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生學習觀的變與不變
——基于“國家大學生學情調查”(NCSS)追蹤研究

□ 史秋衡,曹 凡

黨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塑造,是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迫切命題,是經濟社會發展所依賴的基本支柱,更是履行人民對教育期許的價值追求。在這一戰略使命的引領下,大學生作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和受益者,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大學生學情調查作為高等教育學生端的質量“診斷器”,在此背景下顯得尤為關鍵。把握好我國大學生學情、開展高水平的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規律研究,是人才培養的核心抓手,也是實現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路徑。學習觀作為我國大學生學情的關鍵前置要素,把握著學習的總方向,在整個學習過程中發揮著價值支持與動力支撐的作用。[1]248針對不同類型特點的大學生開展學習觀的相關研究,理解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價值觀,掌握大學生學習觀發展的規律曲線和時代特征,才能為高校培養出具有創新能力和批判思維的卓越性人才提供有益的指導。

一、文獻回顧

學習觀原為外來詞匯,英文原文為“Learning Conception”或者“Conception of Learning”,意指學生關于“學習”的看法。在學習觀內涵的理解上,塞里歐(S?lj?)認為學習觀是指學生對學習的理解,是學生解釋學習目的、學習任務和教師考核等的方式。[2]76布爾(Buehl)等學者認為學習觀是指學生對學習現象和經驗所持有的直覺、潛在認識,涉及掌握知識經驗的本質、形式、過程、調節、結果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3]劉儒德將學習觀界定為學生個體對知識、學習現象和經驗所持有的直覺認識,是在日常的學習活動、課堂教學及社會文化環境中逐漸形成的。[4]楊院認為學習觀是學生主觀層面對學習性質本身及學習過程等內容的觀點和看法。[5]75可見,學習觀是學生對學習的主觀觀點和看法,關注學生為什么學習、學習什么及如何學習,包含著學習者對學習本質、學習目的及學習作用等問題的深層次理解。學習觀是在學習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穩定性。[6]40-43學習觀本身具有變與不變的特征。

在學習觀的類型上,塞里歐通過開創性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學習者5種不同類型的學習觀:增加知識、記憶和重復、獲取信息以供日后使用、獲取意義、理解現實的解釋過程。[2]76馬頓(Marton)在塞里歐的基礎上開展了進一步研究,增加了第6種學習觀——“實現自我發展”。[7]本研究團隊將大學生的學習觀歸納為記憶知識觀和應用知識觀。馬頓所提出的前三種學習觀與記憶知識學習觀基本對應,后三種學習觀與應用知識學習觀基本對應。[8]

有關學習觀及相關要素的研究非常豐富。本研究團隊發現秉持應用知識學習觀的學生有著較高的學習投入度。[9]不同的學習觀對學生的學習方式有很強的預測力。[5]76?？藸査?Eccles)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學習觀影響課堂體驗。建構性、有效的學習觀有助于明確目標、獲得成就感和自豪感,無效的學習觀則可能導致消極怠工、負面情緒及抵抗厭倦。[10]此外,學習觀可以直接影響學習收獲,也可以通過學習投入、學習方式、課堂體驗等變量間接影響學習收獲。[1]79-85

綜上,學習觀的相關研究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也為本研究的推進提供了扎實的學術基礎。但是,目前對于大學生學習觀的研究僅局限于單獨時間段,未對個體學習觀的形成與變化進行動態跟蹤與研究,也鮮有資料顯示不同大學生學習觀形成過程的差異,總體上相關研究缺乏時間跨度且縱向性不足。本文將對學習觀的11年數據(2012—2019年正常數據,2020—2022年非常數據①)進行分析,力求總結出11年來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的規律曲線與時代特征,為提高高校育人水平,推動高校教育教學回歸人才培養核心提供行動指南。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1.數據來源及調查對象

本研究采用的數據源自于史秋衡教授主持的“國家大學生學情調查”②(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Survey, NCSS)課題。NCSS課題組科學嚴謹地編制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本土化國家大學生學情量表及研究方案,對中國大學生學習觀等學情關鍵要素進行了追蹤調查。研究抽取了2012—2022年的所有樣本,并提取了學習觀、個人信息和家庭情況中的部分變量,對三個維度的數據進行分析。其中,學習觀自編問卷中的所有題目均采用李克特六點積分法,選項為“非常同意(6分)”“同意(5分)”“基本同意(4分)”“基本不同意(3分)”“不同意(2分)”“完全不同意(1分)”。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我國本科院校的全日制本科生。表1呈現了11年來每一年調查的有效樣本人數。

