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傅譯莎士比亞的伴隨文本

熊 輝

從1839年林則徐組織編譯《四洲志》提及莎士比亞（當時譯名為“沙士比阿”）①葛桂錄：《中英文學關系編年史》，第88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以來，在一代代譯者和學人的努力下，中國莎學也漸趨成熟。在眾多莎士比亞戲劇和詩歌譯本中，傅光明的翻譯因還原了莎翁作品的戲劇文體風格，避免了之前“潔凈本”在語言和形式上的不足，從而以“原味兒莎”②傅光明：《戲夢一莎翁：莎士比亞的喜劇世界》，第14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的面貌逐步成為當下莎士比亞漢譯的通行本。實際上，傅譯莎士比亞備受讀者青睞的原因并不止于譯文質量，還與譯者在翻譯文本之外向國內讀者引入大量的莎劇歷史文化信息有關，接收者由此洞開了更為宏大的莎作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傅光明撰寫的與莎作翻譯和解讀有關的文本，為中國讀者架起通向莎作意義的橋梁，使其能更充分地體驗到譯文的精髓，因而具有與翻譯文本同等重要的價值，值得我們去認真品讀研究。

而譯者撰寫或參與建構的與理解譯文有關的各色文本，即“伴隨著符號文本一道發送給接收者的附加因素”，在符號學領域常被稱為“伴隨文本”③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39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通常情況下，我們認為作品的正文部分才是意義感知的重點和焦點，那些隨文本出現的其他因素則是可有可無的附屬物，對文本意義的理解不會產生決定性作用。但事實上，伴隨文本對文本意義的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有時甚至規定了文本意義的理解方向和具體意涵，因而所有符號文本都是正文和伴隨文本的結合，所有符號意義的解釋也必須依賴于對伴隨文本的理解。伴隨文本可以分為顯性伴隨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和深層伴隨文本等四大類，本文接下來就以此為據，詳細分析傅譯莎士比亞的伴隨文本及其對莎劇理解的作用。

一、傅譯莎士比亞的顯性伴隨文本

顯性伴隨文本包括副文本和型文本。副文本（Para-text）“是完全‘顯露’在文本表現層上的伴隨因素，它們甚至比文本更加醒目?！雹仝w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40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對翻譯文學而言，譯作的標題、作者、譯者、題詞、序言、插圖、出版信息、價格等，均屬于副文本的范疇。這些信息雖然不屬于正文的構成要素，但卻和正文一樣出現在譯作中，成為讀者不可免除的閱讀對象。

傅譯莎士比亞的副文本是了解譯作的“先鋒”元素。翻譯作品的副文本元素相較于原文或其他原創作品而言更為豐富，因為它不僅攜帶了原作的副文本，而且在翻譯中還會產生新的副文本。換句話說，翻譯文本比一般的符號文本具有更為復雜的伴隨文本元素，畢竟翻譯是一種解釋行為，也是使文字符號組合二度文本化的過程，出于對原文本和翻譯文本意義理解的需要，自然會產生繁蕪的副文本。就譯作的標題而論，一般包括譯語標題、原語標題，有的甚至還包括譯語標題的注音，比如漢語的拼音。傅譯莎士比亞在封面上只出現了總標題“新譯莎士比亞全集”和每冊圖書的漢語標題，同時在書脊上還出現了英文標題。作為顯性伴隨文本的標題讓讀者明確了閱讀的對象，而總標題中的“新譯”難免讓人對譯作產生閱讀期待，昭示著傅譯本中含有其他莎劇譯本不具備的新穎之處。傅譯莎作的題詞對我們理解譯文有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從讀者審美的角度來講，出版社為了推薦好書給受眾，常常會邀請知名評論家和作家為譯作題詞，客觀上是想讓讀者相信傅譯莎劇具備經典性和文學性品格，吸引更多的人能從審美層面走進傅譯莎作的浩瀚世界。二是出于商業盈利的目的，出版社會將名人關于此譯作的題詞和推薦語置于醒目的位置，以吸引讀者的眼球而贏得譯作的傾銷。傅譯《亨利六世》就明確標出“諾貝爾獎得主莫言、復旦學者陳思和、華東師大學者陳子善推薦”的字語，讓讀者更加篤信傅譯乃上乘譯作。此外，傅譯莎作相對于朱生豪的譯作而言，譯文中添加了更多的插圖，有的是原文本已有的插圖，而有的則是由譯者和出版社根據譯文內容新增選的，比如《亨利五世》中幾乎每一幕劇都加入了插圖，這些黑白線條的圖片栩栩如生，在文字閱讀之外增加了形象的圖像內容，讓讀者對戲劇情節和場景有身臨其境的感受，推動了譯作的理解和接受。

