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931至1943年英美遠東政策的對華影響

摘要：“九·一八”事變至太平洋戰爭期間，遠東地區的國際秩序經歷著深刻而又復雜的變化，集中表現在大國關系的重組以及地區秩序的瓦解與重建。以珍珠港事件為節點，珍珠港事件前，英美對日本采取了放任和縱容其侵略的綏靖政策，甚至不惜犧牲中國等主權國家的合法權益，具有強烈的大國沙文主義色彩；珍珠港事件后，英美兩國與中國結盟抗日，由英美通過犧牲中國利益的綏靖政策引發的戰爭惡果，最終由英美通過聯合中國抗戰來解決。英美的遠東政策調整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大國崛起的機遇，中國最終在遠東地區大國博弈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遠東戰爭；綏靖政策；對華影響

中圖分類號：K2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16-0145-04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Far East witnessed profound and complicated changes between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nd the Pacific War， mainly manifesting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elations among great powers and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Taking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as a node， before it，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dopted an appeasement policy of conniving Japans aggression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overeign states such as China， which has a strong flavor of great power chauvinism. After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lied with China in resisting Japa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Brit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peasement policy at the expense of China s interests， were finally resolved by thei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resisting Japan. The adjustment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ies objectively provided China with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ise of a major power， and China ultimatel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game of major powers in the Far East region.

Keywords： Far Eastern War; appeasement policy; impact on China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遠東體系的主導者是英、美、日三個大國，而遠東問題的核心又在于中國問題，既包括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和利益矛盾，又包括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命運。在1931年后十余年中的英美遠東外交上，中、日兩國是影響它們決策的首要對象和關鍵要素，而英美對中、日兩國政策的調整和轉變又深刻影響著遠東國際形勢的發展。

一、英美兩國的遠東綏靖政策

（一）李頓調查團與史汀生主義

20世紀30年代，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不斷發展，對外擴張野心日趨膨脹，并逐步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最終形成了遠東戰爭策源地。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曾向國際聯盟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1920年1月10日—1946年4月18日）：簡稱“國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國際組織。根據作為《凡爾賽和約》第一部分的國聯盟約，于1920年1月10日隨《凡爾賽和約》生效而宣告成立。先后有63個國家加入。提出申訴，要求制裁日本侵略，同時照會英美等國盼其主持正義，對日本的侵略行動予以勸告或干預。由英國代表李頓為首的國際聯盟調查團在前往中國調查事變后，承認了中國對東北地區的主權，日本在事變中是侵略的一方，日本對東北的占領違反《九國公約》和《國際聯盟盟約》。但是調查團又提出“將中國東北地區國際化，由各大國共管”的主張?；诓粷M日本獨占中國東北、但仍然對日本抱有緩和的、幻想的復雜心態，英美等國在事變前期對事變采取了消極觀望的態度，沒有采取任何切實行動來制止日本侵略。

1932年，在日本占領錦州后，美國對日本的擴張產生了警惕。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在對中、日兩國的照會中對日本發表措辭強硬的公開聲明，“凡違反《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而訂立的條約和協定，及由此而造成事實上之局面，損害美國條約上之權利，包括中國之主權獨立或領土與行政完整以及‘門戶開放政策者，美國政府皆不能承認”［1］，后世稱之為“史汀生主義”。這是“九·一八”事變后國際社會首次對日本武力侵占中國領土進行的公開譴責，客觀上是美國外交思想的一個進步，對中國抗日的民心和士氣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但是，由于英美等國未采取進一步有效行動制止日本的侵略，“史汀生主義”最終只是“虔誠的幻想”［2］，不僅未能遏制日本在遠東的擴張，反而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使得國際社會喪失了在日本開戰之初就制止侵略戰爭擴大的最佳時機。

（二）“遠東的慕尼黑陰謀”

1937年“七·七”事變后，英美兩國為避免卷入對日戰爭，企圖犧牲中國利益，與日本達成妥協，因而對日本采取了綏靖政策。具體表現為：

1.1937年，國際聯盟《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要求中、日兩國停止戰爭行動，但未明確日本是侵略的一方，中國是被侵略的一方，英美等國拒絕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中國在會上提出的請求國際援助的訴求也未得到討論。

2.1939年，英國與日本簽訂了《英日一般協定》，英國通過承認在華日軍的戰爭行為和對占領區控制的合法性，換取日本對英國在華特權的讓步，這標志著英國推行的對日綏靖政策達到了頂峰。

3.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的兩年里，美國出口日本的物資分別共計28 855.8萬美元、23 957.5萬美元，其中戰爭物資分別占58%、67%［3］。1939年，日本年度進口石油總量的90%仍然來自美國［4］。由于這一系列通過犧牲中國利益與日本達成妥協的政策與同一時期英、法在慕尼黑會議上通過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換取納粹德國的妥協相似，因而被認為是“遠東的慕尼黑陰謀”。

