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語詞匯推理的研究重點：回顧與展望

李曉麗

（安徽建筑大學 外國語學院, 安徽 合肥 230031）

1945 年，Seibert 在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上發表有關“通過上下文猜測詞義 (guessing word meaning from context)”的實證性研究論文[1]，結果表明，語篇中60%～90%的非熟悉詞匯的意義可以通過詞源、語境和其他線索推理得出。1987 年，Haastrup[2]將詞匯推理定義為：詞匯推理(lexical inferencing)是指讀者基于語篇中所有可用的線索，加上自己的常識、對文章主題材料的認知和相關的語言知識，對非熟悉的單詞進行有根據的詞義猜測。詞匯推理不僅是二語學習者經常使用的閱讀策略，同樣也是一種有效的二語詞匯習得策略。本文以Huckin & Bloch 提出的詞匯推理認知模型為基礎，梳理和回顧了20 世紀90 年代至今這三十多年來國內外詞匯推理的三個研究重點，最后對二語詞匯推理未來研究進行了思考和展望。

一、詞匯推理的認知模型

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詞匯推理進行探索，詞匯推理研究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中Huckin & Bloch 提出的詞匯推理的認知模型目前仍然受到廣泛認可。這個模型描述了詞義推理的一個動態的假說-生成-驗證(Hypothesis-generation-and-testing)的認知過程(見圖1)[3]。

圖1 A cognitive model of L2 lexical inferencing (Huckin & Bloch ,1993)

該模型包括了生成/評估器(Generator/Evaluator unit)和元語言控制器(Meta-linguistic control unit)。生成/評估器涵蓋了大量的如文本圖式理論、句法詞法、百科知識等供學習者推理詞義用到的知識源，當讀者在語篇閱讀中遇到非熟悉的單詞時，可從知識源中調用相關知識對生詞進行意義推斷。元語言控制器是指讀者對各種詞義假設做出取舍，驗證推理結果時做出的一系列認知和決策：符合語篇意義的正向評估(PE:positive evaluation)會進入短時記憶，產生最后詞義推斷；不符合語篇意義的負向評估(NE: negative evaluation)會迫使學習者運用更多的語境線索來推斷詞義。這兩大部分相互包含且呈動態化運作，形成詞匯推理的認知過程。該認知模型表明，詞匯推理的認知過程實則是學習者從客觀的知識源中獲取線索，進行主觀詞義推斷，即假設、取舍、決策。

二、詞匯推理的研究重點

三十多年來，國內外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來探討二語詞匯推理的認知過程，因研究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結論和發現也各不相同，但這些研究基本圍繞著詞匯推理的三個方面而展開：詞匯推理的知識源或線索、詞匯推理的策略方法、詞匯推理的影響因素。

（一）詞匯推理的知識源或線索

學習者在詞匯推理過程中會運用各類知識，包括目標語文本信息、百科常識和母語等，從已知的上下文中推斷不熟悉詞匯的語義信息。早在1971 年，Carton 就將二語學習者詞匯推理時運用的各類線索或知識來源分為語內線索(Intralingual，即目標語語言知識)、語際線索(Interlingual，即母語語言知識)、語外線索(extralingual，即百科知識、背景知識等)[4]。值得一提的是，語際線索考慮了學習者母語知識的影響，指的是跨語言的同源詞匯現象(cognate)，例如英語與德語同屬于日爾曼語系，那么英國人在學習德語時就可借用母語的詞匯知識做出合理的詞義猜測。Haastrup 將這些知識源劃分為語言知識源(包含詞匯、句子和語篇三個層面)和非語言層面知識源(即學習者的世界、百科知識)[5]。

國內外學者采用問卷調查、有聲思維、延時追溯、文本分析、訪談等各種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對學習者在詞匯推理過程中使用的知識源進行了探索。Bengeleil & Paribakht 采用了有聲思維和訪談的研究方法探討了二語習得者的閱讀水平對詞匯推理的影響[6]，基于分析結果，將學習者在二語閱讀中使用到的推理線索和知識源歸納為兩大類：語言線索與非語言線索。前者可細分為語內線索(包含詞匯、句子、語篇三個層面)與語際線索(包含構詞、搭配兩個層面)，而后者可細分為主題相關、專用術語兩種知識線索。Qian 采用訪談法考察了加拿大二語學習者的詞匯推理[7]，同樣發現受試在推理過程中運用了多種知識來源。他根據線索源與目標詞的距離，在世界知識、語內詞匯知識和語際詞匯知識這三類知識源的基礎上增加了第四類，即線索位置。線索位置可細分為目標詞本身、目標詞鄰近的上下文和目標詞之外的語境。蔡薇和吳一安使用延時追溯方法考察了學習者二語聽力理解中的詞義推測情況[8]，他把受試運用的多種知識源總結為上下文語境、背景知識、語音知識、構詞法知識、詞性知識和超語言知識六類。Kaivanpanah & Alavi 的研究表明，學習者在詞義推理的過程中使用了語言知識和超語言知識(extra-linguistic knowledge)，而且語法知識的作用不可小視[9]。江新和房艷霞發現母語對于詞匯推理的知識源使用有一定的影響[10]，即不同母語背景下的二語學習者，對于知識源或線索的選擇也不同，例如同樣是學習漢語，歐美學生更傾向于使用語境線索，而日本學生則更喜歡使用構詞法線索。

