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歷史印章協同化整理研究

華 林，張 偉，馮安儀

（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 云南昆明 650091）

引 言

西藏歷史印章主要是歷代中央政府封敕西藏政教首領或官員時所頒發的具有權威性的權柄信物。如元朝建立以后，中央王朝對西藏薩迦派僧俗首領加以掌封賜印。明清時期，隨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體制的形成與發展，加之中央政府重視對西藏上層人士的封賜，印鑒便成為西藏政教領袖的信物。西藏印章具有很強的憑證作用，在佐證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隸屬關系方面有證據價值。學界對西藏歷史印章整理進行過相關研究，內容集中在印章產生形成、概念界定、類型構成、作用價值與文獻考釋等方面，如芥子認為，印章是具有歷史檔案價值的藏品[1]。陳慶英指出，西藏古代印章形成了一種印章文化，是西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2]。斗格才讓以滿、漢、藏文字和八思巴文印章作為研究，對各個歷史時期藏族印章的產生及發展規律進行探討[3]。阿央章態以西藏博物館等藏印為對象，對藏文印章的由來、發展、類別、使用、特征、字體、文種進行考據研究[4]。朱德濤在對“凈修通悟國師”“慧通禪師之印”考釋的基礎上，闡述了明清時期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宗教活佛與國師禪師的封贈問題[5]。上述研究未見印章整理的成果，從主體、資源、標準與方法協同等方面探討西藏歷史印章多元整理問題，可整合社會各界力量，協同開展西藏歷史印章整理，更好地保護、研究與發掘利用這一珍貴文化遺產。

一、西藏歷史印章協同化整理理論闡釋

（一）西藏歷史印章界定與類型構成

對西藏歷史印章學界尚未進行理論界定，相關闡述主要有，藏印“既是歷史的見證，權力的象征，又是多種藝術的綜合體現”[6]（P1）；“官方藏文歷史印章檔案是各朝封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區實行‘羈縻’政策，封敕藏族宗教領袖或任命藏族上層為土官時所頒發的具有權威性的權柄信物”[7]（P192）等。從西藏歷史印章形成主體、來源、價值與類型等方面考量，可將其界定為：1950 年以前的歷代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宗教領袖、地方官員、貴族、喇嘛等，在西藏治理與社會歷史活動中形成的，記錄與反映了歷代王朝國家在西藏設治經營，以及西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宗教等活動情況的，具有歷史憑證、學術研究與藝術價值的不同形式的印信歷史文獻。

西藏現存最早的印章是元朝頒賜給薩迦派首領的帝師印。中央王朝敕封西藏比現存印章的時間要早，可追溯到7 世紀吐蕃王朝初期，宋朝賜給西藏首領的印信是銅印，已無存。西藏歷史印章按不同標準可分為各種類型，按其朝代可劃分為：其一，元代印章?，F存元代印章主要有元朝敕封薩迦僧俗首領的玉印、金印，銅印如“宣政院印”和“門國公印”，鐵印如“亦思麻兒甘萬戶府印”，復制的木印等。印文多為八思巴文，也有少量的藏文、漢文、梵文。其二，明代印章。明初在招撫敕封元朝故官的同時，在西藏設立衛、所和萬戶府等地方機構，封授官職，賜給印信?，F存有“朵甘衛都指揮使司印”“必力公萬戶府印”等官印。明朝先后封如來大寶法王、正覺大乘法王等“八王”，八王之印尚存有“如來大寶法王印”“灌頂國師闡化王印”等。此外，賜封國師、大國師、禪師、喇嘛、都綱、僧綱等的印信更多，許多印章都有留存[8]。其三，清代印章。清朝賜給西藏的世俗爵位有郡王、臺吉、貝子、貝勒、國公等，爵位印章留存不多。清政府在今西藏昌都一些地區設置安撫司、長官司等機構，任命當地土官，賜予印信進行統治。布達拉宮尚藏有“喇滾安撫司印”“瞻對安撫司印”“綽倭安撫司印”等官印[6]。其四，民國印章。1912 年，民國政府設立管理蒙藏事務的中央機構蒙藏事務局，任命中央駐藏辦事長官，直屬國務總理，例行清朝駐藏大臣職權。同時，民國承襲清制，敕封西藏地方政教上層并加賜印信，地方基層政府亦有保存下來的官印，如“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達賴喇嘛之印”“輔國普化禪師熱振呼圖克圖印”“恩達縣印”等。西藏地方也在這一時期派遣駐京機構，包括西藏駐京辦事處和西藏班禪駐京辦事處，所形成的藏印有“西藏達賴駐重慶辦事處印”“班禪額爾德尼駐京辦公處之鈐記”等[6]。豐富的藏印遺存，為西藏歷史印證整理奠定了資源基礎。

