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本土化與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
——基于湖南鄉鎮（街道）社工站的調查研究

龍 歡 張佳琪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國家大力推進社會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社會工作專業的獨特價值日益受到關注。為更好地補充基層民政服務力量，湖南省率先啟動覆蓋城鄉的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每年安排資金3.1 億元，建設基層社工站2 069 個，配備專業社會工作者近4 000 名，年均服務群眾600多萬人次①數據來源：湖南省民政廳，2021，《湖南：以“四小”為載體推動基層治理創新》，《中國民政》第14期。。隨后，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建設在全國范圍迅速鋪開，社會工作者日益成為基層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新的經濟社會條件下，鄉鎮（街道）社工站廣泛參與了基層政府的行政事務，也開展了大量的專業服務，事實上構成了王思斌教授（2023）所倡導的“新本土化”獨特實踐場域。

湖南省鄉鎮（街道）社工站自建設以來，吸納了大量的社會工作從業人員。這些人員在基層服務中表現了良好的專業熱情，湖南省民政廳的一項課題調查結果顯示①該課題為湖南省民政廳2020年立項課題“湖南省鄉鎮社會工作站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多重路徑研究”。，從事社會工作服務2 年以上的社會工作者占比達到60.84%，有94.25%的社會工作者認為自己的工作對他人與社會有幫助，有89.66%的社會工作者表示喜歡自己的工作。但當提及工資時，有75.9%的社會工作者對當前的工資不滿意。學界大量的研究都在探究哪些因素影響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認同、職業倦怠與離職傾向，如社會工作者高工作時間負荷、高社會承擔壓力、高特殊群體服務風險與低薪資回報、低社會認可度、低職業歸屬感之間的矛盾與不平衡影響了職業認同（李正東，2018），其基本的研究取向更多是從社會工作者較低的職業認同出發去探尋相關的影響因素與機制。但是，湖南鄉鎮（街道）社工站的調查揭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很多鄉鎮（街道）社工站的社會工作者即便對工資水平不滿意，為何對社會工作依然有著強烈的職業情感認同？基于此，本文通過湖南2 311份鄉鎮（街道）社會工作者的調查問卷分析，深入探討社會工作本土化實踐對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的復雜影響。

二、文獻回顧及研究假設

（一）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認同與職業情感認同

職業情感是職業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出發給予情感以歷史唯物主義解讀，按照實踐的觀點，主張情感與主體認識活動內在統一、相互協調（張秀華、劉佳佳、朱雅楠，2022）?；仡櫼延嘘P于職業認同的研究，發現在具體概念運用上有所差異。具體來看，國外主要采用“professional identity”（Mcgowen & Hart，1990）、“occupational identity”（Winch，2003）以及“career commitment”（Blau，1985），國內主要采用專業認同（慈勤英，2013）、身份認同（張淑華、李?，?、劉芳，2012）、職業認同（職業承諾）（高艷、喬志宏、宋慧婷，2011）等。國內外認同概念的不同呈現，均考慮個體的職業能力和身份表征，這為職業情感認同的維度劃分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意義。職業認同感是從業者對特定組織的認同和卷入，將組織認同作為其心理成分（Mowday et al.，1979）。社會工作職業認同是一個在客觀情境下通過職業實踐和社會互動形成主觀感受和評價的建構過程。這個過程是動態且持續的，并具有一定的時間性，職業認同的建構與社會工作的職業發展變化息息相關（楊發祥、葉淑靜，2016）。職業情感是職業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單維結構觀還是多維結構觀都認為職業情感是職業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Gordon et al.，1980；Aranya et al.，1981；Jackson et al.，1983；Blau，1985），職業認同可以塑造職業情感體驗（Maloney，2023）。職業情感是工作情境中個體心理體驗的情緒外顯，職業的價值認同則決定了職業情感的走向和強度（王鳳英，2012）。易言之，當個體熱愛和認同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職業情感就越強；相反，若個體厭惡自己所從事的職業，那就是消極的職業情感，它會導致職業活動缺乏熱情和動力，也意味著難以在職業生活中取得成功。關于社會工作職業情感的定義，楊旭華、楊瑞（2014）則將其定義為社會工作者在工作中的主觀體驗和情緒表現，通過熱情投入，獲得積極的情緒體驗；戴婧、朱國義（2018）則將職業興趣和社會工作者地位作為理解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的兩個維度。本文整理了國內外職業情感相關文獻中的概念，歸納了現有研究中界定職業情感的維度（見表1）。從中可以發現，職業熱愛、職業歸屬感和積極的情感體驗是職業情感的主要內涵?；诖?，本研究將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理解為社會工作者在職業活動中所產生的積極情感體驗。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體驗會影響其工作狀態和職業能力的發揮，甚至可能影響其職業的穩定性。

