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與局限：《緬甸歲月》的后殖民主義解讀

賈鈺祺

內容摘要：《緬甸歲月》是喬治·奧威爾根據他1922-1927年在緬甸的經歷寫成的一部小說，傳達了他的反帝反殖民主義思想。小說聚焦凱奧克他達俱樂部吸納新成員的過程和主人公弗洛里的命運，揭示了大英帝國衰落背景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復雜的關系。從后殖民主義批評的角度來看，《緬甸歲月》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且已受到挑戰，但挑戰中也存在著局限，這體現了奧威爾對權力關系和人性本質的深入思考。

關鍵詞：喬治·奧威爾 《緬甸歲月》 后殖民主義批評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是20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力的英國小說家之一，兩部政治諷喻小說《動物莊園》（Animal Farm，1945）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讓他一舉成名，從此在英國乃至世界文壇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仡檴W威爾的寫作生涯，我們不能忽視他小說創作的起點：《緬甸歲月》（Burmese Days，1934），它被認為是繼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吉姆》（Kim，1900）和福斯特（E.M.Foster）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之后最優秀的英國殖民地小說[1]21。這部小說的創作源于作者本人1922-1927年在緬甸作為帝國警察的經歷，日后奧威爾回憶這份工作使他“痛恨帝國主義”[2]110，《緬甸歲月》也成為他反帝反殖民主義思想的早期表現。小說情節聚焦兩條線索：一是英國人弗洛里在殖民地緬甸陷入自我認同的危機，又追求白人女性伊麗莎白受挫，最終痛苦自殺；二是土著官員吳波金為了進入凱奧克他達俱樂部，不擇手段地陷害與他有競爭關系的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甚至將矛頭轉向其好友弗洛里，最終得償所愿。這兩條線索由弗洛里和維拉斯瓦米之間的友誼聯系起來。通過這兩條線索，《緬甸歲月》既展現了大英帝國的衰落背景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復雜的關系，又反映了作者對帝國主義和殖民語境下的身份認同的反思。

以海外殖民地為題材的小說是英國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而《緬甸歲月》作為其中之一，以其獨特的文學和歷史價值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國內外評論界已從多個視角解讀《緬甸歲月》，其中主要集中在后殖民主義的角度上。由于《緬甸歲月》是基于奧威爾在緬甸的生活經歷而創作的，具有較為明顯的自傳性質，因此關于奧威爾在小說中對大英帝國殖民統治的態度的分析和討論成為研究的主流之一。約翰·哈蒙德（J.R.Hammond）指出《緬甸歲月》反映了奧威爾對帝國的專制統治下國家與個人之間矛盾關系的反思和批判[3]；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則認為奧威爾雖然在小說中表達了反帝反殖民思想，但仍然透露出了反對社會變革的保守主義傾向[4]。同時，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東西方互動中所產生的對殖民話語的挑戰與顛覆，例如黃紹棟將情婦馬拉美對“白人老爺”的復仇視作東方試圖與西方建立平等關系的象征[5]；王艷紅以通過揣摩白人心理而上位成功的土著官員吳波金為例，論證了大英帝國殖民話語的虛偽與荒謬[6]。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圍繞《緬甸歲月》中凱奧克他達俱樂部吸納新成員的復雜過程，從后殖民視角探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認同，認為小說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被殖民者能夠通過對殖民話語的模擬挑戰這一界限；但同時這種模擬存在著局限性，尚未真正撼動殖民帝國的根基。

