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施行的結構困境及其紓解

劉倩　程天君

摘 要：受眾理解、接受和遵從政策的程度事關政策目標能否實現。家庭作為受眾單位之一，在政策落實和教育改革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研究通過對城市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城市家庭的教育實踐深入于當前的改革背景之中，不同家庭對“雙減”政策的認識情況、執行態度和行為參與均存在差異，并且蘊含深刻的文化邏輯和階層烙印，初衷良好且目標明確的“雙減”政策在取得一定減負成效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教育公平風險。究其原因，“雙減”政策執行深受家庭背景、國家制度、教育和文化多種結構性因素制約，建議從堅持教育政策引領、提升學校教育質量、完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和推動校外培訓機構合理轉型四個方面對“雙減”落實困境進行紓解。

關鍵詞：“雙減”政策；家庭教育策略；結構制約；教育改革；階層差異

中圖分類號：G511?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9-458ｘ（2023）9-0028-11

一、問題的提出

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簡稱“減負”）一直是我國基礎教育領域的一項重要工作，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21年7月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標志著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課業負擔的治理工作走向新階段?！半p減”作為新時代推進教育公平、緩解教育焦慮的關鍵改革，其受眾理解、接受和遵從政策的程度事關政策目標能否實現。家庭是兒童成長和發展的重要環境，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家長主義浪潮的興起，家庭成為當代教育和社會政策領域越發活躍的利益主體，“雙減”政策實施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的適時出臺更是凸顯了家庭教育在國家政策制定和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從“雙減”政策實施前的“學區房”“擇校熱”“培訓熱”，到“雙減”政策實施后的“高端家政”“眾籌私教”“游學研學”“網課熱”，“雞娃”“虎媽狼爸”“母職經紀人”始終是“中國式教育”的代名詞（余雅風 & 姚真， 2022）?！半p減”政策表面看來是讓教育重心回歸學校，但其最終落腳點在于家庭教育的轉型。因為與學校和培訓機構等政策受眾不同，家長和學生能夠在理性選擇中完全遵循個體理性進行行動決策（肖竹， 2022），若學生和家長的教育參與行為不發生改變，那么政策實效將仍舊難以落實。

有調查數據顯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家長對“雙減”政策持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對“減負”內容持有不同的態度（黃沖 等， 2021）。有研究指出，在“雙減”政策環境下家長的群體性焦慮問題不容忽視，其中以中產階級家長為甚（周序， 2021）。還有研究表明，在一統性政策背景下的家庭呈現出不同的階層化反應，教育密集性陪伴、請私教、違規培訓現象仍然存在（楊金東， 2022）。不難理解，“減負”的對象雖然是學生，但一個學生背后代表的是一個家庭，“由于學生缺乏足夠的社會影響力，學生的天然同盟——家長必然經常作為學生的‘代言人’參與教育改革”（余清臣， 2009）。但更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么在同樣的教育改革背景下，不同家長表現出的教育行動和策略存在差異？這些差異會對“雙減”政策帶來何種影響？“雙減”政策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面臨何種困境？就目前來看，許多學者都對“雙減”政策的焦點、難點問題發表了獨到見解（周洪宇 & 齊彥磊， 2022; 楊小微 & 文琰， 2022），從不同視角對政策執行的現實困境進行分析，并給出了諸多對策和建議（鐘程 & 謝均才， 2022; 諶舒山 & 羅建河， 2022; 梁明偉 & 王路航， 2022），但多是圍繞作業設計（楊鳳輝， 2022; 吳立寶 等， 2022）、課堂教學（周序 & 付建霖， 2021; 羅生全 & 張玉， 2022）、課后服務（周玲， 2021; 付衛東 & 郭三偉， 2022）和考試內容（王旭東， 2021; 程曉堂， 2022）等從學校層面予以探究，忽視家庭層面對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少數研究關注到家庭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趙同友 & 范靜， 2022; 羅陽 & 劉雨航， 2022），但由于缺少經驗上的證實從而缺少一定說服力。

基于此，本研究擬將研究立場從學校轉移到家庭，重點關注“雙減”政策背景下的家庭教育參與情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嘗試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家長在教育政策調整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能動作用？二是為什么在政府部門的大力推動下，政策執行效果始終不盡如人意？