（二）詞匯推理的策略方法

基于線索與知識源的分類，研究者進一步探討語篇閱讀中詞匯推理的策略選擇。Nassaji 用內省法和即時回溯法，對21 名不同母語背景的中級學習者的詞義推理過程進行了考查和研究，梳理總結出三類推理策略：識別(包括重復、單詞分析、詞形聯想) 、評估(包括核實、自問)和監控[11]。Hamada 在Nassaji 的推理策略分類標準的基礎上，增加了語境分析策略[12]。王瑛基于有聲思維收集的實驗數據，將詞匯推理策略歸納為元認知策略和認知策略兩大類型[13]。Hu & Nassaji在其實證研究中總結出了詞匯推理策略的另一種分類[14]：形式相關策略(如分析、類比、重復) 、意義相關策略(如運用篇章線索、語篇線索和意譯)、評估策略(如自問、確認/否認、評價) 和監控策略(如驗證失敗或困難后重新嘗試)。范琳、王震進一步將策略落實到具體的線索方法，提出了詞匯重復模式理論指導下的語境線索策略[15]。詞匯重復作為語篇銜接的重要手段，運用各種重復方式(同義、近義、上下義、再現等)將語篇凝練成意義完整、邏輯連貫的整體。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學習者可以利用各類語境線索(譬如定義、例子、同義反義、重述、因果、形態結構、語氣語調等)，來對語篇中不熟悉的生詞進行詞義猜測。

（三）詞匯推理的影響因素

詞匯推理是學習者在語篇理解過程中的一種復雜而綜合的大腦認知活動，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國內外研究者對此運用了各種定性定量的實證研究去探索，結果表明，這些因素可以分為兩大類：學習者因素和語篇因素。

1. 學習者因素

首先，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和知識背景對于二語詞匯推理的準確性都產生一定的影響。尋陽和孫麗考察和探討了二語學習者的詞匯知識深度與詞匯推理之間的關系[16]，結果表明，學習者詞匯知識深度越高，使用詞匯推理策略的次數越多。王改燕和萬霖也用實驗證實，高詞匯知識水平有利于學習者提高詞匯推理的成功率，但在特定的文章閱讀中，詞匯知識水平有個閾值，閾值之下詞匯知識水平會限制和約束學習者的詞匯推理，而閾值之上二者的牽制關系不明顯[17]。范琳等也提出，詞匯推理更多依賴于學習者的語言知識，詞義猜測的準確性會受到學習者詞匯知識水平、語言熟練程度和語篇背景知識等制約[18]。

其次，學習者對于語篇話題或材料的熟悉度也會對推理過程和結果產生影響。Pulido 發現，受試對于閱讀材料的熟悉度越高，詞義推測的準確性就越高，而且詞義在生詞習得和記憶中保持得也較好[19]。僅僅憑借語篇中的語言線索來推斷詞義有時候不夠準確，甚至會有誤導，這時候就需要學習者運用背景知識來補充更多信息。王懌旦等考察了二語聽力理解中的話題熟悉度對詞匯推理的影響[20]，結果發現，學習者的詞義推理與話題熟悉度密切相關，強話題熟悉度對二語聽力詞義推理的幫助明顯高于弱話題熟悉度。

再次，學習者的一語對于二語推理加工過程同樣會產生重要影響。Jarvis & Pavlenko 認為語言遷移是指學習者原本的一語語言系統對于二語的習得和使用所造成的影響，簡言之，就是個體的母語對于二語學習的影響[21]。研究表明，語言類型的距離遠近在語言遷移中意義重大，一語和二語之間較近的語言類型距離能夠促進二語習得，一語的詞匯和背景知識會在語篇理解過程中產生正向遷移，降低詞匯推理的難度，幫助二語學習者進行更有效的詞義推測(Albrechtsen, Haastrup &Henriksen[22]；Wesche & Paribakht[23]；Paribakht[24])。