表1 國內外職業情感認同概念維度綜述

（二）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與職業情感認同

社會工作本土化雖多有歧義，但大體可以從客觀情境與主觀認知來理解：客觀情境是社會工作服務落地的宏觀背景與現實條件，主觀認知是社會工作者對本土化的實踐策略及其合法性的認識與判斷。隨著社工站建設在全國的推進，社工站制度創設成為中國本土社會工作服務制度建設的基石（陳濤、蔣斌，2023），基層社工站成為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情境。從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的來源看，社工站的本土化情境可以包括三個維度：接受政府管理而產生的行政事務、接受專業引領而產生的專業服務以及接受承接機構管理而產生的組織支持。

具體而言，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專業社會工作服務與本土行政服務體系之間的復雜關系，學界將二者的關系分別描述為“轉型”（李迎生，2008）、“互構”（史臣、原心潔，2019）、“和而不同”（劉威，2010）、“嵌入”（王思斌，2011）等四種類型。本文采取“嵌入”視角分析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情境，認為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一方面依托社會工作的專業服務能力，一方面依托政府行政部門的正式資源和正式身份，是深度合作—互構的嵌入遞進過程（盧敏健，2021）。并且在創新社會治理、加強社會服務的過程中，專業社會工作作為有效提供社會服務、促進社會和諧的手段是有條件的（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因而，在面對結構性張力時，社會工作走向政府—專業合作的“嵌入式”發展是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策略選擇（王思斌，2011）。

從已有研究來看，關于鄉鎮（街道）社工站的政府—專業合作的實踐策略有如下三種：一是內嵌式，即直接內嵌于基層政府自身的架構中，通常是在政府辦公、為政府辦事，通過經辦民政業務等方式服務民生與治理；二是下沉式，即直接介入社區開展服務和治理；三是橋接式，即置于基層政府與民眾、社會組織之間，成為官民溝通、政社互動的橋梁紐帶（龍歡，2022）。這三種參與路徑體現了鄉鎮（街道）社工站面對不同情境所做的策略選擇，但也不約而同地體現了鄉鎮（街道）社工站可能出現的方向性瓶頸，即轉向“民政信息員”而遠離專業服務、模糊專業邊界而轉向“向上”的行政社會工作，以及陷入經驗主義導致專業性和本土性的分裂（趙軍雷，2020）。這種瓶頸通常帶來兩種結果：（1）可能使專業借助行政以制約行政，有助于緩解委托—代理困境，維護社會工作的專業性；（2）在嵌入過程中受到財政與人力資源的雙重約束，產生了逆專業化困境（陳偉杰，2016）。因此，從當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情境可以發現，行政事務和專業服務構成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兩個基本元素，服務行政化和服務專業化是當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基本表征。

那么，政府—專業合作嵌入的本土化發展到對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會有哪些影響？已有研究證明，職業情感的來源與工作內容的專業性高度相關，即當個體的職業能力在工作中得到呈現與認可，會加強其職業情感（孔方、范春紅、魯桂蘭，2017）。當個體在工作中感受到職業壓力時，就會削弱職業認同感，從而消磨職業情感（周正、寧寧，2020）。從當前社會工作職業發展狀況來看，服務行政化通常會導致社會工作專業模糊，形成消極的社會工作職業情感（朱健剛、陳安娜，2013）。具體來看，嵌入性發展可能導致行政權威的滲透與服務行政化，也會產生對專業服務的擠壓，消磨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李棉管等（2020）對社會工作專業實習的研究發現，社會工作的嵌入性發展會體現出高度行政化，其專業服務被行政考核所取代，并且在社會地位、職業收入和發展前景等方面呈現出“低人一等”的態勢，這種狀況會導致社會工作實習生產生逃離心態。當專業性服務未被行政事務擠壓、專業性服務得到有效發揮時，社會工作者就會產生正向的情感體驗，也會強化其職業情感與認同。由此，得到服務專業化與服務行政化對職業情感認同影響的假設。

