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義思潮的歷史敘事轉向及其政治意蘊

雷 禹

(華中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自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走向終結之后，當代西方激進理論越發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正如伊曼紐爾·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言，在異常增殖的激進理論中，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千面馬克思主義。(1)[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劉琦巖、葉萌芽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212頁。隨之帶來的問題是，當馬克思主義以多種面貌的形式出現的時候，我們卻無法在其中識別出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真實面目了。因為正是在理論多樣化增長的過程中，擦除掉的是屬于它們的交集與底色。作為當代激進前沿理論的加速主義思潮，更是以極大的挑釁性姿態介入了今天的社會理論，尤其是深刻地影響了當代左翼的理論及其訴求。然而，這種“介入”以極為顛覆性的歷史敘事挑戰了主流馬克思主義的敘事要求，顛倒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并沒有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敘事視角。加速主義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與濫用，在實質上表征了當代左翼在尋求突圍道路的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有目的的強制性闡釋，也深刻反映了左翼面臨的復雜的現實困境。從歷史敘事的視角揭示加速主義思潮的內在結構，才能深刻地闡明其理論機制，才能真正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意義。(2)美國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在其著作《元史學：19世紀的歐洲歷史想象》中對歷史敘事、歷史話語、敘事模式等內容作了闡釋，尤為重要地指出了歷史敘述與歷史本身之間的復雜關聯。借用懷特的表述，我們可以認為，任何一種試圖去介入社會和歷史的理論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對歷史本身的敘述，而這恰恰可以反映其歷史敘事的類型及其合法性，由此可以把握這種理論的深層次內涵。就歷史敘事這一研究來看，彭剛從歷史哲學領域對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型進行了探討(彭剛：《敘事、虛構與歷史——海登·懷特與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型》，《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胡大平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提出了歷史敘事的諸多模式(胡大平：《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敘事轉向及其政治意蘊》，《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2期)；藍江從文化記憶的角度探討了如何建構一種不同于抽象歷史敘事的別樣的記憶敘事(藍江：《從記憶之場到儀式——現代裝置之下文化記憶的可能性》，《國外理論動態》2017年第12期)；成伯清從社會學的角度拓展了社會學的敘事表征和再現空間(成伯清：《時間、敘事與想象——將歷史維度帶回社會學》，《江海學刊》2015年第5期)，以上研究為我們從歷史敘事角度把握加速主義思潮提供了極好的參照。

作為西方激進思想史上的一個“事件”，加速主義思潮的產生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在理論上的征兆。既有的研究在介紹、分析和批判方面作出了諸多貢獻。(3)目前對于加速主義的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從加速主義的路徑方面，主要考察加速主義的加速策略(參見藍江：《當代資本主義下的加速策略——一種新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從加速主義與數字資本主義的關系角度，主要研究數字平臺、數字技術與加速主義的聯系(參見董金平：《加速主義與數字平臺——斯爾尼塞克的平臺資本主義批判》，《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1期；姜淑娟、關鋒：《從數字悖論到加速轉向——當代左翼加速主義批判進路及理論局限》，《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從加速主義與資本邏輯方面，主要探索資本增殖邏輯對加速的影響(參見楊慧民、張一波：《“加速”視域下的馬克思資本邏輯批判》，《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從加速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加速主義(參見雷禹、藍江：《馬克思主義與加速主義——兼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機器論片段”的當代價值》，《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11期；馬希、劉秦民：《生產“加速”：馬克思與左翼加速主義批判的理論關涉》，《理論月刊》2019年第11期)?？傮w來看，既有研究從加速主義的各個方面進行的較為全面的研究，為我們把握這一思潮的全貌提供了極富啟示的借鑒。然而，作為一種理論風格獨特且姿態激進的思潮，只有深入把握加速主義思潮本身的理論結構及其內在邏輯，才能真正準確地對其進行剖析和界定。在這一點上，加速主義思潮對馬克思主義構成了極大的挑戰，這種挑戰在深層次上表現在歷史敘事層面。如果不從歷史敘事的角度去識別其理論的基本敘事結構，將很難切實厘清加速主義思潮的內在結構及其理論內核。同時，面對當代西方激進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和歪曲，如果不從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加以回擊，那么這種回擊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從歷史敘事的角度切入，為我們理解加速主義理論思潮提供了一個可行且恰當的分析路徑。

