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共享發展思想與新時代的共同富裕

奐平清

(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 北京 100872)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還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仍然突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表現為城鄉、區域和群體之間在發展、收入分配、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依然較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解決,根本上要依靠科學發展,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加強利益共同體建設,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由廣大人民公平分享;另一方面要注重價值共同性建設,促進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理念成為社會共識。共享發展的實現,需要有相應制度政策的推動和各方面的努力,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在共享發展理念和共建共享機制的研究上,社會學有著重要的學科優勢。中國社會學前輩中,費孝通對階層、城鄉、區域、民族乃至全球人類之間共享發展及實現途徑等方面有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挖掘、繼承和發揚費孝通的共享發展思想,有助于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也有助于推進對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研究,促進構建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

一、社會平等與階層共享思想

費孝通早期對中國農村、農民和勞工問題的研究及思想,有濃厚的社會平等取向。他的“鄉土復原論”主張階層共享,希望地主階級認清時勢,放棄特權,放棄農業、開拓工業,與農民共同發展鄉土性工業,以應對西洋工業勢力對中國鄉村的侵蝕。

(一)社會平等思想

費孝通早期的社會平等思想,帶有民主社會主義改良思想的性質,主張通過社會改良與社會合作,實現各階層在財產、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上的平等。1936—1938年,費孝通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該學院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創辦的高等學校,是“社會改良主義的大本營”(1)費孝通:《留英記》,見《費孝通全集》(第8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頁。。費邊社的思想領袖之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托尼(R.H.Tawney)等,對費孝通的社會平等思想有較深的影響。托尼在1932年出版的《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中指出,中國農業和農民問題的癥結是技術停滯、組織松散、政治無能以及知識分子的形式主義。費孝通在《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重建》等著作中對土地問題和鄉土重建路徑的探討,可以說是在繼承和修正托尼思想的基礎上所設計的中國鄉村復興方案(2)參見黃志輝:《托尼的鄉土中國重建方案與青年費孝通的三次系統回應》,《開放時代》2018年第2期。。

費孝通與費邊社主要創始人韋伯等左派人士都有較深的交往,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他們還每星期為費孝通復制和航空郵寄英國主要報紙的內容,費孝通借助這些資料,撰寫了大量代表左派觀點的評論文章,因此在國外有很大的影響,美國《時代》雜志和《紐約時報》稱他是中國最厲害的專欄作家(3)參見朱學勤、費孝通:《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第D27版。。費孝通在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重訪英國期間,托尼曾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為其主持了一場國際學術論壇。費孝通1946年所撰寫的《重訪英倫》等論著中,對英國工黨政治有很多介紹和評論,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英國工黨新政府社會主義政策的贊賞之情。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剝削和不平等的,但英國工黨新政府的福利國家政策強調政府服務于人民,允諾每個人都有工作、醫療、受教育的權利,通過國民健康法、全民教育、住房保障、學生午餐牛奶保障等福利措施重新分配財富和經濟權利,這些政策既保障了人們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也給了人們服務社會的機會。英國工黨的政治實踐使費孝通充滿信心,使他認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可以并存,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政治討論的途徑得以調和。當然,費孝通所主張的自由,不是西方個人主義的自由,在他看來,個人解放和自由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務于社會”(4)D.阿古什:《費孝通傳》,北京:時事出版社,1985年,第156-157頁。。費孝通也曾對羅斯福當政的美國抱有與對英國一樣的希望,認為由于平民政治運動的興起,一個政治經濟都以普通平民為主、政治與經濟同時實現民主的“平民世紀”已經在望(5)參見費孝通:《初訪美國 平民世紀在望》,見《費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2-520頁。。但費孝通對羅斯福之后美國勞資矛盾和勞工運動的觀察與分析使他感到失望,認為企業和地主階級得勢的美國,無法解決壟斷、經濟蕭條、勞資矛盾和失業等問題(6)參見費孝通:《美國工潮與工運前途》,見《費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5頁。。