（二）西藏歷史印章協同化整理理論闡釋

西藏歷史印章的協同化整理是指以黨和國家治藏方針為指導，以博物館為主體，協同檔案館、圖書館、文化館、社科院、古籍辦、高校等相關機構或個人，依托豐富的西藏歷史印章資源，從主體協同、資源協同、規范協同、方法協同等方面，優化整理工作，開展西藏歷史印章征集搶救、分類編目與考釋編輯等工作，形成西藏歷史印章文獻匯編、圖集、畫冊、短視頻、專題片等多樣性整理成果，通過門戶網站、微信、微博、視頻平臺、影視平臺以及“中國西藏網”“西藏在線網”等網站，向社會各界提供利用，為西藏史學研究、民族團結、文化建設與穩定發展等工作提供利用服務（如圖1）。協同化整理要素如下：

圖1：西藏歷史印章協同化整理工作邏輯圖

1、主體協同?！皡f同學”一詞源于希臘文，意為“協調合作之學”。協同理論認為，整個環境中的各個系統間存在相互影響與合作關系，這些系統根據一定的規律和方式加以整合利用，可產生協同效應，使組織整體效益大于個體總和[9]。主體協同化是指以博物館為主體，協同檔案館、圖書館、文化館、社科院、古籍辦、高校等相關機構或個人，協同開展印章整理。主體協同的意義為：一是可匯集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社科院等機構的編研力量，整合智力資源，開展整理工作。二是推動各參與方之間在信息、資源、優勢的共享，議題和解決方案的協商，以及分工合作等方面的積極互動[10]，從印章征集、選題設計、資源整合、分工合作等方面提升西藏歷史印章整理的效率。

2、資源協同。從不同的學科視角看，西藏歷史印章可視為文物、檔案與古籍等，因而具有多元性，并為相關政府部門、文化機構或個人收藏，從而造成印章的散存性問題。印章資源的協同就是要以西藏博物館為平臺，協同相關檔案館、圖書館、文化館、社科院、古籍辦、高校等相關機構或個人，以資源共建共享為理念，采用征集搶救、整合集中、數字建設與資源共享等方式，實現印章資源的共享共用。其優勢在于：一是可通過征集、征購、購買、捐贈、交換與數字化等方式，搜集官方或民間散存西藏歷史印章，將其集中到保管條件較好的博物館、檔案館與圖書館等珍藏保護。二是整合匯集散存印章文獻，通過構建聯合目錄、數字資源建設與共享等方式，形成資源優勢，為進一步開展西藏歷史印章分類編目與發掘利用奠定資源基礎。

3、標準協同。西藏歷史印章管理主體包括博物館、檔案館及其他各類文物保護單位等，就其整理標準而言，這些機構都從不同的學科性質對印章進行管理，在印章征集、分類編目與發掘利用等方面所制定的標準各不相同。為規范整理工作，就要從西藏歷史印章的征集范圍、信息采集、著錄格式、目錄編制、元數據、音視頻、文獻檢索、數字資源等方面，整合博物館、檔案館等印章管理規范，建立整理標準體系。其作用首先是統一征集標準，從歷史印章征集范圍、類型構成、信息采集等方面規范征集工作。其次，從分類方法、著錄格式、數據標引、數字化建設等方面，規范印章的分類編目與資源建設工作。再次，從選材原則、數據挖掘、體例設計、數字編輯等方面，規范發掘利用標準，實現西藏歷史印章整理成果的社會共享。

