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題”與民族主義革命
——章太炎早期詩歌的政治意義

馬衛中

我們今天評價章太炎先生，多從政治和學術的角度加以考察，故稱之為革命先驅，或者國學大師。至于文學，固非其用力所在。然而，盡管是用作宣揚革命主張和闡述學術見解的載體，章太炎之文學成就，也足以確立其在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胡適即稱“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①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第12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正是實用的考慮，章太炎對文、甚至是文學的定義非常寬泛，其《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稱“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②章太炎：《國故論衡》，第5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由于詩歌也是“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所以章太炎亦將其包含在文之內。民國初年，他自己厘定的《太炎文集初編》，便是詩文合編。經過嚴格的篩選，章太炎摒棄了所有的近體之作，僅保留古體詩歌十九題。也有學者稱二十題。只是《艾如張》和《董逃歌》都為模仿漢代樂府民歌的擬題之作，又合在一篇《自序》之下，姑算一題。所以，我們可稱之為“古詩十九題”。章太炎的文學觀念，與其文學宗趣有關。漢魏六朝之時，《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等論文之作，甚至被披以《文選》之名的總集，均涉及詩歌。但是，文學形式的復古，并不等于思想的守舊?！肮旁娛蓬}”的內容，凡在辛亥革命以前所作，多記述章太炎投身民族主義革命的所作所為，當然還有所見所聞，以及所感所想。這也應該是《太炎文集初編》編選的重要原則。本文所論，側重于此。

一

百年以來，對章太炎在文學方面的評價，以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為影響最大。是文作于1922年，洋洋灑灑數萬字，共分十個部分，其中第七部分專論章太炎，這是因為胡適將“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作為五十年來古文學變化史的重要環節，而與“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以及“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相提并論。胡適稱“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①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第123、129-130、89-90頁。。胡適是從學術史出發，來肯定章太炎在文學史之影響的。胡適的結論不能說不合理，但僅從“述學”考量，理由并不充分。胡適所陳列的四派之代表人物，或倡導維新，或主張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就推動中國社會變革所起的積極作用而言，章太炎無疑是影響最大、也是居功至偉者。

況且，討論到章太炎的詩歌，胡適的評價似乎也并不十分正面：

他的韻文（《文錄》二，頁八六以下）全是復古的文學。內中也有幾首可讀的，如《東夷詩》的第三四首……這種詩的剪裁力確是比黃遵憲的《番客篇》等詩高的多，又加上一種刻畫的嘲諷意味，故創造的部分還可以勉強抵銷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張》，如《董逃歌》，若沒有那篇長序，便真是“與杯珓讖辭相等”了……這種詩使我們聯想到《易林》，《易林》是漢朝的一種“杯珓讖辭”，其實一千幾百年前的“杯珓讖辭”未必就遠勝一千幾百年后的“杯珓讖辭”。②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第123、129-130、89-90頁。

“與杯珓讖辭相等”，出自章太炎《國故論衡·詩辨》，是對曾國藩為代表的近代宋詩派的批評。胡適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細細品味胡適的這一段話，總體的感覺，胡適是用文學革命的觀念，抹殺了章太炎詩歌之政治革命的特點。其突出的一點就是對章太炎詩歌模擬漢魏，其形式上的“杯珓讖辭”而導致內容上的艱奧晦澀多有不滿。而胡適有所肯定的，如所言《東夷詩》“的剪裁力確是比黃遵憲的《番客篇》等詩高的多，又加上一種刻畫的嘲諷意味，故創造的部分還可以勉強抵銷那模仿的部分”，也只是從詩歌的形式對于內容的理解，所起到的幫助作用入手的。其實，“古詩十九題”之中最具“杯珓讖辭”特征的作品，就是《艾如張》和《董逃歌》。當章太炎投身革命后，詩歌成為其鼓動民眾之工具的時候，就不那么艱澀了。并且，只有當章太炎他們所追求的政治革命勝利之后，才有胡適他們展開文學革命的條件。胡適站在自己所能達到的新的高度，去苛求前人，所以他說：“這四個運動，在這二十多年的文學史上，都該占一個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淵源和主張雖然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我們從歷史上看起來，這四派都是應用的古文……這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范圍以內的革新運動’，但他們都不肯從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功夫……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個及身而絕，沒有傳人?！雹酆m：《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第123、129-130、89-90頁。章太炎的古文，正是因為“應用”的需要，多發表在當時流行的報刊上，因此在知識界廣為傳布。其對于激勵民氣、號召革命，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如果真如胡適所言，那么《 〈革命軍〉序》《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討滿洲檄》等，在當時也就不會激起如此巨大的反響，從而遭致滿清統治者極大的恐懼和瘋狂的剿殺。章太炎也不會有牢獄之災，并流亡海外。

胡適所言“章炳麟的古文”，是包括了他的韻文、主要是詩歌的。但章太炎從來就沒有認可自己詩人的身份，也沒有?？脑娂?。而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評價章太炎詩歌的依據，也不脫離章太炎的“古詩十九題”。因《太炎文錄初編》刊入上海右文社出版的《章氏叢書》，已是1915年。這是中國歷史上言論較為自由的時期，并不需要太多忌言，特別是涉及民前革命的話題。所以，選錄作品，政治方面的避諱，已經不是主要的考量原因。當然，就人際關系而言，還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即云：“章氏一方面怕人‘忿詈相訐’，而多刊落，如《秋瑾集序》即以為‘關系觀云（蔣智由）名譽’，而在‘刪除之中’”①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295、288頁，北京：中華書局，2013。。由此可見，只要章太炎認為合適的，應該都被保留其中?！肮旁娛蓬}”也大概反映了章太炎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這一時期的思想變化。學界通常有一種做法，就是盡量網羅作者的所謂佚作，而且往往會得出佚作更有價值的結論。抬升佚作的價值，無非是要顯擺輯佚的功勞。佚作應該研究，也必須研究，但作品的價值不在于是否“佚”。因為“佚”，有著各種各樣“佚”的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作者故意使之“佚”，除了因為忌言而必須避諱以外，更多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作品在思想內容或者藝術風格方面，已經不合乎作家后來的標準。當然，也有一些未經認真思考的言論會脫口而出，因此也就會出口即悔。如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所稱：“錢須彌編《太炎最近文錄》出版……《例言》謂：‘是編所搜集之文字，以辛亥返國后所作者為斷’；‘是編文字，與右文社近刊之《章氏叢書》，無一重復’；‘是編文字，散見報端者什居八九，惟書牘欄中，亦有未經刊布者，讀者當能辨別，不待注明也?！鋵嵵皇嵌奘耙恍┱率显?911年11月到1913年間，于報刊上發表的宣言、函電、演說辭……章氏對此意見很大?！雹跍锯x：《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295、288頁，北京：中華書局，2013。盡管號稱“最近”，但卻是章太炎不想收入《太炎文錄初編》的隨性而發之棄物。

章太炎選定“古詩十九題”，也一定有著政治的標準。所以，我們研究章太炎的詩歌成就，特別是其在民族主義革命之中所發揮的宣傳作用，所記錄的思想變化，首先要從“古詩十九題”入手，是為關鍵。要以此為經，我們才能更好地把握章太炎詩歌創作的總體傾向。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古詩十九題”以外的詩歌之研究價值。也要以此為緯，全面了解章太炎在詩歌的揚棄過程中，其政治觀和詩學觀所發生的變化。