費孝通的社會平等思想,雖然受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但更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樸素的社會平等理想和深厚的人文主義情懷。費孝通在談到美國學者阿古什(David Arkush)在《費孝通傳》中對自己的評價時指出,該傳記最大的缺點是“把我的思想作為一種受了西方影響的思想來分析,從西方的學術發展來評價我”,“不了解我東方的‘底子’,沒有把我當成一個中國學者”(7)費孝通:《談寫作答客問》,見《費孝通全集》(第11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7-370頁。。費孝通對經濟共享發展的關注,十分注重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的作用,如他對溫州市場經濟實踐的考察與分析認為,其股份合作是“人的合作而不是資本的合作”,是“經濟的結義”,帶有東方色彩,是“適合中國農民意識的聯合”,是一條“很有勁道”的發展路子(8)參見張冠生記錄整理:《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59頁。。費孝通的這種分析,也正是倡導要從中國的共同體思想傳統出發思考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機制(9)參見宣朝慶、司文晶:《單位制的共同體思想傳統》,《學?！?020年第5期。。

(二)“鄉土復原論”的階層利益讓渡與共享思想

20世紀30年代,中國由于國內時局動蕩、苛捐雜稅、災荒肆虐和西方工商業經濟勢力的入侵,農村經濟陷入極度蕭條之中,農民生活貧困,城鄉矛盾空前突出。此外,自民國以來,由于保甲制的推行,鄉紳退出歷史舞臺,擁有土地的鄉紳紛紛離開農村到城市,靠在農村的地租過著有閑生活,不事生產,成為寄生階層。這樣,傳統基層行政運作的“雙軌政治”(10)費孝通:《鄉土重建 再論雙軌政治》,見《費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2頁。就發生了嚴重的斷裂或淤塞,自下而上的軌道消失了,自上而下的軌道也“半身不遂”,基層行政陷入僵化(11)參見費孝通:《鄉土重建 損蝕沖洗下的鄉土》,見《費孝通全集》(第5卷),第52-64頁。。這種狀況又進一步加劇了城鄉的對立。

費孝通認識到,要解決城市與鄉村、紳士與農民的對立關系,根本的出路在于鄉土重建。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決定了鄉土重建首先要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秩序。不過,他認為要實現這一點,需要地主階級認清時代趨勢,自覺放棄“事實上既不易又不值得維持的特權”,自動放棄地租,“放棄農業,開拓工業”,“將其階層性質由寄生而變成服務”。否則,就只能在暴力革命的壓力下被迫放棄特權(12)參見費孝通:《鄉土重建 地主階層面臨的考驗》,見《費孝通全集》(第5卷),第72-81頁。。造成中國城鄉危機和地主階層生存威脅的根本外力,是西洋工業勢力對中國鄉村工業的侵蝕。所以,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來說,地主階層“不但應當,而且只有以放棄地租為條件來和農民共同克服這危機”,在廣大農民的支持下復興鄉土性工業(13)參見費孝通:《鄉土重建 黎明不饑不寒的小康水準》,見《費孝通全集》(第5卷),第64-72頁。。批評者認為,費孝通的主張是鼓吹恢復豪紳權力和保護地主階級的利益。費孝通回應稱,地主階層是歷史的產物,需要消滅的是地主制度,而不是那批人。他希望能以和平的手段推進政治和社會的變革,要減少改革制度的阻力,就得對地主階層的生活及出路有一個合理的安排(14)參見費孝通:《鄉土重建 對于各家批評的總答復(后記)》,見《費孝通全集》(第5卷),第137頁。。

費孝通的“鄉土復原論”主張,與當時各類鄉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一樣,是“想在不改變現存社會的生產關系之下,以和平的方式達到農村建設的實現”(15)千家駒:《中國的鄉村建設》,上海:大眾文化出版社,1936年,第2頁。。對當時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費孝通缺乏科學的分析和把握,只是寄希望于特權階層本著“公心”或“愛民之心”,自覺放棄特權以適應社會變遷和時代的壓力。因此,其關于階層共享的理想與主張,在當時的條件下注定是流于空想,難以實現。

當前,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貧富分化問題仍然較為突出。費孝通的社會平等和階層共享思想,對于應對這些挑戰仍有重要啟示意義。在新時代,一方面要通過深化改革,落實公平正義,保證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也要求社會各階層各群體形成通過妥協、協商與合作等途徑實現資源和發展成果共享的共識。只有通過協商妥協和社會合作實現利益讓渡,化解現代化轉型中利益固化等階層矛盾(16)參見王道勇:《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的利益讓渡與社會合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吳忠民:《現代化進程中的妥協與社會矛盾》,《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才能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從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1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頁。。