4、方法協同。進入數字時代，相較于傳統整理，文獻整理方法也面臨著數字化轉型的挑戰，數字征集、資源整合、數據挖掘、數字編輯，以及人工智能、關聯數據與融合媒體等技術方法在文獻整理、信息深層加工和利用中廣泛應用。鑒于此，西藏歷史印章的整理就要在立足于傳統整理方法的基礎上，引進與應用數字整理理念、技術與方法，引入數字編輯技術、多媒體技術與媒體推送技術等，依托內容豐富、類型多樣的印章數字資源，從主題策劃、材料篩選、數據挖掘、考據研究、體例編排、效果呈現與產品推送等方面，采用傳統與數字結合的多種方法協同方式，開展西藏歷史印章整理，以優化整理方法，提升西藏歷史印章整理工作效率。

二、西藏歷史印章協同化整理現狀分析

（一）西藏歷史印章協同化整理實踐工作

其一，征集搶救工作。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歷史印章的搶救工作，將許多散存在寺院、相關機構或個人手中的印章征集到文化機構珍藏。如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從1965年到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一直承擔著西藏文物的調查、征集、整理工作，征集到大量元代以來歷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員的封誥、官印、金冊、匾額等[11]，其中就包括數以百計的官私歷史印章[6]。西藏博物館也搜集到豐富的歷代中央政府封賜政教領袖的印信，其中有多枚達賴喇嘛印章，均為金或玉制，印文為漢、藏、滿、蒙4 種文字。這些歷代金印、玉印、銅印，是見證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隸屬關系的珍貴證據史料。其二，整理編輯工作。迄今，對西藏歷史印章整理編輯較為全面的是由歐朝貴、其美主編《西藏歷代藏印》。該書輯錄來源于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布達拉宮等收藏的歷史印章160枚，采用圖文并茂的方式，從質地、尺寸、文字與內容等方面進研究考釋[6]。西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輯的《西藏文物志》輯錄了大量西藏歷史印章，其中，僅標注印章題名的金銀印就有25（枚、套），銅鐵印有50（枚、套），玉石印有21（枚、套），象牙印有14 枚，木質印有5 枚，瑪瑙質有2 枚，水晶質有1枚。時間跨度大，除部分年代不詳印章外，其他印章封賜時代跨元代至民國時期。收錄印章源于自治區第一次、第二次文物普查，以及《文物志》工作人員的實地調查資料，以文字記述為主，輔以插圖、照片，詳盡地展示了西藏印章的歷史與收藏情況[12]（P924-967）。此外，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整理的印章編研成果有《噶廈印譜》《譯倉印譜》《扎什倫布印譜》《仁蚌印譜》等。西藏博物館與相關單位合作整理出版的《西藏博物館》《寶藏》《金色寶藏》《雪域藏珍》等大型文物畫冊，也輯錄了部分西藏歷代印章。

（二）西藏歷史印章協同化整理問題分析

1、整理力量薄弱問題。從西藏歷史印章整理現狀看，整理主體主要是相關收藏機構與研究學者。如《西藏歷代藏印》的整理主要以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歐朝貴等學者為主，并吸收了相關單位的學者參加。其中，昌都的印章由昌都文化局土噶撰寫。程竹敏以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的元代八思巴文印章為研究，對印章形狀、原色、尺寸、重量，及其官印制度、封賜、爵號等內容進行考釋與研究[13]。鄒西成通過對3枚清代攝政王印章進行考據認為，藏族古印章所涵蓋的歷史、人物、政治、宗教內涵，以及文字、圖紋、圖騰、材質和雕刻工藝，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14]。整體而言，西藏歷史印章的整理力量較為薄弱，所產生的問題有：一是描述性的整理成果多，尚未進行多機構、人員合作協同整理研究，形成體系全面、體量豐富、研究深入的高質量整理成果。二是多數研究學者因研究領域、側重點的差異，雖然形成了部分整理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研究主題眾多、重復研究與成果碎片化等問題。因此，如何整合社會各界力量對西藏歷史印章進行整理，也就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2、歷史印章散存問題。西藏歷史印章主要散存在西藏自治區博物館、文物局、檔案館、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各大寺院或個人手中，此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西藏文化博物館等機構亦有收藏。其中，僅《西藏自治區志·文物志》收錄的布達拉宮收藏的元明清及民國時期的印章就有33 枚，如元代的“三‘薩’印”，明代的“烏思藏衛俺不羅行都指揮使司印”“烏思藏宣慰司分司印”“灌頂國師闡化”，清代的“綽倭安撫司印”“嘉克杜特述長官司印”“霍爾東科長官司印”等；扎什倫布寺收藏的有8 枚，如清代的“敕封班臣額爾德印之印”“福壽圖記”，民國的“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班禪之印”“班禪額爾德尼駐京辦公處之鈐記”等；昌都地區文化局收藏的有5 枚，如清代的“察雅諾門汗呼圖克圖之印”“諾門汗之印”，民國的“西康省佛教宣化圣時呼圖克圖諾門罕之印”等[12]（P949、P953）。西藏歷史印章的散存狀況首先不利于印章的保護，許多保管條件不好的印章隨時有流失毀壞的危險。同時，也增加了征集工作的困難，不利于整合印章文獻，形成資源優勢，支持西藏歷史印章的整理工作。

