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求真：在還原歷史與認知現實之間
——由傅光明的現代文學研究說起

邵寧寧

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界，傅光明要算是一位頗有個性的學者。他的學術活動，涉及許多不同的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與流行的學院派作風有所差異?？梢哉f，在他身上集成了現代學人的多種身份——作家、學者、編輯、翻譯家、文學活動策劃者等等。而就下面所要談到的一切而言，我更愿意將他看作一個現當代文壇的切近觀察者與研究者，當代中國文學“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實踐者，一系列作家生平疑案的提出者和破解人，所有這一切，總終似乎都可以歸結于一種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思想情感復雜性的獨具特色的探究。即此而言，討論傅光明的文學研究，既可加深對他學術個性的認識，也可為反思當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視角、方法，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分析樣本。

一、文學研究的獨到目光與開闊視野

傅光明現代文學研究的獨到之處之一，首先就在他的研究視野及研究方法。在當代中國的學術版圖中，有一類獨具特色的人物，像李輝、林賢治、丁東、韓石山、謝泳、陳徒手、邢小群、楊鍵、傅國涌，甚至早期的孫郁，他們本來都是編輯、記者、作家，職業上的便利使其獲得了尋常學院學者不易獲得的視野和材料，出眾的寫作能力，又使他們的研究能夠在揭出事實的同時，獲得一種特別打動人心的力量。一個人研究些什么樣的問題，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式，固然與他的個人性情、趣味有關，但也常常決定于他的經歷、際遇。當這一切凝結成一種學術個性，則無論對他，還是他所從事的事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傅光明來說，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應該是對其一生都有決定意義的事，而更重要的則是其與作家蕭乾的相遇。

蕭乾是帶他走上文學之途的引路人。他受惠于蕭乾的，或許不僅有其開放的思想視野和廣泛的文壇人脈，而且有其略帶記者風格的研究方法。正是因為蕭乾，他一開始就接觸到了許多人不易接觸到的現代作家，并且切近地了解了他們的內心世界；正是因為蕭乾，他也較早地接觸到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自由主義傳統，并對之有了較為深切的了解；也是因為蕭乾，他的寫作不時帶上某種“行走”的特色，并且讓與其職業有關的“采訪”變得更有人文情味?；蛟S也是因為蕭乾，他成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同時，也成為一名翻譯家，并且較早闖入諸如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文學這類在當時還較少有人涉足的領域，通過與人合譯美國學者路易斯·羅賓遜的專著《兩刃之劍：基督教與20世紀中國小說》，對正在展開的相關領域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推力。舒乙早在20多年前即說過，他的成長之路是一條有特殊意義的路：“老老實實跟隨一位大作家，做他的入室弟子，就近學他的人品文品，必然有奇效?！雹偈嬉遥骸缎颉?，傅光明：《人生采訪者：蕭乾》，第2頁，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這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也非每個碰上了的人都能抓住，其中同樣有著令人深思的東西。

傅光明文學研究及文化活動涉獵之廣，其成果之多，常讓人有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還在許多年前，他曾將自己的工作概括為：“寫散文、評論、傳記、翻譯和編書”。這當然是沒錯的，實際卻不止于此。前面已說到，作為一名作家，他的文學研究，頗有文人氣味。除了學院式論文，他還寫作、發表過大量隨筆、書評，產生出遠超乎學院學術論文的影響。作為文學博物館館員和學術刊物編輯，多年來，除了較長時間實際主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編輯工作，他還先后編輯出版過為數眾多的現代文學選集、文集，如《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叢書》（13卷）《現代名家經典叢書》（1-6輯）《書海浮槎文叢》（執行主編）《中國現代才女經典文叢》《海外名家經典叢書》《學者小品經典叢書》（執行主編）等，數量之眾，影響之廣，令人驚羨。他還長期策劃主持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文學講演和文學活動，如后來結集為三十余冊的“在文學館聽講座”系列，便是他在文學館主持同名講座整十年的講稿或記錄稿的基礎上編輯而成，其內容，不但涉及眾多中國古典、現代文學名著，且進一步延伸到包括歷史、文化、藝術的更為廣泛的領域。由于主講者多為他精心挑選的不同領域代表性的學者，講座從一開始就受到社會廣泛歡迎，甚而啟迪、影響了后來央視“百家講壇”節目的策劃制作，講稿結集成書后，社會反響更為熱烈。

