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焦慮的影響因素、心理效應及其應對

俞國良 何妍

何妍：俞教授好！環境問題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像近年的河南暴雨、湯加火山爆發、加拿大山火等環境災難，以及今年夏天我國華北地區持續的高溫天氣，都加劇了人們對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的擔憂。生態焦慮似乎正在席卷全球，成為一種流行的文化趨勢，請您首先給我們講講什么是“生態焦慮”，以及生態焦慮對個人和我們所處的環境分別有什么樣的影響。

俞國良：2021年，一項涉及十個國家一萬人的大樣本調查結果顯示，84%的人對氣候變化有中度或重度的擔心，63%的人報告因氣候變化而感到焦慮，這一結果與我們日常的感受是一致的，確實，生態焦慮正在席卷全球。生態焦慮這一概念首次出現是在2011年，由Albrecht提出，他認為這是一種因環境的變化與不確定性而引發的焦慮情緒，并且這種變化通常指危險的氣候變化或生態系統的破壞等消極的環境變化。2017年，美國心理學會將“生態焦慮” 定義為對環境災難的慢性恐懼，包括高溫、干旱、暴雨、海平面上升、全球氣候變暖等氣候變化問題，以及空氣污染、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危機?？偟膩碚f，生態焦慮是指因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心而出現的恐懼與擔憂。

生態焦慮對個體和環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個體層面來看，生態焦慮可能會降低個體的幸福感，當個體長期處于對環境變化的焦慮中時，還可能出現失眠、恐慌等心理健康問題。從國家、社會或整個地球的角度來看，生態焦慮是喚醒人們保護環境的基礎，可以促使人們增加親環境行為，通過行動緩解自身的焦慮，以實現改善生態環境的最終目的。由此看來，生態焦慮不僅是個體對環境變化的知覺，而且反過來也會通過影響個體的心理與行為，進而起到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作用。這一過程符合社會生態心理學的核心觀點，即強調自然和社會環境與個體的心理和行為的相互塑造過程。

生態焦慮的影響因素

何妍：生態焦慮出現的原因是什么，我們從直觀的感受來看，生態焦慮應該存在不同個體間的感知差異；從研究角度，您認為生態焦慮的影響因素分別有哪些？

俞國良：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系統理論是社會生態心理學發展的重要歷史淵源，這一理論主要用于解釋人類的發展過程，強調個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最終如何影響個體的發展。因此，生態系統理論可以從前因角度為我們探究生態焦慮的影響因素提供理論框架，即從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外層系統、宏觀系統以及歷時系統的各因素出發，并加入對個人因素的考察，以理解生態焦慮出現的原因。

我們首先可以從生態系統理論較為忽視的個人因素入手來分析。雖然環境災難是人們產生生態焦慮的客觀條件，但人們對環境災難的感知才是導致生態焦慮出現的根本原因。無論是生態環境的直接影響還是來自社會、學校和家庭的間接影響，不同個體在面對同一外在環境時的感受差異較大。目前，研究較多的個人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和環境易感性。從年齡看，一般來講，人們對環境變化的關心與擔憂程度與年齡呈負相關，也就是未成年人和年輕人更易受環境變化影響，更易出現生態焦慮情緒。從性別來看，女性比男性對環境問題的易感性更高。從環境易感性來看，對于環境易感性較高的個體更易出現生態焦慮情緒， 他們會知覺到更多的生態環境壓力，表現出更高的生態焦慮和更多的親環境行為。

微觀系統包含能夠直接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產生影響的各種環境因素。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家庭是微觀系統中最為重要且不可缺少的因素。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生態焦慮水平呈現相互影響的關系。對于學生來說，學校是除家庭以外對他們影響最大的微觀系統。學校中的環境教育者對待環境問題的態度是決定兒童青少年如何看待環境問題以及是否會出現生態焦慮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學生出現對生態危機的擔心與焦慮時，教育者鼓勵學生正視這些負性情緒，引導和支持他們采取有效的生態行動，將有效緩解學生的生態焦慮。同時，考慮到生態焦慮的特殊性，個體所在地區的環境問題是個體能夠切身感受，并且對其生活產生直接影響的重要客觀環境因素。通常，當人們所處地區更易遭受環境災害時，他們的生態焦慮水平相對較高。另外，切身經歷過環境災難的人在災難后的生態焦慮水平明顯更高。但地區性環境問題與當地人的生態焦慮水平并非呈線性關系。