二、英美對日綏靖政策的破產

（一）日本“南進”策略對英美的威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法西斯勢力在全球的擴張進入高潮。日本先后兩度發動長沙會戰，但均遭到中國軍隊的有力抵抗而未達到預定的戰略企圖，戰線的擴大和戰時的拖延使得日軍在中國戰場一籌莫展，戰略資源供應受到極大威脅，這些情況迫使日本對侵略擴張的主攻方向進行重新研究。

1940年，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決定利用法國淪亡、德國席卷歐洲大陸的有利時機，集中政治軍事的綜合力量，盡一切手段“迅速迫使重慶政府屈服”，同時伺機使用武力“解決南方問題”，建立以日“滿”華為中心，包括印度以東、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北地區的“大東亞共榮圈”。至此，日本正式確立了南進策略［5］，將繼中國之后的下一輪進攻目標指向東南亞和澳大利亞，意圖奪取當地盛產的石油、錫、鎳、鋁礦砂等礦產能源和開采設備，以及橡膠、水稻等農產品，以維持在中國戰場的持久戰爭的所需資源。同時，日本軍方希望通過在軍事占領的行動中借由反殖民宣傳，令東南亞民眾與日本合作，借此把侵略范圍由中國擴展至整個亞太地區。

（二）英美對日談判的破裂

1940年，日本武裝占領法屬印度支那，邁出了武裝占領東南亞地區的第一步。英美隨即凍結了日本在兩國的資產，美國宣布停止對日本出口鋼鐵和石油。日本失去了戰爭物資的進口渠道，急需借由占領遠東地區的英美殖民地，進一步掠奪資源維持侵略戰爭。而一旦日本完成了對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的占據，英美兩國本土與遠東殖民地的經濟、交通和軍事聯系將被切斷，進而失去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因此日本的向南擴張已經觸及了英美在遠東地區的根本利益，雙方自此走到了戰爭的邊緣。

1941年3月至12月，美日雙方舉行了60多次秘密會談，美國企圖在犧牲中國部分主權的基礎上，用外交手段制止日本對美國的進一步侵略。日本堅持按“善鄰友好、聯合防共、經濟提攜”的“近衛三原則”解決中國問題，并保留在太平洋地區行使武力、稱霸這一地區的權利［6］，這與美國要求日本禁止使用武力改變太平洋地區現狀的原則完全對立。由于雙方談判南轅北轍，美國最終向日本提出日本必須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兵，承認重慶國民政府，美日互相解除資產凍結等要求。英國也對日本提出了日軍撤出中國、廢除德意日三國同盟、不得承認重慶國民政府以外的中國政權三個條件。日本視此為最后通牒，加緊準備對英美宣戰。12月7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在經歷了10年的局部戰爭后，戰爭發展成為全球性的軍事沖突。至此，“遠東的慕尼黑陰謀”徹底破產，英美的遠東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決心由綏靖政策轉變為聯合與援助中國等抗日國家，共同對日作戰。

三、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英美對華政策的調整

（一）緬甸戰場中英聯合抗戰的失利

太平洋戰爭開戰僅半年，日軍迅速占領了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一帶。在戰局極度不利于盟國的形勢下，緬甸成為了中、英、美三國軍力所能共同直接接觸日軍的唯一地區。但由于英軍戰前狹隘的殖民思想和消極的抵抗策略，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時已經錯失了保衛緬甸的最佳時機。在曼德勒和密支那相繼失陷后，中國遠征軍回國的通道被日軍切斷，被迫兵分兩路撤往滇西和印度。緬甸的失陷使得中印緬戰場的形勢急轉直下，日本不僅成功打開了西攻印度的大門，而且乘勝向滇西發起進攻，并將戰線推進至怒江西岸，原本作為抗戰大后方的云南頓時暴露在了日軍進攻的正面方向，滇西戰場變成了抗擊日軍的前線，擔負起了保衛云貴、拱衛川渝的沉重壓力。兩年多的時間里，日軍徹底控制了滇緬公路，封鎖了盟軍援華的最后一條國際補給線，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航線”成為盟軍唯一可用的對華補給線，中國抗戰的戰略物資供應出現了巨大的缺口。

中英兩國在緬甸作戰上的失利，是英國政府“先歐后亞”的戰爭策略和殖民主義傳統的產物。英國認為收復緬甸須動用海軍，但英國海軍希望集中所有力量應付歐洲戰事，因此不僅對遠東戰場的重視遠不如對歐洲戰場，而且也缺乏有力的機動作戰力量，這些因素使得英國無力兼顧緬甸。而美國又有在戰后解放殖民地的意圖，英國想到戰后緬甸終非己有，打通緬滇公路實際得益者是中國，因此對中國戰局不甚關心，亦不愿為打通滇緬公路而戰，在收復緬甸的安排上趨于消極和保守。

