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為理論下《小石潭記》中的寂寥根源

王詩雅

內容摘要：《小石潭記》是柳宗元所作的“永州八記”之一，被選于統編語文教材八年級下冊的教科書中，是一篇典型的游記散文。散文移情于景，作者心中從“樂之”到“寂寥”，發生了巨大的情感變化，探究“寂寥”的原因也成了本篇散文的教學難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關注交往主體間的關系、對話以及生活處境，可提供散文中的“寂寥”情緒理論解釋，因此研究試以運用該理論來分析《小石潭記》中的“寂寥”根源。

關鍵詞：交往行為理論 《小石潭記》 “寂寥”

《小石潭記》是柳宗元于唐順宗永貞元年（805）被貶至永州時所作的一篇游記，文章從多重視角和多種感官細致生動地描繪了小石潭的美景，運用了移步換景的手法，從“小丘西行”聽到像玉佩碰撞的潭水聲，到“伐竹取道”向下看見小潭和奇特多樣的石頭，到潭中到活靈活現的魚兒，再到尋找潭源、“坐潭上”，興致消散后“記之而去”。此行中與作者同游的還有吳武陵、龔古、弟弟宗玄及崔氏二小生，皆為親人摯友，然散文末尾作者卻發出“寂寥無人”的感慨，此之為何？“寂寥”是散文中情感的驟變處，通過該詞反映了作者內心深處的隱藏情感，挖掘這個詞，有助于走進作者的內心，體會文章的深層內涵。因此，“寂寥”一詞的揣摩也成了教學中不可忽視的一點。

在當下的文言文教學中，大部分教師還在采用傳統的文言文教學方式，即逐字逐句的翻譯、講解，這不僅破壞了文言文的美感，更會降低同學們的學習興趣。在《小石譚記》的教學中，大多教師著眼于文章的游記特色，機械地從游記三要素著手去教，一味灌輸文章的知識技能，卻忽略了學生的個性理解。學生記了滿滿一頁筆記，卻從未走進作者、走進文本，難以激發對于傳統文學作品的熱愛。對于“寂寥”一詞，許多教師并未予以充分解釋，學生第對此半解，只能體會到文章表面對于景色的喜愛之情，卻不能體會文人內心的苦楚和孤寂。

柳宗元此行同游眾多，“寂寥無人”顯然不能從人員的個數去理解，而要探究其與他人交往無效的深層原因。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對人類的交往行為合理性進行了多方面深層建構，對于《小石潭記》中的“寂寥”根源，能夠給出有效解讀。因此，文章嘗試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來分析《小石潭記》中的“寂寥”根源，希望能對今后的研究者和一線教師有所啟發。

一.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交往行為理論由德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哈貝馬斯區分了四種社會行為：目的行為、規范性行為、戲劇性行為和交往行為，并將世界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另外，他還引進了“生活世界”的概念，四種社會行為是基于不同的世界實現的。交往行為是所有行為關系中的核心概念，注重主體間發生言語對話的交互活動。交往行為發生在“理想的話語情境”中，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交往主體達成共識，處于相同的對話體系之中，能夠相互理解。交往行為的合理性具有三大原則：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當性。真實性指的是言語要反映客觀現實，符合事實的真相。真誠性指的是交往雙方要感同身受地理解互相，要真誠地表達內心的想法和感覺。正當性指的是雙方溝通時，要遵守人與人溝通的社會規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合理和正當地使用這些語句和別人溝通。只有遵守三大話語有效性原則，才能創造“理想話語情境”，即“對話雙方在遵守共同規則方面等是平等的；對話雙方要有積極的、真誠的態度，這是對話展開的基礎；對話的過程是一種雙向理解和交流，對話的目的是通過溝通而達到相互之間的理解”。[1]

《小石潭記》中，作者面對眼前亮麗的景色和身邊親人摯友的陪伴，獲得短暫的歡樂之后，從剛開始的敞開心扉又回到了自我封閉的狀態，發出了“寂寥無人”的感慨。前文大篇幅渲染小石潭的美景，人與景境界合一，而后卻忽感“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v觀全文，作者的“寂寥”之感是從“坐潭上”開始，起初的好奇心與景物的驚奇感以悄然逝去，唯有“四面竹樹環合”，封閉感迎面而來，想到自身被貶的經歷，黯然神傷。此時的“寂寥”是與外界交往的隔絕，借用哈馬貝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此種狀態是交往行為合理性的缺失和人物之間“生活世界”的差異所致。

二.交往行為合理性缺失致“寂寥”

1.主體間性缺失

哈貝馬斯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提出讓“以主體間性為中心”代替“以主體為中心”，提倡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話。在交往時，主體間的關系是交互關系，兩者之間是互動的、交互的。哈貝馬斯提出，主體間相互關系要建立在主體間話語的基礎上，通過話語才能達成不同主體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哈貝馬斯在構建其交往行為理論時也特別強調了人際交往是主觀活動，真正體現出主體間性，必須促成現實關系，人際交往的話語、言說、表達參與等，在相互之間的溝通、理解與認同上起著重要的作用，發生著具體而復雜的實質性聯系。