在所有的副文本中，譯者是辨識度最高的伴隨文本。當我們面對眾多的莎士比亞劇作翻譯文本時，看到譯文標題下的譯者，就會判斷出各個譯本的特點和優劣。比如1945年前后，文通書局出版曹未風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根據譯者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的翻譯狀況就能推斷出譯文“潦草”和“簡單明了”②顧綬昌：《評莎劇〈哈姆萊特〉的三種譯本》，《翻譯通報》1951年第5期。的風格。孫大雨1948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黎琊王》，之后從1991年至1998年間在山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7部莎劇譯作，根據譯者的翻譯主張和創作特點，即便沒有翻開譯文就知道其翻譯的莎劇具有詩體特征，顧及了原文的形式和音樂性，但卻難以充分自如地傳遞出原作的情感內容。根據朱生豪的譯者名，便知其譯文具有濃厚的“古典氣息和韻味”③譚定鐘：《梁實秋和朱生豪莎劇翻譯藝術比較研究》，第111頁，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9。。從2014年至今，天津人民出版社逐漸推出了傅譯《莎士比亞全集》，根據《新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傅光明譯者名，可以感受到傅譯莎劇具有“原味兒莎”的特點。譯者這類副文本對我們理解譯文誠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對其使用應該掌握尺度，過分依賴譯者則會導致讀者對譯文質量失去判斷。一般而言，讀者會以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名這兩個副文本為標準來選擇讀物，選擇翻譯作品同樣如此，只是會將譯者納入考察范圍。但如此行事，在翻譯領域則會遇到很大的障礙：首先，同樣是莎士比亞的悲劇，如果僅僅根據作品的標題、作者以及原作的題詞和推薦語等副文本，我們很難斷定譯文是否具有可讀性。因為同樣的作品，有的譯者翻譯得傳神又流暢，而有的譯者則翻譯得“詰屈聱牙”，讀者毫無閱讀的興致。第二，從譯者這個副文本出發，讀者通常會選擇著名翻譯家翻譯的作品來閱讀，而放棄那些不知名譯者的譯作。但這樣選擇和評判翻譯文本有失公允，因為并不是所有知名譯者的譯文都能保證質量，優秀翻譯家也會出現翻譯的錯漏以及譯文整體質量不高的情況；而很多新譯者為了爭取讀者的認同反而會加倍認真地對待翻譯，讀者對他們的接受會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因而不能根據譯者的名聲冒然對譯作加以評價。反之，如果完全擯棄副文本而直接面對譯文，則會讓讀者對文本的理解失去方向，陷入迷茫和混亂的狀態。極端的例子是英美新批評（Britain and American New Criticism）代表人物瑞恰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去掉作者信息后，讓學生直面文本的閱讀行為，結果是經典詩人的作品遭到了批判，而末流詩人的作品反倒贏得了熱捧。同理，如果把莎作譯者的名字去掉，讀者對譯作的評價同樣會溢出莎學界既定的格局。去掉作者或譯者這個副文本所引發的文本理解的混亂，恰恰證明副文本對符號文本的理解不可或缺。

另一種顯性的伴隨文本是型文本（Architext），它能“指明文本所從屬的集群，即文化背景規定的文本‘歸類’方式”①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42、143、143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型文本是與其他文本之間有某種相聯系的“同質”因素，或與其他文本相較有某種相似性的文本類型，比如以“新譯莎士比亞全集”為題出版的翻譯叢書，由傅光明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等，它們彼此之間便構成了型文本。就文學作品內部而言，最明顯也是最具規模的型文本無疑是同類體裁的作品，比如戲劇或翻譯戲劇就因為同是戲劇體裁而成為型文本。當然，型文本的體裁歸屬也取決于文本接受的方式，比如虔誠的基督人士認為《圣經》是歷史的或紀實的作品，而在無神論者眼中，《圣經》可能是神話傳說；有人認為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瘟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是歷史文獻作品，而更多的人則認為該作是現實主義小說的開端。在翻譯領域，莎士比亞所有劇本的譯作均可看作型文本，某個譯者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也可以看成型文本，而傅光明的莎劇翻譯只有通過各種型文本才能凸顯出自身在中國莎劇接受史上的價值和地位。倘若只有傅光明翻譯的《威尼斯商人》而無其他任何莎劇譯本，那單一的某個翻譯劇本就不會有型文本，就不能形成此譯本與文化之間的關聯，因為此時還沒能建構起型文本自身的歷史和文化意義，接收者的符號感知也處于茫然的散漫狀態，無法形成關于該譯本基本的表意和接受方式。因為有大量型文本的存在，才使傅譯莎士比亞在翻譯文學史上獲得了廣泛的價值認同，才使譯文具備了厚重的文本意義。

