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村民主體性作用研究
——基于扎根理論的分析

石松平，程曉麗，沈姍姍

（池州學院a.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b.池州市研學旅行研究中心，安徽 池州 247000）

所謂傳統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較早，擁有豐富的物質形態和非物質形態文化遺產，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經濟、社會價值的村落[1]。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核心是村民主體性地位的確立與主體性利益的實現，這不僅是傳統村落得以保護與發展的手段更是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目的與意義。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傳統村落的文物古跡、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資源依托，但村民卻在主動或被動地遷出傳統村落，致使傳統村落出現空心化與村民主體性缺失的局面。研究聚焦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過程中村民的主體性地位與作用，強調的是村民的主體性而不是農民的主體性。農民更強調戶籍與職業，研究中的村民涵蓋了從村里走出但不居住在村落、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這些人同樣關心村落的保護與發展，與村落保持著或多或少的聯系。

學界關于農民主體性研究成果較多，王春光認為農民的主體性，就是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主導權、參與權、表達權、受益權和消費權等[2]。劉小蓓與高偉從社區增權的角度對廣東開平碉樓傳統村落文化景觀保護進行了研究，認為制度增權可以提高社會居民的主動性，“能夠協調利益沖突，提高參與績效”[3]。王進文構建出農民主體性重塑的現實化路徑：創新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機制和回歸群眾路線，夯實集體土地所有制和架構數字化社區平臺，優化農村文化服務供給方式、能力與質量[4]。鄉村振興需要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5]。

1 研究設計

1.1 案例地選擇與數據采集

截至2022年11月，住建部共認定了6批“中國傳統村落”，安徽省有470 個村落入選名錄，皖南的黃山、宣城、池州三地分別有310、85、28 個，占全省的90%。研究基于對黃山、宣城、池州三市的傳統村落開展田野調查，對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過程中村民的主體性地位進行了探討。調查訪談了負責歷史名鎮、名村等特色村鎮保護和監督工作的村鎮建設科相關工作人員，獲取了20 個國家傳統村落的旅游發展規劃、村落建檔等一手資料，進行了文獻分析，了解不同村落概況，以此為線索確定部分需重點調查的村落。調查村落主要涉及池州市的梅街、渚湖姜、石門高、奇峰、嚴家、陵陽，黃山市的宏村、西遞，宣城市的查濟、石家村等。這些村落涵蓋了不同保護與開發類型，研究重點調查了已進行旅游開發的村落。2021 年10 月、2022 年1-2 月與2023 年1 月期間，研究者共訪談了以上村落43位村民，7位村兩委工作人員，11位旅游業從業者，5 位旅游公司投資人，4 位文旅局、村鎮建設科工作人員，1位村落保護與發展規劃專家，其中村民編碼用a 加數字表示，其余用b 加數字表示。調研中隨著訪談人次的增加，獲取的信息開始重復，研究數據在理論上開始飽和，遂停止繼續調查。

1.2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質性研究方法，運用扎根理論分析范式，將采集到的資料錄入nvivo12.0 plus 軟件，在軟件中進行開放性編碼、主軸性編碼和選擇性編碼。研究之初設計了村民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主體性兩個概念框架，更多的概念與指標主要是從調查資料中進行歸納總結得到。訪談主要是半結構式訪談法，圍繞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規劃制定實施，村落文旅產業發展，村民的生產、生活等方面進行，從訪談中辨析村民的主體性地位、主體性作用。

2 數據整理

2.1 開放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指將調查中所得資料錄入Nvivo逐句進行歸納總結，研究中共對200 余條原始語句并進行了相應的初始概念界定，得到48條節點，即開放式編碼（見表1）。

表1 開放式編碼節選表

2.2 主軸式編碼

主軸式編碼是通過建立概念類屬，提煉更高一級范疇的過程。通過對48個開放式編碼進行類屬歸納，最終得到主體意識、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受益性4個主范疇。主軸式編碼結果與開放式編碼之間的對應關系見表2。

