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供需視域下網絡空間內容風險及其治理

周建青，張世政

(華南理工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1)

網絡傳播內容泛化下的治理場景拓展，既是治理范圍的適應性延伸，也面臨著無邊界的“失焦”風險(1)謝新洲、石林：《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網絡內容治理發展邏輯探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第127-138頁。。當前海量級的信息內容在虛擬空間中展現出豐富多元的網絡圖景，受到多種要素的加持，非理性情緒、偽民意、虛假信息、輿論泡沫等持續激增，在社交媒體去中心化的技術特征下弱化了信息內容風險管控，模糊并泛化了風險邊界，突破了傳統安全風險的閥門，使得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突發性、交互性和疊加性加劇，極易轉化為整體性的社會危機，對國家網絡安全和網絡空間內容生態造成嚴重威脅。與此同時，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手段更多強調行政命令、規制處置、即時監管等依托政府權威和強制力的措施，治理工具的剛性與網絡空間信息內容的自組織性之間存在明顯的張力，內容監管強勢輸出與輿論引導尤其是正向信息輸入不足之間存在失衡。隨著網絡空間信息內容的政治社會敏感性不斷延伸，需要在把握當前網絡空間內容生態環境變化的基礎上，識別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表現與成因，探索其防范化解之策。

一、文獻簡述與問題提出

網絡空間中信息內容形成的輿論具有反映民情民意、促進政府公開透明決策的正向功能，也有“非理性情緒彌漫”“虛假新聞誤導輿論走向”和“網絡話語權壟斷”的負面功能(2)劉吉冬：《論網絡輿論風險的生成機制與防范路徑》，《東南學術》2012年第5期，第258-264頁。。其中，網絡空間內容的負功能是一種虛擬化、觀念化、符號化的話語“軟風險”(3)江凌：《社會熱點事件引發境內外網絡輿論共振的話語傳播機制與風險防范》，《理論月刊》2020年第6期，第106-115頁。，會作用于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從風險治理過程視角看，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的重點在于對其要素的識別，例如信息供給主體、傳播媒介、接收對象等，從而在一個完整的信息傳播周期內，依據風險發展演變的各個階段予以針對性防范化解。一個共識在于，從傳統媒介到互聯網時代，最顯著的區別在于“信息”的變化，即信息量、信息生產和傳播的載體、信息傳播方式等的根本改變。因此，“信息”可視為網絡空間內容生態及風險治理的核心要素。

互聯網時代的信息不僅僅是各種意見、情緒、態度的具體呈現方式，更重要的是信息與網絡技術、網絡平臺、網絡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強化了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智能化、數字化和復雜性等特性，這使得風險治理并不是一項簡單的風險識別、影響因素歸納和政府單一主體應對的過程(4)張勤、梁馨予：《政府應對網絡空間的輿論危機及其治理》，《中國行政管理》2011年第3期，第46-49頁。。事實上，伴隨著信息技術和信息傳播媒介的迭代發展，網絡空間內容風險進入一種新情境或困境。當一個媒體事件動輒引發廣泛的社會輿論，一些“社會噪音”對正常的社會心態和主流價值觀形成沖擊時，就意味著某項風險已經存在(5)陳龍：《“借題發揮”：一種中國特色的網絡輿論話語生成模式》，《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年第12期，第67-83頁。。

因此，理解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一個前提在于識別“信息”與網絡空間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ヂ摼W信息技術的發展打破了網絡空間內容生態的平衡，改變著信息的形態、結構和運行邏輯。一是網絡空間中信息的形態呈現出內容海量、形式多樣且相互競爭的聚集樣貌。二是信息生產、傳播和消費場域的轉化更替，即互聯網技術的“去中心化”特性推動了民間輿論迅速浮出社會地表，激活了社會輿論場域，開始與官方輿論場所爭奪在網絡空間中的話語權、信息傳播權和主場權。三是在網絡輿論運行邏輯層面，互聯網技術消解了信息傳輸起始點的優勢，改變了以往封閉、科層化的信息傳播權力結構，網絡媒介成為網絡空間信息傳播和議程設置的重要主體。網絡空間生態環境的改變，使得信息供給主體結構、場域主導權、網民參與偏好與政治表達等發生變遷。

