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調查：勞工調查方法新探索

陳榮榮

(南昌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2014年以來，我們對廣東省深圳市和廣州市、河北省石家莊市、天津市等地區的工業區進行了長期的跟蹤調查，迄今歷時近十年。在對當前的勞工調查方法或借鑒、或批判、或改造的基礎之上，我們提出了融合調查法。我們于2014年從E市選取了三個私營工廠(以下分別簡稱A廠、B廠、C廠)為樣本實施了三次融合調查，總歷時約6個月，其中A廠16天，B廠75天，C廠87天?；谪S富的調查經驗，我們提出了融合調查法的基本理念、基本經驗、實施方案等，這或許稱得上勞工調查方法的“新探索”。勞工調查如果能夠實現從價值中立轉向勞動者立場、從旁觀者轉向參與者，并從參與者轉向融合者、從干預者轉向啟蒙者、組織者，即實現傳統調查向融合調查的轉向，并在此基礎上輔以廠外的問卷和訪談，我們一定能記錄真實、鮮活、生動、厚重的勞工群體，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和社會學者的重要使命。

一、當前勞工調查研究的反思

當前我國的勞工研究主要聚焦于農民工，這方面的文獻卷帙浩繁，一方面體現了勞工調查研究的明顯進步，另一方面也顯現出明顯的不足。在海量文獻面前，我們明顯感到，真實的勞工狀況仍然難以捕捉，勞工仍然是一群貌似熟悉實又陌生的群體。這種不足既與一些文獻的資本敘事邏輯有關，也與勞工調查方法的缺陷有關。

(一)反思勞工狀況的敘事邏輯

我國的勞工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資本敘事邏輯。在資本敘事邏輯之下，勞工主要被當作再生產的自然要素，他們所處的生產關系被忽略，他們的勞動過程因不被看作發展目的而被遺忘，他們的生、老、病、死被當作發展負擔，他們成為片面服務于經濟增長的比較優勢資源。習近平強調關愛勞動者群體，強調保障勞動者利益與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1)劉佳：《習近平對毛澤東勞動觀的創造性發展》，《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6期，第11頁。，而資本敘事邏輯必然與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形成沖突。這種資本敘事邏輯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發展主義敘事。發展主義敘事僅僅把經濟的發展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核心指標，而把勞動者視為推動這種發展的生產要素。它把人當作了發展的手段和工具，而把物當作了發展的終極追求，由此造成人與物的本末倒置，導致物統治人、壓制人、淹沒人。各種發展主義學說對于一些基本問題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因此成為助推資本謀利的一種意識形態。這些基本問題包括：為誰發展？誰推動的發展？勞動者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發展成果被誰占有了？這種發展會導致什么后果？除與西方接軌的“現代化”道路，有沒有另一種發展方式？(2)參看許寶強、汪暉主編：《發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第1頁。一個國家如果被發展主義主導，經濟發展難免出現悖論：即使經濟較快增長，大多數人并不能充分受益；但如果沒有較快的經濟增長，大多數人卻必然深受其害。

其二，比較優勢敘事。比較優勢敘事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與“國際接軌”，并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發揮自身勞動力、自然資源等方面的優勢，逐漸實現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比較優勢敘事把龐大的勞工群體當作“人口紅利”津津樂道，殊不知，“人口紅利”是資本的紅利，但卻是勞工的代價，為了這種紅利，勞動者不得不長期承受低工資、低保障的待遇。大量的國家發展經驗表明，走比較優勢道路代價極大、后患無窮，勞工負荷過重容易累積階級矛盾，資源賤賣損耗國家戰略儲備，低端發展招致生態環境快速破壞，放棄核心技術的獨立自主容易被外國掐住咽喉，等等。同時，走比較優勢道路不僅難以實現發展的跨越，反而容易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永久附庸。過去一百多年，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跟隨西方道路走，除個別國家外，絕大部分都沒有實現跨越。

其三，用工荒敘事。近幾十年來，我國較普遍地接受了“用工荒”這一說法，“現在打工者是皇帝”“企業使出渾身解數、各出奇招加入搶人大戰”“用工荒蔓延國內各大城市”“人口紅利消失”“劉易斯拐點到來”等言論此起彼伏、不絕于耳。其實，這與我國勞動力用工狀況明顯不符，它是片面服務于資本牟利的輿論，而一些人在輿論帶動下缺乏理論辨析，自覺不自覺地跟風宣傳。2019年，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王培安曾說，“按照國際口徑，15到4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我國還有9.9億，2030年還有9.5億，2050年還有8.2億”，“也就是說我國現在勞動力比較充裕，就是再過三十年、五十年，我國勞動力的數量仍然比較充裕。我國勞動力總量過剩和結構性短缺并存”。(3)王培安：《當前中國人口發展要重點關注三個問題》，2019年3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5/c_1210073957.htm，2023年4月29日?？梢?，用工荒的輿論僅以局部領域的用工短缺掩蓋我國勞動力總量過剩和就業壓力較大的總體情況。其實，所謂的“用工荒”根源于一些企業的“工資荒”“待遇荒”。2015年筆者在珠三角工業區調研期間，幾乎任何一家哪怕是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的企業都會引來工人的蜂擁而至，進而在幾天內把數千崗位哄搶而光，因為其他企業的工資待遇都不如這些企業。也就是說，只要企業稍微提高工資待遇，哪怕只提高到最低工資標準的水平，勞動大軍召之即來。如此形勢下，為何用工荒的輿論長期甚囂塵上呢？

在資本敘事邏輯的影響下，社會往往難以走近真實的勞動者，勞動者的真實狀況容易被遮蓋，勞動者容易成為被沉默的群體。同時，社會對勞動者的認知難免存在種種偏差。比如，對于農民工這一群體，社會容易形成若干個固定、僵化的標簽評價他們，而這些標簽往往難以代表他們的當下、他們的整體，由此導致整個社會對這一群體的認知偏差。

(二)工具實證主義的冷思考

工具實證主義在過去幾十年盛行于我國的勞工研究，這類文獻以大樣本、問卷調查、定量分析為主要特征，它們數量甚多，甚至代表主流的研究范式，不少冠以“農民工”名稱的研究成果屬于此類文獻。這類文獻的優勢一般來看比較明顯：源自政府相關部門或專業社會學者，權威性較強；建立在科學的定量分析方法之上，能較客觀、理性說明問題；調查樣本量大，能從宏觀和整體說明問題。因此，這類文獻有其特有的重要價值，我們討論相關問題時往往需要參考它們的統計數據。

