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赴藏使者的任選、身份及在邊疆治理中的作用

陳武強，史慶玲

（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 陜西咸陽 712082）

唐代自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唐王朝與吐蕃建立起“甥舅”關系，人員往來頻繁，關系密切。元朝與西藏之間使者往來絡繹不絕，“從人主皇帝之宮廷到上師住錫的薩迦寺之間，施主與福田的黃金道路上，來往使者猶如從瑪法木湖中流出的四條大河奔流入海一般……”[1]（P155-156）。明承元制，積極經略西藏地方及其他涉藏地區，“多封眾建”，“廣行招諭”，故有使者不斷赴藏招撫、敕賜官爵之事例①。關于明朝277 年間赴藏使者人數、身份諸信息，學界尚未有專文進行全面統計和討論②。本文擬就此作一梳理、統計和分析，并通過對明代赴藏使者的任選、官職、身份特征等問題的考察，客觀總結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及其他涉藏地區的有效管理。不妥之處，祈方家指正。

一、具有崇高社會地位的僧人使者

綜觀明朝任選的赴藏使者，其身份來源有三：一是中官，二是朝官，三是藏傳佛教僧人。中官即宦官，是皇帝心腹或近臣人員；朝官包括中央部門官員及州縣地方官員；宗教領袖和僧人在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具有很高威信和社會地位，明太祖朱元璋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洪武六年（1373）十月，“敕曰：‘佛教始于西域，流傳至于中華，今千余年矣。蓋為時有智僧出世談天人妙果，智慧者聞之益加崇信，愚癡者聞之莫不豁然警悟。嗚呼！佛之愿力有若是乎?！盵2]（P1517）因此，派遣僧人是前往西藏地方“公干”的不二人選，必更有利于加強中央政府與地方雙方聯絡，這一原則成為了此后明代各朝遵行的慣例。

僧人使者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明朝中央敕封的國師、禪師、剌麻等，明人文獻中以“番僧”“番僧剌麻”稱。番僧，即喇嘛僧，指西番之僧。明中央派遣番僧使者人數頗眾，他們主要擔負詔諭、冊封、賞賜等使命。僧人使者返京后，明廷均賞賜以大量鈔、彩幣、表里及羅絹、襲衣、靴襪等物。而且因功授職升職者很多。另一部分為右覺義、都綱等明代僧職人員，他們實際上是明朝在西番分封的官員，僧官使者在明朝派遣進藏的使者中有一定的比例，他們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朝廷的詔諭、冊封、賞賜等使命，對于邊疆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筆者根據《明實錄》對明代僧人作為使者赴藏情況進行了逐一梳理，各朝具體情況為：洪武朝3人次，均為詔諭使，即漢僧克新和宗泐，藏族僧人南加巴藏卜；永樂朝4 人次，三名詔諭使和一名賞賜使，詔諭使是藏僧丹竹領占、格敦增吉、端竹領占，賞賜使是漢僧智光；宣德朝1 人次，是詔諭使夫剌藏卜；正統朝7 人次，三名詔諭使及四名冊封使，詔諭使是洮州衛番僧剌麻也失班丹、溫卜監參于容、國師商巴，冊封使分別為葛藏、昆令和鎖南藏卜、札什班丹；景泰朝1 人次，為“公干”使，即番僧凈修禪師葛藏；天順朝2 人次，為冊封使，番僧右覺義桑加巴和葛藏；成化朝5 人次，為三名詔諭使和二名“公干”使，詔諭使是西寧游僧板尖恭尼麻和綽失吉藏卜及番僧鎖南奔，“公干”使是番僧剌麻著旦領占和番僧都綱鎖南奔；弘治朝3 人次，為三名冊封使，番僧剌麻參曼答實哩、鎖南窩資爾和札失堅參；正德朝2 人次，為冊封使，即大慈恩寺都綱札巴也失和大能仁寺僧鎖南短竹。以上共計28人次。

需要說明的是，有明一代，中央政府派遣的赴藏使者人數較多，但漢藏文獻中對大多數使者的生平、家庭、赴藏事跡記載非常簡略，或者只記載其名，甚至不載姓名者比比皆是，故不能逐一還原奉詔及完成朝命的事跡。以下僅從這些使者群體中選取部分代表人物，略敘述一二。

1、克新?？诵?，漢僧。文獻資料記載：洪武三年六月，明太祖下旨命令僧人克新以及其他幾人作為使者，去往西藏對吐蕃進行詔諭，并且要求他們要將沿途的地形地貌進行繪制帶回明朝[3]（P2203）。關于克新其人，史籍記載甚少，現存可查者唯清人錢謙益所著《列朝詩集小傳》中有關于他生平事跡的簡短介紹：