針對因信息本身的要素及其性質變化產生的網絡空間內容風險，其解決措施可以概括為兩點，即增加高質量、正能量的信息尤其是社會共享價值的供給，以及控制、減少負面信息內容的產出。前者通過對社會系統輸入有利于社會政治穩定的信息內容，為不同輿論場域的博弈留出一定的空間；后者規范或禁止某些不合時宜的信息內容，是一種減少熵增加的辦法。但是，我國網絡空間內容治理呈現出的特征是前者不足而后者有余(6)陳龍：《超越工具理性：輿論“善治”路徑反思》，《學術界》2021年第1期，第60-68頁。。而且，網絡空間內容管控和技術監測是一種末端治理的方式，治標但不治本；過度管控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路徑依賴，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的對象也會隨著相關政策的異化發生偏離(7)劉小燕、李泓江：《風險社會與中國輿論治理觀念的調適》，《當代傳播》2020年第3期，第18-22頁。，最終導致真正需要關注的風險問題得不到解決。因此，推動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需要掌握“信息”這一要素在網絡空間中的屬性特征，從信息供給和需求的視角發現信息內容生產、運行和傳播與網絡空間內容風險之間的關系，揭示信息供需視角下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具體表現，并通過風險治理過程理論發現其形成原因，從而構建相應的治理策略。

二、信息失衡狀態下的網絡空間內容呈現

互聯網時代信息的特征和狀態深刻影響著網絡空間內容的具體形態、呈現方式和作用形式。在信息供給主體結構變化方面，意見領袖、自媒體、網民等多主體取代了以往官方主流媒體在信息生產中的主體地位。網絡空間低門檻和匿名性的特征為個體開放了無差別的參與機會，無關身份和個性張揚的輿論信息塑造著新型的網絡空間。在網絡空間信息場域主導權更替方面，網絡新媒體在網絡空間信息運行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加，其本質是信息發布和傳播權力的轉移，即網絡媒介借助大數據技術控制信息傳播路徑和導向，形成強大的輿論話題吸附，對政府輿論主導權、應對舉措和封閉性、程序化的回應方式形成挑戰。在網民參與偏好與政治表達方面，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增強，個體話語表達的需求和欲望在很大程度上被激活和釋放(8)葛明駟：《“后真相”時代網絡民粹主義主導輿論的機制及其治理》，《東岳論叢》2020年第5期，第118-124頁。，網民試圖在網絡空間中實現信息話語權的掌控，依托互聯網發表政治利益訴求、情緒或態度。

因信息供給主體結構、場域主導權、網民參與偏好等的變化，使得網絡空間中的信息供需呈現出失衡的狀況，這種失衡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一是信息供需失衡既是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又是社會轉型的折射。因社會轉型所表現出的社會結構異質化變遷、發展不均衡不協調等，使得社會張力加大和社會矛盾累積，形成“結構性怨恨”的社會情緒。在遇到一些負面的社會熱點事件時，這種社會心態便會在網絡空間中轉化為大量的極端、負面信息和輿論風暴。例如，2021年在網絡中曝光的部分明星偷稅漏稅事件，所需追繳的稅款和滯納金合計動輒上億元甚至數十億元。如此高的收入和天價片酬迅速掀起社會民眾對娛樂明星收入的質疑，以及對其違法行為的抗議，在社會貧富差距懸殊背景下，相關群體之間的關系容易形成沖突、對立的狀態(9)蔣明敏：《自媒體時代網絡輿論風險的特點、成因及其治理》，《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173-177頁。。因此，信息供需失衡既是網絡空間中個體行為選擇的結果，也是常年累積的社會矛盾或問題在網絡空間形成的映射。

二是信息供需失衡存在信息極化和多元共存兩種形態。當公共突發事件或敏感話題引發關注，短時間內就會形成強大的聚集效應，極端語言和情緒、網絡暴力等開始在網絡空間蔓延。信息極化現象就是這種大量且不同意見相互交鋒，最終走向極端化的信息能量爆炸、輿論急速膨脹聚集和非理性情緒渲染的結果?！靶鹿谝咔椤逼陂g，張文宏醫生在談到疫苗保護作用時“學會與病毒共存”的言論，被大量民眾扭曲解讀，瘋狂指責其崇洋媚外、投降主義，其間充斥著大量的網絡暴力語言，并且從其微博中的只言片語中想盡辦法扒出污點，將其推上風口浪尖。同時，在大眾社會空間，異質、另類的聲音長期承受著來自組織內部和外部主流意見的壓力。但是，互聯網技術解構了傳統精英在網絡空間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以往被支配的草根階層獲得了信息生產、消費、傳播的權力。優勢意見與劣勢意見共同形成了一個中心多元、信息過載、眾生嘈雜的輿論意見市場(10)趙立兵、熊禮洋：《從“沉默的螺旋”到“意見的長尾”：社會結構變遷與輿論形態重構》，《新聞界》2017年第6期，第11-17頁。。例如，廈門公交車爆炸案、李子柒受聘擔任首批中國農民豐收節推廣大使、“新冠疫情”中女性醫護人員為方便穿戴隔離服而“集體剃光頭”等事件中，官方媒體與網絡自媒體、輿論力挺派與反對派之間在網絡空間形成對峙的狀態。

