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與生態智慧：“河源昆侖”當代價值的文化地理學闡釋

趙 艷

（青海民族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7）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青海及青藏高原生態環境的特殊意義。 2016 年，他在全國兩會期間參加青海代表團審議時， 曾用兩個生動的比喻強調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1]之后不久，在考察青海時，習近平又以“三個最大”突出生態之于青海的特殊地位——青海最大的價值在生態、最大的責任在生態、最大的潛力也在生態。2022 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參加青海代表團審議時再次明確指出， 青海必須承擔好維護生態安全、保護三江源、保護“中華水塔”的重大使命，對國家、對民族、對子孫后代負責。

歷史典籍記載“河出昆侖”，黃河源與昆侖山所在的青藏高原，生態意義重要而特殊，是世界高海拔地區生物、物種、基因、遺傳多樣性最集中的地區之一， 擁有世界上高海拔地區獨有的大面積濕地生態系統，素有“中國最大之水鄉”之稱，是全球生態系統的調節器和穩定器， 被公認為世界四大無公害超凈區之一，涵蓋三江源、祁連山、環青海湖、柴達木、河湟地區“五大生態板塊”，在我國乃至世界生態安全中具有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明進程中不斷探尋河源與昆侖的歷史，就是認識河源、 與青藏高原自然生態環境交互和諧共生的歷史。河源昆侖所蘊含的生態倫理價值就是撬動黃河文化與中華文明精神生生不息的杠桿。 理清河源昆侖與黃河文化、中華文明的關系，深刻理解其所具有的生態倫理價值內涵，對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河出昆侖”與昆侖文化

成書于戰國后期的《尚書·禹貢》是中國最早的地理名著之一， 其中有段文字對黃河進行了記載，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2]，《山海經》則曰“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3]西漢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也是對河源所在地理位置的實際探索?！妒酚洝ご笸鹆袀鳌份d，“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 采來。 天子案古圖書， 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4]漢武帝根據漢使的報告確定河源所出之山名為昆侖山， 昆侖山的名字自漢武帝確定后就一直沿用至今。于闐即今新疆和田一帶，流經于闐的河流就是發源于昆侖山北麓的喀拉喀什河和玉龍喀什河，合為和田河。從酈道元《水經注》對“積石”的解釋來看， 指的是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附近的小積石山。[5]隋煬帝大業五年（公元609 年），在赤水城設河源郡， 即今青海興?？h東南的黃河西岸。唐代時，積石山已有大小之分。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圖志》曰：“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按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盵6]大積石山就是今天的阿尼瑪卿山。 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李靖、侯君集與李道宗等追擊青藏高原東北部的吐谷渾，到達柏海（經扎陵湖和鄂陵湖），進入河源地區。 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松贊干布率領部下軍隊也是在河源一帶迎娶文成公主進藏的。[7]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地理學家賈耽完成了迄今所知歷史上的第一部包括黃河河源地區狀況的專著《吐蕃黃河錄》，使得有關河源的知識和見聞得到了傳播。 唐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劉元鼎奉使入蕃，對所經過的巴顏喀拉山南麓的黃河發源地的水文狀況做了迄今最早的記載。 元代，從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 年）起正式派員勘察河源，延祐二年（公元1315 年）八月，潘昂霄著成《河源記》，將黃河正源確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處， 也是我國得以流傳后世的第一部對黃河源的考察成果。

歷史上的河源考察與現代考察結果取得一致結果的是清代，認為扎曲、卡日曲、約古宗列曲是構成河源的三支河流。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派阿彌達探尋河源，《河源紀略》記載為：“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系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弊园⒑脒_之后，中國長期沒有再進行黃河源頭的考察， 直到1952 年8月，黃河河源查勘隊經過四個多月的考察，確認瑪曲為黃河正源。 1978 年，在青海省人民政府的組織下，對河源地區進行了綜合考察，肯定黃河的正源為卡日曲，因流經第三紀紅色地層，攜帶大量紅色泥沙，“卡日曲”在藏語中的含義為“紅色的河”。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探尋，中華兒女終于認識了這條與中華民族息息相關的母親河的真正源頭就在昆侖山，黃河、昆侖山與昆侖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黃河母親河干流全長5687 千米， 蜿蜒東流，經九個?。ㄗ灾螀^），最后注入渤海。黃河流域西以巴顏喀拉山為起點，北至陰山，南抵秦嶺，總面積81.31 萬平方千米，其中內流區面積4.2 萬平方千米。 黃河在青藏高原的流域面積就達15.23 萬平方公里，干流長度占黃河總長的31%，其多年平均出境水量占黃河總流量的49.4%， 青藏高原既是黃河的源頭區，也是黃河的干流區。 數據顯示，在青海境內，黃河干流水質優良率達100%，每年向下游輸送約600 億立方米的源頭活水。[8]流域源頭及上游地區生態系統提供的供給價值明顯高于流域中下游地區。[9]