一、路徑依賴：歷史敘事變遷中的加速轉向及其理論內涵

任何提出試圖表述和再現歷史的方式和視角，無疑在根本上就涉及歷史敘事的問題。然而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如何對歷史進行表述和再現，因為這一問題直接面臨的是表述和再現的歷史本身?？梢哉f，全部的歷史研究都不能回避這一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影響到對歷史把握的科學程度。對于當代西方的激進理論來說，歷史敘事的問題亦是它們所主張的理論之依托。如果說歷史敘事表征的是表述和再現歷史本身的方式，那么這就決定了某一種理論與其他理論的根本不同之處。當代西方激進理論的紛繁復雜，在實質上反映的是表述它所面臨的當代歷史和社會狀況的方式不同。然而必須要說明的是，表述和再現歷史的過程不可能不受到主體自身的影響，這就使得表述和再現過程本身是否能夠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夠符合真實的客觀歷史本身，決定了歷史敘事的科學性。馬克思通過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解決了這一難題。然而，當代激進思潮因為不能很好地處理這一難題，使得對歷史本身的敘述和再現呈現出諸多缺陷。對于加速主義來說，這一問題顯得尤為明顯。

就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激進理論的歷史來看，20世紀轟轟烈烈的“空間轉向”一度作為新歷史敘事方式試圖改變和替代傳統左派歷史敘事的“時間優先于空間的偏好”，由此不僅促成了諸多新的激進批判理論并引發人文社會科學的空間轉向，進而打開了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增長點和可能性空間。從傳統馬克思主義來看，無論是試圖“更新”或者“升級”歷史唯物主義，都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出場路徑有了諸多的闡釋。就實質來看，“空間轉向”試圖逆轉傳統的時間(歷史)偏好的敘事，從而走向空間(地理)敘事。然而這種空間轉向的敘事直接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為矛頭，認為它要么是缺失了對具體空間問題的關注，要么是采取了以時間(歷史)為主導的敘事結構。由此，新的理論在于揭示當前的社會歷史過程中存在著的空間轉向，并以此逆轉主流馬克思主義的時間偏好，從而占據歷史敘事的主導。這在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愛德華·索亞(Edward W.Soja)等理論家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

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社會批判理論的歷史敘事以加速逆轉了空間敘事。尤其是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今天，這種動向及其后果表現得尤為激烈。在加速理論家看來，今天的歷史敘事不再是單純依賴時間或空間，而是加速，即時空條件一體化之下的社會歷史發展之維。那么為何加速會取代空間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焦點問題呢？在加速理論家的代表之一、德國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as)看來，“在現代，沒有與加速類似的、獨立的空間變化的特征；時空結構的變革首先通過它們的時間的變化動力所驅動的”(4)[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7、28、61、69頁。。在羅薩看來，沒有靜態的、獨立的空間變化，相反，空間是在時間中不斷發生變革的。由此，羅薩基于社會學的維度將他的研究推進到對現代性的根本界定之上，即“現代化的經歷就是加速的經歷”(5)[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7、28、61、69頁。。在這一點上，羅薩指出加速是速度結構變化的中心特征，并且是現代社會結構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谧陨淼纳鐣W研究，羅薩對加速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學分析，并一度將其置于社會歷史發展的本體論地位。

盡管羅薩從社會學領域入手對現代社會的加速進行了考察，那么在馬克思那里是否有專門論述加速以及為何又成為后來的理論家們關注的中心？對于這一問題，羅薩指出加速問題在馬克思那里是次要的和未經充分發展的，因而是一個缺失，但是馬克思在對歷史以及資本主義的分析中表明現代化進程表現為加速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點上，羅薩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實質上提供了解釋三種加速形式的出發基點，即“技術的加速、社會變化的加速和生活節奏的加速”(6)[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7、28、61、69頁。。而這三種加速形式恰恰又構成了后來羅薩重點分析當代社會加速的三個方面。

早在羅薩之前就已經有理論家專門對加速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了，當代法國哲學家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另譯維利里奧)是繞不過去的代表。羅薩不僅將維希留的“速度學”(競速學)奉為這個領域最為卓越的開端，而且指出對于維希留而言，“不僅現代性，而且全部的世界歷史都應該被重新理解為加速的歷史，速度似乎應該是歷史的主體”(7)[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7、28、61、69頁。。在維希留看來，“從來就沒有‘工業革命’，有的只是‘競速政治的革命’，從來就沒有‘民主政體’，有的只是‘競速政體’，從來就沒有‘戰略’，有的只是‘競速學’”(8)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s，Trans.Marc Polizzotti，New York：Semiotext (e)，1986，p.14.。維希留指出，速度就是這個世界的絕對命令，也是歷史的火車頭?，F代性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加速的過程。維希留通過加速詳細地描述了人類歷史的變遷機制和社會狀況以及人類的處境變化。在維希留那里，時間和空間都不是完全獨立的或孤立的，而是以加速的形式存在著的。這種加速的形式，時刻改變著人類的生活和環境本身，也不斷改變著人類自身的處境。維希留特別通過對運輸交通、通信、軍事等領域的研究考察了人類的變化狀況，揭示了現代技術快速變遷之下人類自身的存在境況。