三是信息供需失衡因權利產生，又因利益表達受限而加劇?；ヂ摼W時代的信息生產、消費、傳播直接通過線性的方式作用于公眾，公眾不僅僅局限于滿足互聯網參與的需求，還意圖增加對信息生產、供給、傳播、消費等環節的掌控力，這種高參與偏好的實質是對網絡話語權力的追尋。但是，社會表達不通暢與網絡空間表達自由化、多元化、無序性形成明顯對比(11)沈一兵：《網絡美好生活的風險侵入與社會表達》，《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98-108頁。，民眾網絡輿論表達面臨制度化的利益訴求機制和合法化公共表達渠道匱乏的困境。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67億，互聯網普及率為75.6%，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8%(12)《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23年3月2日，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l，2023年4月18日。?；ヂ摼W的發展為民眾網絡空間權利的產生和行使提供了現實條件，龐大的網民規模尤其是手機網民數量，決定了網絡空間中信息傳播量和關注量的基礎。例如，2019年“西安奔馳女主維權事件”，僅在一周的時間里就引起了7.3億網友的評論，連續5天高掛微博熱搜榜，引發全民熱議達40多天。民眾對該事件的熱議不僅緣于對當事人的同情和聲援，更深層次的是通過網絡表達進行個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在網絡空間形成對責任方侵權行為處置的輿論壓力。

三、網絡空間內容風險表現及成因

信息在互聯網技術、資本利益、網絡空間權力等多種要素的加持下，形成大量非理性內容、負面情緒和網絡謠言，充斥在網絡空間，導致網絡輿情蔓延、輿論反轉事件增多、偽民意泛濫等網絡社會問題，對國家政治安全、政府公信力和執法合法性，以及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威脅。從宏觀層面看，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是風險社會、網絡媒介和社會轉型期政府治理失能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風險社會是現實背景，網絡媒介是重要介質，政府治理失能是催化劑。

(一)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具體表現

1.不確定性信息增加與網絡空間失序風險

不確定性信息主要包括難以確定其真實性的信息、與事件真相存在差距的信息和產生效果不確定的信息(13)吳正國、王君柏：《信息的不確定性與網絡輿論極化分析》，《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第37-41頁。。在傳統媒體時代，信息傳播基于一定的傳播秩序要求，按照固有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流程呈現信息，主要目的是保持公眾與外界的聯系。而在互聯網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公民在網絡空間進行利益表達和訴求呈現的方式發生改變，傳統媒體的信息傳播角色逐漸被弱化，信息內容開始以一種新的業態形式進行傳播，原有的傳播秩序也因被打破而出現失衡。其中，網絡媒介的出現使得普通大眾擁有了信息生產、發布和傳播的權力，開辟了民眾參與政治的網絡空間陣地。多元復雜的信息主體替代了以往的傳統媒體的公共話語主導權，呈現出“業余化”和“專業化”兩極分化的主體傾向(14)葛自發、王保華：《從博弈走向共鳴：自媒體時代的網絡輿論治理》，《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7年第8期，第140-144頁。，導致傳統媒體與網絡新媒體、官方輿論與民間輿論場域、不同輿論群體之間非對稱關系形態的產生。這種信息主體結構的變化使得不確定性信息增加，主要原因在于非官方信息難免具有主觀隨意性，其真實性難以保證，質量良莠不齊，使得網絡謠言、非法有害內容、虛假信息等大量存在于網絡空間并廣泛、無序傳播，導致輿論失控、網絡空間失序等現象頻發。

不確定性信息的一個重要表征是圖像與事件真相之間的巨大反差，在網絡空間中形成了針對事件本身不同的解讀、態度和立場。在2012年哈爾濱大橋垮塌事故中，官方發布的消息稱垮塌原因是“車輛超載”，而部分自媒體則以“垮塌處混凝土為粉狀”的相關圖片為依據稱是大橋質量問題，引發民眾對政府官方和技術部門說法的質疑。在一些城管執法事件中，部分網絡媒體僅用不完整的現場圖片或視頻，就將其解讀為城管暴力執法，用這種“弱勢群體天然正義”的社會刻板認知，促使廣大網民負面情緒瞬間爆發，在短時間內形成“不明真相只開罵”的情形。因不確定性信息增多，使得輿論反轉事件愈加普遍，對信息接收者造成誤導和判斷失效，成為網絡空間信息失序風險的根源。