1990年8月由臺灣智燕出版社出版的《人生的采訪者——蕭乾評傳》，是他第一本書，也是繼李輝1987年出版的《浪跡天涯：蕭乾傳》之后頗得傳主認可的又一蕭乾研究力作。蕭乾是他文學生活的引路人，同時也是他最先著力的研究對象。就像深知他為人與為文的鄭實所說，寫這本書時的他，“深受蕭乾身上自由主義思想的熏陶，但也冷靜地洞悉他身上中國文人式的典型弱點。正是這種客觀的態度，使他筆下的蕭乾達到了一個復雜的、豐富的人的高度”，避免使它像當時流行的許多傳記一樣“索然寡味”②鄭實：《他的文和人（代序）》，傅光明：《書生本色》，第5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這之后，他還寫過關于蕭乾好幾本書，同時還編輯、編選了包括《蕭乾全集》（10卷）在內的許多相關文本，并將蕭乾1942年和1944年的英文著作《苦難時代的蝕刻》《龍須與藍圖》譯成中文出版。

因為親近蕭乾，又任職于中國現代文學館這樣一個單位，使他的文學研究涉及面既廣，又多有許多尋常人難以掌握的切近體驗與了解?，F當代中國的作家中，讓他著迷并花費了不少筆墨的，還有不少。像對凌叔華，他不但完整翻譯了她的英文自傳體小說《古韻》，還斷續編寫過不少像《凌叔華：古韻精魂》這類論著，為這位現代文學早期著名女作家重回讀者視野做出不小貢獻。對林海音這位出生于北京、又在臺灣文學發展中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作家，他編輯撰寫了包括《林海音文集》（5卷）和《林海音：城南依稀夢尋》在內的不少書籍文章，為大陸讀者進一步了解這位作家提供了更多途徑。對冰心，對徐志摩，對朱自清，以及更多的人，他也都做過不少這樣的工作。這一切，雖然并不全都具有突破性的學術意義，但從形塑中國當代文化生活來看，也有不容低估的意義。

二、“口述史”研究與文壇謎案破解

在當代中國，傅光明是最早采用“口述史”方式研究老舍的人之一。他的口述史研究，涉及內容相當廣泛，既有對蕭乾、老舍這樣的歷史人物生平問題的探尋，也有對當代文壇的一些領潮人物的切近采訪。譬如2005年出版的《生命與創作 ： 中國作家訪談錄》一書，收入了他對周濤、余秋雨、余光中、龍應臺、張抗抗、葉廣芩、李銀河、陳丹燕、劉心武、鐵凝等不同類型的十位作家的采訪，以一種頗具現場感的方式記錄了包含在這些“過去的聲音”里的“只屬于個人的多元、復雜、深邃的精神世界”，在呈現這些作家的“真性情”的同時，為當代文學文化研究，留下一份有意思的思想史資料①傅光明：《生命與創作：中國作家訪談錄》，第3頁，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

