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西藏地方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路徑

侯希文，徐詩成，2

（1.西藏民族大學管理學院 陜西咸陽 712082；2.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 北京 100872）

2023 年5 月23 日，習近平總書記向“2023·中國西藏發展論壇”致賀信中強調，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希望西藏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推進高質量發展，努力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讓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創新理論與實踐的精辟論述，為西藏地方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思想引領?？v觀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的發展，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精辟論述，把檔案學基礎理論、實踐創新與西藏地方檔案事業歷史傳承、學科發展、社會實踐相結合，才能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解決現存困擾創新的問題與不足，賦能西藏檔案事業的創新發展。本文擬以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以下簡稱“西藏館”）為考察中心，基于新時代社會發展經緯與區域歷史文化，總結西藏檔案事業已有成就，把脈現存問題，探索西藏地方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的頂層設計、方法路徑、創新動力。

一、西藏地方檔案管理的緣起與發展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璀璨成果。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西藏是以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自治區，西藏地方檔案理當是國家檔案全宗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完整地記錄了藏族以及世居在此的“漢族、門巴族、珞巴族、蒙古族、回族、納西族、怒族、獨龍族等40 多個民族成分，以及僜人、夏爾巴人”[1]（P22）的生產、生活場景，研究它既是探索西藏歷史發展的需要，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需要，是各民族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需要。

倘若從西藏館館藏西藏地方檔案的生成時間考釋，它起于1304 年，至2022 年，歷時共718 年。在這700 余年的歷史發展中，不僅關涉西藏地方的歷史，更多關涉中國歷史上整個西南、西北，甚至華北地區的歷史檔案。緣何作此論斷？在國家戰略中，“西藏”一詞似乎更寬泛一些，譬如中共中央第五、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在全面部署西藏工作的同時“對四川、云南、甘肅、青海省藏區發展穩定工作全面部署”[2]。若從名稱上分析，如今的“西藏”，與歷史上的“西藏地方”，并非指同一固定空間范圍?！拔鞑亍币辉~是1965 年9 月9 日西藏自治區正式建立后，對西藏自治區的專稱與簡稱?！拔鞑氐胤健?，依據《西藏通史》系列叢刊總序所述，就是“根據藏族歷史和西藏地方歷史的實際情況……在元代劃分藏族地區的行政區劃以前，是以西藏地區為主，包括藏族歷史的主要內容，也即是包括了青甘川滇藏族地區本身的歷史”，而“從元代開始，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管轄，其所涉及區域則以當時中央政府出于行政管理、軍事管理的需要而涉及到的范圍為準”[3]（P114-118）。故而西藏地方檔案的內涵與外延，表現出不斷流動變化的動態性，呈現出相對固定性與延展伸縮性的有機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成就[4]（P19-27）：建立健全了檔案事業機構，促進了西藏地方檔案宣傳、學術研究和對外交流，完善了檔案法規制度，加強了檔案基礎設施與檔案館藏資源、檔案干部隊伍、檔案信息化建設，推進了檔案信息資源服務、檔案部門對口支援工作。這些成就推動了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的科學發展，促進了數字人文在西藏地方檔案信息資源建設中的應用。

西藏地方檔案事業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孕育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與歷屆國家領導的親切關懷下，加之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業已取得了諸多可喜成就，這些為其未來的創新發展夯實了基礎。西藏地方檔案事業已有的優良傳統創新因子，譬如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活動，2015 年由西藏館申報的“元代西藏官方檔案”，成功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為未來進一步充分用檔案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范例。同時，西藏地方檔案長期以來形成的重歷史而輕當代的架構，規約著其下一步如何立足現實、因地制宜、取長補短，不斷優化創新發展的內在肌理態勢。本文的重點不是總結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發展取得的歷史成就，重心在探析其創新發展面臨的主要困境，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路徑。