但是，工具實證主義的缺陷也日益顯現。國內外學者對它的批評雖仍顯不足，但卻早已有之。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嘲笑它為“社會巫術”那一類的手藝(4)轉引自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第3頁。、J.R.費根(Joe R.Feagin)和H.薇拉(Hernán Vera)稱“這種象牙塔式的教育制造出的是‘經過訓練的無能’”(5)轉引自王建民：《在參與性行動中改變世界 讀費根、薇拉的〈解放社會學〉》，《社會》2011年第6期，第230頁。。沈原同樣對其進行了嚴肅批評，他認為這些數據分析和量化描述把農民工當作不分地域、不分性別、不分老幼、沒有具體面目的“整體范疇”來處理，而不是當作具體的、歷史的、正在生成中的具體階級成員來描述，“由于在這種抽象水平上已經進行了差不多10 年之久的研究，因此如果我們對這種抽象的、一般化的研究表現出某種厭倦，實在說也在情理之中”。(6)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第26頁。這些批評雖嚴苛，但卻不無道理，同時，我們想根據我們的勞工調查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商榷。

首先，我們要追問：大樣本問卷調查如何確保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

幾千、幾萬甚至更大的樣本，是如何發放的？是如何完成的？如何確保調研員嚴格完成問卷？如何確保被調查人認真填寫問卷？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諸多不可控的因素。調研員隨意應對的有之，被調查人隨意填寫的有之。這些問題均不是問卷調查中的小概率事件，而是較大概率事件，而且，樣本越大、范圍越廣、人員越雜，其概率一般就會增大。盡管大規模問卷調查有一套降低失誤的科學措施，但如果執行問卷兩端的人(調研員和被調查人)難以確保認真、嚴格、規范，則終究難以確保數據的真實準確。此外，年齡、生日、工資等客觀的數據容易確定且更不容易失真，但情感、意志、態度、信念、思想、觀點等主觀方面的問題卻更難通過數字量化準確記錄，因而數據失真的可能性就會增大。但是，問卷調查越來越普遍地運用于主觀問題的量化，這就尤其要求我們加強辨析。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勞動與壟斷資本》中提出過一個經典例子：在一次由著名機構實施的階層狀況民意測驗中，絕大多數被調查者都自愿列為“中等階級”，但當把調查表改變成包括了人們所喜歡選擇的“工人階級”時，“工人階級”就成了大多數人的選擇。(7)轉引自[美]哈里·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方生、朱基俊、吳憶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30頁。費根和薇拉在他們的代表作《解放社會學》中也集中闡述了抽樣調查的局限：抽樣調查難以處理調查中的時間因素，有些被調查者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他們的想法；關于人們思想、觀點、態度和情感的深層現實，很難在幾十秒的即時性問題中獲得；人們的態度、信念、情感和意識等難以從口頭或書面的調查問題中引出。(8)轉引自王建民：《在參與性行動中改變世界 讀費根、薇拉的〈解放社會學〉》，《社會》2011年第6期，第230頁。盡管主觀問題的量化分析也有一套科學方法用以降低失誤，但我們提出的以上質疑解決起來存在不小難度。

其次，我們要追問：數字足以承載復雜厚重的社會內容嗎？

我們感到，勞動者的生產生活狀況是豐富、厚重、復雜、立體、深層的，遠非單純依靠量化分析足夠容納和承載的。勞工文獻的生命在于記錄勞動者的生命，立足于深層次田野調研的作品才可以記錄勞動者生命的厚重。因為沒有深入勞動者內部，工具實證主義的數字往往把具體的、有差別的、動態的、立體的勞工生存狀況化為一般的、無差別化的、靜止的、單面的分析，這種“數字”究竟有多少代表性、能說明多少問題確實需要批判性反思。同時，工具實證主義的調查看似工程龐大，但卻未必深入，而且容易出現錯誤分析。因為現實是復雜的而數字是簡單的，因為現實是動態的而數字是靜止的，如果沒有深入勞工生產生活內部進行調查，就難以把握一些復雜、動態的事實，因而僅僅或主要通過簡單、靜止的數字去承載復雜、動態的現實，經常容易出現錯誤分析，我們在閱讀相關文獻時，不時發現這類問題。

二、融合調查法的基本理念

針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復雜勞工群體，我們有著強烈的記錄愿望，為此我們于2014年在珠三角E市的三個工廠實施過三次融合調查，總歷時約6個月。融合調查主要有兩個特點、兩個目的：一是調查者較長期(通常為兩三個月)地完全融入勞動者角色，同吃住、同勞動、同生活，從而完整、深入體驗勞動者職業角色，并通過勞工日記、調研報告、學術論著全方位記錄勞工的生存狀況。二是調查者充當勞動者必要的啟蒙者、組織者、引領者，激發勞動者潛在的維權意識和行動能力，從而達到認知勞工群體潛在維權意識、行動能力的目的，由此把握勞動關系的發展趨勢。對于其他勞工調查方法，融合調查法或借鑒、或批判、或改造，因此，它是從其他勞工調查方法中生長出來的。接下來我們也將在評析其他勞工調查方法中闡述這種方法。

(一)從價值中立轉向勞動者立場

對于社會調查，更多人主張價值中立，這種主張認為調查者保持價值中立的立場才能科學、客觀和公正地觀察社會、研究社會，否則就會有意識地排斥某些材料，而自覺親近能夠證明自己結論的材料，從而將實證淪為“證實”。(9)于建嶸：《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頁。價值中立有它的合理性，但并非唯一可行的做法，尤其勞工調查有它的特殊性，我們倒更傾向于明確勞動者立場。