他從事老舍研究，用力最多的地方之一是有關老舍之死的考察。作為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老舍之死，具有多種復雜的意涵。這不僅是一個疑義叢生的事件，且輻聚著20世紀中葉中國社會復雜的政治、社會、倫理、人性問題。在傅光明看來，僅就“八二三事件”發生的具體過程來說，老舍之死就是一場歷史的“羅生門”。幾十位敘述人在講述具體細節時，存在著不可思議的言人人殊?！半S著時過境遷，歷史的當事人可能調整了心態?？赡芤驗楫敵踝约核幠莻€歷史事件當中的角色和立場的不同，到今天重新建構記憶的時候，便很自然地將它重新編排了?！睆?993年開始追蹤采訪，他十余年間調查訪問了20多位當事人，先后出版了多本采訪實錄和研究著作，從不同角度，不斷深入老舍研究的這一復雜領域，努力還原老舍自殺前后涉及的一些人和事，為老舍研究中的一個難點問題的解決提供可信的證據；并力圖從一個個案，“看到歷史的豐富性、多面性、復雜性和過程性”。就如有學者在有關“口述史”的對話中所指出，他與鄭實進行的這項研究，“把握住了‘老舍之死’作為一個歷史意象的象征意義”，挖掘出了老舍之死在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復雜歷史內涵。在方法上，也“更接近西方那種嚴格意義上的口述史學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內容之外，還有大量相關的歷史檔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說明當時歷史情景的其他材料”，從而“構成了完整的歷史記憶”，“其方法和視角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都有啟發意義”②丁東等著：《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第263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老舍之死是由復雜的因素造成的，既有大的歷史背景，又有個人生活和性格中的許多長期存在的因素。如何說清這一切，一直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梢哉f，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歷史與現實、事實與意義的復雜纏繞?；\統地將這一事件看成一種時代錯誤，固然不免失之簡單、膚淺；過于強調這一事件中的種種細節和偶然，同樣有可能造成歷史責任的錯置或虛懸。主張寬恕與和解固然是老舍在《龍須溝》中就已表達過的主張，然過分寬恕一些不該寬恕的人和事，也有在將人的注意力從歷史反思和批判引開的同時，使有關的研究喪失其通過吸取教訓，防止歷史重蹈覆轍的意義。

對于“口述史”研究的學術意義，常常有人或隱或顯地表示懷疑。然而就如有學者在討論這一現象時所說的，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者成百上千，為什么讀者偏偏青睞這類的文章？“以前人們研究作家，主要是研究其已經公開發表的作品。公開發表的作品人人可以看到，人人可以議論，誰又比誰高明多少？不少學者嘔心瀝血寫出作家專論，也引不起幾個讀者的共鳴?！辈还苓@樣的看法有多少需要校正，其所指出的現象都值得深思。而在這次討論里，與另一位以寫作口述史著稱的學者陳徒手一起被討論的，正是鄭實、傅光明的《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①丁東等著：《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第261-263頁。。

類似的還有他對老舍是否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問題的考察。在他看來，這同樣是研究口述史“再好不過的范例”②傅光明：《口述史：老舍差點獲諾獎》，《文壇如江湖》，第24頁，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6。。因為有關這一問題的說法，同樣充斥著不少查無實據的傳聞和誤解，反映著當代中國復雜的文壇生態和世故人心。通過對這一傳聞產生經過的追溯，在抽絲剝繭地還原事態的同時，他還力圖揭出傳聞產生的根源及其文化意義。這無疑是一種嚴格尊重歷史的做法，然而在一些時候，在對老舍抱有無限熱愛的人看來，卻不免多少有點“煞風景”的意味。這就決定了，從事這項工作的困難，不僅需要耐心和細致，還需要直面真實的勇氣。

所謂“口述史”研究，在國內、國外雖然都有較長的形成歷史，但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應用，主要還是20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事。傅光明是最早著力于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在做著這樣的采訪時，他也在不斷吸收、借鑒、反思著這一領域理論、實踐所取得的成果，并將之應用到更多問題的研究中去③傅光明：《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長江學術》2008年第1期。。對于口述史的信實度及其應用相關問題，他寫過不少探討的文章，如《“口述史”未必是信史》《“口述歷史”就是信史嗎？》《口述史的意義》《口述史的發生》《口述史：歷史、價值與方法》，其中既有短小評論，也有系統論述。許多文章，僅從標題就可看出，他絕不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搬用者。