二

確實，“古詩十九題”多涉及政治題材。其最早的作品為寫于1898年的《艾如張》和《董逃歌》。是詩之《自序》稱“永歷既亡二百三十八年春，余初至武昌，從主者張之洞招也”③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鞍鐝垺笔菨h樂府《鐃歌十八曲》第三首之詩題，現在一般的解釋為：“艾”是除草，“張”是布網。而明代詩人羅頎同題詩作，有云“艾而張羅，鷹鹯罔過”，可算是比較貼切的題解。但章太炎借用詩題進行擬作，雖有詩學宗趣的因素，然回到現實，其“張”者，是否有影射張之洞之意，因“艾”，也可以引申為《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的“艾”。解詩本來是見智見仁之事，讀者也可以自己領會。另外，他不用清代紀年，卻稱“永歷既亡”，這已表露了反清復明的心跡。是與其后來由于仰慕顧炎武、黃太沖而更名“絳”、并取號“太炎”是一致的。據此可以推測，《自序》并非作于當時，而是后補。因為當時章太炎的思想境界，并沒有達到革命的高度，尚屬于比較激進的維新派范疇。他離開武昌后，宋恕曾寫信給他們的老師俞樾，懇請其推薦章太炎給湖南巡撫陳寶箴：“同門余杭章枚叔炳麟，悱惻芬芳，正則流亞，才高叢忌，謗滿區中。新應楚督之招，未及一月，絕交回里，識者目為季漢之正平，近時之容甫。今湘撫陳公，愛士甚，師可為一言乎？”④宋恕撰，胡珠生主編：《宋恕集》，第58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陳寶箴是著名的維新黨人，在其倡導下，新政得以實踐并卓有成效，故“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⑤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3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至于《自序》究竟補作于何時，當在庚子事變爆發以后。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即稱“章氏在義和團運動發生和自立軍失敗的影響下，思想有重大轉變”，并言“他在《訄書》手校本的《帝客》第二十九的上面寫了一條眉校：‘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棄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終寐而颎，著之以自劾錄，當棄市?！@段眉校，標志了章太炎反清思想的發展”。①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64、37頁。此處所言“辛丑后二百四十年”，與《自序》的紀年相合，因為“永歷既亡”就是“辛丑”。而“尊清者”，當是康、梁等?；逝?。1902年，章太炎還在日本召開“支那亡國紀念會”，并撰有《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書》，今載《太炎文錄初編》。由于《自序》最早刊于1914年出版的《雅言》第一卷第十期，也有可能是編纂“文錄”時所作的說明。

然而，章太炎后補的《自序》所記詩歌創作的歷史背景，卻是真實可信的，即“是時，青島、旅順既割，天下土崩。過計者欲違難異域。寄籍為流民。計不終朝，民志益渙，駘駘似無傅麗”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0、241、240頁。。是已有亡國之憂患。當然，循以顧炎武“亡天下”之論，即為“天下土崩”。至于張之洞延聘章太炎的原因，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是年所記有云：“春，章太炎跑到武昌，謁張之洞。據《自定年譜》，張之洞‘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語告者，之洞屬余為書駁難’，因而赴鄂?！幸杂嗾Z告者’，指張之洞幕僚錢恂。赴鄂后，張之洞囑他幫辦《正學報》。章太炎辦《正學報》，是想正‘迂儒之激’，而張之洞則是假裝維新騙取政治資本。斗爭的現實，使他認識了張之洞虛偽的嘴臉，從而公開駁斥張之洞胡說的‘三綱五?！恰袊詾橹袊幕闹噰艺Z?！雹蹨锯x：《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64、37頁。倆人的分歧隨之而起?！栋鐝垺匪浴罢l令誦詩禮，發冢成奇功？今我行江漢，候騎盈山丘。借問杖節誰，云是劉荊州”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0、241、240頁。，劉荊州當謂張之洞。其《自序》有云：

或椓之張之洞。之洞使錢恂問故，且曰：“足下言《春秋》主弒君，又稱先皇帝諱，于經云何？”應之曰：“《春秋》稱國弒君者，君惡甚?！洞呵铩?，三家所同也。清文帝名皇太極，其子孫不為隱。當復為其子孫諱耶？”之洞謝余，歸自夏口，沿于大江，而作《艾如張》一篇，以示孫寶瑄。寶瑄韙之；以示宋恕，宋恕陽為發狂，不省。其夏，康有為以工部主事筦朝政，變更法度，名為有條貫，能厭民望。海內夸者，曲跳陵厲，北向望風采，以為雪國恥、起民瘼有日！而余復為《董逃歌》一篇以示宋恕，宋恕復陽狂不省。⑤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0、241、240頁。

這里談到了張之洞與章太炎在《春秋》之理解上的差異。是時，康有為以《春秋公羊傳》為思想基礎來倡導維新的主張，而張之洞則以《春秋左氏傳》所宣揚的忠君之旨相與抗衡。在時任湖北自強學堂提調錢恂的推薦之下，便將對《左傳》深有研究、并已撰成50萬字之《春秋左傳讀》的章太炎招至幕下。其用心是顯而易見的。1896年底，章太炎應汪康年、梁啟超之邀，赴上海參與《時務報》的編輯。但隨后即與康氏門徒因《春秋》的古今之爭而鬧得不可開交。章太炎《自定年譜》1897年記：“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蜓钥涤袨樽珠L素，自謂長于素王。其弟子或稱超回軼賜，狂悖滋甚。余擬以向栩，其徒大慍?！雹拚绿鬃?，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754 、13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只是在維新方面，章太炎卻與康有為、梁啟超等還是有通聲息的地方，是令張之洞非常不滿。汪康年、梁啟超等創辦《時務報》，其宗旨即為宣揚變法。即使是戊戌政變以后，章太炎避居臺灣，尚在1899年3月12日出版的《清議報》第八冊發表詩作《臺北旅館書懷寄呈南海先生》，其云“一讀登樓賦，悠然吾土思?；仡^憶疇昔，搔首愈躇踟。早歲橫江漢，談經侍不其”⑦章太炎撰，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754 、13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亦非后來革命黨與?；逝芍g的劍拔弩張?！栋鐝垺放c之同時在《清議報》發表，而詩題則是《泰風一首寄贈卓如》。因章太炎身在臺灣，故署名“臺灣旅客”。及至1901年，梁啟超在澳洲所作《廣詩中八賢歌》，尚稱“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漢魏遒。蹈海歸來天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①梁啟超：《廣詩中八賢歌》，《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冊《詩》，第1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還是將章太炎引為同道。也正是其日后思想的變化而趨于革命，《臺北旅館抒懷寄呈南海先生》沒有收入《太炎文錄初編》。在章太炎明確表示不能茍同張之洞的政治主張以后，張之洞遂下達了逐客令。章太炎離開武昌，其實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但是，《艾如張》詩中所言“昔我行東冶，道至安溪窮。釃酒思共和，共和在海東”，馬強才《章太炎詩集（注釋本）》稱：“東冶，西漢閩越王城，今福建省福州市……安溪，有二，一今浙江永嘉，一今福建安溪。此處當指后者。案：戊戌變法失敗，清政府下‘鉤黨令’，章氏乃避地臺灣?！雹隈R強才：《章太炎詩集（注釋本）》，第1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只是此詩的寫作時間，要早于章太炎赴臺之時。章太炎《自序》稱“歸自夏口，沿于大江，而作《艾如張》一篇”?！端嗡〖酚小妒l篇——答枚叔〈幽人行〉之贈》一首，寫作時間署為“一八九八年八月末”。而其附錄章太炎《幽人行》，即《艾如張》詩，時間則記以“一八九八年六七月間”③宋恕撰，胡珠生主編：《宋恕集》，第813-814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是時戊戌政變尚未爆發，故與“避地臺灣”無關。而詩中所云“共和”，亦非后來同盟會倡導“建立共和”之涵義，更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民選制度。而是《史記》和《竹書紀年》所記載的、上古時期較為開明的執政時期?，F實世界中的范例，則為日本的“君主立憲制”，故有“共和在海東”之語。這還是維新變法所追求的目標。章太炎收在“古詩十九題”中的詩作， 并無當時維新派詩人新名詞入詩的習氣。所以，詩中的“共和”，當有古代史志的出典。而在章太炎其他的文字中，亦曾出現過“共和”一詞。如前述湯志鈞所引之《客帝》眉校，最終定稿為《客帝匡繆》即云：“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飾茍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于形勢遠矣?！雹苷卤胫?，朱維錚編校：《訄書：初刻本、重訂本》，第107頁，上海：中西書局，2012。公元前841年為“共和元年”，這是中國有確切的歷史紀年的開始。故章太炎《客帝匡繆》所稱紀年轉換成公歷，就是1900年。