二、文獻回顧與分析框架

教育與社會分層之間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議題。自《科爾曼報告》指出家庭對學生學習成績具有重要影響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視線逐漸由學校轉換到家庭。隨后有關家庭背景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間關系的一系列實證研究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對學生學業成就具有顯著性影響（李忠路 & 邱澤奇， 2016）。近年來，家庭教育研究者開始關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教養方式的影響，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解釋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獲得的再生產作用，可分為結構主義和個體主義兩條路徑。前者主要探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作為結構性因素對教養方式的整體影響，最具代表的有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巴茲爾·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語言符碼理論、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的兩種教養方式理論以及相關的實證性研究。后者主要關注家長學歷、家長職業和家庭收入等社會經濟地位要素作為個體或家庭資源稟賦對教養方式的影響。結構主義路徑有利于從整體層面來理解階層差異對家庭教養方式的影響，但卻難以深入了解其中的影響機制和過程；個體主義路徑雖然對此缺陷加以彌補，但尚未形成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朱美靜， 2019）。此外，這兩條路徑多是對不同階層之間的教養方式進行比較，忽視對同一階層內部差異性的考量。

盡管目前學術界關于階層的劃分依據尚無定論，但布迪厄的階級理論為階層如何劃分提供了重要參考，即通過家庭資本占有與構成比例的不同體現階層之間以及階層內部的差異性。其中，經濟和文化資本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資本（Bourdieu， 1984， p.114）。與經濟資本相比，文化資本進行代際傳遞的作用方式更加隱蔽，并且文化資本一經獲得，其作為階層區隔的作用更為牢固。布迪厄將文化資本分為三種形式：一是身體化的（embodied）形態，如體現在個體身上的知識、技能、教養和品位等文化產物；二是客觀化的（objectified）的形態，如書籍、字典、書法和繪畫等文化商品；三是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形態，如制度化的文憑、學術資格等（皮埃爾·布迪厄， 1997， pp.192-201）。如果說布迪厄的研究更多涉及一種以無法顯現的、無意識的方式傳遞文化資本，那么“家長主義”時代的家長們更多是以積極主動的、策略性的方式傳遞文化資本。主動的文化資本傳遞行動又可以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前者包括密切的學業關注，如陪讀、作業輔導等形式，后者包括擇校、家?；?、替子女安排各類校外課程或活動等形式（唐曉菁， 2021）。雖然文化資本論解釋社會階級權力如何在宏觀層面的社會結構進行運作，但未能說明如何發生于微觀層面的家庭情境。這使布迪厄在中后期研究大幅聚焦于微觀層面，并提出慣習與社會空間的概念，以闡述文化資本與不公平教育結果的連結（姜添輝， 2018）。拉魯對布迪厄的相關理論進行繼承性發展，從微觀角度闡述家長為激活慣習和文化資本所做的努力，系統論述了不同家庭在親子互動、家?；雍驼n外生活組織方面存在的階層差異（安妮特·拉魯， 2010）。一般而言，優勢家庭子女更容易獲得高學歷，但家庭的教育期待、教育投資以及升學選擇等微觀層面的教育策略對子女的教育獲得究竟意味著什么，不同階層父母是如何對子女教育進行選擇的，以往分析并沒有給出明確回答（侯利明， 2015）。

上述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關系研究為把握中國教育不平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啟示，但這些研究根植于西方特定的社會情境，強調家庭和學校在再生產中的重要作用，而始終難覓國家的身影。與西方教育體制有異，在中國非常清晰的主導力量是政府對教育體制的統一管理，即在大一統的國家與社會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變與學校、家庭應對的博弈中產生的（王玲， 2020）。就我國這一特定社會情境而言，有關教育和社會關系的探討需要在國家教育制度的框架下進行。中國社會存在西方社會所不具備的歷史文化條件，如“學而優則仕”等傳統文化觀念根植于家庭養育之中，尤其在升學競爭愈加激烈和市場教育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參加課外補習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家庭中普遍流行的一種市場化教育選擇，對校外培訓市場精心提供的培訓產品或輔導服務的消費成為家庭教養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張品 & 林曉珊， 2022），還有研究表明校外培訓已經成為繼學校和家庭之后階層優勢再生產的第三條途徑（文軍 & 李珊珊， 2018）。由此可知，中國教育獲得的過程不僅受到家庭背景制約，也受到國家制度、教育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诖?，本研究嘗試用“國家-教育-社會”的框架來剖析中國的“雙減”教育現象，以城市中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如何在同一國家政策背景下形成不同的教育行動策略及其對教育改革進程產生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考察和比較不同地區歷史文化影響下的教育意向，能夠為“雙減”政策實施地方化、差異化提供重要的事實依據（楊小微 & 文琰， 2022）。本研究希望提供一個具有地方典型性的微觀樣本，嘗試從家庭參與教育改革的角度出發，對減負政策在具體社會情境下的執行效果進行整體性探究，并對探究結果進行解釋，這與質性取向的個案研究法相符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樣，選取山東省Y市H區的A、B兩所公立小學作為田野個案。A小學位于市中心，平均班額40人，生源以中產家庭子女為主，教師資源供給、教室數量和專用設施均能滿足教學需要。B小學位于城郊地區，平均班額53人，生源以進城務工子女為主，無編制教師多，教師流動性強，教學設施有待完善。一方面，Y市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父輩對其子女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的意愿較強，Y市作為國內具有代表性的地級城市，其日益增長的經濟與發展相對緩慢的教育之間產生了嚴重的不匹配現象，與經濟發達或經濟欠發達地區相比，“雙減”政策推行過程中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從同一城市區域內進行階層和校際的差異性比較，有利于從整體層面更為直觀地審視社會結構對教育政策產生的影響。因此，A、B兩所小學能夠為本研究完整呈現同一政策如何在不同情境中執行的動態過程提供較為豐富的信息。