“克新，字仲銘，番陽人。宋左丞余襄公之九世孫。始業科舉，朝廷罷進士，乃更為佛學。即治其學，益博通外典，務為古文。出游廬山，下大江，覽金陵六朝遺跡，掌書記于文皇潛邸之寺。七年，兵起，留滯蘇杭，主常熟之慧日，遷平江之資慶，洪武庚戌，奉詔往西域招諭吐蕃?！盵4]（P673）

可見，克新先走“科舉”仕途之路，后“更為佛學”，對于其學問深淺采用了“益博通外典，務為古文”[4]（P673）的描述。也就是說，克新出身貴族后裔，儒佛兼通，博覽古今中外。洪武庚戌年，即洪武三年，奉詔前往西域招諭吐蕃。然此段“克新小傳”，卻出現了錯誤引述和解釋，《西藏通史·明代卷》中引述為：“克新，字仲銘，番陽人。宋左丞佘襄公之九世孫……掌書記于文皇潛邸之寺七年”[5]（P13），接著指出：“此處所說‘文皇潛邸之寺’，即集慶大龍翔寺，也就是明代的大天界寺?？诵略诖怂轮魑臅逻_七年之久，直至元末戰亂后才離開?！盵5]（P13）筆者認為，從原史料看，這種解釋顯然說不通。因為，引文中本身就有多處錯誤。王曉云的《從西游記隱含的藏文化推測作者身份問題》中引述為：“克新，字仲銘，番陽人。宋左丞佘襄公之九世孫……攬金陵六朝遺跡，掌書記于文皇潛邸之司其年。兵起，留滯蘇杭……”[6]（P111）顯然，此文也有幾處史料誤引。

僧人克新奉旨前往西域招諭吐蕃事，在明人文獻中也有相同記載?！痘拭鞔笳洝肪矶汉槲淙炅?，“僧克新三人往西域吐蕃，仍圖山川地形以歸?！盵7]（P41）又《國榷》卷四：洪武三年六月，“命僧克新等往西域招諭吐蕃，仍圖其所歷山川險要?！盵8]（P418）這些記載佐證了克新奉詔往烏思藏、朵甘等地的歷史事實。值得注意的是，該史料中“西域”和前引史料“西域”是否均為漢唐時代之西域概念？學者研究認為，此處西域是指西藏等地[5]（P14）。筆者也認為，明代之“西域”并非漢唐之“西域”，它們有一定的區別和聯系。從上引文獻資料分析，克新三人所往之“西域”確系西藏等地，《明史·烏斯藏大寶法王傳》《明史·西番諸衛傳》等列傳列于《明史·西域傳》也從側面佐證了這個問題。

2、宗泐。宗泐是浙江臨海人，元末明初江浙一帶頗有影響的漢地高僧，周姓，自幼學習梵文，精通梵漢佛典，享年七十四歲?！督鹆觇髣x志·釋宗泐傳略》卷十六：“宗泐，臨海人。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天竺僧廣智學佛，經藏過目輒成誦?！呋实墼t致天下高僧有學行者，泐首應詔至，主天界寺。凡對，皆稱上旨，榮遇為一時冠。寺雜民居，洪武二十一年，家人失火延燼。高皇帝欲另于幽寂處營之，泐啟奏今地，上即俞允。凡寺之方向、規制，皆泐所指畫也。工告成，復命泐主之。后數載，入寂于寺?！盵9]（P340—341）可見，明朝統治者朱元璋對于佛教僧人的社會教化功能非?？粗?。

清人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中的“宗泐小傳”也有這樣的記敘：

“宗泐，字季潭，臨海人。族姓周氏。生始能坐，輒跏趺。八歲，從中天竺笑隱訴公學師。二十受具，從智開山二龍翔。寓意詞章，尤精隸古。虞文靖、黃文獻、張潞公，皆推重為方外交。洪武初，高皇帝召西白金公問鬼神事，詔舉高行沙門，師成其首……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遺佚，命領徒三十余人往西域求之。十五年，得壯嚴、寶王、文殊等經還朝?！盵4]（P666-667）

