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研究的傳承與發展”(筆談·下)

孫 江 馬 敏 章 清 李 帆

孫 江

(南京大學 學衡研究院)

馬 敏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章 清

(復旦大學 歷史學系)

李 帆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

社會史身份的再確認

孫 江

(南京大學 學衡研究院)

1987年,《歷史研究》第1期刊登署名“本刊評論員”的文章——《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揭開了社會史在中國“復興”的序幕(1)參見本刊評論員:《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若從彼時算起,中國社會史的“復興”至今已有三十六年。三十六年來,社會史由歷史學的“旁支末流”晉身為“名門正派”;由于“社會”這一字眼特有的魅力,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均對社會史情有獨鐘,每每引為談資。盡管如此,如果審視三十六年間社會史研究的歷程,不能不承認中國社會史研究仍然存在可以改進之處,尤為重要的是需要增強問題意識。

提到社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也許有論者會說,自打倡言社會史復興之日起,這一點就已經被反復討論過了。不錯。問題是,討論的目的不在結論,而在后續的成果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反過來引起方法論上的反省。猶記2000年筆者應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馮爾康先生之約撰寫過一篇筆談,題為《規范、傳承與文化霸權》,呼吁重視中國學術自身的傳承,其時“話語”一詞尚未普及,文中三處倡言建立“我們的話語體系”。次年8月,在北京香山召開的“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新史學”學術研討會上,筆者基于對歐洲和日本歷史學的了解,對局限于“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的傾向表達了憂慮,強調有必要在全球學術語境下將業已固化的研究模式相對化(2)參見孫江:《規范、傳承與文化霸權》,《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孫江:《后現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見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659-677頁。。

社會史研究以揭示社會存在和由人的意識所表征的事物為己任,追尋政治、經濟、文化等現象之間的關聯。社會史到底是指歷史的一部分,還是指歷史本身,論者的意見從未達成過一致。被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譽為20世紀后半葉最重要的歷史理論家之一的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曾經打過一個有趣的比喻:“社會史這一術語猶如一根橡皮筋,涵蓋了幾個不同的領域?！?3)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5.這句話涉及社會史的兩層含義:其一,社會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社會結構、社會進程和社會運動;其二,社會史研究整個歷史,是對歷史的一種特殊理解。而在“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費弗爾(Lucien Febvre)看來,社會史的“社會”更像一個比喻,是用來宣示不同于政治敘述的方法?！皼]有經濟和社會史。只有統一的完整的歷史。從定義上講,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4)Lucien Febvre, “Propos d’initiation: Vivre l’histoire,” 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 n° 3,1943, p.6.確實如此,如果說“文化”在19世紀是批判現代史學的利器的話,20世紀代之而興的“社會”則是另一利器。

將社會史視作方法,有利有弊,一方面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跨學科實踐,另一方面卻不得不依附于其他學科。長期以來,提到社會史,人們會聯想到社會經濟史,社會史的經濟學取向推動了研究的科學化,計量方法在社會史中一度占據主導地位絕非偶然。與這種科學取向的社會史相對立,20世紀70年代匯聚為主流的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史,則試圖喚醒被結構的社會史所屏蔽的主體。

比較不同語境的社會史研究可知,基于不同的問題意識,即便使用同樣的方法,呈現出來的成果也往往大相徑庭。從法國的社會史研究中,人們不難感到學者們對“近代”持續不斷的質疑。從英國的社會史中,人們可以明了工業化所造成的多方面的“斷裂”,基于血緣、地緣和“利緣”(利害關系)而來的“共同體”的溶解與伴隨機器喧囂而來的“社會”的誕生。戰前德國的社會史與民族主義糾纏不清,戰后再出發的社會史——無論是結構的社會史,還是“日常史”,都試圖遠離政治。日本的社會史閱歷較為復雜,就源起看,日本的社會史早于學界言必提到的“年鑒學派”,在20世紀20年代初即已出現包括唯物史觀在內的多種角度的社會史論述。相反,戰后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從“人民斗爭史”出發關注“民眾史”,部分學者批判社會史以“個人興趣”、“自我本位”為取向,放棄了把握過去和改造世界的歷史學的本旨(5)參見太田秀通:《世界史認識の思想と方法》,東京:青木書店,1978年,第20-21頁。。中國社會史有自己的“歷史”。1987年名曰“復興”的社會史,旨在“復興”因“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而被忘卻的社會生活史(6)參見本刊評論員:《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當然,把社會史界定為生活史只是一家之言,在《歷史研究》其后刊載的論文中還有其他多種表述,有的將社會史視為社會結構的歷史,有的視為整體的歷史,不一而足。中國社會史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間,最有成效的研究堪稱區域社會史,區域社會史由于既彰顯了地方性特色,又融入歷史學現行體制內,展示了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2004年筆者與同人創辦《新社會史》集刊(7)參見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繼而2007年又與楊念群、黃興濤等改其名為《新史學》集刊(8)參見楊念群主編:《新史學(第一卷):感覺·圖像·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帶有回應“語言學的轉向”沖擊之意,試圖將“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熔于一爐。

撇開不同語境社會史研究之不同,如果截取社會史的最大公約數,作為方法的社會史似可從“我說”來把捉。所謂“我說”,是指社會史在說什么,如果社會史的所說和其由以產生的前提一般無二,抑或與構成歷史學的其他領域沒有根本區別,這個“說”也就沒有特別意義了。因此,社會史如何“說”的姿態鑄就了其品格,這是一種對歷史學不斷進行反省和批判的品格。社會史毫無疑問推崇實證研究,但與以“說明”為旨歸的實證主義史學不同,以“解釋”為要務的社會史用以實證的材料是問題導向的產物,借用費弗爾的話,“沒有問題,就沒有歷史”(Pas de problèmes, pas d’histoire)(9)Lucien Febvre, “Propos d’initiation: Vivre l’histoire,” 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 n° 3,1943, p.8.。

另一方面,即使有“我說”的意志和沖動,并非人皆能說,何況還存在不能表達自我而需他者來代理的情況。由研究者充任的“我說”能反映被說者的意志嗎?換言之,這種代理的“我說”是否存在解釋的“暴力”,解釋的結果體現的是誰的意志,這是迄今未有結論的老問題。時下“口述史”大盛,需要留意的是,口述史的“史”是誰的歷史,是口述者的“史”,還是敘述者的“史”?？谑鍪返囊饬x不只是要記錄沉默的聲音,還要以此作為審視當下的方法,在歷史認識論上提供新經驗。1976年,面對文化人類學取向的“心態史”的盛行,金茲堡(Carlo Ginzburg)批評心態史低估了理性地和有意識地表達思想的重要性,因為心態史過分強調世界觀中不動的、黑暗的和無意識的因素,從而將社會全體視為同質,認為人的思考和情感受到心態結構的支配(10)參見Roger Chartier, “New Cultural Histroy,” in Joachim Eibach und Günther Lottes,HG., Kompass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in Handbuch, G?ttingen, 2002, S.196.。確實,過分強調“心態”的作用,不如將歷史的解釋交給命運。

“我說”引出了作為領域的社會史——“我是”。由于“我說”的自省和批判性,注定了社會史身份的“邊緣性”:聲音虛弱但尖銳,畫面扭曲卻真切。伊格爾斯(Georg G.Iggers)甚至發問:“它(新社會史)是左翼意識形態的特產(product)和‘所有物’(possession)嗎?”(11)Georg G.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73.事實上,成功的社會史著作都是通過對中心的接近與疏離的二義性作業來完成的。邊緣性在不同語境下有不同的表述,通常被表述為“日常性”(生活世界的日常)——心態史、日常史、民眾史等。但是,“日常性”與“非日常性”是一對概念,在不同語境下彼此的位置可以倒置。換一個角度看,由于“日常性”附著于慣習和文化,要解決其惰性,就需要借助社會史的“手術刀”。在社會史興起之初,“日常性”曾因其孤立無援而成為社會史的神圣領域;當“日常性”獲致主導地位后,則需將其置于省察的刀俎上。社會史之所以有這種孤傲,乃是因為“我是”蘊涵了無法證明的“我不是”的呻吟。在現代語境下,以人的“生”為視角,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將人的肉體和精神逼入無法自我再生產的境地,這是社會史的無上使命。

回顧三十六年間的中國社會史,在其急速成長的光環下也有著尷尬的境況,即當中國學者高歌猛進時,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業已落幕,人們開始質疑社會史的“社會”的自明性,強調撇開先驗的方法和理論回到人與人結合的起點上(12)關于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的發展脈絡,參見孫江:《作為方法的社會史——社會史研究的七大命題》,《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社會史在中國歷史學科中業已制度化,成為青年學子競相追逐的研究方向。近年來,社會史因以“表象”(representation)為旨趣的“新文化史”的興起而風頭漸失。不過,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預言的,社會史的“反擊”(revenge)已經開始(13)參見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114.,社會史對歷史“實在性”的追求是新文化史無法取代的。如何吸納新文化史的長處,摸索社會史發展的新方向和成長點,這是社會史的從業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那么,社會史應該往何處去呢?與“我說”相呼應,回到歷史學的原點不失為一個選擇,這也是超越“后現代”的挑戰,呼喚主體復歸的需求。1966年,年僅26歲的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在《歷史解釋的限度》一文中尖銳地批評了歷史研究中的所謂實證主義,稱之不過是將近似事象按因果律勾勒的結果,根本上是違背科學原則的(14)參見Quentin Skinner,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vol.41, no.157, 1966, pp.199-215.。一個甲子后重溫此文,依然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在追求歷史的“實在性”上,有必要重新檢討被視為自明之物的實證主義方法,當今所謂的實證研究,不少停留在對因果律誤用的階段上。在這一點上,社會史有著與生俱來的長處——重視史料生成過程中主體的聲音。