研究假設1：服務行政化對職業情感認同具有負向影響。

研究假設2：服務專業化對職業情感認同具有正向影響。

由于“情境”的交互性特征，考慮到情境的內涵與行為活動的系統性密切相關（谷傳華、張文新，2003），本文亦在行為系統的發生意義上審視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客觀情境。無論是社會工作本土化還是社會工作新本土化都無法忽視實踐情境中可能會遇到的治理官僚化和專業建制化的挑戰，而“是否獲得支持”成為社會工作者在本土化情境中應對這些挑戰的重要因素。艾森伯格等人（Eisenberger et al.，1986）提出了組織支持感知（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也稱為感知組織支持）的概念，他們認為組織為員工提供支持只代表“組織對員工的承諾”，而員工如果沒有感知到組織支持，就不會產生“員工對組織的承諾”。徐曉峰等（2005）從個體的貢獻感知和幸福感知兩個要素理解員工的組織支持感知。謝竹云（2014：12）則認為組織支持感知是員工貢獻在企業中的重視程度，是一種持續的綜合認知。從組織支持感的概念來看，都體現了員工對組織是否重視其貢獻的感知，并且客觀而普遍地存在工作場景之中，有意或無意地影響著成員的觀念、態度和行為。在社工站的實踐情境中，來自承接機構所給予的組織支持無疑是影響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的重要因素。因此，將組織支持感納入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來分析也就顯得十分重要。

具體來看，社會工作的職業情感在社會工作者身份加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斯特萊克（Stryker，2004）認為有三種途徑來理解情感在身份加工中的作用：其一，當個體對網絡中的身份承諾越強烈，個體的情感反應越容易受到他人影響；其二，當身份行為在社會期望和社會文化價值參照下被判斷為適當時，積極情感將產生，反之，則會體驗到消極情感；其三，當人們因網絡中他人的贊賞反應而體驗到積極情感時，將會繼續與同網絡中的他人發展共同的情操，并且基于保持身份認同而給予承諾（喬森·特納、簡·斯戴茲，2007：93-97）。斯特萊克的身份理論為理解工作支持對社會工作職業情感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啟示。從工作內容來看，社會工作者往往背負著一種具有關懷、傾聽特征的專業身份，當專業身份的角色扮演獲得了強烈的情感反應時，社會工作者的積極情感就會隨之產生。與此同時，當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被服務對象、同事、行政部門等正式或非正式網絡所認同時，就會產生相應的、積極的職業情感體驗。因此，本研究將社會工作者組織支持感理解為，在社會工作的場域中，社會工作者可以獲得的諸如情感、信息、物質等支持性資源與網絡而產生的情感體驗。具體而言，社會工作者的組織支持感主要來源于督導支持、機構支持、服務對象支持、行政部門支持等與社會工作者有所接觸的個體或組織。

各學科研究普遍關注到組織支持感對員工的積極影響，認為組織的支持能夠獲得員工的積極回報，愿意為組織利益提供更多努力，促使員工對組織產生情感承諾（徐曉鋒、車宏生、林絢暉等，2005）。如在醫生、護士、教師等群體中，均肯定了組織支持感對職業認同度的積極作用（何雙雙、湯靜，2015；文榕華、羅嵐、文智慧等，2020）。值得注意的是，除醫護人員外，教師及其他行業更多關注職業支持（組織支持）在職業認同與其他變量之間的中介作用（郭騰飛、田艷輝，2014；耿家先、吳瑛、孟繁瑩等，2017）。那么，職業情感作為職業認同的重要變量，組織支持感與職業情感的關系是否會和工作支持與職業認同得出一致的結論？專業性支持與非專業性支持是社會工作組織支持主要的兩大來源，其中專業性支持包括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學習、專業能力提升等方面，非專業性支持則包括在工作過程中從服務對象、同事、機構領導、相關職能部門等的認可和支持，以情感性支持為主，輔之以能力支持（胡榮、石柏林，2022）。從組織支持與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的關系來看，有研究證明，當社會工作者在工作環境中感受到支持時，會更加認可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從而提升職業認同感（胡高強，2021），進而影響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喬森·特納、簡·斯戴茲（2007：134-142）在其情感理論中提出了確定性需要的概念，認為人們評估所有的情境是為了預測：（1）自我和情境中的他人正在體驗這個共同的世界；（2）情境正如其所展現出來的樣子；（3）自我體驗到真實感，并且有一個穩定的特征。當這些條件都實現后，人們體驗到確定性，并由此體驗到積極情感。反之，條件與確定性的需要無法實現時，人們就會體驗到消極情感。從確定性需要的角度來看，當社會工作者與工作相關的個人和組織提供了一個共同認定的工作情境，并且，呈現的服務效果與服務對象、機構、職能部門等期望一致并得到積極的反饋時，社會工作者就會體驗到積極情感，反之，則會體驗到消極情感。由此，得到工作支持與職業情感認同的假設。