傅譯莎士比亞的顯性伴隨文本并非全由傅光明完成，譯者有時只是參與者，大部分是作為圖書必要的構成部分而存在的，也有些是出版贊助人為了譯作的推廣而策劃的文本。但不管這些顯性的伴隨文本由誰創作，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讀者據此獲得了理解莎士比亞作品的多種視角和歷史經驗。

二、傅譯莎士比亞的生成性伴隨文本

“在文本生成過程中，各種因素留下的痕跡”，便可以稱為“生成性伴隨文本”②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42、143、143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在文本生成過程中留下痕跡的因素很多，比如“前文本”（Pre-text）。狹義的前文本主要指在文本中出現的各種引文、典故、戲仿乃至剽竊等，而廣義的前文本則包括此文本產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故前文本是文本生成之前的“全部文化語境”和“所有文化文本組成的網絡”③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42、143、143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對于翻譯文學來說，前文本固然包含原文本生成過程中的文化歷史，但也包含那些對譯文產生影響的目標語文化因素，比如前人的譯作對新譯者的影響，譯者所閱讀的與譯文有關的文化知識等，均屬于前文本的范疇。也就是說，翻譯文本有來自原文語境和譯文語境中的雙重前文本因素，由此觀之，傅光明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在英語文化語境中的前文本至少包含莎劇的各種原型故事、各種版本以及眾多文化元素，而其漢語文化語境中的前文本則有朱生豪、梁實秋等人翻譯的文本以及時代語境等諸多方面。從廣義的前文本來講，譯者所處的文化語境、同時代譯者的翻譯認知等也是前文本的構成部分，因而今天開放且多元化的文化交流語境、現代漢語在與外國語言文化交流中不斷發展更新、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學和文化追求世界性的認同、翻譯文化學派和翻譯社會學派的思想已深入當前譯者和研究者的內心等，勢必會成為影響傅光明翻譯莎士比亞的前文本。前文本決定了文本是歷史和時代的產物，翻譯文本更是譯語文化的選擇而非譯者的個人行為。莎士比亞及其戲劇進入中國的180年歷史，凝聚了無數莎學專家和譯者的辛勤勞動，之前所有的莎士比亞原作、譯作和相關研究的文化史都可構成傅譯莎士比亞的前文本，而譯者本人也偶爾會在譯文的注釋中標出其他文本的翻譯方式，確鑿地表明前文本對文學翻譯所產生的影響。比如在《第十二夜》第一幕第三場中，托比爵士在安德魯爵士到來之前，囑咐瑪利亞“嘴里放干凈點兒！”，為了使讀者能更好地理解這句短話，傅光明將朱生豪和梁實秋的翻譯進行比對：“此原為拉丁文詞組，有注釋本以為沒有實際意義，只為提醒瑪利亞該住嘴了。朱生豪譯為：放正經點！梁實秋譯為：放莊嚴些！或也有漢語中‘說曹操曹操到’之意，則可意譯為：‘說誰誰到，安德魯·埃格奇克爵士來了?！雹俅嗽挒楦倒饷鳛樽g文添加的注釋內容。[英]威廉·莎士比亞：《第十二夜》，傅光明譯，第16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從這句話中，我們至少可以推導出傅譯莎士比亞的幾種前文本：西方古老的拉丁文傳統、國內莎譯大家朱生豪和梁實秋的譯文、漢語文化等，而且這幾種前文本確實影響了傅光明對莎士比亞戲劇的翻譯。這句話同時表明，除了譯語文化中存在緊密聯系的前文本外，原作及與原作相關的各種版本也是譯文最“親近”的前文本。傅光明在著手翻譯之前，曾考證了莎劇的各種版本，認為這些版本“對于理解和詮釋一個真實的莎士比亞，應是有益的?！雹诟倒饷鳎骸豆防滋兀阂粋€永恒的生命孤獨者》，《哈姆雷特》，傅光明譯，第248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所有莎士比亞戲劇的版本，都是傅譯本的前文本，而且對于理解莎士比亞戲劇大有裨益。

