺X線攝影技師上崗證的技師進行,由具有5 年以上乳腺X線診斷工作經驗的醫生進行診斷。

1.4 指標定義

參加乳腺癌篩查的人數為40～44歲中完成乳腺超聲檢查與≥45歲中至少完成乳腺X線和乳腺超聲檢查其中一項的人數總和。篩查率(%)=參加乳腺癌篩查的人數/評估出乳腺癌高危的例數×100。

1.5 統計分析

采用Excel 2019和SPSS 20.0對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的影響因素,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及影響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的單因素分析

2014—2017年共完成乳腺癌高危評估45 563例,共評估出8 249例乳腺癌高危人群,平均年齡為53.55±7.51歲,其中4 622例參加了乳腺癌篩查,乳腺癌篩查率為56.03%。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年齡、篩查年度、BMI值、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吸煙史、二手煙暴露史、飲酒史、體育鍛煉、精神創傷、初潮年齡、月經周期是否規律、分娩史、哺乳史、乳腺良性疾病史、生殖系統手術史、乳腺癌家族史及卵巢癌家族史與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有關(P<0.05)(表1)。

表1 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的單因素分析

2.2 影響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篩查年度、教育程度、二手煙暴露史、飲酒史、體育鍛煉、精神創傷、初潮年齡、哺乳史、乳腺良性疾病史、乳腺癌家族史及卵巢癌家族史是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篩查率的影響因素。其中,二手煙暴露史、正在飲酒、精神創傷、乳腺良性疾病史、乳腺癌家族史、卵巢癌家族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參加乳腺癌臨床篩查(P<0.001);與2014—2015年度相比,2015—2016年度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與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相比,教育程度為中學者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P<0.01);受教育程度為大學及以上者與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者相比,無統計學差異(P>0.05)。經常體育鍛煉、初潮年齡≥12歲、有哺乳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不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P<0.01)(表2)。

表2 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乳腺癌是女性常見的惡性腫瘤。早期進行乳腺癌篩查,早發現,早期進行干預治療對患者的預后較好,5年生存率較高。乳腺癌篩查可有效降低乳腺癌死亡率,乳腺癌篩查率是評估篩查效果的重要指標。故本研究對2014—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市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及其相關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旨在了解影響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率的相關因素,進一步完善篩查流程和機制,提高乳腺癌篩查率及乳腺癌篩查效果。本研究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篩查率為56.03%,與浙江省的篩查結果較為接近[8],高于全國的55.3%[9]、山西省的51.33%[10]、河南省的47.27%[11]、云南省的37.29%[12]、湖北省的36.83%[13]、南昌市的32.87%[14]、廣西的25.18%[15],低于南通市的56.9%[16]。

乳腺良性疾病史[17]、乳腺癌家族史[18]和卵巢癌家族史[19]是乳腺癌的危險因素。本研究發現具有以上因素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具有乳腺良性疾病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可能在前期就診時對乳腺疾病有所了解以及醫生普及預防知識并囑咐定期復查,使得該類人群預防乳腺癌的意識增加,更愿意參加乳腺癌臨床篩查。具有乳腺癌家族史和卵巢癌家族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篩查參與率更高,可能因有親屬患過該類疾病,對乳腺癌相關預防知識更為了解,從而更注重早診早治。飲酒也是已經被證實的乳腺癌危險因素[20],本研究發現正在飲酒的乳腺癌高危人群相較于不飲酒的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P<0.001),可能該類人群自身知道飲酒對健康的危害,緊張心理促使該部分人群乳腺癌篩查率更高。二手煙暴露是乳腺癌的危險因素[21],本研究發現有二手煙暴露史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有關精神問題對癌癥篩查率的影響研究較少,本研究發現有精神創傷的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篩查率更高。此外,與2014—2015年度相比,2015—2016年度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P<0.001),而2016—2017年度相較于2014—2015年度乳腺癌篩查率無統計學差異(P>0.05),提示我們后期的工作過程中應該加大宣傳動員力度,以期提高乳腺癌篩查率。與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乳腺癌高危人群相比,受教育程度為中學的乳腺癌高危人群更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P<0.01),后期應加大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乳腺癌高危人群的宣傳動員,提高其篩查率;受教育程度為大學及以上的乳腺癌高危人群的乳腺癌篩查率與小學及以下者相比,無統計學差異(P>0.05)。

本研究結果顯示具有母乳喂養史和積極體育鍛煉者更不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這與秦朝等[9]研究一致。初潮年齡≥12歲者更不易于接受乳腺癌篩查,提示我們后期工作過程中應該重點針對該類人群加大乳腺癌科普知識力度,加大宣傳力度,提高該類人群的防癌知識水平,以期提高乳腺癌篩查率。

綜上所述,合肥市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篩查率有待進一步提高。在未來的工作中,首先應該加強工作人員防癌科普知識培訓、加強宣傳動員力度,提高乳腺癌高危人群的防癌意識和健康素養;其次在篩查過程中,臨床醫生應該提升服務水平,及時出具檢查報告,對篩查有問題者及時通知就醫,提高篩查者的滿意度,使老百姓能夠口口相傳該篩查項目,從而提高篩查率。教育程度、二手煙暴露史、飲酒史、體育鍛煉、精神創傷、初潮年齡、哺乳史、乳腺良性疾病史、乳腺癌家族史及卵巢癌家族是乳腺癌高危人群乳腺癌篩查率的影響因素,應重點針對這些因素采取相應的干預措施,以期提高我省乳腺癌篩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