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由勞動”：勞模工作與生活的內在緊張及其對社會工作的啟示

王曉瑩 劉林平

一、引言

勞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范疇之一。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勞動創造了人（恩格斯，1972：508）。建立在勞動之上的物質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是理解社會、文化與歷史發展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1972：43）。馬克思用“雇傭勞動”和“異化勞動”的概念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顯然，社會主義的勞動應是自覺和自由的，去離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性質和異化特征，具有自由勞動的本質屬性；社會主義時代的勞模應是自由勞動的人格化代表或典型。

在理論上，社會主義勞模應該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將勞動的理想類型與勞模的實際狀況加以對比，勞模的勞動具有什么樣的特質？什么樣的制度條件塑造了勞模勞動的特質？這對社會工作有什么啟示？這些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關于勞模的研究，一些文獻對勞模運動的歷史進行了考察。具體涉及的歷史時期有20世紀30年代的中央蘇區（游海華，2020）、30年代到40年代的陜甘寧邊區（岳謙厚、劉威，2011；孫云，2013；張瑋、王瑩，2016）、新中國成立后的50 年代到70 年代（姚力，2013；劉正芳、何志明，2021），以及改革開放時期（韓承敏，2018）。這些文獻主要進行歷史敘事，也提出了具有思考的學術觀點：蘇區的勞模運動主要是為了構建新的革命價值觀，并實現勞模的再生產（游海華，2020）；陜甘寧邊區的勞動英模運動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新型社會建設的組織形式（岳謙厚、劉威，2011）；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勞模表彰是進行有效社會動員和政治動員的手段，并強化了對國家的忠誠和對黨的熱愛（姚力，2013）；等等。

還有一些文獻對勞模進行了個案研究：行龍（2007）利用檔案資料從互助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個歷史時段敘述了李順達由逃荒要飯的農民成為全國勞模的生活史，展現了個體、村莊與國家三者關系的生成過程；胡全柱和陸小聰（2008）利用口述史資料，對安徽省著名勞模許芳華進行個案分析，認為作為個體的許芳華在國家力量的運作下被階段性地建構成團員、黨員和勞模，這種身份符號的轉換使得集體主義工作倫理實現了從抽象到具體的社會建構；林超超（2018）以上海陸阿狗和他的模范小組為例進行分析，認為勞模是勞動競賽的產物，勞模身份的價值在于它為勞動者的職位升遷提供了一種依據；等等。

也有一些文獻從不同的視角對勞模進行了理論探討：徐德信（1998）將勞?，F象作為人力資本的思想投資進行分析；張明師（2012）從國家意識形態的角度來描述與分析勞模形象的變遷；張婧（2007）從道德權威建構過程來說明勞模的社會地位；等等。有些學者從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的理論出發探討勞模和勞模精神：潘軍和趙國洪（2007）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出發，論證了新時期勞模的內涵擴展和價值所在；何云峰和李曉霞（2022）認為，勞動精神應該從勞動幸福的角度去理解，它具有普遍的勞動精神、專業精神、工匠精神和勞模精神四個層次，勞模精神是工匠精神的深化和提升；孫力（2017）認為，社會主義消滅了產生異化勞動的制度基礎，勞動體現了勞動者的自主性，不再是異化的，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勞模精神；等等。

上述文獻力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尋找思想資源，但這些研究對于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和社會主義的認識還有待深入：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馬克思關于異化勞動和自由勞動的論述實際上建構了一個勞動的理想類型；另一方面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僅要從理論邏輯出發，更重要的是依據事實，尤其不能忽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復雜性。

先進生產者是人類經濟生活和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先驅（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1985：195），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模發揮了引領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勞動條件和技術水平的限制，以及勞動與生活的緊張狀態的影響，他們的勞動還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自由勞動，勞動者的權益需要進一步得到保障。本研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勞模的口述史資料為基礎①這些資料來自南京大學“雙一流”建設卓越研究計劃“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研究”項目之“新中國人物群像口述史”（勞模系列）的訪談記錄。引述訪談記錄時以“（）”標記了被訪者姓名，為了匿名化，沒有用全名。姓氏相同者標注了數字。（引用的訪談資料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訪談對象基本情況