也有些影響因素是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可以稱為“同時文本”，但以精確的時間來看，同時文本“依然發生在相關的文本部分產生之前”③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44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本質上可以視為前文本的特殊部分。在翻譯領域，由于翻譯時間跨度較大而引發的“同時文本”也是存在的。傅光明從2012年開始翻譯莎士比亞，至今已經有12年之久，相比梁實秋的莎士比亞翻譯持續了將近30年時間來說，似乎并不算長，但在此期間國際社會政治文化語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現實語境也與10年前大相徑庭；傅譯莎士比亞的出版從臺灣商務印書館輾轉到天津人民出版社，從最初的中英文對照本到后來的純中文本，傅光明的翻譯必然會受到新的伴隨文本的影響。比如在傅光明翻譯《莎士比亞全集》之際，辜正坤主編的《莎士比亞全集》于2016年在北京外研社出版，這正是在傅譯莎作期間產生的“同時性”伴隨文本，對傅譯產生了不小的沖激，以至于他在《為什么要新譯莎士比亞？》的文章中，專門列舉了這項同時性伴隨文本并立意要超越這部全集。④傅光明：《戲夢一莎翁：莎士比亞的喜劇世界》，第10-11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從生成性伴隨文本的角度來講，翻譯文本作為中國作家創作的資源，是在文本形成之前產生的影響，當然可以視為前文本的范疇。此類情況并非中國新文學創作所獨有的現象，在中外文學和文化交流互鑒日益頻繁的當下，任何民族和國別文學的創作都離不開翻譯文本以及其他各種國外文化等前文本的影響。

三、傅譯莎士比亞的解釋性伴隨文本

翻譯文本生成之前的相關因素可以稱為前文本，它對譯文的生成產生作用；而翻譯文本生成之后的相關因素只對文本意義的解釋起作用，因此稱為解釋性伴隨文本。最重要的解釋性伴隨文本主要有如下三類：評論文本（Metatext）、鏈文本（Link-text）和先文本（Preceding text）-后文本（Ensuing text）。

評論文本是關于已生成文本的評論，它是在文本生成之后才出現的，常常包括有關作品和作者的新聞、評論、民間消息、正面或負面的評價等。評論文本往往構成了我們理解文本意義的“前見”，是我們理解文本意義的基礎；當然也有人排斥對評論文本的閱讀，力圖通過懸置“前見”或“先見”的方式直接面對文本本身，從而對文本意義做出別具一格的解釋，這有些類似于所謂的“現象學還原”。在翻譯領域，我們常能從民國時期的刊物中閱讀到關于翻譯作品的新聞報道，也能閱讀到關于譯本的評論文章，這些都屬于翻譯文本的解釋性伴隨文本。傅光明新譯莎士比亞作品逐漸出版之后，多家媒體刊登了相關的新聞，如《文匯報》刊登了《以一己之力新譯莎翁全集》一文，認為傅光明是大陸第一位僅憑一己之力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譯者。①朱自奮：《以一己之力新譯莎翁全集》，《文匯報》2019年1月14日?！吨袊鴪D書評論》《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東吳學術》等刊物曾以專欄的形式刊登了傅譯莎士比亞的評論文章，推動了傅譯的傳播和接受。正如前面所說，評論文本是在文本生成之后才產生的。因此，從時間的角度來講，凡是與傅光明的譯作有關聯的，且在傅譯莎作出版之后產生的文本均可視為“評論文本”，它們會影響讀者對譯文的解讀。傅光明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可以看作曹未風、朱生豪和梁實秋等人相關翻譯的評論文本，而因為傅譯的“當下性”特征而影響著讀者對之前譯本的評價；同時，因為有評論文本的參照，人們對翻譯文本的認識也會發生變化。如沒有傅譯莎士比亞之前，很多讀者認為朱生豪的翻譯是最理想的文本，但當人們讀到傅光明的翻譯之后，對之前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之評價就會發生微妙的變化。

