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使者還是戰爭根源
——美國對外隱蔽干預的政治影響

曹國強 謝建國

一、引言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同時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愿。二戰結束以來,世界整體環境相對和平,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沖突不斷、戰火頻繁。這些沖突的發生,除了受到參與方內部因素的影響,還離不開外部因素的干預,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干預,往往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甚至導火索的作用。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直接原因就是美國主導的北約背信棄義、一再東擴。而在沖突爆發后,美國還通過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裝備、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等方式進行了公開干預,導致戰事延續,降低了俄烏雙方通過外交途徑化解爭端的可能性。此外,為了合理化自身行為,美國政府在插手他國內政時,還常常偽裝成“和平使者”的角色。例如,美國前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臺灣地區時,給出的理由就是此行能夠“促進這個地區的和平”。然而結果卻是,臺海緊張局勢升級,地區和平進程蒙上陰影。

事實上,除了采用出售武器、經濟制裁、插手內政等公開干預手段,美國還通過中央情報局對其他國家實施了大量的隱蔽干預。一直以來,每當隱蔽干預行動敗露時,美國政府總是巧言否認,然而隨著相關檔案資料逐漸解密,這些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開始浮出水面。Berger et al.(2013b)搜集整理的數據顯示,在冷戰期間(1947—1989年),美國政府的隱蔽干預目標涉及全球50個國家和地區,平均每年有24個國家和地區正在經歷美國政府的隱蔽干預。本文的關注點是,美國隱蔽干預是否影響了被干預國的內部沖突?如果這一因果關系成立,背后的作用機制是什么?上述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利于把握美國外交政策的全貌,而且能夠揭示美國政府長期奉行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全球和平穩定帶來的嚴重危害。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隱蔽干預視角探究了外國干預對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影響。已有研究主要關注了公開干預行為對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影響,本文基于隱蔽干預視角補充和豐富了已有研究。二是解決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根據聯合國大會上的投票行為,構建各國與美國的投票相似度指標,以此作為美國隱蔽干預的工具變量進行估計,使得實證結果更加穩健。三是探討了美國隱蔽干預影響內部沖突的潛在機制。本文識別出顛覆政權和惡化政府治理能力兩個中介渠道,這為增進對美國隱蔽干預影響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深入理解提供了有益補充。

二、文獻評述

內部沖突是國家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現象,學者們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內部沖突的主要參與方通常局限于一國邊境之內,因此大量研究試圖從內部環境中挖掘沖突爆發的原因。在這類文獻中,學者們主要聚焦了三類因素。第一類是經濟因素,這類因素直接影響個體參與沖突的意愿。當經濟機會或者收入下降時,個體參與沖突的可能性就會上升(Collier &Hoeffler,2004;Hirshleifer,1995)。第二類是自然資源因素。大量研究發現,包括石油、天然氣等在內的自然資源會激發各方的爭奪,從而增加沖突發生的概率(熊易寒和唐世平,2015)。第三類是種族因素。多數研究認為,種族多樣性增加了沖突的風險(Cederman &Girardin,2007)和內戰的持續時間(Collier et al.,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影響沖突的不是種族多樣性(Fearon &Laitin,2003),而是種族兩極分化(Abu-Bader &Ianchovichina,2019)。此外,也有文獻考察了收入不平等(Cramer,2003)、政治不穩定(Hegre et al.,2001)等因素對內部沖突的影響。

上述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內部沖突的發生,但忽視了外部干預。事實上,外部干預已經成為二戰后國家內部沖突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從1946年到1999年,近五分之三的內戰受到了第三方干預(Regan,2002)。因此,隨著研究的深入,不少文獻將研究視角從內部因素轉向了外部因素。但在這類文獻中,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外部因素盡管可以扮演多種角色,但均延長了沖突時間,不利于沖突的和平解決。首先,外國干預降低了參與叛亂的機會成本(Collier &Hoeffler,2004),并使得被援助方對沖突前景有較好的預期,進而加劇沖突。其次,多個外部國家干預可能均衡沖突參與方的實力,從而造成僵局,使每一方都難以獲勝,沖突因此持續不斷(Balch-Lindsay &Enterline,2000)。最后,如果一國干預他國沖突并不是為了結束沖突,而是為了追求其他目標,就會使得沖突持續時間更長(Cunningham,2010)。但也有文獻持肯定意見,認為外部干預有利于沖突的解決(Hartzell &Hoddie,2003)。一方面,單邊外部干預可能通過強化沖突雙方的實力不對稱性,增加一方徹底贏得沖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第三方的存在會使得交戰雙方的承諾更加可信(Walter,2002),并可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Lake &Rothchild, 1998),從而使沖突得以和平解決。