可以說，維希留和羅薩等人的討論，將加速置于現代性的核心位置，并一度有使其成為社會歷史發展的本體論的意味，同時也進一步為后來的加速主義的出場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學前提。如果說維希留和羅薩重點在于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加速變遷現象及其過程，那么加速主義則試圖提供一種改變現狀的加速策略。加速主義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開始流行起來，而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英國理論家尼克·蘭德(Nick Land)那里就已經初見端倪。加速主義認為以技術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正處在不斷加速的過程中，正如蘭德對人工智能的探討和尼克·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與艾利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對大數據和平臺資本主義的分析。加速主義將馬克思奉為最典型的加速主義理論家，試圖將馬克思主義加速主義化。然而，加速主義重點不在于對社會的加速性質進行詳細的描述，而在于為如何走出這種加速的局面提供更為重要的指南。圍繞著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以蘭德的右翼加速主義和以斯爾尼塞克與威廉姆斯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義一度使加速主義思潮成為一種持續活躍在激進理論前沿位置的社會思潮。這一思潮的流行，又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其他理論。

對加速歷史敘事變遷的簡要闡述有助于理解從20世紀后半葉到21世紀初激進理論的敘事轉向，這為后面探討加速主義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前提和考察方向。加速成為理論家們關注的焦點，對馬克思主義自身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無論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完整性，還是對其科學性來說都是如此。然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捍衛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性的時候，在對于加速的問題上，既不是像理論家們所稱的那樣，這一問題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是一個缺失因而需要補充以加以完善，亦不是將馬克思主義加速化以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的升級，而是始終聚焦我們所面對的社會現實及其條件，從而解決我們的任務。

可以說，加速轉向，無論是羅薩從社會學角度對加速進行全面總結并從技術、社會和生活方面闡述加速的具體變遷，還是維希留從技術角度闡釋加速狀況之下人的境況的“速度政治學”，抑或是加速主義理論家對超越資本主義作出的加速主義策略，不僅在現代性批判維度方面打開了極為廣闊的理論視野，而且對于當代激進理論批判的歷史認識論提供了多種有啟發性的思考。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基于歷史敘事的更新與改變，加速轉向成為新的激進理論的歷史敘事基礎。加速問題，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無論是把握加速問題的內涵，還是將馬克思主義加速化，都試圖在當代加速研究上占據新的生長點。因此，要真正理解加速問題的實質，不僅要從歷史敘事的角度加以闡釋，而且也要把握其對應的政治規劃。

就這一方面而言，暫且不論加速轉向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聯，只需要認真審視一下加速理論家內部歷史敘事的差異就可以看到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路徑的不同，盡管他們都將加速視為社會發展明顯事實而作為理論出發的前提。維希留盡管提出了速度政治學，但基于對運輸、通信、軍事等技術的加速帶來的恐懼、意外圍繞著人們的生存這一事實，由此對現代性抱有極大的悲觀情緒；羅薩詳盡闡述了技術、社會和生活的加速帶來的異化狀態，以主體的關系概念既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主體間性理論，又試圖以此揚棄這種加速的異化狀態，從而走向了基于主體關系的“共鳴”(9)Hartmut Rosa，Resonaz：Eine Soziologie der Weltziehung，Berlin：Suherkamp，2016，p.305.策略；而加速主義理論家不僅看到了前兩者對社會現實加速的思考，重點更在于闡發一種以主體之維超越資本主義的政治規劃和策略，由此走向后資本主義社會。

可以看到，加速主義思潮就處于20世紀后半葉以來的加速轉向的變遷之中，不同的加速理論處于競爭之中。這種競爭在實質上是歷史敘事的差異，不同的歷史敘事決定了對于未來的政治規劃的差別，這就是歷史敘事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歷史敘事的變化實質上是對現實變遷的反映。加速轉向的變遷實際上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要求，即資本為了實現增殖的目的，不斷推動著交換、流通的加速，進而推動社會的加速。對于加速主義思潮而言，這一思潮本身及其內部的復雜性反映了歷史敘事問題的重要性，這不僅對于識別它的內在特征的多樣性和搖擺性，而且為恰當地對它的理論效應進行評估，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焦點問題：加速主義的歷史敘事結構及其內在實質