本研究是以自由勞動和職業精神的基本特征為參照，對勞模的工作和生活狀況進行描述和分析，還原他們的思想認知和工作、生活狀況，對他們的勞動性質做出判斷，分析其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及直接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社會工作可以承擔的功能與責任。

二、異化勞動與自由勞動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揭露和批判使用了兩個特定的概念：雇傭勞動（Wage Labor）和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r）。如果說前者主要是一個經濟學概念，那么后者除了經濟學意義外，還是一個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概念。所謂雇傭勞動，是指工人為了獲取工資向資本家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活動，資本的利益和雇傭勞動的利益絕然對立（馬克思、恩格斯，1972：341、371），資本榨取了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馬克思，2018）。雇傭勞動的含義非常明確，它主要從經濟學意義揭示了資本對工人的剝削，相較而言，異化勞動的概念卻隱含一些，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馬克思對異化勞動做了多方面的論述。

其一，勞動產品的異化。馬克思（1979：44）認為，勞動產品是勞動的對象化。這種對象化本應在勞動產品中體現人的能力和成就，但馬克思（1979：44）指出，“勞動產品，作為異己的東西，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獨立力量，是同勞動對立的”，勞動產品的異化體現為“勞動者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勞動者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變成廉價的商品?！眲趧赢a品的異化可以理解為：勞動者把自己外化、對象化在產品之中，但勞動產品成為同勞動者相對抗的敵對的、異己的力量（馬克思，1979：45）。

其二，勞動本身的異化。勞動產品（對象）的異化是勞動活動本身異化、外化的結果。勞動本身的異化體現為：勞動是外在于勞動者的，對勞動者而言，勞動是痛苦的、不自由的、被迫的，甚至是摧殘的；勞動不是目的而只是滿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勞動是自我折磨的；勞動不屬于勞動者自身，而是屬于他人，勞動是“勞動者自身的喪失”（馬克思，1979：47-48）。勞動本身的異化可以總結為：勞動缺乏自主性、自覺性和自由性，勞動者在勞動中喪失了自我。

其三，人的類本質的異化。馬克思（1979：50）認為，“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的生活的對象化”，“自由自覺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性。生活本身僅僅表現為生活的手段”。由于勞動對象化的異化和勞動本身的異化，勞動者不能在其對象化的產品中肯定自身，異化勞動不是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是外在于勞動者的，并且異化勞動將“人的類的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馬克思，1979：51），所以，勞動異化導致人的本質的異化。

其四，人與人的異化。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和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導致了人與人的異化。馬克思（1979：51）認為，人與自身相對立會引發其他人與之相對立，并且人與人的異化體現為兩級對立：“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卻使勞動者成為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同時卻把一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的勞動，而使另一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卻注定了勞動者的愚鈍、癡呆?！边@種兩級對立最后集中體現為勞動與資本的對立。

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是一個較為嚴密的體系，對勞動產品異化和勞動活動異化的概念闡述是基于現實生活觀察所做的歸納，而人的類本質異化和人與人的異化則主要是邏輯推理。人的本質究竟為何，這是一個深奧的哲學和社會科學命題，很難直接從現實生活的經驗事實中去歸納、理解。馬克思認為，存在一種與異化勞動相對立的勞動，即自由勞動（Free Labor），而自由勞動是人的本質規定。馬克思的推理是：如果勞動異化（包括其對象化與活動本身）了，那么人的本質就異化了，人與人的關系就異化了。因為人是類的存在物，一群人異化了，整個人類就異化了。馬克思的這一推理蘊含了深刻的思想：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和本質規定，勞動異化了，人類就異化了。人類的解放，不僅僅關乎一個階級（如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一個群體（如統治集團或被統治集團），而是關于全人類。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解放，實際上同時也是壓迫者、剝削者的解放。勞動異化構建了畸形的人際關系與社會結構，這種畸形關系的消除不是單方面的，“凡是在勞動者那里表現為外化、異化的活動的東西，在非勞動者那里都表現為外化、異化的狀態”（馬克思，1979：57）。