微觀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構成了中間系統，中間系統中最為典型的是由家庭與家庭之間相互聯系所形成的社區。尤其是在面對各地區不同的環境問題時，社區能夠適應不同地區環境和氣候的特異性，從而能因地制宜地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由于社區的重要媒介作用，如果某個社區缺少充足資源以有效應對環境問題，那么對社區中居民生活的影響將是直接且重大的。例如，對于因地理位置或經濟條件限制，出現水資源等生態資源短缺的社區，人們會出現恐懼、擔憂等生態焦慮情緒。社區應對環境問題的態度和舉措也會影響居民的生態焦慮。社區開展的環境適應計劃可以提高人們應對環境問題時的適應能力，并有效緩解女性在面對氣候變化威脅時的心理健康問題。

外層系統指的是個體并未直接參與，但對他們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系統。例如，網絡與媒體上與環境問題有關的資訊，以及國家和政府面對環境問題時的態度與政策。從網絡與媒體看，環境災難自古就有，但對生態焦慮的研究在近十年才逐漸興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網絡和媒體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公眾對氣候變化和生態危機等環境問題的關注。即使未經歷過環境災難的人也能間接地感受到全球的環境變化問題，致使生態焦慮情緒明顯增加。從政府的態度與政策看，全球性的環境問題，需要各個國家和政府的積極應對和有效的政策支持，才能引領民眾并給予他們安全感。但就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人們對于政府的環境政策持較為消極的態度，也導致他們出現了更嚴重的生態焦慮情緒。

在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和外層系統之外，是一個更大的宏觀系統，它包含了能夠影響以上三個系統的文化及全球性環境問題。從文化來看，人們如何看待環境變化，是否應該為環境問題感到焦慮，還受到文化環境的影響。例如，原住民文化非常重視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依賴關系，生態環境的破壞將增加他們對自身生存的擔憂，尤其當個人與土地之間的聯結斷開時，他們的心理健康將嚴重受損。從全球性環境問題看，不同地區的環境問題最終都將影響全球性環境問題。據聯合國2021年統計報告顯示，自前工業時代以來，全球平均氣溫已升高1.1°C，造成干旱、風暴潮等極端天氣頻繁出現。正在實際發生中的全球性環境惡化是人們出現生態焦慮的重要客觀因素。

生態系統理論還包含了時間維度上的歷時系統。首先，環境問題與時間密切相關，依據時間長短，可以將環境問題分為地震、颶風、洪水等突發性環境問題，干旱、高溫等較為長期的環境問題，以及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升高等緩慢變化的長期性環境問題。隨著時間變化，環境災難的不確定性、多發性以及持久性都可能加重個體對未來生存的擔憂，從而引發生態焦慮。其次，環境問題可能會隨著個體的成長帶來持久的影響。尤其對于兒童和青少年來說，童年期的環境壓力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長期且持續的影響。并且，由于他們正處于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長期的環境壓力甚至可能影響其大腦結構的發育。不過，環境變化對個體的影響通常是間接的，需要通過宏觀系統、外層系統、中間系統和微觀系統的傳遞與相互影響過程，才會最終改變個體的生理或心理狀態。

生態焦慮的心理健康效應

何妍：生態焦慮也是一種情緒的不適應，它對個體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

俞國良：生態焦慮是個體在面對環境問題時的一種心理反應，是環境變化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內在機制。與此同時，這種對環境問題的擔憂與恐懼還可能進一步導致其他的心理健康問題，以及多種與環境有關或無關的行為結果。

首先是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目前，關于生態焦慮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生態環境的變化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威脅，因此，個體對生態環境的擔憂是理性的，生態焦慮不會導致病理性的心理健康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生態焦慮會導致人們的認知、生理和行為功能受損，降低個體的主觀幸福感，甚至導致人們產生自殺想法。雖然，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還未給出生態焦慮的具體診斷依據，但通常將因對環境問題的關心而表現出的驚恐發作、失眠、強迫思維或食欲減退等癥狀作為生態焦慮的診斷標準。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態焦慮暫不屬于一種精神障礙，但是依據生態焦慮的大小可能會對心理健康產生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例如，在面對真實存在的環境變化威脅時，適度的生態焦慮是“健康的”，具有適應性意義，但是當這種焦慮變得過度而難以控制，并且對人們的睡眠、工作和社會生活產生影響時，這種原本針對生態環境而出現的特定焦慮則會轉化為臨床意義上的一般性焦慮障礙，并伴隨其他的心理健康問題。