二、西藏地方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協同創新過程中，表現出突出的問題意識。他的思想呈現出“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芳林新葉催陳葉”“不日新者必日退”等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創新觀，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又強調指出“現代社會瞬息萬變、日新月異，既要基于已有的條件，又要根據變化的實際，動態地創造和革新”。審視西藏檔案事業發展現狀，未來制約西藏地方檔案事業創新發展的一系列“瓶頸”性難題，愈顯急迫。這里僅以西藏館為考察中心，突出問題集中在檔案價值作用、科學研究活力、檔案管理環境等方面。

（一）檔案價值作用尚未充分開發利用

西藏檔案事業的歷史演進，較多地關注歷史檔案的宣傳價值，強調檔案事業是維護黨和國家歷史真實面貌的重大事業。如民主改革時期的檔案宣傳價值主要體現在提高檔案工作者的政治理論和業務水平、宣傳黨和國家關于檔案工作的政策，以及檔案工作在西藏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西藏檔案的宣傳價值則以檔案展覽為主，諸如“西藏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檔案展覽”（1983年）、“歷史的縮影和結論”的檔案陳列展（1990 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檔案文獻展（2019 年）等。這些展覽突顯了西藏歷史檔案的豐富內容、民族特色，及其獨特的載體和書寫方式，宣傳效果直觀、迅速、顯著，為發揮檔案的行政、業務、文化、法律、教育等多方面功能起到了輿論先導的作用。但檔案除了宣傳價值，還具有更豐富的價值與作用，有待進一步挖掘和開發利用。

（二）“參公”體制下科研活力亟需激發

1999年，《西藏自治區檔案局參照〈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管理實施方案》頒布。2007 年，“自治區檔案局（館）參照公務員法管理”。2019 年，自治區檔案局和檔案館機構分設、職能分離，檔案局在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加掛牌子，檔案館仍為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管理的副廳級事業單位。2021 年，“自治區黨委組織部確定自治區檔案館實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5]。近年實踐表明，檔案館“參公”舉措，總體上有利有弊。檔案人員“參公”，可以穩定檔案工作者隊伍，但的確也帶來一系列新問題。檔案人員參照公務員管理后，不再評定檔案職稱，研究熱情降低，疏于業務研究。檔案人員待遇地位相對較高且較穩定，就不愿花時間精力去做學術和爭取那些數量比例少的職稱晉升，導致之前施行的“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是檔案事業中對檔案管理從業者的技能水平和任職資格條件進行考核和鑒定的檔案職業準入制度”形同虛設，從事檔案信息資源開發的研究人員驟減。以前檔案人員出于職稱評審剛需，都必須完成必要的科研任務，現在只有編譯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才承擔一些相關研究工作，諸如承擔上級下達的科研項目、本館交辦的編譯任務等。另一方面，如今隨著國家信息化的發展，各種管理壓力越來越重，研發難度也越來越高。因此如何破局，充分調動檔案人員的科研積極性，最大限度激發其工作創新熱情，把檔案保護整理與研究利用有機結合在一起，立足未來，強化西藏地方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和研究，刻不容緩。

（三）西藏地方檔案管理環境生態有待優化

檔案管理環境生態，簡而言之，分為兩類：硬環境生態與軟環境生態。檔案管理硬環境生態，主要指自然環境和物質環境，即高原自然物候與靜態固定的輔助檔案管理基礎設施，如檔案庫房、辦公用房、業務用房等，檔案相關設施設備，諸如檔案裝具、安全監控、消防滅火、溫濕度調控、技術保護、信息處理等，以及館藏檔案信息資源?！笆濉逼陂g國家投入專項資金，依據《檔案館建筑設計規范》（JGJ25-2010）和《檔案館建設標準》修建了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新館，并投入使用。新建館檔案庫房堅固適用，并“具有抗震、防盜、防火、防水、防潮、防塵、防蟲、防鼠、防高溫、防強光等設施”（《檔案館工作通則》），檔案業務用房，設施設備，以及信息資源基本滿足需求，檔案管理硬生態呈現明顯改善。