任何一種理論，只要它試圖去再現歷史，我們就能識別出其是何種歷史敘事，盡管一些理論并沒有明顯地表明自己的元理論。對于激進理論來說，問題亦是如此。當前加速主義思潮以其驚世駭俗的理論和口號震撼人們內心之時，它的歷史敘事的基本結構往往被外表華麗的辭藻所掩蓋，而且其理論的科學性是值得進一步去評估的。因此，只有真正剝離出驚艷口號背后的歷史敘事結構，才能真正揭示其元理論之所在，最終才能理解其讓人震驚的政治規劃。加速主義的歷史敘事結構可以從客體向度或主體向度、實體本質或非理性主義、歷史規律或意志主義三個維度進行展開。以馬克思主義為參照，從這三個維度出發將很好地解剖加速主義思潮令人眼花繚亂的激進理論。

(一)從客體路線到主體路線：以技術為中軸的主體之維

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指出的那樣：“正如傳統的辯證法所教導我們的，歷史化操作可以沿著兩條不同的線路運行，而最終只能殊途同歸：即客體的路線和主體的路線，事物本身的歷史根源和我們試圖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疇的更加難以捉摸的歷史性?！?1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頁。在詹姆遜看來，試圖去表述和再現歷史的歷史敘事有兩種路線：主體路線和客體路線。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和格奧爾格·盧卡奇(Gy?rgy Lukcs)的主體性哲學分別代表了客體路線和主體路線。在關于主體路線和客體路線兩種不同的歷史敘事中還有不同的導向，即主客體一致性和主客體異質性路線。如果說盧卡奇從主體路線入手，試圖理解資本主義物化的經濟結構從而為階級意識提供客觀上的論證，那么這可以說是一種主客體一致性的路線。對于加速主義來說，它亦走的是主體路線，即試圖以主體的強綱領敘事來為左翼的行動提供支撐。對于左翼加速主義來說，他們試圖加速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目的就是使其加速進入到當前資本主義之后的階段，即達到后資本主義階段；對于右翼加速主義來說，他們也主張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并非達到一個與當前資本主義不一樣的后資本主義階段，相反則是使資本主義本身發展到一個擺脫當前困境的更高級的階段。

加速主義的這種主體路線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以技術為中軸和核心從而發揮了主體路線的要求。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加速主義都將問題的焦點鎖定在技術的維度之上，都將未來社會的希望賭在技術的命運之上。毫無疑問，加速主義極為重要地注意到技術在今天的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越來越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似乎技術領域的每一項重大變革都能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那么，技術在今天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地位異常重要，特別是譬如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越來越直接主導著社會的發展。在這一點上，加速主義將技術作為中心議題，無疑凸顯了其理論的導向，這是有較大積極意義的。然而，加速主義對技術的過度關注以及看待技術的方式亦帶來了重要的問題，即具有高度的技術決定論嫌疑。

無論加速與技術之間有何關聯，這都表明了加速主義者希望加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恰恰是這種要求隱含了其中的本質，那就是表征了從主體路線出發的敘事中的主客體異質性路線，即主體與客體在實質上是不相通的。這種不相通就體現在，基于主體路線的主張是沒有客觀條件做支撐和保障的。換言之，加速主義的主體敘事由于沒有從社會歷史的客觀狀況中真正找到能夠提供主體敘事的依據，從而使得主體敘事的合法性和邏輯性大打折扣，進而對于其未來的行動策略和革命要求產生了論證上的困難。加速主義之父蘭德在其文章《卡巴拉101》(Qabbala101)中表達了他的核心觀點：“由于卡巴拉主義是一個實際的綱領，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教條，它的形式錯誤——誤解——僅僅是計算上的不規范，而糾正這些錯誤實際上是它繼續發展的程序要求(而不是反對)。對卡巴拉主義事業的理性否定被迫采取形而上學的立場：以所謂的原則為由排除事實上不過是指導性的‘經驗 ’假設?！?11)Nick Land，Fanged Noumena：Collected Writings，1987-2007，eds.Ray Brassier and Robin Mackay，Falmouth：Urbanomic，2012，p.591.在蘭德看來，卡巴拉主義表達的是一種基于自身內部的運行機制而與外界無涉的行動綱領，它的錯誤可以進行自我修正。從這一要求便可以理解加速主義的實質了，那就是排斥外部客觀世界的經驗，而完全依賴自身的要求。這便是歷史敘事中主客體異質性路線的表達。邁克爾·E.加德納(Michael E.Gardiner)在其《加速主義批判》中對加速主義倡導的理性有很好的說明。在他看來，“理性是不斷自我擴展和自我修正的，它沒有必要的目標或終點，并拒絕承認對其擴大或適用范圍的任何限制”(12)Michael E.Gardiner，“Critique of Accelerationism，” Theory，Culture &Society，Vol.34，No.1，2017，p.8.。理性是自我擴展和自我修正的，而不受任何適用范圍的限制，這與蘭德的主張是一致的。