其次是對行為的影響。綜合已有研究可以發現，生態焦慮既可能激發個體出現親環境行為，也可能會抑制親環境行為，甚至導致一些與環境無關的行為的出現。

親環境行為方面，生態焦慮對于改善生態環境具有積極的建設性作用。2019年，美國心理學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所有表現出生態焦慮的人當中，87%的人表示愿意通過親環境行為減少環境變化等問題的發生。其中，親環境行為指的是能夠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危害，甚至做出對環境有益的行為。生態焦慮能增加親環境行為，可能是因為生態焦慮本質上反映了一個人的生態共情能力。生態共情能力高的人會認為自己與地球、其他人或其他物種的聯系非常緊密，當生態環境問題出現時會產生更多焦慮或痛苦的情緒，并且，這種共情能力可以促使個體做出利于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行為。當然，在經歷生態焦慮后個體是否表現出親環境行為還受到個人因素的調節作用。

非環境行為方面，生態焦慮會影響人們的出行方式、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青少年的冒險行為等與生態環境無直接關系的行為或行為傾向。2018年，瑞典曾爆發一項“飛行羞恥”運動，出于對生態環境的擔憂，人們會減少乘坐飛機出行。此外，《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顯示，由于對氣候變化的焦慮所導致的對孩子未來生存環境的擔憂，11%的女性表示不想或不確定是否生育，33%的女性表示可能會比理想狀態下要更少的孩子，生態焦慮問題已經成為女性決定是否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青少年來說，生態焦慮反而表現出一定的積極影響，與青少年的冒險行為呈負相關關系。這可能是由于對環境問題擔憂程度較高的青少年，往往責任感水平也較高，因此會較少出現吸煙、喝酒等冒險行為。

盡管非環境行為不會直接影響生態環境，但是根據社會生態心理學的觀點，個體的行為與各個環境系統之間的相互影響最終必然反作用于生態環境。例如，教育者的環境意識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環保行為將通過學校系統影響學生的行為；民眾在網絡和媒體上表達出的生態焦慮將再次通過網絡和媒體影響更多人的環境意識和行為；而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可能使短期內未來人口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由此可見，社會生態系統具有強大的整體性，每個人的行為都會對生態環境產生重要影響。

生態焦慮的環境心理效應

何妍：生態焦慮研究由于與生態環境緊密相連而具有獨特性，與其他情緒研究相比，它的這種獨特性表現在什么地方？

俞國良：生態焦慮研究最大的獨特性在于研究目的不同，生態焦慮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提升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生態焦慮實現對生態環境的改善。根據社會生態心理學的觀點，人與環境之間是相互塑造的關系，人們通過感知生態環境而產生的生態焦慮可以通過影響個體或群體的行為反作用于生態環境。

個體的親環境行為，又被稱為“環境友好行為”，是個體為改善生態環境所做出的直接行為，包括減少旅行、駕駛節能汽車、步行、騎自行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改變飲食習慣、購買有機產品、節約空調和照明等方面的能源。雖然除了親環境行為，個體還可能表現出其他的非環境行為，并通過生態系統的相互影響進而改變生態環境，但是當前研究較少也很難評估這些非環境行為的間接效應，多數研究測量的僅是個體的一種行為傾向，無法等同于個體的實際行為，也很難確切知道這些行為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實際大小。