資本與勞動是一種相互依存的利益博弈關系，企業因為擁有所有權、管理權、分配權而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勞動者則天然處于弱勢地位，這一點，我們在長期的融合調查中感受特別強烈。因為勞資博弈天平的天然失衡，就特別需要政府、工會、媒體、學界等社會權力站在勞動者一方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確保勞資博弈的平衡，如此方有可能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當前勞工生存困境的形成與以往社會權力的監督、約束和制衡有所缺失有一定關系。因此，學術作為社會權力的一種，需要有一部分學者站在勞動者立場為勞動者發聲。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當中，歷來也有明確勞動者立場的優良傳統。社會學界也不乏反思價值中立的聲音，如，沈原很早就批評中國社會學“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強調‘價值中立’”(10)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第3頁。。布迪厄晚年也明確提出，面對社會大眾的苦難，社會學如若不想變成“社會巫術”，就必須深入社會生活，傳達底層的聲音。(11)轉引自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第7頁。

就獲取、篩選、運用資料而言，價值中立未必優于明確勞動者立場。不可否認，社會科學難免不內含立場，誠如沈原所說，在底層社會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社會安排下，不言說本身就是一種言說，無立場本身就抱持著某種立場。(12)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第7頁。因此，寄希望于價值中立實現科學觀察或許只是一個良好愿望，每一個人作出判斷都是建立在之前形成的理論認識之上，因此難免不形成一定的傾向和立場。每一個調查者都需要篩選材料，但并不能說價值中立者就能夠理性、客觀，更不能說持有立場者就無法秉持理性、客觀。理性、客觀是一種基本的學術品質，價值中立者可以做到，持有立場者同樣可以做到。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邁克爾·布洛維(Michael Burawoy)的《制造同意》等不少著作都是站在勞工立場作出的經典。因此，立場與科學未必矛盾，馬克思的《資本論》立場鮮明，其科學價值卻超越了大部分論著。勞動關系的復雜性、矛盾性、敏感性，勞動者生產過程的豐富性，勞工狀況的波動性，現實勞動者原子化的個體性、冰冷性，種種客觀情況決定了要想了解完整的勞動者就需要取得他們的信任甚至與他們融合在一起，因此，堅持勞動者立場反而能為調研的順利完成提供更多便利，反而能夠獲得更為厚重的勞工資料。

(二)從旁觀者轉向參與者，并從參與者轉向融合者

不少勞工調查站在局外人、旁觀者視角獲取所需資料，我們認為，置身勞動者之外的局外人、旁觀者角色更難真切、立體、動態地認識勞動者，從而更難記錄厚重的勞工狀況，布洛維著名的擴展個案法就明確要從觀察者擴展到參與者。首先，勞動者的復雜勞動感受難以通過語言在匆忙之間傳遞清楚、完全。俗話說，事非經歷不知難，要想知道每天在流水線工作12小時的滋味，最好自己干上一段時間。如果有了勞動體驗，就能真切感受勞工狀況的方方面面。其次，勞動過程是一種立體的生產關系，如果缺少全程的在場捕捉，調查者很難再現豐富的具體過程。例如，在工廠內，廠長、經理、生產組長怎樣通過層層管控、施壓實現對每一環節、每一工人的控制，面對這些控制工人展現出怎樣的身體狀態和情緒反映，如果調查者長期在場，就會發現這種立體的場景蘊含極其生動的社會內容。再次，不管是工廠的管理策略和手段、產品的產量和品質要求還是工人的狀態和訴求都處于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需要調查者有一個時間段的持續在場跟蹤才可能完整再現。例如，我們調研的一個手機加工廠，年初剛招工時的拉速是250臺/小時，而在年中卻提高到500臺/小時，而產量的翻倍可能帶來工廠管理和工人反應的激變，從而呈現截然不同的勞動關系。

近20年，立足于深度田野的參與式勞工調查產生了一批重要作品，潘毅的《中國女工》、何明潔的《勞動與姐妹分化》、陳龍的《“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等是代表作，它們都是作者長期參與到勞動者角色進行深入體驗之后的調查作品。(13)潘毅：《中國女工——新興打工者主體的形成》，任焰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何明潔：《勞動與姐妹分化——中國女性農民工個案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陳龍：《“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3-135頁。我們則試圖針對參與式調查方法提出我們的改造構想。參與式觀察存在較難克服的缺陷：進場后亮明調查者身份的做法容易破壞調查現場，尤其勞工場所時常處于矛盾狀態，特殊外來者在場容易使被調查各方要么夸大矛盾要么遮蔽矛盾，從而使信息被過濾、失真。特殊外來者身份也更不容易接近被調查者各方，即使接近了，被調查者展現的也未必是真實的原生態狀況。潘毅、何明潔都在她們著作中表達過調查者身份的介入給她們平添了麻煩，造成了干擾。為此，我們主張實現由參與者向融合者的轉向。融合調查要求調查者“喬裝”進入調查現場，并盡可能地完全融入被調查者的角色中，直至調查完全結束之后才可小范圍說明自己的身份和調查意圖。這一過程一般需要經歷第一階段的角色“喬扮”、第二階段的學習、適應被調查者的角色再到最后達到與被調查者角色幾乎完全融合的狀態。其最高境界是完全的“忘我”融合，從意識到行動融合為被調查者的一員，從而幾乎“忘記”自己以前的社會角色，當然，這一點要求過高，不能苛求。如此融入有利于調查者長期地完全置身于被調查者角色情境當中，達到不破壞調查現場和完全真實體驗被調查者角色的目的，這最有利于全面掌握被調查者原汁原味的真實處境。

(三)從干預者轉向啟蒙者、組織者

參與式勞工調查雖深入，但卻還有一個局限，即調查者只是把自身定位為傾聽者和記錄者，這使得他們只止步于記錄現場，而不是積極創造各種條件激發被調查者的更多潛在特質，而對勞工群體來說，某些潛在特質或許更為關鍵。誠如行動社會學家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所說，社會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并非輕易可見，它們確實是被秩序和支配掩飾起來，而社會學的主要任務，就是使這些關系浮出水面，從而不再受到各種社會慣例范疇的擺弄。為此，圖海納主張社會學者要對調查對象積極干預，“只有通過能動的干預手段，介入社會生活，社會學家才能形成關于行動者本身的真切知識”。圖海納主張通過干預“撥開覆蓋在社會關系上面的支配和習俗”，“向行動者及研究者展示這些關系的本相和實質”。(14)轉引自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第5-6頁。沈原對圖海納的社會干預方法進行調適和改造后，曾對HB省BG鎮農民工和BJ市的都市運動進行過積極干預的實踐。我們高度肯定沈原在勞工調查方法上的重要開拓，同時認為如果再進一步則能取得更好的勞工調查效果。沈原的社會干預方法局限在于：干預小組站在局外干預局內，使得干預措施難免顯得突兀、生硬甚至格格不入，也難免帶來諸多局外人的不便，從而使干預效果打了折扣；干預資源來源于外部輸血而非內部自生，名校師生團隊及其所連接的政府、物資資源皆不是勞工群體所能想象，干預本身打破了調查對象的生態系統；干預過程似乎系統、復雜，但干預程度仍然不夠深入，干預甚至給人草草收場的印象，與干預初衷和設想有所差距，因而難以達到預想的干預效果。