鏈文本“是接收者解釋某文本時，主動或被動地與某些文本‘鏈接’起來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②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45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例如延伸文本、參考文本、注解說明、網絡鏈接等。鏈文本是解釋性伴隨文本，它一定是在接收者力圖去解釋符號文本意義之際就已經存在的文本，但它與前文本存在差異：前文本對符號文本意義的生成產生影響，而鏈文本對符號文本意義的解釋產生影響；前文本所攜帶的意義進入了文本的意義，參與了文本意義的建構，而鏈文本所攜帶的意義不可能進入文本的意義，它只是對文本意義的解釋產生影響。翻譯會從兩個方面來利用鏈文本：首先，從譯者的角度來講，為更好地理解原符號文本的意義，譯者必然會閱讀和了解與原文相關的很多知識，于是他所接觸到的與理解原文相關的文本就是解釋性的鏈接文本。其次，從譯文讀者的角度來講，譯者在解讀原文的時候，遇到有些目標語讀者很難理解的內容，往往會加上“譯者注”，而讀者在閱讀翻譯文本的時候，也會結合譯者的注解來理解原文，從而使鏈文本有助于對譯文準確而充分的解讀。

注解說明是理解文本意義最重要的鏈文本。傅譯本因為有大量的“譯者注”而使讀者能更好地理解原文，比如《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譯文中，羅密歐說把羅瑟琳“放在水晶的天平”上衡量，那比她貌美的姑娘比比皆是，意思是說羅瑟琳的美是經不起比較的。雖然傅光明與朱生豪都翻譯為“水晶的天平/天秤”，但讀者不知道天平為什么是水晶制作的，或者說此處“天平”表征著像水晶一樣純潔的審美？我們自然會對此有很多猜測，但傅譯本在此加了注釋：“暗指眼睛的審美能力?！雹踇英]威廉·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傅光明譯，第26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鼻子兩端的眼球就像水晶一樣明亮，就像天平一樣平衡在鼻子的左右，我們從這個注釋中不僅理解了原文，而且領會了莎士比亞精妙的比喻所帶來的語言審美感受。朱生豪的譯文能夠將莎劇的故事精彩地呈現出來，但對莎劇中富有文化色彩的地方則沒有做過多的考量：站在讀者的角度，我們無從理解很多用典或文化形象，因此譯者如果能夠給以解釋說明便能化解讀者的疑慮；站在再現莎劇創作藝術成就的角度，如果把一些有文化含義的用典省略不翻譯，則會使莎劇平面化，其藝術審美價值就會大打折扣。比如第一幕第四場中，羅密歐等人闖入舞會現場，為什么要“先講一番客氣話”？傅譯本給出了解釋，我們就會了解一些西方文化常識，那就是擅自闖入舞會的戴面具者，必須有一位代表出面致歉并向主人道賀。班福里奧希望他們不要扮演神秘的形象去嚇唬舞會中的姑娘，“手里拿著韃靼人的彩繪木工”。朱譯本則是“背著一張花漆的木弓”，完全忽視了原作中的“Tartar”，因此丘比特神箭像韃靼人的弓箭一樣“迅疾”的特點也消失得無影無蹤?？梢?，正是憑著鏈文本的解釋功能，傅譯本既能展現班福里奧的見識，又能讓讀者了解古代文化的原貌。