3、整理方法滯后問題。西藏歷史印章傳統整理方式主要有印章征集、分類編目、內容考釋與編輯出版等。如在內容考釋方面，李帥在對明朝中央政府頒給西藏地方的印章進行考釋的基礎上提出，明代西藏印章類型多樣，包括宗教名號印、封爵印、官印及圖章，是受賜者享有政治地位和行使統治權力的憑證[15]。在整理編纂方面，西藏檔案館利用館藏甘丹頗章地方政權時期所編各種印譜，整理出《噶廈印譜》《譯倉印譜》《王統印譜》《扎什倫布寺印譜》等印譜，對每一枚印章介紹其的頒發來源、時間、地點，以及印章所有者當年申請授領頒發印章的情況等[16]。從西藏歷史印章整理現狀看，還存在方式滯后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采用資料收集、考據注釋、加工編排，或是影印匯編等方式進行印章整理，材料查找、考據、加工、編輯周期較長。二是成果呈現多以文字與圖片為主，還缺乏運用多媒體技術對文字、圖片、音頻、影像等文獻信息進行處理，形成集文、圖、聲、像于一體的立體化編研成果[17]。三是西藏歷史印章整理可參照的標準主要有《印章檔案整理規則（DA/T 40-2008）》《館藏文物登錄規范（WWT0017-2008）》，以及《博物館藏品信息指標著錄規范》《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等，迄今尚未形成統一的整理規范與元數據標準，對印章資源采集、篩選、考釋、標引，及其數字資源建設等都造成了滯后影響。

三、西藏歷史印章協同化整理方法路徑

（一）主體協同，構建協作化多方整理機制

西藏歷史印章整理是一項整體工程，需要整合政府部門、文化機構與人員的資源和力量，協同開展整理工作。為此，建議以西藏自治區文化廳為牽頭單位，依托西藏博物館，積極加強與檔案館、文物管理委員會、布達拉宮，以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故宮博物院、文化博物館等單位聯系與協商，建立“西藏歷史印章整理委員會”，構建協同化整理機制。其工作職責為：一是由西藏文化廳牽頭組織，定期召開由各參與單位負責人組成的聯席會議，從方針政策、工作規劃、選題策劃、任務安排、分工合作、權益保護與經費保障等方面，規劃組織整理工作。二是以制定或推薦國家或地方印章整理標準的方式，從西藏歷史印章征集整合、分類編目與發掘利用等方面，統一整理標準，規范整理工作。三是依托協同化整理機制，以資源共建共用的方式，歸集散存印章文獻，構建資源體系，為整理工作提供資源支撐。四是以項目驅動的方式，整合相關機構與人員的力量，匯集西藏歷史印章研究專家，以及數字編輯、計算機與融合媒體人才等社會各界力量，協同開展多樣化整理工作，提升西藏歷史印證整理的效率與成果的呈現效果，為社會各界提供形式多樣的利用服務。

