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視角下戴乃迭英譯張潔作品研究

盧佳秋

內容摘要：張潔是中國新時期文學重要代表女作家，也是研究“新時期文學”和“女性文學”不可忽視的作家個案。而英籍翻譯家戴乃迭在推動中國女性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慣常采用溫和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她的雙重文化身份和女性主義思想使其譯介活動呈現出獨特的風格。本文將以戴乃迭英譯張潔作品《愛，是不能忘記的》譯本及其副文本為例，分析戴乃迭在譯介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時運用的具體翻譯策略和對其作品給予的特別關照，旨在揭示戴乃迭英譯張潔作品對當今中國文學外譯的啟示。

關鍵詞：戴乃迭英譯 女性主義 《愛，是不能忘記的》 翻譯策略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領域一片繁榮，而此時西方女性主義思想也傳入中國，從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批新時期女性作家的作品備受關注。作為中國官方翻譯機構的外籍專家和主要翻譯人員，戴乃迭敏銳捕捉到女性主義思想對于中國女性文學的影響，她積極譯介了大量新時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推動中國女性作家走出國門，構建了新中國女性的話語權。

一.張潔作品及戴譯本的研究價值

1978年，年屆40的張潔以《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初登文壇，此后四十余年筆耕不輟，奉獻給讀者的作品有長篇小說6部，中篇小說12篇，短篇小說35篇，散文、隨筆、創作談等107篇，共計300多萬文字（黃樂平 2016：1）。張潔是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崛起的當代女作家，她以獨特的女性敘事話語和鮮明的女性意識進行文學創作，在“新時期文學”和“女性文學”研究中占據先導性的地位，她的作品《方舟》被廣泛認為是中國第一部女性主義文學作品。作為中國文壇唯一兩獲茅盾文學獎的文學宿將，她是新時期最早走向西方世界，傳遞中國改革新聲的先行者，其作品被譯成十數種文字，近30部譯本，在海外產生了很大反響。

改革開放這一階段，文學領域欣欣向榮，有識之士迫切希望將中國優秀文學作品譯介到西方。以國家機構為代表的翻譯群體在這一方面尤為活躍。在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英文版）和“熊貓叢書”譯介的作品中，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因其內容豐富和題材多樣廣受海外讀者矚目。作為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和“熊貓叢書”的專家和主要翻譯人員，戴乃迭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令人嘆為觀止。戴乃迭譯介多部女性文學作品在海外發行后，“在歐美引起極大的反響，刊物（《中國文學》）的貿易發行量顯著增長，文革中丟失的教授、學者和白領讀者又重新回來了”（趙學齡 1999：505-506）。除此之外，從“熊貓叢書”的重印本數量來看，以戴乃迭為代表的外籍翻譯家作品域外接受度明顯高于本土翻譯家作品，這與其翻譯質量和風格密不可分。

作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女性主義譯者，戴乃迭對中國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的特殊關注為世界了解中國打開了一扇窗，在其譯作與其他創作中體現出她強烈的女性意識和對中國女性主義的深度思考，展現了獨特的譯介風格。戴乃迭作為張潔作品英譯的重要力量，對于其英譯張潔作品的研究，有利于解答中國對外文化交流中“如何將優秀的中國現當代作品向外譯介，將中國作家推向世界，樹立中國應有的文化地位（陳嵐 2008：158）”這一重要課題。本文以張潔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戴譯本為研究對象，從翻譯選材、副文本因素以及譯文等內容出發，分析戴乃迭在譯介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時運用的具體翻譯策略和給予的特別關照。