與“我是”相呼應,“微觀史”(microhistory)是筆者特別推崇的研究方向。社會史在中國的“復興”業已三十六年,但在創立有特色的話語和理論體系方面,可以稱道的成果并不多。微觀史不僅能貫徹歷史學的初衷——求真,還可為歷史學開疆拓土——求新?！吧偌炊唷?Less is More)。微觀不是“碎”。歷史即事件,如恒河沙數,但在微觀史方法的統攝下,即使是“一地碎”,也是可以勾連起來的。微觀不是“小”,更非局限于小人物的世界,是從“小處”入手研究“大問題”,是從“小人物”視角看“大世界”——在金茲堡看來,微觀史甚至直通“世界史”。社會是由無數個人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有讓不同視線接近才有可能重構歷史。微觀史的切入點無一不是針對“例外”狀態所進行的研究,新近出版的由王笛主編的《新史學》第16卷匯聚了一群“例外”(15)參見王笛主編:《新史學(第十六卷):歷史的塵?！⒂^歷史專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吹響了微觀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集結號。

如何“走出中國近代史”

馬 敏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走出中國近代史”原為章開沅先生2002年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學刊》所寫的發刊詞,后收入先生生前最后一部文集,并以此命名,足見先生對此問題的重視,實際上也是他對我們研究所今后發展的期許。

作為中國史下面的二級學科之一,目前國內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尚未完全統一。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近代史”,系指1840—1919年的歷史;1919—1949年,稱“中國現代史”;1949年至今則稱“中國當代史”?，F今比較流行的是將1840—1949年稱為“中國近代史”,1949年以后至今的歷史稱為“中國現代史”或“中國當代史”。章先生所指的“走出中國近代史”,首先就是從時間上要走出這八十年或一百一十年,向上延伸至清史乃至明史,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看到其間的歷史連續性(continuity)。其次是從空間上走出比較單一的政治史格局,走出就中國論中國的狹隘本國史傾向,看到歷史發展各方面的有機聯系,看到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密切關聯?？傊?要重視歷史的“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上下延伸是從時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橫向會通是從空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

史學的進步體現為在傳承中發展、在繼承中創新。結合章先生的論述和當今史學的發展,我個人認為,可從以下方面來深化“走出中國近代史”這一深刻命題,嘗試為“走出”探尋具體的路徑。

在“向上延伸”上,可引入“近世化”的概念,結合與“近代化”概念的關聯和比較,將從時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具體化、學理化。

章先生業已指出,中國近代史的向上延伸,“尤其需要重視明清之際經濟、文化的內在變遷”。這種“內在變遷”究竟何所指?其實就是明清以來日益顯露的“近世化”趨向。

“近世”是中國歷史文獻中常見的一個概念,中外學者關于“近世”內涵有多種不同的論說,典型的如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岸本美緒等的“明清近世說”等。

就個人而言,我比較贊同“明清近世說”,尤其關注“近世”說中所包含的實質內容,即宋元明清以來,尤其是明清以來中國社會內部經歷的一系列重大社會變革:首先是隨著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人口的增長,大量城鎮隨之興起,工商業趨于空前繁榮(16)經濟史學界的一些專家認為,中國在宋代經歷了“第一次商業革命”,在明清之際經歷了“第二次商業革命”。北宋時期已有地區性和全國性的市場出現,明朝中葉以后,市集的數目大增,周期性的市集開始變為永久性的市集,農村市集的重要性漸漸超越城市;谷物和棉花等普通必需品代替貴重奢侈品成為長途貿易的主要商品;以銅錢、白銀為交換媒介的買賣逐漸代替過去以貨易貨的買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內漸漸出現地區分工的情形。;其次是與工商業繁榮相伴隨的商業化、城市化、平民化、世俗化的整體性經濟社會變化趨勢,以及基于這些社會變化之上,由經世實學和“新民本”思想等所體現的明清啟蒙思潮的興起。所謂“近世化”,恰是對這一系列社會變遷趨勢的歸納:即自15、16世紀以來中國正以自己的方式步出中世紀而邁入近代。過去,中國的歷史學家曾以“資本主義萌芽”之名對這一社會發展趨勢進行過系統的探討,今天看來,盡管這一探討有自身的局限性,多少帶有先入為主的歷史決定論色彩,但所揭示的大量社會現象和史實,對我們理解中國社會形態從古代向近代的轉型、過渡,仍有其巨大的歷史價值。

“近世化”與1840年以后的“近代化”(早期現代化)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如果說,中國“近代化”過程更多體現的是由西方入侵所引發的社會“突變”,那么,“近世化”則更多體現的是出自中國社會內部的“漸變”,一種在傳統中的“自身之變”(17)如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認為,從“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理論看,在19世紀東西方發生“分流”之前,“中國比較富裕的地區遲至18世紀中后期,在相對意義上極具經濟活力,相當繁榮”。換言之,中國仍處于發展之中,并未停滯,也并非極為貧窮。(參見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云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序言”,第5頁)。

從“近世化”視角看,近代中國的諸多制度變遷和思潮起伏,都應向前追溯到明清時期,方可獲得比較滿意的解答。如近代一系列“變法”“維新”“自治”,甚至“革命”等政治變革,其思想源頭,往往可以上溯至明清之際以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為代表的經世實學思想的影響。而許多近代新詞的內涵和外延,離開了近世實學思想,便很難加以準確闡釋(18)有關如何在“近代化”和“近世化”雙重視角下觀察近代中國一系列新名詞、新概念的產生,參見拙文《中國近代史學術話語體系建設的若干思考——以“近代”“近世”等概念為論述中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換言之,西方影響固然重要,但又并非導致中國近代變局的唯一因素,我們還須關注“近代之變”中蘊含的更長時段的“近世之變”的持續性影響,在二者的重疊、交叉中把握中國近代歷史的演化趨勢及其復雜面相。

在“向下延伸”上,可引入“新革命史”和“現代化史”論說中的一些最新的思考,突破以1949年截然劃線的思維誤區,將“近代史”同“當代史”(或現代史)打通進行思考。

為什么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之后?章先生的解釋是,“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為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經濟、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時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襲與運動,并沒有因為新中國的誕生而立刻消亡”。對此,有學者從革命史角度進行了引申說明,認為即便是對中共領導的革命史進行研究,也不宜以1949年作為截然斷限,而必須看到1949年以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存在內在連續性,是同一場革命的上下兩個半場。如李金錚認為,中共革命的歷史,“同樣分為前半場和后半場,前半場即1921—1949年,后半場為1949—1978年,各有三十年的時間”(19)李金錚:《“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江海學刊》2018年第4期。。王奇生也認為,“就中國共產黨自身歷史而言,無論革命還是執政,1949年并不是一條鴻溝,相反,1949年前后具有相當的連續性?！袊伯a黨革命雖然具有階段性,更有一以貫之的‘不變’的東西。如果忽視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整體性和連續性,‘中國當代史’上的很多問題就可能無法理解”(20)王奇生:《中國革命的連續性與中國當代史的“革命史”意義》,《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也就是說,即便1949年以后黨的工作重心開始向建設轉移,但過去長期形成的革命思想體系仍在延續,并沒有馬上完成轉軌,往往是以革命的思想和心態指導建設,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后會有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會有“大躍進”一類的冒進和“超英趕美”的沖動,甚至導致“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十年動亂。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將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完成這一歷史性轉變,經歷了整整三十年的艱難探索。

同樣,從現代化史視角看,以1949年為界,雖然有“早期現代化”(或稱“近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別,但二者之間依然存在歷史的連續性,不是可以“一刀兩斷”、截然兩分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要解決的許多問題,譬如如何破解后發現代化、落后國家現代化之困,尤其是現代化過程中深層次社會結構、文化轉型方面的問題,往往是共同的。反過來,早期現代化留下的也不純是負資產,也有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如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積極因素,其“實業計劃”中的系統經濟發展思考,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在“鄉建運動”中的一些具體主張、做法,均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只有打通“近代”與“當代”的界限,我們才能在一個更為長遠的歷史視距中,為中國式現代化尋覓文化的基因、歷史之淵源,講清楚中國式現代化的來龍去脈。