（二）標準協同，建立統一的整理標準體系

其一，制定統一的整理規范。為規范西藏歷史印章的整理，建議依托國家檔案局《印章檔案整理規則（DA/T 40-2008）》、國家文物局《館藏文物登錄規范（WWT0017-2008）》《博物館藏品信息指標著錄規范》《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等，從適用范圍、術語定義、整理原則、質量要求、征集方法、信息采集、著錄標引、印章裝具、整理編輯、成果利用，以及數字化建設與服務等方面，制定《西藏歷史印章整理規范》，規制印章文獻的征集搶救、分類編目與發掘利用工作。其二，規范元數據描述標準。元數據（Metadata）是描述數據屬性的信息，可視為電子目錄，為此，在編目中必須精準描述數據內容與形式特征，以進行準確檢索與利用。在元數據標準方面，圖書館常用的元數據格式有MARC（文獻資料）、Dublin Core（網絡資源），博物館是CIMI（博物館與藝術作品）、CDWA（藝術作品）、VRA（可視資源），檔案館為EAD（編碼檔案描述）等。鑒于都柏林元數據（DC）的普適性與通用性，建議以DC 元數據為主，結合MARC、CIMI、CDWA、VRA、EAD 等元數據，制定統一的西藏歷史印章元數據標準，用以規范歷史印章整理工作。

（三）資源協同，推進散存印章多元化征集

1、建立資源框架體系。為全面征集西藏歷史印章，可依據印章文獻的遺存狀況，從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國印章等模塊，構建資源框架體系。在每一個朝代之下，可將西藏歷史印章按不同標準進行劃分，如其材質分為：玉質印、金質印、銀質印、銅質印、象牙印、瑪瑙印、水晶印、鐵質印、木刻印等。構建資源框架體系的作用在于：首先，可依托印章資源框架體系，從收集范圍、具體類型、技術標準、征集對象等方面，建立西藏歷史印章收集規范，用以指導印章征集工作。其次，從印章分類方法、著錄標引、元數據規范、編制體例與文獻編輯等方面，制定分類整理方法。再次，還可依托印章資源體系，設計印章數據庫建設框架，以規范印章特色數據庫建設，推進西藏歷史印章數據資源的整合共享（見圖2）。

圖2：西藏歷史印章分類體系應用示意圖

2、協同開展征集工作。西藏歷史印證的征集可依托協同化整理機制，以西藏自治區博物館為平臺，協同檔案館、圖書館、文化館、社科院等單位，協同征集散存印章、開展資源體系化建設。主要征集方法有：

（1）文獻征集。這是指在原始印章損毀流失的情況下，可從史料或資料中，采用原本、復制、拍攝與數字化征集等方式，收集史籍文獻中輯錄的西藏歷史印章。藏印最早可追溯到7 世紀吐蕃王朝初期，宋代也賜予過西藏首領銅質印信，雖然實物已佚失，但部分印章在歷史文獻中得以留存，如敦煌吐蕃古藏文卷子中，有很多卷尾所加蓋的印章是以古藏文譯音的漢字印章[18]。鄒西成在查考史籍文獻的基礎上，對吐蕃以及元明清時期的多枚苯教印章從來源、形式與使用等方面進行了考釋，并勘錄了16幅苯教印章形制與印文圖文。尤其是從吐蕃文紙文書等文獻中輯錄的“吉祥雍仲K-安東尼”等印章圖片，更具歷史憑證價值[19]（P15）。通過文獻征集，可查找到吐蕃、宋代與其他歷史時期的佚失印章形制與印文，完善西藏歷史印章的資源構成。

（2）實物征集。西藏歷史印章除博物館外，主要散存在檔案館、文物局、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西藏各大寺院以及故宮博物院、西藏文化博物館等，此外，還有部分印章為民間收藏家或學者所珍藏。如成都周先生長期對西藏印章進行搜集，已收藏了數百件精美的老藏印，其中土司印、僧官印就有百余件[1]。學者鄒西成20 年來致力于西藏古印章的收藏與研究，征集到“塔公寺寺廟印章”“拉加里法王印章”等大量西藏歷史印章[20]。鑒于西藏歷史印章的珍貴性，可采用征購、購買、復制、捐獻、交換或數字化等方式，將相關文化機構或民間散存的歷史印章征集到博物館、檔案館等珍藏，以更好地保護與發掘利用這些珍貴歷史文獻遺產。