關于美國隱蔽干預的研究,由于檔案資料的保密問題,相關文獻屈指可數。在僅有的涉及這一領域的實證文獻中,無論是基于微觀企業的研究,還是從宏觀層面的考察,均認為美國隱蔽干預與其謀求自身經濟利益密切相關。Dube et al.(2011)研究了美國隱蔽干預計劃前后,在伊朗、危地馬拉、古巴和智利的美國公司股票價格的變化。他們發現,由于絕密計劃被泄露給了投資者,那些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聯并從政變中獲利的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在當局授權后立即增加。Berger et al.(2013b)的研究則發現,在美國隱蔽干預的影響下,被干預國從美國的進口顯著增加,但是對美國的出口沒有明顯變化,也就是說,美國隱蔽干預被用來為美國產品創造海外市場。除了上述基于美國視角的分析,還有學者從被干預國視角進行了研究。Berger et al.(2013a)發現,盡管美國隱蔽干預對被干預國的政治體制沒有長期影響,但是被干預期間的民主水平顯著降低。謝建國等(2022)發現,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海外行動通過減少被干預國資本和勞動投入以及逐漸拉低被干預國全要素生產率,嚴重危害了被干預國的經濟增長。

總之,內部沖突長期以來都是學者們關注的重要議題。在討論內部沖突的起因時,現有文獻已經從內部因素逐漸擴展到外部因素,尤其意識到外國干預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但是現有研究外國干預的文獻均是基于公開干預的視角,缺少基于隱蔽干預的視角,因此無法全面、完整地解釋一國內部沖突的爆發,這是此類文獻的不足之處。同時,隨著相關檔案資料的逐漸解密,關于美國隱蔽干預的實證研究開始涌現,這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這類實證研究尚未找到合適的工具變量以解決被解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因此回歸結果可能僅僅反映了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而不是因果關系。本文從美國隱蔽干預視角考察外部干預對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影響,并根據聯合國大會上的投票行為,構建各國與美國的投票相似度指標作為美國隱蔽干預的工具變量進行估計,從而彌補已有文獻上述兩個方面的缺陷。

三、研究背景和理論假設

(一)研究背景

二戰結束后,美蘇兩國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制度上的矛盾日益加劇,逐漸由戰時盟友關系轉變為競爭對手,兩極對峙格局從而形成。為適應冷戰局勢,美國政府根據1947年時任總統杜魯門簽署的《國家安全法案》,正式創建了和平時期第一個中央情報機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功能上,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僅承擔了情報的搜集、整理和評估等基礎性工作,更被賦予了執行隱蔽干預行動的職能。在美蘇主導的兩極對峙格局下,由于雙方都擁有毀滅性的核武器,過度使用軍事手段很容易導致直接的軍事沖突,進而造成災難性后果;而外交手段又過于軟弱,在事關雙方各自國家利益、集團利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很難通過外交斡旋達到目的。作為“第三種選擇”,美國中央情報局執行的隱蔽干預行動能夠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效益,即使暴露,也能巧言否認和掩蓋,避免被指責干涉別國內政、違反國際法準則,從而起到了軍事對抗和外交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建才,2012)。正因為此,美國歷屆總統上臺后,對其中央情報局都極為重視,頻繁使用隱蔽手段對他國政府進行干預,以實現外交戰略目的。