在“橫向會通”上,應注重引入“全球史”概念,看到近代歷史的空間展開特征及中國史同世界史日趨緊密的聯系,真正從空間上“走出”就中國論中國的中國近代史。

自上世紀末以來,全球化趨勢成為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潮,全球化理論也應運而生并成為國際學術界的一種強勢話語。一些學者主要從經濟上來定義全球化,認為全球化主要是一種經濟現象,是指各國市場或地區性市場的一體化。但另一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則更傾向于將全球化視作一種社會和文化的進程,“即一個由諸多過程構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復合體,牽涉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主要特征是空間與時間(概念)的轉變,是一種“對遠方的效應”,表現為“距離的消失”或“疆界毀壞”,民族國家、文化的界線越來越無法限制人員、信息、技術、資金乃至文化觀念的全球性流動(21)參見吳梓明等:《邊際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視角下的中國城市基督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緒論”,第2頁。。

將全球化視野及其理論運用于史學研究之中,便是“全球史”的產生?！叭蚴贰辈辉俟铝⒌赜懻撃骋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進程,而是從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聯系之中,從各國的相互依存之中來把握一國或一地區的歷史進程。如威廉姆斯在《史學家的世界史》一書中所說,“真正的史學家敘述任何一段歷史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指出這些歷史事件的世界歷史蘊含”(22)轉引自格利高里·布盧(Gregory Blue):《中國與西方世界史的書寫》,見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三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3頁。。

在“全球史”視野下,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擴大,全球性流動和交往空前增加,近代中國與外在世界的關系日趨緊密,于是,中國開始真正成為世界之一部分,中國歷史開始被納入世界歷史中來觀察和思考。獨具慧眼的梁啟超對這一趨勢看得十分清楚,早在1901年,便借用西方史學的分期方法,將全部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大的時期:“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23)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見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19-320頁。。此說最重要的意義便在于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傳統史觀,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重新界定中國歷史,并點明近代中國歷史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已成為“世界之中國”。這對于將中國置于全球之中,從世界看中國,從世界史來把握中國史,具有特殊的意義,是近代史觀上的一次革命。

歷史發展固然是時間與空間的統一,但在不同歷史時段,時空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說,古代歷史運動更多呈現的是“時間遞進型”,各農業文明國家如同孤島般浮沉于世界的海洋中,王朝更迭,周而復始,進步遲緩,那么,近代歷史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以“空間傳動型”方式展開,大航海和其后工業革命的興起,使人類活動的舞臺空前擴大,從前各民族畫地為牢、自給自足的狀態,被各國之間的彼此滲透和相互依賴所取代。人類進入了一個相互聯系和橫向交流日益密切的一體化發展的新世界、新時代。伴隨歷史運動橫向展開的巨大勢能,新的歷史時空觀亦隨之而產生,這就是全球史家們所稱的,“歷史在(空間)移動之中”(history is movement)(24)參見劉新成:《從國家交織中尋找“全球”:越界的全球史》,《世界歷史評論》2019年第4期。。

“全球史”觀的引入,無疑有助于我們從“空間傳動”“空間轉向”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一些過去所忽略的領域開始越來越多地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譬如,具有跨國性質的環境史、海洋史、貿易史、旅行史、傳教史、世博史、藝術史、食品史、習俗史、性別史、災害史、國際組織史,如此等等。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空間”亦隨之大為擴充。

在研究方法上,應更多引入比較研究、整體研究、互動研究、交叉研究、大數據研究等多種研究方法,使中國近代史研究呈現多樣性、豐富性。

其實,章先生“走出中國近代史”的呼吁,不僅僅指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走出”,也包括了研究方法上的“走出”,其深層含義,可能更多的還是對傳統中國史研究方法的隱憂。他所提及的“方法”,一是比較研究的方法,“我們必須加強國際關系的研究,同時還需要從事近代中西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政治體制、革命運動、民族關系、社會心理、宗教流派乃至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比較研究”;一是整體研究的方法,“就中國近代史本身而言,社會乃是一個整體,經濟、政治、文化不能割裂,我們可以側重研究某一部分,但卻應該把握各個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特別是局部與整體之間的有機聯系”。而要對歷史進行比較研究和整體性研究,自然離不開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就當代學術科際整合發展趨勢而言,我們也需要繼續努力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人類學、宗教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引進史學研究,不宜墨守單一的考據實證成規,妨礙本學科開創新局面”。

除章先生已提到的比較研究和整體研究外,結合新的史學發展,全球史所提倡的“互動”研究、大歷史觀所提倡的“交叉”研究,以及同信息化密切相關的“大數據”計量研究,也值得高度重視。

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主張之一,是強調“敘事從單向度向多向度轉移”。同過去以孤立對象為研究單位不同,全球史則更為注重不同單位之間的互動關系,“互動”成為敘事關鍵詞(25)參見劉新成上引文。這里的“單位”,可以是民族、國家、部族,也可以是流域、洋區、體系、組織、群體,但至少是一對或一群,要有相互的接觸、往來、對立或融合,總之,要在“世界”之網中彼此關聯和互動,不是孤立的存在。。借鑒其“互動”的思想,我們在近代史研究中需要更多觀察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階層與階層、群體與群體、團體與團體、城市與城市、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互動,以及另一層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政治與經濟、思想與文化、城市與鄉村、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在“互動”和“網絡”中發現交互空間中的“移動的歷史”(history in movement)。這種“移動的歷史”,不是單向度的誰決定誰,而是雙向度甚至多向度的相互統攝、相互決定,在動態過程中呈現歷史的本來樣貌(26)如羅志田曾提出的,對近代帝國主義侵略問題,應更多從帝國主義和被侵略地區兩方面看,側重雙方的互動,強調被侵略地區諸因素對侵略者和侵略方式的制約。參見羅志田:《帝國主義在中國:文化視野下條約體系的演進》,《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所謂“交叉”研究,也不僅是指研究方法上的交叉,中國史與世界史的交叉,也包括對歷史交叉時段和節點的研究。譬如,晚清史與中前清史、民國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交叉時段或過渡期,往往處于兩不管狀態,極易成為近代歷史研究的薄弱點,而這些時段往往又是歷史糾纏最為復雜的時期,是新舊交替的觸發點、接合部,恰是近代史研究需著力處,有許多從屬于“交叉歷史”范圍的課題都值得重新研究(27)如介于“近代”與“古代”之間的“嘉道年間(1795—1850)”,便是清朝一個由盛轉衰、中國開始落后于西方的交叉、過渡時期,各種社會危機不斷,各種新事物也不斷浮現,十分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參見朱滸:《盛衰之理:關于清朝嘉道變局性質的不同闡釋及其反思》,《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2期)。又如新中國成立后的1949—1956年,也是一個交叉、過渡時期,有很多亦新亦舊的事物和問題值得重新發掘、研究,包括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有企業的性質及來源問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家副業所涉及的大集體與小自由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發行的日歷所體現的舊習俗與時代新風問題,等等。。

此外,隨著信息化、人工智能化的發展,大數據和歷史計量研究逐漸開始成為新的潮流,中國近代史研究也不應忽視這類新的研究方法。大數據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在史料的發掘與利用方面表現尤為突出。當今,大量涌現的歷史文獻數據庫極大拓展了史料收集的范圍,借助于互聯網和大數據,“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史料占有早已不是一種奢望?；A性歷史數據庫有如《二十五史全文檢索系統》《國家清史工程數字資源總庫》、北京愛如生公司開發的《申報數據庫》《中國基本古籍數據庫》、青蘋果數據中心開發的各類近現代報刊數據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構建的《抗戰文獻數據平臺》等歷史文獻類數據庫。研究性數據庫有如哈佛大學等合作開發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香港科技大學正在建設中的《中國雙城多代人口數據庫》(CMGPD)、《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CGED-Q)、《民國大學生量化數據庫》(CUSD)等數據庫,臺灣政治大學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浙江大學的《蔣介石研究資料數據庫》、清華大學的《清代商稅數據庫》、中山大學的《明代價格數據庫》等,可謂琳瑯滿目。這些歷史文獻數據庫的開發和利用,不僅極大拓展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空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目前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傾向,為開展長時段、整體性、宏微觀相結合的史學研究創造了條件(28)參見梁晨、張浩、李中清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夏明方:《大數據與生態史:中國災害史料整理與數據庫建設》,《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陳志武:《量化歷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李伯重:《大數據與歷史學科學化》,《北京日報》2017年7月10日,第15版;馬敏、薛勤:《大數據歷史與新文科建設》,《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創刊號)。。