表1 有效樣本人數

2.量表的信效度檢驗

大學生學習觀量表共9道題2個因子維度。因子一為記憶知識觀,因子二為應用知識觀。[11]本研究選用了2012年數據對量表的信效度進行檢驗。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表明量表的信效度良好。擬合度指數為RMSEA=0.069<0.08、CFI=0.977>0.8、GFI=0.928>0.8、AGFI=0.957>0.8、TLI=0.967>0.8,問卷的模型擬合度理想。由表2可知,量表的其余指標(包括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的平方、組合信度、收斂效度)均達到理想值范疇。結合所有指標綜合判斷可知,學習觀量表的二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13]

表2 學習觀量表因子信度與收斂效度分析

3.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通過描述性統計從3個層次來分析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的演化特征。一是大學生學習觀總體的演化特征,分析大學生學習觀總體的均值變化情況。二是大學生學習觀子維度的演化特征,分析大學生學習觀的兩個子維度(應用知識學習觀和記憶知識學習觀)的均值變化情況。三是不同群體大學生學習觀的演化特征,分析不同性別、院校、專業、年級等不同群體的學生學習觀的均值變化情況。

三、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的演化特征

本研究以11年大規?？v向數據為基礎,描摹我國大學生學習觀及其子維度的變動趨勢;對比不同群體大學生學習觀的差異變化,旨在全面多角度勾勒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的規律曲線。

1.大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較高,穩步上升后不斷波動

圖1呈現了我國大學生學習觀十一年來的總體均值及變化趨勢。從圖1可看出,十一年來大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整體上保持在較高水平,在4.3—4.9的范圍內波動且大于中位數3.5。具體來說,大學生學習觀的總體均值從2012年開始逐年上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增長趨勢,到2018年學習觀的總體均值開始不斷波動并呈現小幅度的下降趨勢。

圖1 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的總體均值

2.學生偏好應用知識觀,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學習觀轉型

圖2呈現了學習觀的兩個子維度記憶知識觀及應用知識觀的均值,并展示了變化趨勢。記憶知識觀均值在3.8—5.0的范圍內波動,應用知識觀均值在4.3—5.1的范圍內波動。兩種知識觀從2012年到2019年的變化趨勢趨于一致,即穩步增長后小幅度下降。而2020年到2022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影響,記憶知識觀和應用知識觀的均值均不斷波動。從兩種知識觀的關系來看,2012—2019年記憶知識觀的均值均低于應用知識觀,而在2020年和2021年記憶知識觀的整體均值明顯高于應用知識觀的均值,但在2022年疫情接近尾聲時,應用知識觀的均值實現反超?？梢?疫情對于學習觀轉型有重要影響。

圖2 我國大學生學習觀子維度的均值

3.不同群體大學生學習觀存在差異,各有特點

諸多研究已表明,學生的個體因素、環境因素等均會對學生的學習觀產生影響。[6]45-48本研究提取了個人信息中的性別、年級、專業、學校、家庭經濟收入、父親文化程度、母親文化程度、家庭所在地和民族共9個變量。以這九個變量為基礎,將學生劃分成不同的群體。研究以群體結構為切入點,對比不同類型群體的學生學習觀的差異演變特征。

(1)不同性別學生的學習觀略有差異,女性高于男性。圖3呈現了十一年來不同性別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由圖3可知,男性和女性的學習觀均值均保持在較高水平,且女性的學習觀均值均總體高于男性。

圖3 不同性別學生的學習觀總體均值

(2)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觀略有差異,大四及以上年級高于其余年級。圖4呈現了11年來不同年級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由圖4可知,不同年級的學生學習觀均值差異不大,大四及以上年級的學生學習觀均值略高于其余年級。