基于此，融合調查主張調查者實現由干預者向啟蒙者、組織者的轉變。調查者融合于勞動者，作為勞動者的正式一員，同時充當勞動者必要的啟蒙者、組織者，激發勞動者某些潛在的意識和行動能力，從而達到認知勞工群體集體意識、行動能力的目的。之所以有必要加入啟蒙和組織環節，根本在于勞工群體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為他們存在兩種狀態：一是自然存在的自在狀態，二是潛在的自為狀態。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影響，勞動者一般情況下都表現為原子化、一盤散沙、忍辱沉默的自在狀態，但如果某些條件改變，他們可能從自在狀態轉為自為狀態，從而實現根本的質變。調查者在調查過程中加入勞動者啟蒙、勞動者組織的工作，使得勞工所處的環境發生變化，從而有助于觀察勞動者更多的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勞動者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勞動者有根本區別，在資本主義，自為的階級就是覺醒起來聯合推翻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者和政府、社會并無根本對立的矛盾，他們不存在推翻某種政權、某個階級的使命，勞動和資本是一種共存博弈關系，而不是完全對立、你死我亡的關系。那么，勞動者是否仍有自在狀態和自為狀態的區分呢？我們認為，這種區分同樣存在。資本是追逐利潤的，因此，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還要取決于勞動者的有所作為，勞動者聽任剝奪、忍氣吞聲只會使勞動關系越發失衡。當下，勞動關系在局部領域的失衡一定程度上源于勞動者長期以來的忍氣吞聲、無所作為。那么，勞動者能否站出來依法維權呢？融合調查試圖通過調查者的啟蒙與組織工作在這方面做出一些探索，以此更好預判勞動關系的未來走向。

三、實施融合調查的基本經驗

2014年以來，我們重點對珠三角工業區進行了持續的跟蹤調查，三次融合調查樣本也選在珠三角E市。E市是珠三角核心城市，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它的制造業幾十年以來在我國甚至世界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2015年制造業從業者達到384萬人，2020年則達到415萬人，且約99%集中在非公經濟。(15)見E市統計年鑒，來源于E市統計局網站。E市長期形成的經濟結構使其資本市場的勞動關系發育相對成熟，使得調查更具典型性和前瞻性。相對其他地區，珠三角地區工人的自發維權行動也明顯更為活躍，工人的維權意識明顯更為突出，而E市的勞動關系矛盾在珠三角地區又尤為突出，這種狀況使得珠三角地區尤其是E市成為引領中國勞動關系發展的前沿地帶，這使得對E市的勞工調查更為迫切、更有意義。

融合調查因為難度較大、要求較高，個人單獨完成雖也有可能，但一般需要成立融合小組，以團隊方式開展調查。小型融合調查以3—5人為宜，中大型則6人以上為宜。為使調查更易操作、更易掌控，我們選擇成立小型融合小組進行試驗。小組成員來自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學、法學等專業的高校教師、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我們平日里經常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一起討論勞工等社會問題，逐漸形成了基本共識，由此產生了記錄中國勞工的濃厚興趣甚至強烈使命。

第一次融合調查在E市甲工業區A廠，融合小組共3名成員，3人均以普工身份開展工作，歷時16天。A廠工人規模60人左右，生產各種技術含量很低的卡片，如銀行卡、會員卡等，是一家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廠。我們在A廠被生產經理分配到沖床車間，成為操作沖床機器的工人。這是我們實施融合調查的初次探索，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的16天，我們初步建立了工人生存狀況的整體圖景，也初步探索到了啟蒙、組織工友的基本方法和思路。第二次融合調查在E市乙工業區B廠，融合小組共5名成員，歷時75天。B廠工人規模2000人左右，這種規模作為調查對象比較理想，B廠生產各式收音機，產品主要銷往東南亞等地。我們被分配到倉庫、流水線、電焊、波峰焊房等崗位，這次較完整地實施了融合調查，使我們基本確立了融合調查的完整方案。第三次融合調查在E市丙工業區C廠，融合小組共5名成員，歷時87天。C廠是一家手機組裝廠，產品主要銷往東南亞等地。C廠工人規模1000人左右，我們被分配到質檢、物料、電焊等崗位。這次調查再次檢驗了我們的融合調查實施方案。

因為實施融合調查相對復雜，每個工廠的情況又存在較大差異，因而需要隨時調整調查節奏、目標、方法等，但變中也有不變，根據我們在三個工廠的三次實踐，我們將實施融合調查的基本程序以及關鍵問題的基本經驗總結如下：

(一)“喬裝”入場

“喬裝”入場是融合調查的基本要求。我們全程將自身定位為一位普通的正式工人，完全體驗工人的職業角色，同時僅用作為崗位工人能夠獲取的經濟社會資源開展調查。我們的經驗表明，“喬裝”越徹底，調查越便利，結果越有效。工業區對普工的基本要求主要看兩個：一是年齡，多數工廠要求年齡不超過35周歲，有些甚至要求不超過30周歲；二是性別，一般都是女性優先，因此男性工人在E市會頻繁遇到“不招男普工”的苦惱。但是，大多數中小型工廠招聘普工一般無其他特別要求，只要工人符合表面基本特征，“是個人填個表都能進”，而一些要求工作經驗或技術含量不大的崗位也能依靠機智輕松闖關，即使在有些廠遇到年齡、性別限制，但在遍地都是工廠的世界工廠內，入職難度并不大。我們融合小組成員均未滿35周歲，而且都佩戴眼鏡，因此我們都是“喬裝”成具有工作經驗的高中文化工人，三個工廠的入職都比較容易、順利。