保持主體間性，需要建立平等、相互尊重、開放、自由的對話體系。柳宗元早間與劉禹錫等積極推動王叔文領導的永貞革新，后因革新失敗，被貶為永州司馬。在永州的十年間，他以山水為寄托，遍游附近的奇山異水，寫下了文筆清秀、富有詩情畫意的游記作品“永州八記”。由此可見，此時的柳宗元是有苦難言的，他與統治者始終是不平等的地位，統治者沒有給予他理解和尊重，政治上的失敗經歷令他深深受挫，因此將自己和這個世界的紛擾隔開，激情山水和文字聊以自慰。正是因為柳宗元與統治者之間無法進行平等的地位，無法形成平等、相互尊重的對話體系，由此造成了主體間性的缺失，致使“寂寥”產生。

再者，主體間性是在雙方有對話互動的基礎上產生的。文章中大篇幅描寫的都是作者眼中看到的小石潭的景色，并未描寫其他同游者的外貌、行為與對話，只有最后一段簡單交代了同游者?？梢娫诹谠氖澜缰?，已神游于物境，而忘乎人境，忽略了與他人之間的對話。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寫到：“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睔W陽修與百姓同游時，注重的是與同游者的情感交流，認為禽鳥并不懂人的快樂。而柳宗元恰好相反，他將自己完全交托于自然界，自身的苦悶的情感也因游覽山水時得以解脫。小石潭記如此美景隱沒與荒山之中，就如同作者自身的處境，有才能的人卻被貶到偏遠的地位，因此他與小石潭心心相惜。相比于同游者，柳宗元更注重于景物之間的對話，比如說在描寫魚的片段，“佁然不動，俶爾遠逝，似與游者相樂”，將魚兒擬人化，“游者”指的是作者自身，似乎作者在與魚兒進行對話。此外，“斗折蛇行”將溪流寫活了，用“蛇形”來比喻溪水，賦予溪水以動態，從這些描寫中可看出作者忘我的狀態。由于進入物境，而忘記了主體所處的環境，此時作者的世界中只有他和眼前動人的景物，喪失了人物主體間的交往互動，以至于后來“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時，四周的動景忽然轉化為靜景，發現眼前已無溝通之物，因此感到“寂寥無人”。

2.話語情境缺乏

哈貝馬斯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提出要建構“理想話語情境”。哈貝馬斯把“理想話語情境”解釋為自由和無強制交往的形式條件和規則，是交往行為規范要求的形象化表達。哈貝馬斯指出：“理想的話語環境應當理解為脫離了經驗、不受行為制約的交往形式，其結構將能夠保證、只有話語的潛在有效性要求才可成為討論的對象；能夠保證參與者、話題和意見絕不受到限制，除了更有說服力的論證不存在任何強制，除了共同尋求真理，任何其他的動機都必須據棄?！盵2]簡而言之，“理想話語情境”應是對話有效的、自由的、開放的、純粹的、追求真理的。

《小石潭記》中的同游者分別為吳武陵、龔古、作者的堂弟宗玄，還有崔氏二小生。同行五人皆為柳宗元的親人摯友，也遭受了打擊和折磨，理應與作者情感相通，但從“寂寥無人”中看出，他們之間當時并未產生交流。五人當中文學涵養與人生經歷與柳宗元最為接近的當屬吳武陵。吳武陵是柳宗元的好友，在唐元和二年中進士，官拜翰林學士。唐元和三年，他因得罪權貴李吉普流放永州，與柳宗元相遇，兩人的意氣相投，結為好友。龔古為柳宗元的好友，當時也被貶永州。有研究者考究，文中的“宗玄”應為“宗直”，比柳宗元小十歲，陪同柳宗元被貶至永州。崔氏二小生是柳宗元姐夫崔簡的兒子，而崔簡也經歷了流芳?？梢?，五人的內心應同為落寞、感傷的，且都受到皇權的鎮壓，他們的言論是受到限制的，無法產生“理想的話語情境”。此外，柳宗元被貶后，政敵們還不肯放過他，對他造謠誹謗，進行人身攻擊?？梢?，柳宗元處境艱難，言行舉止皆需小心謹慎，在此種情境之下，并無“理想的話語情境”可言?！盁o”與“五”讀音相似，此時的“寂寥”實非“無人”之“寂寥”，實則是五人無法自由溝通之“寂寥”。

三.“生活世界”的差異致“寂寥”