圖4 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觀總體均值

(3)不同專業學生的學習觀差異甚微,文史哲類專業略低于其他專業。本研究將13個學科門類剔除軍事學,劃分為文史哲類、社會科學類、理學類和工農醫學類4大類。圖5呈現了11年來不同專業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由圖5可知,不同專業學生學習觀均值的差異不大,社會科學類、理學類和工農醫學類學生學習觀均值的折線幾乎重合,文史哲類專業學生學習觀的均值整體略低于其他三類專業。

圖5 不同專業學生的學習觀總體均值

(4)不同類型學校學生的學習觀略有差異,“雙一流”高校低于一般本科高校。本研究將高校分為“雙一流”高校和一般本科高校兩類,圖6呈現了不同類型學校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結果表明,不同類型學校學生的學習觀均值差異不大,“雙一流”高校學生的學習觀均值整體略低于一般本科高校。

圖6 不同類型學校學生的學習觀總體均值

(5)家庭經濟收入影響的差異漸小,高收入家庭無明顯優勢。本研究將家庭經濟收入分為三類:家庭月總收入6 000元及以下為低收入家庭,家庭月總收入6 000—20 000以內為中等收入家庭,家庭月總收入在20 000元以上為高收入家庭。圖7呈現了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結果表明,不同家庭經濟收入下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不大,高收入家庭學生的學習觀并未展現出明顯優勢。

圖7 不同家庭月收入學生的學習觀總體均值

(6)父母文化程度影響的差異漸小,家庭文化資本對學生學習觀的影響微弱。圖8和圖9呈現了父母文化程度不同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結果表明,父母接受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的學習觀整體差異較小,且隨著時間推進,父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學習觀均值與父母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學習觀均值逐漸趨于一致,這表明家庭文化資本對學習觀的影響微弱。

圖8 父親不同文化程度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

圖9 母親不同文化程度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

(7)不同家庭所在地學生學習觀略有差異,且差異逐年減小。圖10呈現了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學生學習觀均值的整體差異不大,且隨著年份的遞進,城市學生和農村學生的學習觀均值逐漸趨于一致。

圖10 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

(8)不同民族學生學習觀略有差異,且差異逐漸減少。圖11呈現了不同民族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的差異。不同民族的學生學習觀的均值整體差異性不大,隨著年份的遞進,漢族和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觀均值逐漸趨近。

圖11 不同民族的學生學習觀總體均值

四、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的規律分析

對于大學生學習觀的把握,需要依托統計性規律分析結果與學生發展理論的相互印證,從實證主義與經驗主義相互結合的維度進行批判性反思、歸納和總結。本研究以“國家大學生學情調查”(NCSS)中的2012—2022年間學習觀數據分析結果和演化特征為指標參照,深挖其背后規律邏輯,得出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的方向性、結構性及群體性規律。

1.方向性規律:理想信念指引學習觀的穩定發展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用黨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培養造就大批堪當時代重任的接班人”。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引領青年形成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根本途徑,直接關乎高校能否實現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使命。[14]23-24學生的學習觀與理想信念緊密交織,理想信念對于大學生學習觀發揮重要引領作用。11年來高水平學習觀均值保持的根本價值邏輯根植于理想信念教育。一方面,從其本質內涵來說,學習觀意指學生對學習的認知,體現了學生個體在學習過程中的態度、動機、價值觀和目標取向。理想信念涵蓋了個體對于人生價值、社會使命和未來目標的堅定信仰。兩者在學生發展過程中相互交織,學習觀的形成發展必然受到理想信念的指引,理想信念也在學習觀的塑造和實踐中得以具體體現。已有研究也表明,思想政治理論課與學生的學習觀存在顯著正相關。[15]

另一方面,從大數據循證指標來說,學習觀數據結果表明,2012—2022年11年學習觀總體均值均在4.3以上,這無疑得益于理想信念的方向把握和正確指引。而且,NCSS課題組經過多年實證探索已建立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數據庫,對全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情況進行實證研究和規律探索,發現我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總體成效較好,學生們對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師教學水平的滿意度最高,對思想政治教育課程與教學較為滿意,同時也能清晰認識到思政課的重要性。[14]1-3本質內涵和實證數據雙向邏輯均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和理念信念教育對于大學生學習觀的重要方向指引作用,因此未來高等教育教學應堅守理想信念教育這一根本邏輯,為學生的學習觀認知提供堅實支持,以不斷提升高校的育人水平,收獲卓越的育人成果。