研究假設3：社會工作者的組織支持感能顯著提高職業情感認同。

（三）社會工作本土化認知與職業情感認同

社會工作在本土化情境中的角色與作用是什么，社會工作與基層政府的關系是怎樣的，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認同與職業期待是什么，等等。對這些問題的認知和理解是影響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的重要因素。社會工作本土化視角下的嵌入策略是“政府主導下的社會工作自主性”，并且是“政府主導下專業弱自主嵌入的狀態”（劉江，2019）。具體到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實踐場景中，它邁向了兼具“專業化”“行政化”“在地化”的復合型技術實踐，這種復合型實踐使得社會工作的技術治理遭遇了由“專業邏輯”與“行政邏輯”的結構性張力構成的制度環境和合法性壓力。社工站通過“專業化趨同”策略吸納性創新了傳統民政體系（楊寶、肖鹿俊，2021）。這種“專業化趨同”策略吸納性在鄉鎮（街道）社工站中，主要呈現為社會工作者專業自主性的程度。將鄉鎮（街道）社工站三種實踐策略回歸到社會工作者的具體實踐，社會工作者的實踐認知與當前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實踐策略是否存在沖突，社會工作者如何認識和介紹自己的職業身份，社工站承接機構的期望是什么？

事實上，從身份認知來看，在專業價值理念內化下，社會工作的職業身份顯得尤為重要，在工作情境中，社會工作者愿意通過社工站賦予的“準行政身份”尋求身份認同，借以推動專業服務的開展（李炯標，2018）。但當社會工作崗位行政化，僅有的“準行政身份”會削弱社會工作者專業性，而導致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身份模糊，出現與政府部門常規活動重合的尷尬境況。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工作者可能會產生角色不清、角色距離、角色沖突、角色失?。ㄐ熳颖?、梁昆，2017）。也有研究證明，民政社會工作者由于工作場域與工作內容偏向微觀與實務，其更加認同微觀方向（侯利文、聶璞，2021），即通過提供社會工作實務構建身份認同。

從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認知來看，社會工作者兼有“專業—行政”雙重角色。根據喬森·特納（2001：43-44）的自我和認同理論中關于“顯著性層級”的表述，他認為角色認同具有顯著性層級，角色認同會因環境的變化而具有變動性和可塑造性，會在任何給定的互動中存在。它主要反映了：人們理想化的觀念被觀眾支持的程度；人們充當相應身份的程度；與身份相聯的外部和內部報酬的多少；以前對身份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的多少。參考喬森·特納等的觀點，作為提供專業服務的社會工作者，當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實踐策略不脫離于專業服務，并且能夠得到多方支持和認可時，社會工作者會產生較強的角色認同感。與此同時，當社會工作者的職業內容與職業身份相匹配，或者為了職業內容能夠與職業身份匹配而努力時，社會工作者也會產生較強的認同感。

身份認知和專業認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當前鄉鎮（街道）社工站的本土化實踐策略與社會工作者的本土化實踐認知是否具有內在一致性。鄉鎮（街道）社工站的本土化實踐策略為社會工作者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考的認知情境，通過描述本土化實踐的3個理想模型，了解當前社會工作者對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態度傾向。由于當前社會工作者對工作內容認知情況主要來源于自上而下的主觀分析，為明確社會工作者對三種本土化實踐策略的態度，筆者通過問卷調查獲得相關數據結果，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從問卷作答情況來看，社會工作者對于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建設路徑接納程度較高，無論是哪一種嵌入程度都呈現較高的認同感。調查中還發現，當社會工作者工作能力和職業認同感較強時，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路徑能夠發生轉變，即從行政事務擠壓轉變為開展專業性服務，并保持較強的獨立性。角色認同與改變期望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因而當社會工作者具有較強的角色認同時，其職業情感認同也會相應較強。從各領域社會工作實踐與社會工作職業認同調查情況來看，盡管關于社會工作嵌入性發展策略的態度認知不一，但總體而言，本土化發展并未嚴重影響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認同，即當前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認同感較強（唐詠、陳海燕、葉芙蓉等，2021；邱麗珍，2022；汪敏嫻、董正椽、陳爾真，2022）。

表2 湖南省社會工作者鄉鎮（街道）社工站本土化實踐策略的主要認知

因此，無論是何種實踐策略，旨在以專業化發展為前提的實踐策略，均對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有積極影響?；诖?，得到鄉鎮（街道）社工站實踐策略認知與職業情感認同的假設。