為進一步了解家庭在新“減負”背景下的教育參與情況，研究者從兩所小學中抽取18位學生家長作為研究對象，把家長職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作為主要階層劃分指標，并綜合家庭資本占有及構成情況將家庭階層地位歸為中產、個體勞動者①和工人三類。其中，對中產階層的劃分同時強調經濟和文化資本的重要性，盡管本研究中位處精英層的個體勞動者家庭收入高于部分中產家庭，但因其文化資本有限仍選擇將其劃入個體勞動者家庭。本研究將個體勞動者家庭和工人家庭統稱為“勞動階層”②。各家庭資本占有及構成情況如表1所示，研究對象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二）研究方法和資料收集

在調查前期，研究者分別對A、B兩所小學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參與式觀察，并獲得與學校開展“雙減”工作相關的文件資料。得知兩所小學均在2021年9月新學期伊始按照“雙減”政策要求做出了配合調整，兩所學校的課后服務內容存在差異，A小學除提供課后答疑輔導和課后托管以外，還開展了部分社團類活動，B小學僅提供了作業批改和答疑服務。為了解個體家庭在“雙減”政策施行過程中所發揮的實際作用，研究者通過面對面或線上交流等形式對選取的不同家庭父母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內容主要包括家庭背景資料、家庭養育方式、對“雙減”的看法以及政策實施前后家長教育行動的轉變。為形成三角互證，研究者還結合觀察資料中的具體問題，對部分教師進行了訪談。

（三）研究資料分析

本研究對研究資料的分析遵循質性編碼的分析原則，即研究者在分割、總結、整理資料的基礎上，結合具體歷史文化場景詮釋資料，進而形成概念或理論的過程（王惟晉， 2018）。在對訪談資料進行編碼的具體操作上，首先，研究者歸納出家長在教育政策調整過程中，主要從“認知”和“行動”兩個維度體現能動作用。其次，研究者按照政策利益主體互動的發生過程對歸納出的兩個維度進一步劃分，整理出家庭的教育策略差異主要體現在“國家政策解讀”“學校教育應對”“校外培訓選擇”三個方面；為探討“雙減”實施前后家長教育行動的變化，研究者進一步將“學校教育應對”劃分出“課余生活安排”“課后服務參與”兩個主題，將“校外培訓選擇”劃分出“培養重心”“策略選擇”兩個主題。最后，研究者對各類主題線索進行連接，發現家庭教育策略不僅僅取決于家庭背景的影響，還與教育制度、學校教育、市場教育和社會文化因素密切相關。當國家層面的教育政策發生改變后，與家庭教育策略相關的因素都會對教育改革進程產生影響。

四、選擇與分化：“雙減”格局下的

城市家庭教育實踐

國家政策出臺后首先牽動學校教育的執行和培訓機構的調整，緊隨學校和培訓機構配合而來的是學生和家長的能動反應，在同一改革背景下的不同家庭呈現出多元化的教育實踐和策略景象。

（一）國家政策出臺：引發不同家庭的差異化解讀

訪談中，中產家庭父母大都對“雙減”政策可能帶來的利弊問題進行了分析，并且表現出較少的焦慮和不安。受訪者Z01是一位金融理財師，提到“雙減”她先是從整體層面予以肯定，然后站在自身職業角度進行政策解讀，在談及校外培訓機構的整治問題時她說道：“哪怕是‘雙減’來了，有一些關門倒閉的現象存在，如果說做好風險控制，有充足的資金還是可以重新再做。我覺得這是一次重新洗牌和調整的機會，最終留下的會是那些真正比較不錯的企業?！笔茉L者Z03則是將醫院同事和大學同學作為參考群體，結合身邊存在的“眾籌私教”和“變相補課”現象，從教育公平的角度對政策進行解讀：“我覺得出發點是好的，也是為了推動一個教育公平。但如果說真要推動的話，應該首先推動教育資源公平化，然后教育資源公平的話，可能這種補習需求也會減少?！?/p>