至于《董逃歌》，章太炎只是借用了漢末譏刺權臣董卓的民謠詩題。至于詩歌的內容和形式，兩者并無相似之處。有論者以為《董逃歌》作于庚子，因慈禧挾光緒逃往西安，當時詩人多有以“董逃”作諷者。但章太炎在《自序》中明言是為康有為變法而作?？涤袨樽鳛槌甲?，似乎更貼近董卓的身份。而戊戌政變爆發，康、梁亡命海外，章太炎亦遭通緝。其《口授少年事跡》稱“戊戌，三十一歲，康、梁事敗，長江一帶通緝多人，余名亦在其內，乃避地臺灣”⑤章太炎撰，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939頁。。其實，在庚子事變之前，他的政治理想、乃至內心情感，都和康、梁比較接近。但《董逃歌》充斥著維新失敗的悲觀情緒，先言“變風終陳夏，生民哀以涼。自昔宋南徙，垢氛流未央”，反思中國的羸弱，其溯源最早追尋到女真族侵入中原的宋代，可以窺見其民族主義思想的萌孽。而所謂“九域尊委裘，安問秦與羌？眇我一朝菌，晦朔徒菸黃。百年遭大劑，揄袂思前皇。前皇已蒿里，懷糈誰陳辭”，此處的“前皇”，應該是戊戌政變后傳言很多、生死未卜的光緒?？涤袨樗奶幮麄鞯摹兑聨гt》，即言“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⑥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第6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是還在1898年10月24日之《字林西報》登載。并且，章太炎對當時維新派人士的處境，亦深表關心和哀憐，所以他說“吾衰三百年，刑天烝舞干。狼弧又橫怒，絳氣殷成山。微命非陳寶，畀鶉良獨難。秦帝不蹈海，歸蒔千竹竿”⑦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1頁。。當時，章太炎還撰有《祭維新六賢文》，痛悼殉難的戊戌六君子。至于詩歌，不在“古詩十九題”之列的，尚有《雜感》。是詩發表在光緒1899年11月19日之《臺灣日日新報》，有自注云：“此去秋將東渡臺灣作也。今中星一帀，復自江戶西歸，書此不勝今昔之感?！痹姼杷浴岸〈藴婧Q，?？嘤愌?。重華不可遌。敷衽問九天。溟涬弟堯舜，而不訾版泉。版泉竟何許，志違時亦遷”①章太炎撰，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193、754頁。，其哀婉之志、凄切之情，與《董逃歌》是一致的。不過，是詩也依舊停留在維新的舊夢之中，并沒有明志推翻清皇朝的革命。章太炎流亡臺灣期間，在臺灣報刊發表的詩作，都沒有收入《太炎文錄初編》，如《餞歲玉山吟社席上課題分韻》《玉山吟社席上課題分韻》《正月脞日即事》《兒玉爵帥以帝國名勝圖見贈賦呈一首》《玉山吟社雅集分韻得冬》《將東歸賦以留別諸同人》等。此詩也不例外。就詩歌的數量而言，這是章太炎早期創作的高峰。

我們要特別關注一下章太炎《自序》談到的他將《艾如張》“以示孫寶瑄。寶瑄韙之；以示宋恕，宋恕陽為發狂，不省”，以及“而余復為《董逃歌》一篇以示宋恕，宋恕復陽狂不省”?！绊t之”和“陽狂不省”，關鍵在于兩人的政治態度。章太炎結識宋恕和孫寶瑄，是在他離開杭州詁經精舍、赴上海入職《時務報》以后。其《自定年譜》1897年稱：“春時在上?！瓡疥査嗡∑阶觼?，與語，甚相得?！雹谡绿鬃?，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193、754頁。而是時孫寶瑄亦寓居上海，葉景葵《 〈忘山廬日記〉序》謂其“居滬后，獲交章太炎、貴翰香、嚴幾道、譚壯飛、梁任公、夏穗卿、蔣觀云、汪穰卿、歐陽石芝、邵二我諸君”，所舉多為當時維新派之中堅。葉景葵又云孫寶瑄“于清代大儒，服膺梨洲與習齋，故留心時事，嫉朝政之不綱，主張民權，進為君主立憲。佩太炎之文學，而反對其逐滿論，但未嘗不主革命”③葉景葵：《 〈忘山廬日記〉序》，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第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故“寶瑄韙之”，說明了他與章太炎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差異早已有之。須知，孫寶瑄是“官二代”，其父孫詒經曾任戶部左侍郎，而岳父李瀚章則是李鴻章的長兄，官至兩廣總督。其言行有所忌諱實屬正常。而宋恕在1892年5月30日所作《上李中堂書》，即倡言變法：“變法之說，更仆難終，請為相公先陳三始：蓋欲化文、武、滿、漢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氣，必自設議院始；欲興兵、農、禮、樂之學，必自改試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則曰：欲更官制、設議院、改試令，必自易西服始?！边@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設想，故宋恕又言：“與人談三始，猶有然之者；談一始，則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罵，以為背謬已極，名教罪人。夏蟲不可與語冰，井蛙不可與語天，舉國皆狂而狂不狂，若之何哉！”④宋恕撰，胡珠生主編：《宋恕集》，第502、3、844、820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但宋恕在讀到此二首詩以后，卻屢屢陽狂不省?？梢?，章太炎在詩中所表現的思想，也已經超越了宋恕之維新的底線。章太炎曾因言辭激烈，被人戲稱為“章瘋子”。這其實是真瘋與裝瘋的沖撞。因為此前，宋恕“全盤西化”的主張，在“舉國皆狂”的反對聲中，就已經有所緩和?！恶R關條約》簽署以后，他應孫寶瑄之兄寶琦之請，代擬《光緒皇帝罪己詔》。而戊戌政變以后，宋恕逐步淡出江湖，1905年，應山東巡撫楊士驤之聘，擔任山東學務處議員。他還曾代理山東編譯局坐辦，從此專事教育和著述工作。所以《宋恕集》“編者的話”稱：“戊戌以后，宋恕和章炳麟之間的分歧日益突出。早先，原曾因商鞅和張之洞問題‘大辯攻’，宋尊孔尊孟，章薄孔尊荀；宋切齒痛恨鞅斯，章極力替商鞅辯護。此后，宋仍主議會立憲，章轉向排滿革命。宋承認章是真正的愛國者，但為了章的安全，勸說一月，‘莫為稼軒詞’?！雹菟嗡∽?，胡珠生主編：《宋恕集》，第502、3、844、820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今查《宋恕集》，贈答章太炎的詩詞之作凡七題，最早是作于1898年7月13日的《贈章枚叔》。而1901年2月3日最后所作《贈別章太炎》，序稱“太炎先生，評人論事與仆多歧；偏怒偏悲，性亦稍異，或遇使然”。又有句云“豈不知辛子，其如惜范生”，⑥宋恕撰，胡珠生主編：《宋恕集》，第502、3、844、820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是以辛棄疾喻之。另1899年7月所作《寄余杭》二絕，其一云：“甬東一夜猿聲斷，終古《黃書》淚萬行。借問幼安無寸土，欲將何術拯姬姜？”⑦宋恕撰，胡珠生主編：《宋恕集》，第502、3、844、820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是亦“莫為稼軒詞”之意?；蛟S，宋恕便是將《艾如張》和《董逃歌》視作“稼軒詞”，但這恰恰是章太炎民族主義思想開始萌生、甚至是其革命征途的起點。從此，章、宋二人漸行漸遠，在政治上開始分道揚鑣。而《太炎文錄初編》也沒有收錄與宋恕相關的贈答之作。

