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視角下媒介化賦能大興調查研究實踐探析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了解實際，就要掌握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強調“既要‘身入基層，更要‘心到基層，聽真話、察真情，真研究問題、研究真問題”。今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作者通過實地走訪、發放問卷、網絡資料收集等方式做調查，深入了解多地多部門對調查研究所提的具體要求，以及當前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所存在的痛點問題，并從媒介化賦能調查研究的歷史進程、媒介化賦能調查研究的實踐進路、走出媒介化的迷思等三方面進行闡述，對調查研究中的媒介擔當和媒介介入助力調查研究作實證分析。文章認為，“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媒介的躍遷發展成了技術爆發及革新最為人所感知的領域之一，而承載媒體功能的新媒介，不僅可以成為調查研究中的“晴雨表”“風向標”，也是調查研究具體落實的“助推器”。不過，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隨著媒介化發展與社會發展曲線的深度交疊，在真實世界里的調查研究實踐中，仍要注意媒介對調查研究帶來的數據失真、樣本代表性偏差、數據集限制等負面影響。須聚焦調查研究的媒介化的具體實踐、前瞻視角和宏觀視野，也需要聚焦其“反滲透”的一面。這將有助于人們堅持問題導向，做好調查研究，尋求破解難題的“源頭活水”。隨著互聯網發展進程的加快，媒介化如何賦能調查研究？媒介化視角下的調查研究探析將會提供新的實踐思路。

關鍵詞：調查研究；“互聯網+”；媒介化；賦能；媒體考察報告

中圖分類號：D63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3）14-0020-03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1]。今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下文簡稱《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準、效”。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具有“應用智能、反應迅速、形式豐富、矩陣龐大、分眾細化、觸達深入”等特點，不僅能在調查研究中成為“晴雨表”“風向標”，還能為貫徹“五字訣”、解決調查研究的痛點起到助力作用。

一、我國媒介化賦能調查研究的歷史進程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強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調查研究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圍繞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展開，這也是黨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的內在要求?！豆ぷ鞣桨浮窂恼{研內容、方法步驟等兩大塊內容展開具體的調查研究實踐指導，其內容有著深刻的辯證唯物主義印記。做好調查研究，需要掌握客觀素材，并用科學的手段進行梳理分析，最終達到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目的。媒介在上述幾個維度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從蒙昧到發展：調查研究中的媒介擔當

我國的調查研究起于奴隸社會后期至封建社會末期，由于生產力和科學水平的限制，彼時的調查研究尚處蒙昧階段，以調查者觀察、走訪及有限的記載為主，媒介化程度幾乎不存在，調研結果有著較強的主觀性和片面性。

進入20世紀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下，我國的調查研究有了躍遷發展。通過廣泛的社會化調查，采用參與觀察法、民意測驗法、實地走訪、現場談話等方式，毛澤東完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調查報告，并發表《實踐論》《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等深刻闡述調查研究重要性的論著，在我國調查研究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2]。這個時期的媒介化，主要體現在論著的傳播作用，即利用調查研究結果對真實世界的實踐做出理論指導。如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基于實地調查所著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引起了全黨對合作化問題的重視，也為解決辦社經驗不足提供了便利”[3]。

（二）現代的升維：從“關系”到“媒介”的調查研究進程

在媒介傳播理論中，人的互動關系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根據前文所述，無論是觀察走訪還是田野調查，我國調查研究的緣起和發展著重建構在人和人的互動關系之上。隨著社會信息化程度的提升，媒介邏輯正逐步印刻于真實世界并改變社會運行規則，媒介化的社會逐漸構建形成。正如阿斯普所定義的，“個人和機構適應正在變化的媒介環境的變革”[4]。媒介是人的延伸，也成為調查研究的延伸。20世紀90年代，基于互聯網的網絡調查在西方世界首次提及。如今，“互聯網+”正迅速重新建構調查研究，調查研究的主體和客體通過媒介發生連接，有了全新的調研方式[5]。

2022年底，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各主流媒體和自媒體脫離調查研究的客體主動行為，根據平臺搜索數據制作新冠病毒感染模型，表現突出。例如，自2022年12月15日以來，北京幾家醫院的發熱門診量就開始呈現下降趨勢，這與自媒體根據平臺搜索數據呈現出的數據模型測算結果吻合。