研究假設4：社會工作者對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實踐策略認知與職業情感認同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本文通過對以上文獻的梳理及研究假設的提出，提出了社會工作本土化與職業情感研究的分析框架，具體分析框架如圖1。

圖1 分析框架示意圖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

本研究采用“2020 年湖南省鄉鎮社工站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調查數據，問卷共包含個人基本信息、工作現狀、工作感受與認知3個板塊，共納入2 311份樣本，有效樣本2 311份。此外，系統梳理相關文獻，對于調研數據等資料，運用SPSS24.0軟件和STATA14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與分析，在此基礎上分析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情境與職業情感認同的影響因素。

在2 311份調查樣本中，男性占比21.98%，女性占比78.02%；一線社會工作者占比87.93%；社會工作管理占比16.83%；社會工作督導占比7.44%；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萍耙陨希┱急?6.27%；無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證占比84.51%，助理社會工作師占比14.5%，社會工作師占比0.99%。

本次調查收集了社會工作者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務、教育經歷、職業資格證、工作地點等基本情況，根據樣本分布情況，對相關基本信息重新編碼，具體見表3。

表3 樣本基本情況

（二）變量及測量

1.控制變量

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一定程度受人口特征變量的影響。已有關于職業情感的研究，一般是從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經歷、年齡、資格準入等方面考察不同特征對職業情感產生的影響，本研究將此類變量列入控制變量，重點考察人口學特征對職業情感認同的影響。

2.自變量

（1）本土化的客觀情境

鄉鎮（街道）社工站本土化的客觀情境主要包括社會工作者所從事的行政事務、專業服務以及所獲得的組織支持感。行政事務與專業服務相互嵌入是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重要體現。服務行政化是指社會工作者需要協助完成政府交辦的行政任務。服務專業化則是指社會工作者在行政事務之外所開展為民服務活動。所以本研究將“服務行政化”“服務專業化”作為本土化客觀情境的重要指標，以此探討社會工作本土化客觀情境與職業情感的關系。根據問卷中“在行政事務（協助完成政府交辦的行政任務）與專業服務（機構與專業所要求的項目指標與為民服務等）這兩塊工作中，您精力分配的大概比例是”這一題目，具體編碼如下表4。

表4 行政事務與專業服務變量編碼

社會工作者組織支持感是指社會工作者在工作場域內，個體能夠借以獲得各種資源支持（如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物質支持等）及幫助的社會網絡，在規范個體行為和態度時發揮重要作用。社會工作者的工作支持結構包括督導支持、機構支持、服務對象支持、行政部門支持等與社會工作者有所接觸的個體或組織。因此，本文在變量操作化表述上選擇問卷中的“我所在的鄉鎮（街道）相關領導認同和支持社會工作者的工作”“我所在的機構給予的支持很給力”“我參加的培訓都很有收獲”“我得到的督導都很有幫助”“我所在的社工站與政府關系處理得好”等7個題目，量表為李克特5點評分量表（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不好說，4=比較同意，5=完全同意），用于預測本研究中職業情感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通過SPSS24.0 分析Cronbach’s Alpha 的值為0.900，說明本研究構建的組織認同感量表基本要素的內部一致性較好，具有一定的信度。并選取問卷中關于組織支持感的7 個題目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可行性分析表明KMO 為0.899，Bartlett球形檢驗χ2值為9 099.482（p＜0.001），表明可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過因子分析共提取出一個因子，將此變量命名為“組織支持感”，特征值為4.431，累計解釋貢獻率為63.303%，因子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2）本土化的主觀認知

本研究將本土化的主觀認知作為自變量之一，用來研究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本土化的主觀認知體現了社會工作者對于鄉鎮（街道）社工站實踐路徑的調整期望。因此，在變量操作化表述上選擇了鄉鎮（街道）社工站“內嵌型”“橋接型”“下沉型”實踐路徑，以及社會工作者實踐的相關表述，量表為李克特5 點評分量表（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不好說，4=比較同意，5=完全同意），變量操作參照表2 所列內容。通過Cronbach’s Alpha 值為0.733，說明本研究構建的本土化認知量表基本要素的內部一致性較好，具有一定的信度。具體題目及變量操作化如前文表2。