表2 主軸式編碼范疇與關系內涵

2.3 選擇式編碼

選擇式編碼是從主軸式編碼中提煉出核心范疇，解析其范疇之間關聯性的過程。研究通過歸納提出“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困境”作為核心范疇，采用“故事線”的形式描述傳統村落保護、發展與村民主體性缺失之間的內在關聯性，構建關系結構（見圖1）。

圖1 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困境

鄉村振興背景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意義重大，傳統村落所在地政府積極制定村落保護與發展規劃，對村落的傳統建筑進行保護，成立國企或引進外來資本發展文旅產業或規模種植業，推動了鄉村振興。但總體來說，保護與發展政策的制定實施中，地方政府對村落當地居民、經濟主體性地位重視不夠，村民利益主體性不突出。調查中發現傳統村落的發展更多是資本與國企的發展，這使得村落的保護與發展陷入困境，削減了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意義，沒有體現“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5]”的鄉村振興戰略文件精神要求。

3 研究發現與闡釋

研究發現，各傳統村落在做保護與發展規劃時都強調了旅游開發，把發展旅游業作為村落產業發展方向，各村情況不盡相同（見表3）。黃山、宣城的傳統村落旅游開發更早，也相對成功，旅游開發的成功又回饋促進了村落的保護。西遞、宏村是比較典型的代表，西遞村1986年成立村辦旅游公司，2015年由國企獨資經營管理。宏村1997年由北京一家大型企業租賃進行旅游開發，期限30 年。兩村村民分別享受10%與8%的旅游收入分紅。宣城的查濟最早由村委與鄉政府合資從事旅游開發，2010 年變更為國企獨資經營，旅游公司為核心景區居民繳納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金。池州的石臺旅游資源較好，比較典型的是嚴家、奇峰村。嚴家村位于牯牛降景區內，由國企運營，居住在景區內的村民每年獲得200 元左右分紅。奇峰村進村不需要門票，2018起有公司對該村進行了扶貧開發，租賃村內空置小學校舍與部分民居改造成民宿并投入運營。池州市貴池區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石門高、渚湖姜，石門高早在2007 年與旅游公司簽訂旅游開發合同，計劃按照西遞、宏村的模式進行開發，收取門票，約定村民可享有旅游公司以村內自然、人文、建筑為基礎的旅游業8%的凈利潤分成，但迄今尚未盈利。渚湖姜村的土地總計流轉1000 畝左右，主要用于發展生態農業，并依托種植園發展旅游觀光、康養、民宿。

表3 皖南代表性傳統村落旅游開發現狀比較

以上較為典型的傳統村落都進行了旅游開發，成功運營的主要由企業主導，缺少村委、村民參股的合作開發形式，即使當初是村集體主導，現今也變更為企業經營。這些案例中村民的作用不夠突出，村民的利益主體性也不夠凸顯。根據上述質性資料的扎根分析，本研究聚焦于村民的主體性地位與作用，探討其共性，進一步分析闡釋其內在相關性。

3.1 村民參與村落事務的主體意識不足

村民的主體意識體現在對村落保護與發展相關政策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爭取。村民的主體性地位不能很好地發揮時，對自己的主觀認同感進一步降低，習慣于接受現狀，進一步將自己置于旁觀者位置。村民主體意識不強存在歷史與現實的因素，新中國成立以來實行城鄉分割二元制度設計，實行了長久的“去組織化”傾向的農村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這導致農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均處于劣勢，導致農民對于自身的能力與價值認識不足，主體意識被逐漸消磨[6]，所以往往會出現“各級政府大力宣傳、號召、動員，專家頭頭是道論證，而農民群眾冷眼旁觀”的現象，以政府的行政命令代替農民的自主決策[7]。歷史因素之外也有現實困境，能夠申報成功“中國傳統村落”的村落，大多位于較為偏遠的山區。正因為地理位置偏遠，城市化進程中村民就更傾向于搬離，在村外建房，沒有就地拆建，這就使得傳統建筑避免了被拆除的結果?，F今村落中的中青年村民大多脫離了農業生產，外出務工，不住村中，不了解村里情況，不愿或不便出席村民小組會議或參與其他決策。