三、以誠摯的態度探觸作家情感世界的隱秘

的主要是他以《駱駝祥子》《月牙兒》為代表的那些為下層人民發聲的寫作；在另一些時候，注意更多的則是他以《二馬》《離婚》為代表的那些有著明顯的國民性批判主題的作品；還有一些時候，注意更多的，可能又是像《貓城記》那樣的寓言、《茶館》那樣的歷史悲喜劇。但無論如何，在更多時候，他都是被作為某個社會群體的代言人受到重視。要么是北京市民社會表現者、批判者，要么是京旗文化的隱性代表，要么是“人民藝術家”，要么是幽默大師、反烏托邦書寫的先驅。而很少真正觸及其作為一個內涵豐富的精神個體的復雜情感世界。即便偶然涉及老舍小說的抒情特點及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往往也只停留在比較表層的梳理，或簡單的贊美，而很少觸及其中比較復雜的感傷、哀痛等等內容。這樣的視角，難免刪減了老舍文學意義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有關老舍與趙清閣關系的探究，一向是老舍研究中不大容易著手的領域。盡管對于這兩位著名作家之間的感情糾葛，很早就存在一些傳聞，但因缺少切實的佐證及礙于情面的回避，已有的認識多陷于捕風捉影，或根據不足的推斷、猜想。不但無益于問題的解決，還可能造成對當事人及相關者的形象與情感傷害。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光有資料、證據尋找上的困難，還存在著不少研究觀念上的障礙。特別是在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的傳統之下，這個研究領域長期成為讓人望而卻步的地方之一。

傅光明的研究，自 自然然地接觸到了這樣的領域。2012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老舍》，由他與美國作家韓秀的通信寫成。本名Teresa Buczacki的韓秀，是一名美國作家。1946年生于美國，1948年來到中國，因其母親與趙清閣有親戚關系，一段時期內，其生活與老舍、趙清閣有著某些奇異的交匯。2009年11月，剛出版了《老舍之死口述實

傅光明老舍研究的另一著力點，是他對現代作家情感世界的研究。在現代作家中，老舍無疑是被討論得最多的人之一，但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些討論的內容也常被某些流行話語所限定。譬如在一段時期，我們看待老舍，注意較多錄》的傅光明經朋友介紹，開始與其通信。這些信件內容并不復雜，但卻透露了老舍晚年罕為人知的心境，而且也揭開了老舍、趙清閣情感糾結的隱秘一角。雖然只是一本小冊子，卻為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提供了一份相當珍貴的史料。該書出版后，針對可能產生的誤讀，我曾撰寫過一篇以《追憶：直面人性的復雜與哀痛》為題的讀后記，特別強調：由于事情本身的敏感性和其中所描繪的老舍形象超出了平常人們的了解，難免引起人們對它產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完全可能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對之做出不同的判斷，而中間也可能存在事實/想象、政治/文化、情感/倫理、世俗/唯美等完全不同的視角，但無論如何，其中涉及的卻決非通常意義上的“緋聞”。①邵寧寧：《趙清閣與老舍的情感“秘史”》（原題《追憶：直面人性的復雜與哀痛》），《南方日報》2012年3月25日。