異化勞動的社會根源是復雜的。比如，勞動的艱辛、痛苦和折磨，或者勞動的單調、重復和乏味，不僅僅是社會關系的影響，也受制于生產力水平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勞動產品的異化，比如工人生產了汽車，但他自己不能擁有汽車，這受制于生產分工、市場交換和生活水平。馬克思強調了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分裂和自發分工對異化勞動的影響，分工限定了人的活動范圍，使勞動成為單調、乏味的工作①馬克思和恩格斯（1961：27）認為：“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發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后，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1979：54-55）進一步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則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了的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梢?，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的關系是相互作用、互為因果的，同時，馬克思（1979：55）指出了社會解放的關鍵在于解決私有財產問題，“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的解放、從奴役制的解放，表現為勞動者的解放……勞動者的解放包含著全人類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勞動者同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性的關系不過是這種關系的各種變形和結果罷了”。

如果將異化勞動的因果關系理解為一個因果鏈條，那么，在這個鏈條的第一階段，異化勞動作為果，勞動分工、私有產權、嚴苛管理、低技術水平等等則是產生異化勞動之因；在這個鏈條的第二階段，異化勞動作為因，則導致了人的本質的異化和人與人關系或人的社會關系的異化，具體的后果則是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人的社會關系被扭曲、變形，社會充滿著不平等，等等。

在對異化勞動的批判中，馬克思設定了異化勞動的對立物——非異化勞動。馬克思（1979：50）指出：“勞動本身、生命活動本身、生產生活本身對人說來不過成為滿足他的一個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產生活也就是類的生活……自由自覺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性?！憋@然，非異化勞動的本質特征是自由，因而可以稱之為自由勞動。

從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批判來看，異化勞動是自由勞動的對立面。自由勞動是自覺、自主和自由的，是能動的，是人類征服自然界的活動。它既是人類維持生活的手段，也是人類生活的目的；它不僅是物質的活動，也是精神的活動。從更具體的特性來看，自由勞動在對象化的過程中體現勞動者的能力和成就，勞動產品受到勞動者的控制，而不是反過來壓迫自身。自由勞動不是痛苦的，而是幸福的；不是被迫、強制的，而是自覺、自愿的；不是勞動者受到摧殘或自我折磨，而是發揮勞動者創造力并且是精神愉悅的，自由勞動甚至具有美學特征①馬克思（1979：51）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

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批判和對自由勞動的闡述實際上建構了一個勞動的理想型。異化勞動理論的核心價值主要是揭示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生命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勞動和工作中，而當勞動異化了，生命的意義也就大體上失去了。所以，馬克思用異化勞動概念對資本主義及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了這些社會的非人化，并用自由勞動的概念表達了他對理想社會的設想和向往。

三、勞動的正面：自覺與積極

如上所述，馬克思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批判和對自由勞動的正面闡述規定了理想勞動的基本品格。超越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應該是一種自覺、自主、自由、勤勉、幸福和實現自我的活動，而社會主義時代的勞模則是這種理想型勞動的人格化代表。本研究得出的首要結論是：勞模的勞動是自覺、積極和主動的。主要表現在以下5個方面。

（一）工作態度

勞模們談到工作態度時，強調的是兢兢業業做事，“當時都沒想到過自己也要當勞模，就是兢兢業業的，只想著把自己的工作干好”（史先生2）。與兢兢業業相聯系的是踏實，“我在每個崗位沉下心來，專注自己，踏實做事”（樊先生），“靠實干、傻干，干出來的，而不是吹出來的”（程女士）。嚴格要求也是勞模們常常提及的，有位勞模對此進行了解釋：“嚴格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別人，要不然人家不服你。所以我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幾十年來一次事故都沒有”（孫先生2）。兢兢業業、踏實做事、實干、嚴格要求是勞模工作態度的自我總結，這樣的工作態度說明勞模的勞動是自覺、自愿的。