冷戰期間,美國隱蔽干預的活躍度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不同時期表現出較大的波動性。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美國隱蔽干預戰略實施的重點在歐洲。戰后初期,東歐各國的共產黨開始執政,蘇聯與東歐國家組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與此同時,西歐的社會主義力量也在迅速發展。面對這一局面,美國在歐洲相關國家迅速開展了一系列隱蔽干預行動,一方面力圖在蘇聯集團內部打開缺口,分化瓦解對方陣營,另一方面則是試圖通過阻止共產黨掌權,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的進一步擴張。因此,這一時期的隱蔽干預行動數量急速攀升。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期,隨著歐洲政局逐漸穩定,美國和蘇聯在這一地區的競爭趨于緩和。但與此同時,一大批亞非拉地區的前殖民地國家通過民族解放運動走向了獨立,成為美蘇爭奪的“中間地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隱蔽干預戰略的目標開始調整,從歐洲轉向發展中國家。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政局脆弱,易于控制,美國的隱蔽干預行動變得更加猖獗,并在20世紀70年代初達到頂峰。1972年“水門事件”爆發,美國中央情報局卷入其中。美國國會對中央情報局在海外采取的大量非法隱蔽干預行動進行調查,并公布了調查報告,導致中央情報局聲名狼藉,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抨擊,同時美國政府的國際形象也因此大為受損。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美國國會通過立法加強了對中央情報局的監督,中央情報局從事隱蔽活動的職能受到了嚴重削弱,海外干預行為因此驟減。這種局面直到1981年里根上臺才得到逆轉。面對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的擴張,里根認為隱蔽干預活動的缺失影響了美國外交戰略的實施,因此他簽署總統令,重新賦予中央情報局執行隱蔽干預行動的權限。在中央情報局重新成為遏制蘇聯擴張的急先鋒后,美國對外隱蔽干預數量一度明顯增加。然而,隨著1984年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事件以及1986年伊朗門事件被媒體披露,美國國內輿論對里根政府產生強烈不滿,在這種不利的局面下,美國隱蔽干預次數大大減少。

隱蔽干預作為美國政府的一種特殊手段,目的是秘密干涉他國事務以尋求實現美國對外政策目標。而在冷戰兩極對峙格局下,取得意識形態體系內多數國家支持甚至歸附及對世界政治地圖重新劃分的掌控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內生需求(陳翔,2017)。因此,蘇聯共產主義的“威脅”為美國隱蔽干預披上了一層合法又正當的外衣,親蘇國家或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成為美國隱蔽干預的主要目標。值得注意的是,遏制國際共產主義威脅的口號有時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國隱蔽干預背后還存在難以向世人昭示的目的,即維護美國的地區霸權,保證美國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不受損失(高慧開,2011)。美國對危地馬拉的隱蔽干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1951年,民選的阿本斯政府開始推行民族主義改革,試圖把危地馬拉從一個半殖民地經濟的依附性落后國家變成一個經濟獨立的現代化國家,但是這一改革觸及了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該國長期享受的特權利益。為維護本國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莫須有”地將阿本斯政府的改革看作國際共產主義的滲透,從而將兩國間普通的經濟糾紛升級為嚴重的政治問題。經過縝密的考慮,美國政府最終策劃了代號為“成功行動”的隱蔽干預。

總之,自二戰結束至蘇聯解體前,美國政府對外實施了大量隱蔽干預。這些行為不僅重塑了國際政治格局,同時也對被干預國產生了巨大影響。那么,美國隱蔽干預是否引發或者加劇了被干預國的內部沖突?本文將使用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此進行探討。

(二)理論假設

從上文的背景介紹可以看出,隱蔽干預是一國政府通過秘密影響和操縱被干預國事態以維護自身利益和集團國利益的特殊海外行動。在這類行動的計劃與實施過程中,要確保干預國政府的作用不被暴露或公開承認。因此,與外交對話、經濟制裁等公開干預相比,間接性、非歸屬性和秘密性是隱蔽干預的主要特點。隱蔽干預是美國對外戰略的構成要素和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一般而言,美國隱蔽干預的主要表現形式包括隱蔽的宣傳行動、隱蔽的政治行動、隱蔽的經濟行動以及準軍事行動(舒建中,2022;Lowenthal,2006)。本文認為,美國隱蔽干預顯著加劇了被干預國的內部沖突,顛覆政權和降低治理水平是相應的兩個作用渠道。接下來,本文通過邏輯推演的方式梳理美國隱蔽干預影響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具體機理。

1.顛覆政權

在美國隱蔽干預的四種表現形式中,準軍事行動對被干預國政治進程的影響最為直接明顯。因為美國這一隱蔽行動的目的是尋求顛覆被干預國的現有政權(Treverton,1987),扶持親美獨裁政權上臺。在美國隱蔽干預的具體實踐中,借助準軍事行動顛覆政權的方式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政治暗殺。這是準軍事行動最基本的方式,同時也是美國政府最聲名狼藉的隱蔽干預行動。無論是1961年對時任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理盧蒙巴的暗殺事件,還是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對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的一系列暗殺陰謀,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是支持叛亂力量或反政府武裝。在實施路徑上,美國政府會首先物色目標國具有親美傾向的叛亂力量或反政府武裝,將其作為實現自身利益的代理人,然后秘密施以人員培訓、武器裝配、資金支持、技術咨詢等手段,協助代理人推翻現有政權。三是策動政變。作為準軍事行動與其他三種隱蔽干預方式交互配合、相互策應、有機聯動的綜合結果(Lowenthal,2006),策動政變是隱蔽干預的最高表現形式。Godson(1995)指出,軍隊在國家政治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秘密誘導軍隊發動政變是美國制造政權更迭的最有效方式。