檔案管理軟環境生態指人文環境，例如政治制度、社會輿論、檔案人員人文素質等，具體如管理理念、管理制度政策、檔案人才建設、檔案法規標準、檔案信息資源等。軟環境生態與硬環境生態之間的內在聯系緊密，難以截然分開，二者之間又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硬環境生態可以說是基礎建設設施、平臺，而軟環境生態則是創新發展的內置“芯片”，其價值作用將越來越凸顯，具有不斷開拓的創新空間。目前西藏檔案事業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是編制和專業人才嚴重不足。

1、編制偏少，難以匹配海量館藏

從編制看，2020 年新修訂的《檔案法》第三十三條“檔案館應當配備研究人員，加強對檔案的研究整理，有計劃地組織編輯出版檔案材料，在不同范圍內發行”。1985 年，勞動人事部和國家檔案局聯合頒布的《地方各級檔案館人員編制標準（試行）》（國檔聯發〔1985〕2 號）第一條編制標準：“1、以館藏檔案一萬卷（冊，折合上架排列長度約150米，即平均每卷、冊1.5 厘米，下同）確定編制基數……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其他大城市檔案館十人；2、館藏超過一萬卷不足三十萬卷的，其超過部分每五千卷增配一人，超過三十萬卷的，其超過部分每七千卷增配一人”[6]（P10）。據此核算西藏館館藏歷史檔案“311萬卷（冊）”，應當配備469人，實際上西藏館編制84人，在編僅有70人，嚴重缺編。第二條提出“通行兩種以上文字的少數民族地區……，可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編制主管部門根據情況適當增加編制”。無論是國家下發的檔案人員編制文件，還是西藏館館藏檔案數量，二者都要求有相對應的編制。西藏自治區編委根據全區的整體發展和規劃，設置每個機構的編制。如1998 年10 月，“自治區機構編制委員會、自治區黨委組織部、自治區人事廳聯合下發《關于加強全區機關事業單位機構編制管理和人員總量控制的通知》，提出嚴格控制全自治區各級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進口”[7]（P767）。上述數據表明，西藏館工作人員的總數，一直遠不及國家編制要求的基本標準，更談不上增加。這一問題的無法解決，直接制約了西藏館檔案信息資源深入、廣泛地開發。

也可以對全國五個民族自治區檔案館進行直觀比較，表面看，西藏館的編制人數似乎與其他自治區差異不大，西藏館總人數居于五省區的中間地帶，但是其他四個自治區案卷數總數均不足百萬，而西藏館卻高達311 萬卷（冊），如果按人均案卷數考察，西藏館的人均案卷數遠遠高于其他省級館，如表1。

表1：各自治區（省級）檔案館藏、編制一覽表（2015年）

如此高的人均案卷數，以及館藏檔案類別、載體、語言的復雜性，愈加突出此問題的嚴峻性。該情況致使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和西藏館多年來承受著巨大的管理壓力，只能多次求助于國家檔案局，或者依托國家的援藏政策，但這些應急措施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檔案局采取各種措施援藏，極大地促進了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的發展，但就館藏宏富的西藏歷史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而言，這些措施似杯水車薪，未能有效減輕當地檔案管理、開發利用的壓力，人員配備嚴重不足帶來的各方面問題越來越突出，亟需標本兼治。

2、專業研究人才匱乏，難以適應結構復雜的館藏歷史檔案管理

由于西藏歷史檔案所用文字、檔案內容、檔案載體的構成比較復雜，為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帶來諸多困難。