這也許就是《艾如張》和《董逃歌》能夠采入《太炎文錄初編》、并成為“古詩十九題”開篇最主要的理由。

三

入選“古詩十九題”的詩歌，在《艾如張》和《董逃歌》之后，時間上有一個很長的飛白，直到1907年以后創作的《鳷鵲案戶鳴》和《山陰徐君歌》?！而T鵲案戶鳴》題下有注，稱“為劉道一作也”。而山陰徐君，乃是徐錫麟。章太炎還撰有《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和《劉道一傳》，可幫助讀者解讀詩作?！而T鵲案戶鳴》與《艾如張》一樣，亦為模仿漢樂府的五言古詩，但除了題目有些“杯珓讖辭”以外，詩歌本身并不艱澀?！渡疥幮炀琛穭t為四言體。正是二詩擬古的形式，才得以采入“古詩十九題”。當然，入選“古詩十九題”，內容應該是更重要的因素。

《鳷鵲案戶鳴》最早見諸于1908年4月25日出版的《民報》第二十號。同時發表的文章，還有寄生《劉道一碑文》和運甓《劉烈士道一像贊》，這是一個紀念劉道一的專欄。寄生、運甓分別是汪東和黃侃的筆名，二位都是章太炎的學生。章太炎當時是《民報》的主編，應該是他組的稿。當然，在編輯的過程中，編者如果感到余猶未盡，自己撰寫相關的稿件以充實版面，或擴大影響，這在當時也習以為常。章太炎與劉道一及其兄長劉揆一，關系都不錯。劉揆一在1903年赴日本留學，即與黃興參加拒俄義勇隊。次年春，又和黃興發起成立華興會，任副會長。1907年以后還曾代行同盟會總理職務，主持東京本部工作。就在《民報》的第十九號，章太炎還刊發了《與劉揆一書》。這不是一般的書信，而是聲討憲政的檄文。緣起是王闿運的學生楊度，在湖南鼓吹立憲，傳言王闿運為湖南憲政支部會長。在革命的大纛下，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故而章太炎在信中稱：“意者憲政諸子，建王翁為表旗，因以矜燿，不吝余名以覆露諸夸者。八十老翁，名實偕至，亢而有悔，自墮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立憲者，豈足以張國威、舒民氣，突厥、波斯建置議院，無救于衰微，縱得一二成效，編戶齊民，愈益失其職姓?！庇捎趧⑥褚灰彩峭蹶]運的學生，故其最后說“足下不以此匡諫，值百年之大齊，遭神龜之盡期。世有明達，生芻一束，終已不來王翁之殯宮矣。心所謂危，亦以告也”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186-188頁。。由此可見，章太炎和劉揆一之間，似乎也有稍許誤解。當然，他們總體的目標還是一致的。而對于并肩作戰的同志之犧牲，章太炎則充滿悲痛和景仰之情。嗣后，他又在1908年7月出版的《復報》發表《劉道一傳》。

據汪東《劉道一碑文》所記：“歲維丙午十一月二十日，畢命于瀏陽門之外，年二十有二?！雹阱X仲聯：《廣清碑傳集》，第1425頁，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知劉道一犧牲于1907年1月4日。而章太炎《劉道一傳》稱：“丙午……十一月十六日，獄吏呼道一，瀏陽會黨有引者，令傳至瀏陽質之。以竹轎輿道一。出長沙東南瀏陽門渡隍，遂曳以下，倉卒未反縛，魁劊舉刀斫之。四擊乃斷其頭。道一死時，年二十二矣?！雹壅绿鬃?，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320頁。其犧牲之日則為1906年12月31日。汪、章二人所述略有出入。細細考量，后出之章太炎的“傳”當更為可靠。章太炎讀過汪東的“碑文”，并加以褒揚。汪東《題青溪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后》即云：“嘗作《劉道一碑》，章先生甚獎藉之?！雹芡魱|撰，薛玉坤整理：《汪東文集》，第358頁，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如果沒有更可征信的材料，章太炎是不會去修正汪東之記載的。只是依據汪、章二人所述，則陳旭麓主編之《中國近代史詞典》，以及馬強才校注之《章太炎詩集（注釋本）》等稱劉道一生于1864年，亦有舛謬。因為按照中國傳統的計算年齡之方法，即以農歷為準且計以虛歲，其生年當為1865年。