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與戴乃迭譯介活動

上世紀80年代末蓬勃發展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緣起于女權運動中政治板塊對女性話語與身份地位的訴求（隋曉冰 宋馨培2019：42）。隨著西方哲學語言論轉向和譯學研究“文化轉向”的提出，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逐漸嘗試將文化因素注入到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實踐中，開始從文化角度審視翻譯研究。在此背景下，20世紀70至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發展經歷了第三次浪潮，女性主義者抨擊語言中的性別歧視現象，并提出在翻譯領域和實踐中同樣存在著嚴重的性別歧視問題，呼吁“女性必須獲得語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須從語言著手”（Simon 1996：8）。與此同時，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理論的成熟發展，使得加拿大女性主義譯者及翻譯批評家首先提出將女性主義思想與翻譯實踐相結合，以一種嶄新的視角去看待翻譯，為女性服務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應運而生。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將翻譯視作一種改寫，摒棄了原作/譯作，原作者/譯者之間二元對立的羅格斯主義，挑戰了男性的話語控制權。在長久的“忠實”原則主導下，譯者一直處于作者的從屬地位，這和女性一直是男性的附庸觀念相類似。因此在翻譯領域，譯者只得依靠非正常手段夸大讀者面，拓展自己的聲望（周紅民 程敏 2012）。美英女性主義學派代表人物費拉德（Luise von Flotow）對“忠實”重新解讀，她坦言作為女性主義譯者，大可憑借自己對原著的剖釋進行改寫（Flotow 2014：34）。雪莉·西蒙（Sherry Simon）主張譯者以重讀、重寫與“婦占”（woman-handle）等手段力圖張揚自己的聲音、塑造自己的身份、進而實現原文與譯作的共生以及作家與譯者影響的同比擴大（Simon 1996：87）。翻譯因此成了譯者和女性主義作者共同參與的女性主義項目。

費拉德總結女性主義翻譯實踐中最常見的三種翻譯策略是“增補”、“劫持”、“添加前言和腳注”。在女性主義策略中，增補即譯者在解讀文本隱喻的前提下，補償目的語讀者因文化差異等導致的語內所指缺失，自覺增添文本的女性主義氣質和意識?！敖俪帧笔侵缸g者根據本人的主觀邏輯判斷對原文中不符合女權主義觀點的內容進行修改或刪除，使其具有女性主義傾向。通過添加前言，譯者向讀者交代原文故事背景、作者創作風格、翻譯策略等增補信息；通過添加腳注，補償女性的聲音，深化譯文女性特質。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于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傳入中國，經歷了譯介、理論研究、翻譯實踐應用的階段。雖然中國并沒有真正經歷過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但其與西方在政治上構建的性別差異存在內在一致性。幾千年男權、父權社會的歷史使得女性附庸于男性的思想內化為中國婦女的無意識自覺。新中國成立后，“男女都一樣”“女性能頂半邊天”的口號將女性中性化和陽剛化、追求男性成就的事實美化為男女平等的幌子。隨著城市經濟改革的進行，男女實質上的不平等開始顯露出來，讓女性從男女都一樣的迷霧中清醒過來。許多女性作家的主體意識萌芽，通過創作為女性發聲。張潔是伴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女性作家，她的《方舟》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女性主義作品，為女性發出了吶喊，而作品中不成熟的女性主義意識促使女性譯者關注并翻譯她的作品。

女性主義譯者戴乃迭迎合時代需求，在翻譯選材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通過《中國文學》譯介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女性作家作品，如丁玲、張潔、諶容、王安憶等，受到了海外讀者矚目。同時，她又通過“熊貓叢書”譯介女性作家作品和作品集。戴乃迭譯介張潔作品實則是將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品翻譯到西方主流話語中，如何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避免女性作家作品在男性主導話語權的西方社會中被淹沒是戴乃迭無法逃避的問題。戴乃迭的雙重文化身份使得她能夠深切了解中國女性的現實生存困境，又能夠關照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閱讀期待。而她的女性譯者身份促使她通過本土化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幫助二元對立中的弱者發聲，向西方揭示中國文化的真是面貌。