二、城鄉共享發展與新時代的城鄉融合發展

費孝通關于中國城鄉發展道路的思想和主張,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和趨勢相一致,經歷了鄉土工業論、小城鎮論和多元城市化道路論的演變過程。費孝通的主張雖然前后有變化,但讓廣大農民分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果是始終不變的核心。費孝通早期的鄉土工業主張和改革開放初的小城鎮主張,都是符合當時條件并能使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共享工業化利益的切實方案,他晚年關于多元城市化的思想,核心也是城鄉共享發展成果。

(一)鄉土工業論的城鄉共享旨向

20世紀20-40年代,走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界爭論的核心問題。社會學界的費孝通和吳景超就持不同觀點。吳景超根據世界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基本規律,主張中國要“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吸納農村剩余人口(18)參見吳景超:《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18頁。。費孝通則根據在江村和云南農村的調查,主張發展鄉土工業,將能夠分散的工業盡量分散到鄉村,以實現“鄉土重建”。批評者認為,費孝通恢復舊式農村副業的方案,是開歷史倒車,中國經濟的出路在于機器工業,鄉村手工業的落后生產方式在機器工業的沖擊下必然是沒有前途的,也不值得惋惜。費孝通則認為,發展鄉村工業,符合中國人多地少條件下農工相輔的傳統經濟模式,符合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條件下城市以消費性為主的現實狀況,也是能讓農民分享工業化利益和擺脫貧困的主要途徑。

費孝通指出,中國城鄉之間在經濟和政治上“相成相克”,在歷史的演變中,相成與相克的分量,常有輕重的變化(19)參見費孝通:《關于“鄉土工業”和“紳權”》,見《費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206頁。。傳統中國雖然存在城鎮對鄉村的統治和剝削,但城鄉之間總體上處于某種交流和平衡的“相成”關系。但從近代以來,大量鄉村知識精英流向城市,土地外流,城市對鄉村的索取加大,再加上資本主義工業產品的沖擊,鄉村手工業衰敗,農民生活日益貧困,城鄉之間日益陷入“相克”關系。要實現城鄉之間由“相克”向“相成”關系的回歸,根本之道是要恢復和發展鄉村工業。實現耕者有其田,可以避免農民的“反叛”,但僅靠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權是不夠的,要提高貧農的生活,還得開源,增加收入,要“重建西洋工業所摧殘的鄉土工業”(20)費孝通:《鄉土重建 對于各家批評的總答復(后記)》,見《費孝通全集》(第5卷),第137頁。。只有發展合作性的鄉土工業,才能使工業利潤分配得更廣,為廣大農民所分享。在半殖民地條件下,中國很難實行大規模的工業化,吳景超等人提出的通過發展都市工業來吸引大量農業人口的出路,在20世紀內是難以實現的(21)參見費孝通:《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見《費孝通全集》(第4卷),第45-58頁。。而且,當時中國的政治條件下,是不可能利用國家的力量或慈善的名義等“繞彎的辦法”將都市財富重新分散到農村去的(22)參見費孝通:《復興絲業的先聲》,見《費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8-260頁。。因此,在技術和效率方面難以與都市工業相比的鄉土工業,才能為廣大農民帶來更多的利益(23)參見費孝通:《鄉土重建 現代工業技術的下鄉》,見《費孝通全集》(第5卷),第81-88頁。。

費孝通關于發展合作性鄉土工業的主張,既有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反思,也受到當時國內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更受到中國本土實踐經驗的啟發與影響。他熟悉姐姐費達生在江蘇農村開展的絲業合作社試驗——在蠶絲合作生產中,生產資料歸合作社農民所有,管理工作由社員掌握,所獲利益社員平均分配,合作社關乎農民的工作機會和切身利益,不會有資本主義私營工廠的罷工風潮等困擾。這些試驗,在方針上“適合于中國農民的需要”,既能“使工業利潤分配得更廣”,也能為城市知識青年利用現代技術服務鄉村和農民提供最適當的渠道(24)參見費孝通:《內地的農村》,見《費孝通全集》(第4卷),第391-392頁。。