可以看出，洪武時期，太祖皇帝對宗泐禮遇有加，而他本人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注經修書，率徒眾前往西域求取佛書。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宗泐萬里行西域絕非僅僅為求“遺佚佛書”，他應該肩負朱元璋詔諭西域之重任。其次，上引史料還表明，宗泐洪武十一年（1378）奉旨赴西域、十五年返回，歷時五年。但《明太祖實錄》中則記載為洪武十年使西域，十四年十二月返回[10]（P2209），從《全室外集·原序》記載：西域“佛有遺書”，明太祖下令“往取”，歷時“五年而還”[11]，分析“往返五年而還”句可知，洪武十五年返朝更加準確一些。

宗泐返朝時，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巴者萬戶府遣使同行來京朝貢。史載：洪武十五年二月，“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巴者萬戶府遣使奉表貢方物?！盵12]（P2236）學者研究認為，“‘俄力思’正是‘阿里’一名的不同譯音。至于巴者萬戶府，其藏文對音和地望尚不清楚，但萬戶應在阿里地區，至少靠近阿里地區?！盵5]（P15）俄力思軍民元帥府設置于洪武八年，③這次俄力思使者來京朝貢是俄力思軍民元帥府設置后的第七年。

3、智光。智光，明代高僧，其事跡在明代文獻中多有記載?！睹魇贰し郊總鳌份d：“時有浮屠智光者，亦賜號圓融妙慧凈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以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諸國”[13]（P7657），此言洪武時期，智光大師曾再次奉皇命前往西藏。其實，智光曾三次赴藏，建立了不朽功業。

智光第一次入藏是洪武十七年（1384）。是年二月己未，（明太祖）“遣智光等使西天尼八剌國”[13]（P7657）。智光返回漢地的時間應該是洪武二十年，是年十二月，西天尼八剌、烏思藏及朵甘二都指揮使都分別派遣了使者和智光一道來明廷朝貢方物[14]（P2807），與智光同來朝貢的尼八剌一行人數有七八十人，規模很大。

智光第二次入藏，有學者認為是在洪武二十三年之前④。根據有二：一是《智光塔銘》中“比還，再往，復率其眾來朝”句銘文；二是《明實錄》中一段史料記載：即洪武二十三年，西番諸國進貢，其中有提到有“尼八剌國”“灌頂國師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和“烏思藏衛俺不羅行都指揮使司”[15]（P3076）等十三個烏思藏僧俗集團，據此認為：文中的“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是明代烏思藏地方最有影響的地方實力集團，而“俺不羅”也是明代西藏較大的地方政權，“這些地方的僧俗首領共同派遣使臣一道來朝，很可能是隨同智光一起來的?！盵5]（P17-18）。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雖無直接史料佐證，但也基本可信?！段魈旆鹱哟髧鴰熤韭浴吩疲骸按髧鴰熋枪?，字無隱，山東武定州慶云人。歲甲寅，奉太祖高皇帝命，于鐘山譯其師板的達《四眾弟子菩薩戒》，詞簡理明，眾所推服。甲子春，……遂并西番烏思藏諸國相隨入貢。比還，再往，復率其眾來朝?！盵9]（P519-520）從“比還，再往，（西番烏思藏）復率其眾來朝”“師凡兩往西域”句可以得知，肯定了智光第二次奉詔使西域的歷史事實。而從《明史·方伎傳》的記載：“智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諸國。永樂時，又使烏斯藏，迎尚師哈立麻，遂通番國諸經，多所譯解?！盵13]（P7657）此處證實，智光第二次作為使者前往西域必然是在洪武年間。

智光第三次入藏是在洪武三十五年（1402）。此年八月戊午（公歷9 月4 日），明成祖朱棣下旨令智光作為詔諭使去往館覺、靈藏、烏思藏等地，赍賜各方⑤。

關于智光第三次奉詔赴藏事在文獻中的記載還有很多，均可佐證之：據《國榷》：“（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遣使詔諭覺靈藏、烏思藏、必力工瓦、思達藏、朵思、尼八速剌等處”[8]（P873），使者即為智光?！睹魇贰ご蟠确ㄍ鮽鳌份d：“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光也，本山東慶云人。洪武、永樂中，數奉使西國。成祖賜號國師，仁宗加號圓融妙慧凈覺弘濟輔國光范演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金印、冠服、金銀器?！盵13]（P8577）《明史·尼八剌國傳》又載：洪武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命智光使尼八剌國，洪武二十年尼八剌國王馬達納羅摩遣使隨智光來朝貢方物，“終太祖時，數歲一貢。成祖復命智光使其國，永樂七年遣使來貢?！盵13]（P8586）以上史料清楚地表明，朱棣繼位后派遣智光出使尼八剌國時，智光曾第三次到達烏思藏必力工瓦、思達藏等地。