（二）拼搏、吃苦和加班

勞模們工作起來非常拼搏，有位勞模在總結自己目前的生活時強調“都是拼搏出來的”（史先生1），關于運氣和拼搏，有的勞模坦陳：“你必須拼盡全力，才有資格說自己運氣不好”（程女士）。吃苦是勞模人生的必修課，也是勞模人生經歷的寫照，體現了勞模勞動的自覺性。據一位勞模反映，他“接觸過的勞模身上都有這種吃苦精神”（李先生3），有位勞模直言：“我吃了別人不能吃的苦，受了別人不能受的罪”（楊先生）。吃苦首先要適應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一位當年參加過大慶石油會戰的勞模提到自己“住過地窩子、住過帳篷、住過板房、住過牛棚”（賈先生）；吃苦還和節儉相聯系，“我們這代人是過慣苦日子的，骨子里有著深刻的節約意識?！沂且粋€很節約的人，物盡其用成了骨子里的習慣”（李先生3）。吃苦鍛煉了勞模的意志品格，正如一位勞模所言：“我們啥艱苦都吃過，融到血液里的艱苦讓我覺得不論面對什么，從來不覺得困難”（陳女士）。

加班對于勞模來說是常態，“成天加班加點的”（史先生2），一位勞模自豪地說：“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上三百六十個班；我說，我能上四百個班！都是打連勤，也是最有干勁的時候”（孫先生2）。加班首先表現在突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勞模一天的工作時間超過了十小時，有的“每天幾乎得上十五六小時的班，一天在家時間加上吃飯也才五六小時”（劉先生）。加班不僅是本職工作加班，還有副業加班，“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除了干本職工作之外，還得參加農業勞動”（李先生2）。勞模加班經常連續干，有勞模反映“兩天兩夜都不得睡一下”（李先生1），“有時候連續有半個月不脫工作服”（賈先生），甚至還有勞?！耙粴鈨焊闪硕膫€小時，連續加了三個班”（孫先生2）。勞模加班展現了他們的工作精神，“石油工人就像鐵人一樣”（賈先生），在勞?？磥?，加班不是為了錢，“工作都沒有考慮啥子個人得失”（李先生1），加班是自覺的行動。

（三）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是勞模工作業績的重要體現，許多產業工人勞模進行技術創新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提高了工作效率并降低了成本。兩位紡織工人勞模分別提到自己通過慢慢摸索，掌握了細紗機的性能和操作規律，并探索出了“一套多紡紗、少出疵品的高產、優質、低耗的工作方法”（程女士）、“細紗閃電式接頭操作法，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盛女士）；一位從事數控機床操作的勞模通過自學相關專業書籍、鉆研業務軟件，“在全公司第一個實現了自動編程”（武先生），工作效率顯著提高；石油工人勞模改進了一種被稱為“熱油清蠟車”的石油生產機械，通過對原油和注射泵的技術革新，降低了成本，“節約了好多時間”（李先生2）。這些勞模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實現技術創新是他們勤于鉆研的結果，這充分表現出勞模們對勞動的熱愛和積極進取的精神。

（四）團隊精神

現代工業生產中的勞動需要團結協作，勞模們特別強調團隊精神，“大家必須齊心協力”（李先生4），“我們這是一個能戰斗的團隊，一個團結的團隊”（曾先生）。團隊精神首先表現在勞模在群眾中起帶頭作用，“人家都看著你，你是勞模，你不帶頭？干啥都要帶頭”（史先生2）；團隊精神還體現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勞模們有肯吃虧、顧全大局的品格，有勞模直言：“我這人愿意吃虧，占人家便宜我睡不著”（史先生1）。帶頭、肯吃虧、顧全大局的團隊精神表現出勞模的責任感以及對勞動及其成果所表現出來的自覺性。