雖然鏈文本與型文本均可建立起文本與文化之間的聯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文本的體裁風格，但二者本質上還是不同類型的伴隨文本：“鏈文本與型文本的最大不同是，型文本是在生產或解讀時意識到的文本集群類型，而鏈文本是在文本被接收同時接收的文本，某個符號文本的接收變成一批文本的集團接收，但一道接收的不一定是同型文本?！雹仝w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45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也即是說，型文本是符號文本生產時意識到的文本群，而鏈文本是符號文本接收時意識到的文本群；同時，所有的型文本都可能對符號文本意義的生產帶來影響，但不是所有的鏈文本最后都會進入接收者的“法眼”，雖然它們都會出現在接收者的視域中。比如接收者為理解傅光明翻譯的莎士比亞喜劇《仲夏夜之夢》，會找到相關的研究論文和翻譯評論來閱讀，同時去追溯故事的原型，閱讀古希臘神話中提修斯（Theseus）與希波麗塔（Hippolyta）的故事、仙王奧伯龍（Oberon）與仙后泰坦妮亞（Titania）的故事、皮拉摩斯（Pyramus）和提斯比（Thisbe）的故事，莎士比亞“巧妙地將各自獨立的三個故事穿插交織在一起”②傅光明：《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亞的戲劇世界》，第14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從而成就了他的《仲夏夜之夢》。但當讀者接收到了所有這些故事原型之后，最終的注意力卻只集中在翻譯劇《仲夏夜之夢》上，其他鏈文本作為參照背景就不得不退場了。此外，鏈文本為接收者理解符號的意義提供了參考，人們可以從翻譯文本的分類中得知其體裁，從教授提供的閱讀書單中得知其專業性，從網絡平臺上各種關于譯文的評價中更深刻地理解文本意義等，就是鏈文本帶給解釋的積極作用。鏈文本對文本意義的接收具有重要的渲染作用，在裝飾典雅且飄著柔和西洋音樂的書店，讀者更愿意原價購買翻譯作品；而在簡陋且書架破舊的書店，讀者期望能買到打折的翻譯書籍，甚至是價格低廉的盜版書。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傅光明《新譯莎士比亞全集》，由于封面采用典雅的乳白色，配上金黃的文字，頓時讓人心生敬慕，相較于那些裝幀隨意且封面色彩暗淡或華麗的譯作而言，自然也會贏得更多讀者的喜愛。

先文本-后文本是指文本之間的特殊關系，比如同名小說是電影的先文本，電影就是小說的后文本，二者既是生成性伴隨文本，也是解釋性伴隨文本。先文本-后文本的概念可以十分恰當地解釋翻譯活動中的原文本和翻譯文本的關系，如果拋開語言符號系統的差異，原文本就是翻譯文本的先文本，而翻譯文本就是原文本的后文本。對莎士比亞的戲劇而言，那些在歐洲大陸和英倫海島上流傳了千年的原型故事，其實就是莎劇的先文本，而莎劇則是這些原型故事的后文本；傅光明翻譯的莎劇則是原作的后文本，原作則是這些翻譯戲劇的先文本。這證明同一文本可能有很多個先文本，也可能有很多個后文本。從表意的角度來講，先文本-后文本的功能有時候與批評文本相仿。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后文本進一步認識先文本的歷史價值，也可以通過先文本更好地理解后文本的表意旨趣。但從伴隨文本與文本的關系來看，批評文本則只可能是“后文本”，而且在內容上只是與文本存在相關性，而不可能將文本的內容植入到批評文本中，并成為其有機的構成部分。從傅光明的翻譯文本中，我們領略到了莎士比亞原作的精妙和博大，說明后文本對先文本意義的解釋具有推進作用。

除以上分析之外，還有一種更加隱蔽的深層伴隨文本，它直接批判現實社會的文化機制，是匿藏在文本背后不易被察覺的政治意識形態文本。深層伴隨文本要求讀者尋找“作品與意識形態與歷史”①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67.之間的錯位，從而發掘被掩藏的歷史運動，或“帝國主義的文化政治”②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Knopf， 1993， p.69.等內容。讀者如要發現傅譯莎作中的深層伴隨文本則需要花費精力，同時還要具備批判的精神和相當的政治文化素養。

四、傅譯莎士比亞伴隨文本的意義

一般來說，任何翻譯文本都擁有伴隨文本，離開伴隨文本的文本就成為空中樓閣，不僅意義無法被理解，而且自身也無法存在。推而論之，伴隨文本其實并非狹義的文本，它實際上“是符號表意過程造成的特殊的語境，是任何符號文本不可能擺脫的各種文化制約。伴隨文本的主要功能，是把文本與廣闊的文化背景聯系起來?！雹邰?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修訂本），第150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不管伴隨文本是一種“特殊語境”還是一種“文化制約”，它都遠遠擴大了文本意義及其理解方式，使符號意義的感知不再拘囿于單一文本內部，而是讓文本與接收者之間建立起多渠道和多層次的接觸關系，從而使符號意義的解釋獲得了厚重的文化支撐。