美國借助隱蔽干預尤其是準軍事行動方式,尋求削弱乃至顛覆被干預國政權,對被干預國的內部穩定性具有顯著影響。首先,暗殺嚴重擾亂了國內政治,激化了政治矛盾。同時,暗殺為重新分配政治權力創造了機會,當不同的黨派團體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競相爭奪國家權力時,沖突爆發的可能性就會急劇增加(Peic &Reiter,2011)。其次,為叛亂力量或反政府武裝秘密提供援助抹平了反叛勢力與政府軍之間的軍事實力差距,迫使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用于鎮壓,這將加劇沖突的激烈程度。最后,策動政變有可能直接引發不同派系(比如支持舊政權的安全部隊與政變發動者)的暴力沖突,造成一定的人員傷亡。而在政變成功后,新政權的執政合法性和權威性會受到質疑,誘導不滿的政治團體與之抗爭(Hegre et al.,2001)。

2.降低治理水平

如果一國政府不聽命于美國,美國可以通過隱蔽方式加以顛覆,扶持親美政權上臺。事實上,美國隱蔽干預的內容并不局限于此。如果扶持的親美政權遭遇了國內抵抗運動,美國政府還會通過隱蔽方式協助鎮壓,以維持和鞏固親美政權(舒建中,2022)。例如,20世紀60年代,東部地區的反政府武裝成為秘魯當局面臨的最大威脅,為支持秘魯政府,美國不僅出資在秘魯叢林中建立秘密基地,招募、培訓、武裝當地人員,同時還利用技術和經驗優勢,向秘魯政府傳授反叛亂技巧,最終反政府武裝運動被平息?？梢?對于被干預國的親美政權而言,其穩定自身執政地位的關鍵政治資源不是本國民眾的滿意度和選票,而是背后美國政府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被干預國的親美政權將缺乏提供高質量政府服務、控制腐敗的政治動機(Adseret al.,2003)。因此,可以預期,被干預國的治理績效會因美國隱蔽干預而降低。

事實上,干預方本身也不偏好被干預方實行高質量治理。一方面,在高質量治理下,行政人員的權利受到了制約,干預方的經濟利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在選舉中,干預方扶持的政權有可能被敵對候選人擊敗,導致干預方利益受損。而干預方要想避免這種情況,只能選擇再次進行代價高昂的隱蔽干預確保友好候選人獲勝(Levin,2019)。因此,盡管美國一向自詡“民主燈塔”,裝扮成世界的“民主楷?！?但是在冷戰期間其所扶持的親美政權多是實行專制獨裁治理。例如,1953年美國在伊朗實施代號為“阿賈克斯”的隱蔽干預計劃,打斷了伊朗的高質量治理進程,重新建立起巴列維國王的專制統治。緊接著,在第二年,美國又通過隱蔽手段推翻了危地馬拉的民選合法政府,將該國重新推向了獨裁統治的深淵。Berger et al.(2013a)基于全球156個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在美國隱蔽干預期間,被干預國的治理水平顯著降低,而在美國隱蔽干預結束后,這種影響會迅速消失。

隨著被干預國治理水平因美國隱蔽干預而降低,其內部沖突爆發的可能性將顯著增加。第一,低效的治理將加劇資源分配不平等,催生“怨恨”。具體而言,在專制獨裁統治下,由于政府部門行政效率低下,本國資源將難以實現均衡分配,按照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分配資源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此時,不同地區和群體的收入不平等進一步加劇,具體表現為富裕地區和高收入群體的經濟收入相對上升,落后地區和低收入群體的經濟收入相對下降。解釋國內沖突起因的“怨恨”理論指出,在一定政治秩序下,由經濟不平等產生的相對被剝奪感,會增加民眾被動員的可能性,成為暴力沖突的源頭(Lessmann,2016)。因此,治理水平的降低不利于國家內部穩定。