（3）網絡征集。為展示西藏歷史印章的文化與藝術價值，許多機構和學者將珍藏的印章以數字化或拍攝等方式發布在網上，形成大量網絡印章資源。如新浪網《印章一小方，卻有藏天地》，以圖文方式，對“吐蕃唃廝啰政權隴拶王順義寶記”“明代藏區松潘鎮守都指揮使杲廣圖記印章”等6枚不同歷史時期的漢字印章進行介紹[18]。騰訊新聞《西藏歷代藏印分享》，刊載了“法螺”圖形印、“十相自在”圖形印等18 幅西藏歷史印章遺存實物的印文或印紋，對了解研究西藏天鐵佛教圖形印“法螺”“十相自在”或“十”字紋的歷史使用情況有史料價值[21]。通過查檢、復制或是購買等方式，征集網絡印章資源，在價值鑒定的基礎上進行收藏，不僅可節約征集成本，提升征集效率，還可建成數字資源，為西藏歷史印章數字整理提供資源條件。

利用征集整合的散存印章資源，西藏自治區博物館還可在數字化的基礎上，構建特色數據庫，依托西藏數字博物館服務平臺，或是開發印章資源數據庫應用平臺，以及創建發布關聯數據等方式，向社會各界提供利用西藏歷史印章數據資源，為進一步推進印章數字化整理與開發奠定數據資源基礎。

（四）方法協同，多緯度開展印章整理工作

1、理論與實踐結合，分類編目。其一，構建分類理論。印章是一種獨特的實物文獻，其分類方法相較于其他文獻有不同之處。從西藏歷史印章遺存狀況看，依據不同的標準可劃分為各種類型，如按照歷史時期，可分為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國印章；按其材質，可分為玉質印、金質印、銀質印、銅質印和木刻印等；按照其性質，可分為官方印章與私人印章；按照來源，可分為歷代封建王朝頒發的官印，以及各種仿制替代印章。開展西藏歷史印章分類研究，從理論上厘清各種印章類型，可為編目工作提供理論指導。其二，開展編目工作。一是設定登記項目。依據DC 元數據，結合MARC、CIMI、CDWA、VRA、EAD 等元數據標準，可將西藏歷史印章登記項目設定為：序號、題名、頒發者、使用者、日期、主題、質地、尺寸、外形、色澤、來源、語種、描述、權限、標識符、關聯、備注等。在實際工作中，博物館、檔案館等收藏機構可根據印章具體狀況進行設定。二是進行登記編目。博物館、檔案館、文化館等收藏單位，可以根據所設定的登記項目以及館藏印章的實際狀況，在考釋厘清印章形式與內容信息的基礎上，編制紙質、電子或索引數據庫等館藏印章目錄。編制館藏西藏歷史印章目錄，不僅可以檢索利用印章文獻，還可揭示印章內容與形式特征，依據主題或語義關聯，檢索、聚合與利用印章文獻。

2、傳統與數字結合，整理匯編。傳統與數字協同是指利用傳統歷史文獻?？?、注釋與譯注等方法。采用數字編輯等技術，按照一定的主題，從選材、考釋與編排等方面，開展西藏歷史印章整理編輯工作，形成印章電子文件匯編，圖集、畫冊，微視頻、專題片等編研產品，為社會各界提供多樣化利用服務。

（1）以利用需求策劃選題。為滿足社會各界的利用需求，可從不同的視角策劃西藏歷史印章匯編主題，開展整理編輯工作。其一，西藏歷史印章內容豐富，涉及歷代王朝國家對西藏的經營治理，以及西藏社會歷史發展的各個領域，因此，可從服務西藏治理的政治高度，圍繞著西藏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與民族等方面策劃選題，以開展針對性整理服務，為西藏穩定發展提供文化助力。其二，依托博物館或相關收藏機構門戶網站，設置與社會各界的互動平臺，或利用手機移動終端等媒體平臺，以征集選題、問卷調查、溝通交流的方式，聽取各類用戶意見，策劃匯編主題，有針對性地開展西藏歷史印章編研服務工作。