然而,走出中國近代史,最終又是為了回歸中國近代史。因為“中國近代史畢竟是我們研究的主體。只有把中國近代史置于更為綿長的多層次多向度的時間里和更為廣闊的多層次多維度的空間里,我們的研究才有可能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我體會,章先生所言說的“更高境界”的中國近代史,應當是“大歷史”與“小歷史”的結合,宏觀歷史與微觀歷史的結合,長時段歷史與短時段歷史的結合,科學歷史與人文歷史的結合(29)有關“科學歷史”,參見李伯重上揭文;有關人文歷史和微觀歷史,參見王笛有關成都“街頭文化”“茶館”“袍哥”的系列著作以及姜鳴的《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作品。。這樣的歷史,并不排斥傳統史學的以人物和事件為中心,但卻置人物和事件于一個更大的“格局”之中,呈現其更為復雜的面相和更顯宏闊的背景(30)如朱滸近著《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中所展現的“從因事尋人到人事聯動”研究方法,試圖打破往常把握人物史和事件史的單向度結構,構建人與事的知識圖譜和聯動效應,揭示具體社會情境下的實踐邏輯。參見吳四伍:《晚清史研究的新內卷現象及實踐性突破———讀〈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近代史學刊》(第28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這樣的歷史,固然格外重視區域和地方歷史的研究,但卻賦予區域和地方歷史研究以全球性關懷(31)這種傾向可納入“地域全球化”(lobalization)范疇來認識,如討論“地方性商會”“地方性教會”“地方性博覽會”或“地方的辛亥”“地方的‘五四’”“地方的近代史”時所灌注的全球性問題意識。;這樣的歷史,將繼續發揚中國史學實證與考據的傳統,但卻經歷了現代信息革命的洗禮和改造(32)如臺灣學者黃一農等提出的“e-考據”(“電子考據”)方法等。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自序”。。

總之,走出之后又回歸的中國近代史,應當是更能夠反映歷史真相和全貌的、煥然一新的中國近代史。

“重訪”與“重讀”: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擴充與收縮

章 清

(復旦大學 歷史學系)

就學科屬性而言,史學攸關于以怎樣的方式講述“過去”,故此,每一代或許都在思考所謂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問題。晚清遭逢“數千年來所未有之變局”,對史學的影響也延續至今。梁啟超20世紀初曾表達這樣的看法:“于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33)梁啟超:《新史學》,《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第1頁。其實不然。步入近代以后,史學受“西學”“東學”的影響成長為近代學科,不僅觀念上發生了重大變化、書寫樣式較之過去大異其趣,還發生了新名詞之入史。此亦意味著,當下對歷史學“三大體系”的反思,有必要將此置于近代中國思想學術發展較為長程的時段,尤其是史學作為分科知識成長的歷程加以考量?；诖?則不僅問題之緣起便于把握,同時也能更好地說明何以需要推進這方面的工作,意義何在,困難何在。解析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走向“擴充”與“收縮”之途,大致能回應上述問題。

近些年來,不只是思想史,文學史、哲學史皆不斷在泛起“重寫”的聲音。當“重寫”已經構成話題,則“重訪”與“重讀”亦成為題中之義。通過這樣一番“重訪”與“重讀”,或許才能明晰曾經走過的路,并且據此尋找新的出發點。

思想史在中國有其特殊性,通常被歸于“專門史”方向,辨析其學科體系,并不容易。結合“專史”成長的背景加以“重訪”,也頗有必要。20世紀初,梁啟超樹起“新史學”的旗幟,予其信心的是史學之外的“他學”,確信這些分科知識,要么“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系”,要么“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系”,借此有望找到清理中國古代資源的辦法(34)參見梁啟超:《新史學二》,《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3月10日,第6-7頁。。不只梁啟超,章太炎此一時期對《中國通史》的思考,同樣認為“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熔鑄入之”(35)章太炎:《章太炎來簡》,《新民叢報》第13號,1902年8月4日,第3頁。。黃節著《黃史》,也特別提到新興之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等,“有足裨吾史料者尤多”(36)黃節:《黃史·總敘》,《國粹學報》第1期,1905年2月23日,第3頁。。這多少表明,伴隨近代學科知識在中國的成長,史學獲得了新的機遇,不只是“他學”有裨于“史學”,二者之結合尚可產生“他學”之“史”。

圍繞各學科進行“專史”書寫,構成拓展“歷史之范圍”的基本方向,并與“通史”或“普通史”適成對照。1905年劉師培在《周末學術史總序》中,就依照各學科規劃出十多種“專史”(37)劉師培:《周末學術史總序》,《國粹學報》第1期,1905年2月23日,第5頁。。到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圍繞“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演講,則將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等歸為“專門史”(38)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62頁。。胡適對“整理國故”的闡述,也落實于“專史”。依其所見,中國這么大,歷史這么長,材料這么多,首先應致力于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39)參見胡適:《發刊宣言》,《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1月,第13-14頁。。不過,后來形成的“專史”,可區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學科史”,一種則是對應于“通史”之“專門史”。前者大致是梳理各學科在中國的歷史,后者則基于對歷史進程的把握,把歷史劃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的層面,不僅“通史”“斷代史”的書寫按照經濟、政治、文化的架構展開,也導致這些方面的“專門史”尤其多。

作為“專史”的“思想史”主要是依托于“哲學史”成長起來的。謝無量191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就點出“哲學之名,舊籍所無,蓋西土之成名,東邦之譯語,而近日承學之士所沿用者也”。秉持“道一而已”,是書也指明莊子所論“道術”即“哲學”(40)參見謝無量:《中國哲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16年,“緒言”,第1頁。。胡適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同樣說明其“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還強調“若想貫通整理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4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第31-32頁。。蔡元培評點該書,認同了這一做法,指明“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42)蔡元培:《〈中國哲學史大綱〉序》,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1頁。。同樣是撰寫中國哲學史,馮友蘭更是闡明:“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4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1頁。

然而,看起來是可取的辦法,在當時已有很多批評。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陳寅恪批評“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甚至表示,這樣的哲學史,“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44)陳寅恪:《審查報告一》,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附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2頁。。無獨有偶,金岳霖也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乃“根據于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頗多牽強附會之“成見”,而且書中流露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金也道出面臨的難題:一種態度是,“把中國哲學當作中國國學中之一種特別學問,與普遍哲學不必發生異同的程度問題”;另一種態度是,“把中國哲學當作發現于中國的哲學”。前一種辦法,“恐怕不容易辦到”,后一種辦法,倒是容易做到(45)參見金岳霖:《審查報告二》,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附錄”,第5-6頁。。做哲學史的,也在反省?！吨袊軐W史大綱》出版后,胡適就著手準備撰寫秦漢以來的中古哲學史,但他已打算放棄“哲學史”之名,改稱“思想史”。在晚年的回憶中他還表示:“我個人比較歡喜用‘思想史’這個名詞,那比‘哲學史’[更為切當]?！?46)《胡適口述自傳》,見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8頁。梁啟超對此倒是早有所自覺,20世紀初撰文梳理中國學術思想變遷,曾宣稱:“鄙論標題為《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非欲為中國哲學史也?！?47)梁啟超:《〈周末學術余議〉附識》,《新民叢報》第6號,1902年4月22日,第8頁。

民國時期以“思想史”為名的著作,也試圖辨析思想史與哲學史(學術史)的不同,常乃悳1922年撰寫的《中國思想小史》指明:前者注重的是“一時代思想遞嬗的源流大概,及于當時及后世的波動影響”;后者注重的是“學說的內容,師徒傳授的門戶派別,以個人為中心的學者傳記等等”(48)常乃悳:《中國思想小史》,“導言”,北京:中華書局,1922年,第1頁。。實際上,以人物為中心仍是思想史著作的基調。郭湛波1935年出版的《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即以推動近三十年中國思想演變的代表性人物為中心(49)參見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京:大北書局,1935年。。而且,這些貼上思想史標簽的著作,其出發點均是依托新的學科知識,以發掘中國的歷史資源。梁啟超1923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就并不回避“吾儕所恃之利器,實‘洋貨’也”,“每喜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50)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第23頁。。蕭公權1946年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也是“采政治學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略敘晚周以來二千五百年間政治思想之大概”(5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年,“凡例”,第1頁。。之所以從晚周講起,是因為之前的零星材料,“究非學術思想之紀錄”,“就政治學之觀點論,殊覺其鮮裨實用”(52)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緒論”,第1頁。。這樣的做法,同樣遭到質疑。張蔭麟指出,“以現代自覺的統系比附古代斷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國思想史者之通病”,其預設一無法證明之前提——“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覺的統系及一致的組織”,然這恰好是極晚近才發生的,故“以統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適足以愈治而愈棼耳”(53)張蔭麟:《評馮友蘭〈儒家對于婚喪祭禮之理論〉》,《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年7月9日,第9版。。陳寅恪也道明,“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因為“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范圍之外”(54)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見《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2頁。。今天的研究者對此也在檢討,桑兵指出“思想史存在與生俱來的緊張”,“尤其是近代的思想,系統往往是輸入的域外新知,沒有這些后出外來的系統,很難將所有的言論片斷連綴為思想”,但由此又不免“脫離原來的時空聯系,失去了本來的意涵,變成一種外在的附加認識”(55)桑兵:《思想如何成為歷史》,《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這正是針對思想史的“重讀”與“重訪”的意義所在。思想史作為“專史”之代表,是基于“有一學必有一學之史”所規劃的。由于“思想”本身不構成一門學科,因此其學科體系的建構,實際上是依托于哲學、政治等學科展開的。借用哲學史、政治史等較為明確的范式,自有可取之處,對比“學案”或“學術史”的架構,即可看出區別。此類聚焦清代或近代的著作,主要從中國傳統學術的嬗變立論。徐世昌所編《清儒學案》,以孫奇逢至鄭果等一百七十九人為“正案”;另立“諸儒學案”,收六十八人,是這類作品的典型。即便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及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及晚清也都主要是從清代學術內部的流變去看晚清思想。依托于近代形成的學科知識清理古代資源,又難以避免其“成見”。這或許是思考思想史的學科體系需要面對的困難——已有的舊法或新法,都難說理想——研究者提出“重訪”與“重讀”的話題,正是為了探索新的出發點。