(二)選擇崗位

選擇崗位對于開展融合調查特別重要，因為不同崗位發揮的作用可能存在較大差異。作為調查者，崗位好與次的標準為：崗位輻射面有多大，能否更全面、更充分接觸工廠各層級的人，尤其是能否廣泛接觸工友，理想崗位如基層管理員；崗位工作間隙有多少，能否有相對充分的時間接觸工友，理想崗位如技術員；崗位流動性有多廣，能否在不同崗位、工人之間串崗，理想崗位如流動物料員。一般最好不要選擇固定流水線的工位，因為這些工位將極大限制調查者廣泛接觸工廠各層面角色尤其是廣泛接觸工友，如果調查者每天固定在流水線10個小時，那么他在緊湊的調查周期內從事融合調查的時間、空間就十分有限了。筆者在C廠的IPQC(質檢員)崗就是比較理想的崗位，當時負責兩條流水線的質檢，既可以參與工廠中層會議，又可因流動性充分接觸大量工人，兩條流水線約80位工人，每一位皆在筆者的頻繁接觸范圍內，期間筆者還被調到其他流水線負責質檢，因而在C廠與筆者充分接觸、交往的工友約達80人之多。在有了一些工人工作經驗之后，調查者如果靈活應對工廠招聘環節(例如，即使沒有工作經驗，也可以“喬裝”有經驗)，一般可以主動選擇工作崗位。

(三)扎穩腳跟

扎穩腳跟、不被“炒魷魚”是開展融合調查的前提。干穩一份工人工作，這對知識分子來說并非輕松之事，因此扎穩腳跟就顯得更為重要。由于工人任免權完全掌握在上級管理手中，工廠常常發生管理把工人炒掉的事情，尤其在入廠的第一個月屬于試用期，工廠更可能隨時炒掉工人。即使這種事發生在實施融合調查結束前的一天，這也意味著調查前功盡棄，損失較大。所以，不被“炒魷魚”是在廠內的一個底線，為此常常需要“干一切不能干”“忍一切不能忍”。工廠喜歡的工人類型一般是賣力能干、老實順從，為此需要做到兩點即可：一是賣力干活，至少不能被管理認為自己偷懶，二是在頭一個月堅決不能頂撞上級管理，尤其在入廠初期，迎合上級管理尤為重要，頭一個月過后則萬不能與管理發生較大沖突。在C廠，筆者任職的IPQC崗屬于基層管理員，上級管理一般希望這個角色兇悍、厲害，因為在招聘中“喬裝”有工作經驗，為不露餡且保住崗位，筆者在入廠初期不得不時不時“屌”一下員工，時不時在車間沖著員工“發飆”，以此彰顯威嚴，而筆者在上級管理的面容神態中看到了他對筆者的嘉許和肯定。當然，在崗位穩定后，筆者就開始轉變管理姿態。

(四)融入工人

對于融合調查來說，欲化工人，須先工人化，這是基本要求。一是調查者必須適應工人超長時間、超高強度的工作。工人工作的超長時間、超高強度往往會超出調查者之前的預想，由此在前半個月甚至一個月都是艱難學習、適應的過程，這對調查者必定是個極大挑戰。二是除做好普通工人之外，調查者還須爭當工人眼中的“好工人”，或者至少不能成為一名“差工人”。這一點往往容易被忽視，也是我們在多次融合調查實踐中總結出的重要經驗教訓。贏得工友尊敬、獲得群眾認可是廣泛交友、意識啟蒙及合法維權的基礎，而這首先取決于“你干活是否漂亮”，如果你是干活糟糕的“差工人”，尤其是在工作中拖了其他工友的后腿，則容易遭到工友的嘲諷、嫌棄或鄙視，長此以往就會形成惡性循環。三是“工人化”還要求調查者盡快轉變原先的談吐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在這些方面須向工人學習和看齊，尤其需要避免書生(甚至書呆子)氣息。例如，在珠三角工業區盛行“他媽的”和“屌”人文化，工人三五句談吐中往往夾雜著“他媽的”“屌”“被屌”等詞語，這些在調查者往日生活中被視為極其粗魯的臟話卻是工人的習慣用語，所以談吐中不用這些詞顯得還不像工人了。一位勞工人士曾開玩笑似的教我們一招“秘笈”：只要每句話中都帶上“他媽的”就像工人了。這并非向惡習妥協，而更像是入鄉隨俗，如若調查者連工人都做得不像，實施融合調查就無從談起。

(五)廣泛交友

廣泛交友是融合調查最常規的一個環節，除適應工人角色和做好崗位本職外，融合小組的絕大部分時間精力都用于廣泛結識、結交工友，調查者要運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了解工友、熟悉工友，并盡可能獲得他們的友誼和信任，這既是爭取更廣泛、更全面勞工調查的需要，也是接下來實施意識啟蒙和合法維權的需要，因而這一環節既基礎，又核心，直接關系到融合調查的成效。廣泛交友的方式因時因地因人靈活多樣，在工業區常用的有：在崗位上與前后左右及其他可能接觸的工友攀談與交往，由此形成工作中的工友網絡，并爭取成為這一網絡的領導、核心；竄訪宿舍，通過竄訪工友甲的宿舍進而結識同一宿舍的其他人，由此擴展工友網絡；下晚班后約工友吃夜宵，晚班一般九點、十點下班，此時不少工友有吃夜宵的習慣，因而可以較容易約上三五位工友一起夜宵；約工友打桌球、溜冰、下象棋五子棋等，尤其是工業區的工友普遍有打桌球的習慣，因而“桌球交友”是不錯的選擇；周末組織工友到出租房做飯、吃火鍋，不少工友住宿舍，因而到出租房聚餐對工友有吸引力，聚餐也有充分時間與工友深度交往；周末組織工友進行爬山等戶外活動，并在戶外活動中運用團建集體游戲增加工友凝聚力。融合小組要盡可能集體配合、協作，以小組集體的力量克服交友過程中的種種困難，也可逐漸將積極工友無形中吸納進小組，通過積極工友帶動其他工友。工友多數處于原子化的孤立、無助狀態，因而融合小組搭建的工友活動平臺也給他們帶來溫暖和友情。