第一，西藏歷史檔案所用文字眾多，增加了開發難度。館藏歷史檔案，除了主體為藏文、漢文外，還有八思巴字、蒙古文、滿文、托忒文，以及梵文、尼泊爾文、英文、俄文等多種文字。這些不同語種檔案的整理與研究，需要相關語種的專家，但西藏館目前僅有少數漢文、藏文專家。譬如2019 年出版的《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涉及的檔案文字有“八思巴字、蒙古文、滿文、藏文、漢文、托忒文6 種文字，其中一小部分是滿文、漢文和滿蒙藏漢文四體、滿蒙藏文三體、滿蒙文二體、滿漢文二體合璧文書，絕大多數是蒙古文檔案文書”[9]（P118-129）。這是2014 年國家檔案局特邀區內外蒙滿文專家學者歷時多年，對館藏元朝以來的上千件蒙、滿文歷史檔案進行集中整理、修復、影印、翻譯而形成的。如果沒有國家檔案局的協調、組織，僅憑西藏館一己之力，的確無法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這只是不同文字的檔案中的一部分。近年來，西藏館為了開發藏文歷史檔案，招聘和引進人才以藏文專業為主，這些占總人數極少的藏文專門人才與數量宏富的館藏相比，實在是相差懸殊，而同時精通漢文、藏文、八思巴文、梵文、尼泊爾文等專業人才，更是鳳毛麟角。

第二，西藏歷史檔案內容關乎多個領域，對研究人員的專業知識結構要求較高。西藏歷史檔案內容可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別，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歷史、宗教、天文、地理、科技、醫藥、衛生、工藝、差役、災禍、風俗、藝術等諸多領域。每一個領域、每一個學科門類的研究都需要專業人員多年的積累，以西藏館之力，實在難以完成如此重要又繁雜的任務。譬如作為西藏歷史檔案重要組成部分的地質檔案、科技檔案、工藝檔案等，受制于現有研究人員的專業知識結構，對其編研、開發利用程度始終很低。

第三，西藏歷史檔案載體以藏紙為主，兼有木質、骨質、葉質、縑帛、金石等。緣于西藏獨特的歷史地理、宗教背景、民間信仰，西藏歷史檔案的載體具有多樣性，“載體以狼毒草為原料制成的藏紙為主，尚有紙質、木質、葉質、縑帛、金石等材料。書寫用料除墨之外，部分珍本以金、銀、翡翠、珊瑚、珍珠、朱砂等研磨調制后書寫于磁青紙面”[5]。對此展開的搜集、保護、研究，必須要相關專業的技術人員。僅以藏紙為例，西藏館依蘇研究員曾梳理其種類有金東藏紙、塔布藏紙、尼木藏紙、昂仁藏紙、措那藏紙、察隅藏紙等，且各有其特點，更遑論其他諸多載體。因此，區內多個單位協同開發、區內外聯合開發，以及采用定期引進、借調保護專家、研究型專門人才，成為目前亟需解決問題之一。

三、西藏地方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路徑

正視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發展現狀存在的不足、缺失與問題，立足新時代檔案學高質量發展的社會需要，擘畫創新發展愿景，筆者認為西藏地方檔案事業創新的路徑，當以西藏地方檔案價值的深度挖掘、協同創新激發科研活力、檔案管理軟環境生態優化創新為主展開。

（一）西藏地方檔案價值的創新挖掘

檔案事業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以及檔案事業發展，歸根到底是取決于檔案價值的發揮。

憑證價值是檔案的基本價值，也是核心價值，但在現實實踐中，因客觀需要，常常是依檔案憑證價值而延伸與衍生的某方面價值被廣泛關注，而檔案憑證價值卻被弱化。以西藏館館藏為主的西藏地方檔案的價值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西藏地方檔案的憑證價值。眾所周知，檔案是人們在從事社會實踐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原始性歷史記錄，具有任何資料都無法代替的“憑證價值”。新《檔案法》第37 條規定檔案可以作為“憑證使用”。西藏地方檔案的憑證價值，可以緊緊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探索新的價值增長點。譬如“元代西藏官方檔案”客觀真實地記錄了元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進行有效管轄，真實再現了西藏地方自13 世紀起納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轄這一歷史真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老西藏精神、“兩路”精神形成的偉大歷史過程，中央對口支援西藏政策等專題檔案，被西藏檔案部門完整地保存、記錄下來，成為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重要見證，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堅實的信息資源保障。