從實質上說，加速主義的主體路線隱含了看似客觀的技術路徑，從而使得其訴求具有了某些現實根據。然而，這種主體路線卻把作為技術支撐的現實根據發揮到主觀唯心主義的地步。當主體的要求不是基于對客體的論證，而是從自身出發時，那么它不僅解除了客體的束縛，而且還會凌駕在它之上。因此，對于加速主義來說，重點不在于去理解客觀世界本身，而在于如何使我們自己的主張更具有邏輯自洽性。如果是這樣的話，加速主義的理論依據就會是基于自身的要求或者出于經驗式的實用取向了。這一點恰恰可以從左翼加速主義的代表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著作《創造未來》(13)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Inventing the Future：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London：Verso，2015.的標題看得異常清楚。創造或者發明未來極大地體現了主體性的要求。對于馬克思來說，無論單方面從主體路線或客體路線都是有失偏頗的。馬克思主客體辯證法敘事的內在要求在于，以客體路線為前提的主體敘事，或者說以主體為目標的客體敘事。在馬克思那里，主體路線和客體路線是統一在歷史辯證法之中的，僅僅立足于一方或者割裂二者都是不科學的。

(二)從實體本質到非理性主義：作為“超信”的加速主義

如前所述，當加速主義的歷史敘事不再從客體路線而是從主體路線出發的時候，那么關注的重心顯然就不再是根本上決定主體行動的客觀社會歷史狀況了，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盡管我們可以看到加速主義者不僅指出了當前左翼無法提出行之有效的干預策略之困境，也認識到技術的快速進步對資本主義的重要影響，然而卻忽視了對資本主義根本性質和矛盾的診斷。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主義的歷史敘事結構就是以非理性主義敘事為中心，替代了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的實體本質的探究，從而充分發揮了其主體路線。

加速主義的主體路線以技術為支撐，然而這種支撐在表面上以客觀的技術為依據，卻在本質上裹挾和潛藏了主體的意志。加速主義之非理性主義在兩個方面表現得十分明顯：

一方面，這種非理性主義最為明顯的表達體現在他們對于“超信”(hyperstition)的建構和論述之上。以蘭德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義對這一概念給出了一個最為明確的定義，即“實體‘使自己成為現實’的超信過程正是一個通道，一個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潛能——已經活躍的虛擬——實現了自己”(14)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CCRU Writings：1997-2003，Urbanomic：Falmouth，2017，pp.25-26.。根據蘭德的觀點，重點不在于實體本身是什么，而在于它在超信的過程中能夠實現自己。簡言之，超信是一個通道或轉變，實體的潛能能夠實現，盡管還不是現實。換言之，超信的實質在于它是一種虛構，將現實視為一種可以操作的虛構的場所，從而表達了虛構的或者人為的想法可以在現實社會中產生實際的影響和效果。這就為加速主義在政治上的行動或策略提供了充分的論證支撐。

另一方面，加速主義的非理性主義表現在其濃厚的經驗主義色彩，即對真理的貶低。加速主義將“超信”奉為準則，那么帶來的后果則是必定對客觀世界真理的漠視和忽視，對理性的指責。換句話說，“超信”的規則就在于它服務于自身，而不受外在的真理或規定所約束。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主義的非理性主義就體現在它是以主體的意志為依據，亦以經驗的要求為導向。加速主義的非理性主義類似于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不可通約性的世界觀之間強調意志自由選擇的“怎么都行”的取向。費耶阿本德指出：“人類的生活被許多意識形態所指引，真理只是其中之一，自由和精神獨立是另外一些。如果真理像一些思想家所設想的那樣和自由是沖突的，那么我們就必須進行選擇，我們可以放棄自由，但我們也可以放棄真理?！?15)[美]保羅·費耶阿本德：《知識、科學和相對主義》，陳健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頁。正如費耶阿本德指出的那樣，當我們不再將真理作為我們的追求，那剩下的就是基于個人意志的選擇了。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主義以“超信”為核心的非理性主義就可以理解了，它不再探尋客觀世界的真理，而試圖去創造。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著作《創造未來》這一標題十分確切地表達了這一點。

這就意味著，問題不在于現實是怎么樣，而在于我們所走向的未來如何以及讓人們相信我們所走向的未來。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理解無論是左翼加速主義意圖走向后資本主義還是右翼加速主義將資本主義本身作為目的，都是采取加速的策略，他們二者都將未來的社會作為各自的出發點和中心。西蒙·奧沙利文(Simon O’Sullivan)的評價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加速主義超信概念的內涵。他指出：“超信是一種虛構的東西，它通過時間旅行的反饋循環使自己成為現實：它作為一種被拋回到過去的未來愿景來設計自己的歷史?！?16)Simon O’Sullivan，“Acceleration，Hyperstition and Myth-Science，” Cyclops Journal，No.2，2017，p.14.