對于文學研究中，以一種“索隱”的方式與態度去探究作家生活與創作中的某些隱秘，我曾頗表懷疑②參見邵寧寧：《魯迅詩作的屈騷情致與現實寄寓——兼論現代文學研究的索隱、考據及審美詮釋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1期。。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不該觸及和探究某些重要問題?！八麟[”的不可取，一在方法上的妄加揣測、捕風捉影；二在趣味上的低俗，思想上的平庸。倘若能立足理解之同情，以實證的方法，采誠摯的態度，掘發出無論對具體的人、事，還是更普遍的歷史、人性現象的深度理解可能，則同樣是十分有意義的事。不過，這又的確是一件需要很好地把握分寸的事。因為不論研究者有著如何嚴肅的態度，有關文人情感生活一些方面的論說，一旦被納入一種世俗化、市場化的語境，就難免面臨某種被娛樂化、消遣化的危險。細看傅、韓二人的通信，不難發現，盡管是私人通信，但談及有關老舍晚年生活情感的一切，雙方自始至終都在小心翼翼地維護著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決不讓它和某些庸俗的想象產生牽連。傅光明寫信給韓秀談及此事，以“美好與凄婉”為主題；韓秀則表示，希望有一日，這篇文章被編集成書時，可以“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舒慶春”的書名出版，因為“那更純凈、更親切、更有情義?！雹蹍⒁?010年1月16日傅光明致韓秀，3月22日韓秀致傅光明信。傅光明：《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老舍》，第30、39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不難看出，無論是追憶還是解說，突出的都是主人公那一種為物欲時代的人們所不易理解的純潔、克制和自持。同時也不忘指出，這畢竟只是“站在清閣姨一邊”的講述④傅光明：《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老舍》，第7頁。。然而，臨到該書出版時的被命名，以及它所產生的連鎖效應，卻都并不再這么簡單。就連我所寫的那篇小文章，臨到發表，也還是被人改題為《趙清閣與老舍的情感“秘史”》這樣一個充滿媚俗意味的名字。在這里，同樣有一雙看不見的市場之手在那里撩撥，使其產生出一些完全出乎本意的意義。而這也是現代文學研究在面對類似問題時，所可能面臨的共同境遇。熟知現代文學研究的人都知道，同樣的問題，也一再出現在諸如圍繞徐志摩、林徽音、凌叔華、郁達夫、郭沫若、沈從文、蕭紅、丁玲、茅盾，甚而魯迅的有關研究之中。

除了采用口述史的方法，與相關當事人通信是傅光明進入現代文學隱秘世界的另一有力途徑。正是經由通信建立起來的親密友好關系，傅光明得以揭開現代文學研究中另一些謎題。除了上面提到的，這里特別值得提出的還有他與作家凌叔華、陳西瀅女兒陳小瀅的長期通信，以及因之緣起促成的《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1945—1946）》的出版。不但為探觸陳西瀅、凌叔華情感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提供了難得的線索，同時為研究現代文學研究中這兩位長期遭受冷落的作家，提供了十分難得的資料。一些時候，甚至也為理解一些當代文學現象，如圍繞虹影小說《K》的爭議，提供了難得的深入途徑⑤參見傅光明：《 〈K〉案與司法公正》，《山西文學》2002年第5期；《 〈K〉案的來龍去脈》，《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12日；《虹影是在說謊嗎？》，《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26日；《虹影的謊言》，《中國書報刊博覽》2002年6月29日。。傅光明在這方面所做的嘗試，也是很可肯定的。在我看來，即便單就文體而言，《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老舍》也堪稱為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的典范。

四、立足具體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與命運

總體看來，在當代中國的文學研究版圖中，傅光明并不屬于那種僅僅從文獻中發掘事實、尋找意義的那類學者，他的現代文學研究，最有影響的部分，大都涉及對一些現代文學疑案的探觸和破解。這固然和他很長一段時間所從事的職業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和他所要研究的問題本身密切相關。知人論事是文學研究的基本要求，然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文人生活中，又的確存在著一系列的謎案乃至神話。這些謎案和神話，像蕭乾與郭沫若的恩怨、蕭乾與沈從文的晚年關系、凌叔華的異國情戀等，乍看似乎邊邊角角，實際卻常常包含著異常豐富的歷史和人性內容，在一些地方，久陷迷霧的事實一旦被揭開，除了給人一種渙然冰釋、豁然開朗的感覺，還可能引出人們對許多相關問題更深入的思考。譬如他與韓秀通信時提到的那個“隨時準備逃家的男人”主題①傅光明：《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老舍》，第24、31頁。，在我看來，就對理解現當代文學中的諸多作家生活現象，乃至理解作為“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許多人情感/行為的邏輯矛盾，具有十分耐人回味的意義。

