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關系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感恩和自我關懷的中介作用

粟思暢 魏銘辰

摘要：為了探討親子關系對青少年抑郁的影響，構建了一個并行中介模型來探討感恩和自我關懷在親子關系對青少年抑郁影響中的中介作用。采用親子親合評價量表、簡易抑郁自評量表（PHQ -9）、青少年感恩量表以及自我關懷量表，并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對重慶某中學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得有效數據735份。使用相關性分析、差異檢驗、中介效應分析等統計學方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1）親子關系對青少年抑郁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2）親子關系通過感恩的部分中介作用影響青少年抑郁水平；（3）親子關系對青少年自我關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4）親子關系通過自我關懷的部分中介作用影響青少年抑郁水平。

關鍵詞：青少年；親子關系；抑郁；感恩；自我關懷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2684（2023）25-0019-06

一、引言

抑郁癥是一種以心境低落為主要特點的高發病、高復發、高致殘性的慢性精神疾病，據 WHO 報道，抑郁癥已成為當今世界首要致殘原因，估計全球有3.5億人遭受抑郁癥的困擾。近年來，抑郁癥發病率逐漸升高，且呈低齡化趨勢，在青少年人群中，終生患病率高達15%～20%。

目前，抑郁癥已成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與生命安全最為嚴重的原因之一[1]。同樣的，未達到抑郁癥診斷標準的抑郁情緒在青少年時期也迅速增長，短期的抑郁情緒會使青少年情緒低落，思維緩慢，注意力和記憶力下降[2]，如果這種情緒得不到緩解，就可能增加患抑郁癥的風險，其消極影響甚至延續到成年以后[3]。因此，有關青少年抑郁的風險因素及作用機制受到了眾多研究者的關注。

根據生態系統理論，個體發展會受到各層級環境的影響，而家庭是與個體關系最為密切的微環境系統[4]，因此，家庭系統對于個體的成長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親子關系指在家庭環境中，父母和子女的互動所組成的人際關系[5]，即父母與其子女之間的關系質量。生活在高質量親子關系的家庭中，兒童的孤獨感和抑郁水平會顯著低于低質量親子關系家庭中的兒童[6]。消極的親子關系（如親子沖突）與高水平的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相關[7]。而青春期是兒童期之后的一個身心快速發展，危機叢生的階段，抑郁和焦慮水平從兒童期到青春期具有穩定性，并且有研究表明抑郁風險在進入青春期后迅速提升[8]?；诖?，本研究提出假設H1：親子關系對青少年抑郁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

感恩是指個體用感激認知、情感和行為了解或回應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幫助而使自己獲得積極經驗或結果的心理傾向[9]。在我國社會強調“百善孝為先”的社會環境下，提到感恩首先聯想到的便是父母。就親子關系而言，良好的親子關系是青少年積極發展的重要背景，父母能夠為青少年的發展提供積極的人際支持和感情支持，能夠促進青少年對積極事件的主觀體驗，誘發他們的感恩情緒[10]，這對于青少年感恩能力的產生和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感恩水平較高的個體能夠更多地認識到外界的支持，從而體會到更多的積極情緒[9]。

目前，已有研究證實，親子關系可以正向預測青少年感恩[11]，感恩對抑郁癥狀具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12]。因此，良好的親子關系可能通過提高感恩水平從而達到降低個體抑郁的效果?；诖?，本研究提出假設H2：感恩在青少年親子關系對抑郁的影響中發揮中介作用。

自我關懷是指個體在面對挫折時，能夠包容接納自己的失敗，不苛責而是善待自己，是一種積極心理特質[13]。在以往研究中，自我關懷通常被認為與青少年的家庭經歷有關，在一個積極、親密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個體，往往更容易以寬容、關心的態度對待自己[1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3：親子關系對青少年自我關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此外，研究表明，自我關懷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年人的抑郁水平，起到促進心理健康的作用[15]，同樣的，自我關懷能夠降低青少年感知的抑郁水平，自我關懷低的青少年比自我關懷高的青少年具有更明顯的抑郁癥狀[16]?；诖?，本研究提出假設H4：自我關懷在青少年親子關系對抑郁的影響中發揮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選取重慶市某中學，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775份，刪除規律作答、作答時間過短、單個部分得分過高或過低等無效問卷后，回收有效問卷735份，問卷有效率94.8%。被試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1. 親子關系