第二,低效的治理將降低民眾參與沖突的機會成本,侵蝕政治凝聚力。根據西方經濟學觀點,市場機制并不完美,存在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失靈現象,治理水平低下的政府無法制定和執行有效政策進行干預,從而導致資源無法實現最優配置,經濟無法實現持續穩定增長。不僅如此,Solow(1956)認為,外國直接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隨著治理水平的降低,法治狀況惡化、政府效率降低等問題將逐漸凸顯,這將影響被干預國的營商環境,導致外資外流,經濟走向衰退。此外,治理能力與經濟發展的正相關關系還得到了眾多經驗研究的證實(文雁兵等,2020;Jalilian et al.,2007)。解釋國內沖突起因的機會理論指出,收入水平的增加會提高參與暴亂的機會成本(Collier &Hoeffler,2004;Hirshleifer,1995)。那么,當低效的治理水平導致經濟下滑、民眾收入水平下降時,民眾對本國政府的支持率將顯著下降,放棄收益更低的經濟活動轉而參與叛亂成為一部分民眾的選擇,國內沖突爆發的風險從而增加。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1:美國隱蔽干預加劇了被干預國的內部沖突。

假設2:就影響機制而言,美國隱蔽干預不僅通過顛覆政權直接提高了一國內部沖突的可能性,還導致被干預國治理水平顯著降低,進而使得內部沖突加劇。

四、數據說明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說明

為了評估美國隱蔽干預對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影響,本文構建了1947—1989年全球166個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集。其中,內部沖突數據來自美國系統和平中心發布的全球重大政治暴力事件(Major Episodes of Political Violence,MEPV)數據庫。該數據庫將重大政治暴力定義為團體組織系統、持續地使用致命暴力,且造成500人以上的直接死亡。針對符合上述定義的重大政治暴力事件,該數據庫根據沖突的激烈程度,在事件持續時間范圍內進行了跟蹤賦值,賦值范圍為0—10。其中,0表示沒有發生重大政治暴力事件,10表示暴力程度的最高級別。全球重大政治暴力數據庫區分了多種沖突類型,考慮到本文的研究主題,參考楊攻研等(2019)的做法,選取內戰和種族沖突作為衡量一國內部沖突的代理指標。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美國隱蔽干預,數據來自Berger et al.(2013b)的研究?；谙嚓P文獻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歷史資料,Berger et al.(2013b)構建了美國隱蔽干預的“年度—國家”二維數據集,并在數據集中區分了扶持反對派和支持現有政權兩種干預方式。由于相關資料具有一定的保密期,Berger et al.(2013b)構建的數據集僅限于冷戰期間,即1947—1989年,涵蓋了除美國和蘇聯之外的166個國家和地區。在該數據集中,美國隱蔽干預(Interveneit)用二元虛擬變量表示。具體而言,如果國家i在年份t受到了美國隱蔽干預,則Interveneit取值為1,否則為0。此外,作為冷戰期間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蘇聯同樣對其他國家進行了大量隱蔽干預。Berger et al.(2013b)搜集整理了相關數據,并使用與美國隱蔽干預相同的方式構造了變量:蘇聯隱蔽干預。由于蘇聯隱蔽干預同樣可能影響被干預國的內部沖突,本文在基準模型中將此作為控制變量。

此外,為了減少異方差的影響,本文對人均收入、人口、貿易開放水平、人均石油價值、自然災害進行了取自然對數處理(2)限于篇幅,未展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備索。。

(二)模型構建

為考察美國隱蔽干預對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影響,本文將基準回歸模型設定為:

Conflictit=α+β×Interveneit+δ×Controlsit+γt+λi+εit

(1)

其中,i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Conflict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國家i在年份t的內部沖突等級。Interveneit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國家i在年份t是否受到了美國隱蔽干預,系數β衡量了美國隱蔽干預對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總體影響。Controlsit表示控制變量的集合。

此外,為了緩解遺漏變量導致的估計偏誤問題,本文同時考慮了年份固定效應和國家固定效應,在基準模型中分別用γt和λi表示。其中,年份固定效應用于控制樣本國家共同面臨的宏觀沖擊、共同時間趨勢(比如宏觀經濟周期)等因素的影響,國家固定效應用于控制特定國家不隨時間變化的可觀測因素(比如地形、氣候)和不可觀測因素。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五、基準回歸結果

(一)基準回歸

表1報告了基準回歸結果?？梢钥吹?美國隱蔽干預的估計系數始終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美國隱蔽干預顯著加劇了被干預國內部沖突。進一步,本文將被解釋變量更換為二元變量,即如果一國發生了內部沖突,則Conflictit取值為1,否則為0?；谶@一變量設置,本文在表1列(5)和列(6)分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方法和評定(Logit)模型進行了回歸,結果均顯示,受到美國隱蔽干預的國家發生內部沖突的概率更高。以上回歸結果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在冷戰期間,美國對一國的隱蔽干預時間不盡相同。其中,最短的干預時間為1年,最長的干預時間為43年。為考察不同時長的美國隱蔽干預對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本文構造了如下計量模型:

(2)

其中,Intervene_timeit,j是一個虛擬變量,用于刻畫美國對一國的隱蔽干預時長。具體而言,本文將美國對一國的隱蔽干預時長劃分為1—10年、11—20年、21—30年、31—40年及40年以上共計5個區間。當美國對一國隱蔽干預時長處于上述第j個區間時,Intervene_timeit,j取值為1,否則為0。其他變量設置與模型(1)相同。在模型(2)中,本文重點關注的是不同時長的美國隱蔽干預的系數大小,即βj的估計值。

基于模型(2)得到的βj的估計值呈現在圖1中,其中豎虛線表示的是95%的置信區間?？梢钥吹?美國隱蔽干預存在累積效應,即一國受到美國隱蔽干預的時間越長,其內部沖突越嚴重。本文的上述分析進一步表明,在對外交往過程中,美國始終扮演著“沖突制造者”的角色。受霸權利益的驅使,美國政府通過隱蔽行動對他國內政進行干涉,不僅給被干預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動蕩,同時也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和嚴峻挑戰。

圖1 不同隱蔽干預時長的影響

(二)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鶞驶貧w中美國隱蔽干預和被干預國內部沖突因果關系的可靠性,本文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具體如下(3)限于篇幅,未呈現穩健性檢驗結果,備索。。

1.替換被解釋變量數據來源

除了全球重大政治暴力事件數據庫,烏普薩拉沖突數據項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UCDP)也提供了各國的內部沖突數據?；赨CDP數據,本文構造了被解釋變量——“是否發生沖突”,并使用Logit模型進行回歸。結果顯示,美國隱蔽干預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即使替換被解釋變量數據來源,本文核心結論也不受影響。

2.剔除特殊國家

本文樣本存在兩類特殊國家。一是一些國家存在合并或者解體的情況。例如,越南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在1976年合并為一個國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原本是一個國家,1971年解體為現在的兩個國家。二是冷戰初期,美國為維護其在歐洲的主導地位,聯合部分西歐國家成立了北約。隨后,蘇聯為了對抗北約,聯合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了華約。兩大軍事同盟的互相敵視和對峙,無論是對美國的隱蔽行動,還是對全球武裝沖突,都可能產生影響。出于穩健性考慮,本文剔除上述兩類特殊國家。相應的回歸結果顯示,核心結論依然成立。

3.更換估計方法

一方面,對于面板數據而言,雖然通?？梢约僭O不同個體之間的擾動項相互獨立,但同一個體在不同時期的擾動項之間往往存在自相關關系。為確?；鶞式Y論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國家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進行回歸。另一方面,本文內部沖突數據中存在較多零值,而泊松偽最大似然估計(PPML)可以處理被解釋變量中普遍存在零值的問題。更換估計方法后,本文核心結論依然成立。

4.選擇性偏誤

受個體特征影響,美國是否會對一國進行隱蔽干預不是隨機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直接使用基準模型進行回歸可能會產生選擇性偏誤。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首先選取控制變量作為協變量進行最近鄰一對一匹配,并用Logit模型估計傾向得分,然后以滿足共同匹配條件的樣本為對象,使用基準模型進行回歸。結果顯示,基準結果不受選擇性偏誤影響。

5.考慮更多控制變量

6.安慰劑檢驗

為排除隨機因素對基準結果的影響,本文通過從兩個維度構造“偽美國隱蔽干預”進行安慰劑檢驗。首先是截面維度,在保持控制變量與一國內部沖突數據正確匹配的前提下,隨機選擇某一年份任意國家的美國隱蔽干預數據與該年份內部沖突數據進行匹配,然后基于基準模型(1)進行估計。其次是時間維度,在保持控制變量與一國內部沖突數據正確匹配的前提下,隨機選擇一國任意年份的美國隱蔽干預數據與該國內部沖突數據進行匹配,然后基于基準模型(1)進行估計。上述兩種安慰劑檢驗分別執行1000次,最終得到“偽美國隱蔽干預”的估計系數分布圖。此圖顯示,估計系數基本呈現以0為中心的正態分布,這說明前文的主要結果并未受到隨機因素的干擾,因此是可信的。

(三)內生性問題

為克服內生性問題對基準結論帶來的干擾,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首先,將內生變量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由表2可以看到,此時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說明美國隱蔽干預加劇被干預國內部沖突這一因果效應是穩健的。