雖然生態焦慮將首先作用于個體的行為，但是個體行為畢竟有限，尤其在生態危機、氣候變化等巨大的環境問題面前，個體作用的渺小以及可能付出的昂貴而看不到回報的代價，都會阻礙個體的行動。因此，在面對環境變化問題時，群體的力量要遠遠大于個人的力量。在個人的短期利益和社會的長期利益面前，通過人類合作將個體行為轉變為群體行為，才可能對改善生態環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結合生態系統理論模型，出現生態焦慮后除了個體行為對生態環境的直接作用外，個人還可以通過反作用于家庭、學校、網絡、政府等，從更大的系統層面改變更多人對待生態環境時的行為，從而形成群體性的親環境行為。比如，家庭中父母的消費決策將影響整個家庭的環保行為，對生態環境產生超過個人的重要影響。再如，在氣候變化等重大的環境問題面前，國家政府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與法規，以盡可能降低人們在環保和非環保物品中權衡的難度，將對生態環境的改善發揮重要作用。

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及其應對

何妍：您從社會生態心理學的研究視角，對生態焦慮的影響因素和對個體的影響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也使我們明晰，在生態焦慮效應的作用下，生態環境問題對個體的影響將通過生態焦慮反作用于生態環境，個體的親環境行為以及通過人類合作表現出的群體行為都將為改善生態環境貢獻至關重要的力量。您和研究團隊在此基礎上還提出了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請您介紹一下這個模型。

俞國良：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以社會生態視角為基礎，加入生態系統理論框架的具體內容（如圖1所示）。首先，每一同色圈中下方為各環境系統的總稱，上方為各系統內與生態焦慮有關的各社會生態因素。為了更清楚地呈現，該模型將微觀系統與中間系統、外層系統與宏觀系統分別合并，并以“*”區分不同因素所屬系統。其中，最內圈為環境系統最終影響的個體本身，包含了年齡、性別、人格特質等個人因素。以圖中粗實線箭頭所示，個人因素與四種環境系統和歷時系統將共同影響個體的生態焦慮。第二，該模型的最內圈體現了生態焦慮效應的作用路徑（以細實線箭頭表示），即生態焦慮會影響個體內在的心理健康和行為（親環境行為和非環境行為）。并且，由于同屬于一個圈層，個人因素也會對心理健康和行為產生調節作用。第三，如圖中虛線所示，個體的環境行為或非環境行為將直接或通過各環境系統形成群體行為的方式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包括對短期的地區性環境問題、全球性環境問題以及長期的環境變化。需要注意的是，生態系統理論所強調的各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絕不僅僅是圖1中各箭頭所示的幾種關系，而是各個圈層之間更為復雜的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過程。

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不僅能對當前已有的生態焦慮研究進行很好的整合，而且能為未來研究提供系統的理論支持。首先，從該模型可以看出，個體的生態焦慮被各個環境系統和多種社會生態環境因素層層包圍，無論對于個體還是群體，生態焦慮都不過是人們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對的多種焦慮中的一種，甚至是最“無關緊要”的一種。相比較而言，來自家庭、學校、同伴等微觀系統的壓力具有更高的緊急性和更近的心理距離，使得個體對環境問題的焦慮很可能會被其他更近端的焦慮所掩蓋。但這并不意味著個體不關心環境問題或生態焦慮不重要，反而可能會給個體帶來更為潛移默化而不自知的重要影響。如何快速且有效地讓更多人意識到環境問題正在威脅每個人的生存，并從生活中的多種焦慮中識別出生態焦慮的存在，從而重視對生態環境的改善，值得未來研究的進一步探索。

其次，從社會生態的各系統來看，目前對歷時系統的研究相對較少，尤其是環境變化的長期性和不確定性將如何影響生態焦慮的長期效應，有待未來研究的進一步關注。環境變化是一場持久的“戰爭”，因環境問題而引發的生態焦慮對個體的影響將持續很長的時間。因此，未來研究應采用縱向追蹤的方法，探究生態焦慮對個體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尤其對于兒童和青少年來說，早年的生態焦慮經歷可能會增加他們對環境中死亡威脅的感知，影響他們未來的生育計劃，甚至改變他們的生理結構。

何妍：結合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您認為我們該如何應對生態焦慮，未來研究在干預生態焦慮方面，應從哪些方面采取干預措施？