無論是最初將學術和思想連接起來表述為“學術思想史”,還是后來將思想與文化連接起來表述為“思想文化史”,多少都表明思想史的邊界并不那么清楚。思想史研究之“向下”與“向外”的擴充,也成為思想史研究學術體系建設的樞機所在。

從20世紀初開始,追溯近代學科知識本土歷史的各種“專史”紛紛出版,完全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講述“中國之過去”,影響不可謂不大。有意思的是,在眾多“專史”中,以單純的“思想史”為名的著作卻并不多見。羅志田就注意到,在很長時間里,學術、思想和文化這些名相以及學術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一直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56)參見羅志田:《史無定向:思想史的社會視角稗說——近代中國史學十論自序》,《開放時代》2003年第5期。。

前面提及的梁啟超所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算得上是較早以“學術思想”之名清理中國資源的文字。該文明確以學術思想的演變為依據,把截至20世紀初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劃分為八個時代,并致力于從地理上、政治上、文學上揭示影響學術思想變遷之要素。開篇就表示:“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睹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學術思想焉求之?！?57)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3月10日,第1頁。僅由此亦可解釋,為何純粹以“思想史”為名的著作較少,更多是以“政治思想史”“學術思想史”“社會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宗教思想史”等為名的著作,似乎“思想史”可以據此分出若干子目。這無助于解決“思想史”的范圍,卻是肯定的。張爾田就道出,治史學者,固應略知各種?？浦畬W,“然斷不許其取各種?？浦畬W越俎而代之”。為此他也批評:“若今所行哲學史、文學史等等,模仿外人,空論居多,以嚴格論之,實皆不成為史。即有注重材料者,其正確與否又自難言,非重經史家審定不可。不然,中國此后殆將無史?！?58)張爾田:《與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書》,《學衡》第66期,1928年11月,第3、5頁。陳垣同樣指出,思想史、文化史之類的著述,皆“頗空泛而弘廓,不成一專門學問”,言下之意,“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能成為“專門學者”(59)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383頁。。對此,侯外廬在《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自序》中也有所檢討:“過去研究中國思想史者有許多缺點,有因愛好某一學派而個人是非其間者,有以古人名詞術語而附會于現代科學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擬西歐學說,從而夸張中國文化者,有以歷史發展的社會成分,輕易為古人描畫臉譜者,有以研究重點不同,執其一偏而概論全般思想發展的脈絡者,有以主觀主張而托古以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學研究的態度?！?60)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上海:文風書局,1946年,“自序”,第1頁。

侯外廬對過往中國思想史研究缺點的指認,可以說切中肯綮,但就其與他人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來看,仍難以解決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疇。1947年該書第一卷出版時,他在序中曾簡要說明:“斯書更特重各時代學人的邏輯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蹤著他們的理性運行的軌跡,發現他們的學術具體的道路,更由他們剪裁或修補所依據的思想方法,尋求他們的社會意識以及世界認識?！?61)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卷一),上海:新知書店,1947年,“序”,第1頁?！吨袊枷胪ㄊ贰沸抻啺娉霭鏁r,新序又表示:“這部《中國思想通史》是綜合了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在一起編著的,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它論述的內容,由于著重了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說明,又比較復雜?！?62)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序”,第1頁?？雌饋?對于思想史范圍的“比較廣泛”“比較復雜”,侯外廬多少有所保留,似乎思想史應該確立其“邊界”。

耐人尋味的是,侯外廬試圖確立的思想史的“邊界”,卻正是當下思考思想史學術體系的研究者努力要突破的。羅志田針對致力于劃清“專門史”各學科的“邊界”的趨勢就闡明,這些“邊界”更多是人為造成并被人為強化的,根本是史學本身和治史取徑都應趨向多元,雖不必以立異為高,不越雷池不以為功,似也不必畫地為牢,株守各專門史的樊籬(63)參見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自序”,第12頁。。葛兆光為此還明確主張新的思想史研究,應當“回到歷史場景”中去把握思想的過程,“在知識史、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之間,不必畫地為牢”(64)葛兆光:《道統、系譜與歷史——關于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立》,《文史哲》2006年第3期。。這也是各國史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法國年鑒學派樹立的“整體史”或“總體史”的理想,盡管難以為繼,甚至出現了“對整體觀念的放棄”,導致其“內部的重大裂痕”:“一些人主張細碎的歷史和照搬各種社會科學的方法;另一些人則主張全面的歷史和在吸取社會科學成果的同時保持史學的根基,即追求總括的雄心?！?65)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4、239-240頁。但如何防止“總體的歷史”被分割為各行其是的“專門史”(經濟史、思想史等),仍是很多史家所堅守的,確信從社會背景中抽離出來的“專門史”,“肯定會使人誤入歧途”(6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55-56頁。。

相應的,思想史研究之擴充也成為趨向,其一是“向下”,其二是“向外”。

思想史研究如何體現“向下”的視野,早已為研究者重視。葛兆光多年前已提出,應重視對“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的研究(67)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王汎森也指出,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時,當致力于“去熟悉化”,避免忽略那些新思潮影響之外的世界與面相,應兼顧全國舞臺和在地舞臺(68)參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2003年第4期。。李孝悌對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的研究,則揭示出影響及于普通人的“閱報社”及“宣講、講報與演說”等知識傳播形態具有的功能(69)參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0-241頁。。近些年圍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分析,“地方回響”也成為重要議題。對劉大鵬、張正這類中下層士人的研究,關注到晚清以降新思潮的在地反應。而近30年來民間文獻與民國調查的搜集、整理與出版,更有功于史學研究走出新路,其中包含的有關知識生產、書籍流通的資料,也引起關注。劉永華搜集的四份晚清民國時期書單、售書賬,就展現出清代大眾文本文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仍頗具影響,無論是在晉南、粵東、河南開封等內地鄉村,還是在上海、北京等都市的下層社會,與傳統知識、思想與信仰相關的書籍都還頗有銷路。與一般估計略有差異的是,涉及近代知識與思潮的書籍卻銷量不大。這表明體現清代文本文化的核心文本及其承載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仍構成后五四時代一般思想的底色(70)參見劉永華:《后五四時代中國內地的書籍流通與閱讀取向——基于四份書單的分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將研究視野擴展至地方,審視“國家”與“地方”、“上層”與“下層”的連接,體現的是“在歷史中尋找中國”的研究旨趣,頗有助于呈現“一般的”思想狀態,這在宏大敘事中是難以展示的(71)參見劉志偉、孫歌:《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于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

所謂“向外”,最具代表性的即是伴隨“全球史”/“國際史”興起的“全球思想史”或“國際思想史”。其實,這也算不上全新的東西,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考察“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即從比較的角度探討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以往圍繞中西思想的比較,也構成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主調。所不同的是,相關的研究對于思想或觀念的探討,不再局限于民族國家的范圍,而是關注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和影響。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就通過1776—1993年間出現的11種獨立宣言,以展現“獨立宣言里的世界”和“世界上的獨立宣言”(72)參見阿米蒂奇:《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孫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近代中國思想史交錯著古今中外的問題,“西學”“東學”的傳播,以及各方人等所開啟的空間生產與知識生產,無疑都表明跨地域、跨文化的思想史研究大有可為,值得期待。

全球史或全球思想史,往往是全球史、微觀史的結合,兼顧地方與個體因素尤為關鍵,相應的,地方、個體所連接的空間也超越國家,拓展至域外,從而呈現出思想或觀念的“旅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多米尼克(Dominic Sachsenmaier)《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沖突的世界》,皆示范了新的研究視野(73)參見沈艾娣:《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郭偉全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沖突的世界》,張旭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而那些有機會走向域外的“小人物”,更是全球史關注的對象(74)參見史景遷:《胡若望的疑問》,陳信宏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程美寶:《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不僅如此,各種文本的生產與流通,也構成全球史的基本史料。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關于清代《邸報》在歐洲流傳情況的研究,闡明“啟蒙運動關于中國政治制度和治國之道的重要觀點正是建立在與《邸報》直接相關的文本的基礎之上的。這些都證實了中國《邸報》及其所承載的思想觀念進入全球公共領域的時間遠比我們所認為的更早”(75)鐘鳴旦:《18世紀進入全球公共領域的中國〈邸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再譬如,鴉片戰爭對中國士人的刺激并不那么嚴重,日本的儒者卻高度重視,用漢文撰寫的就包括《鴉片始末》《洋外紀略》《遠西紀略》《隔靴論》等多部著作。因“清人不能說清史”,《清史攬要》《清朝史略》等日本學者撰寫的涉及清朝歷史的著作,在晚清也廣為流通(76)參見章清、陳力衛主編:《近代日本漢文文獻叢刊》(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發掘這些文獻,或有助于拓展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視野,并推進從東亞出發的全球思想史。