從傅光明莎劇譯本的伴隨文本可以看出，翻譯作品相對于一般意義上的創作文本而言，其伴隨文本的文化屬性更加豐富復雜。如果說“任何文本都是在文化提供的各種伴隨文本之上的‘二次書寫’”④，那翻譯文本則是在原文化語境和目標語文化語境、原文化的制約因素和目標語文化的制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三度書寫”。雖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提出了“文本間性”的概念，并且在西方演變成“文本的文化聯系”，但實際上此概念并不能完全闡釋文本與其他各種伴隨文本之間的關系，只有按照前面的論述，將符號文本的伴隨性文本分為四大類，才能更好地理解普遍性伴隨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以及兼顧“生產性”和“解釋性”的伴隨文本。更重要的是，伴隨文本是文本與社會政治文化聯系起來的紐帶，只有借助各種伴隨文本的聯系，符號文本的意義才能獲得正向的解釋。極端地講，“伴隨文本控制著符號生產與解釋”，因為符號必須攜帶意義，意義必須具有規約性，必須與外界的文化相聯系，如此一來，就只有伴隨文本能夠對文本的建構發揮作用，同時文本攜帶的意義才能被接收者感知和解釋。

伴隨文本對作品意義的理解和翻譯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一個文本必須與所有的伴隨文本構成的文化場聯系起來，其意義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釋，并在翻譯中得以完美地呈現。盡管如此，在翻譯解釋活動中，不是所有的伴隨文本都會同時發生作用，接收者常根據自己理解的需要擇取所需的伴隨文本。伴隨文本好比一個數據庫，解釋者只能為我所用地在其中挑選所需數據，由此導致對符號文本意義解釋的差異。在莎劇翻譯的歷史上，每個莎劇作品都有多個不同的譯本，有時各譯本之間面貌迥異，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看起來是譯者的理解力和語言表達風格所致，但本質上卻是譯者主觀上選取的伴隨文本存在差異所致；不過也不排除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譯者接觸的伴隨文本十分有限且多有偏頗，從而導致譯作千差萬別。傅光明曾不無遺憾地這樣評價朱生豪的莎譯：“朱譯出現問題，絕非朱前輩才華不逮，而是當時的客觀條件太不成熟。試想，朱先生從1936年到1944年，以一人之力歷經八年，翻譯了全部37部莎劇中的27部（也有說翻譯了31部），可他手里只有一部1904年不帶任何注釋的老牛津版合訂本《莎士比亞全集》，也沒有像樣的工具書。因此，朱先生在翻譯原文所涉及的雙關語、典故、隱喻、引申義時，難免忽略?！雹莞倒饷鳎骸稇驂粢簧蹋荷勘葋喌南矂∈澜纭?，第7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此話看似對前輩譯者“過錯”的寬慰之詞，實際上道出了符號學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那就是伴隨文本不足，或接觸到的伴隨文本有差異，必然會給翻譯帶來巨大的局限。朱生豪翻譯的時候，只憑借一部不帶任何注解的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也就是說除了基本的原文本之外，朱生豪對莎劇理解和翻譯幾乎沒有其他伴隨文本的幫助，自然很難充分理解莎劇并將之翻譯完美。傅光明翻譯莎士比亞的時候，中外文化交流日漸頻繁，文學信息和資源的復制共享為學人提供了更好的機遇，因此譯者較前人更容易搜集到莎士比亞作品的各種版本。加上時代的進步和學術研究的積淀，莎士比亞作品的各種評論和解讀更加豐富，這為傅光明的翻譯準備了更好的條件，也為讀者理解莎劇譯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翻譯文本的理解需要綜合各種伴隨文本因素。美國文論家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 ，1912-2015）認為作者、文本、接受者和世界是藝術的“四要素”，各側重于一端就會形成所謂的“摹仿說”“表現說”“實用說”和“客觀說”等文本理論。①[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酈稚牛等譯，第4-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艾布拉姆斯的理論準確地概說了文學批評的相關因素，也預示著文學批評（哪怕是對同一個文本的欣賞而言）由于對“四要素”各有偏重而必然出現不同的結果。中國傳統的詩歌批評方法講求“知人論世”，圍繞著作者與作品的關系（“知人”）和作品與時代的關系（“論世”）來進行文本解讀。劉勰認為“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保▌③模骸段男牡颀垺んw性》）此處所謂“才”“氣”“學”和“習”是對“知人”論的具體闡發，屬于對符號伴隨文本之副文本的論述。同時，在《時序》篇中，劉勰認為“文變染乎世情”“蔚映十代，辭采九變”，將文學作品的評論與產生作品的時代結合起來，屬于對符號文本前文本的論述。結合各種伴隨文本要素來解讀和評論文本才是合理的，僅以一種伴隨文本要素理解文本則會陷入片面的境地。比如，以作者為中心去修復文本所寄托的作者原意是不可能的，“正如所有的修復一樣，鑒于我們存在的歷史性，對原來條件的重建乃是一項無效的工作。被重建的從疏異化喚回的生命，并不是原來的生命?！雹赱德]伽答默爾：《真理與方法》（節選），洪漢鼎譯，朱立元、李鈞主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下卷，第304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英美新批評根據“意圖謬誤”和“感受謬誤”截斷文本與作者和讀者的聯系，而專注于文本解讀，但相對于文本是自給自足的封閉性話語系統而言，它更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意義空間。以讀者為中心的批評方法過多地強調讀者對于文本意義的建構作用，文學批評則易脫離原文而造成“過度詮釋”。魯迅說：“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雹埕斞福骸丁邦}未定”草（六至九）》，《魯迅全集》第6卷，第43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所以，對翻譯文學的理解應該綜合文本、作者、社會狀態和接受者等因素，將各種伴隨文本要素結合起來，才會在避免“近乎說夢”的同時對文本做出貼切的解釋。