(六)意識啟蒙

多數人深入勞工調查之后都得出消極結論，他們認為工人沒文化、沒技術、沒素質，處于底層也在所難免，他們認為工人即使長期承受不公和侵權，也只會忍氣吞聲，無所作為。這些觀察無疑與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勞工神圣形象相去甚遠。我們認為，一般的勞工調查只能獲取自在工人的信息，因而難免得出悲觀結論。融合調查試圖突破這種局限，試圖探索自為工人的面向，因而必然走向更為復雜的意識啟蒙與合法維權的環節，這也是融合調查的精髓，是它區別其他勞工調查方法的根本所在。工友經常在一起討論工作及感受，調查者則要抓住攀談時機進行意識啟蒙工作，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激發合法維權意識。調查者要向工友反復灌輸，黨和國家現在推行全面依法治國，工廠違法了就可以依法維權。因此需要經常性地結合實際、結合日常向工友講述工廠在工資、工時、社保等方面違反《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地方，并在此過程中鼓勵工友通過行動維護合法權益。二是激發勞動者主人翁意識。主要通過向工友講述馬克思主義ABC原理或道理激發勞動者主人翁意識，結合日常反復向勞動者灌輸以下道理：勞動者是財富的創造者；勞動者是工廠和社會的主人；勞動者的權益主要要靠自己爭??；工會是工人的組織，是維護工人權益的組織；國家強制要求工廠合法經營；等等。融入工人進行意識啟蒙的優勢在于：所有的意識啟蒙都可融入日常工作、生活的口語化攀談中，因此毫不突兀和違和；反復灌輸的機會較多，可多達數次甚至數十次；在反復啟蒙中容易辨別工人的意識、態度、立場，并從中篩選出骨干工友進入下一步的合法維權。

(七)合法維權

在前期廣泛交友和意識啟蒙的大量鋪墊之后，融合調查的最后一步就是引導、組織一場合法維權。合法維權針對工廠的一項或幾項突出違法行為發起廠內維權行動，它以融合小組成員為核心，以積極工友為力量，以廣泛結識的工友為群眾基礎，合情、合理、合法、合節地向工廠管理層追討合法權益。它意在測試工人由自在向自為的轉變問題，包括能否實現轉變以及如何實現轉變的問題，由此預判勞工群體在各種社會勢力影響下可能的未來走向。不得不說，這種構想十分大膽和另類，突破了一般學術的邊界。但不管是馬克思的“改造世界”社會學、圖海納的行動社會學還是費根和薇拉的解放社會學，都主張在行動中確立學術生命力。我們認為，融合調查主張進行一場合法維權實驗倒是在嚴肅、認真探討中國勞動關系。2015年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指出：“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勞動關系的主體及其利益訴求越來越多元化，勞動關系矛盾已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損害職工利益的現象仍較突出，集體停工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任務艱巨繁重?！?16)《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2015年4月8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4/08/content—2843938.htm，2023年4月29日。在“勞動關系矛盾已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的背景下，中國勞動關系的未來走向是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因而融合調查的社會實驗顯得更為重要。

四、C廠的融合調查實踐

在實施合法維權之前，融合小組已經可以比較清晰地將工廠的工人分為三個層次：相識工人、積極工人和骨干工人。相識工人就是融合小組與之在工作生活中有所接觸但僅見面打個招呼、有所寒暄的工友；積極工人就是融合小組與之有密切交往，且能基本接受我們意識啟蒙內容的工友；骨干工人就是經常參加融合小組組織的集體活動的工友，他們堅定認同我們的意識啟蒙內容，且表露出明顯態度愿意參與合法維權。我們在三個工廠的實踐結果為：A廠融合小組3名成員，實施調查16天，培育相識工人31人，積極工人12人，骨干工人3人；B廠融合小組5名成員，實施調查75天，培育相識工人97人，積極工人32人，骨干工人12人；C廠融合小組5名成員，實施調查87天，培育相識工人125名，積極工人41人，骨干工人15人。具體的培育方法因時因地因人靈活多變，基本經驗前面已經闡述，接下來再以C廠為例具體展開。

從B廠出廠后，融合小組的五名成員用半個月整理了調查資料，為一鼓作氣完成最后一個階段的調查，我們于2014年6月底經工廠招聘進入C廠。經過幾個月的歷練，我們儼然成了地道的產業工人，同時每個人腦中都有了產業工人的完整圖景。與我們一起進入C廠的還有在B廠一起維權一起出廠的6名“戰友”，因為有一個可靠的集體，6名工友也走出了過去的孤立和消極，頗帶豪情和意氣地進入了C廠。筆者主動入職了IPQC(質檢員)崗，融合小組成員中的小橋和阿強(化名)主動入職了物料員，這兩種崗位都要求有工作經驗，我們雖無工作經驗，但也靈活應付了招聘管理的簡單盤問。根據我們的經驗，這兩種崗位都是實施融合調查的較理想崗位。因這類崗位有限，其他2名融合小組成員志成和天宇(化名)和6名工友則被分配到了流水線崗位。入廠前我們制定了三個月的實施方案，第一個月的重點是適應工作、扎穩腳跟、熟悉工廠，第二個月的重點是廣泛交友、建立集體、初步啟蒙，第三個月的重點是篩選工友、重點啟蒙、發起維權。后來也基本按此計劃推進調查工作。

在C廠的三個月，工廠訂單充足，20條生產線都是滿負荷運轉，每條流水線每天組裝4500臺手機，多的時候產量則加到5000臺。早上八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成為常態，趕貨時則需加班至晚上十點、十一點，每周一天的休息也可能因趕貨被“沒收”。因為已有經驗，融合小組成員在適應工作和扎穩腳跟方面已有足夠的韌勁，“干一切不能干”“忍一切不能忍”成為我們的重要原則。