3.2 村民的政治主體性地位作用發揮不充分

鄉政村治的政治制度安排規定了村內事務中村民的主體地位，但是實際治理中村民的主體性地位沒有很好體現。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規劃的制定、實施，相關產業政策的制定，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安排，一般是鄉鎮一級政府主導，村委會與村民話語權被弱化。村委相對鄉鎮政府更熟悉村內事務，理論上對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相關資金使用要具備知情、決議權。村民是與村落關系最密切的群體，對于傳統村落的保護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政府需要努力培育村民的政治主體性，保障村民政治權利的實現，不讓村民自治成為形式。增強村民的政治主體性地位需要充分貫徹村民自治準則，在村莊選舉、村民大會、村莊公共事務決策等方面充分發揮農民在鄉村社會中“人熟、地熟、事熟”的優勢，構建“村事民議，村事民治”的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體系[8]?，F今，中國實行的是城鄉統籌發展，城鄉融合發展。但調查發現，耕地保護、森林保護規劃、土地占補平衡等政策在實行中就難以得到村民的廣泛認同，但村民卻不能較好地通過政治渠道傳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3.3 村民的經濟主體性作用發揮不充分

經濟主體性是指村民參與村內經濟活動的主導權利。村落整體格局較好，旅游開發較早的部分傳統村落有成功運營的旅游公司，但是現有性質更多國企獨資?？傮w來說，國企、外來資本具有政策、資金、管理、運營等優勢，能對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發揮很好的作用，但是，旅游開發過程中，村委、村民參與卻越來越少。憑票進村的西遞、宏村、查濟、嚴家在發展過程中圍繞權益分配均產生過股權糾紛。所調查的傳統村落均沒有以村民為主體或者村民憑借資產、土地、資金等方式參股進行旅游開發的模式。有門票收入的傳統村落，村委與村民分紅份額較低，這表明旅游業發展中，村委村民只能較少地分享發展收益。謀劃進行文旅開發的傳統村落，地方政府亦不愿推動村委、村民、資本合作開發模式的建立。因此，無論文旅產業開發成功與否，其建設主體與經濟受益主體均不是村民。村落文旅資源不能更好地為村民增收，同時農村傳統小農養殖、種植的生態農業在工業化、規?；B殖的沖擊下難以生存，中青年村民一般只能外出務工。這種情況導致文旅資源豐富的傳統村落在城市化背景中越發空心化。

4 提升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村民主體性作用建議

皖南傳統村落相對較多，具有較豐富的自然、歷史文化資源的傳統村落應成為鄉村振興的主角。傳統村落將旅游業作為發展方向是符合實際的，但是旅游開發模式卻對村民的主體性地位與作用重視不夠，基于上述研究，提出傳統村落發展過程中關于增強村民主體性作用的相關建議：

4.1 對村委與村民進行政治賦能，提升村民的政治主體性

政治賦能主要是要真正落實村民自治制度，增強村委在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中的決策權，鄉鎮政府從主導作用變為輔助作用?！耙l揮億萬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并善于總結基層的實踐創造，不斷完善頂層設計[9]?！贝逦瘯c村民最清楚本村情況，應該在村落保護與發展規劃的制定，產業發展，招商引資，資金使用等方面發揮更多的主體性作用。要保證社群在保護決策過程中的發言權，專業的遺產保護工作者在這一過程中應該只是起到引導、咨詢和輔助的作用，社群才是主導。這種自下而上的做法必將成為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的新模式。同時，由于遺產保護與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關系緊密，遺產保護對于增加社會福祉、增強生活凝聚力及實現可持續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10]。老宅的使用，土地性質的調整，保護區的建設等方面要從城鄉統籌發展的角度考慮，以保障村落的長期利益優先。政府引導資本下鄉，但需要避免資本與鄉村干部的結合，避免資本對農村的粗放開發與掠奪性經營。這些措施的落實的必要前提是加強村民的政治民主權力，提高村民的話語權。