其次,本文使用一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投票與美國投票的相似度作為美國隱蔽干預的工具變量。具體而言,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投票有贊成、棄權和反對共三種選擇,根據一國與美國都投贊成票的次數除以兩國同時參與投票的次數計算得到該國與美國的投票相似度。該指標有兩分類和三分類兩種測算方法,這里選擇了兩分類法,即只考慮贊成票和反對票,不考慮棄權票(6)三分類法是指計算各國與美國的投票相似度時同時考慮贊成、棄權和反對三種情況。筆者也使用這一方法構造了工具變量,相應的檢驗結果與本文結果一致。。選取上述工具變量的理由是:一方面,一國內部沖突主要受本國經濟、社會、政治等內部因素和外部大國干預因素的影響,而受聯合國大會上與美國投票相似度這一微觀行為聚合結果影響的可能性較小,因此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具有較好的外生性特征。另一方面,美國在被干預國扶持的政權對美國往往存在較強的依賴性,甚至完全被美國控制,從而在聯合國大會上兩國的投票行為將趨于一致。因此,聯合國大會投票相似度與美國隱蔽干預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

表2聯合國大會投票相似度的回歸結果顯示,一方面,工具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一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投票行為確實受到了美國隱蔽干預的顯著影響,受到干預的國家與美國的投票相似度更高。另一方面,美國隱蔽干預對被干預國家內部沖突仍然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即使考慮到內生性問題,本文核心結論依然成立。

表2 工具變量法

六、機制分析

在理論分析部分,本文提出顛覆政權和降低治理水平是美國隱蔽干預影響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兩個作用渠道。為驗證這一研究假設,此部分將進行詳細的回歸分析。

(一)顛覆政權

首先考察美國隱蔽干預對被干預國政權更迭的影響(7)表3中“是否存在領導人更替”數據來自Bruce et al.(2004)的研究。其他被解釋變量數據均來自Archigos數據庫。。表3分別以是否存在領導人更替和領導人更替次數對核心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結果顯示,美國隱蔽干預顯著促進了被干預國政權更迭的可能性和頻率。進一步,領導人更替分為正常更替和異常更替兩種情況。領導人按照明確規則或既定慣例而下臺,屬于正常更替范疇,比如自愿退休、任期限制或選舉失敗。領導人因政變、暗殺等特殊原因而下臺,屬于異常更替范疇。從表3領導人正常更替和異常更替的結果可以看到,美國隱蔽干預對領導人的正常更替沒有顯著影響,但是顯著促進了領導人的異常更替。根據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在被干預國領導人的異常更替方面,美國隱蔽干預起到了關鍵作用。

如果顛覆政權是美國隱蔽干預影響一國內部沖突的作用渠道,那么被干預國領導人的異常更替將更加頻繁。同時,在美國隱蔽干預對一國內部沖突的回歸中,如果進一步控制領導人異常更替,美國隱蔽干預估計系數的顯著性或者數值大小應該有所降低。本文在表1列(4)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了“是否存在領導人異常更替”。由表3內部沖突的結果,當存在異常的領導人更替時,內部沖突級數更高,且美國隱蔽干預的估計系數由基準回歸的0.303降至0.277。上述回歸結果說明,在美國隱蔽干預影響一國內部沖突的過程中,顛覆政權確實發揮了中介效應。

此外,如果顛覆政權是美國隱蔽干預影響一國內部沖突的渠道,那么美國隱蔽干預對不同類型內部沖突的影響是不同的,同時不同類型的隱蔽干預方式對內部沖突的影響也應該有所差異。一方面,在顛覆政權的過程中,被干預國必然發生以奪取國家領導權為目的的內戰,但是不會產生種族沖突,因為種族沖突主要是由領土、資源、文化等因素引起,并不涉及國家領導權的爭奪(8)美國也有可能通過挑起種族矛盾導致種族戰爭的發生,并且通過支持其中的某一種族實現顛覆被干預國家現有政權的目的,但是種族沖突一旦上升到奪取國家領導權就演變為了內戰。。為此,本文將內戰和種族戰爭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由表4可以看到,列(1)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列(2)的估計系數不顯著,這一結果與本文的推測一致。另一方面,美國隱蔽干預包括安插新領導人和支持現有領導人兩種方式。顛覆政權必然是由安插新領導人引起的,這意味著美國秘密為被干預國現有領導人提供支持不會引起內部沖突,但是在被干預國安插新領導人會引發內部沖突。為此,本文分別進行安插新領導人和支持現有領導人對內部沖突的回歸。由列(3)和列(4)可以看到,前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后者的估計系數不顯著。根據上述不同類型沖突和不同類型隱蔽干預方式的對比分析,本文認為,顛覆政權這一機制是成立的。