俞國良：相比于一般性的焦慮障礙和其他的焦慮類型，生態焦慮最為特殊的一點在于它不僅僅直接關系到人類的身心健康，而且還會對環境健康產生重要影響。在干預生態焦慮問題時，我們不能為了人類的心理健康，而忽視環境問題。當然，我們也不能為了環境的長遠發展而忽視人們的心理健康問題。雖然從長遠看，問題解決導向更有利于社會生態環境的友好發展，但是當環境問題難以解決時，可能會引發個體產生更大的痛苦，尤其環境問題本身就不是任何一個人的行為可以決定的。因此，我們在應對生態焦慮時，首先要形成正確的應對態度，既要保護個體的心理健康又要促使個人和群體表現出親環境行為，人類健康與環境和諧缺一不可。未來研究應在正確的環境態度的基礎上，結合我們提出的生態焦慮的社會生態模型，從個人層面和各環境系統層面分別提出有效的干預措施。

首先，關注個體自身的應對能力。從影響生態焦慮的個人因素來看，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女性，本質上都屬于較高環境易感性人群。因此，如何增強高環境易感性者在面對環境壓力時的應對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例如，可以通過認知行為療法增強個體在面對環境壓力或經歷環境災難后的心理復原力和自我調節能力，通過正念訓練提高個體的生命意義感。未來研究可以關注其他的生態焦慮保護因素，并培養更多的專業人士，幫助人們提高自身應對環境問題的能力。

其次，關注社區的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是當前應對生態焦慮問題的重要干預策略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讓人們通過學習環境知識，了解當前的環境問題，并能從自身做起，為改善生態環境付出行動。目前，環境教育開展主要集中在學校和家庭，作為聯系學校與家庭之外的中間系統，社區在環境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但并不完善，未來研究應更多關注社區的環境教育問題。例如，可以為社區提供更多的環境教育專業人員，通過宣傳、培訓等方式提高居民以及整個社區在面對環境壓力時的復原力；加強社區中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充足的外部資源支持。

最后，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和政府在環境問題面前起著決定性的重要作用。國家和政府對環境問題的關心最能給予民眾以安全感，緩解人們的生態焦慮情緒。并且，國家和政府還需要權衡個人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既不能一味地為保護人們的心理健康而掩蓋環境問題，也不能完全地以問題解決為導向而忽視人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如何最大化地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仍需未來研究的進一步探索。

何妍：據我所知，生態焦慮的研究在各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國內的相關研究還非常少，未來結合中國社會背景，應從哪些方面開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焦慮研究？

俞國良：目前，有關生態焦慮研究數量上發達國家要遠多于發展中國家，國內學者尤其是心理學界對生態焦慮的研究還處于接近空白的狀態。這可能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其一，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中國還處于高速的經濟發展階段，人們對于學業、就業、住房等生活壓力方面的焦慮可能要高于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焦慮。其二，政府對生態環境的高度重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支持，給予人們較強的心理安全感，因此對環境問題的焦慮水平較低，關注較少。其三，受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在環境災難面前人人互幫互助，來自他人的支持以及應對環境問題時的集體意識，能有效緩解個體的生態焦慮情緒。但是，從長遠來看，生態焦慮對改善生態環境具有重要的建設性意義，未來研究有必要了解中國社會背景下的生態焦慮現狀，并加快開展中國的生

態焦慮研究。

第一，了解中國人的生態焦慮現狀。雖然生態環境問題是全球的問題，但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環境災難面前更易受到負面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人的生態焦慮水平較高，不過，也有研究發現中國人對環境的關心水平并不低，但存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位置、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異。未來應首先建立有效的生態焦慮測量工具，并盡可能在實測過程中涵蓋各個地區、不同階層的多類人群，以全面了解中國的生態焦慮現狀。

第二，分析生態焦慮的地區差異。當前對生態焦慮的地區間比較主要以國家層面的比較為主，包括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紤]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國多樣的地理位置上各地區環境問題的巨大差異，未來研究還需細化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態焦慮水平的具體情況。

第三，關注環境教育中的生態焦慮問題。我國的環境教育從起初為了環境保護的教育，到為了可持續發展的教育，再到現在的為了生態文明的教育，環境教育始終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但是，當前環境教育往往只注重對環境知識和環保行為的學習，忽視環境問題對人們情緒的影響。情緒是行為的重要動機，忽視情緒問題而直接關注環保行為，很可能導致知行分離的情況出現，因為人們根本沒有從心理層面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未來研究更應關注環境教育對人們生態情緒的影響。

編輯/衛 虹 終校/孫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