徐錫麟的殉難日，則為公歷1907年7月7日。所以，《太炎文錄初編》是按劉、徐兩人犧牲之時間，來排序二詩。但是，詩歌實際的創作時間，《山陰徐君歌》可能要早于《鳷鵲案戶鳴》。當時，徐錫麟領導的安慶起義，因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且革命黨人亦犧牲眾多，故其造成的社會影響，要大于劉道一參與的萍鄉、醴陵、瀏陽起義。況且，劉道一參與起義并沒有被抓現場。據章太炎《劉道一傳》，他是因“父病偏枯甚，遂趨赴家”。然“鄉里無賴疑為揆一，欲呵取金錢，不與，乃致之有司。有司亦不省，呼以揆一”①章太炎撰，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320、319、320頁。。所以，劉道一的被捕，純屬意外。就個人感情而言，徐錫麟和章太炎都是浙江人，且原先就是光復會的同志，在革命黨內部時有矛盾的派系之中，屬于同一派別，相互之間關系比較密切。所以，徐錫麟犧牲以后，章太炎隨即撰寫了《祭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文》，發表在1907年10月25日出版的《民報》第十七號之上。同時刊發的還有《秋瑾集序》?！肚镨颉肥钦绿鬃钤缂o念安慶起義的文字，在《民報》刊發“祭文”之前，已經先行在1907年8月10日出版的《天義報》第五冊發表，題為《秋女士遺詩序》。而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在介紹了《秋瑾集序》之刊布情況以后，稱其“旋又撰《祭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文》，末謂：‘浙雖海濱，實興項楚。其亡其亡，系于三戶。誰云黃鵠，讖語無語?！?913年，章氏在《稽勛意見書》中，以徐錫麟‘為官吏革命之始’；秋瑾‘為女子革命之始’?！雹跍锯x：《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143頁，北京：中華書局，2013。此后，痛定思痛，章太炎又撰《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記述英烈之生平。與此同時，創作了《山陰徐君歌》。但均未在當時的報刊登載，只是在民國以后編纂《太炎文錄初編》的時候，才予以采錄。而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之“著作系年”，其“傳”和“歌”，均系入1907年。

言《鳷鵲案戶鳴》模仿漢樂府，主要是借鑒了《孔雀東南飛》的形式。首先，《孔雀東南飛》和《鳷鵲案戶鳴》的首句均為詩題。其次，《孔雀東南飛》收入《玉臺新詠》的時候，最初詩題是“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后人將其首句改成詩題后，原題便成為題下注?！而T鵲案戶鳴》的題下注，與之相仿。另外，章太炎模擬《孔雀東南飛》，或許還有一個原因，便是劉道一死后，其妻曹莊即欲殉節，而為人所救。但二年以后還是自縊身亡。這與焦仲卿“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的結局，也有相似之處，只是男女主角顛倒了一下。詩歌開篇即云“鳷鵲案戶鳴，似聞楚聲欷。問鵲何能爾，云受杞梁妻”，章太炎是借曹莊之口，敘述了其丈夫投身革命而最終被害的經歷。劉道一聰明絕倫，且英俊瀟灑，即所謂“繚繚善方言，白皙無髯髭”。其天賦特別表現在語言方面，章太炎《劉道一傳》亦稱“道一聰聽，而有口，所至數月，輒能效其方俗語言。至湖北即為湖北語，至上海即為上海語，聲氣密合，莫審其何所人”③章太炎撰，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320、319、320頁。。章太炎對此加以強調，這或許是從事革命之地下工作的優越條件。隨后，詩歌記載了劉道一參加的光緒末年湖南的兩次起義，且均以“不知何老公”起興，先是“屯聚湘水湄”。據章太炎所述，知其是在兄長劉揆一的引導下走上革命之路，參與了華興會在湖南策劃的“甲辰起義”：“阿兄好交游，蓬頭箸麻鞵。傳呼良家子，步入郭門西。劉矛長八尺，空弮張弩機。一朝事不就，鎩翼各分飛。阿兄走吳會，小弟逃東夷?！贝撕?，則描寫了劉道一從日本潛回，侍奉中風的父親，強調了革命者至孝的家庭情懷：“阿翁年七十，風痹不可醫。家室空無人，墻上生蒿藜。良人念當歸，歸來一何遲。上山請玉兔，搗藥丹沙衣。父病霍然已，辭去下堂階?！倍姼璧诙蔚摹安恢卫瞎?，則是“手持三尺徽”。是時的劉道一，已加入同盟會，且被黃興委任為萍瀏醴起義的負責人。據汪東《劉道一碑文》所述，在“郡中大吏命游擊熊道壽系君，下按察司獄”④錢仲聯：《廣清碑傳集》，第1425頁。以后，劉道一除了“孝”以外，還表現出了“悌”。當時劉道一是被誤作揆一而遭逮捕，這在前引章太炎《劉道一傳》中也有記載。官方隨后也知道有誤，但欲罷難休：

后知其非是，無以罪也。欲藉虛言，羅織其事，以刑具示之。道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蹦肆T?！丢z中與人書》曰：“道一必不忍父母所受之軀為毒刑所壞。彼若刑訊，吾則自承為劉揆一，以死代兄。吾志決矣?！庇兴炯鹊玫酪皇?，視其所佩印文曰“鋤非”，遂以定獄。⑤章太炎撰，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320、319、320頁。

“以死代兄。吾志決矣”，劉道一的操守，對于追求民族主義革命、強調傳統道德的章太炎來說，特別值得稱頌。當然，此亦可見滿清政府的草芥人命。故章太炎詩云：“系頸出門去，相將入圜扉。問我得何罪？云子字鋤非。上堂乃無語，欻已召屠魁。按條當棄市，銜冤欲愬誰？”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2、219、242、2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文和詩在細節上的高度吻合，也說明兩者寫作時間相近。

“中國既亡，幾三百年。哀此黎民，困不得伸。胡虜滔天，政日益專?！薄渡疥幮炀琛烽_篇所述，就充滿著民族主義之情緒。這也是徐錫麟投身革命的動因。此時的章太炎，已經是職業的革命家，其編撰報刊文章，甚至創作詩歌，都是為了宣揚革命，激勵民氣，都服務于他的政治目的。既然是以宣傳為宗旨，詩歌就必須通俗易懂，故其風格與《艾如張》和《董逃歌》就有了很大的不同?，F在一般的讀者，見四言詩，就以為摹古，尚未閱讀即畏其艱澀。這在討論章太炎詩歌的文章之中，不時可見。其實，章太炎在當時還嘗試著用白話作文，陳平原即編有《章太炎的白話文》一書?！渡疥幮炀琛穼π戾a麟的表彰，也很直白：“山陰徐君，生當其辰。能執大義，以身救民。手殲虜酋，名聲遠聞?！彪S后是言徐錫麟策劃和指揮安慶起義之全過程，其中亦不乏傳奇色彩。譬如徐錫麟遇難以后，劊子手曾殘忍的剖其心肝。章太炎《徐錫麟陳平伯馬宗漢傳》只有“虜殺山陰徐錫麟于安慶市，刳其心，祭恩銘”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2、219、242、2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這樣簡單的一句，而詩歌則通過作者充分調動的想象力而大肆渲染：“胣君心鬲，以享淫昏。心躍起，直上棟間。胡鬼告言，我腹已穿。不能啗飯，何用炮炙心肝？諸虜聞之，憂心慱慱；異域聞之，競與稱傳；我民聞之，莫不悲嘆。賢哉，賢哉！山陰徐君?！雹壅绿祝骸墩绿兹返谒膬?，第242、219、242、2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詩歌至此戛然而止，而讀者悲憤和崇敬之情，則油然而生。