（五）價值觀與成就感

勞模的價值觀體現了勞模們對勞動的看法和認知，通過分析口述史資料，發現勞模們對勞動給予了高度肯定，“幸福，快樂，喜歡，熱愛，健康，有意義，心甘情愿，成就感，實現理想”是他們對勞動真切感受的描述和概括，有位勞模坦言：“我確實沒有把干活兒當成負擔，因為我有一種自我實現的價值感”（韓先生）。勞模在勞動中獲得的成就感突出表現為被評上勞模的榮譽感，正如勞模們所描述的：“勞模戴著大紅花發言，那個感覺啊，就是又緊張又高興，覺得太光榮了”（張女士），“我覺得精神上，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種改善，就是一種很高的榮譽……是一種很大的鼓勵”（楊先生），“參加全國勞模表彰大會，是我一生中最為光榮的一件大事”（孫先生2）。勞動的成就感和勞模的榮譽感是勞動在精神層面的回報，體現了勞模對自身勞動及其價值的體認。

由此可見，勞模的勞動是自覺、積極和主動的，勞動是他們的自我實現。如前所述，馬克思認為，自由勞動應該是自覺、自主（能動）和自由的，它既是人類征服自然界的活動，是人類維持生活的手段，也是人類生活的目的；它不僅是物質的活動，也是精神的活動，是人自我實現的活動。與之對比，勞模的勞動表現了自由勞動中自覺、自主和自我實現的重要內涵。

那么，是什么樣的制度條件塑造了勞模勞動中的這些特質呢？其根本原因是社會主義打破了私有制對人的限制，工人成為企業與社會的主人。相應的，工人，尤其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勞模對自己的勞動有了一定的自主權。具體來說，主要有兩個重要的制度設置：

其一，勞動競賽制度。早在1930年代，中央蘇區就開展了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并產生了一批勞模和先進人物，他們成為推動勞模精神社會化傳播的重要力量。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等運動的進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大規模開展起來，1956 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積極領導先進生產者運動的通知》，此后，以先進生產者運動為代表的勞動競賽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開展。勞動競賽是勞模成長的重要途徑，有的勞?！霸趧趧痈傎惿鲜艿酱蠹谊P注，最后成為勞?！保◤埮浚?，也有的勞模通過勞動競賽“在技術革新上得到了提高”（張先生）。

社會主義的勞動競賽一方面能夠增進勞動競賽的參與者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認同，另一方面也能夠增進其對勞動的認同，進而構建車間、工場文化。勞動價值觀來自勞動實踐，而勞動競賽是一種有目的、有競爭的勞動實踐，勞模作為勞動競賽的積極參與者，更易受到勞動競賽的感染。

其二，勞模表彰制度。勞模表彰是弘揚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主渠道，肩負著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使命（姚力，2020）。勞模表彰具有“表彰一個帶動一片”的示范效應，正如中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李立三（1951）在《關于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指出的：“表揚功臣，鼓勵模范，指出方向，樹立榜樣，教育群眾”。從新制度主義的視角來看，表彰勞模、授予勞模榮譽，作為一種精神激勵，營造一種價值觀念和輿論氛圍，構建一種制度環境，這種制度環境會進一步強化人們的價值觀念。

四、勞動的負面：健康與家庭

從勞模的口述史資料來看，勞模們的勞動也存在著如下的負面因素。

（一）沒有休閑

1950 年代到1980 年代，中國社會整體來說生活條件艱苦，這一時期的勞模普遍缺乏休閑和文化生活，一位石油工人出身的勞模這樣描述當年的生活：“石油工人沒有文化生活，沒有文工團也沒有圖書館。一個球場都沒有，什么都沒有，有的就是干活。你要是自己要讀書，必須讀的就是毛主席選集，只能讀毛選”（李先生2）。勞模們經常加班，甚至結婚、生病時都不休息或少休息，有位勞模直言：“我從沒歇過一天的病、事假，包括我結婚，都是利用‘十一’放假三天結的婚。啥時候有病了也是揣著病假條上班”（程女士），勞模的業余生活“不打麻將，不跳舞，不釣魚，也不打撲克”（陳女士），沒有休閑的勞動無法實現馬克思所描述的通過自由勞動創造幸福生活。