加速主義所主張的超信概念逆轉了過去和未來之間的關系，以一種未來的沒有發生的事情來主導和影響當下的現狀。這就是加速主義的基本策略。它主張關鍵不在于真理是什么，而在于我們如何去創造它。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義政治宣言》這一綱領性文件中以一種極富激情的口吻闡發了加速主義的基本框架，并指出“加速主義推進的是更為現代的未來——是新自由主義在本質上無法創造出來的另一種現代性”(17)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362.。

加速主義所面臨的，一方面是當前左翼無法提供對未來社會的構想，另一方面是新自由主義仍然占據統治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加速主義必須對未來采取一種強有力的構想，才足以引導左翼跟隨他們的主張和策略。然而，其中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加速主義以非理性主義敘事代替了對社會現實內在本質的探索。因為它一方面將社會歷史鎖定在以超信為形式的非理性主義之中，從而將社會歷史之客觀性予以懸置，另一方面又將技術這一看似客觀的狀況發揮到主觀唯心主義的層面，由此而裹挾了主體的想象。如果說馬克思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的客觀運動規律，而這恰恰是歷史作為實體的本質，那么加速主義則放棄了對資本主義運動規律和內在矛盾的解剖，轉而強調了主體對未來的干預措施。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面臨左翼的失敗困境和新自由主義仍舊強大的局面，尋找一種既無可奈何又迫不得已的另辟蹊徑的突圍道路。

(三)從歷史規律到意志主義：加速主義的動力機制

既然歷史敘事是對歷史的表述和再現，那么它必然涉及如何呈現歷史的動力問題，因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可以說是歷史敘事的核心問題。如果說馬克思主張歷史發展的客觀性和規律性，并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運動解決了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問題，那么其后的第二國際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要么從經濟決定論的客體路線過度發揮了這一動力機制，要么嘗試以主體路線將之拯救出來，都承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后來復雜的思想史可以表明，歷史規律卻被多方面所攻擊。例如，出現了諸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這樣直接否認歷史規律性的代表。(18)[英]卡爾·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輯、邱仁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其后歷史敘事的問題為結構主義所改寫，例如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主張歷史的客觀性在于結構；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強調歷史是多種因素的過度決定過程；米歇爾·?？?Michel Foucault)指出歷史是斷裂的、非連續性過程。

如果說，列維-斯特勞斯對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人本主義的批判打開了結構主義的新視野，那么這種新視野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不僅揪出了歷史發展中主體這一條意識的小蟲從而保障了歷史的客觀性，而且將歷史呈現為一種不受時間因素影響的結構，由此為進入歷史的內部大大打開了方便之門。在這一意義上，歷史成為人們可以任意拆解的模板，可以隨意書寫的紙張。那么對于加速主義來說，歷史便不再具有客觀性，歷史規律也不復存在了。加速主義所主張的超信正是其歷史敘事的寫照，即它逆轉了時間的順序，歷史成為加速主義者手中可隨意更改歷史的筆。加速主義的歷史敘事主張的歷史是一種可以跳躍的歷史，是可以從當下跳躍到未來的歷史。奧沙利文所指出的“時間旅行的反饋循環”正好代表了加速主義的操作機制。正如加速主義的批評者本雅明·諾伊斯(Benjamin Noys)指出的那樣：“我們應該注意到蘭德的預測是超信的——一種述行的虛構，創造了它預測的未來——他的理論化(根據蘭德的說法)擾亂了線性的、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時間?！?19)Benjamin Noys，Malign Velocities：Accelerationism and Capitalism，Alresford：Zero Books，2014，pp.46-47.

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加速主義歷史敘事的實質：歷史變成了可以由主體意志任意改變和推動的可逆的、直線的循環運動。歷史由此成為加速主義服務于自身需要的戰場，同時以時間性和必然性為代表的歷史之客觀性將無法得到保障，終究淪為主體意志競相爭奪的工具。無論是左翼加速主義還是右翼加速主義，他們都試圖去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而這種加速是以可能的未來來參照當下。在這一點上，不去探究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規律，而以主體的意志主導歷史發展的進程，加速主義難免走向意志主義的傾向。