與中產家庭不同，工人和個體勞動者家庭更多表達的是對政策的懷疑和不信任，并對“雙減”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表示擔憂，這種擔憂主要集中在升學和學業表現兩個方面。受訪者G02的女兒即將面臨小升初考試，因孩子成績較為落后又恰逢新“減負”政策實施，所以受訪者G02充滿了緊張和不安，“我看現在作業考試什么的都減少了，等于對孩子也是放松了一些學習的東西，她現在是在下游，你現在不趕到初中就更趕不上了?！笔茉L者GT04則指出“雙減”的出臺會進一步加大學生之間的學業差距，“說實話，現在‘雙減’政策針對那些學習好的是沒有什么感覺，他學習好就是好，但是對于水平稍微差一點的那種，我感覺不是很好?！?/p>

總體而言，城市家庭有關“雙減”政策的理解和認識存在明顯的階層差異，并且具有較強的階層同質性，但受學歷、職業等因素影響，不同家庭的回答均帶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家長對教育政策認識、理解的準確度不僅對子女的教育發展有著重要作用，也會對教育改革目標的實現產生影響（丁亞東， 2021）。

（二）學校教育調整：帶動不同家庭的異質性應對

本研究發現家庭之間有關學校課后服務的態度和參與情況存在一定差異，但階層差異并不明顯。根據各家庭子女的學業表現和特殊需求，可將城市家庭大致分為“課業輔導型”“課業補差型”“課業培優型”三種類型?！罢n業輔導型”家庭往往只希望學校輔導孩子完成作業，因而對學校課后服務的滿意度更高，也更愿意參加學校課后服務?！罢n業補差型”“課業培優型”家庭往往有著更高的補習需求和學習意愿，更可能因學校教育無法達成理想預期從而拒絕參加學校課后服務。對此，B小學一位五年級數學老師認為，正規的課外補習一定意義上可以彌補學校教育質量不足的問題，“因為學生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你的政策是統一的，我認為在分層上特別難，所以有些家庭選擇參加校外補習能彌補這方面，我是比較支持的?！?/p>

隨著學業重心回歸學校和校外自由時間增多，城市家庭有關子女的課余生活安排存在明顯的階層差異。多數中產家庭除對子女進行必要的課業補充外，將其余時間進行了較為精細的規劃。比如受訪者Z03在訪談中說到：“雖然有課后輔導了，他大部分作業都在學校里完成，但是回家的話還會去給他檢查，盡量地督促他預習。除此之外，平時的鋼琴是要堅持練的，其他的就是能再玩一玩或者打打球，一起讀會書就更好了，時間還是挺緊的?！痹趥€體勞動者家庭對子女的空余時間安排中，課業學習仍占據相當大一部分比重，他們因出于對校內課業減量可能造成孩子成績下降、學業懈怠的擔憂而采取隨機檢查、額外布置作業、參加課外補習等行動來緩解“雙減”政策帶來的新焦慮。工人家庭同樣為子女安排了課外補習，在其他方面則沒有明確的規劃意識，更多采取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

綜上所述，在一統性教育改革中的學生和家長群體，其利益訴求具有鮮明的個體化傾向，而學校教育尚不足以承擔起學科教學和課后輔導的主要責任?！半p減”政策對家庭生活安排和家長教育職責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中產、個體勞動者和工人家庭對子女的自由時間安排分別呈現出“全面化”“學業化”“自然化”的特征，從而凸顯不同家庭或階層間原本就已存在的教育能力差距。

（三）校外培訓規治：強化不同家庭的異質性選擇

通過比較不同家庭參與校外教育的情況，本研究發現城市家庭在子女培養重心和策略選擇上有著較為明顯的階層對應關系。在校外培訓市場收縮的現實背景下，工人和個體勞動者家庭熱衷于學科類的教育投入，個體勞動者家庭同時進行非學科類的投資，中產家庭更傾向于非學科類的教育投入。具體如表3所示。