2、西藏地方檔案的文化價值。文化是人類精神傳承與發展的核心要素，而檔案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原始記錄，自然而然地成為文化傳承的載體和見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價值。亦如挪威檔案學家列維·米克倫所言“檔案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僅僅是一種信息，而且是人類進行各種活動的記錄，反映人類所獲得的知識和經驗，是反映人類文化和文明的基礎”。西藏館館藏歷史檔案311 萬件（卷、冊）、136 個全宗。文字以藏文為主，兼有漢、蒙、滿、梵、尼、英、俄等。載體以藏紙、木質、葉質、縑帛、金石等。書寫用料則有墨，及以金、銀、翡翠、珊瑚、珍珠、朱砂等研磨調制品。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整理與研究的新探索有：不斷拓展研究視野，將時間流變與空間衍進有機貫通，整理與挖掘西藏地方檔案呈現的，以藏族為主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發展的特征；搜集、整理與研究內容，改變以往的過于偏重歷史文獻，新變為歷史與當代并重；視文化為一個由物質、制度、精神等多維體系組成的立體世界，不斷突破單線靜態劃分帶來的桎梏，加強歷史、政治、軍事、教育、科技、藝術等各類文化之間的“互文”研究。以西藏歷史檔案的文化賦能為抓手，在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等方面，全力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倡導的“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些檔案是研究元代以來歷代中央政權對藏政策、西藏歷史、西藏各民族關系的珍貴史料，是不可再生的歷史記憶，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最穩定的文化基因，其文化價值理應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3、西藏地方檔案的教育價值。眾所周知，檔案部門是政府主導下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是普通民眾接受終身教育的重要教育基地，或言之教育功能是檔案館的重要功能?！秶覚n案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工作規范》（2005 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2021 年）明確指出了檔案館的教育價值?！丁笆奈濉蔽鞑刈灾螀^檔案事業發展規劃》也要求“利用好各級綜合檔案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西藏館為主的各級檔案館館藏檔案中蘊藏的有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要素，在新時代有助于培育和提升西藏各民族人民的國家認同。如西藏館通過舉辦多個主題展覽“西藏民主改革50 周年”（2009 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檔案文獻展（2019 年）、西藏地方與祖國關系史檔案文獻展（2023 年）實現檔案的教育價值。新時代既要創新教育內容和形式，將一疊疊厚重的卷宗、一幅幅精彩的圖片、一幕幕生動的影像與新媒體融合，全方位再現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走上當家作主之路、走向繁榮發展的光輝歷程；又要創新教育主體和途徑，構建檔案與教育、經濟、文化等多元主體的合作機制，而讓西藏各族青年從多個主體、不同途徑真切感受到時代脈搏、深刻感悟黨的思想偉力，汲取“老西藏”“兩路”精神的富氧，從而發揮西藏地方檔案在民族高校落實“立德樹人”教育任務，為西藏培養“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住”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中的獨特教育價值。

（二）體制“參公”，協同創新，激發科研活力

政策與行政主導模式是我國檔案事業發展最根本的模式，改革開放以來，在探索實踐中，逐漸輔以教育與研究驅動模式[10]（P4-12），但是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發展仍以前者為主，尤其推行“參公”體制后，教育與科研驅動明顯不足。因此結合西藏檔案事業發展的實際，將政策與行政主導模式的重鎮——西藏館，教育與研究驅動模式的重鎮——西藏民族大學，二者展開機構協同創新，激發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發展的科研活力。

1、西藏地方檔案保存重鎮的創新

第一，創新開發紅色檔案信息資源。借力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西藏及四省涉藏地區民主改革檔案資料整理和民主改革史研究”，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持續展開對西藏紅色檔案，尤其是民主改革檔案的系統整理、審核和開發，讓各級各類檔案館館藏紅色檔案為“西藏紅色文化名片”虎墨沉香。

第二，跨界合作，共同開發。眾所周知，“檔案館是集中保藏檔案的重要機構，是社會各個層次人群利用檔案資源的核心場所，檔案中所蘊藏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等都是無法衡量的”[11]（P57-61）。進入新百年，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西藏各級檔案館需要突破檔案與其他領域的邊界，創新推進檔案部門的跨界合作，創新檔案信息資源的服務內容和模式，實現互利共贏。