智光奉旨入藏獲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明廷高度稱贊，“（智光）又使烏斯藏，迎尚師哈立麻，遂通番國諸經，多所譯解。歷事六朝，寵錫冠群僧，與淵然（劉淵然）輩淡泊自甘，不失戒行?！盵13]（P7657）到了天順四年（1460），智光法師還被追封為“大通法王”[5]（P16），足見其豐功偉績。

二、日益顯貴的中官使者

中官，也稱宦官、內官，洪武時期，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內官不得與政事”[16]（P1673）?？墒?，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中官日益受到重用，乃至于“奉使多用中貴”[13]（P7768）。筆者根據《明實錄》，對明中央派遣的中官使者做一梳理統計，詳見表1。

表1：明代中官赴藏使者統計表

表1 中，各朝赴藏中官使者的具體人次數為：洪武朝、宣德朝各2 人次，永樂朝5 人次，正德朝1人次。共10 人次。顯而易見，中官赴藏使者只涉及四朝，且洪武、宣德、正德年間入藏次數都比較少，但他們擔負的使命卻極為重要。如洪武年間，明太祖令尚膳監而聶、司禮太監慶童“赍敕往諭陜西河州等衛所屬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17]（P3189），納馬易茶“內充軍實，外馭番夷”[18]（P4180），“事關明王朝國防安全之大事”[19]，故明太祖遣中官前往西番詔諭番族納馬。

此表還說明，永樂年間中官作為使者頻繁赴藏，先后有中官關僧、楊三保、喬來喜、戴興等人奉旨往烏思藏、朵甘及管覺等地：永樂八年關僧往烏思藏；永樂十二年和永樂十七年，楊三保兩次往烏思藏、必力工瓦、管覺及朵甘、上下邛部等處；永樂十五年二月喬來喜往烏思藏；永樂二十一年戴興往烏思藏⑥?！睹魇贰贩Q：中官楊三保作為使者赴藏回京，“其王遣從子劄結等隨之入貢，明年復命三保使其地……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彩幣”[13]（P8580）。

再次，在明代中官使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侯顯。侯顯，司禮監少監，岷州人。永樂元年（1403）二月十八日，侯顯奉詔赴烏思藏往迎高僧哈立麻⑦。侯顯此次入藏，“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13]（P7768-7769）。也就是說，侯顯是永樂四年十二月才和尚師哈立麻一同回到明都的。哈立麻（又譯作葛哩麻），“烏斯藏人也”[20]（P735），噶瑪噶舉派黑帽系活佛。哈立麻抵達明京后受到明朝皇室及百姓的熱烈歡迎，明成祖誥封其為大寶法王，對其十分尊崇，賞賜金銀財寶無數⑧。

關于永樂年間侯顯作為使者赴藏事，史籍中有多種記載：其一，《四夷考·西番考》：“（永樂）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封為大寶法王，厚賜遣歸”[21]（P42）；其二，《名山藏·西戎下》：“成祖即位，欲薦福高皇后。聞其國中高僧有尚師哈立麻，遣中使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視勞……”[22]（P3111-3112）；其三，《明通鑒》：“永樂四年十二月辛卯，赦天下殊死以下……是月，西番尚師哈里瑪勒隨侯顯至京師”[23]（P601）；其四，《四友齋叢說·釋道二》：“永樂初，遣中官侯顯賚書幣往迎（哈立麻），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跪拜禮合掌而已，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24]（P200-201）以上四文獻史籍中皆述侯顯赴藏歷四、五年才返京，其中之艱辛以及歷史功績躍然其間。

此后，侯顯于宣德二年再次作為使者赴藏?！睹餍趯嶄洝份d：宣德二年四月，“辛酉，遣太監侯顯赍敕往烏思藏等處諭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吉剌思巴監藏巴里藏卜、必力工瓦闡教王領真巴吉監藏、靈藏贊善王喃葛監藏、尼八剌國王沙的新葛地湧塔.王子可般、輔教王喃葛列思巴羅葛啰監藏巴藏卜等，各賜之絨綿、纻絲有差”[25]（P702）。關于侯顯赴藏事，學界看法并不一致，主要是永樂十一年侯顯是否去過烏思藏？有些學者指出，侯顯于永樂十一年曾入藏⑨。筆者查閱文獻資料知，侯顯一生曾多次奉旨到達烏思藏、朵甘地方及尼八剌國（今尼泊爾）、印度等國。但作為使者赴西藏事見于文獻明確記載者僅兩次：即永樂元年和宣德二年，其他均無直接史料佐證其赴西藏之說。當然，不管是奉旨赴烏思藏、靈藏、思達藏等處，還是出使尼八剌和印度等國，侯顯能言善辯，每次都能出色完成明皇交予之使命，功勞頗著，從“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13]（P7769）句清楚表明其功勞僅次于鄭和，再無人能比，足以體現出明人對他的高度評價。