一.俱樂部：抵抗與接受

《緬甸歲月》以小鎮凱奧克他達的治安官吳波金為了進入當地的俱樂部，策劃陷害其最大的競爭對手——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為開始，引出之后一系列的情節糾紛。凱奧克他達俱樂部是當地的一座殖民者的精神堡壘和白人群體的聚集場所，“一座破舊的獨層木制建筑”被描述為“全城的真正中心”[7]14，遠離周圍的緬甸社會。它不僅是娛樂場所，還是種族身份的象征，白人至上的中心，“是不列顛權力的真實所在，是土著官員和百萬富翁徒然向往的極樂世界……在全緬甸所有的俱樂部當中，它幾乎是唯一一家從不接納東方人會員的”[7]14。事實上，所有位于殖民地的俱樂部，起初都是殖民者為維護其白人特權而建立的一個“庇護所”。約翰·廷布斯（John Timbs）曾分析認為“club”（俱樂部）的詞源來自于“cleave”，而“cleave”這一單詞同時具有“分裂（to split）”和“堅守（to adhere）”的含義[8]2?！毒挼闅q月》中的凱奧克他達俱樂部也正是如此：它是殖民者彰顯自己所“堅守”的“白人身份”的特定場所，俱樂部中的白人通過默認的、不成文的條例拒絕東方人的進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界限在此劃開。

然而，在殖民帝國逐漸衰落、民族獨立呼聲日益高漲的時代背景下，這些俱樂部不可能一直孤立于東方人之外，它們被迫面臨變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亞非拉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高漲，緬甸也不例外，這在《緬甸歲月》中也有反映：宣傳反抗思想的報紙、各地的抗稅斗爭、村民們圍攻俱樂部的行動等等，都展現了那個英緬關系的緊張時期。與此同時，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逐漸轉變為防御型，對殖民地的控制也逐漸減弱，警長韋斯特菲爾德也不得不承認：“現如今這些狗娘養的土著都進了各個俱樂部了。我聽說連佩谷俱樂部也是……我們可能是全緬甸最后一個抵制他們的俱樂部了?！盵7]19面對緬甸其他地區的歐洲俱樂部逐漸向土著開放的新局面，主人公弗洛里作為一個偏向于同情土著人的俱樂部成員，直接推薦自己的好友、當地醫生維拉斯瓦米進入還只有白人的凱奧克他達俱樂部：“由于本俱樂部內尚未有東方人會員，而允許公職官員獲得大多數歐洲人俱樂部的會員資格，如今已經成為慣常之事，無論其為土著抑或是歐洲人，因此我們應考慮在凱奧克他達地區遵循此慣例?！盵7]19作為《緬甸歲月》中最復雜的人物之一，弗洛里與緬甸許多忠實擁護大英帝國的西方人不同，他痛恨帝國主義，同情在殖民主義苦難中掙扎的緬甸人，愿意與他們交往并了解他們的文化，也獲得了當地人的尊重。因此，弗洛里主動推薦維拉斯瓦米進入凱奧克他達俱樂部的舉動，一定程度上是對他所厭惡的殖民主義話語體系的反抗。