其實，章太炎當時悼念犧牲之同志的詩歌，并不止《鳷鵲案戶鳴》和《山陰徐君歌》二首。但其他所作都是近體，故沒有收入《太炎文錄初編》。如《獄中聞沈禹希見殺》云：“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瀟瀟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螭鬽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雹苷绿祝骸墩绿兹返谒膬?，第242、219、242、2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據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介紹，時任《浙江潮》編輯的許壽裳，從蔣智由處獲得此詩手跡，遂刊發于1903年9月11日出版的《浙江潮》第七期，是詩注明寫作日期為“六月十二日”，即公歷8月4日。沈禹希名藎，早年在長沙與譚嗣同、唐才常交好，戊戌政變失敗后東渡日本留學。1900年回國，與唐才常組織正氣會，參加自立軍。1903年，因在天津的英文報紙上披露《中俄密約》的賣國條款，引發國內的抗議浪潮，遂被清廷逮捕，且遭杖殺。而此時的章太炎因《蘇報》案身陷囹圄。其實，是詩最早發表在1903年8月14日之《國民日日報》，署名“西狩”，詩題為《重有感》，文字除首句“不見此君久，江湖久隱淪”略有出入以外，余皆相同。而同時發表的還有鄒容的《和西狩》，署名“庸兒”：“中原久陸沉，英雄出隱淪。舉世呼不應，抉眼懸京門。目瞑負多疚，長歌召國魂。頭顱當自撫，誰為墨新墳？”⑤鄒容：《和西狩》，《國民日日報》第八號，1903年8月14日。當是二人在獄中的唱和之作。嗣后，8月23日沈藎追悼會于上海豫園召開，章太炎為撰《祭沈藎文》，發表于1903年11月18日出版的《浙江潮》第九期?！短孜匿洺蹙帯肥杖霑r改稱《沈藎哀辭》。

被許壽裳同時收入《浙江潮》第七期的，還有章太炎的《獄中贈鄒容》和《獄中聞湘人楊度被捕有感》二首，也都是五言近體。前首注明寫作日期是“閏月廿八”，是年為閏五月。后首則是“六月十八”。章太炎在獄中和鄒容有關的詩作，還有《獄中與威丹聯句》《獄中與威丹唱和詩》，則是七言絕句。因章、鄒二人同為“蘇報案”坐牢，在獄中又相互照應，其感情至深。鄒容卒后，章太炎尚有《鄒容傳》《鄒容畫像贊》，以及后來據《鄒容傳》修改而成的《贈大將軍鄒君墓表》。及至1934年，回憶往事，章太炎《題鄒容〈革命軍〉》，對鄒容猶有極高評價：“蔚丹著《革命軍》以興漢滿之訟，而判決者則清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由是漢滿對峙，革命之局始定?！雹拚绿鬃?，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884、633頁。至于詩作，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后回國，還有《展亡友鄒蔚丹墓因與印泉議治墓道》《重過威丹墓》等作。前首手跡今存上海圖書館，上題“乙丑”，是為1925年所作，由章氏國學講學會刊入《太炎文錄續編》。而后首作于1924年清明：“落魄江湖久不歸，故人生死總相違。只今重過威丹墓，尚伴劉三醉一圍?！雹哒绿鬃?，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884、633頁。因為是七言絕句，故只在1936年出版的《制言》第二十五期發表。是時，章太炎剛剛去世，本期還登載了大量哀悼章太炎的詩文。劉三為劉季平，別署“江南劉三”。據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君墓表》稱，因對鄒容死因“內外皆疑有佗故，于是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涇，樹以碣，未封也”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五冊，第22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是詩雖為鄒容所作，但亦可看作是章太炎的自哀之詩。其實，拋棄了體裁的偏見，是為章太炎與鄒容相關的詩歌中，最真摯、最感人的作品。

四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滿出獄，隨即前往日本。直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才回到國內。其實，這是他第三次赴日。戊戌政變以后，章太炎避居臺灣，曾借道日本回到上海。其《自定年譜》1899年有記：“五月，渡日本，游覽東西兩京。時卓如在橫濱，余往候之。值清廷遣劉學詢、慶寬等攝錄康、梁，為東人笑。香山孫文逸仙時在橫濱，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七月，返至上海?！雹谡绿鬃?，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756、75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而《自定年譜》1902年2月又記，因其“在東吳大學言論恣肆，江蘇巡撫恩銘赴學尋問”，友人吳保初“懼有變”，勸其“亟往日本避之”。于是章太炎再次東渡。當時孫中山也在橫濱，又與之見面，“逸仙導余入中和堂，奏軍樂，延義從百余人會飲，酬酢極歡，自是始定交”。而章太炎“留日本三月，復歸”③章太炎撰，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第756、75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前二次赴日的收獲分別是相遇、相知孫中山，即與之結識和定交，因此投身有組織的革命活動。但走馬觀花，對日本并沒有深度的了解。第三次在日本整整居住了5年多，章太炎對日本的認識也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就詩歌而言，其看法主要反映在《東夷詩十首》之中。這是“古詩十九題”中篇幅最長、字數最多的一組五言古詩。也是在藝術方面博得最多贊語的章太炎詩作。我們前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有關章太炎的論述，將其與黃遵憲《日本雜事詩》進行比較，特別肯定了《東夷詩十首》的創造性多于模仿性。而金東雷《章太炎先生詩辨論旨》則稱：“囊在日本，詠有《東夷詩》，以寫素懷，曾記其第一首……格調高古，不同凡響。此非弟子私言，蓋誦者靡不嘆服也?！雹苠X仲聯：《清詩紀事（廿一）》，第15018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東夷詩十首》最早發表在上海右文社1915年2月5日出版的《雅言》第一卷第十二期。是時，右文社正在選編的《太炎文錄初編》，基本殺青，而是詩已經入選。故在《雅言》刊登，只是為了讓讀者先睹為快。至于《東夷詩十首》具體的寫作時間，其在《雅言》發表時有編者按稱：“右十首詩，為太炎先生海外舊作?！雹荨堆叛浴返谝痪淼谑?，1915年2月5日。是與金東雷所論一致。馬強才稱“此組詩成于1911年前，且各首寫作時間不一?！墩绿啄曜V摭遺》對組詩作年有所推論，認為作于‘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間’”⑥馬強才：《章太炎詩集（注釋本）》，第34頁。。而《章太炎年譜摭遺》1909年所記，則是“暫把太炎此一詩作系在本年項下”⑦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第5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大概是取其中間值。此組詩為章太炎第三次去日本期間的創作，其主題都是吟詠日本之風土人情和文化淵源。既追述歷史，又記敘現實。而在編纂文稿的時候，章太炎將其集在一起，遂成一題。詩歌反映了作者寫作時的心態，也體現了選錄時的標準。至于更為具體的創作時間，尚值得推敲。馬強才曾引《中國哲學》第九輯所刊章太炎寫給宋恕的信件殘頁，因其首言“仲容先生歿，既為位哭”，故馬強才以為“信中所言，恰為《東夷十首》的主旨。聯系孫怡讓逝世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則此組詩大部分當作于1909年前后”⑧馬強才：《章太炎詩集（注釋本）》，第34頁。。但信中又有言“浮海一年，日處島夷中”，則此信當寫于得知孫怡讓噩耗不久。在此之前，章太炎曾致書孫怡讓，請其規勸投靠端方的劉師培能夠回頭，并致力于學術。但孫怡讓尚未收到其書信即已去世。其實，章太炎對日本印象的改變有一個過程。而新的印象一旦形成，在短時間內就很難再變。所以，此組詩的大部分可作于1908年，亦可作于1909年，甚至更晚。當然，《東夷詩十首》最早的作品，可以是1907年所作。當章太炎定居下來以后，他對日本的看法，一定不同于過去的匆匆過客。而《太炎文錄初編》將此組詩編次在《秋夜與黃侃聯句》的前面，故其最晚也應該寫在黃侃1910年秋天的歸國之前。