(二)小城鎮主張的城鄉共享理念

費孝通認識到,舊中國城市工商業所提供的機會,只能吸納一小部分鄉村個體勞動力,農民難以舉家遷往城市生活,因此城市對農民的吸引往往以家庭的割裂和農村社區的侵蝕為代價,不像在傳統的農工混合下家庭的基本團體不至于被破壞(25)參見費孝通:《城鄉聯系的又一面》,見《費孝通全集》(第6卷),第278-286頁。。這種認識,是費孝通鄉土工業主張的現實基礎,也成為小城鎮主張的認識基礎。

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的發展,激發了費孝通志在富民的學術熱情,他“行行重行行”地從實求知,足跡踏遍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許多鄉村,探索富民的路徑。他根據不同區域、不同發展基礎、不同發展程度、不同文化傳統的致富經驗,總結和提出了一系列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和富民主張,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使“千家萬戶農民受益的工業”(26)參見費孝通:《壓力 時機 對策》,見《費孝通全集》(第13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83頁。。費孝通根據蘇南社隊工業帶動小城鎮復蘇和繁榮的實踐,提出“小城鎮大問題”命題和發展小城鎮的主張。他認為,農民進入當地小城鎮務工,轉移成本較低,小城鎮在城鄉之間起著人口“蓄水庫”的作用,有利于控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動,從而減輕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這樣,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中一部分可以“離土不離鄉”,到小城鎮務工,另一部分可以“離鄉不背井”,有組織地定期外出務工(27)參見費孝通:《小城鎮再探索》,見《費孝通全集》(第10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9-368頁。。依托小城鎮來實現工業化,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之路(28)參見費孝通:《小城鎮的發展在中國的社會意義》,見《費孝通全集》(第10卷),第381-385頁。。

費孝通的小城鎮理論,符合改革開放初期城市對農民吸納能力有限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農民到小城鎮相對集中地從事工商業,轉移成本低,有助于發展農村經濟和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問題,也有利于保持鄉村家庭和社區的完整與穩定,同時有助于繁榮城鎮經濟。與鄉土工業論一樣,小城鎮理論也充分反映出費孝通希望讓廣大農民共享工業化成果的理念,富于人文關懷意識。

(三)多元城市化主張與城鄉共享發展

關于費孝通的城鄉發展思想,不少人認為就是小城鎮道路主張。實際上,這種理解是片面和機械的。費孝通始終有著高度的理論自覺意識,他的城鄉發展思想,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變化的實際相一致,經歷了“江村經濟—鄉土工業—小城鎮—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域”的歷程(29)參見費孝通:《我的思路框架》,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531頁。,由小城鎮道路轉向多元城市化道路的主張。這種轉變,一方面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轉變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費孝通的研究視角逐步“從農村進了城”有關。

費孝通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是從“鄉土中國”起步的,受歷史、人口、城鎮規模、發展速度等因素和條件的限制,不得不從農村小城鎮開始逐步城市化,小城鎮作為“防止人口超前過度集中的蓄水池”,可以“最大程度地減低高速現代化和都市化對整個社會的沖擊和震蕩”(30)費孝通:《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回顧與前瞻》,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319頁。。在20世紀90年代的系列考察中,費孝通發現,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農民不再只是“離土不離鄉”式的到小城鎮,也開始“離土又離鄉”和“離鄉又背井”式的到大城市尋求生計和發展機會(31)參見費孝通:《全國一盤棋——從沿海到邊區的考察》,見《費孝通全集》(第13卷),50-57頁。。此外,全球化尤其是信息產業的發展、產業組織的跨國化,對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32)參見費孝通:《“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讀書》2001年第4期。。因此,中國在工業化這“第一跳”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不得不進行“第二跳”,邁向信息化的第三級。在這種“三級兩跳”的過程中,鄉鎮企業和城鎮化建設也必然要順應潮流,經歷蛻變與飛躍(33)參見費孝通:《發展如蛻變,說城鎮與區域經濟》,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394-414頁。。費孝通結合中國經濟社會變遷趨勢,自覺反思自己以前的鄉村工業化和小城鎮主張。在1988年紀念吳景超的學術討論會上,費孝通指出,與吳景超相比,自己的不足是“對世界其它各國的情況,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過不熟悉”,“我覺得還應當補課。這就是要同吳先生的學術思想結合起來,微觀與宏觀相結合,鄉土同當代國際相結合”(34)費孝通:《在紀念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教授學術思想討論會上的講話》,見吳景超:《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頁。。在反思的基礎上,費孝通明確提出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構想,認為在工業化、城市化已進入新階段的條件下,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讓廣大農民分享現代化的成果,如何在城鄉間合理布局人口并讓他們安居樂業。費孝通認識到,在新的發展階段,吳景超通過都市化和工業化帶動農村發展的思想與主張已當其時,中國的城市化,還得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鎮同時并舉”的道路,形成“全國多層次、一盤棋的合理布局”(35)費孝通:《我看到的中國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費孝通晚年的多元城市化思想,對于突破把農民限制在農業、農村和小城鎮的認識和做法,有重要啟示意義,對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破解城鄉發展困境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有著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36)參見奐平清:《小城鎮依然是大問題嗎?——費孝通城鄉社會學理論自覺的啟示》,《江蘇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中國已根據發展階段的變化,逐步調整城鎮化戰略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提出要“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37)《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27頁。。黨的十九大提出要“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38)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33頁。,并提出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黨的二十大進一步強調,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39)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2頁。。