2.失真信息泛濫與網絡空間生態失衡風險

一方面，大眾化的信息生產活動意味著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公共化的社會議題和普遍性的日常討論，在眾聲喧嘩的網絡環境中，信息的真實性不被關注，而大多數民眾所認同的往往是能夠反映民眾情緒的話語，或是獲得民眾情感認同的激進、批評的信息，泛濫且參差不齊的網絡信息會稀釋背后真正的民意。相關研究顯示，當前的網絡輿論并非代表著“人民的聲音”，只能夠反映出部分網民的觀點和利益訴求(15)張志安、張美玲：《互聯網時代輿論引導范式的新思考》，《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第5期，第16-23頁。。在2016年的“雷洋案法醫尸檢結果”事件中，盡管官方機構立即進行了“尸檢結果系編造”的辟謠，但是由于首次曝出該事件的消息中的觀點符合大多數民眾一貫的“抵抗政治”偏好和“政府普遍執法不公”思維，致使事件真相被大量失真信息所掩蓋。2019年香港特別行政區修改“逃犯條例”引發的暴力沖突事件，諸多香港普通民眾因難以分辨網絡信息的真假，加之受到負面情緒的感染而形成對特區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泄憤式輿論風暴；另一方面，大量的“網絡水軍”有計劃地進行發帖、回帖，資本操縱偽裝民意，利用假輿情倒逼政府部門行為，制造虛假信息和虛假輿論熱點。例如，2022年被山東公安機關抓獲的一個特大“網絡水軍”犯罪團伙，以每1萬個點贊、關注10到80元不等的價格，先后售賣網絡視頻平臺虛假點贊、關注100多億個；江蘇一個“網絡水軍”為30多家企業和50多名明星藝人提供有償刪帖服務，涉案金額2000余萬元(16)《一“水軍”團伙為50余名明星提供有償刪帖服務被查處 涉案金額2000余萬元》，2022年9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22/09-08/9848285.shtml，2022年10月5日。。這些“網絡水軍”通過發布大量虛假信息，或進行流量造假，制造虛假數據泡沫，操縱網絡輿論和網絡話題。這種話題吸附導向是一種工具理性的運作邏輯，資本利益驅動著網絡媒介捕捉能夠抓住網民情緒的信息，通過制造話題以獲取點擊率和網民注意力，為實現更大規模利潤不惜兜售有悖于真相的異質性觀點和情緒，并且將國家事務和社會動態的新聞內容轉化為以感官刺激為主要情緒性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基于算法程序化設計對信息內容篩查、質量把關、真實性審核、信息內容深度挖掘的能力，并不能準確把握和判斷新聞內容的真實價值。而且，優先發布適用于算法推送系統的信息內容，使得用戶長期陷入“信息繭房”的同質化信息獲取中，獲得價值歸屬和情感認同的需求被操縱，進而失去獨立思考和理性討論的能力，民主意蘊和表達活力流于表象。失真信息泛濫嚴重破壞網絡空間內容生態環境，混淆了政府需要真正關注的社會問題。