二、多位一體：媒介化賦能調查研究的實踐進路

作為元技術，互聯網技術的革新最能被公眾感知的點就是媒介，媒介是新技術爆發的集中突破口?；诨ヂ摼W和其之上的人工智能為媒介化賦能調查研究提供新的變量。

（一）調查研究數據入口的拓展

網絡社會是真實世界在互聯網上的映射，真實世界的要素——作為個體的人和人際關系同樣投射于網絡社會。媒介觸達網絡社會的各個節點，將節點的信息作進一步整合及流動[6]。媒介是網絡社會的一部分，那么媒介與網絡社會要素——人是不可忽略的。隨著社交平臺的普及，個人意識在網絡社會被放大，這里也成為調查研究的數據來源。這些數據描摹著用戶畫像，也成為匯聚社會熱點、話題和趨勢的輿論場。

（二）調查研究存在的現實問題和媒介化賦能的實證分析

對于各部門開展的調查研究，《工作方案》從調研時限、報告撰寫、調研方式等多方面都提出具體要求。

調研時限上，山東省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每年到基層調研時間不少于50天；河北省提出，省級領導下基層調研時間不少于2個月。

對于調研報告的撰寫，多地也作了強調。如河北省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親自組織撰寫調研報告，并交流調研情況，形成解決問題的思路辦法和政策舉措；吉林省專門提出要“高質量起草調研報告”，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成員每人形成一篇以上調研報告，各級黨委（黨組）主要負責同志要對班子成員調研報告進行把關。

時間緊、任務重，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在做好日常工作之余，走進一線做好調查研究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也催生出一些“異化”。筆者走訪當地一些部門了解到，目前，調查研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逐級派發”現象。比如，一些部門為了完成任務，通過文件派發的形式，要求下級部門上交材料或者問卷。而基層在短時間內領到數份調研任務，無法認真應對，只能按要求提供材料和問答，質和量都無法保障?！栋朐抡劇方衲?月13日發表題為《幾十個調研任務壓給“一支筆”！“逐級調研”豈能成為“逐級要材料”》的文章，受訪干部坦言，由于日常公務較多，將基礎性材料做整合成了完成調研的最高效形式[7]。

如何避免調查研究流于形式？如何更便捷地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方案》從大方向上做出了指引——要通過座談訪談、隨機走訪、問卷調查、專家調查、抽樣調查、統計分析等方式，充分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開展調查研究，提高科學性和實效性[8]。除了已普及的網絡問卷，“互聯網+”時代，還有以下較新的技術手段可供運用。

1.網絡討論

即通過社交網絡、論壇、云會議等途徑，由主持人發布話題，并邀請被調查者參與，在主持人的引導下進行觀點分享。在5G傳輸普及的當下，跨區域多點位云會議技術已日臻成熟。網絡討論已經從圖文發布的形式轉變為視頻云會議主持人可針對被調查者的反饋做進一步提問和引導，可以更靈活、更高效且有針對性地收集信息[9]。

2.集成平臺

現在，多地已完成政務平臺建設，使跨領域多場景的綜合性調查研究成為可能。如浙江省在政務云的基礎上開發了“浙江民調在線”，可做CAWI線上調查、CAMI面訪調查、CATI電話調查、攔截調查等。這些集成平臺的啟用打通了基層民調“毛細血管”，進一步完善民調工作全過程管理，切實提高民調工作質效，為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民主決策、科學管理提供客觀性數據資料和針對性信息服務[10]。同時，集成平臺“一次采集、多端發布”的優勢，也可對數據做集中推流處理，讓“逐級上報”變為“自行提取”，簡化流程手續。

3. AI人工智能

近年來，以ChatGPT為爆發點的人工智能再次讓媒介產生躍遷發展。AI在語言理解、生成、知識推理能力上表現出色，并形成內容完整、重點清晰、有概括、有邏輯、有條理的回答，能讓基礎性資料處理變得更便捷，并為調研報告提供多角度思考。

《工作方案》指出，要充分利用黨報、黨刊、電視臺、廣播電臺、網絡傳播等平臺的優勢做好宣傳。如今，多地融媒體中心不斷探索“政務+媒體”模式，利用自身流量主的優勢，將媒體職責朝城市治理范圍擴展[11]。例如，利用媒介矩陣作聯合發布，擴大調研的社會影響；又如，利用融媒體中心的技術力量和人才資源，為政務部門的發布提供顧問咨詢、技術支持和多形態內容制作[12]。加強與當地融媒體中心的合作，是一條快速提升政務服務水平的便捷途徑。以成都商報為例，該報依托媒體的創新升級，成立成都政務融媒體中心，利用輿論陣地打造強大的政務傳播矩陣[13]。又如，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與福建省政府合作，將原有的“福建新聞聯播”改為福建省人民政府辦公室為主體的“福建發布”，承擔后者政務發布的“活化”——即利用豐富的圖文及短視頻手段，作政務的靈活高效傳播。這些共建模式中，融媒體中心與當地政府已經突破甲乙方的關系，成為輿論傳播和社會治理的共同體。作為聚合器，融媒體中心聚合社會資源，放大輿論效力，成為提供社會服務、網絡輔政的綜合性載體[14]。