這種主體的意志主義特別表現在加速主義理論家對理性的過分高揚之上。雷扎·內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指出：“理性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和提升自己。而理性的自我實現與非人的真理不謀而合。在這里，理性不應被理解為一種僵化或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理解為一個不斷演變的空間，它通過同時保留無知和減輕無知的可修改規則來重組自己?！?20)Reza Negarestani，“The Labor of the Inhuman，”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437.同時，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也提出：“普羅米修斯主義承諾克服理性和想象力之間的對立：理性是由想象力推動的，但它也可以重塑想象力的極限?！?21)Ray Brassier，“Promethea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487.加速主義所主張的理性不在于去探求客觀真理，而是以自身為目的，并由想象力所推動。加德納在批評加速主義時指出：“在這一加速的狂奔中，我們斷絕了對人類過去的任何和所有形象的‘承諾’，而當我們這樣做時，未來就會蜂擁而至；我們被拉向一個總是新穎的地平線，不斷擴散的項目可能很難從今天的角度看出來(甚至可能被認為是不可取的)?！?22)Michael E.Gardiner，“Critique of Accelerationism，” Theory，Culture &Society，Vol.34，No.1，2017，p.8.由此可以表明，加速主義盡管看到了當前資本主義中由技術發展呈現出來的加速現象，但缺失了對資本主義歷史規律的內在把握，從而以加速主義的歷史敘事失卻了對歷史發展真正動力的考察，而走向了主體的意志主義誤區。

三、政治意蘊：加速主義歷史敘事的政治意蘊及其困境

從歷史敘事的角度揭示加速主義思潮的內在結構，不僅能夠使我們徹底理解這一異常激進的理論本身，也可以穿越重重迷霧理解其政治主張。這兩方面不是割裂開來的，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加速主義歷史敘事為政治策略提供了元理論基礎，提供了認識論上的論證，而政治策略則是其歷史敘事的必然后果。

聯系20世紀左翼的歷史便能清晰地看到加速主義政治策略的調整和轉變。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說，1968年“五月風暴”的失敗，不僅使得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邏輯上走向了終結，而且在實踐上亦無力組織其有效的力量來顛覆資本主義以實現共產主義。在這種局面之下，新左派的崛起，意味著“第三條道路”成為可能，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通過廣泛的新社會運動不斷爭取平等和正義。與之伴隨的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撒切爾-里根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出臺，預示著資本主義仍舊獲得新的長足發展。尤其是蘇東在20世紀90年代的垮臺，表明在與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大大衰弱，而似乎歷史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已經終結了。

可以說，加速主義政治上的歧義性與這種局面有著極大的關聯。對于右翼加速主義來說，它正是看到了福山所說的這一點，新自由主義已經是“城里唯一的游戲”，同時技術的高速發展似乎讓人們看到了未來世界的可能，只不過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它被束縛了。于是，右翼加速主義主張必須進一步釋放技術的潛力，這樣會有助于資本主義走向更高的階段，而唯一的通道便是資本主義本身。對于左翼加速主義來說，它一方面看到左翼無法有效組織其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冷戰結束后，爆發了新的社會運動，2008年之后的歲月里重新經歷了運動的復興，但這些運動同樣無法設計一種新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視野”(23)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p.350-351.；另一方面，在他們看來，左翼無法正面組織有效力量已成事實，同時2008年的金融危機并沒有摧毀新自由主義，那么可行的路徑就是加速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讓它早日達到其臨界點，同時左翼準備好掌握技術、意識形態、平臺等的領導權，為達到后資本主義社會做好充分的準備。正如學者藍江教授指出了加速主義策略的實質——“與資產階級爭奪技術加速的主導權，讓物質性的生產力加速運動，最終在未來突破資本主義的界限”(24)藍江：《當代資本主義下的加速策略——一種新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第12頁。。當然，從本質上來說，加速主義者亦看到了在資本增殖要求的裹挾和推動下，資本、技術、社會等都以加速的姿態發展，加速主義者的策略正好在理論上也反映出了這一社會狀況。

可以說，加速主義總體來說不僅是在缺乏改變現狀的有效措施的情況下，而且還是在新自由主義仍然處于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所作出的應激策略。這種應激策略既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被迫選擇，也是尋求迂回路徑的無奈之舉。然而，加速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曖昧使得它無法撇清與資本主義的共謀關系，由此而導致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方面模糊不清而又歧義叢生的艱難困境。

第一，加速主義歷史敘事無力探究社會歷史的運動規律，而代之以主體的意志駕馭歷史本身。當加速主義不能真正面向社會歷史的時候，那就只能愉快地轉而背向歷史。在政治層面的表達則是，當不能從當前的社會歷史內部探究我們未來行動的準則和依據的時候，那么我們的行動標準則落到了主體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以加速為策略的主張便會隨著主體自身的要求而作出改變了。對于右翼加速主義來說，加速的策略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資本主義本身；對于左翼加速主義來說，試圖超越的路徑只能是通過資本主義，即“即超越資本主義限制，超越以資本為核心的社會形態，尋求一種新的未來社會”(25)孟獻麗：《社會加速理論視域下的當代資本主義批判》，《世界哲學》2022年第2期，第38頁。。當歷史敘事所作的任務沒有真正探究資本主義的內在運動規律從而為加速主義的策略提供真正客觀的標準和依據的時候，那么其干預策略將會喪失客觀真理的保障而走向實用主義的泥淖之中。