3.多元價值觀、負面信息激增與網絡空間政治風險

一是復雜泛濫的信息使得價值選擇的空間擴大，網絡空間中多元觀念相互激蕩，對主流價值觀的地位形成威脅。由于個體間的價值觀念、理解認知能力、關注領域存在差異，加之在社會轉型期，利益嚴重分化使得個體意識形態領域多元化傾向明顯，難以形成穩定的理性認知和持續的價值觀念，爭議性網絡公共話題導致非理性話語泛濫(17)趙宴群：《“變革·機遇·挑戰：互聯網時代的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綜述》，《國外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第141-145頁。。例如，山東大學 “學伴事件”“河南女生被他人冒名頂替上大學”事件，刺激了民眾關于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敏感神經。在互聯網情境下，這些帶有對相關主體不滿情緒的信息經過無序傳播擴散，逐漸與事件本身脫離，并演變為一種對國家在就業、教育、民生等領域制度設計的質疑(18)王雪、常?。骸遁浨橹泻停夯廨浨闃O化的另一種策略》，《中國行政管理》2021年第3期，第138-146頁。。倘若異質性的價值觀念在網絡空間中占據優勢，便會加劇公民與政府、社會、國家之間信任系統的割裂，公民的政治價值認同受到影響，容易因某一領域社會矛盾或突發事件產生不滿情緒的群體聚合力和集體行動力，導致群體性政治危機事件。例如，香港暴力事件中西方國家和港獨勢力借助互聯網不斷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造成香港民眾價值認同危機，形成“支持”和“反對”兩極分化的輿論現象。在一些突發社會事件中，追責議題最終升級為“公權力究竟在掩蓋什么”，執法沖突與“公權力黑幕”“以暴制暴”的討論，這在無形中放大了輿論的風險效果(19)夏雨禾：《風險視角中的突發事件微博輿論及其治理》，《新聞大學》2016年第1期，第105-111頁。。二是網絡空間有限的利益表達渠道與多元化的表達自由之間的張力加大，導致社會表達不通暢，進一步加劇了因網絡空間信息渠道制度化機制不健全而導致的社會風險。在利益表達渠道缺乏的情況下，網絡空間便成為民眾訴求呈現和情感宣泄的直接場域，促使具有相同興趣、接受共同利益規則和分享利益觀點的公眾形成利益群體，因其利益關系具有偶然性、瞬時性、多變性特征，致使由利益主體、利益訴求、利益目標架設的利益結構呈現不穩定性，容易引發網絡空間政治秩序和政治傳播路徑的變遷，導致政治權力分化、政治權威消解、政治制度失靈(20)洪巖、陳聯?。骸斗婪痘庵卮箫L險背景下的網絡空間治理》，《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第79-84頁。。在2007年的“重慶楊家坪拆遷事件”中，開發商在住戶房屋周圍開挖基坑形成的“孤島”圖貼，在各大網站論壇傳播，激起了民眾對政府野蠻拆遷、政商勾結的普遍性印象，加之官方與民眾溝通渠道的缺乏，以至于法院支持強制拆遷的裁決在聲勢浩大的輿論浪潮面前顯得毫無約束力。在一些飆車撞人、暴力沖突、環境污染事件中，表面上是民眾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憤慨，背后則是對社會利益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精英階層公權等現象的積怨，從而在網絡空間形成群體利益聯結，對政府政策及相關部門展開全民討伐式的批判。這反映出在涉及社會民眾重大利益的問題時，理應暢通正常且合法的言論空間，行政體制的相關設計也要為社會留存不滿情緒釋放的窗口。

(二)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產生的原因

1.風險社會是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產生的現實背景

“風險社會”準確地描述了當前的社會結構特征，為理解現代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挑戰提供了新視角(21)高小平：《風險社會與危機治理理論的限度及其辯證思考——兼評〈鄰比沖突及其治理模式研究〉對制度創新理論的貢獻》，《中國行政管理》2019年第5期，第124-130頁。。在現代社會，互聯網作為網絡空間生態環境變遷的一項關鍵變量，串聯了現實社會中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潛在危險，是風險社會產生的重要載體。例如，在“新冠疫情”這一重大突發事件背景下，諸如“封城”“實施交通管制”“疫苗接種后身亡”等謠言四起，造成輿論危機和民眾恐慌。民眾之所以產生如此激烈的風險感知反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網絡空間信息過載導致人們難以發現準確的信息來源，使得“病毒疫情”與“信息疫情(infodemic)”形成了耦合并聯。具體來說，風險社會對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誘發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信息與情緒的結合成為網絡空間內容風險中的最大變量?；ヂ摼W時代的信息不僅僅是信息，在信息基礎之上建立的網絡圈，同時將多種負面情緒聚集，增強了當量信息對網絡社會語境可承受限度的沖擊力。二是風險復雜性程度加深?；ヂ摼W時代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更為隱蔽、擴散速率大、交互性更強，一些微小事件在經過意見領袖、網民群體的聚集發酵后，變成影響社會發展的重大輿情事件。三是風險的滲透性和影響力逐漸增強。信息供需視角下的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更多反映出的是信息泛濫和過度互聯的失序狀態，這種風險隱患從現實場域轉移到網絡空間，形成極具擴散性和變異性的網絡社會風險，隨時匯聚成暗潮涌動的輿論潛流(22)全燕、楊魁：《社交網絡輿論空間的“中國式風險”檢視》，《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第78-81頁。?？傊?，在風險社會背景下，網絡空間內容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只會暫時緩滯而不會完全消失，風險疊加和強化的可能性極大。