《東夷詩十首》的第一首，先言自己早年對日本的美好印象，甚至前二次的走馬觀花也沒有多少改變“：昔年十四五，迷不知東西。曾聞太平人，仁者在九夷。隴首余糇糧，道路無拾遺。少壯更百憂，負紲來此畿。車騎信精妍，艨艟與天齊。窮兵事北狄，三載熸其師?！庇捎诠鈴蜁某蓡T，多持拒俄的態度，他們在上海成立了對俄同志會，還創刊《俄事警聞》專事反俄宣傳。故章太炎在日俄戰爭中的態度，也是傾向日本的。日俄戰爭的正式爆發，是在1904年2月，而詩中所言“三載”，其起訖也不知于何時。但詩的后半首，則是寫作者對日本好感的改變“：將率得通侯，材官毦山雞。帑藏竟涂地，算賦及孤兒。天驕豈能久？愁苦來無沂。偷盜遂轉盛，妃匹如隨麋。家家懷美疢，骭間生瘍微。乃知信虛言，多與情實違?！雹僬绿祝骸墩绿兹返谒膬?，第2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確實，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章太炎在日本所見，使其對日本有了更真實的了解，于是詩歌也有了更客觀的反映。而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特別稱贊《東夷詩十首》的第三、第四首，則在于通曉流暢的風格，是合乎胡適“五四”前后的文學主張。二詩多反映日本的市井生活，不太牽涉宏大的政治題材。其三云：

客從海西來，上堂結羅襪。長跪著席上，對語忘時日。仰見玉衡移，握手言離別。下堂尋革鞮，革鞮忽已失?；仡^問主人，主人甫驚絕。乞君一兩靴，便向籠間掇?；\間何所有？四顧吐長舌。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翱蛷暮Ｎ鱽?，上堂結羅襪”，是言剛去日本到友人家中訪問。初來乍到，作者還是有新異感。但出門之時鞋子丟失，即“下堂尋革鞮，革鞮忽已失”，主客之窘境，躍然紙間。而判斷《東夷詩十首》非一時所作，恰恰就在于其內容和風格的不統一，這也是胡適不作整體評價的原因。如第五首言日本文字之起源，以及其與漢字的淵源關系：“海隅無書契，其來自營州。后有黠桑門，小復規佉盧。下讀更上迻，文采相離婁。真草為符號，聲類乃絕殊。劉曹不可識，略曉唐人書。時作宛平語，一字一縈紆?！痹娭詈筮€談到了近代日本文字走拼音化的主張：“轉向大秦去，稗販穹錙銖。自言海西好，未若東人姝?！雹壅绿祝骸墩绿兹返谒膬?，第2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章太炎在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和造詣，其中所積累的知識和情感因素，致使其不會贊同日本文字西化的改革。正因為涉及學術，體現了學人之詩的特點，是詩生澀奧衍，與第三、第四首的平易曉暢迥然有別。故馬強才注釋《東夷詩十首》之后，補箋引錢仲聯評價語：“有阮籍詩的風格，讀來詰屈聱牙?！雹荞R強才：《章太炎詩集（注釋本）》，第50頁。這應該是注詩時的切身體會。但此組詩匯成整體，卻從方方面面記述了日本之風俗和文化。

也就是在章太炎寫作《東夷詩十首》的同時，在日本發生了一件對革命黨、特別是對章太炎本人影響很大的事情：由其擔任主編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遭禁，這讓革命黨失去了重要的宣傳陣地，也使章太炎沒有了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1908年10月，清廷派唐紹儀赴美商訂中美同盟，途經日本。章太炎在《民報》第二十四號發表《清美同盟之利病》，言清政府意“欲借極東之美以掣日本”。唐紹儀遂要求日本政府封禁《民報》，并禁售第二十四號。黃侃《太炎先生行事記》言及《民報》被禁之事，更談到了章太炎在日本的生活狀況：

后革命黨稍渙散，黨之要人或他適，《民報》館事獨委諸先生。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報》館，禁報不得刊鬻。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諸游學者以國學。睹國事愈壞，黨人無遠略，則大憤。思適印度為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澣。困厄如此，而德操彌厲。其授人以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⑤黃侃：《黃季剛詩文集》，第618頁，北京：中華書局，2016。

可見，章太炎之生活十分清苦。他在日本招收中國學生而“授人以國學”，其目的還是革命，即所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當然，這也可以適當地解決生計問題。就學術而言，黃侃則是章太炎所收授的學生之中最重要、亦最著名的一位。黃侃也是革命黨人。所以，“古詩十九題”之中所保留的《秋夜與黃侃聯句》和《游仙與黃侃聯句》，是他們師生之間交流思想的真實寫照。古人好悲秋，所謂“自古逢秋多寂寥”，六朝之鮑照和謝朓均有《秋夜詩》。至于《游仙》作為詩歌的主題，有人追溯到屈原的創作。而魏晉最著名的《游仙詩》，乃郭璞所作。后人亦常擬議之，實質是借著神話故事來抒發自己對現實世界的看法，以及對理想境界的追求。章太炎、黃侃借用古題來進行聯句，抒發的還是今情。

《秋夜與黃侃聯句》和《游仙與黃侃聯句》的寫作時間，學術界至今也沒有確鑿的考訂。無論是湯志鈞精心磨礪的《章太炎年譜長編》，抑或馬強才新近出版的《章太炎詩集（注釋本）》，均語焉不詳。是二詩最早發表在《學林》第一號，署名“章絳”。而湯志鈞以為《學林》第一號出版于1910年，故將其系于此年。但彭春凌《另一側的潛流：清末國學變遷與章太炎的明治漢學批判》認為，《學林》第一號出版于1911年6月。其實，他們只是討論了發表時間。至于二詩的寫作時間，并沒有確定。因為是聯句，章、黃二位應該在一起時才能完成。由于黃侃于1910年秋回國，故詩歌的創作應該在此之前。而《秋夜與黃侃聯句》，黃侃首唱“中原亂無象，被發入蠻夷”，章太炎隨即稱“忍詬既三歲，裘葛從之移”。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4、244-245頁。從章太炎1906年夏天到達日本推算，是詩當作于1909年秋天。然蘇曼殊《燕子龕隨筆》云：“余巡游南洲諸島，匆匆二歲，所聞皆非所愿聞之事，所見皆非所愿見之人。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太炎以素書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見寄，謂居士深于憂患”。②蘇曼殊撰，柳亞子編定：《蘇曼殊全集》，第112-113、333頁，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11。查蘇曼殊去南洋，是在1909年。柳無忌《蘇曼殊年譜》是年記：“九月，《拜倫詩選》出版。撰《英文潮音自序》。南巡星加坡諸島”。③蘇曼殊撰，柳亞子編定：《蘇曼殊全集》，第112-113、333頁，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11。既言“忽忽二歲”，又稱《秋夜》為“新作”，那寫作時間似乎又不太可能為1909年。但是，由于蘇曼殊此前沒有見過此詩，是對作為讀者的蘇曼殊而言，可能是“新作”，但不一定真是作者、即章太炎的“新作”。況且，蘇曼殊所錄《秋夜》，已經隱去了與黃侃聯句的形式，成了章太炎個人的詩歌作品。有一些詩句，亦有改動。我們是否可以假設，蕭瑟秋風又起之時，章太炎思念遠在南洋的故友，將《秋夜與黃侃聯句》略作修訂，寄給蘇曼殊以表問候?！昂龊龆辍?，如果從實算來，則為1911年的9月，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但此時，詩歌已經發表。