第二，加速主義看到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加速現象，然而忽視了社會歷史加速的條件性。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加速主義都將馬克思奉為典型的加速主義思想家。(26)這一點在羅賓·麥凱(Robin Mackay)和阿爾曼·阿瓦尼西安(Armen Avanessian)編輯的《加速：加速主義讀本》(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中可以得到集中體現。在其中，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固定資本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節被作為“機器論片段”而放在本書的首篇位置。關于“機器論片段”與加速主義的關聯，可參看雷禹、藍江：《馬克思主義與加速主義——兼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機器論片段”的當代價值》，《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11期，第15-18頁。左翼加速主義者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義政治宣言》中指出“馬克思是最典型的加速主義思想家”，因為馬克思“承認資本主義仍然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先進的經濟體制”(27)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353.。右翼加速主義者蘭德在回應《加速主義政治宣言》時引用了馬克思在1848年《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提出的表述，即“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為止的各個民族，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偠灾?，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5頁。參看：Nick Land，“A Quick-and-Dirty Introduction to Accelerationism，” Jacobite Mag.，May 25，2017，http:∥jacobitemag.com/2017/05/25/a-quick-and-dirty-introduction-to-accelerationism/，January 1，2022.，從而為其論證加速資本主義發展策略的合法性作辯護。而我們想要表明的是，加速主義理論家看到了馬克思無論是對資本主義的贊揚還是對其加速的描述都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即馬克思從生產力的發展角度對資本主義的客觀考察。然而，加速主義理論家不僅忽視了馬克思還著重探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對工人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且誤解了馬克思對生產力發展的客觀性論述。這一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有充分的闡釋。易言之，即使試圖強調社會加速，那么這種加速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基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狀況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470-471頁。加速主義忽視了社會歷史加速的條件性，對于其政治實踐來說有著重大的缺陷。

第三，加速主義的加速策略是在既有資本主義體制之下的霸權斗爭，對于追求未來的解放是一種烏托邦幻想。首先，加速主義主張顛覆資本主義的策略不可取，于是就試圖加快資本主義的發展，以縮短陣痛的時間。面對左翼的各種新社會運動的反抗策略都無法改變局面的情況，加速主義走向了相反的一面，即主張資本主義加速進入到自己的臨界點。這樣一種策略不僅是一種幻想，而且與資本主義產生了意識形態上的共謀。其次，加速主義試圖掌握技術上的領導權以實現對資本主義的成功接管。然而，這無疑亦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為資本主義絕不會允許左翼和平地奪取它的生產資料，這已經通過資本主義發展史無數的事實得到證明。最后，加速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它的斗爭更多只是一種為爭奪話語權的霸權斗爭。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實踐，加速主義在歷史敘事上的嚴重缺陷導致了它不可能有革命的實踐。因此，它的理論斗爭更多只是圍繞話語權的霸權之爭，這不僅表現在左翼加速主義和右翼加速主義之間的直接對立，還體現在加速主義的話語為諸多其他的意識形態所綁架從而走向了多個極端立場。(30)在《創造未來》一書中，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指出他們現在避免使用“加速主義”一詞，因為“圍繞這個概念出現了各種相互競爭的理解”，但仍舊堅持他們信奉的原則(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Inventing the Future：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New York：Verso，2015，p.189)。正如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的那樣，“人類始終只能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頁。。

聚焦加速主義思潮的歷史敘事，就是要闡明加速主義的歷史認識論。因為也正是在歷史敘事的維度上我們可以更加透徹地穿過那些擺在我們面前的驚世駭俗之語。通過歷史敘事，我們能夠真正理解其根本矛盾之處，也才能識別出其內在癥結。對于今天的馬克思主義來說，要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事業，也必須在歷史敘事的層次上捍衛馬克思主義。這種捍衛，不僅是為了與諸多錯誤的理論思潮作正面的斗爭，正如馬克思恩格斯一直所做的那樣，而且也是始終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的科學性從而不受污染，更是為了不斷加強診斷社會現實的能力。對于今天國外馬克思主義和激進前沿思潮層出不窮且形式多樣的新奇話語，我們需要理智地拂去理論表面的絢麗多姿從而達及理論內核深處。從歷史敘事的角度分析和解剖當代加速主義思潮，不僅要對其新穎的話語產生高度的警覺，更是為了加強我們應對各種激進思潮的方法論自覺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