2.網絡媒介是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產生的重要介質

具體而言：一是通過解構傳統輿論話語權和賦權網民，實現一種新的自身權力再造的媒介邏輯。網絡媒介釋放出巨大的活性和社會話語權，具有強大的破繭能量，在開放性極強、變動迅速和互融性加大的輿論情境下，網民關注和表達的話題被放大。尤其當一些敏感的社會話題或公共事件在經媒介呈現后，網絡輿論表達的變數急劇增多，意味著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源增多。二是網絡媒介的主體責任弱化和風險意識缺乏，增加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源。一方面，信息技術在增強網絡媒介議程設置和信息傳播能力的同時，也弱化了網絡媒介作為信息主體的責任擔當，網絡媒介傳播的信息日益缺乏公共價值理性。另一方面，網絡媒體尤其是自媒體大都缺乏專業的判斷能力和風險意識，對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感知能力較低。相關研究表明，我國近60%的假新聞首發于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體(23)張超：《社交平臺假新聞的算法治理：邏輯、局限與協同治理模式》，《新聞界》2019年第11期，第19-28頁。。部分網絡媒體通過“標題黨”吸引眼球，造成虛假信息泛濫、信息過載且真實性無法驗證，影響事件真相呈現。例如，2021年“噸姐”路虎堵寶馬、阿里女員工被侵害、貨拉拉涉事司機被批捕等事件遭遇多次反轉，網絡媒體帶有傳播偏向的“中介化”信息在其中扮演著重要作用。三是網絡媒介的資本運作和算法技術偏見加速了網絡空間政治風險的爆發。在資本運作下，網絡空間中傳播的信息更多是資本操縱者預期目標下的價值觀念，民眾越來越成為技術操縱下的參與者。當平臺算法主導了信息在網絡空間的生產、傳播和消費規則，網絡空間就淪為被媒介資本集團控制的話語場所，基于工具理性主義的網絡平臺內容傳播呈現出尺度與管控缺失、規范化不足的特征。網絡媒介既通過技術獲取關注度和超額流量，也利用資本優勢搶占網絡輿論制高點，不斷擠壓官方媒體的網絡空間資源和主導權，由此產生的網絡媒介技術風險滲透進一步加劇了網絡空間內容生態系統的脆弱性。例如，“江歌遇害案”中多方媒體的信息爆炸讓網民產生記憶疲勞和負重，使得原本是一場帶給民眾“正義獲得伸張”的正面記憶，逐漸被“江歌媽媽吃人血饅頭”等相關虛假報道和負面評價所排斥和消解，阻礙真實、健康、正能量信息的存儲。

3.政府治理失能是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產生的催化劑

依托傳統媒介傳播時代建立的科層制管理制度，具有明顯的工具理性色彩，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互聯網管理機制和方式，難以有效應對復雜多變的網絡空間與穩定和諧的現實社會之間的沖突，很大程度上不利于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效能的提升。一是在應對日益復雜化的網絡輿情中缺少了主觀能動性、靈活應對能力和創新性，政府部門之間存在職能交叉情況，治理力量和政策資源較為分散。以互聯網內容治理領域為例，既有的制度設計中涵蓋網信、公安、應急、工信等在內的多個政府部門，容易產生治理的“碎片化”問題。二是現有的管理方式無法對網絡空間內容風險進行精準把控，對危機產生、發展規律的認知和把握不夠，存在低效率剛性。例如，網絡應急管理指揮系統尚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網絡信息監測預警措施，未能借助新媒體技術發揮輿論引導作用等。三是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相對忽視政策效果，治理手段和方式亟須優化。在信息技術成為網絡空間話語權和輿論引導權核心的前提下，不論是國家還是政府，受制于互聯網技術應用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程度，無法在網絡空間中進行有效的政治輸入和針對多發訴求的反饋。傳統的治理手段都過于強調“刪帖”“封鎖IP”等方式，不能與網絡事件的復雜性及其態勢發展的快速性實現同步同趨，導致信息不對稱。例如，“新冠疫情”期間與疫情相關的虛假信息激增，與政府官方延遲公布的信息形成明顯的時間差和能量差，致使輿論引導難度加大。

面對民眾在網絡空間中高參與偏好、利益訴求和權利實現的需求，政府回應機制往往存在“滯后效應”。如前所述，當民眾利益訴求通道關閉或遇到阻力時，就會基于自身偏好在網絡媒體平臺發泄極端情緒與觀點，再通過線上線下交互的極端情緒共振引發輿情變異，進而誘發整體性風險與危機(24)岳國芳：《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新聞輿論引導策略研究》，《東岳論叢》2021年第3期，第157-163頁。。例如，“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因政府回應不及時、信息不公開，公眾基本的信息訴求和追求真相的價值訴求得不到滿足，導致社會公眾對政府及政府官員的負面評價達成極端化共識，形成“群體極化”。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和張力不斷升級，公民會在網絡空間中形成對政治系統的不信任沖擊，影響社會價值觀和社會共同利益認同；或因政府公共突發事件處置不當，所導致的網絡輿論會迅速發酵形成輿論危機，影響政府公信力和削弱政府政治權威，甚至造成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塔西羅陷阱”。如上述“天津港爆炸”事件中，政府由于缺乏專業的輿情回應，導致產生47次“次生輿情”(25)劉勇、王雅琪：《公共危機中“次生輿情”的生成與演化——基于對“8·12天津港爆炸事故”的考察》，《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9期，第116-133頁。。由此可見，當前政府網絡輿論回應的話語方式和內容往往不易被民眾接受，無法準確闡釋涉及公眾合法利益的重大社會現實問題，進一步加劇網絡空間非理性信息的承載力。