3.因變量：職業情感認同

參考唐詠等（2021）根據“中國社會工作動態調查（CSWLS）”問卷F 模塊“您如何看待社會工作作為一個職業的存在？”、K 模塊“社會工作的宏觀認知”和L模塊“工作滿意度及服務質量評價”3個模塊中共計30 個條目經過主成分分析后得出的職業認同量表中“職業情感”維度題目進行測量，即“這一部分旨在調查您的工作感受，請選擇最符合您實際情況的選項”中的“我喜歡社會工作這份職業”“我的工作對他人與社會有幫助”“我對當前的工作有熱情”3 個5 分李克特量表的題目，并對此量表進行信度檢驗和主成分分析。結果表明，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53。因子分析可行性檢驗發現KMO為0.714，Bartlett球形檢驗χ2值為3 165.33（p＜0.001），表明可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提取出1 個因子，將此變量命名為“職業情感認同感”，特征值為2.319，累計解釋貢獻率為77.292%，因子具有較好的代表性。本文將職業情感認同因子標準化后的結果作為自變量，納入回歸模型進行檢驗。

（三）統計分析

本文運用Stata14.0對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評價數據是否適合后續的多元回歸分析，篩選納入模型的最終變量。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5。最終選取與職業情感因素相關的16 個變量納入模型中，具體如下：控制變量為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務（一線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管理、社會工作督導）、教育經歷、工作地點；自變量為本土化情境（服務行政化、服務專業化、組織支持感）、本土化認知（內嵌型、橋接型、下沉型、社會工作者準行政身份、機構專業化期待）。

表5 相關性分析結果

四、研究結果分析

（一）本土化情境、本土化認知與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的相關性分析

根據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務、教育經歷、工作地點均與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呈顯著正相關，具體來看，女性的職業情感認同比男性更高；年齡越大則職業情感越強；有過婚姻經歷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更強；相較于未明確職務身份的社會工作者，明確自己所屬職務（一線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管理和社會工作督導職務）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更強。

在本土化的客觀情境層面，服務行政化與職業情感認同呈顯著負相關，即社會工作者日常行政事務工作占比越大，職業情感認同越低。服務專業化與職業情感認同呈顯著正相關，即社會工作者日常專業服務占比越大，職業情感認同越高。組織支持感與職業情感認同呈顯著正相關，即組織支持感越強，職業情感認同越強。

在本土化的主觀認知層面“內嵌型”認知、“橋接型”認知、“下沉型”認知、“社會工作者準行政身份”、“機構專業化期待”均與職業情感認同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社會工作者的本土化認知對職業情感認同具有積極的正向影響，即社會工作者對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實踐策略改變期望越強烈，職業情感認同越強。

（二）本土化情境、本土化認知與社工職業情感認同的回歸分析

本研究采用有序logit回歸將人口特征變量、本土化情境、本土化認知等方面的解釋變量納入回歸模型，最終結果如表6?？傮w來看，偽R2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從人口特征與職業情感認同的關系來看，年齡與職業情感認同呈正相關，即年齡越大，社會工作職業情感認同越強。相較于沒有婚姻經歷的社會工作者，有婚姻經歷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更強。相較于社會工作管理等職務，一線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更強。從教育經歷來看，相較于非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的社會工作者，有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經歷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更強?！靶詣e”“社會工作管理”“社會工作督導”在模型中不顯著。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工作的職務身份與職業情感認同影響的差異性，從事一線服務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顯然更高，在模型中“社會工作管理”“社會工作督導”身份對職業情感認同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

表6 有序logit回歸分析結果

從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與職業情感認同的關系來看，服務行政化與職業情感認同在統計意義上不相關，服務專業化對職業情感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假設1 未通過，研究假設2 得到驗證；社會工作者的組織支持感對職業情感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假設3 得到驗證。從社會工作本土化認知與職業情感認同的關系來看，除“社會工作者準行政身份”外，社會工作者的本土化認知對職業情感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假設4得到部分驗證。