2.結構性規律:以學習方式為中介的學習觀動態轉型

應用知識觀認為學習是應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提高自身能力并實現自我發展,而記憶知識觀認為學習是知識的記憶與重復。[1]72馬頓曾將學習方式分為深層學習方式和淺層學習方式。前者注重能力提升和內在興趣,而后者強調目的性和實用性。采用深層學習方式的學生能采用滿足好奇心的學習方法,如將學習內容和自身經歷相連,把論點和論據相連,找出潛在規律和原理等。對于采用淺層學習方式的學生,學習只是為了通過考試,獲得某種資格。NCSS課題組研究發現,應用知識學習觀能極大地促使學生傾向于深層學習方式,而記憶知識學習觀能夠極大地促使學生傾向于淺層學習方式。[5]77因此,學習觀與學習方式密切相關,即應用知識觀與記憶知識觀之間以學習方式為中介實現動態轉型。

一方面,在正常數據狀態下,應用知識學習觀與深度學習方式并非呈現單向的線性關系,而是彼此促進。在應用知識學習觀引導學生轉向深度學習方式時,深度學習方式促使應用知識學習觀持續深化。NCSS(2012—2020)學習觀的分析結果印證了這一結論,在疫情暴發前時,應用知識觀均值明顯高于記憶知識觀并展現出明顯的“學用結合”特征。這說明,絕大部分學生認可學習是自我發展的價值取向,并在學習行為層面指向深度學習方式,積極參與課外創新實踐如實習實訓、科研創新、大學生創業等。學生們在知識應用的過程中,綜合技能和就業能力進一步精進[16],對于應用知識觀的理解進一步深化,形成積極的循環模式。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學習觀發生動態轉型。疫情防控期間大部分學生由應用知識觀轉向記憶知識觀,應用知識觀的均值明顯低于記憶知識觀。在2022年疫情接近尾聲、學校開始恢復常態化管理時,學生應用知識觀的均值再次反超記憶知識觀?？梢?疫情對教育領域產生了重大沖擊,疫情防控期間學生的有效學習面臨著嚴峻考驗,正常的學習模式受到了極大的干擾。傳統的面對面課堂不得不轉向全數字化的環境,學生面對可能缺位的教師引導、同伴交流和全面缺失的實踐實習活動,很容易產生心理適應問題,繼而影響學習觀的正常發展。未來高等教育應著力保障學生掌握高效的學習策略,養成正確學習觀,邁向深層學習方式,促進應用知識學習觀的深化發展。

3.群體性規律:學生個性化特征值得關注

NCSS課題組的多項實證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發展存在群體分化現象,即不同群體間的發展狀態存在區別。NCSS(2012—2022)學習觀的分析結果同樣體現了群體分化現象。分化的標準可以提煉為個人特征和家庭背景兩大坐標。其中,個體特征包括學生的性別、年級、專業和學校。家庭背景包括學生的家庭經濟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所在地及民族。不同個體特征的學生的學習觀均值存有差異,而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的學習觀均值的差異日漸式微。

從性別維度看,女性的學習觀均值略高于男性。已有研究表明,中國在女性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相較于男性,女性更能意識到學習對個體發展的重要性,因而更加努力、細致,表現優異,這使得女性在教育過程中容易形成更強的學習觀念。從年級維度看,大四及以上年級學生學習觀均值略高于其余年級。這與NCSS課題組先前研究發現的大學生學習“U 型”特征不完全一致?！癠型”特征描繪了年級對學習體驗各項指標的影響。大一最高,大二迅猛下降,大三繼續走低,大四弱勢反彈,大四及以上年級的學生已經能完全適應大學生活和學習,因而學習觀均值較高。而大一學生即使處于“蜜月期”,對大學學習和生活抱有極大熱情,也需要適應全新的學習環境和方式以面對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所以,學習觀均值相較于大四及以上年級的學生并不高。[1]53