（2）匯集素材與印章考釋。其一，匯集匯編素材。依托西藏歷史印章特色數據庫，通過主題檢索、數據挖掘與語義關聯等方式，匯集相關專題歷史印章，依據全面性、價值性與典型性篩選原則，精選出具有史學與現實價值的歷史印章，作為匯編基礎材料。其二，進行考釋譯注。一是印章?？?，對涉及西藏歷史印章史料中的不規范用字、民族稱謂等信息，以及歷史地名、行政區劃的變化等進行?？?。二是研究考釋，在全面研究匯編印章內容的基礎上，對西藏歷史印章的形成背景、頒發者、使用者、形成日期，質地、尺寸、外形、色澤、來源、語種，及其歷史與現實價值進行考釋闡述。三是印文譯注，西藏歷史印章印文有藏文，八思巴文，漢文，滿文，梵文，或藏文與漢文、滿文等合璧多種文字，為此，需要對民族文字進行譯注，便于讀者研究利用。

（3）開展數字化編制工作。具體方法為：一是設計編研模板。即利用計算機設計出西藏歷史印章編輯模板，如印章文獻匯編、圖集相冊，短視頻與專題片等模板?；诟黝惸０?，編制者可對印章素材進一步編譯、注釋、加工與編排。二是設定匯編體例。依據印章文獻匯編、圖集相冊、短視頻與專題片等編制成果的不同，可按照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國等不同歷史時期，結合印章使用機構、來源性質、制作材質、形制紐式等特征，設計匯編體例，輯錄相關素材。三是開展編輯加工?？衫梦淖痔幚?，圖像、視頻編輯等軟件開展編制工作，將同一主題的印章史料、印文、圖紋、照片、形制或音像等進行編輯加工，提供多文本、形象生動的印章信息服務。如在功能方面，使用iebook、Pocomaker、Zmaker、COOZINE 等軟件，可實現各種制作模板之間拖動、復制、縮放等功能的任意組合[22]。四是優化呈現效果。通過一體化編研平臺，可將西藏歷史印章以圖片、影像、VR/AR 等直觀形式展示；利用多媒體技術，可制作包含文字、圖像、音視頻等多媒體的編制成果；利用三維圖形生成技術、立體顯示技術、系統集成技術、虛擬現實技術，可豐富編研產品的表現形式[23]，增強西藏歷史印章編制產品的呈現效果。

3、成果與利用結合，推送服務。西藏歷史印章編制工作完成后，可通過出版發行、媒體推送等方式，為社會各界提供利用編研成果。其一，出版發行。一是出版紙質成果。作為傳統服務方式，出版西藏歷史印章匯編成果具有易于保存、查閱方便等優勢，用戶可以不借助任何設備即可進行學習研究，可長期留存印章文獻史料。二是出版電子產品。電子編研產品具有信息含量大，發行范圍廣等特點，用戶通過網絡可直接獲取利用[24]。以電子出版的方式，將西藏歷史印章文獻匯編、圖集相冊等提供給各類社會用戶，可發揮電子產品覆蓋范圍廣，使用方便快捷的優勢，更好地為社會公眾提供利用服務。其二，媒體推送。媒體推送就是依托“新媒體”或“融媒體”傳播速度快、覆蓋范圍廣的特點，通過博物館、檔案館等門戶網站，微信、微博、頭條等社交媒體，抖音、喜馬拉雅等視頻平臺，騰訊、優酷、愛奇藝等影視平臺，以及“中國西藏網”“西藏新聞網”“西藏在線網”等網站，將印章編制產品推送給社會公眾，從而滿足社會各界對西藏歷史印章編研產品的多種利用需求。

結 語

西藏歷史印章承載著豐厚的民族文化，見證了西藏的歷史變遷，是歷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憑證。通過主體、資源、標準與方法協同，開展西藏歷史印章整理，首先可匯集散存印章文獻，將其集中到保管條件較好的博物館、檔案館等機構珍藏，從實體與數字保護維度，留存這一珍貴歷史文獻遺產。其次，通過多元化征集與構建特色數據庫，可形成資源優勢，為進一步開展西藏歷史印章整理提供資源條件。再次，采用傳統與數字結合的方式，從分類編目、印章考釋、整理匯編與成果服務等方面，優化整理工作，可更好地發掘利用西藏歷史印章資源，為開展西藏史學研究，佐證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的歷史演進，維護西藏穩定發展注入文化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