無論是“向下”還是“向外”,都預示著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在擴充其范圍。而就其學術體系的建設來說,不妨以開放的視野面對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邊界”?！八枷胧贰被颉皩W術史”的范圍或許難以厘清,然而,以問題為導向,可大致確立“歷史研究的單位”,無論是縮小,還是放大,皆由問題來主導。近些年熱議的關于史學研究的“碎片化”,究其實質,正是兩難中不得已的選擇,要書寫“總體的”“整體的”的歷史,勢必會縮小“歷史研究的單位”,走向微觀史的研究。而全球史之引起重視,又可視作針對此的“反動”。

哲學史、思想史名目之成立,正是各分科知識、學科術語傳入中國之際。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之收縮,主要體現在對新名詞、新概念的重視。概念史研究的方興未艾,或有助于推動歷史學科“話語體系”的建設。

今日關注的“學術話語”問題,反映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最突出的是對相關“概念”的高度重視。實際上,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檢討,早已深入到這一層面?？挛?Paul A.Cohen)對“中國中心觀”的闡述也涉及對此的檢討:“中國史家,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自己過去的歷史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匯、概念和分析框架?！?77)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序言”,第1頁。何偉亞(James L.Hevia)也有類似的看法,他指出中國思想家對過去的重新審視,往往運用“西方”的新話語解釋中國之“落后”,這些“與從前存在于中國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78)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鄧常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50頁。。

可以說,思想史之成立,離不開概念,思想史之突破,同樣離不開概念,關鍵是用怎樣的概念,如何用。首先要把握的是,近代中國何以會出現諸多新名詞、新概念,而且,那些已經消失或今日已較為陌生的概念,都有必要重新拾起。正所謂“古今異言,方俗殊語”(顏師古《漢書敘例》),如不能回到當時人所使用的“概念”,生活在當下的人很難理解過去。早在1922年,李濟就在《再論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一文中闡述了這樣的看法,“要想了解中國文明的本質,首先需要對中國文字有透徹的了解”,隨后又闡明針對中國思想和制度的研究,需要以文字為基礎,“在中國文字中找到最切近的解釋”(79)張光直主編:《李濟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1、308頁。。在1929年刊發的一篇文字中,陳寅恪也表示:“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糾紛訛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80)陳寅恪:《元代漢人譯名考》,見《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05頁。

晚清中國頻頻出現漢語新詞,大致可歸于文化交流的產物。當文化間的溝通依托出版物展開,在譯書活動中創出新名詞與新概念,也難以避免。時人即注意到,“自東方譯事興,而新名詞之出現于學界者日益多”(81)酙癸:《新名詞釋義》,《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附錄”,第1頁。。王國維更是將此一現象的發生歸于接受新知帶來的變化:“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薄爸v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82)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教育世界》第96號,1905年4月,第2-3頁。對此難以接受的,也大有人在?！皷|瀛文體”流行開來以后,嚴復就為之憤懣不已:“上海所賣新翻東文書,猥聚如糞壤。但立新名于報端,作數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間,便得利市三倍?！?83)嚴復:《與熊季廉書(八)》,見孫應祥、皮后鋒編:《〈嚴復集〉補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7頁。1915年出版的《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不只將“新名詞”與“新學”結合在一起,還把“新名詞”視作梁啟超等新派“共建之一大紀念物也”,甚至提升到這樣的高度:“新名詞之為鬼為祟,害國殃民,以啟亡國亡種之兆?！?84)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東京:秀光社,1915年,第4-5頁。

別的且不論,這一時期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即發生了“新名詞”之“入史”。曾鯤化所作《中國歷史》重點描繪了“地理”“教育”“政治”“軍事”“財政”“學術”“宗教”“實業”“風俗”“外交”“繪畫肖像”“譜牒系表”“美術”等內容(85)參見曾鯤化:《中國歷史》(上),上海:上海東新譯社,1903年。。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也指明應梳理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學術進退之大勢等內容,僅以章節目錄而言,就出現了“政治”“宗教”“權利”“義務”“財政”“工藝”“美術”等新名詞,而且不少與學科有關(86)參見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見《劉申叔遺書》(下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77頁。。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總結“古今世變之大概”,“文化”“宗教”“政治”之類的字眼也構成關鍵詞(87)參見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第6-7頁。。

歷史書寫及歷史教科書中呈現的情形,只是源自日本的新名詞、新概念廣泛滲透的一個縮影。關鍵在于,對相關知識接納的過程,既是新概念定名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對過去的認知發生了重大轉變。晚清時即已發生對“東瀛名詞”的抗拒,到民國時期,更不乏讀書人在檢討,以這樣一些新名詞、新概念講述中國歷史是否合適。

早在1903年,王國維就感嘆于“海內之士頗有以哲學為詬病者”,為此也表示:“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88)王國維:《哲學辨惑》,《教育世界》第55號,1903年7月。然而,為哲學正名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仍有不少質疑之聲。1926年傅斯年致信胡適,就道出古代中國嚴格說來“沒有哲學”而只有“方術”,他也舍棄“哲學”一詞不用,而只用歷史性的“方術”一詞,“用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名詞是當時有的,不是洋貨”,乃“他們自己稱自己的名詞”,反之,如“把后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名詞及方式來解它,不是割離,便是添加”(89)傅斯年:《致胡適》,見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1卷),“1926年8月17、18日”,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第45頁。。后來在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的信函中,傅斯年進一步提出用“新名詞”指稱“舊事物”是否合適的問題:“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彼€明確表示:“我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薄八枷胍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90)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3期,1928年1月23日,第320頁。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圍繞中國社會性質所發生的論辯,更透露出對中國歷史與社會的認知,各方存在嚴重分歧。胡適提出這樣的看法:今日中國之危機,正體現在“只是抓住幾個抽象名詞在那里變戲法”。言下之意,“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即屬“抽象名詞”,用以指稱“中國”未必合適(91)參見胡適:《我們走那條路?》,《新月》第2卷第10號,1929年12月10日,第4頁。。而正是因為這些字眼世人早已耳熟能詳,并廣泛用于對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的分析,胡適的看法也不免遭受駁難。梁漱溟就明確提出:“中國社會是什么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勢力還存在不存在?這已成了今日最熱鬧的聚訟的問題,論文和專書出了不少,意見尚難歸一。先生是喜歡作歷史研究的人,對于這問題當有所指示,我們非請教不可?！?92)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新月》第3卷第1號,1930年3月10日,第10頁。梁所質疑的,正道出問題的關鍵:對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的把握早已不同于過往,并難以擺脫上述“新名詞”。

胡適的言論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顯得有些曲高和寡,但就史家對此的討論來看,不少都有胡適那樣的困惑。鄧之誠所著《中華二千年史》,就表達了這樣的感想:“今人所謂歷史教科書,每以今時文字敘述古事,甚或以白話文行之?！越駮r之文,紀古時之事,其不中程,亦猶之乎以古時之文,紀今時之事也?！痹谄淇磥?“史貴求真,茍文字改易,將必去真愈遠”,故此,“求真之義不磨,則原文似不當改”(93)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敘錄”,第7-8頁。。錢穆的《國史大綱》也指出:“近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并將此歸于“懶于尋國史之真,勇于據他人之說”(94)錢穆:《國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引論”,第3-4頁。。

思想史研究,一向重視考察各種范疇、觀念、概念之流變。換言之,無論如何講,都離不開各種概念,是借用古代的概念,還是創造性使用近代出現的概念,總需要抉擇。羅志田為此也闡明:治史離不開名相,思想史、學術史和文化史更甚,處于過渡時代,尤其需要留意名相的惰性和時空變易性(95)參見羅志田:《思想史中名相的模棱》,《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3期。。將此置于近代學科知識成長的背景,這又關乎各學科專門術語的譯介及標準術語詞匯的確立。不寧唯是,與歷史進程高度契合的語言現象,實際成為“巨變”的重要征象:各種新名詞、新概念的浮現,于西方世界來說構成近代世界誕生的征象,于近代中國也成為“轉型”的象征,堪稱“重塑”了中國社會與中國歷史(96)參見章清:《“文明”與“社會”奠定的歷史基調——略論晚清以降“新名詞”的浮現對“中國歷史”的重塑》,見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75-212頁。。

這一具有普遍性的語言現象,也引發眾多學者的重視,并發展出各具特色的理論與方法?？迫卓?Reinhart Koselleck)的“鞍型期”理論指明,借助于被考察的“概念”,可以重構社會歷史色彩繽紛的截面并以此呈現整個社會歷史(97)參見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見方維規:《歷史的概念向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第23-52頁。。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也示范了“歷史語境主義”處理歐洲早期出現的術語的方式,揭示語言承載的意義(98)參見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上卷),奚瑞森、亞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3頁。?！秳蚩茖W史》第三卷為《現代早期科學》,對于“科學”及“科學革命”等概念,在使用的時候就極為謹慎。書中特別指明,作為近代知識象征的“科學”一詞,直到19世紀初期才獲得現代的含義,在16和17世紀并不存在一個“單一而連貫的對等物”,甚至也挑戰了以“科學革命”作為現代性(乃至現代科學)之源泉的主張,指明近代早期是否存在一個可命名為“科學革命”的統一事業,如同政治革命所意味的那樣爆發,就不那么清楚(99)參見凱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洛蘭·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劍橋科學史》(第三卷)《現代早期科學》,吳國盛主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20年,第2、10-11頁。。