訪談中，中產家庭父母普遍表示“雙減”有關校外培訓的整治并未對其教育實踐產生過多影響，主要原因在于中產家庭培養重心的轉向和城市優質補習資源的稀缺。一方面，部分中產家庭表現出從重視子女顯性能力（如考試成績）培養轉向注重子女隱性能力（如綜合素質）培養的趨勢。比如受訪者Z06說道：“其實成績也很重要，但是我覺得小學的話把老師課上講的消化了就可以，沒必要再去參加補習。但是興趣愛好、行為習慣、道德品行這些都是要從小開始培養的，因為成績差了可以以后再補，但這些東西不可以?！绷硪环矫?，部分中產家庭表示Y市線下培訓班的資源無法滿足他們對更優質教育的需求，所以傾向于尋求更為優質的網絡教學資源或是私人家教服務。比如受訪者Z05直言：“就我閨女為什么選擇線上課，一對一的外教課，因為我們來Y市之前，我閨女都是在北京上的線下課，來這以后你就真的看不上了?！?/p>

有趣的是，本研究中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消費主體是勞動階層家庭。受訪者G02獨自一人在城市打工帶女兒上學，因其下班時間較晚、文化水平有限而無法指導孩子學習上的難題。他認為課外補習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有些家長無法為孩子提供更多學業幫助的不足。受訪者GT02和丈夫一起做生意，家庭經濟條件相對較好，但因文化資本有限，只能倚仗既有的經濟資本幫孩子“找老師、補弱項”。GT02直言“雙減”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打壓給家長帶來了更大的選擇壓力和經濟負擔，“現在你得想方設法，然后各種的找關系，以前大班額費用還便宜，現在不敢搞了，偷偷地都弄成小班額的了，費用還高，有的甚至小班額弄不了，就弄的一對一，好像給家長壓力更大?！盙04和G05同樣表示“雙減”對其家庭教育實踐產生了影響，他們在培訓機構數量收縮和費用增高以后選擇減少子女的補習科目和頻次。

由上文可知，城市家庭占有的補習資源存在顯性差異。經濟基礎較好的家庭能夠在校外教育上有更多的投入，并有機會獲得更多的優質教育服務；城市補習資源的分布特點使不同家庭形成了不同的教育實踐風格，階層地位較高的家庭往往對優質補習資源的需求更高，也更加注重對子女學業成績以外的能力培養。

五、結構性制約：“雙減”政策施行中的

現實阻力分析

基于對“減輕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目標的合理考量，“雙減”政策通過控量、提質、供需、增效等方式對基礎教育領域進行了制度性調整，并已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新舊制度在更迭過程中也給教育公平帶來新的挑戰，具體表現在：家長對政策了解程度不同，或將凸顯個體家庭資本差距；子女課余生活時間增多，或將強化部分家庭能力優勢；學科輔導職能回歸學校，或將加劇薄弱學校資源劣勢；課外補習轉向私人家教，或將拉大部分群體學業差距；家教行業區域分布不均，或將帶來新的課外補習鴻溝（余暉， 2021）。概言之，“雙減”政策未能有效避免社會階層的潛在化再生產。究其原因，“雙減”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受到家庭背景、國家制度、教育和文化等結構性因素制約，從而產生了非預期的政策效果。

（一）前提條件：階層地位與資源稟賦交織形塑了家庭的教育選擇

不同階層家庭之所以選擇不同的教育方式主要因其背后的資本差異，而同一階層內部看似較為相仿的教育理念又因其具體的資本構成和個體需求差異從而呈現出不同的教育實踐。由前文可知，中產家庭享有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綜合優勢，熱衷于對子女在綜合素質和各項能力的投資；個體勞動者家庭雖文化資本欠缺，但尚可憑借經濟資本優勢購買一定數量的教育服務，兼顧對子女課業學習和課外興趣的雙向投資；工人家庭則是在經濟和文化資本均不占優勢的情況下，借助重要他人（學校老師）和其他途徑（校外培訓）來保證子女的學業成績。

在家庭資本構成中，家長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的懸殊使得他們在子女學業輔導以及家庭教育參與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區別。中產階層父母通常有能力為子女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學業指導，也擁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去關注子女成績以外的其他能力培養。勞動階層父母往往因輔導能力有限無法替子女解決學習上的難題，且因從事勞動和時間密集型工作而沒有過多時間和精力用于子女教育。事實上，許多勞動階層父母對自身存在的文化資本劣勢有所感知，比如訪談中反復提及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沒有時間參與孩子教育”“對孩子學習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城市家庭存在的資本差異，涵蓋父母的教育背景、職業性質和輔導能力等，都會對“雙減”政策產生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認識，繼而做出有所差別的教育選擇。換句話說，家長教育政策了解度的高低背后反映的是家庭資本間的差異，對政策了解度較低的家庭會對政策執行效果產生更為明顯的阻礙作用。