表4 不同類型沖突和干預方式的對比分析

(二)降低政府治理能力

表5檢驗了美國隱蔽干預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影響(9)表5中政府治理能力的四個代理指標均來自V-Dem數據庫。。首先,治理能力低下會滋生腐敗,而腐敗又會進一步侵蝕治理能力,因此腐敗程度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鑒于此,本文將政治腐敗作為政府治理能力的代理指標,指標取值為0—1,數值越大表示腐敗越嚴重。表5結果顯示,在美國隱蔽干預期間,腐敗問題更加凸顯。其次,均衡分配本國資源,保障貧困人口基本生活,甚至完全消滅貧困,同樣體現了政府治理能力。因此,本文使用資源分配均衡度衡量政府治理能力,指標取值為0—1,數值越大表示資源分配越均衡。由表5可以看到,美國隱蔽干預導致資源分配顯著失衡。再次,治理水平高的政府往往能夠形成強大政治凝聚力,提高各地方、各派別武裝力量的向心力,減少地區分裂可能性,進而牢牢掌控國家領土。鑒于此,本文以政府能夠有效控制的領土比例衡量政府治理能力。表5結果顯示,在美國隱蔽干預的國家,政府對領土的控制力顯著降低。最后,在現有政府的治理下,如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能夠惠及更多人口,國民安居樂業,就會得到國民的認可和擁護,促使反對現有政府的人口減少。因此,反政府人口比例也能夠反映政府治理水平。由表5可以看到,美國隱蔽干預導致民眾對政府產生不滿和抵觸情緒,反政府人口比例顯著增加。綜合以上回歸結果,本文認為,美國隱蔽干預確實對被干預國的政府治理能力產生了負面影響。

表5 美國隱蔽干預與政府治理能力

既然美國隱蔽干預顯著削弱了政府治理能力,那么政府治理能力是影響內部沖突的必要條件嗎?本文使用中介效應模型回答這一問題。表6列(1)重復了基準回歸結果,列(2)至列(5)在列(1)的基礎上分別控制了政府治理能力的上述四個代理變量?？梢园l現,一方面,政治腐敗和反政府人口比例的增加顯著加劇了內部沖突,資源分配均衡度和對領土的控制比例的增加顯著降低了內部沖突。另一方面,美國隱蔽干預的估計系數相對于列(1)均明顯下降。因此,可以認為,美國隱蔽干預通過降低被干預國的政府治理能力進而導致了內部沖突的增加。

七、結論

對外干預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特征,本文從隱蔽行動視角考察了美國干預對被干預國內部沖突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實證結果顯示,美國隱蔽干預顯著加劇了被干預國的內部沖突,并且一國受到美國隱蔽干預的時間越長,其內部沖突越嚴重。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上述因果關系依然成立。進一步的機制檢驗發現,一方面,通過實施政治暗殺、支持叛亂力量或反政府武裝、策動政變等準軍事行動顛覆被干預國政權,美國隱蔽干預直接導致了內部沖突的發生;另一方面,美國隱蔽干預還降低了被干預國治理績效,導致資源分配嚴重失衡,政治凝聚力不斷降低,從而內部沖突爆發的可能性增加。

長期以來,為了維護霸權地位、牟取霸權利益,美國政府不顧基本的國際法準則,無視他國主權,頻繁采取武裝干涉、經濟制裁、煽動騷亂等方式,肆意介入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內政。而為了讓自身行為合理化以逃避國際輿論的譴責,美國政府在對外干預時,還時常打著“自由、民主”的幌子,偽裝成“和平使者”。本文基于隱蔽干預視角的實證研究表明,美國政府長期奉行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僅給被干預國家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同時也破壞了全球秩序,成為威脅人類社會文明進步與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創造性地提出包括互不干涉內政在內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超越了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水平的差異,以其開放性和包容性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普遍遵循,并且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廣泛適用性。作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中國沒有走一些國家依靠發動戰爭、干涉內政、制造動亂等方式攫取他國利益、實現自身現代化的老路,而是以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開辟了一條和平發展的新路。從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到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從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到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新時代的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為破解全球和平赤字貢獻新理念、提供新思路,進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走深走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