近些年圍繞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也較為重視針對奠定近代歷史基調的“話語”進行概念史研究。相較而言,更為關注的通常是近代浮現的與政治、經濟、社會密切相關的那部分概念。實際上,需要考慮的復雜情形尚屬不少。漢語“一字一詞”的特性(自然也是“一字一義”),意味著有必要考察“學”“政”“教”以及“體”“用”“道”“器”(“藝”)等“關鍵詞”(100)參見章清:《學、政、教:晚清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古代概念的現代流變,以及今天已不再使用的概念,也不能因此而“遺忘”。黃克武對“中國本部”的梳理,在概念史的研究上即另辟蹊徑。盡管這一概念已不再使用,但揭示其發明的路徑,以及如何被人為的方式消解的過程,有助于展示從華夷秩序到現代國際政治、國家邊界這一重大的歷史過程(101)參見黃克武:《詞匯、戰爭與東亞的國族邊界:“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變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至于晚清以降浮現的新名詞與新概念,也需要結合相關問題做好定位的工作,畢竟其所映射的是近代世界的誕生及生活世界的轉變:與“知識”相關的,主要涉及對新事物的介紹;與“政治”相關的,關乎新的政治治理方式的引入;與“文化”相關的,則觸碰到歷史文化傳統(102)參見章清:《知識·政治·文化:晚清接納“新概念”之多重屏障》,見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5-135頁。。思想史與概念史如何結緣,概念史研究能為思想史研究增添什么,或許是歷史學科“話語體系”建設尤為值得重視的。

將歷史學“三大體系”建設的問題置于近代的背景,并無意說明此類問題早已有之,并以此否認當下提出這樣問題的價值,只是試圖闡明,如果不能在源頭上辨析問題之實質,則再從原則上去重復以往的論調,對于問題的解決,并不能有太大幫助。通過梳理中國近代學科知識建立的歷程,不難了解這是近代以來世界范圍內全方位文化遷移的結果,并非唯有中國才有此遭遇。治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也需要面對這樣的問題。這既是巨變的時代,也是史學觀念與史學方法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史學作為近代學科的成長,不僅構成近代中國學術變遷的重要一環,也構成全球性學術發展的一部分。重點在于,如王汎森所闡明的,“正賴有近代的各種新學術的成績,我們現代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重訪’。要真正把握‘低音’,不是靠退縮回到過去,而是需要用世界上所有用得上的學問才可能撥云霧而見青天”(103)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序”,第5-6頁。。

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回顧與再思考

李 帆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史研究是學界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點,相關著述一再問世,討論的問題也越發寬泛,觸角深入到很多領域,似已成為清季民國之后的第二個高峰。尤其是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無論研究深度還是廣度,較之以往均有較大突破,成績斐然。但盡管如此,該領域仍存不少完善空間及需深入反思之處,甚至某種程度上已出現研究瓶頸,制約著下一步的順利發展。所以,總結清代學術史的研究進展,分析其利弊得失,顯然頗有必要。

一

學術史在中國出現得不是很早,基本上是近代的產物。有學者認為二十四史中的《儒林傳》以及《明儒學案》之類的書都屬于學術史的范疇,然以今日標準而言,這些著述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史。真正的學術史研究興起于清季,盛行了數十年,一直延續到民國年間,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王國維、羅振玉、胡適、錢穆等學者為之做了大量工作。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以“學術史”命名的著作就不多了。此后直至20世紀80年代,學術史研究長期不景氣。一直到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個十年,即進入90年代以后,學術史再度引發學界的關注,從而活躍起來,成了學界熱點之一。

在學術史研究的這波熱潮中,既有縱論中國學術發展歷程的多卷本通史性著作問世,如李學勤主編《中國學術史》、張立文主編《中國學術通史》、張豈之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編年》等,又有通論中國傳統學術史的單卷本著述如盧鐘鋒《中國傳統學術史》、陳祖武《中國學案史》等,還有一系列專論一朝一代學術發展歷程的斷代學術史問世。體裁上自以章節體為主,但繼承傳統又有出新的學案體著述也不乏佳作,如楊向奎主編《新編清儒學案》、張豈之等主編《民國學案》等?？梢哉f,通過這些著作和相關論文的系統研究,中國學術史的大體框架已基本構建起來,一些重要論題也得到了初步解決。特別是某些時段的學術史相對更受重視,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也更顯著些,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就是如此。

清季民國之時,學術史最早引發學界關注之際,清代學術史即是學界研討的重點,章太炎的《訄書·清儒》《清代學術之系統》,劉師培的《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胡適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羅振玉的《本朝學術源流概略》,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對于奠定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學術根基起了巨大作用。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探討清代學術史的著作出版或再版,使清代學術史研究再現輝煌,如陳祖武《清代學術源流》,陳祖武等《乾嘉學派研究》,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術編年》,王俊義《清代學術探研錄》,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及《續編》,黃愛平《樸學與清代社會》,陳居淵《漢學更新運動研究——清代學術新論》,林存陽《清初三禮學》,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陳其泰《清代公羊學》,黃開國《清代今文經學新論》,羅檢秋《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程爾奇《晚清漢學研究》,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陸益軍《道光時代漢學研究》,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劉巍《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桑兵、關曉紅主編《先因后創與不破不立:近代中國學術流派研究》,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王先明《近代新學——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嬗變與重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李帆《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著述之研究》,張勇《梁啟超與晚清“今文學”運動——以梁著清學史三種為中心的研究》,等等。此外還有大量的學術論文問世。與此同時,與清代學術史相關的資料整理工作也取得很大成就,清代主要學者的著作基本都有整理本問世,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胡渭、閻若璩、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阮元、凌廷堪、焦循、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戴望、陳醴等;清季民國交替之際的主要學者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劉師培、羅振玉、王國維、廖平、皮錫瑞等的著作更受重視,有多種不同版本的整理本問世;一些新的學術史文獻也被發現和整理,如柴德賡《清代學術史講義》,松崎鶴雄等譯注的羅振玉《清朝學術源流概略》等。所有這些,都為清代學術史研究向更深廣處開掘,產出更多高精尖成果,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文獻基礎。與此同時,一些基金項目也對清代學術史研究進行資助,如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清史·樸學志》《清史·類傳·學術》以及各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項目等。不過,相較其他領域,清代學術史研究方面的學術交流不是十分活躍,圍繞徽學、湘學、蜀學、揚州學派等清代地域學術展開的研討交流活動相對多些,針對清代整體學術演進所開展的全國性的學術研討交流活動稍顯沉寂。

在國際上,出于多種因素,中國學術史的研究并非熱點所在,清代學術史相對被重視些,但研究成果亦不豐厚。美國學界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以華人學者居多,代表作如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等,在國內同行中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此外,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也對中國學界影響較大。日本學者的著作比較集中在乾嘉學術思想和晚清學術思想的研討上,如濱口富士雄《清代考據學之思想史的研究》、橋本高勝《戴震哲學研究》、岡田武彥《戴震與日本古學派的思想》、青木晦藏《伊藤仁齋和戴東原》、坂出祥伸《焦循的學問》、高田淳《辛亥革命和章炳麟的齊物哲學》、嵯峨隆《近代中國的革命幻影——劉師培的思想與生涯》等,由于日本從事學術史研究的學者多屬哲學學科,故相對重視學術思想史或哲學思想史的探討,特色鮮明。大體而言,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力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國內,國際化傾向并不明顯。

綜觀這一時期研究清代學術史的論著,處在前沿的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開新。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根基,特別是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樹立了研究典范。今人的研究則在繼承他們的基礎上,有了更多創新。一方面,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等集中探討過的問題,如清代學術的由來、政治環境變化對清代學術的影響、考據學的發展階段、考據學的派別問題等,今人都在繼續探討,而且得出了更多更合乎歷史實際的結論。另一方面,今人的研究內容較之前人大大擴展了,所謂“清代學術”在今人那里的范圍更寬,所涉地域、學者、流派更廣,所以相應的論著也更多樣紛繁。