（二）運行空間：公共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形成了教育的不平等格局

“擇?！笔羌彝瀯輦鬟f的關鍵性策略，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家庭往往可以通過就近入學、購買學區房等方式幫助子女進入優質學校。普通階層家庭子女則只能集中到質量較差的學校中入學，導致優質教育資源在不同群體間的分配呈現明顯的階層化傾向（吳愈曉 & 黃超， 2016）。本研究中B小學大多數學生都來自進城務工家庭，這些家庭經過多年努力雖然具備了一定的經濟能力，但家庭收入依舊限制了他們能在優質區域定居，加之不愿重回農村，城市邊緣地區便成為他們的最優選擇。

“雙減”政策要求“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意味著學校質量差距在教育不平等中的作用將愈加凸顯。一方面，與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學校的優質教育資源相對有限，學校無法滿足學生多元化的需求以及家長對優質教育的期待；另一方面，學校間的教育發展水平差異也會影響家庭對市場化教育的不同選擇。例如，城中小學A能夠提供相對充足的教學資源和教育服務，此時家長們購買其他教育服務更多是給子女增加額外的競爭優勢，是一種“非必要投資”；城郊小學B教育資源和教師數量相對有限，此時家長們購買其他教育服務是用來補償低質量的學校教育，是一種“必要性投資”?！半p減”政策是引導基礎教育回歸公共性的一次重要嘗試，但在公共教育存在資源供需不均衡的情況下，人們有關課外補習方面的需求將會持續存在，從而影響“教育重心回歸學?！闭吣繕说倪_成。

（三）供給力量：市場教育補習資源差異進一步加劇教育的不平等

當體制內提供的教育服務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家長和學生需要，很多家庭便紛紛轉向體制外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服務。與大城市不同，中小城市線下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消費主體是普通階層家庭。當城市中產階層父母占有教育能力和資源稟賦優勢而所在城市的課外補習市場發育不夠充分時，普通的校外培訓機構并不能滿足中產家庭對補習的高層次要求，在此境遇下中產家庭沒有對學科類補習產生過多依賴。與此相對，城市勞動階層父母往往因家庭資源和自身能力有限而對子女學業的危機感更強，以“考試提分”“購買希望”做宣傳的學科類補習恰好迎合了勞動家庭的教育理想，為勞動家庭實現階層流動的希冀提供了可能途徑，從而使勞動家庭心甘情愿為市場化教育買單。

一定程度而言，市場教育有望緩解公共教育資源缺失和家庭資本差距帶來的不平等，而時下對校外培訓機構的限制和管控意味著可能會對部分薄弱學校學生或弱勢階層子女產生更多不利影響。尤其隨著培訓市場由常規補習轉入私人家教、消費受眾由普通家庭轉向中高收入家庭，中小城市和弱勢家庭在補習資源方面的劣勢將更加突出，造成學生群體在社會競爭方面的教育不平等。

（四）顯性規制：升學導向的教育考評制度未能緩解家庭教育焦慮

自古以來我國一直沿用教育考試制度選拔人才，無論是古代的科舉制度，還是如今的高考制度，都是將教育視為打破先賦性要素、實現社會流動的重要路徑。在現行教育體系框架下，即便與高考相關的制度革新和政策調整已經成為常態，但教育的末端評價依舊是以考分定勝負，在教育減負和教育分流并行的制度背景下，“選拔-分層”焦慮成為“雙減”政策執行后家庭教育焦慮最突出的表現形式。

在本研究中，盡管中產家庭父母并未表現出明顯的教育焦慮，但在訪談中依舊透露出對現行制度環境的不滿。受訪者Z05說：“在體制教育之下談‘雙減’，我覺得有點不現實，因為孩子是我們自己的孩子，該怎么做的還得怎么做?！倍诮逃Y源失衡的背景下，家庭資本處于劣勢、只是依靠子女埋頭苦學參與教育競爭的家長群體往往面臨更多的焦慮窘境。受訪者GT02說道：“雖然說‘雙減’下來了，但是現在還是以看重小孩的成績為主，你說現在中考錄取的概率也這么低，如果想讓他考個好大學，你怎么也得考個差不多的高中，你高中都上不上大學就更不用想了?！痹谏龑W導向的制度框架下，中國人的應試教育理念根深蒂固，唯分數、唯升學的中考評價弊病昭然若揭。在學歷至上和績效主義的影響下，依靠努力主義的學歷競爭成為中國家庭最合理的教育策略（侯利明， 2015），而這一策略選擇顯然與“減負”政策目標相違背。