三、區域共享與區域協調發展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費孝通在實地考察過程中,認識到全國經濟發展中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嚴峻性,認為“地區間的協調發展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之一”(40)張冠生記錄整理:《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第11頁。,區域發展研究是比小城鎮研究“更大的問題”,不僅要把全國的經濟發展看成“一盤棋”,而且應聯系全球性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思考問題(41)參見費孝通:《農村、小城鎮、區域發展——我的社區研究歷程的再回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在從沿海到西部和中部地區的考察中,費孝通一方面總結和提出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發展模式和致富道路,另一方面根據東中西部的發展差距,提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要“全國一盤棋”(42)參見費孝通:《全國一盤棋——從沿海到邊區的考察》,見《費孝通全集》(第13卷),第50-57頁。,要加強區域之間的合作,東、西部要據各自優勢與傳統資源,“以東支西,以西資東”,優勢互補,配合銜接,互惠互利,同步發展,共同繁榮。他結合歷史上少數民族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所形成的文化區域和“多元文化一體共生”的格局,提出一系列“多民族經濟協作區”的計劃和建議,如黃河上游多民族地區、西南六江流域民族地區、南嶺走廊民族地區、內蒙古農牧結合區等經濟協作區,以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發展。針對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費孝通領導民盟中央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區域發展戰略的相關方案,如1988年提出“關于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開發區的建議”,1990年提出“關于建立黃河三角洲開發區的設想”和“關于建立長江三角洲開發區初步設想”等方案(43)參見費孝通:《長江三角洲之行》,見《費孝通全集》(第13卷),第326-339頁。。費孝通在結合實地考察提出區域協調發展的具體建議與方案的同時,還做了大量牽線搭橋和多方游說的工作。關于中部地區的發展,費孝通積極參加當時幾個省區間的“中原經濟協作區協調會”,認為“跨省的協調會把被行政區劃分開的經濟聯系接通”,強調要借助協作區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發展,要將黃河南北的“淮海經濟協作區”和“中原經濟協作區”這兩個區連片發展,推動中部經濟走廊的興起(44)參見張冠生記錄整理:《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第10-13頁。。

1990年,費孝通受邀研究上海浦東開發問題,先后在南京、蘇州、南通、上海、杭州等地考察,為浦東如何開發、上海如何定位、如何處理浦東開發與長江三角洲開發區的關系等問題出謀劃策。他提出要充分發揮上海的龍頭作用,加強上海與周圍中等城市之間的配合與互動,形成“職能搭配完好的中等城市群”(45)參見費孝通:《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回顧與前瞻》,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314-325頁。。費孝通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區后,提出要將“泛珠三角”的廣東、福建、江西、廣西、海南、四川、湖南、云南、貴州九個省區,與香港和澳門構成“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域,從而使“泛長三角”和“大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兩個翅膀(46)參見費孝通:《我的思路框架》,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528-531頁。。費孝通也始終重視和強調要通過中心城市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帶動腹地農村地區的發展(47)參見費孝通:《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回顧與前瞻》,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324頁。。費孝通注意到,行政區劃和地方主義的做法是制約區域共享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一方面要強調合作精神,另一方面要積極推進體制改革,打破行政區劃的藩籬,促進跨地區合作與交流,共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48)參見費孝通:《發展如蛻變,說城鎮與區域經濟》,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404-405頁。。