第三，聯合西藏民族大學，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融媒體中心等，整合社會優質資源，力爭辦好《西藏檔案》紙質與網絡共同發展的出版發行新樣式。創刊于1986 年的檔案業務工作期刊《西藏檔案》，積淀深厚，迄今已經出刊34 期，但仍然是內部刊物。如果聯合西藏民族大學，力爭出版正刊，服務西藏及全國民族檔案事業。

2、西藏地方檔案研究重鎮的創新

第一，紅色檔案信息資源研究中心。依托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抓牢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更名為“信息資源管理”的新發展契機，依靠西藏民族大學“西藏民主改革文獻研究中心”“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基地”等多個研究基地，深入挖掘西藏地方檔案信息資源蘊含的精神內涵，打造西藏紅色檔案信息資源新品牌，增強西藏地方檔案文化張力，服務西藏社會、服務國家戰略。

第二，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藏的實踐研究中心。依托西藏民族大學“中國共產黨治藏方略研究中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學研究中心”“自治區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等研究平臺，遵循“優勢互補、良性互動、資源互用”原則，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在西藏成功實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檔案文獻，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研究與發展，有效提升西藏民族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與實踐水平，為西藏自治區打造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特色示范單位，充分發揮西藏紅色檔案信息資源服務國家戰略的特殊重要作用，拆穿美西方干涉中國內政的詭計，粉碎其企圖分裂中國的陰謀，不斷賦能民族團結與共同發展功能。

（三）西藏地方檔案管理軟環境生態優化創新

如前文所述，就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發展而言，檔案管理硬環境生態已基本達標，軟環境生態尚需進一步加大投入，優化創新。2022 年初《“十四五”西藏自治區檔案事業發展規劃》的印發，充分體現了自治區黨委對全區檔案工作的高度重視，該規劃“從檔案治理體系、檔案資源體系、檔案利用體系、檔案安全體系、檔案信息化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6個方面”[12]（P6）提出了18 項重點任務。也是西藏地方檔案事業軟環境生態建設的指導性文件，筆者擬就此談兩點構想。

1、管理理念上，守正創新

堅持守正與創新相統一，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方法論原則。具體到西藏地方檔案新時期，守正，就是“堅守檔案工作的正道、初心和宗旨，即把檔案更多地留下去，更好地用起來”[13]。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從事的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

在國家政府層面，守正就是要在國家檔案局的指導下，認真貫徹執行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有關檔案政策、法規和制度，保管好、利用好館藏檔案，尤其是紅色檔案。首先對紅色檔案逐件逐頁進行清點、核對，紙張發黃變脆的檔案要進行搶救修復。接著對所有紅色檔案開展開放審核，然后全文數字化掃描，形成紅色檔案專題數據庫。這樣就為后期的創新開發、深度挖掘，以及西藏紅色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夯實了基礎。

創新就是要在合法、合規、合理的基礎上，更新固有思想觀念、注入新的管理理念，不斷拓展認識的廣度和深度，敢于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于干前人沒有干過的事情，以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诎l生學視域，西藏地方檔案的時間、空間、主旨相對固定的同時，又蘊涵一定動態性，規約研究者只能在變量組合中尋求突破與創新。譬如宗教檔案，不僅與每一教派的教義密切關聯，也與西藏各教派之間的紛爭密切相關，與當時國家的宗教政策亦息息相關。應當充分發揮西藏地方檔案人的主觀能動性，借助網站、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融合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在人力、內容、宣傳等方面進行全面整合，實現‘資源通融、內容兼容、宣傳互融、利益共融’”[14]（P18-19），發揮檔案在治藏、穩藏、興藏中多元重要價值功能。在具體實踐操作中，建議依托西藏館成立正廳級建制的“西藏紅色檔案保護與開發利用戰略研究中心”，其核心任務有三個方面：