流水線的節奏使我們只能見縫插針地展開廣泛交友工作。工作崗位是我們的小舞臺，每天十個小時的工作時長給了我們無限的時機去深度了解、結交崗位附近的工友。即使固定的流水線崗，至少左、右、對面各2名工友都在深度輻射范圍之內。IPQC(質檢員)和物料員更是有機會游走于流水線上每一位工友之間。當談工作、聊家常、扯閑天成為工人們打消工作無聊的主要方法之時，我們更是成為話題的發起人、撐場人。若干天的嘻哈攀談之后，崗位附近的工友都成了“老熟人”，我們也足以給他們寫一篇人物志或訪談錄了。因為C廠沒辦食堂，所以約工友去廠外吃飯成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中餐、晚餐必約上兩三個工友，三個月期間，無數的“飯局”串起了我們與工友的廣泛交情。晚上九點下班，工人終于迎來了自己的時間，吃上一頓十來塊錢的夜宵成為工人的享受，融合小組便把各自熟悉的工友約在一起湊個一桌，通過夜宵逐漸把工友聚攏為一個集體。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則是我們凝聚工友的最好時機。我們在廠外城中村以1000元/月的價格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供融合小組日常開會和工友聚餐、娛樂使用，并安排小橋和志成住出租房，為更廣泛接觸工友，其他人都住工廠宿舍。我們五人一般分為兩組，由各組約集熟悉的工友到出租房聚餐，為使聚餐可持續，從一開始我們便倡導了AA制。因此，出租房周末一般有中午和晚上兩場聚餐?？傊?，融合小組總是運用一切可能的時機廣泛結交工友，并使工友逐漸凝聚成一個集體。

C廠的意識啟蒙總是融于日常攀談之中，我們總在無形中完成最復雜的思想干預。C廠的勞動關系常態化地彌漫在緊張氛圍之中，工人常以抱怨、摔貨等方式消極地發泄情緒，而這種勞動關系狀態與工廠的違法違規經營脫不了關系。這給了我們大量的時機向工人灌輸法治理念和勞工法規。入廠不久，我們便總結出工廠的主要違法行為：違反《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平時加班工資比政府限定的最低標準低3.59元/小時，周末加班工資則低5.78元/小時，工人每月所得工資因此被克扣400—800元；工廠在工人入職半年后才和工人簽勞動合同，違反《勞動合同法》關于試用期一個月之后就得和勞動者簽合同的規定；工廠沒有給新入職員工購買社保，違反《勞動法》關于自用工起就得給員工購買社保的規定；在工時方面，違法超長加班，違反《勞動法》關于每月加班不能超過36個小時的規定。C廠三個月中，我們向一部分相識工人宣講過法治理念和勞工法規，而向每一位積極工人、骨干工人則反復宣講過。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工人，所以意識啟蒙都可融于日常攀談之中。例如，當工人抱怨工廠因趕貨取消每周僅有的一天假期時，我們則會抓住時機告訴工人工廠的行為違法，《勞動法》規定不能任意超長加班。而在工人的言語反饋中，我們可以較清楚地判斷工人的立場和態度，并從中篩選出潛在的積極工人和骨干工人，進行更多頻次、更深層次的意識啟蒙。例如，周末聚餐時融合小組成員可相互配合發起意識啟蒙的相關話題，盡可能地激發工人的共鳴，并在工人你一言我一語的攀談過程中引導話題的方向和內容，這種集體言語風暴常?？梢酝瓿缮顚哟蔚囊庾R啟蒙。融合調查的最后一步是引導、組織一場合法維權。為使行動合法可控，根據工業區客觀情況，我們在三個工廠的維權主要依據最低工資制度。按照《勞動法》和《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不僅約束基本工資，它還直接決定加班工資的計算基數，即它還決定了最低加班工資。然而，我們發現，工業區的中小企業普遍不能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它們只把最低工資標準作為基本工資，對加班工資卻另出一套標準(低于最低工資折算的標準)。工資標準低使得工人不得不靠大量加班維持生存，如此一來，更加大了工人法定最低工資被克扣的幅度。因此，我們合法維權的訴求設定為：要求工廠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給我們結算加班工資。我們認為，這一訴求合情、合理、合法、合度，受到勞工法律和各級政府的保護和支持，合法維權容易取得工人支持，也容易獲得成功。

在C廠兩個半月后，我們已經培育積極工人40人，加上從B廠過來的6名骨干工人和5名融合小組成員，我們判斷實施合法維權的時機已經基本成熟。因此我們便開始維權行動的“吹風”。因為合法維權只是一場社會學試驗，我們必須控制維權行動的規模和程度，我們并不想把它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全廠激烈抗議，因此，“吹風”對象只限于積極工人。我們在日常攀談中向這些工人表露我們要通過維權行動討回合法的最低加班工資的意圖，其實是以此試探工人的反應和態度。如果經過一番溝通后工人明顯反對我們的想法，我們則放棄爭取，如果堅決附和或基本贊成，我們則逐步深入向他們做思想工作和團結工作。最后，我們從40名積極工人中篩選出15名骨干工人。以下一段學術隨筆記錄了C廠合法維權的經歷：

9月26日上午開工之前，我們按約定在車間門口集合，然后一起走向辦公室找廠長討薪。15名骨干工友，最終站出來的有11位，另外4位刻意避開了我們，依然進了車間。11名工友加上B廠過來的6名工友和5名融合小組成員，已然形成了一小股浩浩蕩蕩的隊伍，22人一起涌進張廠長辦公室。

…………

張廠長見我們態度堅決且說起話來有理有據，所以只能試圖用情感來籠絡我們。他看出小橋是領頭人，就對小橋說了些平時也待他不薄之類的話。他說：“小橋，你覺得我平時對你怎么樣？……你剛來半個月我就單獨找你聊過兩次，你也知道，像其他員工我很少找他們。你自己覺得我給你講的那些道理是不是為你好？”這等伎倆對小橋自然起不了任何感化作用。于是，張廠長對小橋說：“小橋，聽說你們要到勞動局告我？！”他話沒說完便忙著給我們圍著最近的幾個人遞煙。小橋說：“我們只是要求按照《勞動法》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結算我們的工資?！币惶岬椒蛇@個令他心虛的東西他便忙著繞開話題，轉而又用軟磨法跟我們套近乎。

我們清楚張廠長在試圖拉攏我們，也感覺到一提到《勞動法》他就有點心虛。于是小橋就接著把話題轉到討薪和法律上，他說：“你們廠在很多地方都嚴重違反《勞動法》，我們現在只要求你按照《勞動法》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給我們22人結算工資，如果能在這里滿足我們的最低要求，那么拿到工資之后我們便馬上離開這個廠。但是，如果你們硬是要無視法律的存在不給我們結算工資的話，那我們只能尋求政府的幫助。但是，一旦我們到了勞動局，我們要反映的就不只是我們幾個人的問題了，我們要把廠里各處違反《勞動法》的地方都反映上去?！?/p>