（二）中美、中英新約的簽訂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和英國磋商，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在心理和政治上有益于彰明聯合國家所持之正義，這將是對中國的具體援助，并將因此增強中國抗戰的決心?！保?］

1943年，美英兩國先后同中國改訂新約，兩國宣布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租界及航行等一系列特權。新約并非是完全平等的條約，如英國不愿放棄舊的殖民主義思想，拒絕交回九龍和香港；而美國有意通過同中國訂立新約扶持國民政府，將中國作為穩定亞太地區、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主要盟友，同時為戰后美國在中國進一步攫取經濟政治特權提供余地。盡管如此，中美、中英新約仍是中國堅持長期抗戰、牽制日軍主力的結果，它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司法主權逐漸喪失的局面，為戰后中國以大國身份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創造了重要的法理依據。

（三）美國對中國入列“四強”的支持

1943年，二戰形勢出現了有利于同盟國的轉折。美國總統羅斯福出于戰時和戰后國際戰略的考慮，有意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但在戰后局勢的展望方面，英美兩國在對中國的安排上存在根本分歧。英國首相丘吉爾希望在戰后建立由英美兩國主宰的世界秩序，不愿看到中國成為戰后世界聯盟中的關鍵成員。而羅斯福設想的戰后世界秩序是結束舊殖民主義在國際上的統治，由美、英、蘇、中四國一起掌舵，認為“在解決世界性問題時，需把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同等看待”［8］。最終由于美國的堅持以及中國在抗戰中的重要角色，中國以世界主要大國的姿態參與了這一時期的重大國際事務。

1943年10月，美、英、蘇、中四國在莫斯科舉行四大國外長會談簽署了《四國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這是同盟國首次以共同宣言的形式提出關于建立聯合國這一國際組織的想法，中國作為同盟國“四強”之一以及作為籌建聯合國的組織發起國地位得到了正式確立，中國正式成為戰后集體安全體系的一員。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會議，會議通過了《開羅宣言》，明確了日本須歸還自1895年來武力侵占的中國領土，充分尊重了中國對東北和臺澎地區的領土主權，是戰后處理日本問題的重要法律依據之一。開羅會議的召開是中、美、英三國領導人戰時合作的巔峰之舉，也是唯一一次中國參加的同盟國首腦會議，它是近代到二戰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大提高的標志，中國在會議上被安排為盟國的重要成員，并將在戰后國際事務發揮廣泛作用。

四、結束語

在日強中弱的遠東形勢下，日本發揮了主動促使英美調整外交策略的作用，日本的每一步擴張行動都會引起英美相應的反應。由于作為受侵略的中國綜合國力較弱，不足以左右英美在遠東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上的決策，英美對華政策實質上是作為英美兩國對日政策的補充，無論是在戰火波及自身之前通過犧牲中國來縱容日本侵略，還是在卷入戰爭后通過有限的援華來抗日，其政策均意在同日本爭奪在遠東地區的利益。英美通過先放任日本侵略并削弱中國，再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援助和扶持中國，最終強化了國民政府對英美兩國的依附。

中國通過自身的抗戰和外交努力，在“九·一八”事變后的10年內將英、美兩國團結在了抗日的旗幟下。英美的綏靖政策最終不僅沒有達到漁翁得利的目的，而且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最終將戰火引到了英美自身。而為了打敗日本，保全在遠東的既得利益，英美又不得不與作為此前抗日主力的中國結盟，并通過放棄在華特權、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等一系列措施來保證中國對日作戰的力量。因此，英美的遠東政策調整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大國崛起的機遇，中國最終在這一時期遠東地區大國博弈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20世紀30、40年代英美兩國的遠東政策對遠東局勢和中國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響了當時中日關系的走向，又加速了舊殖民主義在東亞和中國的統治的結束，開啟了中國在世界新秩序重建中作為大國重返國際舞臺的時代。

參考文獻：

［1］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輯［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476.

［2］BIN CHENG.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87.

［3］THOMAS ARTHUR BISSON.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31-1940［M］.Los Angeles：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85.

［4］IRVINE H ANDERSON JR.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1933-1941［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224.

［5］K. R. HOWE，ROBERT C.KISTE，BRIJ V.LAL.EDS.Tides of History：Th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154.

［6］臧運祜.從“廣田三原則”到“近衛三原則”：抗戰爆發前后日本對華政策的“表”與“里”［J］.社會科學研究，2011（5）：148-160.

［7］RICHARD. W. LEOPOL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J］.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58（4）：763-765.

［8］胡波.從同情到同盟：美國與中國的抗戰［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165-168，157.

作者簡介：楊鴻程（1998—），男，漢族，云南楚雄人，單位為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邊疆學。

（責任編輯：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