三、治邊治藏的中堅：朝官使者

明中央派遣朝廷官員奉旨赴藏的情況，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派遣以禮部官員為主的中央官員，一種是派遣以沿邊官員或衛所軍官為主的地方官。朝官使者人數較多，主要肩負詔諭、冊封、賞賜等使命。

中央任選的赴藏使者，主要來自禮部、鴻臚寺、光祿寺、司禮監及錦衣衛等部門，以禮部官員人數最多，其次是外事部門、司禮監等機構。根據《明實錄》等文獻資料記載，明代中央官員充任赴藏使者情況如下：洪武朝、正統朝、景泰朝各2 人次；永樂朝、宣德朝各3 人次；成化朝1 人次。共13 人次，具體為：洪武年間，行人鐘順和通事舍人鞏哥鎖南；永樂年間是工部主事王伯彥、鴻臚寺丞李本和凌友諒；宣德年間是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行在錦衣衛指揮僉事何敏；正統年間是行在鴻臚寺通事序班（后升鴻臚寺署丞）祁全和御史趙敬；景泰年間是通政司右通政湯鼎和光祿寺寺丞張如宗；成化年間是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李珍。

沿邊州縣地方官尤其是衛所軍官，是明朝治理涉藏地區地方事務的中堅力量，他們熟悉藏族地理、民俗和風土人情，在漢藏關系中起到了積極作用。筆者根據《明實錄》，對明代地方官員充任赴藏使者的情況統計如下：洪武朝3 人次，永樂朝5 人次，宣德朝21 人次，正統朝7 人次，景泰朝1 人次，成化朝2人次。共39人次⑩，主要有：洪武年間的陜西行省員外郎（后升禮部員外郎）許允德、河州衛指揮同知何鎖南普、河南衛鎮撫韓里加麻；永樂年間的河州衛千戶康壽、洮州衛千戶趙誠、都指揮同知劉昭和何銘、永寧府知府各吉八合、宣德年間的鎮撫沈羽、西寧衛百戶劉浩、都督劉昭、都指揮同知印鐸、西寧衛都指揮同知陳通、都指揮僉事蔣貴、松潘衛指揮吳瑋、西寧衛土官都指揮僉事李文等人。另有“公干”使都督僉事趙安?、指揮同知丁黻、金吾衛百戶劉祥等人?。正統年間（1436-1449），朝廷派遣冊封使指揮斡些兒藏卜，詔諭使有：陜西指揮祁賢、陜西洮州衛指揮使徐貴、松潘千戶魯明、山西副使寇深；景泰年間是四川松潘衛指揮僉事周剛；成化年間是岷州衛指揮后泰、副使李玘。

由此可見，宣德年間地方官員赴藏最多，其次是正統年間。其品秩從正一品到正六品不等，三品以上多達17 人次，充分反映出明中央對遣使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事務的高度重視。在這些奉旨赴藏的所有朝官使者中，事跡值得詳述者有三：

1、陜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洪武二年五月，明太祖“遣使持詔以登極改元諭西番”[3]（P2203），此詔書向吐蕃宣達了中原內地元亡明興的時政變遷，并敕諭西藏地方各政教首領歸附明朝，以完成中國“大一統”。對于明朝的這次詔諭，吐蕃酋長采取了觀望態度。從文獻資料看，這次奉詔使吐蕃者不知其名且未獲成功，故有了再派陜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再次前往吐蕃詔諭的記載。但《國榷》卷三載：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朔，“遣陜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詔諭吐蕃?！盵8]（P390）這就表明，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日（公歷1369年6月5日）赴藏使者可能就是許允德。

許允德，長安人，時為陜西行省員外郎，曾多次作為使者前往烏思藏及河洮岷地區。洪武二年五月之后至洪武三年六月間，許允德再次作為使者赴藏，促成了吐蕃貴族歸附明朝的利好局面，故元吐蕃官員何鎖南普、卜納剌等人紛紛上交元朝所授官印，來朝歸附?！睹魈鎸嶄洝份d：洪武三年六月，“命陜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十八族、大石門、鐵城、洮州、岷州等處，至是何鎖南普等來降?！盵26]（P1056—1057）許允德第二次作為使者赴藏的具體時間，并不見確切文獻記錄，但返朝時間是洪武七年三月[27]（P1565），此次許允德曾到達了河州、洮州、岷州以及朵甘、烏思藏等今甘青川藏大部地區，招撫許多藏族首領歸附了明朝。