從專業維度看,文史哲類專業學生學習觀均值略低于其他專業。文史哲類專業是典型的文科專業,往往會被貼上“弱勢”“無用”“邊緣化”等標簽。多數學校對文科專業的重視不夠,甚至擠壓文科專業的各類資源。不少地區在人才引進中,文史哲類專業鳳毛麟角,這必然會降低文史哲類專業學生的學科認同感,從而影響其學習熱情及學習觀念。從學校類型的維度看,“雙一流”高校學生的學習觀均值略低于一般本科高校。一方面,我國不同類型院校人才培養結果并未實現預期的區分度。另一方面,以應用型高校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大力推動產教融合,學生的學習方式以實踐為主,更偏向深層學習,有利于學習觀的生成與轉型。

不同家庭經濟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所在地和民族的學生的學習觀均值的差異日漸式微。其根源在于共同富裕的提出與不斷推進,進一步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教育公平得到進一步加強,區域教育協同發展、城鄉整體發展及校際均衡發展得到了保障,特殊群體學生獲得了更好的關注和支持。同時,教育成了家家戶戶高度重視的議題,無論家庭的文化資本如何,“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父母共同的心愿。父母傾注心血與熱情,盡可能為孩子提供學習環境和資源,期盼他們成長成才。

五、對策與建議

學情調查最終目的在于全面認識我國大學生的學情,運用學情分析結果指導高校教育教學改革實踐,最終實現調查結論向教育政策的有效轉化。因此,本研究以11年來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的演化特征、規律分析結果為基礎,立足高校學生學習觀引導與改善,從信念堅持、實踐轉型及特征運用三個角度提出對策建議,以深化高等教育育人舉措,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1.堅持理想信念對學習觀的正確指引,落實立德樹人

立德樹人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務,理想信念教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主陣地,也是國家貫徹落實這一根本任務的重要途徑。在人的成長與培育中,理想信念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理想信念教育是學生成長的核心內容,通過理想信念教育,可以培養學生成為有擔當、有品德、有創新精神的優秀人才,為大學生成長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17]15-23盡管學習觀的均值在疫情防控期間有所波動,但較高水平且穩定上升的學習觀均值反映了理想信念指引的前瞻性和正確性。

NCSS課題組已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實證調查,調查結果揭示了目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短板,我國大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感興趣程度尚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志趣培養,因材施教是基本原則。一方面需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個性和差異,深入了解個體成長歷程,結合學生個人特點,激發其獨有潛能。另一方面要通過樹立典型,發揮“重要他人”的正面影響。重要他人可以分為互動重要他人和偶像重要他人兩類。前者包括家長、同伴、教師等與個體直接互動的人,后者指對個體文化價值觀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榜樣、權威人士、偶像等。NCSS課題組多年的調查結果穩定顯示,同伴關系是大學生成長過程中滿意度最高且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大學生與室友、同學等朋輩群體形成了特殊的非正式組織,是大學生成長的重要支點。[18]

教學內容與方式的創新是增強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的必由之路。在教育內容上,需要增強親和力和針對性,采用“興趣+能力+使命”的培養路徑,滿足大學生在知識、職業發展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需求,從而提升他們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興趣和情感認同。在教學方式上,堅持實踐導向,鼓勵學生參加涵養理想信念的各類實踐活動載體,如志愿服務、勞動教育和社團活動等。[17]74-75總之,以理想信念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融進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用而不覺,并以實踐、務實、能力提升為關鍵導向,才能切實助力大學生學習觀的發展,落實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

2.推進學習觀轉型升級,助力學生成才

學生應用知識學習觀的水平越高,學生越傾向于深層學習方式,[5]78也就越有可能實現深度學習。深度學習意味著采用深度學習方法,批判性地學習知識,并在新情景中應用知識解決問題,更好地發展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維,以應對現實社會的復雜情景。[19]53