五、討論與研究結論

已有研究表明，職業情感認同是預測社會工作者職業認同的常見因素，然而將社會工作者置身于本土化的實踐情境中，從嵌入—合作視角分析職業情感認同的研究較少。本研究基于社會工作本土化視角，檢驗當前鄉鎮（街道）社工站實踐策略與社會工作者職業認同的關系以及它們之間的作用機制，為理解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本研究基于“2020年湖南省鄉鎮社工站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調查數據得出以下結論：（1）在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模型中，職業情感認同受“年齡”“婚姻經歷”“職務（一線社會工作者）”“教育經歷”等人口特征變量影響；（2）在本土化的客觀情境中，“服務專業化”“組織支持感”正向影響職業情感認同；（3）本土化的主觀認知因素方面，“內嵌型”認知、“橋接型”認知、“下沉型”認知、“機構專業化期待”等本土化認知對職業情感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根據合并后職業情感認同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湖南省鄉鎮（街道）社工站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較強，完全同意“我喜歡社會工作這份職業”說法的有效作答占比50.67%，完全同意“我的工作對他人與社會有幫助”說法的有效作答占比58.6%，完全同意“我對當前工作有熱情”說法的有效作答占比50.8%，這些數據說明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依然較強。從模型“優勢比”（odds ratio）結果來看，各變量對職業情感認同的影響程度由大到小為：組織支持感＞“橋接型”認知＞“下沉型”認知＞婚姻經歷＞一線社會工作者＞教育經歷＞年齡＞“內嵌型”認知＞服務專業化＞機構專業化期待。具體來看，在人口特征變量中，影響程度由大到小為：婚姻經歷＞一線社會工作者＞教育經歷＞年齡。在本土化客觀情境變量中影響程度由大到小為：組織支持感＞服務專業化。在本土化主觀認知變量中，影響程度由大到小為：“橋接型”認知＞“下沉型”認知＞機構專業化期待＞“內嵌型”認知。

（一）支持：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與職業情感認同

從社會工作本土化構建的職業實踐與職業情感認同來看，社會工作者尤其是從事一線服務的社會工作者的組織支持感對社會工作職業情感認同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并構成本土化社會工作職業情感認同的最大影響因素，基于社會工作者在實踐中面臨的現實困境，行政部門提供的支持給予社會工作者獲得感和意義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與此同時，通過機構培訓與督導實現職業知識再生產的過程，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服務工作占比越大，社會工作者在專業服務中獲得的工作意義和工作價值就越大，通過“被認可”不斷形塑自我職業價值感和職業情感認同，加深對職業意義的感受和體悟，增強職業情感認同。

（二）認可：社會工作本土化認知與職業情感認同

社會工作者依據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實際情境，形成了行政—專業服務內容的平衡與策略選擇的本土化認知。本研究通過嵌入方式、程度和角色定位討論社會工作本土化與職業情感認同的關系，從相關性分析和回歸結果來看，除“社會工作者準行政身份”外，本土化認知與湖南省鄉鎮（街道）社工站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呈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從本土化認知對職業情感認同的影響程度來看，社會工作者傾向于選擇有更多專業服務占比的實踐模式。從“橋接型”認知、“下沉型”認知、機構專業化期待到“內嵌型”認知，體現了社會工作者愿意讓渡一部分職業自主性，通過嵌入策略實現對專業服務實踐意義的認同和追尋。即在當前社會工作者的本土化情境中，社會工作者愿意采取適當的嵌入策略實現社會工作的專業化和職業化，但對于行政擠壓下的實踐策略則持否定態度，即不認同“社會工作者需要借助政府或社區身份才能被民眾接納”這一觀點。

（三）契合：社會工作本土化與職業情感認同

“專業化”還是“去專業化”是當前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發展過程中的兩種主要話語論述。有學者對“專業化”和“去專業化”兩種話語論述梳理發現，當前“專業化”話語論述認為社會職能的分化必然促進社會工作的職業化和“專業化”；而“去專業化”論述則認為注重權威的政府對“專業化“的建構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其最終目的是維持自身的合法性（雷杰，2014）。這決定了兩種發展路徑呈現出具有顯著差異的工作內容，即行政化服務與專業化服務如何進行分配的問題。作為幫扶職業，社會工作的職業愿景和使命使得社會工作從業者的職業意義來源以及堅守行業的原因具有獨特性（李紅飛、曾守錘，2022）。本文將職業情感認同作為社會工作堅守行業的原因，根據前文的數據分析，筆者發現了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認知與職業情感認同的內在作用機制，即鄉鎮（街道）社工站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與以服務專業化導向的社會工作本土化發展策略非常契合，其論證邏輯如下：

首先，在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中，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化服務與組織支持感知為社會工作者提供了較強的職業獲得感。這種職業獲得感主要來源于兩種因素：一是通過強化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身份，通過在對服務對象的干預中，因服務對象的改變而收獲的心理和社會支持上的獲得感（王傅、吳亞榕，2019），并且鄉鎮（街道）社工站的服務內容決定了其在服務保障民生、推動基層民政事業發展等服務領域（李鴻、張鵬飛，2022），這種公益性、服務性與專業性讓社會工作者有了較強的職業獲得感；二是通過鄉鎮（街道）相關領導的認同，民政部門等提供的專業培訓、督導，承接機構與社工站給予的支持，以及服務對象對社會工作者專業服務的認可，使社會工作者在工作中產生了較強的職業獲得感。