采用家庭適應和親子親合評價量表（Family Adaption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FACES），此量表共包括20個項目，分為父子親合、母子親合兩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1=幾乎從不，2=偶爾，3=有時，4=經常，5=幾乎總是），其中項目3、4、8和9為反向計分?？偡衷礁哒f明親子關系越好。在本研究中，總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0。

2.抑郁

采用簡易抑郁自評量表（PHQ -9），該量表來自個人健康問卷（PHQ ），該量表共9個條目，對抑郁的評估有良好的邏輯相關性和明確的敏感性和特異性。該量表采用4點計分（1=沒有，2=有幾天，3=一半以上時間，4=幾乎每天），題目全部為正向計分，總分越高說明抑郁程度越嚴重。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9。

3.感恩

采用由喻承甫[17]編制的青少年感恩量表，該量表共計25個項目，采取李克特7點計分制（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有點不同意，4=說不定，5=有點同意，6=同意，7=完全同意），分值越高代表個體所擁有的感恩質量越高。該量表由五個維度構成，分別是：感恩父母／親人、感恩教師、感恩好友、感恩國家／社會和感恩自然。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5。

4.自我關懷

采用內夫（Neff）[13]開發的自我關懷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SCS）測量青少年的自我關懷。量表共26題，包括3個成分，每個成分又包括正負性維度，分別是自我關愛和自我苛責（各5題），普遍人性觀和孤離感（各4題），正念觀和過度沉浸（各4題）。量表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1＝從不，2=偶爾，3=有時，4=經常，5＝總是）。在計算時將負性維度反向計分，計算量表總分。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6。

（三）研究程序

采用問卷調查法，以線上收集數據的方式對學生在線下以班級為單位進行集體施測。在取得被試、學校的知情同意后，由主試詳細講解指導語，在學生理解后，由其自行完成問卷填寫和提交。施測過程中保證環境安靜和穩定，問卷由學生獨立完成。數據收回后，由主試進行整理。

（四）數據分析

采用 SPSS 26.0對數據進行錄入和描述性分析，使用海耶斯（Hayes） 開發的 Process 宏程序進行數據的統計分析與處理。

三、研究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采用問卷法進行數據收集，被試以自我報告的方式進行答題，會受到一致性動機、社會贊許效應、內隱相關偏差等因素影響。因此，在問卷發放和收集過程中均強調匿名性，在數據回收后采用哈曼（Harman）單因子檢驗法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以往研究結論表明，若第一成分能夠解釋方差的最大變異超過40%，則認為研究存在較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得到特征值＞1的因子共16個，最大因子解釋方差的變異量為24.29%，小于40%，說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描述性統計和皮爾遜（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親子關系與感恩、自我關懷呈顯著正相關，與抑郁呈顯著負相關；感恩與自我關懷呈顯著正相關，與抑郁呈顯著負相關；自我關懷與抑郁呈顯著負相關。

（三）各變量在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檢驗

由表3可知，親子關系在性別、學段上無顯著差異，在獨生與否上，獨生子女的親子關系得分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感恩在性別、學段、獨生與否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關懷在性別上不存在顯著差異，在學段上，初中生的關懷得分顯著高于高中生，在獨生與否上，獨生子女的關懷得分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抑郁在學段和獨生與否上不存在顯著差異，在性別上，女生的抑郁得分顯著高于男生。

（四）感恩與關懷在親子關系與抑郁間的并行中介效應檢驗

對所有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不包含人口學變量），采用海耶斯（Hayes）開發的Process宏程序進行感恩與自我關系的并行中介效應分析，使用非參數Bootstrap法進行顯著性檢驗（重復取樣設定5000次，置信區間設置為95%）。使用模型Model4，以獨生與否作為控制變量，親子關系為自變量，感恩和自我關懷為中介變量，抑郁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檢驗。

結果顯示（見表4），親子關系顯著負向預測抑郁（β=-0.46，t=-13.89，p＜0.001），將中介變量納入方程后，親子關系顯著負向預測抑郁（β=-0.22，t=-6.37，p＜0.001），親子關系顯著正向預測感恩（β=0.44，t=13.22，p＜0.001），親子關系顯著正向預測自我關懷（β=0.46，t=14.10，p＜0.001），感恩顯著負向預測抑郁（β=-0.20，t=-5.63，p＜0.001），自我關懷顯著負向預測抑郁（β=-0.32，t=-8.93，

p＜0.001）。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見表5），親子關系對抑郁的直接效應以及感恩和自我關懷的中介效應的95%置信區間均不包括0，表明親子關系不僅能直接影響青少年的抑郁，也能通過感恩和自我關懷的中介作用影響青少年的抑郁，感恩和自我關懷在親子關系與抑郁之間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模型見圖1。