一則承繼傳統媒體和已有的檔案信息傳播方式，整合西藏自治區的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區內外藏學研究中心，以及各級宣傳部門等，編纂西藏和平解放檔案、西藏民主改革檔案、多民族團結檔案、國家援藏檔案等專題檔案出版物等。二則嘗試和借力融媒體的便捷和高效，服務更多受眾，擴大檔案的社會傳播與影響，提升檔案信息資源開發與服務的實際效果。三則“構建數字化智能檔案信息平臺，可以將政府管理的檔案信息資源、技術資源、人力資源等整合起來，從而進行檔案信息資源的深度挖掘與增值”[15]（P69-70）。

通過該中心整合自治區內外、國內外相關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開發西藏館館藏中不同載體、不同文字、不同內容的歷史信息資源，以及紅色檔案信息資源，充分發揮其在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不同領域的戰略支撐作用。

2、檔案人才隊伍建設上，整合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才是第一資源”“事業因人才而興，人才因事業而聚”?！丁笆奈濉币巹潯芬喟讶瞬抨犖榻ㄔO作為六大目標之一，并將從“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拓寬人才培養渠道、完善人才評價機制”三個方面貫徹落實。但是從人才隊伍的整個建設過程看，似乎效果并不盡人意。竊以為根本原因在于，人員編制太少，超負荷的工作量讓在編人員難以承受、更談不上培養。正如前述所言，編制嚴重不足，極大地制約了人才隊伍建設的質量和效能，進而影響檔案館服務社會的效率和水平。

檔案管理軟環境生態建設，必須要與之相適應的持續不斷的檔案人才隊伍建設，可根據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發展的具體需求，有序地分層次進行。檔案人才需求可劃分為兩個類別。

第一，檔案管理人才。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檔案管理業務建設的持續繁榮，成敗關鍵就是高層次檔案管理者的自我學習能力、創新創造能力、監督和指導能力及超前發展意識，它們在業務工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目前正在開展的檔案信息化建設，檔案管理人才的信息素養亟待提升，首先需要增加人員編制，如前所述，如果按照案卷與人員的比例，西藏館當為476人，目前僅不足百人。積極發揮已有檔案人才的作用，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可采用舉辦各種專業培訓班，提升現有檔案人員的專業素養；采用“送出去”的方式，送本機構檔案人員外出進修、培訓、參加學術會議，開闊視野。檔案機構也要積極創造條件，吸引相關專業優秀畢業生加入到檔案行業工作，實施人才興檔。

第二，高層次研究型人才。高層次檔案人才憑借扎實的業務能力，能夠獨具慧眼，事半功倍，實現西藏館檔案事業的最高性價比。他們既可以將現有的各類檔案信息匯總整理，開展專題研究、專項編研、檔案展覽等活動，陸續提供出深層次、高質量的檔案編研產品，不斷挖掘出館藏檔案的價值。又可以將沉睡的“檔案庫”喚醒，變身為各級領導和社會各界參考使用的“歷史庫”“思想庫”，能夠更好為各級黨委和政府決策、管理提供參考，使檔案公共服務惠及范圍更寬更廣。高層次的研究型人員是檔案信息資源挖掘的主要人才，這部分人才是檔案開發利用的主力軍，深度挖掘歷史檔案信息資源的現實價值，研究新技術、新方法在檔案領域的應用等工作。因此，采用聘用兼職研究員、柔性引進等多種方式，充分吸納西藏乃至全國相關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檔案專家、檔案工匠，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人才，開展各種檔案專題研究。整合優質人才，強化創新團隊，實現人才強檔。

綜上所述，為西藏地方檔案的發展定性辨識，針對現存的各種問題對癥施治，思考與探索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發展創新機制與路徑構想，不僅關涉到西藏地方檔案的搜集辨識、保護整理、開發利用的跨越式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外交、歷史、文化等核心價值功能。宏觀上既有利于挖掘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真相，又有利于發揮西藏歷史檔案的戰略價值，“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而加強人們對“多元一體”中華歷史文明的認同感，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增強歷史自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蛇M一步以西藏地方檔案事業為原點，不斷推進發展創新，不僅助推與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也期待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向世界奉獻中國智慧。

[注 釋]

①51人，含事業編15人，行政編3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