我在《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老舍》讀后記中曾說，一方面“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代表之一，老舍生活、情感的每一細節，都已不再具有純然的個人生命意義”；另一方面，“所有的歷史記憶，都是特定角度的記憶”，因而希望“當所有直接當事人都已離世，事情的披露不再會對他們造成現實的傷害的今天，與其讓事情的碎片隨風傳播，不如請更多的知情人出來像韓秀一樣鼓足勇氣、打破沉默，以更負責、更客觀、也更尊重前人及人性本身尊嚴的態度，對這一切提供更全面的證詞?！雹谏蹖帉帲骸囤w清閣與老舍的情感“秘史”》，《南方日報》2012年3月25日。在那之后，的確又有史承鈞、陳子善等學者發表過一些有關的回憶和論說，不過，不可否認的是，由于歷史及現實的復雜性，在這一問題上，至今似乎仍存許多不便言說或說而未盡的地方。如陳思和先生所說，“當人們意識到人類的情感世界比道德世界更崇高更重要時，像老舍跟清閣先生之間的事情，也就沒什么好遮蔽的了?！雹鄹倒饷鳎骸稌攀澜缋锏内w清閣與老舍》，第24、31頁。這無疑是歷史的必然，而說到具體問題，卻仍然只能等待材料的進一步發現和思想的進一步解放。

必須看到的還有，傅光明的研究，最終并不停留在這樣一些具體細節的挖掘討論中，他所有的研究，一個最終的結果都指向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生活史的思考與探索?！独仙崤c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對這一切的一個總結。他是頗為認同德國學者耶格爾在《德國歷史中的回憶文化》有關“歷史就是為了未來而回顧往事”的說法的④傅光明：《老舍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第114、140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在這部書中，他不僅從史料中發掘辯證，指明了在“被授予‘人民藝術家’殊榮的老舍，與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作家老舍”兩者之間，并不僅存在著難以彌合的矛盾， 歷史視角下的兩者其實存在著內在的“和諧統一”，新中國成立后那個常常被“意識形態化”了老舍，骨子里其實并沒有全然失去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色”⑤傅光明：《老舍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封底。，而且還將問題的反思推及到1949年之后知識分子思想選擇的更廣泛的領域，通過對一系列有相似境遇的人分析、對照，進一步論述了這一代人的人生困難和他們的意義各不相同的懺悔意識，從而突出了“唯有不忘過去，才能作未來的主人”⑥傅光明：《老舍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第114、140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這看似平常，卻含義深厚的思想主題。就此而言，他所做的工作，在很多時候，與其說是單純地還原歷史，不如說還兼具研究當下中國世態人心的意義。

不過，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在他從事這一切研究的過程中，所據以切入的主要角度和方法，又的確是具體的。傅光明的研究所涉及的一些問題，譬如蕭乾與沈從文、蕭乾與郭沫若關系中的一些問題，圍繞著老舍之死、老舍獲諾獎提名傳聞，以及老舍、趙清閣情感糾葛，凌叔華的婚姻情感等問題，都不僅涉及學術研究中的真偽，且涉及某些泛意識形態認知和市場炒作中的東西。他所采取的研究立場和方法，具有明顯的解構傾向。