四、討論

本研究通過對735名青少年的橫斷研究，基于生態系統理論[17]，探討了親子關系對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響，并添加感恩和自我關懷作為中介變量進行并行中介作用分析。研究發現親子關系能夠顯著負向預測抑郁，且感恩和自我關懷在親子關系與抑郁間的中介作用均顯著。

（一）親子關系對抑郁的直接預測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親子關系對抑郁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7]，研究假設H1成立。以往研究發現，親子關系質量是抑郁的重要預測因素，當個體經歷較多的拒絕、排斥和沖突的人際交往經歷，尤其是親子關系時，會形成消極的認知方式和自我評價，從而導致更高水平的抑郁風險[18]。而穩定、溫暖、高質量的親子關系可以作為一種保護性因素，減少壓力等風險因素的不良影響，降低抑郁風險。本研究的結論也進一步證實，親子關系是預防青少年抑郁的重要保護性因素。

（二）感恩在親子關系與抑郁間的中介效應

研究結果顯示，感恩在親子關系與抑郁間的中介效應顯著，且為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設H2成立。親子關系能夠顯著正向預測感恩，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10]，良好的親子關系不僅能使青少年感受到來自父母的關愛，更能使他們體會父母的辛苦，激發他們對父母、他人或社會的感激之情[19]。

此外，本研究同樣驗證了感恩對抑郁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這也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12]。感恩能夠幫助個體增加積極情緒，改善他們的幸福感，從而直接影響到抑郁[20]。但感恩除了能夠對抑郁產生影響之外，其作為一個使自己獲得積極經驗或結果的心理傾向，對人還有諸多其他積極作用，包括增加人們的積極情緒，擴大注意力范圍，幫助個人發現和建立自己的資源等[21]。

青少年正處于身心快速發展的敏感階段，高水平的感恩可以提高青少年自尊、主觀幸福感、積極情緒、社會聯系、學業表現等，同時能夠有效地抑制問題行為，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消極生活事件對他們的不良影響[22]，所以感恩對青少年的正向影響包括但不僅限于降低抑郁水平，父母應該重視對青少年感恩的培養，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

（三）自我關懷在親子關系與抑郁間的中介效應

研究發現，親子關系能夠顯著正向預測自我關懷，研究假設H3成立，自我關懷在親子關系和抑郁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設H4成立。自我關懷是一種個體對自身所持有的積極情緒態度，對于提升個體積極心理健康、促進個體幸福感、降低個體抑郁水平具有顯著效果[20]，而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觀幸福感、抑郁等都在較大程度上受到親子關系的影響。對子女而言，良好的親子關系可以讓其獲得安全感、自信心、主觀幸福感，提高自我關懷水平[23]。在依戀理論中，個體受到的來自重要他人的支持可以有效提高個體的自我關懷程度[24]。除此之外，本研究還發現自我關懷對抑郁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這與先前的研究結論一致[16]。個體的自我關懷水平與負面情緒呈負相關。當個體面對挫折、壓力或困難時，自我關懷能夠保護個體的心理健康，緩解個體的負面情緒。

已有大量研究證明了良好的親子關系和自我關懷對于個體心理健康發展的積極意義，但是卻較少有研究探討二者之間潛在的關系。該研究結果拓寬了親子關系和自我關懷的相關研究，展現了親子關系更為廣泛的影響，進一步體現了親子關系對于個體積極發展的作用。

五、研究結論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對青少年親子關系對抑郁的影響展開研究，結論如下：

1.親子關系對青少年抑郁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

2.親子關系通過感恩的部分中介作用影響青少年抑郁水平。

3.親子關系對青少年自我關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

4.親子關系通過自我關懷的部分中介作用影響青少年抑郁水平。

六、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首先，本研究采用了橫斷研究方法研究了青少年親子關系對抑郁的影響，并加入了感恩和自我關懷作為中介變量。橫斷研究存在研究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它無法揭示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未來可以采用縱向研究或交叉滯后研究等方法對親子關系對抑郁的影響及相關問題做進一步研究。