三.戴譯《愛，是不能忘記的》：女性主義彰顯之場

改革開放以來，一批具有先進意識的女性作家已經顯示出了女性創作的特征，她們關心女性的精神需求，反映女性的真實生活，呼吁時代的理解與關注。張潔是八十年代女性作家的典型代表，她的作品展現了文學寫作中女性主體意識的復蘇。但于冬曄（2003）指出，漫長的男權文化已經使女性的歸屬意識內化為女性的一種無意識，她們還習慣把個人悲劇隸屬于社會政治的悲劇，沒有進一步探索女性現實處境的根源問題。因此，有女性批評家認為張潔對女性主義懵懂無知，只是經驗式地把握中國式女性主義，其作品中呈現的女性主體意識尚且朦朧。

張潔的代表作《愛，是不能忘記的》，是作者對傳統愛情婚姻觀進行思考的“反思文學”作品，在張潔的創作歷程和新時代文學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原作通過一位名叫珊珊的30歲未婚女青年對已故母親的回憶揭開了鐘雨與老干部“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愛情悲劇。該作品誕生于新時期女性寫作初期，女性主義主體意識復蘇階段正是“從她們不能很好地在女性的社會角色和妻性、母性的家庭角色之間保持平衡開始的”（于冬曄 2003：52）。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下，戴乃迭通過嫻熟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運用，使譯文突出了人物的情感脈絡，凸顯了女性角色，強化了原文女性主義色彩，從而呈現出與原作不同的風貌。戴譯本經由《中國文學》發表，后又同其他戴乃迭獨譯的張潔作品被收入“熊貓叢書”的《張潔小說選》，受到海外讀者喜好。

1.增補

增補是帶有補償色彩的常見女性主義翻譯策略，譯者需要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還原隱喻，橋接目的語讀者的知識斷層。增補的內容會更多的體現女性主義的價值觀念，從而使這個局部細節打上女性主義烙印。戴乃迭在英譯張潔作品時，會有意加入一些女性主義的表達或思想，使原文的隱含意義顯性化，增強譯文的女性主義色彩。

例1：“媽媽，你這是為了誰？”我驚恐的問她?！盀橐粋€親人！”然后怕我受驚似的解釋著，“一個你不熟悉的親人！”

戴譯：“For whom are you wearing that， Mother？” I asked anxiously. “For my lover，” Not to frighten me she explained， “Someone you never knew.”

例2：我們曾經相約，讓我們互相忘記?？墒俏移垓_了你，我沒有忘記。

戴譯：We agreed to forget each other. But I deceived you， I have never forgotten.

例1中，“母親”在心上人（有婦之夫）去世后仍自我壓抑，隱匿真情。而戴譯將“親人”改譯為“lover”，使“母親”勇敢說出自己的愛。例2中，戴譯通過增補副詞“never”更為強烈地傳達了母親內心的愛意，兩處處理都凸顯了女性角色的內心情感，增強了女性主義色彩。

2.劫持

劫持是女性主義譯者對原文非女性主義部分進行的改動。不同于增補，劫持策略可能會在原文的中性表達中強行嵌入具有女性主義色彩的表達。在眾多女性主義翻譯策略中，劫持是最飽受爭議略，旦同樣也被激進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是彰顯女性主義譯者介入最明顯、最有力的策略。與西方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相比，戴乃迭的女性觀是一種溫和且積極向上的女性觀（朱云會 2021：41），因此她在譯文中的“劫持”相對溫和很多，由此對其塑造的中國女性作家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產生了一定影響，這一點在下面的例子中可見一斑。

例3：你去了。似乎我靈性里的一部分也隨你而去了。

戴譯：You have gone. Half my soul seems to have taken flight with you.

例4：幾十年風里來、雨里去，他們可以說是患難夫妻。

戴譯：For years， as man and wife they lived through hard times.