“昆侖山”在中國學術史上有三層含義，一是神話昆侖。 昆侖山在《山海經》《禹貢》等上古文獻中，被稱為“昆侖墟”或“昆侖丘”，“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昆侖山是天下最高的一座山， 位于大地的中央，與黃河源頭息息相關”。[10]二是地理昆侖。從地理學概念來看，昆侖山屬于古老的褶皺山脈，并非是《山海經》中所言之“方八百里”，而是全長達2500 公里， 不僅是中國西部山系的主干，也是亞洲中部的龐大山系。 其西段沿塔里木盆地南緣呈西北—東南走向，東北坡陡峭，西南與喀喇昆侖山相接。 當昆侖山從西北—東南走向轉為東西走向，龐大的山體便縱橫于青海境內，造就出了河源地區廣袤粗獷的獨特地貌。三是文化昆侖。地理上巍峨高峻的昆侖山， 一直以來被先民視為是一座“高萬仞”的百神居所，并以最瑰麗的想象，將河源與西王母、炎黃兩帝相關連，創造脈絡清晰的昆侖神話體系， 建構了華夏民族早期想象中的文明世界和秩序倫理。 而從這片文明之源奔涌而出的黃河水則是橫貫中原大地，滋養著綿長悠久的中華文明。 自古就生活在河源昆侖地區的羌族、藏族、蒙古族等多個民族，以此為樞紐，東與中原王朝、西與異域民族，交流、傳播、融合著迥異多彩的各民族文化， 共同形成了華夏文明的源泉之一。

二、河源昆侖與華夏文明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 人類的任何一種文明的產生都受其所處環境的深刻制約和影響。文明起源的秘密是對比較嚴峻的自然環境的挑戰所做出的勇敢應戰。[11]青藏高原河源地區獨特的地理生態環境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不毛之地，而是早期黃河流域人類活動的主要區域之一， 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早在1956 年7 至8 月間，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趙宗溥先生等在青藏高原進行地質普查時，在柴達木盆地的沱沱河沿、 可可西里等地采集到十幾件打制石器[12]，這批打制石器主要分布在海拔高度達3500 至4300 米的通天河上游及其支流河谷兩岸的階地上。這個發現是極為重要的，它揭開了河源昆侖地區考古學的序幕， 也為研究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的分布、 特點及其有關問題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尤其是1977 年夏天，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共同組成古生物考察組，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發掘清理了一批新生代的古脊椎動物化石，包括殿鼠、鼠兔、小鼠、象、鹿、犀牛、牛、三趾馬、 真馬和羚羊等。 這批古脊椎動物化石的發現，對于探討黃河的發育歷史、河源昆侖地區古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問題， 都提供了確鑿的古生物實物依據。

新石器時代， 青藏高原河源昆侖地區出現以馬家窯文化為代表的更為發達的原始文明。 其重要的標志是： 出土彩陶的數量和品質位之遠古文化精良之列。 在彩陶中，除彩繪各種花紋外，還有各種符號花紋， 僅柳灣墓地就發現有一百多種不同符號花紋， 這些符號花紋基本位于彩陶壺的腹下部，被稱為是我國最早的原始文字，比甲骨文還要早1000 多年。正如裴文中先生所言：“青海區域為史前文化交流之中心， 是以各文化中心發達之各種文化，皆向青海境內傳布，而相遇于此，彼此混合， 以自然地理之形勢觀之， 此似為可能之現象。 ”[13]

青銅器時代的青藏高原考古文化主要包括齊家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和諾木洪文化，這些文化類型從時間和地理分布上來看， 與羌人所創造的文化相吻合。 因此， 河源地區古為“西羌之地”。 直到吐蕃王朝統一之前，這里還有大大小小眾多的“羌部”生活在這里，史稱“諸羌”。 范曄《后漢書·西羌傳》 記述了羌人的活動區域，“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兇，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錫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 ”[14]“河關西南”正是在青海境內，所謂“錫支河”即河源之河曲地區，河源昆侖地區正是古羌人聚居的中心地區。吐蕃王朝建立后，他們隨著吐蕃的統一進程而逐漸融入到吐蕃之中。 因此，研究者大多認為，古羌人是藏族先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藏族原始文化與氐羌原始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 對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貢獻。