許允德第三次前往烏思藏等處，基于對喃加巴藏卜和鎖南兀即爾等故元官員遣使來京朝貢之回謝。洪武七年十二月，“遣員外郎許允德赍詔及誥印往賜之?！盵28]（P1461）此次朱元璋命他為使，以頒詔印誥兼賞賜為主要目的，任務圓滿完成后許允德也因功升為禮部員外郎?？上У氖?，明初這樣一位功勛卓著的使者卻英年早逝，于洪武七年底不幸逝于河州，明太祖甚為嘆惜，遣人厚慰家屬。的確，明使許允德，自洪武二年被派遣入藏詔諭至此時去世，先后五年3次進藏，為漢藏民族關系做出了巨大貢獻。

2、通事舍人鞏哥鎖南。鞏哥鎖南作為使者前往烏思藏是在洪武三年[29]（P1077），使命完成返朝途中遇害。不過，對于鞏哥鎖南遇害的時間，各文獻史料中的記載并不一致?！秶鋮R·兵部》：“（洪武）八年，川藏族殺我使鞏哥瑣南等。于是，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盵3]（P2204）但《明太祖實錄》卷一〇七載：洪武九年七月，“是月，通事舍人鞏哥鎖南等招諭吐番還，至川藏朵工之地，皆遇害?！盵30]（P1795）而《明太祖實錄》卷一一六又載：洪武十年（1377 年），吐蕃川藏部搶劫烏思藏貢使，衛國公鄧愈與副將軍沐英率兵討伐，“分兵為三，搗其巢穴，敗川藏之眾，追至昆侖山……”[31]（P1896）顯然，各文獻及明實錄的前后記載都不一致?。綜合分析，明使鞏哥鎖南返朝及途中遇害時間是在洪武八年或九年，而明朝派兵征討則是在洪武十年。洪武十年明朝討伐吐蕃川藏部的軍事行動聲勢浩大，鄧愈、沐英率軍達10 萬，斬獲甚眾，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吐蕃川藏部對明朝使者隨意阻攔截殺的不法行為。

3、都指揮同知劉昭、何銘等。永樂五年三月，都指揮同知劉昭、何銘率領70 多人前往西番，“設立站赤，撫安軍民?！盵8]（P987）永樂十二年正月，明廷再次派遣宦官楊三保前往西番，“令所轄地方騷站有未復舊者，悉如舊設置，以通使命?！盵32]（P1725）

基于以上史實，赴藏使者人數及身份不難確認。終明之世，明朝內地前往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使者有姓名可考者90 人，其中寺僧28 名、宦官10名、朝官員13名，地方官員39名。

另有無姓名記載之使者很多，或者記載太過于簡略，或者文獻資料中未透露任何身份信息，故無法統計和考證具體人數，查實身份。但可以確定的是，文獻未載姓名之使者，他們也多次入藏擔負詔諭、冊封、賞賜等使命。如永樂四年三月，明成祖“遣使”[33]（P780）命靈藏著思巴兒監藏為靈藏灌頂國師，此類“遣使”“遣人詔諭”“赍敕往諭”“遣人往諭”的文獻記載相當多，如永樂四年3 月21 日、31 日，正統三年2 月5 日，正統五年4 月7 日，正統十二年3 月6 日，景泰三年12 月4 日，景泰七年7 月17 日，景泰七年8 月14 日，成化四年5 月12 日，明政府多次“遣使”冊封藏族首領，但由于文獻資料中均未記載使者姓名，故具體使者不詳。

結 語

自明朝建國至正德年間的一百五十四年間，先后有大批使者赴烏思藏、朵甘及河洮岷等涉藏地區，他們對明朝中央政府治理邊疆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以各朝為周期，明代赴藏使者的規模、使者人數等變化情況如表2。

表2：明代赴藏使者入藏頻率表（單位：人次）

從表2 中可以看出，明初洪武至正統朝使者赴藏頻繁，特別是宣德十年間，平均每年入藏多達2.7次；正統十四年間，平均每1.14 年入藏一次。而明代中葉以后赴藏次數明顯減少，景泰年間約2 年入藏一次，弘治年間6 年入藏一次。到了明代中后期的嘉隆萬時期，使者赴藏基本停止。