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整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我國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在增強,尤其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都取得很大進展。但總體來說,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許多社會治理層面的問題,也源于這一矛盾。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大力支持老、少、邊區和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對西北、東北、中部和東部地區的發展作出全面部署,強調“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在全球經濟政治不確定性加劇的大背景下,我國正在著力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構建新發展格局。黨的二十大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作出重要戰略部署,尤其重視區域協調發展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加強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促進人才區域合理布局、促進優質醫療資源區域均衡布局等問題。

四、民族共享發展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費孝通稱自己一生共寫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是少數民族社會調查和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第二篇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49)參見費孝通:《兩篇文章》,見《費孝通全集》(第10卷),第533-540頁。。這“兩篇文章”,有著共同的主題,就是城鄉各族人民共同發展和共享現代化成果。

費孝通在1935年的大瑤山調查經歷,使他認識到瑤族在歷史上所受的壓迫,因此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平等政策。盡管他早期“對少數民族的研究并不像對漢族地區的農村研究那樣深入”,1950年參加中央訪問團到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也“往往是走馬看花”,沒有“進行長期的觀察和體驗生活”,缺少“作為科學的資料”(50)費孝通:《自序》,見《費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3頁。,但他一直懷著深厚的感情,關注少數民族的發展問題。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是費孝通民族研究的基本立場(51)參見徐平:《后記》,見費孝通:《費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91-593頁。。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使費孝通認識到,只有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才能真正地實現民族平等。中國革命的烈火,消融了幾千年來反動統治階級所制造的民族隔閡,民族間的平等、友愛和合作代替了隔閡和仇視(52)參見費孝通:《中國的現代化與少數民族的發展》,見《費孝通全集》(第8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0頁。。不過,各民族要真正團結起來,只在法律上規定民族平等還不夠,很多少數民族在文化、經濟上還比較落后,在事實上還存在著不平等,因此要幫助少數民族取得各方面的發展,“每個民族的進步都是各民族共同的利益”(53)費孝通:《學習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見《費孝通全集》(第7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177頁。。

費孝通在20世紀50年代參與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單位的設計中,就十分注重區域自治與民族發展的關系,強調各民族共同發展和相互融合。他指出,各民族分散的現象,部分原因是過去民族壓迫時代的分裂和同化政策所造成的。如果各民族的人民“明白了他們的歷史,接觸了和他們在民族特征上相同的單位,在經濟發展中看到了合并的利益,他們是會自愿合并的。我們應當做工作來促成其自愿合并”(54)費孝通:《關于民族識別問題的意見》,見《費孝通民全集》(第7卷),第286-287頁。。1978年重訪大瑤山后,費孝通認識到,要重視研究“少數民族從孤立到合作、從關閉到開放的過程”。過去由于民族不平等,少數民族被迫以關閉為主,在民族平等的條件下,少數民族必須與漢族合作才能取得發展。民族地區需要漢族和國家的幫助才能實現現代化,做民族研究工作的人,要“因族制宜”,創造條件使各少數民族靠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來,要發揮民族地區自身優勢,充分利用外在條件,尋找適合本地區的發展道路(55)參見費孝通:《民族社會學調查的嘗試》,《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費孝通從1984年開始考察研究邊區開發問題,分析和總結了民族發展中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如對民族地區發展中“自然生態失調”和“人文生態失調”問題的反思;提出黃河上游和大西南開發的西部開發思路與建議;提出以商帶工的臨夏模式和“兩南”興藏建議;主張“國家支持,自己走路”,利用民族特長優勢,通過庭院經濟、家庭企業等途徑培育內力,實現共同富裕和協調發展;根據東西差距和各自的優勢提出“以西資東”(西部以資源優勢支持東部的工業發展)和“以東支西”(東部以智力、財力、人力支持西部的工業化)的東西部互利互惠、共同繁榮的發展思路(56)參見費孝通:《對民族地區發展的思考》,見《費孝通全集》(第14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115頁。;根據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歷史上各民族間交往交流所形成的人文資源優勢,提出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嶺走廊”等“民族走廊”概念,并提出“民族經濟協作區”的發展設想與政策建議,以突破政治上的行政區域對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的限制(57)參見費孝通:《在湘鄂川黔毗鄰地區民委協作會第四屆年會上的講話》,見《費孝通全集》(第13卷),第517頁。。費孝通強調,民族地區開發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鞏固邊疆和實現民族平等的大事;另外,要注重結合歷史經驗,如大西北的開發,應該再造一個河西,在歐亞大陸橋上建設一個中心;大西南的開發,則要開辟出一條通往東南亞各國的通道,激活歷史上的“南方絲綢之路”(58)參見費孝通:《發展如蛻變,說城鎮與區域經濟》,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413頁。。這可以說是“一帶一路”的早期設想。