研究認為， 上古夏人黃帝和炎帝部落的主要發祥地之一就是在今天的河源昆侖地區。[15]《左傳》載：“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后也?！薄敖迸c“羌”是為通假字，炎帝即出于羌族。黃帝與炎帝為一母同胞。換言之，黃帝與羌族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系。后來隨著歷史的演進，炎帝與黃帝部落不斷東移，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結成同盟，逐漸構成華夏民族的主體。

《說文》云：“羌，西戎牧羊人也。 ”羌人以穹廬為居、游牧為生。傳說中，昆侖神話記述，西王母居于湟水源頭、仙海之濱，“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被認為是兼領神權的羌人部落大首領。 出自西羌的大禹曾和以羌人為主體的水利大軍， 歷千難險阻， 導川鑿山。大禹在完成治水大業的同時，也開辟了一條自西向東循著黃河的走勢的道路。 周人之始祖后稷（棄），乃是羌人之女姜嫄“履大人跡”所生之子?！赌绿熳觽鳌肪砣饕涊d“周穆王參會西王母故事”： 周穆王西巡之際，“于吉日辛酉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 ”[16]舉行祭祀黃帝盛大典禮之后，“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 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 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盵17]飲酒對歌，相互約定，“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18]求取寶玉，甚為親密?！吨駮o年》記載：“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 ”40 年后，西王母回訪穆天子。這些記載雖然不能全作信使，但也說明了西部羌人與西周中央王朝的往來。商周秦漢時期羌人“東越隴西，西迄河源，北達南疆，南及川康”，已廣泛分布于我國西部。

戰國時期的羌人無弋爰劍， 曾將從秦人那里學到的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帶到了河源地區。 兩漢時期，隨著戍邊屯田的需要，大量漢人移居青藏高原， 從此青藏高原河湟地區呈現出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并重的文化新格局。此后，河源昆侖地區的土著文化與其他民族的文化又進行了三次大的交匯，這三次大的歷史交匯期分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元代三個時期，河源文化以此實現了總體整合與多元匯聚的發展趨向。

在漫長的歷史的更迭中， 閃耀著遠古文明的光芒的羌中古道、吐谷渾道、唐蕃古道、青唐古道、茶馬古道，留下了具有中西文化交流印記的古跡、關口、城鎮、寺院，成為中國歷史上東西方文化交融點和兵家必爭的地理要沖。生活在這里的漢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等眾民族在各自的文化生存發展中，發揮著獨具各自特色的生存智慧；與此同時，伴隨著歷史一幕幕波瀾起伏的演繹，各民族逐步完成了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從而共榮共生， 最終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河源昆侖文化，最終彌散擴展開來，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是黃河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

三、河源昆侖的生態價值內核

生態倫理學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基本研究內容，認為人類在利用自然求得自身生存時，絕對依存于自然， 人類不可能脫離大自然整體演進變遷的規律，即人與自然不可分割，必須把自己的行為置于對自然的必要義務之上， 參與人與自然共同進化的歷程， 實現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之間的永久和諧， 這是人類需要建立的一種真正生命意義上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19]廣袤而遼闊的青藏高原是中國三大自然階梯中最高一級， 平均海拔4000 米以上，高寒缺氧、資源稀缺、環境惡劣、生物生長極其艱難，對人類的生存構成了嚴峻挑戰。千百年來世居在這里的人們與大自然和諧共生，奉行節制、謹慎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了敬畏生命，與自然萬物一體的價值觀，構建了自然與人文相伴生的和諧一致生態系統， 這對河源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與青藏高原生態文明高地的建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實際版圖中的“莽莽昆侖山脈” 橫貫中國西部，西起帕米爾高原，逶迤東行，長達2500 公里，素有“亞洲脊梁”之稱。昆侖山至青海西界，即所謂東昆侖山脈，自北而南分為三支，北中南三支即顧頡剛先生所言之北支為陰山山系、 中支為北嶺山系、南支為南嶺山系。[20]也就是說，昆侖山脈的主峰巴顏喀拉山，支脈唐古拉山（南），阿尼瑪卿山（中），祁連山（北）均在河源昆侖地域范圍內?！渡胶＝洝?將昆侖山稱為“昆侖之丘”，《爾雅·釋丘》：“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昆侖丘。 ”[21]

就河源昆侖地區地貌結構而言， 地勢總體上呈現出由西向東傾斜并依次形成三級階梯的地形構造。而巴顏喀拉山南麓的石渠、德格等地亦明顯地呈現為三級階梯式的地形分布狀態： 第一級階梯為河谷底部、 河灘及沼澤之地， 平均海拔在3700 至4300 米之間，其間布滿苔草，形成草墩，可謂之“敦丘”；第二級階梯為河谷兩岸蜿蜒分布的高原低丘，平均海拔在4200 至4800 米之間，這片渾固的丘體有如反扣的陶缽，可謂之“陶丘”；第三級階梯為常年積雪、冰川密布地帶，平均海拔在4800 米以上， 這片區域因冰凍風化作用十分強烈，植被矮化且多呈紫色，有“紫山”之稱，雪線附近則冬凍夏融，可謂之“融丘”。

