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雜記

黃梵

好詩人不受時間的影響，

時間只會讓他們深思，尋找不同的途徑去深入詩歌這個文體自身……

一

藏在詩中的詩意，是看不見的，讀起來卻能感知。老有人做傻事，想一勞永逸，欲借定義的“無所不能”，和盤端出詩意的所有家產。他們剛把過去時代的詩意家產擺進盤子，新時代的家產又在來臨。詩意會隨時代嬗變，無法擁有一個一勞永逸的定義。貢布里希已在早期藝術中發現，藝術會隨時代、地域嬗變。為了避免定義失效，貢布里希索性宣布，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言外之意，不同時代、地域，藝術家做的作品，就是藝術。讀書人幾乎人手一冊的漢語詞典，為了避免羅列詩意家產的尷尬，換了法子來解釋，它說詩意是“像詩里表達的那樣給人以美感的意境”?！跋裨娎锉磉_的那樣”，類似貢布里希說的言外之意，藝術是藝術家做的作品，但詩意不是“像詩里表達的那樣”的全部，只是其中“給人以美感的意境”這一部分。如是將了解什么是“美感”“意境”的任務，推給了讀者。美感和意境的含義不只隨時代變遷，它們深邃的程度，較詩意也不遑多讓。為了避免把此問題推給彼問題的接力賽，我打算另起爐灶。

二

迪薩納亞克發現，早期藝術（含詩歌）也是身體需要——身體對陶醉、舒服、觸動的需要?，F代詩在初期為了我行我素，把傳統、大眾、世俗生活視為敵人，一味孤高，無形中將詩只看成語言現象，將詩與身體需要割裂開來。這一流毒，至今隨處可見。我認為，不管現代詩人如何羞愧于談論詩的生活效用，竭力要讓詩丟下生活不顧，竭力把詩只視為一場場語言的大小革命，詩還是不會忘記它與身體需要的早期聯系，誰要以為這一聯系如今已不復存在，那說明還未懂文明。詩既然是文明的一種嗜好，就必是身體需要賦予的，就必有人類學的依據，必會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種種行蹤的蛛絲馬跡，令我們可以找到諸多的人類學證據。早期詩如此，現代詩也概莫能外。畢竟詩不是為石頭寫的，是為人寫的，藏在詩背后的人性，從古至今沒有變，仍是慫恿創造那些語言現象的“教唆犯”。就像人性創造的文明，會維護人性的發展，詩作為文明的體現，也會與人性的需要保持一致。那些與詩相關的人性需要，必會在生活中的某些時刻，引起身體的一些特殊感受，或陶醉，或舒服，或觸動等。維科在《新科學》中說，“詩人們可以說就是人類的感官”，看來，他已覺察到詩性與身體需要的聯系。

三

我自己的寫作，經歷過若干風格。一開始，以為找到了個人腔調，可是里面隱著太多公共腔調，寫了四五年，我注定走向了公共腔調的反面，這時又丟失了對客觀特性的尊重，令作品只是個人編造的密碼，并不試圖讓他人解碼。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對歌德說的客觀特性，有了體悟，它就像自由詩里的聲音結構，可以說服任何人，說服任何時代，只要處理得當，你可以像古代格律詩人那樣，同樣找回自己的個性。歌德屢屢談及，受限中的自由，不少中國讀書人將之視為雞湯，殊不知歌德觸到了人性的核心：悖論。不管人既求安全又愛冒險的悖論，是來自心酸的原始生存史，還是來自社會和個人的博弈，人的這一本性，實則“規定”了人類命運、文化、奮斗的風格。比如，它“規定”著人對自由的“合度看法”——自由的可貴就在，有拒絕的自由。拒絕本是讓自己受限的行為，比如拒絕利誘、功名等，可是退后一步的生活里、自我限制的生活里，有更舒展的精神自由。格律詩人因為遵從格律，且格律化入了血脈，不再焦心對聲音結構的搭建，詩人就獲得了表達內心的自由。相反，一些寫自由詩的詩人，因為無視自由詩中的客觀特性，企圖夷平一切，在廢墟上寫作，結果恰恰激發了讀者對不安全的恐慌，造成閱讀排拒。沒有安全背書的自由，或沒有自由的安全，都會成為寫作中的暫時工程，是爭得一時而不是爭得一世的“最后晚餐”。這些都來自對人性的無知，當然，不能完全歸咎于個人，是對個性解放的期待，讓他們產生幻覺，以為只要人解放了，人的共同體就會走向正途。殊不知，確立一種善，也會損害另一種善。比如，你愛子，給他過多的錢，愛之善，會損害自食其力的善。你為情義，提拔友人，重義之善，會損害公平之善。人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乍看是命運所為，實則是人性所為。追求個性解放，就得接受人性幽暗的解放，任何追求沒有雜質的努力，注定會失敗，因為它違逆人性，這是人跟機器的根本差別。所以，受限中的自由，指出了尊重人性悖論時，調節個性與客觀特性的正途。歌德早年為“狂飆突進”吶喊，開了個性解放的風氣，晚年他用古典藝術中的客觀特性，來約束個性，尋求限制中的解放，可謂成就了《浮士德》。兩個時期的差別，從《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浮士德》，可見一斑。當代作家普遍棄《維特》，選《浮士德》，印證了歌德晚期主張的耐久。