（二）身體損害

過重和過長時間的工作易導致勞累、疾病和心理壓力：女性勞模要兼顧工作和家庭，“累得渾身都散了架”（程女士）；有的勞模因長時間加班勞累而身體出問題，“頭已經暈開了，很難受，血壓也上來了”（武先生），長時間的勞累還影響到了壽命，“當時跟王進喜一起進來的大概有36位隊員，不到60歲去世的有29個，不到50歲去世的就有15位，主要是勞動得太厲害了”（賈先生）；還有的勞模感到壓力大，“一直是小心又小心，就怕出錯”（史先生1）。

“任何職業都會有付出有犧牲”（李先生3），勞模們可以坦然面對過度勞動導致的疾病問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尤其是在20 世紀50—80 年代，過度勞動大多是一種自愿或主動的行為。由于過度勞動會損害身心健康，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日本通過立法加以規范解決過度勞動問題（森岡孝二，2019），麥卡倫（2022：229）認為縮短工作時間是實現美國社會公正的核心目標。在馬克思（1979：47-48）看來，損害人的身體健康是異化勞動的表現之一，將導致“勞動者自身的喪失”。

（三）影響家庭

影響家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能與家人團聚，“起碼有八九年、十多年，沒有在家過一次年”（孫先生1），過年團聚是中國人的傳統，工作打破了這種傳統；二是不能兼顧家庭，有勞模坦言：“我是一個合格的煉鋼工人，但是我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楊先生），“我感覺是一輩子虧欠父母和兩個小孩的”（唐女士），“自己對家庭的照顧很少”（張先生）。因勞動、工作而忽視家庭，或不能很好地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關系，這些背離了勞動創造美好生活的目標。

總而言之，勞模們對勞動的負面影響進行了反思和總結：勞動強度過大、時間過長和條件艱苦影響了身體健康乃至壽命，導致精神緊張，缺乏休閑和文化生活，影響家人團聚、照顧孩子和老人，等等。那么，是什么樣的社會條件使得勞動具有這樣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

一是物質和技術條件的限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物質條件非常薄弱，生產的技術水平不高①馬克思和恩格斯（1961）認為，異化的消除是建立在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的。，機器和勞動過程的自動化程度比較低，主要使用人海戰術進行生產，改革開放以來總體上沒有根本改變。在低技術水平的條件下，外延式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模式，外延式增長會采用增加勞動力人數和延長勞動時間的方式（科爾奈，2007：172），由于大多數行業的勞動強度還比較大，為了趕進度、超指標，加班加點在各行各業都是常態。

二是勞動與生活的緊張狀態。如上所述，勞動競賽制度和勞模表彰制度給了工人及其先進代表——勞模巨大的激勵，但在實踐過程中，這種激勵往往會使工人尤其是勞模忽視健康，難以兼顧勞動和生活、工作和家庭，以致于形成一種勞動與生活的內在緊張：勞動帶來了勞動者的事業成效，但超負荷勞動影響了身心健康與家庭幸福。

五、“半自由勞動”的原因與社會工作啟示

如果將勞模的勞動與異化勞動加以對比，情況是復雜的：一方面，勞動產品的異化基本上沒有發生②勞模們在訪談敘述中也幾乎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勞模們沒有感受到勞動產品作為“敵對的和異己的力量同他相對抗”（馬克思，1979：45）；另一方面，盡管勞模們對勞動的價值高度肯定，但他們也談到勞動的艱苦以及過度勞動對身體的損害，由此可見，勞動過程存在異化。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應該是自由、自覺的活動，這是人的類的特性。從勞模的口述史資料來看，他們的勞動是自覺的，但不完全是自由的。自覺表現為他們對勞動的熱愛和從勞動中感受到的幸福、快樂、成就、榮譽與自我實現，不自由則體現為長時間的加班加點工作，強度過大的勞動對身體的損害，以及因投入工作而忽視照顧家庭、親人等。馬克思認為，人與人的異化體現為兩級對立，即社會不平等，兩級對立又集中表現為資本與勞動的對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模來自社會各階層、各領域，在他們的敘述中，很難看到社會不平等，更沒有談及勞資對立。