但俱樂部的另一位成員埃利斯作為極端的種族主義者，語氣激烈地反對俱樂部接受東方人的進入，并發表了一連串的種族歧視言論，以貶低土著的身份地位來“捍衛”白人統治的“合法性”，聲稱“大家必須合伙起來，一起說‘我們是主人，你們是要飯的——你們這些要飯的要安分守己”[7]29。他表現得正如法農比喻的那樣：“殖民主義者是一個裸露癥患者（exhibitionist），對安全的關注（preoccupation）使他不斷地‘大聲提醒當地人，只有他才是主人?！盵9]42他甚至以弗洛里臉上的胎記為由，懷疑他白人血統的“純正性”：“我可受不了誰成天跟土著混在一起。假如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統，我也不會感到驚訝的，或許這就是為什么他臉上有塊黑斑的原因?；ò咭粔K，而且瞧他那黑色的頭發、檸檬色的皮膚，看起來就像個歐亞混血?！盵7]32弗洛里就此被白人同胞貼上“有色人種”的標簽，受到種族主義話語的不公正對待。在以埃利斯為代表的殖民者看來，弗洛里不那么“白”的外表、與土著人的密切關系再加上對土著文化的欣賞使他具有了一種“打破了自我與他者、內在與外在的二元對立”[10]116的身份，動搖了殖民主義的權威，弗洛里也就在殖民主義的“承認規則”（rules of recognition）下被排斥和另眼相待。弗洛里曾一度在反對維拉斯瓦米加入凱奧克他達俱樂部的通知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這一舉動不僅是因為他害怕吵架，還因為他意識到胎記帶來的歧視讓他無法與其他白人成員平等交流：“啊，他可實在是厭煩吵架呀！那些嫌言怨語、奚落辱罵！一想到這兒，他就有些畏縮；他覺得臉上的胎記清晰可感，不知喉嚨里有什么東西，讓自己嗓音變低、心里發虛?！盵7]64胎記使他在偶爾放棄自身作為“白人老爺”高高在上的地位時，就會被定義為“低白人一等”的“混血兒”、“非我族類”的“他者”，讓他在充斥著種族歧視的環境中無法正常發聲。與生俱來的白人身份將弗洛里禁錮在了種族主義的囹圄之中，他雖然發自內心地厭惡殖民主義話語對人性的扭曲，但切身的利益關系又讓他無法完全從中掙脫，這導致弗洛里在遭受俱樂部其他成員的質疑之后，面對是否要繼續幫助自己的朋友、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進入俱樂部時一度退縮猶疑，變動立場。正如奧威爾在一篇關于緬甸的隨筆《射象》中所說：“一旦白人開始變成一個暴君，他就毀了自己的自由?！盵2]73作為殖民者和“白人老爺”的弗洛里雖然試圖挑戰殖民主義的陳規，卻又無法完全跳出自身的局限，復雜而矛盾的身份認同是他悲劇結局的導火索之一。

起初，主要由于以舊成員埃利斯為首的強烈反對，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未能進入俱樂部。但在當地緬甸人民一系列激烈的反英國殖民統治的斗爭后，俱樂部成員不得不直面英緬關系不復從前的現實，終于招募了新成員吳波金。吳波金的加入并沒有引起不愉快的動蕩，雙方都很高興：吳波金實現了他最大的夢想，歐洲人“對選了他很是滿意，因為他是一個完全可以接受的新成員”[7]302。凱奧克他達俱樂部就此打破了“只有白人”的舊規。隨著英緬關系的不斷變化，殖民者不得不做出調整，他們希望將俱樂部建立為遠離東方人的“庇護所”的期望也最終會破滅。凱奧克他達俱樂部對新成員的接納，反映了當時的大英帝國為了緩和英緬民族沖突，不得不放棄一部分白人特權。在緬甸民族主義運動興起和英國殖民帝國衰落的背景下，殖民者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統治地位和政策，而這也是多元文化協商的產物。