四

我目前詩歌的寫作風貌，應該說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時我基本結束了探索期，從此前自詡為先鋒派的語言詩，開始轉向所謂“后衛派”的生命之詩。這么做的結果是，我的詩從探索新詩的可能性，轉向完善某些可能性。九十年代初在參與“原樣”期間，我已留意詩歌完成度的問題。一方面，車前子的語言開拓天賦和勇氣，令我震撼，自嘆弗如，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就藏在我詩中的經驗意識里，遲遲不肯退場。直到一九九六年，當我分出部分精力寫小說，伴隨生命的經驗之力就突顯出來，也一并改變了我的詩歌。意象大量出現，并非是始料不及的事，八十年代我已著力此道，只是那時，對語言實驗、意象的各自功能，認識不清。我以為，我個人的詩歌轉向，與新世紀新詩的整體轉向，是同步的?！昂笮l派”與“先鋒派”的并存，或說相互容忍，也成了新世紀新詩值得稱道的景觀。這樣我就有機會，把本雅明式的前現代詩歌救贖思想，“詩言志”“天人合一”的中國信念，與悲觀無常悖論的現代經驗，融為一體。我之所以調侃自己為“后衛派”，就是著眼完善之責、之事，把上述“雜念”融入詩歌時，會逼迫自己做到了無痕跡，仿佛那只是主題的本性而已。顯然，我只在少量詩作上做到了，多數詩作并未達到預期。當我回頭審視自己的詩歌，很吃驚意象一直貫穿其中。如果跳入潛意識的大海，大約能看到祖父對宋詩的無盡抱怨影響了我。

知道用議論也能寫詩，與知道用議論寫詩的局限，完全是兩回事，其中的不尋常的道理，我寫詩多年后才了然。前者依據的是文學史，后者依據的是人性，誰會根深久遠，可謂一目了然。祖父認定宋詩不如唐詩，是出于人性的本能，他把宋詩的議論，視同讀者“猜謎語”之前作者就亮出謎底，不像唐詩擅用意象暗示，讓讀者既有感官感受，也有猜的余地和余味。意象可以避免與人性沖突的道理，我已寫入《意象的帝國》一書，不在此累述。但我想略微提及，意象與現代詩的關系。千百年來，一直聽命于舊詩詞的意象，還能成為現代詩的主體嗎？記得十多年前，我寫過《詩與事》一文，認為意象的天地，仍是值得當代詩人搶占的天地，除非像宋人那樣，面對唐詩收割完意象后的低產田，只能轉而求其次，開始朝詩里注入過量議論。我以為，用議論寫出好的當代詩，是天才和勇者的事業，不是我這樣的“后衛派”可以染指的。上天給我的任務，似乎是去完成意象的現代化，以問心無愧的古典式明晰，來接近當代意識的變動不居，甚至即興的瞬間體悟等。思想哪怕再智慧、深刻，如果不能成為意象的助手，而是喧賓奪主，我仍會將之視為自己詩作的缺陷，視為思想向形象的轉化并未徹底完成。就如最近才譯入中文的美國詩人羅特克所說，“在詩中要把思想當成是附加的”（王單單譯）。這一認識的起源在人類早期，詩歌在文明進程中，會落下文化負載太多的毛病，讓詩想起它的初衷，不時回到它的原始審美，是更新文化負載的明智之舉。

五

面對開墾才百年的新詩意象，我會將之作為寫詩的首選。用意象來更新“詩言志”中的“志”，這事做起來并不簡單，可能需要一種擺脫文學史的思維。比如，按照文學史分類，用意象寫詩，只是意象詩、敘事詩、哲理詩、抒情詩、自白詩、投射詩、即興詩等中的一種，但如果讓視線穿過這些概念，抵達詩句本身，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觀：詩中只有兩種東西，一是直抒胸臆的議論，二是客觀的或主觀的意象。敘事詩也可以看作是由意象和議論合作的詩體，只不過與抒情詩相比，客觀意象會在敘事中占據主導。顯然，這是回到詩歌原點的思維，能讓人看清詩歌的底層邏輯。當然，我習詩四十年也得承認，就算營造意象的技藝已嫻熟自如，我仍需要一些神秘的時刻，來讓意象抵達化境。那時，面對瞬間想出的神奇意象，我會有宿命的感覺。也正因為有宿命之感，思想或情感堆積的時刻，又常常找不到心儀的意象。有時看別人的詩，也能看出那些困難的時刻，有的“別人”等不及最佳意象出現，就拿次好的意象交差。我過去常這樣“優待”自己，令詩句或詩作的完成度打上折扣，現在我對自己嚴苛起來，會花時間摸索或等待那些時刻。寫出次好的意象，只需要技藝嫻熟，寫出最佳意象，還需要因緣際會。困難不只來自有無天賦，還來自心緒的注意力夠不夠、對生活的敏感度夠不夠、生命的體悟到不到位。

總之，按照我祖父的語匯，在該做“唐人”的時候，我不會急著提前做“宋人”。但對那些勇于跳過“唐人”，去做“宋人”的當代詩人，我會懷著敬意，持續關注他們竭力為新詩打開新門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