近年來，國內也開始關注跨語言視角下的詞匯推理現象。劉雪麗、范琳提出，一語與二語的語言類型距離越近，兩者之間就越相似，讀者在進行二語詞匯推理時就越容易調動自己的一語相關知識對二語詞匯進行推理加工[25]。反之，一語與二語的語言類型距離越遠，兩者的差異就越大，讀者在進行二語詞匯推理時很難運用自己原有的一語詞匯知識，加上相應的文化背景知識也比較缺乏，這就導致在推理過程中出現較多的困難。張姣、范琳采用反應時方法考察中國的二語學習者在詞匯推理過程中一語對二語的遷移[26]，研究證實，漢語詞匯化會對學習者的二語詞義推測時間產生影響，受試對于漢語詞匯化目標詞的詞義推理時間要明顯快于非詞匯化目標詞。詞匯化是指歷時的語言發展中，非詞的語言形式逐漸發展成詞的演變過程，那么漢語詞匯化的英語目標生詞指的是，帶有漢語標記的原本非詞的英語語言形式，在歷時的跨語言發展影響下，逐漸演變成英語詞匯，如Gaokao (高考)、Tai-Chi(太極)、mahjong(麻將)等這樣的漢語詞匯化的英語目標生詞，對于中國二語學習者來說，詞義猜測的難度更低，所需的推理時間更短。

此外，學習者的認知風格①對于詞匯推理也有一定的影響。Alavi & Kaivanpanah 發現，在語篇較長的情況下，場獨立者詞匯推理的成功率明顯大于場依存者[27]。場獨立性學習者習慣于依賴自己的判斷和認知進行獨立學習，而場依存性學習者更喜歡參照環境、依賴環境來做出判斷和習得信息(程正方《現代管理心理學》)。而王瑛的實驗表明，雖然場獨立型受試在推理線索的種類選擇、策略使用次數和推理質量上都優于場依存者，但兩者并未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差異[28]。

2. 語篇因素

語篇因素指的是語篇本身的特征，在針對二語詞匯推理的影響方面，以往的研究者們主要關注的是語篇復雜度、目標詞特征和上下文特征。

首先，語篇難易度對學習者的詞義猜測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Fratzen 的研究發現，對于難度高的語篇，譬如句子結構復雜、上下文邏輯關系不明顯、生僻單詞數量多等，學習者難以利用語境線索，其詞匯推理加工的難度也隨之增大[29]。呂新博、范琳采用有聲思維和回溯結合的方式，考察了中等語言水平的學習者閱讀簡單和復雜難度語篇時的詞匯推理過程[30]。研究表明，語篇的句法結構難度越高，越不利于學習者使用語篇層面的線索，其詞義猜測的準確率越低；反之，語篇的句法結構難度越低，學習者得到的語篇線索就越充分，其詞匯推理的成功率也越高。

其次，語篇中需要進行猜測的生詞的特征，對于學習者知識源的選擇起著關鍵性的影響。其中，詞匯的形態透明度②就是目標生詞的一個重要特征，透明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學習者的詞義猜測。如形態透明度高的“snowstorm”較之形態透明度低的“thymus”，更容易被學習者推理出來。目標生詞的出現頻率和文本中生詞的覆蓋率也會對學習者的二語詞匯推理產生影響[31]。Chegeni & Tabatabaei 對生詞密度與詞匯推理成功率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生詞密度越低，詞義猜測的準確性越高。生詞密度越高，就越不利于受試的詞義推斷活動[32]。

最后，語境因素同樣在詞匯推理過程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學習者在無語境和有語境情況下的詞義猜測的結果存在顯著性差異，說明語境因素對詞義猜測是否準確起著重要的作用[33]。無可否認，充足、明確的語境線索是詞匯推理成功的前提。王改燕的研究也證明詞義推測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語境文本線索水平的影響。影響學習者詞義推理的，不是語篇中給出多少相關的語境，而是學習者能否找到正確的、相關的、充足的語境，且做出與文章作者相似的推斷[34]。

三、思考與展望

詞匯推理是閱讀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種認知加工形式，深入了解詞匯推理過程中的內部機制，有助于學習者提高閱讀能力和二語詞匯習得水平。本文基于Huckin & Bloch 的詞匯推理認知模型，梳理和回顧了詞匯推理研究的重點內容，即詞匯推理的知識源或線索、詞匯推理的策略方法以及詞匯推理的影響因素?？v觀三十多年來國內外的詞匯推理研究的發展，雖然碩果累累，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借鑒與思考，但是該領域的研究數量仍顯單薄，且研究內容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進一步的深入與完善。