藏民族生活的廣袤區域，也以地理位置、地形及物產的劃分標準，被分為上、中、下三部。 分別是：上部為阿里三圍，由雪山與石山環繞，猶如一個池沼； 中部烏斯藏四如， 是山巖與水流相擊之地，猶如一條水渠；下部拉熱秀周，為森林草原之區， 猶如一塊平坦的田地。 這三部是今天的衛藏（西藏大部分地區）、康巴（川西、藏東地區）和安多（青海與甘肅的涉藏地區）。佛教傳入后，這片區域便成為吉祥雪山環繞的神圣地區，稱為雪域之地。由此，雪山也被按照山頂、山腰、山腳分為三層：雪山頂皚皚白雪與其崇尚的神靈色彩——白色合一，意味著神圣與圣潔；中層是雪線所在；下層是莽莽森林與青青草地。

河源昆侖地區的民族由此崇拜神山圣湖。 青海湖，古稱西海，蒙古人稱為“柯柯淖爾”，藏族稱為“措溫波”，意即“青色藍色的湖”。 其周圍，南抵昆侖山， 北抵祁連山， 即古籍中所說的“昆侖之丘”?！栋捕嗾淌贰分杏浭銮嗪：溃骸八{似帝青色光茫， 猶如日融太空碧蒼蒼， 舉目遠眺四周無邊際，其深難測入海樂洋洋……青海湖浩淼廣闊，其深莫測，猶如青青的藍天……湖中心的海心山，稱為瑪哈德哇島，是龍王的居住地。 ”[22]青海湖環湖地區是地域區劃名的安多地區。 據《安多政教史》記載，“安多” 是指巴顏喀喇山東側阿欽崗甲山與祁連山脈多拉讓莫山之間的地區， 取兩山之第一字，合稱為“安多”。與衛藏、康巴并稱，是藏族的三大方言區之一。 位于青海湖地區東部的華銳部落區，安多方言讀hua-ri，意為“英雄之地”，這里有護佑其安寧生活的“十三山神”，十三座神山中的最主要山峰是拉布桑神山，每年吉日，周圍藏族民眾到此山誦經祭祀，都有一批牛羊被放生，放生的牛羊與神山上的草木鳥蟲，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青海湖東北方向，有處地方名叫“郭隆”，峰巒疊嶂，森林茂密。 郭隆所在地形如八瓣蓮花，天如八輻輪軸，遍地草木蓮花，亦具有神圣性……

上述區域是一個彼此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人類只是這個巨大的生命共同體中的一員，對自然界的萬物需保持足夠的敬畏之情。 這里強調的是人類與自然界生命的和諧共生與統一性原則，事實上是古老的生態智慧的現實表達。

在全球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當下， 習近平總書記主張“勇于擔當，戮力同心，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23]還強調，“保護好青海生態環境是‘國之大者’”，“大自然孕育撫養了人類，人類應該以自然為根，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24]更是將其上升到“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25]的高度。2021 年8 月，中共青海省委印發《關于加快把青藏高原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國際生態文明高地的行動方案》 是指導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青藏高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綱領性文件。2021 年10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 中明確提出，“構建多元紛呈、和諧相容的黃河文化彰顯區。 ”[26]

結 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實地考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情況，就三江源、祁連山等重點區域生態保護建設作出重要指示。 總書記強調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重大國家戰略，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27]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孕育了古老而偉大的中華文明， 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大計。

自古以來， 河源昆侖在生態環境及人文歷史延續中均居中華文明的凸顯地位， 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戰略資源儲備基地，是多種文化的重要交匯點， 在華夏文明的形成與歐亞文明的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首先，河源昆侖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高原， 西起地中海與伊朗高原連接處，東至長江中游，橫跨歐亞大陸，占我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 歷史上的該區域不僅是橫貫東西、 連接南北的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且也是亞歐廊道的必經通途之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里的羌中古道、吐谷渾道、唐蕃古道、青唐古道、茶馬古道承載著不同的使命與功能，對加強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交匯相融，以及促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次，《莊子·齊物論》中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28]意即人類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共生共存。由于特殊的自然環境，生活在河源昆侖地區的人們很早就形成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宗旨。文化經數千年而積淀，其所蘊含著的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思考與樸素思想， 是今天青藏高原生態環境得以保護的重要原因。 這種樸素思想是寶貴的生態財富， 是中國傳統文化命脈永續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