1.人生經歷不同

“生活世界”的概念不是哈貝馬斯首先提出的，但他是將這一概念從認識論引入交往行為理論并進行全面解析的思想家。哈貝馬斯認為，人類的行為世界可分是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生活世界并未同為世界的實體，但它卻是三分世界的出發點，人的交往行為始終處于“生活世界”?！吧钍澜缢坪跏茄哉Z者和聽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驗場所；在其中，他們能夠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們的表達和世界（客觀的、社會的、主觀的世界）相協調；在其中，他們能夠批判和證實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們的不一致并取得認同?！盵3]“生活世界”相當于主體交往行為發生的知識背景。哈貝馬斯將“生活世界”分為“文化”“社會”“個性”三個要素?！拔幕敝傅氖请S時可動用的知識儲備，“社會”指那些合法的秩序，“個性”指的是主體獲得言語和行動的功能的那種資格和能力?！拔幕焙汀皞€性”的形成有賴于行動者在過往人生經歷中所積累的經驗知識、所形成的價值觀和人生境界等多個方面，若這些方面有所差異，便會導致生活世界的差異，以致于交往行為的無效性。

柳宗元祖上世代為官，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從小便跟隨父親宦游，直接接觸到社會，對現實社會有了很多了解。柳宗元幼年在長安度過，對朝廷的腐敗無能和社會的危機動蕩有所見聞和感受，并養成了積極用士的態度和剛正不阿的品德。他在21歲就進士及第，在年輕時便有名有權。但是經歷了官場的深入，對政治的黑暗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萌生了改革的愿望。不幸的是改革失敗了，柳宗元被貶到了荒蕪的永州，從天堂調到了地域，在永州的生活也十分艱難，這使得柳宗元的身心遭受到了重創。小石潭對他來說是治愈心靈、苦悶心情求得片刻釋緩的圣地。在散文的開頭，作者看到小石潭的美景感到心情愉悅，但最終又回歸到內心的孤獨和凄楚，可見山水對作者情感的疏解只是暫時的，心靈的孤寂卻是永恒的。在同游者中，只有吳武陵與作者的經歷相似，但他后來被赦放，沒有作者的處境艱難。因此，同游的其他人沒有作者的人生經歷，也無法切身感受到他內心的傷痛與苦楚，因此作者才會感到“寂寥無人”。

2.人生境界不同

人生境界不同，交往主體的“文化”和“個性”便出現差異，人物就難以達到心靈的溝通。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即為這樣的世界，主體間交往形成的這個世界，一方面是所有意義的源泉，作為一種背景性的知識而存在，另一方面，生活世界在某個時候某個主體又是我們認識的對象，“既是我們認識的背景又是我們認識的對象”。因此，一方面，交往行為要把生活世界的整體性作為前提；另一方面，“交往行為的各方面要由交往活動參與者的生活世界的各個部分表現出來”。[4]主體在交往的過程中，“生活世界”的各個要素會顯示出來。主體的人生境界影響著“生活世界”中的“文化”與“個性”的形成，主體之間人生境界的差異，會使得人物的“生活世界”出現差異，從而難以進行理想的交往行為。

柳宗元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無疑是當中文學素養最高的，他的境界和其他人的境界自然不同。作者看到景物能夠觸發自身的情感，將自己被貶黜的壓抑心理在自然美景和文字中能到疏解，但是這種疏解是暫時的。當作者坐在潭上環視四周時，看到了將自己包圍的竹樹，想到自己也被圍在困境中，小石潭的幽凄美與自身的凄楚心境產生了呼應，便心生感傷，感到“寂寥無人”。然而，生活的艱苦和政治的打擊并沒有使得柳宗元動搖自身立場，他在心中明確表示“雖萬受摒棄，不更乎其內”。因此，柳宗元所受的內心折磨不是他人所能體會的，思想難以達到相同境界，所以作者陷于個人的“寂寥”之中。

柳宗元內心的堅定可能與他從小養成的性格品質有關，從小他跟隨父親到處游歷，見證了老百姓在苛政迫害下的疾苦，養成了忠正的品格。即使受到身心的殘害，柳宗元并沒有采取消極厭世的態度，他選擇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大自然的美景上，用自己的筆尖記錄美好，表現一種釋然的狀態。他政治上的失意卻鑄成了文學上的成就，然而可能也正是這些文章屢屢觸怒龍顏，使他不斷遭到貶黜。在他的文字中，能感受到他身上的矛盾，一方面想要施展報復，另一方面有想身歸自然，寄情山水。迫于現實的原因，他只能不露鋒芒，將自身寄托與自然萬物之中，以求寬解，但他從未動搖內心對于理想的追求。在其他的同游者中，吳武陵、龔古、宗玄都同柳宗元一起被貶永州，但是他們沒有柳宗元儒釋合一的人生境界，難以與作者形成重合的“生活世界”，無法進入作者感受到的情境之中，因而作者的“寂寥”之感也是他作為文人的獨特體驗。

注 釋

[1]牛海彬，曲鐵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視域下的教師話語建構[J].外國教育研究.2010，37（5）：85.

[2]章國鋒.關于一個公正世界的“烏托邦”構想：解讀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153.

[3][德]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 1卷[M].曹衛東，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德]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 1卷[M].曹衛東，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