四、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治理策略

如上文所述，信息供需視角下的網絡空間內容風險受風險社會的加持、網絡媒介技術作用和政府治理失能的共同影響。因此，僅僅從信息供需和監控方面尚不能有效防范化解，還需要以系統論、風險治理和網絡空間綜合治理理論為指導，契合網絡空間信息多元化、內容治理能力和社會轉型深化的現實發展情境，對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全過程、全方位、全環節實施整體性、系統性治理。

(一)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全過程治理

1.通過信息供給側改革，優化網絡空間內容生態環境

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的著力點在于推動網絡空間內容供給側改革和話語改革創新。在供給側改革層面，需要通過有效的正能量信息供給凈化網絡空間，以滿足民眾精神文化需求為導向，將網民注意力和利益表達納入預定的軌道，在源頭上對社會負能量和非法有害信息內容進行遏制。同時，增加多元化的信息源、知識源、分析源、感受源，保證信息供給主體的認知和判斷建立在資源更加豐富的多元比較基礎之上(26)王雪、常?。骸遁浨橹泻停夯廨浨闃O化的另一種策略》，《中國行政管理》2021年第3期，第138-146頁。。在話語改革創新層面，需要在話語質量、話語提供、話語表達方式上有所突破，將主流價值觀與民眾日常生活有機結合，贏得民眾心理認同；提供專業性知識和評價分析，抑制不合理輿論的產生和輿論對立；傳達不同主體的情緒感受，增強對他人的情感共鳴，弱化個體非理性情緒的表達。

2.賦權網絡平臺，確保信息內容合規

網絡平臺作為信息生產和流通的基礎設施，從根本上決定了何種信息可以出現，而且當前網絡空間治理的“行政發包制”也賦予了網絡平臺充分的規制權(27)易前良、唐芳云：《平臺化背景下我國網絡在線內容治理的新模式》，《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第13-20頁。。例如，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設定用戶行為準則，加強對用戶行為規范的能力，嚴格網絡空間信息內容生產和傳播的過程管理；借助數據和技術優勢，在信息搜索和辨別方面，采用“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實現即時監管，及時對違規內容進行識別，把關網絡空間“流動性”入口，捕捉風險源頭和風險隱患，采取多種技術對違法內容進行屏蔽和刪除。

3.嚴防資本掌控輿論，完善算法規制治理

合法規制和利用的網絡媒介權力，需要最大限度降低資本對網絡空間的控制力和風險威脅。為此，政府需要有效分析資本在網絡空間信息內容生產、傳播和消費環節中的作用方式和目標，辨別其對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助推點，針對性地壓制媒介霸權。在算法規制方面，需要完善算法媒體行業行為規范與技術倫理邊界，重視對算法技術風險的監管防范；在平臺層面，強化算法技術主體的信息內容審查、正能量信息傳輸和主流價值觀導向的責任，實現科學精準的信息內容推送；在社會和公眾層面，將社會力量納入算法媒體評估、準入和舉報等配套制度主體范疇，培育網民算法信息觀念和算法素養(28)付翔：《智能時代網絡輿論的風險治理與引導》，《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22期，第92-95頁。。

4.提升網民政治參與感，優化治理結構

首先，拓寬網民政治參與的渠道。政府需要構建制度化的民意表達渠道，及時回應民眾合法訴求，避免網民在得不到有效反饋時采取極端措施；健全諸如網絡輿論回應、網絡意見收集和處理、多種形式的官民聯系，以及有助于網民合法有序參與政務監督的相關制度。其次，將公眾網絡參與訴求納入國家倫理關系的獲得范圍，建立相應的規范途徑(29)吳凱、余玉花：《善治生態視域下的網絡輿論治理研究》，《中州學刊》2020年第4期，第159-165頁。。公民有效參與的前提是明確各個行為主體與公共部門之間權力依賴的關系，需要破除權力濫用、混淆、公權過大對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形成的干擾，建立政府與民眾之間良性互動。最后，優化科層制的結構設計，建立科學有效的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體制。例如，提高國家網信辦的法律地位，賦予其在網絡空間內容治理方面的統籌領導職能和執法權力，從中央到地方構建以網信辦為核心的垂直監管體系和執法體系。