其次，在社會工作本土化認知中，社會工作者對社會工作本土化策略傾向于以專業化服務為導向的嵌入策略。從模型結果來看，鄉鎮（街道）社工站的社會工作者已然接受這種復合型嵌入的策略，即由過去嵌入性發展更多關注專業社會工作這個面向，轉向同時關注社會工作所嵌入的治理情境中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關系，以及不同主體合作行動背后的共識性目標（徐選國、田雪珍、孫潔開，2021）。也就是說，當社會工作本土化發展策略以專業化服務為前提時，即便有暫時性的行政化服務傾向，社會工作的職業情感認同并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反而愿意接納以專業服務為導向的策略性調整。

綜上，本文發現，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與本土化的嵌入程度密切相關，并且不愿意忽略自己的職業自主性和專業位置。為保持社會工作行業持續發展，從嵌入程度來看，“橋接式”發展策略是社會工作者最為理想的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建設路徑，社會工作者置于基層政府與民眾、社會組織之間，成為官民溝通、政社互動的橋梁紐帶。并且該角色可以充分展現社會工作者在基層社會治理領域中的重要角色，一方面可以通過此方式獲得政府認可，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在此過程中可以獲得一定的職業自主權。而“下沉型”發展策略、“社會工作者準行政身份”發展策略則是通過專業能力獲得社會認可，重新平衡行政事務與專業服務占比，通過直接服務增強個體的職業情感認同?！皟惹妒健卑l展策略則是社會工作者通過個體職業獲得感，通過行政互動獲得行政認可，提升自身的職業情感認同。

六、研究啟示與不足

作為情感勞動的社會工作，角色沖突、共情疲勞、移情等工作需要使得社會工作出現高專業要求、低職業認同、高人員流失的現實困境。盡管如此，仍有很多社會工作者基于理想或情懷等因素留在社會工作行業提供優質的專業服務。置于當前的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中，各地區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發展具有區域性差異，“嵌入”程度、專業服務能力也有所差異，但總體而言，對于社會工作本土化發展亟須注重“嵌入”程度，堅持專業化發展發向，避免行政吞噬?；诖?，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強化對鄉鎮（街道）社工站的組織支持，通過支持感知與積極反饋來培育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鄉鎮（街道）社工站服務主要在民政工作范圍內，協助開展社會救助、兒童關愛、老人服務和社區治理等方面服務（王思斌，2022），此類服務情感投入較多、服務效果的反饋沒有確定標準，社會工作者的職業回報與情感付出無法進行準確測量，但組織支持感知可以一定程度上彌補由于服務效果不明顯導致的情緒低落，重新建構自己的工作意義。

二是注重行政—專業工作時間的分配，改善嵌入的方式與程度，堅持專業化發展。有學者指出，專業社會工作與行政性社會工作的互構性演化將是建設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社會工作的必經之路（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并且根據實證結果，社會工作者對社會工作本土化發展過程中的行政性與專業性的實踐傾向尤為敏感，盡管社會工作者在鄉鎮（街道）社工站的實踐傾向并不完全排斥行政介入，但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工作者依然尋求專業化、自主性的服務指向。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來源于對社會工作理念、社會工作方法、社會工作服務的認同，因此無論是何種嵌入形式，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服務內容被列為首要地位，體現了鄉鎮（街道）社工站實踐策略的“底線認知”。并且，在社會工作身份轉型認知方面，社會工作者也期望以“專業化”轉型為方向，而非嵌入行政部門之中。

本研究也有如下不足。一是本研究立足于情感視角，從本土化情境和本土化認知分析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以推測當前社會工作本土化與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的關系。但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維度相對較為簡單，因此在之后的研究可以嘗試深入社會工作職業情感認同研究，納入過程性視角，探索社會工作者職業情感認同與鄉鎮（街道）社工站職業穩定性、社會工作本土化情境與社會工作本土化認知的內在關系和作用機制，以完善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情感認同研究。二是本土化情境與本土化認知模塊的構建，本研究以湖南省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實踐出發設置本土化情境，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指標應用不具有普適性。三是本研究的數據僅基于社會工作者的個人問卷，未涉及相關行政部門對于湖南省鄉鎮（街道）社工站本土化認知及社會工作者職業狀況的調查數據，今后可以將行政部門本土化認知與社會工作者本土化認知狀況進行對比，拓展社會工作本土化量化研究的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