二.緬甸社會：模擬與矛盾

《緬甸歲月》中描繪的緬甸是一個炎熱、貧窮、落后和原始的國家，這里居住著不同種族的東方人：緬甸人、中國人、印度人，還有一些東西方混血兒，他們與英國殖民者一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不斷存在著對立和聯系的復雜情況。作為殖民者，英國人用他們的軍隊和警察控制著緬甸，以更好地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在意識形態層面，英國人在緬甸還宣傳白人種族優越論。這一觀念給被殖民者注入了一種自卑感，而這種自卑感植根于他們對自身民族文化自信的喪失，使其在種族主義視角的凝視下不斷自我貶低，逐漸厭棄本民族的文化，并主動向殖民者所謂的“優越”文化靠攏。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中提出“模擬”（mimicry）概念作為“混雜性”（hybridity）概念的具體化，并以此來描述被殖民者對殖民者文化的仿效，而這種仿效將產生“幾乎相同，但不完全相同”[10]86的主體。巴巴以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模擬人”（mimic man）概念為例，認為這一概念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吉卜林、福斯特、奧威爾、奈保爾的作品”，他們是“有缺陷的殖民模擬的產物”，“被英國化，卻絕不是（真正）英國的”[10]87。麥考利的“模擬人”概念原意指在殖民地“形成一個‘翻譯者（interpreter）的階層，他們有著印度血統和膚色，但在品位、思想、道德和才智方面英國化”[11]116。在奧威爾的《緬甸歲月》中，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可以看作這一階層的代表之一，他是受英國殖民文化影響的典型，思維方式展現出明顯的西方化傾向。維拉斯瓦米和他的朋友弗洛里經常圍繞大英帝國進行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他們的立場往往正好相反。作為“白人老爺”，弗洛里言辭尖銳地揭露大英帝國主義的本質，包括白人的種族歧視、對緬甸環境的破壞和剝削壓榨的殖民政策。但維拉斯瓦米卻稱贊英國，忠實地崇拜作為白人的英國人，即便面對弗洛里的冷嘲熱諷，他依然熱切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不動搖。在反駁弗洛里時，他的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您為什么總是辱罵您所謂的那些白人老爺呢？他們是世上的精英啊。想想他們的豐功偉績吧——就說那些把大英帝國建設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偉大行政官們……英國紳士也是非常高尚的典范??！他們彼此之間忠誠磊落！偉大的公學精神！即使是那些舉止令人遺憾的人——我承認某些英國人很傲慢——也具有我們東方人所欠缺的那種偉大而純正的品質。但在他們粗獷的外表下面，是一顆金子做的心?！盵7]36

顯而易見，維拉斯瓦米的身份認同與他的種族身份形成了鮮明的對立。他身為被殖民者，卻為殖民者的所作所為辯護，因為他已經內化了大英帝國一直以來宣揚的殖民話語。他熱衷于贊美那些英國紳士，試圖用這種贊美所帶來的身份歸屬感和優越感來掩飾對自己種族的自卑感?！八砻嫔媳憩F得高尚而得體，但這與他內在的畸形形成了對比?！盵12]60維拉斯瓦米的處境反映了作為弱勢群體的被殖民者在建構文化身份的過程中，為了獲得更高的話語權，主動拋棄自身與固有文化傳統的聯系，以白人文化為先導并進行模擬，力求來自西方文化的認同。因此，加入凱奧克他達俱樂部對他而言，代表著被“歐洲紳士們”認可，是至高無上的榮耀。

凱奧克他達分區的治安官吳波金是另外一個例子。他服務和奉承英國人，剝削和壓迫緬甸人，為了獲得歐洲俱樂部的資格竭盡所能，而那對他來說是“比天堂還要難登的至圣之所”[7]149。他對進入俱樂部的執著追求同樣來源于殖民話語下被殖民者對自身種族與文化的強烈自卑，和對白人“精英”文化的狂熱崇拜。吳波金厭倦了僅僅局限在緬甸人的社交圈中，進入俱樂部在他看來正是擺脫原有種族和階級身份并融入西方文化的一個符號，是“一件真正偉大的事情，高尚、光榮”[7]148。為此，他甚至毫不猶豫地表示要打擊作為維拉斯瓦米的朋友和支持者、身為白人的弗洛里，并承認為了自己的利益，之前也曾“整過白人”。不知不覺中，他在為殖民帝國效力、模擬殖民話語的同時，也挑戰了殖民者的權威。在殖民體系中浸淫許久的吳波金對白人的心理已然十分熟稔，并從中發現了他們的軟肋：“對白人不用指責；你得當場抓住他才行。讓他在大庭廣眾下丟臉，就在現場?！盵7]227因此，他指使弗洛里曾經的緬甸情婦馬拉美大鬧眾人集聚的教堂，顏面盡失的弗洛里向伊麗莎白尋求和解失敗，最終絕望自殺；吳波金也最終實現了他進入俱樂部的夢想。諷刺的是，弗洛里曾經在收到吳波金暗含威脅的匿名信之后不以為然，認為“沒有哪個英國人會覺得，一個東方人真能對自己造成什么危險”[7]80，而他的結局卻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由東方人吳波金的陰謀導致。凱奧克他達俱樂部曾經制定白人老爺的“五大主要美德”，其中有一條即強調“我們白人必須團結在一起”[7]201，但吳波金一手策劃的陰謀的成功，卻向我們展示了白人群體的不團結：為了是否接納東方人進入俱樂部爭吵不休，對流言蜚語的將信將疑，對弗洛里的另眼相看，等等。正如弗洛里本人所說，“我們的傳統就是一起飲酒作樂、共享美味、裝作是朋友，盡管彼此都深惡痛絕。我們所謂的團結一致，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盵7]37殖民者將俱樂部構建為“白人的中心”，吸引模擬殖民文化的被殖民者以進入俱樂部為目標而努力；換而言之，英國殖民者為被殖民者提供了機會來模擬宗主國文化，但被殖民者卻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了解殖民者的種種問題——因為殖民者經常會在許多判斷上產生誤差和錯失”[13]103，揭露了殖民者之間的矛盾乃至殖民體系本身的缺陷，從而出人意料地挑戰了白人的權威。