面對復雜多變的現實社會,以重復記憶為主的記憶知識觀劣勢明顯。為實現學用結合,推動以記憶知識為主的學習觀向應用知識為主的學習觀轉型已勢在必行。學習觀轉型需要教育教學的全面轉型。一是學習目標轉型,從三維目標轉向深度理解。深度理解作為核心素養的基石,能夠幫助學生在深度學習的過程中深刻理解學科知識,把握思維本質,成為能獨立思考、具備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意識的卓越學習者。二是學習過程轉型,從接受知識到建構知識。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而非被動地吸收和消化知識。[6]41在互聯網時代,這一特征更加明顯,知識具有時效性和情景性,會適應環境變化持續快速地更新迭代。學生需要基于自己的經驗背景、所處情境場域及個性化需求,通過海量的學習資源、智慧學習環境與協作交流會話來獲取并主動建構知識,保持終身學習。[20]NCSS課題組早在2012年便對我國大學生的建構知識學習觀進行了調查,但當時學生們普遍不具有建構知識學習觀,此維度在因子分析時剔除。然而,數智化時代下建構知識顯然是關鍵且必要的,NCSS課題組也將在后續的調查中持續跟進。三是教學方式轉型,積極探索并應用項目式學習、協作探究式學習、基于設計的學習等教學范式。這些創新的教學范式中蘊含著建構主義知識觀的深刻內涵,強調從知識的被動接受到主動創生。四是重視技術賦能教學提質,如開發互聯的智慧學習環境、基于大數據的學習行為刻畫、精準及時的教學反饋與評價等。[19]62值得關注的是,記憶知識學習觀對深層學習方式和淺層學習方式均有正向影響,對淺層學習方式的影響更大。這意味著學生只要具有記憶知識的學習觀,也會具有深層學習的傾向。[5]79因此,生成學習觀對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學習極為重要。

3.甄別學習觀的共性與特性,順應時代變化

每位學習者有自己的學習觀。正確的學習觀能為學習者提供學習的方向,幫助學習者明了要對自己的認知結構及認知方式做出哪些調整、變革和改造。[6]23甄別11年來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特征的共性與特性,是對我國大學生學習觀發展規律的有效把握,同時也能夠為高校順應時代變化、及時改善學生學習狀況、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提供科學指導。

學習觀高水平均值不變的本質深植于理想信念的價值滋養。在理想信念的正確指導下,學生們能清晰地認識到學習對于個體和社會的價值,加深對于學習的理解和認識并生成學習觀。與此同時,學習觀的變動性也是學習觀的本質屬性,從11年的時間跨度出發縱向審視,學習觀的變動性愈發凸顯。從個體角度看,大學生的學習觀是在自我意識和先行知識的鋪墊下形成的,會隨著認知的發展和教育經驗的增加不斷發展變化、不斷調整。[6]35從環境角度看,學習觀會受到來自家庭、學校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不同的大學生群體在學習觀上存在分化現象。受到疫情影響,學習觀的均值不斷波動,內部也發生了結構性轉型。

不同個體特征的學生,尤其是不同高校及專業的學生在學習觀上理應展現出一定的群體特殊性。但目前學生學習觀群體差異不明顯,高校人才輸出同質化。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無法為不同群體的大學生提供針對性幫助,分化的大學生群體與統一培養方式間存在錯位。[21]高校分類管理是彌合學生發展水平差異、實現高校高質量多元化發展的戰略路徑,本質在于構建多元差異化的人才培養模式,并在實踐中實施。為滿足就業市場對不同人才技能的需求,不同的院校和專業應各具特色。高校應準確把握不同年級和性別學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成長的關鍵節點加以引導。

在教育學科的學術研究領域,需要繼續對大學生的學習觀展開持續追蹤,把握縱向演化特征的共性與特性,響應本科高質量人才培養的時代要求。NCSS課題組十幾年來堅持采用自主設計量表對全國大學生學習觀進行調查,為我國大學生學情的科學把握與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展望未來,期待更多不同的團隊采用多樣的研究方法,關注大學生學習觀的動態發展與變化。此外,大疫三年標志著一個時代,教育戰“疫”之中國經驗需要關注與總結。經驗總結不僅有助于后疫情時代教育理念更新與模式變革,更能夠切實增強教育領域抵御可能風險的勇氣與力量。

注 釋：

①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對大學生學業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因此,NCSS 13年數據以2020年1月為分界線,劃分為從2011—2019年的正常數據和2020—2022年的非常數據。

② “國家大學生學情調查”是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重點課題“大學生學習情況調查研究”的主體。該課題為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科單列的最高級別課題,課題號為AIA100007,首席專家為廈門大學史秋衡教授。NCSS研究型數據庫從2011年開始年度調查,持續至今已進行了13輪調查(2011—2023年),成果之一曾獲廈大百年校慶專輯資助出版并獲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