例3中戴乃迭將“靈性里的一部分”改譯為“half my soul”，更強烈地刻畫了母親對真愛離世的悲傷，強化了原文女性角色的感情色彩；例4中，戴乃迭將“夫妻”譯為“man and wife”而不是“husband and wife”，對于原文男女雙方來說，同樣是沒有愛情的婚姻，女性的身份是“wife”，男性的身份卻稱不上“husband”，這處細節的改譯，強調原文的女性角色。這兩處處理塑造了溫柔堅韌、情感充沛的女性形象，與傳統女性自我壓抑的刻板印象形成鮮明對比。

3.前言與跋

前言和腳注是很常見的翻譯策略。女性主義譯者在其中交代原文的故事背景、作者的創作風格，闡明翻譯標準、翻譯意圖等內容，引導目的語讀者形成前景化閱讀。戴乃迭在譯介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時最常見的介入和調整就是撰寫原創性譯者序，即對副文本的操控。李歐梵認為“在閱讀了‘熊貓叢書的一些譯本后，最好的翻譯還是出自戴乃迭之手”（Lee 1985：566），原因在于戴乃迭和原作之間有著親密的關系。戴乃迭的雙重文化身份，使得她不僅對作品有著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對作者也有深入的了解和共情。在譯介張潔作品時，戴乃迭總會撰寫詳實的譯者序來介紹作者及作品的相關內容，為讀者提供翻譯活動產生的社會環境，幫助他們了解原文創作背景，塑造原語文化形象?！稅?，是不能忘記的》譯者序中，戴乃迭詳細介紹了張潔的生活現狀、受教育情況、婚姻狀況、創作主題，并描述了當時的中國社會現狀和張潔其他作品的社會反響，從中不難發現她作為譯者對原作的個人感悟，進而窺見其翻譯目的、動機等內容。戴乃迭通過譯者序引導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和理解，進一步形成前景化閱讀，并試圖通過流暢優美的譯文和豐富的副文本因素，使中國文學作品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也能夠被接受和喜愛。

《愛，是不能忘記的》由于篇幅較短且語言便于理解，譯者在譯介時并沒有增添腳注來輸入額外信息。但譯者在書后加入了由原作者張潔創作的另一作品《我的船》，作為作者介紹和全書的跋。文中運用“船”的意象表達了張潔在歷經磨難后依舊堅守對美好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從《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柏拉圖式愛情到《我的船》中悲涼的宣言：“女性是人不是性”，都是一定程度上對男權社會中物化女性的抗議。

20世紀女性主義與翻譯的結合為譯學研究開辟了一個全新的“譯者性別”視角。戴乃迭的女性文化身份使其對中國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給予了充分關注，她秉持一種溫和的女性觀，在譯介時采取相對積極靈活的翻譯策略，如“增補”“劫持”“增添前言和跋”等，以提升譯文的女性主體意識，增強女性主義色彩。而她的雙重民族文化身份使她能夠在充分理解同情原文的基礎上，盡可能滿足目的語讀者的閱讀期待，使譯文為女性發聲，因此譯介也取得了相對理想的傳播效果。

參考文獻

[1]Flotow， von L. 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2]Lee， L.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A Review Article[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5，44（3）：561-567.

[3]Simon，S. 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 London：Routledge，1996.

[4]陳嵐. 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英譯研究概述[J]. 湖南社會科學，2008，（03）：158-161.

[5]黃樂平. 外國文學影響與張潔小說創作[D]. 湖南師范大學，2016.

[6]隋曉冰，宋馨培. 漢英翻譯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探索[J]. 上海翻譯，2019，（04）：42-47.

[7]于東曄.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D]. 蘇州大學，2003.

[8]趙學齡. 翻譯界盡人皆知的一對夫婦——記楊憲益、戴乃迭[A].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回憶錄[C]. 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502-508.

[9]周紅民，程敏. 論譯者隱身——一個社會性視角[J]. 上海翻譯，2012，（04）：18-22.

[10]朱云會. 戴乃迭英譯中國文學作品研究[D]. 南京師范大學，2021.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