從地域范圍看，赴藏使者的活動涉及西藏地方及其他涉藏地區，主要前往烏思藏、朵甘、河州、洮州、岷州、西寧以及四川松潘、威州等廣大地區，甚至更為邊遠的生番部落地區也能見到他們的足跡。這是明代赴藏使者派出的空間分布特征。

從規?？?，明京前往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的赴藏人員規模較大、隨行人數較多。在于道泉的《釋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復明成祖書》中有這樣的一段譯文：“（大明皇帝）乃修了一封金書，預備了幾件禮物，打發王哲保等四位大人帶了幾百隨員”?來請他到明京城去。王哲保及其隨行人員足有幾百名，其規模和人數的確不少，這種情況一直存在。一般情況下，朝廷赴藏官員由正使、副使、監督官、兵士等人組成，隨行人員較多，他們主要負責使者生活、后勤保障以及護衛、船只搶修、維護等工作。在所有的赴藏使者中，既有朝廷官員也有寺院寺僧。而在朝廷官員中有一部分人供職于中央主管外夷事務機構或地方軍衛機構，有一部分人為地方或邊鎮官員。諸赴藏使者的官職系統，有宦官系統、有錦衣衛系統，有中央和地方職官體系，有邊鎮衛所體系，反映了其廣泛性之特征。從具體官職看，他們中有從九品的通事舍人，有正五品的鴻臚寺丞、河州衛千戶、洮州衛千戶、永寧府土官知府，也有正三品的衛指揮同知、正二品的都指揮同知等。在所有中央和地方官員的赴藏使者中，各品級具體分布是：一品2人次，二品11人次，三品12人次，四品5 人次，五品8 人次，六品7 人次，七品1 人次，八品1人次，九品2人次。另有3人次品秩不詳?？梢?，明朝的赴藏使者中，二品到五品官員占使者人數的69.2%，表明赴藏使者的身份總體呈高揚態勢，甚至最高至正一品大員擔任赴藏任務，反映出明中央對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治理的高度重視。

必須說明的是，除了前文所述藏傳佛教僧人、中官、朝官使者外，有些故元官員、國師等歸附明朝后擔任了赴藏使者，代表明廷冊封、招諭或賞賜烏思藏等處首領。河州衛指揮同知何鎖南普歸附明朝后就曾多次到烏思藏，再有河南衛鎮撫韓加里麻和國師喃加巴藏卜也曾作為使者赴藏[34]（P1645），這反映出明朝對歸附的藏族人給予了極大認可和信任，他們擔當欽差大臣往烏思藏、朵甘等處“公干”，為明朝招撫工作做出了特殊貢獻。洪武十二年七月，何鎖南普及河州衛鎮撫劉溫攜家屬至明京，明太祖充分肯定了何鎖南普歸附明朝后作為使者赴藏為明朝做出的貢獻，待之以厚禮、大加贊揚。

總之，赴藏使者是明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明代邊疆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既加強了明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及其他涉藏地區的有效管理和統治，又促進了漢藏等各民族間文化交流和認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注 釋]

①明代各類古籍文獻中就有大量記載。如永樂年間，明成祖就曾多次遣中官侯顯、楊三保等人奉詔使西番；正德年間，明武宗曾派遣了大慈恩寺和大能仁寺的都綱作為使者冊封端竹堅昝為靈藏贊善王，等等。

②關于明代赴藏使者的研究：陳楠《關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補證》（《中國藏學》2005 年第1 期），鄧銳齡《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跡考》（《中國藏學》1992 年第2 期），李淮東《明代漢藏交通的興衰演變——以明朝使臣入藏活動為中心的探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7 年第2 期），陳改玲《侯顯使藏簡論》（《青海師專學報》2007年第6期），孫玲、陳武強《明永樂年間的遣藏使》（《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以及陳武強、楊潔《明實錄所見洪武時期明朝中央政府與藏族地方交往中的使臣派遣》（《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等文從一定視角進行了討論。熊文彬、陳楠《西藏通史》（明代卷）（中國藏學出版社2015年），陳慶英、高淑芬《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等著作中也有一定研究。另有李淮東《明代使藏使臣研究》（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等碩士學位論文對赴藏使者作了論述。但以上成果對明代赴藏使者問題仍然缺乏全面、系統和深入的探討。

③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元代稱納里速古魯孫，轄地包括今西藏阿里地區以及拉達克地區。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一《朵甘行都指揮使司傳》，第8588頁。