既然伴隨文本如此重要，那出現過于依賴伴隨文本的莎劇解釋和翻譯行為便不足為奇。有時候，伴隨文本的光芒掩蓋了文本，同時給符號接收者的解釋帶來沖激，這也算是一種極端的“寬理解”行為。結合翻譯學來分析，我們以傅譯莎士比亞全集為例，如果接收者過分熱衷于副文本，就會對莎士比亞及作品的版本產生興趣，同時對譯者及譯作的版本也頗為在意；如果接收者熱衷于型文本，就會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相關作品產生興趣，對莎士比亞的劇作產生興趣；如果熱衷于前文本，就會對英國文藝復興前后的文化變遷以及與莎劇相關的戲仿之作產生興趣；如果接收者熱衷于評論文本，就會對中外學術界、新聞界對莎士比亞以及各種有關譯本的評論文章產生興趣；如果接收者熱衷于鏈文本，就會對莎士比亞的其他作品以及中國譯者翻譯的其他譯本等產生興趣；如果接收者熱衷于先文本，就會對莎劇的原作產生興趣；如果接收者熱衷于后文本，就會對莎劇的翻譯本以及受莎劇影響后創作的中國劇本產生興趣。偏好于某種伴隨文本的行為可以讓接收者集中精力關注譯作某些方面的意義，或關注由原文及譯文延伸出來的其他文本，這就為廣告策劃者、小說家及導演的工作提供了開闊的空間，表明文化產業大有可為。但如果太偏重于副文本的意義，則會削弱文本意義的理解，滑向對文本文化和外部相關因素的解讀，形成伴隨文本喧賓奪主的窘迫局面。

伴隨文本有時候會引導人們去關注與譯文相關的其他意義，從而導致文本意義解釋的偏差。比如翻譯活動中，有時候人們對翻譯題名的改變，就會引導讀者去理解與正文本來表述相違背的意義，時常會出現斷章取義的尷尬格局。很多歪曲的新聞報道充分利用伴隨文本在解釋符號意義時的引導功能，通過添加副標題和評論文本等多種方式，把人們引向輿論的其他方面，從而掩蓋事實的真相。在翻譯史上，人們常利用標題這樣的副文本來推動翻譯文本在目標語中的傳播和接收，比如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她曾將《水滸》翻譯成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內皆兄弟》）①Shi Naian， All Men Are Brothers， trans.Pearl S.Buck，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7.，從而引導讀者去關注天下男人的兄弟情誼，而與梁山好漢的反抗精神和社會理想背道而馳。當閱讀到翻譯作品中的錯漏時，第一直覺告訴我們是譯者的翻譯水平和翻譯態度出了問題，很少從伴隨文本的角度去給譯者錯誤解釋的行為尋找客觀理由。傅光明在翻譯莎士比亞作品之前，找到了很多前文本、評論文本、先文本-后文本等作為參考，因而避免了理解上的偏差，也避免了翻譯的錯漏，從而使譯文臻于完善。

通過分析傅譯莎士比亞的顯性伴隨文本（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隨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解釋性伴隨文本（評論文本、鏈文本、先文本-后文本）和深層伴隨文本等副文本因素，為讀者建構起通向文化之境的橋梁，從而使莎劇文本意義的生成和解釋有了豐厚的文化土壤，也間接展示了傅譯莎士比亞的成功和鮮明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