首先，研究視角需要更加多元化。從上文綜述可以看出，學者們已經開始關注跨語言視角下的詞匯推理加工機制，其中國外對此的研究較為充分，而國內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亟待充實[35]。未來的研究可以圍繞以英語或漢語為二語的學習者開展雙向的跨語言遷移的詞匯推理研究，這樣能夠更加全面地探究學習者詞匯推理加工的過程，揭示詞義猜測的認知機制。另外，未來的研究還可以從多學科出發，如二語習得、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實驗心理學等，形成多角度、多維化的研究范式，來推動并豐富詞匯推理這一領域的探索和發展。

其次，研究內容需要更加具像化。范琳、王珍統計分析了1996—2015 年間發表在國內23 種語言類期刊的66 篇關于二語詞匯推理的論文，發現詞匯推理綜述性研究和詞匯推理策略訓練及其效果研究的數量最少，均為2 篇(占3.0% )。而其他三方面的內容大致對應本文綜述的三個重點：詞匯推理的知識源(策略理論性研究)、詞匯推理的策略(策略調查與對比研究)和詞匯推理的影響因素(策略與其他變量的關系研究)。一方面，詞匯推理策略的理論性論文多從研究者的角度出發，其分類雖然科學多樣，但是沒將教學手段具象化，難以為教師提供具體有效的詞匯推理策略訓練方法。另一方面，關于策略訓練及其效果的實證研究較少，而這種策略訓練對二語學習者的詞匯推理和閱讀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義。少量的實證研究表明，詞匯推理策略訓練能夠有效地提高學習者的英語閱讀水平，受試經過訓練后詞匯推理水平有顯著提高(張華[36]；顧云青[37])。未來的策略訓練可以針對較低語言水平或閱讀能力的學習者，不但要關注其策略訓練的有效性，更要注重策略訓練本身的內容、形式和強度，將學術研究成果落實到實際教學中，提高和完善學習者的二語詞匯習得和閱讀能力。

再次，研究模式需要更加多樣化。劉雪麗等將詞匯推理的研究方法分為離線法和在線法[38]，前者包括研究者常用的問卷調查和回溯法，后者包括有聲思維、反應時法和眼動記錄法等，并提出未來可以用認知神經學里的前沿技術fMRI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ERPs (事件相關定位)來幫助研究者深入了解大腦的語言認知功能。除此以外，針對其他群體如中小學生的研究也很欠缺。作為二語習得的基礎和關鍵階段，中小學的外語教學如果能著力提高學習者的詞匯推理能力，無疑會對今后的語言水平和技能的提高大有裨益。另外，目前的研究多為橫向的實驗觀察，未來可增加縱向的歷時的探索研究。

最后，研究范圍需要更加全面化。國內外實證研究主要針對的是二語語篇閱讀中的詞匯推理加工過程，對于聽力理解中的詞義猜測所形成的調查研究不夠充分。未來詞匯推理研究應該更全面些，覆蓋閱讀、聽力兩大語言輸入形式。另外，影響詞匯推理的因素中，學習者的情感因素(如態度、動機、性格等)、生理因素(如年齡、性別)等與二語詞匯推理的相關性也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傊?，目前二語詞匯推理研究仍屬于較為零散的狀態，需要研究者們進行更全面的探索，以促進這一研究領域的系統化、科學化的發展。

綜上所述，詞匯推理對于二語學習者的詞匯知識水平和語篇理解能力都有著重大的意義，未來對該課題的研究將成為二語習得研究中的熱門領域，所以無論是復制性的實證研究還是創新性的理論研究，或者是綜述性的總結研究，均有利于該領域研究的擴展和深入。

注釋：

①認知風格是指個體在認知活動中所偏愛的加工信息的方式。根據依賴信息的來源，可以分為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場獨立性對客觀事物作判斷時，在認知方面獨立于周圍的背景，傾向于在更抽象和分析的水平上加工，獨立對事物作出判斷，不易受外來因素影響和干擾；場依存性者對物體的知覺傾向于把外部參照作為信息加工的依據，難以擺脫環境因素的影響。參見龐維國編譯《認知風格和學習策略》，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年。

②詞匯的形態透明度是就詞匯的形態理據而言，即可以通過對詞的形態構成進行分析來得出詞義。相關研究可參見黃遠振《詞的形態理據與詞匯習得的相關性》，《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