在費孝通看來,民族平等、共同發展繁榮和走向融合于一體,是中國社會主義民族發展的根本道路(59)參見奐平清:《大瑤山調查與費孝通民族研究的理論自覺》,《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的道路,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必須包括當地少數民族的發展,西部地區經濟開發不能只是當地資源的利用和大企業的發展,一定要“充分吸收少數民族參與”,一定要“符合各民族共同繁榮的要求”(60)費孝通:《西部經濟發展和民族共同繁榮》,見《費孝通全集》(第11卷),第143-149頁。。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各民族的發展水平不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優勢,就是要逐步克服民族之間發展水平差距過大的狀態。要解決民族矛盾,實現民族團結,“首先要發展各民族的經濟”,實現各民族事實上的平等(61)參見費孝通:《南嶺行》,《瞭望周刊》1989年第11期。。一方面,要先富幫助后富,發達地區要幫扶欠發達的少數民族地區,另一方面,民族地區也要克服依賴觀念,要“打破封閉保守,敢于開放革新”,“找到勞動人民靠自己的力量創造財富的機會”,“加強與先進地區的各種形式聯系”,“走共同繁榮的路子,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62)費孝通:《逐步實現共同富?！?見《費孝通全集》(第14卷),第35-38頁。。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有待于各民族“共同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在這共同的道路上,民族之間“共同的東西必然會日益增加”,“中華民族內部的融合”也必然會日益加深(63)參見費孝通:《潘光旦先生關于畬族歷史問題的設想》,見《費孝通全集》(第11卷),第287-291頁。。

20世紀80年代末,費孝通總結多年來民族研究的心得,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64)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闡明由多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這一實體形成的過程。從“多元”走向“一體”的中華民族形成過程是雙向的:中華民族是不同民族文化、社會群體自下而上納入一種高層次秩序的歷史過程;在自上而下的過程中,高層次的秩序從未排斥低層次的民族文化系統,文化之間從未有明確的分界線(65)參見費孝通:《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與思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與西方以種族、血統為基礎的“文野之別”不同,中華文明中“有教無類”等文化觀念(66)參見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為各民族融合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提供了精神基礎。

費孝通關于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現代化、共享繁榮的思想,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對今天解決各民族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理念,提出“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掉隊”的要求與目標,集中體現了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五、人類共享發展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當今世界范圍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十分突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成為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全球治理與世界和平面臨重大挑戰的重要原因之一。費孝通晚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在全球化時代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國家如何走出“新戰國時代”,走向共存共榮。他在對中西文化的對比分析中認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政治智慧,不但在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中發揮了和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對形成21世紀“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世界秩序,同樣有著重要借鑒意義。他通過對“文化自覺”原則的闡述,對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創造性闡釋與創新性發展,探索和展望全球化背景下人類共享與世界和平發展之道。

在21世紀末,面對世界“新戰國”時代的“文明沖突”,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概念和命題,強調生活在每一種文化中的人,對自己的文化都要有自知之明,一方面要認識自己的文化并根據新環境加以調適,另一方面要理解所接觸的文化并吸收其精華。只有各種文化都有這種自覺,我們所處的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相互融合,形成一種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與能和平共處的共同守則(67)參見費孝通:《開創學術新風氣》,見《費孝通全集》(第16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頁。。他倡議中西人類學者要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68)費孝通:《重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回顧和體會》,見《費孝通全集》(第16卷),第439-469頁。做出貢獻,探討文化的自我認識、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間的共生理念以及達到“天下大同”的途徑(69)參見費孝通:《創建一個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163-176頁。。