武昌起義來得有些突然。其實，在此之前的幾年，革命形勢并不樂觀，誠所謂“黎明前的黑暗”。故《燕子龕隨筆》稱其“深于憂患”，還是出于對國家和民族之前途的擔憂。我們從前引《秋夜與黃侃聯句》二人一開始的唱答，便可以感受。黃侃隨后又說“登樓望舊鄉，天柱亦已頹”“夏民竟何罪，種類將無遺”，主要是抒寫晚清社會之動蕩、政治之腐敗，以及民生之凋敝。而章太炎與之回應，也反映了作者精神層面的困惑，以及物質層面的困窘：“誰言樂浪樂，四海無雞棲”“邦家既幅裂，文采復安施？”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4、244-245頁。自1906年去國后，客居他鄉，遠離祖國和親人，其生活的艱辛，外加革命黨內部的矛盾，以致實現理想的過程也不順暢。種種因素疊加，章太炎的意志有些消沉。這在隨后所作的《游仙與黃侃聯句》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余冠英曾云：“郭璞的《游仙詩十四首》不象一般的游仙詩專寫想象中的仙山靈域，往往自敘懷抱，辭多慷慨。其歌詠神仙實際是歌詠隱遁，而歌詠隱遁的地方往往見出憂生憤世之情?！雹萦喙谟ⅲ骸稘h魏六朝詩選》，第17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如果將此言移論《游仙與黃侃聯句》，亦十分合適。說到隱遁，章太炎在日本的時候，也有去印度出家的想法，黃侃就謂其“思適印度為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此詩章太炎先說“上國有名山，海外無瀛洲”，黃侃答以“將尋不死鄉，言至昆侖丘”，因此，就時間而言，兩人聯句，《秋夜》首作于1909年的秋天，而《游仙》首作于1910年、即黃侃回國的前夕也有可能。師生倆人隨后借用《淮南子》的故事，又雜以《楚辭》《呂氏春秋》《列子》《山海經》等古代著作上的神話記載。章太炎和黃侃都是知識淵博的國學大師，許多典故信手拈來，卻非常貼切。詩歌給人的感覺是海闊天空，逍遙游覽，其虛設的神仙世界，實質是一個逃避現實的理想王國。但章、黃二人時時放心不下的，卻還是現實世界。所以黃侃最后說“鈞天奏廣樂，萬靈不少留。誰言龜鶴壽，千歲仍浮游?！雹僬绿祝骸墩绿兹返谒膬?，第245-24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這與《秋夜與黃侃聯句》結尾處章太炎所言“及爾同沈淵，又恐罹蛟螭。愿言息塵勞，無生以為師”②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5-24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是同一種心境。入世和遁世的矛盾，是他們“游仙”的主題，也是他們內心無法排遣的痛苦。劉熙載《藝概》卷二稱“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玄默之致，《游仙詩》假棲遁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真也”③[清]劉熙載：《藝概》卷二，第5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我們讀此詩，是否也有“激烈悲憤，自在言外”的體會呢？虛構的世界或許不盡相同，因為理想和追求也總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而現實之中經歷的曲折和磨難，如果有相似之處，在于歷史的輪回。

五

一般以為，《太炎文錄初編》中的《夏口行》，作于武昌起義之時。此詩并沒有表露出“初聞涕淚滿衣裳”的驚喜，或者“漫卷詩書喜欲狂”的狂歡。這應該是起義尚未成功、勝負也沒有最后分出之時所作。所以章太炎會說“朔風忽陵厲，白露轉為霜”，北方的滿清軍隊甚至還短暫的占據上風。究其原因，則是“赤松既云遠，誰能無他腸”。這里所言赤松子，即那位相傳對中華歷史之發展，曾起過關鍵作用的上古仙人，應該是暗喻起義之時尚在海外的革命領袖。但到底是孫中山，還是言其自己，詩人沒有明說，我們也不能妄自猜測。而最后所說“良言不見聽，思之淚沾裳”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5-24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則章太炎或有什么意見并未被起義者采納。

總之，武昌起義的勝利，幫助章太炎實現了投身革命的終極目標，他終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而以后所作的詩歌，也不再是其民族主義革命心路歷程的記錄，因此就不在本文所討論的范疇之內。但是在“古詩十九題”之中，《夏口行》之后的《廣寧謠》，是1912年冬袁世凱任命章太炎為東三省籌邊使，其赴任途中所作。此詩之主題是滿清之興起與明朝之覆亡的歷史。章太炎又是作于辛亥革命之后不久，故多有感慨。所以，我們對《廣寧謠》作一概述，以結束本文。

籌邊使署設在長春，而廣寧則為明代軍事重鎮，在錦州附近。在此賦詩，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稄V寧謠》先說“步出毉無閭，文石正累累。神叢亦時見，不知祀何誰”。其實，章太炎是知道祭祀之對象的，即天啟年間曾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作者先是自問，接著便是自答。在他看來，東三省籌邊使的職責大概相當于遼東經略。故詩歌便圍繞著熊廷弼的故事展開：“惟昔熊飛百。楚材為之魁。臨關建牙旗，長駕安東維。置堠亙千里，兩軍無交綏?！笨梢娖湟苑朗貫橹鞯氖呏哌€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皇帝昏庸、奸臣當道、閹黨專權，明王朝的崩潰之勢，已經不可逆轉：“神京有左肘，故老知懷歸。誰令斗筲子，居中相殘摧。付卒不盈萬，虛位隆旌麾?！倍苯映钢庑芡㈠龅?，是遼東巡撫王化貞。其不愿韜光養晦，而好大喜功、力主冒進，結局是可想而知的：“一朝衄河西，泰山為爾頹。彼昏豈不醉，輕戰忘其危。何意千載下，棄地如遺錐？”⑤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45-24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章太炎在這個時候回顧滿清入關的前因后果，其更深層次的含義便是防止重蹈覆轍，當然也是一種自我告誡和自我激勵，畢竟俄國和日本正虎視眈眈，環伺左右。

現在評價章太炎，多強調其國學之成就，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作為章太炎的學生，魯迅哀悼和緬懷老師時卻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辈⑶宜冯S章太炎的目的，也就是革命：“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倍绿坠膭痈锩脑姼?，也激發了魯迅他們的熱情：“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志《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并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并沒有忘記?！钡裂浴案锩?，先生亦漸為昭示后世計，自藏其鋒芒。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于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于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于期刊的斗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雹亵斞福骸蛾P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45-54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這自然是魯迅的看法。而章太炎刊落過去的作品，一定也有章太炎后來的標準。就詩歌言，其《太炎文錄初編》所收，特別是辛亥革命前的作品，還是突出了章太炎民族主義革命之經歷和理想的。其“多被刊落”，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宗尚漢魏六朝的詩學觀。在章太炎看來，近體詩起于唐代，就是游戲的筆墨，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章太炎“古詩十九題”的意義所在。畢竟，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少有的翻天覆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