總而言之，勞模的勞動既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異化勞動，也不是自由勞動，本研究將這種勞動概念化為“半自由勞動”（Semi-free Labor），或者“不完全的自由勞動”（Incomplete Free Labor）。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半自由勞動”并不是說這種勞動一半是“自由的”，一半是“異化的”，而是說“自由還不徹底”，但這種勞動的主流還是“自由”的。布勞納（Blauner）認為，異化在社會心理層面有四個特點：無力感（powerlessness）、工作缺乏意義（meaninglessness）、孤立（isolation）和自我疏遠（self-estrangement）（轉引自張晉芬，2015：41）。如上所述，勞模們對自己的勞動和工作是高度肯定的，他們有強烈的意義感、榮譽感、成就感和自我實現感，這與異化勞動是完全不同的。

就宏觀制度來說，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行業眾多，技術水平、管理水平不一，與之相適應的是存在多種勞動形態。如果將異化勞動到自由勞動的發展、變化看成是一個連續統，那么，各種形態的勞動則分布在這個連續統的不同位置中，如：農民的勞動相對自由，可自主支配時間；工人的勞動則相對不自由，必須執行嚴格的上下班制度。勞動的異化或自由程度是動態、變化和發展的，從社會橫向來看，即從各行各業的勞動類別（或工作類型）來看，它們的異化程度各有不同；從縱向發展來看，各種勞動形態的異化程度也隨時間而變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環境是產生“半自由勞動”的社會歷史條件，這些宏觀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如何塑造“半自由勞動”的？其具體作用機制是怎樣的？本研究認為除了生產力水平不高導致的低技術水平的現實條件或社會背景外，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視：（1）勞動分工在流水線作業中更加細化，去技術化使得工作的挑戰性喪失，工人工作的單調、重復與乏味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更有甚之①布勞納（Blauner）認為，工人被異化的程度隨著技術進步而呈現倒U型，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創造最高的異化，而自動化則使異化程度降低（轉引自張晉芬，2015：41）。，在非流水線作業的行業和工作中，勞動分工也壁壘森嚴；（2）產權結構多樣化帶來多種多樣的管理方式，雖然嚴格程度不一，但大多數企業實行嚴格、粗放的管理，人性化管理程度還很低，在嚴格乃至嚴苛的管理下，工人的自主性不強②加拉格爾（2010：90）指出：“中國企業在雇傭活動中所采用的大量實踐，從南方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廠’到上?？鐕髽I中高度發展的人力資源制度，都反映了中國目前勞動關系的關鍵特征：即管理層享有絕對權力來決定公司內部的勞動實踐?！?；（3）勞動報酬總體水平不高，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截至2023 年6 月30日，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GNI）在世界排名第70 位③數據來源：世界銀行網站（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8128/GNI-per-capita-ranking--Atlas-method-and-PPP-based）。，與富裕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以農民工為例，盡管農民工的月均收入從2013 年的2609 元增加到2022 年的4615 元④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A0I&sj=2022）。，但仍然比較低，過低的工資使得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捉襟見肘，難以實現美好生活。本研究將上文分析的影響因素和馬克思關于異化勞動的論述總結為表2。

表2 異化勞動與“半自由勞動”影響因素比較

在表2 中，1―4 是制約勞動形態的宏觀社會條件，5―7 是影響勞動形態的基礎條件，8―9 是直接制約勞動形態的管理和激勵制度，10―12 是勞動形態具體表現，這些因素并不是同等地發揮作用的，在馬克思看來，產權設置是關鍵所在。本研究認為，管理和激勵制度最為重要，其他因素都要通過具體的管理和激勵制度作用于勞動者。