④“出使時間缺載，而回朝時間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參見熊文彬、陳楠主編：《西藏通史·明代卷》，第17頁。

⑤《明太宗實錄》卷一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遣僧智光赍詔諭館覺、靈藏、烏思藏、必力工瓦、思達藏、朵思、尼八剌等處，并以白金、彩幣頒賜灌頂國師等，凡自銀二千兩，彩幣百一十表里，第177頁。

⑥以上見《明太宗實錄》卷一〇八、卷一四七和卷二一七、卷一八五、卷二五八：永樂八年九月壬辰、永樂十二年正月己卯、永樂十七年十月癸未、永樂十五年二月戊午、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己巳各條。

⑦《明太宗實錄》載：永樂元年二月，“乙丑，遣司禮監少監侯顯赍書、幣往烏思藏，征尚師哈立麻。蓋上在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但《明史》記載的明成祖詔命侯顯使烏思藏迎接哈立麻事，是永樂元年四月?？赡苁嵌路钤t，四月動身。參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一，第8572頁。

⑧《新紅史》：“（其間）卻貝桑波為皇家講經、灌頂、并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資福?；实鬯n禮品無數?；实塾H賜卻貝桑波以‘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封號?！币姲鄽J索南查巴著，黃顥譯：《新紅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210頁。

⑨王繼光、陳改玲等學者認為侯顯于永樂十一年曾作為使者赴藏。陳改玲指出，“侯顯入藏應該有三次，第一次使藏在永樂元年，第二次入藏為1413 年（永樂十一年），第三次使藏為宣德二年”（陳改玲《侯顯使藏簡論》，《青海師專學報》2007 年第6 期，第33 頁）；王繼光認為：“永樂十一年，明成祖派侯顯出使尼泊爾，很可能侯顯是通過衛藏地區進入尼泊爾的”（王繼光《侯顯事輯》，《蘭州大學學報》1987 年第2期，第78頁）；喜富裕認為：“永樂十一年，侯顯作為使者在出使尼泊爾后返回烏思藏，特意帶著明成祖的敕諭迎請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進京”（喜富?！蛾P于侯顯“五使絕域”及參與鄭和下西洋問題的認識》，《西藏研究》2018 年第2 期，第31 頁）；楊士鈺也是這個觀點（《侯顯生平研究》，《中國藏學》2009年第3期，第202頁），等等。

⑩上述所涉及赴藏使者，一人前后多次進藏或一人前后多職進藏者有好幾人，如祁賢、劉昭等。為了更加清楚地呈現明代各個時期使者入藏的動態頻率變化、身份變化、職官變化，統計中不將一人前后多次或多職赴藏者合并。筆者注。

?同行人員為丁黻等75 人。宣德五年二月丁亥，“都督僉事趙安等七人，指揮同知丁黻等七十五人還自烏思藏。賜鈔、彩幣、表里、金織、纻絲、素纻絲、襲衣等物有差?！薄睹餍趯嶄洝肪砹?，宣德五年二月丁亥，1484頁。

?同行人員為劉祥等51 人。宣德八年十二月癸亥，“命金吾等衛百戶劉祥率官軍五十一人往烏思藏公干，賜鈔及金織、纻絲衣、?絹衣有差?！薄睹餍趯嶄洝肪硪哗柶?，宣德八年十二月癸亥，2397頁。

?從鄧愈、沐英的活動軌跡分析，鄧愈洪武六年時以右副將軍身份跟隨徐達巡視西北邊疆，洪武八年時鎮守北平、陜西、河南，明使鞏哥鎖南遇害事也正是在此期間發生的，所以才有了洪武十年鄧愈征討之事。洪武十年四月，明廷以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為副將軍，“率師討吐番，大破之”（《明史》卷2《太祖本紀二》，第32頁）；又《明史·鄧愈傳》稱：“（洪武）十年，吐番川藏為梗，剽貢使，愈以征西將軍偕副將軍沐英討之。分兵為三道，窮追至昆侖山，俘斬萬計，獲馬牛羊十余萬，留兵戍諸要害乃還。道病，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保ā睹魇贰肪?26《鄧愈傳》，第3751 頁）。而沐英，洪武九年時至關、陜，“明年充征西副將軍，從衛國公鄧愈討吐番，西略川、藏，耀兵昆侖。功多，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明史》卷126《沐英傳》，第3757頁）。?引于道泉：《釋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復明成祖書》，參見《元以來西藏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