張廠長見軟磨不行便轉而硬泡。他說：“如果你們打官司的話，怎么著也得半個月上不了班吧？你們這樣損失豈不更大？”他的這句話確實說到了問題的關鍵。一般情況下，工人是耗不起這么長時間的法律糾紛的。但是因為之前就抱定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決心，老板的這種威脅自然無法讓我們退縮。小橋反而更進一步地說道：“不管要多久，我們都耗得起。你們廠處處違反《勞動法》，我們要告到勞動局去，你自己清楚會是什么后果。你要不要我給你講講《勞動法》？”

或許張廠長以為我們講不出《勞動法》的具體內容，聽到小橋這種挑釁后他猶豫了一下，然后說道：“那你講講吧?！比齻€月來，我們早已把工廠的違法事實熟爛于心，小橋更憑三寸不爛之舌足足給張廠長講了約10分鐘的勞工法規。我們工人聽了之后十分舒心、解氣，不停地在旁邊附和、叫好，氣氛似乎達到了高潮。事實證明，政府和法律是保護勞動者的，勞動者也是遵守法規的，但總有一些工廠漠視守法經營。廠長幾次想插話進來打斷小橋說話，但小橋還是一口氣說完了早已準備好的四條，見廠長想插話小橋就接著說：“你還要不要我再給你羅列幾條？”說到這里張廠長自然只能叫停。

辯論過程中，張廠長的說辭曾有幾次引起了我們的共憤，我們便一起發出激昂的抗議。二十幾人圍堵辦公室的場面也引起了車間的紛紛議論，似乎隨時可能引發車間里的騷亂。經過約2個小時的辯論、周旋，工廠管理層見識到了我們的決心和氣勢，也意識到難以分化我們的團結，同時他們也擔心其他工人加入維權，或事情捅到勞動局，因此，工廠最終答應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給我們結算加班工資。張廠長說：“我可以給你們22人按照《勞動法》的標準結算加班工資，但是只能補償你們最近半年，超過半年的，因為時間太久了，難以再重新核算。同時公司的規定不能隨意更改，你們拿到錢之后就離開公司，不要再去給其他員工說?！?/p>

張廠長的說法給我們吃了一個定心丸，此時，工友們都為勝利流露出開心的笑容。因為我們22人大部分進廠都未滿半年，張廠長說的限定對我們影響并不大，我們在商量后就同意了張廠長的方案。于是廠長就叫來財務小妹當場給我們重算工資。最后，我們在原有工資基礎上，每人獲得1000—5000元不等的工資補償，22位工友共獲得6.8萬元補償，每人平均約3090元。

關于合法維權，我們在A、B兩廠的試驗結果為：A廠在行動前有三位骨干工人答應一起維權，但最終都沒有站出來，最終我們融合小組3人實施了討薪，維權行動較輕松地獲得了成功，每人獲得約600元的依法補償。B廠在行動前共有12位工友同意一起維權，結果站出來維權的有8位工友，經過一上午的談判后，維權目標基本實現，根據大家的加班時長，每人獲得800—6000元不等的補償。

五、簡短結論

早在2006年，沈原就發出“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的呼吁，他認為農民工研究亟待實現“兩個轉變”：從抽象工人到具體工人、返回到生產中心性。(17)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第26頁。而在方法論上，沈原認為要“重新定位”“另辟蹊徑”，“尋找適合探索轉型邏輯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18)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第3、7頁。融合調查正是響應這種呼吁的另一種勞工調查方法探索，它的生命力根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現的龐大勞工群體。因為存在幾億的勞工，所以融合調查雖要求苛刻，但也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空間和意義。同時，我們雖指出了其他勞工調查方法的不足或局限，但并不否定它們的特有價值和優勢。我們除在廠內實施融合調查之外，在廠外也實施了較大量的訪談和問卷調查，包括訪談工人、勞工NGO(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參與觀察工人集體行動等。融合調查時，調查者的優勢在于，調查者本身就是一名工人，因此除有意為之的工人訪談外，調查者可以魚融于水般地將大量工人訪談融于日常生活和觀察中(如調查者在找工作過程中即可接觸大量工廠和工人)。同時，一般的調查難免使調查者與被調查者存在時空隔閡，因此可能造成調查者對被調查者所述的理解困難、理解粗淺或理解偏差，而調查者在有了豐富工人生存經驗之后就可對被調查者所述做出迅速準確判斷。因此，我們認為，建立在融合調查基礎之上的勞工問題認知或許值得政府部門和學界參考。

共同富裕是我國的重要發展戰略，從對象的角度來看，共同富裕指的是涵蓋全體社會成員在內的全民共同富裕(19)項久雨、王永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發展歷程和時代進路》，《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0期，第5頁。，在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進程中，工人階級不能掉隊。習近平指出：“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根本力量。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成長進步的觀點，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的觀點，那種以為科技進步條件下工人階級越來越無足輕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不論時代怎樣變遷，不論社會怎樣變化，我們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都不能忘記、不能淡化，我國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動搖、不容忽視?！?20)習近平：《在慶?！拔逡弧眹H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4月29日第2版。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工人階級是先進階級，黨的二十大報告依然明確“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2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7頁。。但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階級的這一經典認識在改革開放后不斷遭到質疑。有人認為，我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工群體長期以來默默無聞、忍氣吞聲，即使有些人通過集體行動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那也只是“實用主義團結”。也就是說，這些人在勞工群體身上看到的是消極面向。這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積極面向似乎完全不符，一些人還據此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嚴肅探討工人階級在新形勢下的先進性問題，這是融合調查的主要目標之一。不可否認，這些人看到的勞工消極面向確實是“親眼所見”的客觀現象。但是，據此就認定勞工群體不能引導、不能教育、不能組織嗎？據此就對勞工群體失去信心嗎？我們通過較長期的融合調查得出的觀察恰恰與此相反。我們認為，勞動者可以在某些條件作用下實現從自在狀態向自為狀態的轉變，勞動者可以在被啟蒙、被組織之后在政府、法律、工會的保護下積極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勞動者既是創造財富的先進群體，又可成長為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先進群體，而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勞動者也可能一直停留于自在狀態。工人階級歷來是各方政治勢力爭奪的重點，如果我們黨和國家不引導、不教育、不組織，就會有其他政治勢力滲透進去引導、教育和組織。因此，在新時代，黨和國家尤其需要重視對我國工人階級的引導、教育和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