其次，本研究主要采用問卷法進行研究，數據均來自于青少年自我報告，未來可以增加數據來源的多樣性（如通過父、母、子三方進行數據收集），以減少單一數據來源可能帶來的偏差[25]。

最后，本研究被試來源于重慶市某所中學，樣本具有一定的同質性，因此，研究結論的推廣可能受到局限。未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該擴大取樣范圍，提高樣本代表性。

參考文獻

[1]徐丹，周建軍，禹婷婷，等. 住院抑郁癥患者服藥依從性及影響因素研究 [J]. 臨床合理用藥雜志，2022，15（1）：157-160.

[2]陳佳. 社會支持與高中生抑郁情緒：自我同情和自我批評的鏈式中介及教育對策 [D].鄭州：河南大學，2021.

[3]萬雨霞，焦丹陽，張莉，等. 父母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早期抑郁的關系：多基因與負性生活事件的調節作用 [J]. 心理科學，2023，46（1）：203-211.

[4]Bromfenbrennner U，Bronfenbrenner U.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Z].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 1979

[5]王云峰，馮維. 親子關系研究的主要進展 [J]. 中國特殊教育，2006（7）：77-83.

[6]翟蘇敏，高崚峰，周宗奎. 兒童情緒社會分享與友誼質量的關系：孤獨感的中介作用與親子關系的調節作用[C].第二十二屆全國心理學學術會議摘要集，2019 .

[7]肖雪，劉麗莎，徐良苑，等. 父母沖突、親子關系與青少年抑郁的關系：獨生與非獨生的調節作用 [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17，33（4）：468-476.

[8]張光珍，王娟娟，梁宗保，等. 初中生心理彈性與學校適應的關系 [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17，33（1）：11-20.

[9]Mccullough M E，Emmons R A，Tsang J-A.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821：112-127.

[10]范志宇，吳巖. 親子關系與農村留守兒童孤獨感、抑郁：感恩的中介與調節作用 [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20，36（6）：734-742.

[11]王建平，喻承甫，曾毅茵，等.青少年感恩的影響因素及其機制 [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11，27（3）：260-266.

[12]惠秋平，何安明，李倩璞，等. 大學生感恩與抑郁癥狀的關系 [J].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8，32（11）：954-958.

[13]Neff K D.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self-compassion [J]. Self and Identity，2003（2）：223-250.

[14]胡金萍，種道漢. 親子親合與青少年親社會傾向的關系：自我同情與情緒調節策略的中介作用 [J]. 中國特殊教育，2019，234（12）：89-96.

[15]Svendsen J L，Kvernenes K V，Wiker A S，et al. Mechanisms of mindfulness：Rumination and self-compassion [J]. Nordic Psychology，2017，69：71 - 82.

[16]Bluth K，Mullarkey M，Lathren C. Self-compassion：A potential path to adolescent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exploration [J]. J Child Fam Stud，2018，27（9）：3037-3047.

[17]喻承甫，張衛，李董平，等.感恩及其與幸福感的關系 [J]. 心理科學進展，2010，18（7）：1110-1121.

[18]胡義秋，曾子豪，彭麗儀，等. 親子關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對青少年抑郁、自傷和自殺意念的影響：挫敗感和人生意義感的作用 [J]. 心理學報，2023，55（1）：129-41.

[19]汪晗，杜建政. 親子關系對青少年感恩的影響：責任心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研究，2019，12（4）：356-362.

[20]謝氏翠. 感恩與抑郁的關系：應對方式的并行中介作用 [D].南京：南京大學，2019.

[21]Bono G，Krakauer M，Froh J J. The power and practice of gratitude [M]. Positive Psychology in Practice，2015.

[22]朱國華. 青少年感恩與心理健康關系研究 [J]. 公關世界，2022，537（22）：65-66.

[23]郭玲玲. 原生家庭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綜述 [J]. 品位·經典，2022（15）：67-69.

[24]宋蕊，李曼. 社會支持與中學生抑郁的關系：應對方式和心理彈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J]. 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0，28（9）：1392-1397.

[25]李星，郭菲，陳祉妍，等. 父親共同養育對子女抑郁的影響：青少年浪漫關系經歷的調節作用 [J]. 教育生物學雜志，2023，11（1）：54-59，74.

編輯/衛 虹 終校/孫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