(二)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全周期應對

1.危機預防與準備階段：建立風險預警與監測體系

首先，借助大數據信息技術，自動對網絡空間信息語義關鍵詞進行識別，對被檢測到的信息內容的可信度進行評估，針對可信度低的信息內容實行“降權”處理。在評估過程中，將機器識別與人工處理相結合，形成完備的數據核查制度。同時，依靠大數據技術的信息資源整合能力，及時搜集匯總輿情信息，準確把握網絡輿情傳播規律和動向，提取真正的民意，進而將其納入政治系統，為決策提供數據支撐(30)郝保權：《網絡意識形態治理新趨勢》，《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1期，第127-135頁。。其次，通過機器學習模擬網絡空間內容風險可能帶來的社會情緒。借助平臺算法的深度學習技術，模仿人腦對網絡空間中流動的信息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依據情緒模擬結果開展心理干預和情緒疏解，提高風險應對準備的科學性、精準性和有效性。此外，基于算法數據挖掘和分析，進行信息審查和事件核查，對網絡信息內容進行動態監控，及時發現可能存在的風險源，并設計一套算法體系及時切斷非法有害信息的推送機會和流通路徑。

2.危機應對階段：推動權威信息的精準有效供給

“信息繭房”的存在使得個人在信息搜索和真偽甄別方面需要時間成本和技術能力，在網絡平臺上謠言閱讀量也大大高于真實信息的閱讀量，形成信息不對稱現象。因此，在危機應對階段，要依托網絡平臺的算法技術提高信息內容的可視化程度，增加辟謠信息的覆蓋人群面尤其是謠言易感人群的推送。在政府信息供給層面，要讓網絡輿論危機中的危機元素充分呈現，從線上線下精準引導和科學研判，待其趨勢明顯后再進行引導處置。即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牢牢掌控網絡空間話語權，占領網絡輿論制高點。而后通過權威信息內容輸入，化解網絡空間政治風險和網民疑慮猜測，最大限度降低網絡空間內容危機的負面影響。

3.危機學習階段：構建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評價體系

科學有效的風險治理評價體系，能夠衡量治理機制的運行效果、治理體系的完善程度和治理“工具-目標”的實現程度，從而明確提升風險治理效果的邏輯和方向。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評估可以從信息供給、主流媒體能力、技術基礎、主體責任、訴求實現五個指標進行。在信息供給評價層面，對正能量信息內容比例、權威信息供給效率、供給方式等方面進行考察；在主流媒體能力評價層面，從主流媒體在網絡空間話語權的主導作用、信息資源整合能力、傳播能力、信息辨別能力、大數據技術應用等方面展開；在技術基礎評價層面，對人工智能技術應用規模、網絡信息內容審查效果、信息可信度評估、技術風險規避等進行評估；在主體責任評價層面，從網絡媒介素養、網絡媒介的信息審核機制、網絡媒介責任落實等方面進行衡量；在訴求實現評價層面，對政府回應效果、網民訴求渠道機制、網民訴求平臺使用方面予以評價。通過構建評價體系，推動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的整體性和系統性。

五、結語與討論

互聯網數字時代無序、虛假、非理性的當量信息供給與網絡社會實際需求之間形成明顯張力，對網絡社會穩定性造成沖擊，使得不確定性信息增加、失真信息泛濫、多元價值觀和負面信息激增，產生網絡空間失序、生態失衡和網絡民粹主義等諸多風險。在此過程中，風險社會是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產生的現實背景，網絡媒介充當重要介質，政府治理失能則是催化劑。從網絡社會治理角度看，因信息供需失衡產生的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不是流水線式的生產過程，而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當前國家網絡空間內容治理的制度設計，強調要從供給端入手，鼓勵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增加高質量內容產出，壓實網絡平臺關于提升信息內容質量、完善內容生產扶持規定、擴大優質內容生產供給等主體責任，并優化算法對正能量信息內容的推薦服務機制，從而在網絡信息內容生產傳播、平臺監管和鼓勵、技術優化與服務層面，增加對科學化、正面性、權威性信息內容的高質量輸入。在此基礎上，國家治理和政府層面的網絡空間內容風險治理，強調從“全過程”和“全周期”兩個方面促進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常態化防范和輿論危機有效處置相統一，通過防范化解已經或潛在凸顯的網絡空間內容風險及輿論危機事件，推動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和網絡空間有序運行。

進一步研究可以借助相關量化分析方法闡釋信息供需失衡引致網絡空間內容風險的生成機制。例如，將民眾輿論表達欲望激增視為信息供需失衡的內驅因素，以網民情緒、網民認知作為中介變量，社會環境、網絡媒體特征、網民特征、政府網絡社會治理水平、社會倫理道德等作為調節變量，分析網絡空間中的信息如何通過中介因素形成不同的失衡狀況，以及哪些調節因素的變化會導致信息供需失衡，進而產生網絡空間內容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