（五）隱形區隔：社會階層文化屬性導致家庭采取不同的理性行動

受“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受治于人”等傳統文化觀念影響，中國社會家庭或多或少都面臨階層流動的焦慮。即便如此，不同社會階層的文化屬性也存在一定差異，形成不同家庭采取不同理性行動的隱形邊界。

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城市勞動階層家庭希望子女通過體制內升學的路徑實現階層跨越的意愿更為強烈，從而改變祖輩或“面朝黃土背朝天”或“背井離鄉進城務工”的生活方式（余雅風 & 姚真， 2022）。其中，個體勞動者家庭的教育實踐呈現出更多復雜性，他們雖身為小資產所有者，但在言談中流露出對自己職業、地位乃至生活的扼腕之情。受訪者GT03在訪談過程中反復提及知識和學歷的重要性，并表達了對子女教育投入的高度意愿，“只要是他需要的我都愿意投資，哪怕是我沒錢窮得叮當響，只要是他想學我都愿意付出，花多少錢我都愿意，只要他有出息?！惫と思彝ピ谧陨砟芰Ψ秶鷥韧瑯釉敢鈱⒓彝ベY本投入到子女的課業學習之中，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往往受制于經濟條件的影響。在勞動階層家庭依舊沉溺于升學和考試焦慮時，中產階層家庭已經轉換跑道開始新的教育嘗試。隨著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等日益成為人力競爭中極為重要的能力，中產家庭父母已提早注重對子女綜合素質的培養，部分具有較強經濟實力的中產家庭將“國際化教育”作為一項具體策略或想象期待，把子女教養重點從過去重視單一的課業成績轉變為更全面的教育模式（Shih， 2010）。

六、討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比較城市家庭在“雙減”格局下的教育參與情況，本研究發現城市家庭的教育實踐深入于當前的改革背景之中，不同家庭對“雙減”政策的認識情況、執行態度和行為參與均存在差異，并且蘊含深刻的文化邏輯和階層烙印，初衷良好且目標明確的“雙減”政策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產生一定程度的目標偏離，即在取得一定減負成效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教育公平風險。究其原因，“雙減”政策忽略了社會結構的限制以及行動者基于自身能力和目標所采取的行動。

有研究表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背景在個人教育獲得中的作用不斷上升，其中文化資本在教育獲得中的作用愈加凸顯，身處優勢階層地位的家庭子女更容易取得學業優勢（李春玲， 2003; 李煜， 2006; 劉精明， 2008; 吳愈曉， 2013）。也有研究發現在中國城市居民中，不同階層在資本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中產階層占據了無可爭議的優勢，但在慣習維度上的階層差異甚為微弱（洪巖壁 & 趙延東， 2014）。本研究證實了這一點，發現盡管中產家庭子女占據學業上的相對優勢，但不同家庭在教育方式上并未呈現布迪厄論述中所刻畫的具有鮮明階層特征的文化品位，而只是在日常的養育實踐中試圖通過形塑和建構子女的興趣愛好建立起階層之間的邊界（朱迪 & 陳蒙， 2021）。從不同家庭選擇的校外教育課程類別可以得知，部分精英個體勞動者家庭同中產家庭的教育理念頗為相似，都注重對子女藝術類和運動類興趣愛好的培養，用高雅（比如鋼琴）和大眾（比如美術）兼顧的興趣愛好作為階層標志，并且在中國教育制度下家長的文化資本培養策略首先是提高或保證子女的學業優勢。

再生產理論往往將學?？闯墒菃栴}所在，而不是將學校本身視為結構性社會體制和政策文化框架的一部分，從而忽視學校背后更廣泛、更深刻的作用（高水紅， 2020）。在中國教育實踐運行過程中，國家幾乎無處不在，并主要通過教育政策進行統一規劃。國家層面教育政策的調整必將帶動學校的執行與應對，學校既要接受國家和上級教育部門的督導和評估，又要符合社會需求和家長期待，學校中的教育問題并非自身造就的，而是各方主體利益爭斗形成的結果。學校也并非純粹作為結構的“附庸”而存在，“權宜性執行”（張冰 & 程天君， 2021）是許多學校在教育改革中的實踐邏輯。有研究指出在義務教育階段，由于就近入學原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就讀學校質量的影響有限，兒童就讀學校質量的差異或許主要是家庭之外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等（李忠路 & 邱澤奇， 2016）。本研究得到了類似結果，發現因教育資源在城市、區域、學校間的分布差異而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狀況更為突出。這說明我國在公共政策層面仍有較大空間來促進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公平。