三、走出媒介化的迷思

在肯定媒介化賦能調查研究的優勢時，也需要注意到媒介帶來的另一面。大數據和算法對個體的刻意迎合，會使調查者處于被動狀態，帶來的是數據同質化和信息繭房問題。

（一）數據失真

由于互聯網具有身份隱匿的特點，調查者和被調查者處在不同時空，在反饋數據時可能會帶有侃侃而談的心態，作出非真實的判斷。此外，很多網絡調研以物質獎勵作為吸引手段，也會使得部分被調查者為了獎勵而調查，作出不符合事實的反饋[15]。

（二）樣本代表性偏差

由于各網絡平臺均有分眾化的特點，單平臺的受眾群體較為相似，如果網絡調查發布平臺區分度較低，所回收的數據就會產生樣本代表性不夠強的問題，需要特別注意其他渠道的樣本補充。

（三）數據集限制

由于人工智能的數據集依靠網絡資料，調查者無法確認數據是否可靠，因此結論也可能失真。以ChatGPT為例，目前其知識庫主要還是2021年9月之前的數據，所有訓練都是基于預先的數據集，在實際調查研究中，當需要使用這類“二手”信息作為“事實”進行研究時，仍需謹慎待之。

四、結語

隨著媒介化發展與社會發展曲線逐步交疊，基于“互聯網+”的媒介手段無疑會給調查研究注入新動能，也會給調研方向帶來新的啟示。但要看到，深度媒介化會帶來客觀層面的偏差。須聚焦調查研究的媒介化的具體實踐、前瞻視角和宏觀視野，也需要聚焦其“反滲透”的一面，這將有助于人們做好準備，堅持問題導向，做好調查研究，尋求破解難題的“源頭活水”。

參考文獻：

[1] 吳長清.真研究問題與研究真問題[EB/OL].黨建網，http：// images1.wenming.cn/web_djw/shouye/sixianglilun/dangjianpinglun/202109/t20210926_6186736.shtml，2021-09-26.

[2] 劉云.我國社會調查研究歷史的回顧[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科學社會版），1994（4）：48-53.

[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397.

[4] 李開渝，張秀麗.媒介化視域下中國國際傳播高質量發展的邏輯闡釋與實踐進路[J].中國編輯，2023（4）：41-47.

[5] 于洪彥，黃曉治.書面調查和網絡調查的區別：兩種數據收集方法的比較[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1（10）：97-103.

[6] 李開渝，張秀麗.媒介化視域下中國國際傳播高質量發展的邏輯闡釋與實踐進路[J].中國編輯，2023（4）：41-47.

[7] 孫亮全.幾十個調研任務壓給“一支筆”！“逐級調研”豈能成為“逐級要材料”[EB/OL].中國人民政府網，https：//www.gov. cn/xinwen/2023-04/21/content_5752542.htm，2023-04-21

[8] 中辦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N].人民日報，2023-03-20（001）.

[9] 張靜.談統計調查的新方法：網絡調查及其應用[J].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132-133.

[10] 民調在線，群眾呼聲一鍵直達[EB/OL].浙江網信網，https：// www.zjwx.gov.cn/art/2022/3/4/art_1673581_58870567.html，2022-03-04.

[11] 溫志強，高靜.政務新媒體在政府公共關系中的應用[J].傳媒，2019（10）：50-52.

[12] 蘭晶.融媒體時代提升政務新媒體影響力研究[J].中國報業，2023（1）：171-173.

[13] 何小梅，肖剛.主流媒體參與政務新媒體運營的“破圈”之舉：以成都商報“成都發布政務融媒體中心”為例[J].青年記者，2023（1）：40-42.

[14] 田維鋼，溫莫寒.媒介化與結構化：我國媒體融合研究的知識演進（1999-2022）[J].當代傳播，2023（2）：17-22，28.

[15] 河南省委辦公廳.高質量做好調研類信息報送工作[J].秘書工作，2022（2）：17-19.

作者簡介 陳欣，記者，研究方向：新聞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