第二,注重研究范式的歸納總結。經過百余年來的發展,清代學術史的研究范式大體已構建起來。今人很重視歸納總結這些范式,有學者曾歸納出幾個基本范式,如章太炎的“反滿說”、梁啟超與胡適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侯外廬的“早期啟蒙說”等(104)參見陳居淵:《20世紀清代學術史研究范式的歷史考察》,《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1期。。另外,以“遺老”立場書寫清代學術史的羅振玉等人的作品,也被視為研究的一種類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第三,個案研究更為豐富。清代學術史的核心問題前人已做過不少探討,但個案相對集中,如探討吳派、皖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的學術,研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惠棟、戴震、阮元等最主要的學者的貢獻。今人研究的視野則開闊得多,不僅探討的學術流派、學術地域、學術命題擴展豐富了許多,而且學者個案的研究極大擴展,清代前中期的主流學者多被分別研究,問題探討愈發細致;對晚清學者的深入細致的個案研討則是近些年來的一大亮點,在繼續重點研討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等學者的基礎上,劉師培、廖平、皮錫瑞等一批以往研究相對薄弱的學者受到更大關注,涌現出一系列專門成果,如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陳德述等《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吳仰湘《皮錫瑞的經學成就與經學思想》等。此外,清季民初的學術轉型問題成為一個探討的熱點,相關成果層出不窮。

第四,注重與思想史、思潮史、社會史、制度史等的交叉融合。作為知識史的重要一環,學術史向來與思想史、思潮史密不可分。如果說思想是“浪花”,學術便是思想浪花下面深深的“海水”,兩者處在不同層面,但也不能截然分離,王元化先生所倡導的,追求有思想的學術或有學術的思想,一直為學者努力的目標。實際上,梁啟超、錢穆的清代學術史名著同時也是清代學術思想史或學術思潮史著作。今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也是學術史與思想史或思潮史的融合。同時,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學術史不僅要研究學者精神層面的結晶,也要研究許多物質層面、制度層面的事物,即學術傳承、學術環境、學術制度、學術組織等,都在研討的范圍之內,所以社會史、制度史等和學術史的交叉融合也是近年來的一個亮點。在這方面,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學術制度史、學術社會史的新成果一再問世,在學術界產生了良好反響。

二

清代學術史的既有研究成果已然非常豐厚,這為后續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也為學術開新帶來一定困難。應該說,在清季民國學人所奠定之根基上,現有研究在拓展深化方面成績顯著,但開新就意味著不能僅是“接著講”,而是要實現繼承傳統基礎上的新的突破,這是難點所在。

就學術定位而言,清代學術是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的學術,其中的晚清學術又是匯中西學術于一爐的學術。這就要求清代學術史的研究者需具備中國古典學術的基本素養,并在此基礎上通曉近代以來學科體系化的西學。這兩方面兼長自是很高的要求,相對而言具備中國古典學術的根基和修養更為繁難,因我們已長期身處西方式的近代學科體系中,對于自身的學術傳統和豐厚底蘊反而有所陌生。質言之,中國傳統學術的特色是以人統學,文史哲不分涇渭,遑論自然與人文、社會之界限,治學者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士不可以不弘毅,視學問為身心家國一體之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求學、治學的目標階梯。這樣的學術,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界限并非全然分明,常常主客不分、學用一體,和西方學術主客分離、“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差異甚大。盡管梁啟超說清代考據學具有西方式的科學精神,但恐怕仍是形似而非神似,似是而非。實際上,以人統學、主客不分的中國傳統學術講求的是通人之學,而以學統學、主客分離的西方近代學術講求的是專家之學。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的清代學術,自然也在通人之學的范疇中,要充分了解和認識它,可能更為關鍵的是把握住其以人統學的特色,如學術傳承中學緣關系、血緣關系、地緣關系是為要素,而非專業化的學科分類;而研究清代學術史的今人,卻是在西式學科分類體系下所受的教育,乃專家之學的訓練,以此研究古學系統中的清代學術,難免有枘鑿之處。張之洞曾有言:“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105)張之洞編撰,范希曾補正,孫文泱增訂:《增訂書目答問補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70頁。這是研治學用兼長之中國學問的典型經驗之談,也是真正貼近中國學問本體的切膚之論,西式學科分類體系下訓練出的今之學人,恐難依此而做。一方面,清晰的學科邊界意識使得學者們“專家”意識頗強;另一方面,森嚴的學科壁壘也使得學者們局限于現代文、史、哲各學科中,欠缺跨越小學、經學、史學、理學的學術訓練。以“專家”之身從事“通人”之學,確也勉為其難,但做清代學術史研究,又不能不具備“通人”素養。所以,打破學科壁壘,補上小學、經學等學術短板,以“了解之同情”心態與清人處同一立場,竭力接近清人學術本相,恐怕是實現清代學術史研究新突破的一個關鍵。至于研治交匯了中西學術的晚清學術史,則又需在中西之間出入,抓住其從古典走向近代的過渡性特點,把握好古典學術和近代學科之間的辯證關系。兩者皆需有志者掙脫現有學科體系的諸般束縛,下一番艱苦卓絕的功夫。

從學術格局、境界和體驗上貼近清人學術之本相,只是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必要前提。要想撰述好清代學術史,還需明了清代學術史論述與清代學術史本體之間的差異,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清代學術史和清代學術史論述是歷史運動本體和歷史記述兩者的關系,兩者既有密切聯系,也有差別,不能簡單等同?，F有的成形的清代學術史論述自有其產生的背景、經過和內容,與中國近代知識與制度轉型的具體進程密切相關。在現實層面上,它是一百多年來學術的運動過程所積累的研究成果的總和。在理論方面,它是有別于清代學術史的本體的認知”(106)戚學民:《阮元〈儒林傳稿〉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緒論”,第6頁。。這樣的表述,實際上是提示研究者要在清代學術史的歷史書寫層面多下功夫。重要的歷史現象一旦出現,就會有對它的相關議論同時面世,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的清代學術自然也不例外。有清一代,學術從業者本身和他人對于本朝學術自始至終都不乏議論和敘述,這些議論和敘述實際上構成了清代學術史的“前史”,對于清代學術史話語體系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如被譽為清代學術史論述的典型和源頭之一的阮元《儒林傳稿》,就是其中的代表。盡管清代學術史論述有別于清代學術史本體,但梳理清楚清代學術史論述的源頭、相關語境、演進歷程及其與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制度轉型的關聯,進而厘清清代學術史話語體系的建構關鍵,形成“后見之明”,以此為基礎所撰就的清代學術史著述,庶幾可更近于清代學術史本體。這樣的研究,實際上是在清代學術史的歷史書寫層面所做的,應是突破現有研究瓶頸的一個關鍵。換句話說,此為既有的清代學術史論述的“史源學”?，F今的清代學術史研究,應在阮元《儒林傳稿》之類的原始論述基礎上前推后延,用“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與態度窮盡清代學術史論述的“史源”,再以此為根基,引入個體生命體驗,書寫出這一代人的“清代學術史”。之所以如此,蓋因學術史以歷史上的學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學術史者則為今之學人,今之學人自身的學術歷程具有生命體驗的意義,以此去體會古之學者,等于主體對主體,會生“同情之了解”,更何況中國傳統學術的特色乃以人統學,與個體生命體驗往往分不開。以“史源學”為本,基于個體生命體驗所寫出的清代學術史著述,應會成為貼近清代學術史本相之作,也是學術史的一代佳作。

除此之外,要實現清代學術史研究的突破,恐怕還需在前提預設層面多做些工作。在這方面,概念史視角與方法的引入是非常必要的。多年來,學術界在研究清代學術史時不太注意相關概念的謹嚴性,習慣于約定俗成、不言自明的思維方式,以至于有些學術討論未在同一話語層面展開,如“清代學術”本指有清一代的全部學術,但學界時有以“清學”指代“清代學術”的現象,“清學”固然可作為“清代學術”的簡稱,但它更多是指一種以考據見長的學術形態,可與漢學、宋學并列。再如“經學”“漢學”“考據學”“樸學”一類名稱,也是治清代學術史時常用的概念,但清人所言“經學”所指為何,是否將古文經學、今文經學都包含在內?是否與“漢學”為同等概念?清人之“考據”“考證”之學是否可與“樸學”同等視之?類似問題與概念,應屬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前提預設,不界定清楚,各由自身邏輯或喜好用之,可能會導致很大的理解偏差,使學術對話難以持久。而概念史的研究,恰可彌補此不足。概念史依托于兩個前提:“一是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闡釋;二是這些概念本身有著自己的歷史,走過不同的歷史時期?！?107)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見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8頁。講求的是概念在歷史語境中生成,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被表述和闡釋,并非靜態之物。實際上,清代學術史的上述核心概念即是如此。若能在撰著清代學術史時,首先以概念史的視角、方法厘清核心概念本義及其流變,再書寫學術史本體,從而讓學界同行和讀者能明確知曉全書的前提預設,準確把握作者意旨,庶幾可令相關學術討論真正處在一個平臺之上,避免雞同鴨講的弊端,使該領域的研究工作真正獲得實質性的進展與突破。

當然,作為一個相對繁難的學術領域,清代學術史研究既需要深厚的學術根基和開闊的學術視野,又需要“板凳一坐十年冷”的精神與意志。要研究好它,當今學者可能還欠缺一些必要的古典學術訓練,知識結構上也不完整,這需要采取專門措施予以培養和完善。與此同時,也要創造條件,既在課題立項、經費投入等方面予以專門支持,為研究者解除后顧之憂,又要打造超脫功利、不計得失的學術氛圍,使研究者有開創名山事業之心,真正坐穩冷板凳,長期刻苦鉆研。如此,定能在前人基礎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