從表2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產權制度不同于馬克思所批判的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兩個社會形態的本質區別。與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相比，當前的中國生產力水平（包含技術水平和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有很大提高，在企業管理、勞動報酬、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方面也大為改善，但勞動分工的狀況沒有根本性改變，甚至分工更加細致，工人依然通過市場交換獲取消費品，計件工資制作為中國企業的基本工資制度，使得工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投身于勞動競賽之中，塑造了工人的勞動形態。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制度設置成為“半自由勞動”或“不完全的自由勞動”之因，在這個因果關系體系中，社會條件、制度設置具體作用并體現于勞動與生活的內在緊張之中。盡管勞模是中國工人的先進典范，但他們的勞動仍然是一種“半自由勞動”，這就是本研究的基本發現與結論。

本研究從學理上澄清了勞模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即勞模勞動的性質與形態特征，“半自由勞動”的概括一方面說明了勞模勞動的先進性，同時又說明了這種勞動的現實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巨大的歷史進步，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如果只看到勞動的積極一面，而否認另一面，顯然是不全面的。

本研究發現，有相當部分勞模忽視健康，難以兼顧勞動和生活、工作和家庭，形成了一種勞動與生活的內在緊張，這種內在緊張忽視了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從學理上來說，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可以從工作賦予工作者（或工人、勞動者）的豐富性與工作對人的消耗來衡量（Rothbard et al.，2021）。如果工作不能給工作者較高的豐富性卻有高的消耗性，就會產生不平衡。工作的豐富性包含物質報酬與精神激勵，消耗性則包含身體、精神與社會關系的消耗或損失。

勞模存在勞動與生活的內在緊張，進而導致工作與生活的失衡，這是一種社會現象，它需要制度性解決。顯然，社會工作作為現代社會的制度設置可以給予助力。從內容來說，這也是企業社會工作和工會社會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具體來說，社會工作應該在如下方面著力：其一，應該基于證據為本的理念，采取多種科學方法對此類現象進行專項需求評估，同時應當發揮社會工作與服務對象“共在”的優良傳統（張英陣、鄭怡世，2012），與服務對象一起開展需求評估；其二，應該將此類現象列為企業社會工作和工會社會工作的重要內容?，F在的企業社會工作在維護工人權益、疏解工人情緒方面卓有成效，但對勞模（當然也涉及一般工人）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則關注不足；其三，應該發揮社會工作開展公眾教育的特長，倡導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價值觀，在全社會形成一定的觀念氛圍。

馬克思主義認為，理想社會應該建立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1972：273）。當前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信息時代乃至人工智能時代，信息時代主流的勞動類型是數字勞動，數字勞動盡管有種種弊?、俦热缬小皵底痔├罩髁x”和“數字牢籠”問題，“數字泰勒主義”是指利用數字技術實行嚴格的泰勒制管理（Bri?ne，2017），“數字牢籠”是指用算法全面管理工人，從而形成一個無法逃脫的牢籠（Vallas&Schor，2020）。，但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減弱勞動的異化程度，提高勞動的自由程度②比如：在產銷合一勞動中，產消者被作為免費勞動力，遭受資本家的協同式雙重剝削，從而為其貢獻剩余價值和巨額利潤，因而具有異化性質（Ritzer，2015）。但產銷合一使得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勞動，并按照他的意愿去生產產品，這種參與性和互動性提高了勞動的自主性，從而減弱了勞動的異化程度。又如：數字勞動的一種新形式是“玩”勞動（?？怂?，2020：465），由于“玩”勞動給資本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這些價值卻不屬于工人，因此“玩”勞動具有異化性質。而安德烈耶維奇（Andrejevic，2011）認為，就勞動獲得娛樂的品質來說，“玩”勞動能使“玩家”或“娛樂者”在勞動中體驗到快樂、愉悅，是令人愉快甚至幸福的勞動，而不是異化勞動。，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數字勞動應當揚棄異化，成為真正的自由勞動。作為社會主義勞動理想類型的人格化代表，勞模應是異化勞動的揚棄者，自由勞動的實踐者，他們與數字技術相結合，與時俱進，成為真正的自由勞動的踐行者和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