維拉斯瓦米和吳波金的模擬產生于殖民地的混雜之中，然而他們的模擬只是為了擺脫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而沒有對殖民話語進行懷疑與否定，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也強化了殖民話語的權威性。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模擬既是相似也是威脅”[10]86，它對殖民權威進行了擾亂。李鋒曾以《緬甸歲月》中的埃利斯為例，通過他對“英語講得太好了”的緬甸管家和進入教堂的土著基督教徒的咒罵這兩個例子，指出被殖民者的模擬會引起殖民者“心中的恐懼”，因為這將模糊兩個群體之間的界限[14]98。而從《緬甸歲月》的結局來看，這一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已然被打破：模擬殖民話語的吳波金看穿了殖民者的軟肋，并據此擊敗了白人弗洛里，最終成為了俱樂部首位來自東方的成員。

綜上所述，在《緬甸歲月》中，模擬引發的后果無疑是矛盾的：對于殖民者來說，本意在于強化權威卻最終暴露了自身的虛偽，試圖捍衛“五大美德”卻最終不得不讓步；對于被殖民者來說，努力靠近西方文化卻令自己陷入身份困境，孤懸于同胞之外，也并未真正被西方所接受——執著于與“英國紳士”交流的維拉斯瓦米最終遭排擠成為邊緣人物，“功成名就”的吳波金也未真正進入俱樂部的核心，出于對大英帝國和個人權力的極度崇拜，他在進入俱樂部之后滿足于現狀，重新變回了一味奉承英國人的模樣。奧威爾以其冷靜銳利的筆觸，深入描繪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矛盾，在揭露殖民話語對人的扭曲的同時，也思考著復雜的人性。

喬治·奧威爾根據自己對殖民主義的深刻反思寫下的《緬甸歲月》反映了上世紀二十年代英屬緬甸的境況，書中歐洲俱樂部試圖維持種族主義的陳規而最終失敗的結局，以及緬甸社會中復雜的矛盾狀態，為我們提供了探究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復雜關系的視角，以及對構建身份認同的思考。在《緬甸歲月》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界限并非截然分明：英國人弗洛里厭惡并試圖反抗殖民話語，東方人吳波金則能夠通過對殖民話語的“模擬”挑戰并沖擊了殖民者的權威，小說結尾更是通過吳波金陰謀的成功與弗洛里的死亡扭轉了兩者之間的地位關系。但無論是弗洛里還是吳波金都有其明顯的局限性，尤其是作為東方人的吳波金，他挑戰權威后又止步于個人利益，重又回到奉承白人和服務殖民帝國的位置上。這啟示我們：只有對殖民話語進行徹底的反思，構建起正確的身份認同，才能找到擺脫壓迫的新出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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