4.2 促成經濟合作組織的成立，發揮村民的主體性建設作用

鄉村振興需要推動產業的嵌入與融合，強化農民的組織和參與，保障多方的合作與共贏[11]。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需要外來資本的幫助，但地方政府不能只重視招商引資而忽視村民的主體性地位，而應多促成資本與村民的合作共贏，發揮村民的積極性，實現村民利益的增長。經濟合作組織能更好地保障村民的主體性地位，同時也是基層民主實踐的平臺。資本看重的是經濟效益，傳統建筑的保護、地方文化的傳承不是其文旅開發的首要目的。研究發現，缺乏村民共同參與的開發方式會讓企業產生更加昂貴的溝通成本與資金壓力。企業開發時往往需要租賃、流轉土地，這期間如沒有政府的協助，企業很難推進。企業在后期的實際經營行為如果與村民的直接利益訴求不能契合或不能讓村民產生收益時就會受到村民的阻撓，又會進一步造成開發障礙，甚至產生群體糾紛。而國企主導的開發模式，如不能保障村民的經濟權利實現，會影響政府的公信力，降低政民互信度。反之，村集體、村民憑借土地與房屋入股成立合作經濟組織，村集體、村民持有土地與房屋資產所有權、股份分紅權、決策監督權，經營管理主要由企業主導，發揮企業的資金、管理、運營優勢，如此更能實現多方共贏。

4.3 幫助村民居留在村落發展，讓村民成為受益主體

村落是村民生活、生產等所依存的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有人居才能延續傳統村落的文化內核。村落留住村民的前提需要根據地方資源優勢為村民創造增收的渠道，不同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規劃都選擇了文旅產業作為發展方向，從地方政府來說，這可以吸引公眾的關注，爭取保護項目與專項保護資金。但文旅產業不能創造太多的就業機會，這需要生態農業與文旅產業的融合發展。傳統生態農業種植、養殖在工業化、規?；臄D壓下日漸式微，但隨著農村電商的發展，讓鄉村小規模的種植、養殖業的銷售有了更便捷的渠道。村落應該因地制宜開展多種業態經營，促進本地農特產品、自然景觀和人文風俗開發和營銷，將具有本地特色的種植養殖與休閑療養、耕種采摘、自然教育、風俗獵奇、手工編織以及餐飲住宿等結合起來，形成一二三產融合發展態勢，盤活在地資源并促進資源收益內部化[12]261。政府可以扶持短視頻帶貨平臺與自媒體從業者，讓分散的小農生產的農特產品有穩定外銷的暢通渠道，使綠色生態農特產品的高價值得以變現，與規?；?、工業化種植與養殖業形成互補。傳統村落的原住民在保持傳統種植、養殖的生產生活的同時，村落的文化習俗也就得以延續，實現真正活態化發展。發展社會生態農業，是中央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要求轉向“綠色生產方式”的重要載體，也體現了只有貫徹鄉村振興戰略強調的“城鄉融合”，才能全面推進“三產融合”為內涵的“產業興旺”的內在邏輯[12]258。

5 結論與討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村民在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中主體意識比較淡薄，村民的政治主體性與經濟主體性地位不明顯。當村民主體利益受到較大損失時會不滿意，但較少有爭取權益的行為。村落的保護與發展主要是政府主導自上而下推進的。文旅開發相對比較成功的傳統村落，開發模式均不是以村民為建設主體與受益主體。生態農業本應成為傳統村落的產業發展方向，但是地方政府沒有有效地發展經濟合作組織，產業不夠興旺也就留不住外遷的村民，同時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政策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村民外遷，這使得村落老齡化、空心化趨勢頗為明顯?！斗鹆_倫薩宣言》強調對擁有文化遺產的社群進行保護，強調社群的主體地位，注重社群的權利維護與生活需求的滿足。一系列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憲章中都著力強調了“社區參與”，將之作為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重要組成內容?！栋屠瓚椪隆访鞔_規定：“應該給人們參與一個地方的保護、闡釋和管理的機會。這個地方對于他們具有特殊的關聯，而他們對這個地方也具有社會的、精神的或其他文化的責任[13]?！毖芯空J為社會的發展終究是為了實現人的發展，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根本上是為了村民的發展，要把村民的利益訴求置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