如前所述，傅光明有關文壇疑案的不少探觸，不時會招來一些來自不同方面的懷疑和誤解?！渡驈奈暮褪捛簭膸熒侥奥贰钒l表后，首先就有蘇仲湘撰文《也談沈從文與蕭乾之失和》，對他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實提出懷疑①據該刊編輯部編者按，寫出質疑文章的，還有田紀倫，因論據與蘇文一致，故未刊登，而只將其轉交傅光明本人。對這些質疑，傅在致《縱橫》編輯部的信中逐一做了說明。見王珞編：《沈從文評說八十年》，第330-339頁，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繼而，又有王蒙在《萬象》雜志發表《獻疑札記》，一方面稱“上一代的是是非非非我輩敢于置喙者”，另一方面批評有些研究在“時過境遷之后，以新的海內外Kitsch為標準，制造新的典型新的神話”②王蒙：《獻疑札記》，祝勇編選：《對快感的傲慢與偏見：中國讀書隨筆菁華》，第76、77頁，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針對這種疑惑，除了再度申明事實依據，傅光明還在《為王蒙先生釋疑》一文中，明確提出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陳述歷史是否一定要加裹上道德評判？”在他看來，“要是這樣，就不必再去研究什么史實了”。面對王蒙的質疑，他坦言“倘若‘置喙’是指道德評判”，那么他完全贊同王氏所說不去談“上一代的是是非非”的態度，“倘‘置喙’是指澄清事實本身，則不敢茍同”。他承認，“就文學而言，我喜愛沈還要超過蕭。但對人的評判不能只建立在想象中的‘崇高’樣子”，而其“所述史實，都是根據蕭先生的回憶及其提供的白紙黑字的資料寫成”，所要表達的也不過“不正常的意識形態把像沈、蕭這樣的作家文人給扭曲了”這樣的有著總結歷史教訓意味的認識。同時還不忘指出，類似的情況“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哪個又躲得過”，那種樹沈從文為“偉大的孤獨”的流行觀點，“本身就夾帶著強烈的道德傾向”③傅光明：《為王蒙先生釋疑》，《文壇如江湖》，第173頁。。這不正是對王蒙所說那種“以新的海內外Kitsch為標準，制造新的典型新的神話”的破解嗎？雖然只是從一個細小的角度入手，卻無意間揭開了新時期文學在現代文學上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問題。即此來看，王蒙當時的批評實際針對的，究竟是傅光明還是他的質疑者，也是很耐尋味的。

雖然編輯過像《論戰中的魯迅》這類書籍，撰寫過若干介紹茅盾、蕭軍等左翼作家的文章，但更多時候，傅光明的興趣還是集中在一些多少有點自由主義色彩的文人身上。這固然與他早期所受蕭乾影響有關，但也頗流露出了他個人性情、趣味的一些傾向性的東西。近些年的他，越來越將精力投入了莎士比亞的翻譯與研究。對于他人到中年之后的這一轉變，也常使人發生疑問。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或許也能找出許多復合的因素。但其中之一，無疑也和他對當下文壇生態的某些看法有關。早在2006年，他就將他的一本散文集命名為《文壇如江湖》，封面題語曰：“今日文壇，誰的江湖”，隱隱透露出對文壇生態的某種厭倦?；蛟S正是這樣的厭倦，促使他離開熟悉的領域，隱身書齋，開始他傾注后半生主要精力的莎劇翻譯與研究事業。他的“注釋導讀本”《莎士比亞全集》，至今出版20多部，已蔚然大觀。除了翻譯文本，那些有關莎士比亞的文字，像《天地一莎翁》《戲夢一莎翁》《俗世一莎翁》《莎劇的黑歷史》《戴面具的伊麗莎白》等，均產生了不小影響。近數年，“傅譯莎”已成為學界一再展開研討的話題。對此同樣常有人發生疑問，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莎士比亞已有很多影響廣泛的譯本，除了翻譯全集的朱生豪、梁實秋，還包括了像曹禺、卞之琳、曹未風等著名人物，傅光明又并非英語專業出身，再來翻譯莎士比亞，還能有什么樣的突破？對于這一切，自有更專業的人士來評說。這里要說的只是，在我看來，無論涉及哪個領域，每個學者都應找到最適合于自己的工作及事業，對傅光明來說，雖然身處當代文壇及現代文學學術中心多年，但其內心渴望的，卻始終是一種頗具文人情調的“愛與寧靜”④參見傅光明：《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老舍》，第25-28頁。，就此而言，落居于莎士比亞翻譯與研究，這一既寂寞又快樂的事業，或許正是一種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