費孝通的文化自覺命題,既建立在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基礎上,也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費孝通在比較分析中西文化的特點、歷史經驗與教訓中,探討人類和平相處和共享發展之道。與西方文化中天人對立、文野之別、文明沖突、民族主義等觀念所造成的人類沖突和困境相比,中國悠久的農業文明所孕育的天人合一、有教無類、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及其歷史實踐,將為擺脫現代世界人類困境發揮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民族主義興起,國家或民族間的沖突加劇,亨廷頓等西方學者以對立思維強調文明之間的沖突,通過渲染文明沖突來加強文明和國家內部的凝聚。費孝通認為,文明沖突的世界觀、文化觀和民族觀必然會加劇世界的紛爭,而中國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則有利于各民族和各文化之間和諧相處,有助于防止人類在文化沖撞中同歸于盡(70)參見費孝通:《再談中國古代玉器和傳統文化》,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236-242頁。。要達到“和”的局面,離不開承認不同,存異求同,化解矛盾,“和而不同”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71)參見費孝通:《論“和而不同”》,《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11月15日,第3版。。正是中國文化中大同天下的理想,激勵人們“不斷為改善現實世界作進一步的努力”(72)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16頁。。費孝通期待出現人類“新時代的孔子”,能“從高一層的心態關系去理解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的和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為世界上不同文化、歷史和心態的人們“找出一條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73)費孝通:《孔林片思》,《讀書》1992年第9期。。

費孝通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所體現的文化關系,雖然有著中國特定的歷史和地理空間限定,但對認識變化中的世界、對超越全球民族國家分化格局也有重要意義。世界上各種文明,“無不由多個族群的不同文化融會而成”,“幾乎無一例外是以‘多元一體’這樣一個基本形態構建而成的”(74)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見《費孝通全集》(第17卷),第544頁。。全球化過程中的“文化自覺”,就是要在全球范圍內實行和確立“和而不同”的文化關系,建立世界范圍內文化之間關系的多元一體格局(75)參見費孝通:《文化自覺 和而不同——在“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國際人類學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

費孝通關于人類共享與和平發展的相關探索與思想,對推動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體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日益突出,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中國共產黨胸懷天下,不僅“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以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推動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7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21頁。。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本目的在于讓全世界人民合作共贏,共享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

結 語

費孝通關于共享發展及其實現之路的社會學探索,形成了豐富的共享發展思想,對新時代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政策借鑒意義。費孝通的社會平等、階層利益讓渡與共享思想,對探索建立社會現代化轉型中各階層各群體間通過協商妥協與社會合作實現利益共享機制,從而形成活力與秩序兼具的社會局面有重要啟示;其讓廣大農民分享工業化和城市化成果的城鄉共享發展思想,對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處理好鄉村振興與城市化的關系,加快推進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合理布局城鄉人口,讓城鄉人口共享城市化和現代化成果有極為重要理論認識和實踐指導價值;其區域共享發展思想,對化解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與矛盾有重要指導意義;其各民族平等、共走現代化道路、共享繁榮的思想,對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其以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為基礎的人類共享與和平發展思想,對當今世界人類面臨極度不穩定與和平挑戰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重要啟迪。

費孝通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中國鄉土重建之路的討論中認識到,要實現鄉土重建和共享發展的藍圖,必須要“有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77)費孝通:《鄉土重建 對于各家批評的總答復(后記)》,見《費孝通全集》(第5卷),第140頁。。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是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區域協作發展、中央統一部署下的對口支援模式等重大戰略和舉措,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能做得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共享發展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扎實推進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民族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的解決。黨的二十大更是明確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7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27頁。。

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是一個綜合性復雜問題,涉及社會結構、社會制度與政策、社會關系和社會觀念等各個層面。中國社會學者要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充分發揮學科優勢,加強對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研究和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體制建設的研究,深入探索將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效能的途徑和機制;要加強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共享共建和共同富裕的機制與途徑的社會學研究;要加強費孝通晚年所強調的“社會心態”研究,充分挖掘和創造性利用中國優秀傳統思想資源,探索全體人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條件與機制研究;要加強對世界共享共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研究。這些研究,將在推動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的同時,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研究和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