盡管許多研究都關注課外補習可能帶來的教育不平等問題，但目前對課外補習教育影響的研究結果尚存一定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課外補習擴大了城鄉和不同階層學生獲得教育資源和教育結果的差距（薛海平， 2015）。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如果不同家庭經濟社會地位的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機會均等，那么課外補習可以成為促進教育結果均等的工具（胡詠梅 等， 2015）。本研究發現城市家庭因具備一定經濟能力，不同階層家庭都可以為子女提供參加課外補習的機會。部分經濟實力較強的個體勞動者家庭子女參加的課外補習數量和種類甚至比中產家庭子女更為豐富。這說明在家庭經濟收入允許的前提下，課外補習可以緩解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和家庭階層地位差距造成的不平等問題。此外，有研究通過對全國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來自優勢階層的學生更有可能參加課外班，參加課外班的種類數更多，更有可能在課外班的選擇上兼顧課業學習和課外興趣（田豐 & 梁丹妮， 2019）。該研究結果與本文中的研究發現并非完全一致。本研究認可家庭階層地位會影響家長和學生對課外補習的選擇，但同時認為不同城市中的不同家庭對課外補習的需求是存在差異的。目前市場化教育領域內更多和更優的教育資源呈現出向發達地區、大型城市集聚的趨勢，中小城市校外培訓機構的教育能力和教師水平比較有限。普通階層家庭有關課外補習的需求更多是為了“補救”，把校外教育視作彌補自身家庭文化資本不足的重要路徑。中產階層家庭有關課外補習的需求更多是為了“增益”，尋常的培訓機構已經滿足不了這類家庭對教育的高層次需求，從而呈現本文中的“城市勞動階層家庭更熱衷于參加課外班”這一研究結果。

基于上述分析和討論，本研究建議從以下四個方面紓解“雙減”落實困境：

一是堅持教育政策引領，兼顧理論指導和實踐探索。對現已暴露出來的政策問題進行反思，在總結提煉與推廣“‘雙減’實驗區”示范經驗的同時，針對不同地區的特殊性予以必要的動態調試。深入政策實踐領域，加強政策實施的追蹤性調查，檢驗政策施行的實際效果，預測政策帶來的潛在風險。結合各學科方法和理論視角對改革實踐中的難題進行解釋，提供具有事實依據的政策支持和配套措施。

二是提升學校教育質量，推進優質教育均衡發展。鞏固學校教育教學主陣地作用，學校除保證教育教學質量以外，還要擴充課后服務資源，豐富服務內容和形式。各級政府要為薄弱地區和學校提供更為充足的教育資源和師資力量?；趯Σ煌议L教育能力和家庭資源差異的綜合性考慮，學校需為弱勢群體子女提供更多教育支持，尤其要為成績落后的學生提供充分的學業幫助，依據學生知識掌握和作業完成情況進行分層指導，有針對性地為學生提供個性化輔導和答疑服務。

三是完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提高家庭教育工作的實效性。以政府部門為主導成立專門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機構，客觀分析家長產生政策認知偏差的原因，積極做好困難疏導和政策宣傳工作。以學校為統籌為家長提供特定的教育咨詢渠道，指導家長更新舊有的教育觀念，提高家長為子女合理規劃學習和課余生活的能力?？隙úl揮社會資源在協同育人中的補充性作用，借助多方力量搭建形式多元、內容豐富的家庭教育交流平臺，重塑“家-校-社”協同育人的共生系統。

四是推動校外培訓機構合理轉型，創設惠民型校外教育輔導。明確校外培訓機構的角色定位，引導其成為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著重增強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的公益性價值。加大對小班教學、私人家教在輔導范圍、時長和收費標準方面的監管，在確立規范性補習收費標準的同時，依托各級教育部門提供免費的家教服務。警惕區域間補習資源差距的擴大，設立普惠性教育輔導機構為弱勢群體子女提供低廉且高效的課業幫助，讓每個孩子都能真正享有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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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its Relief： A Case Analysis Based on Urban Families'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Reform

Qian Liu and Tianjun Cheng

Abstract： The degree to which policy audiences understand， accept and comply with policy is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policy objectives. As one of the audience units， fami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cy implementa

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urban parents from different family background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urban families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current reform background，and different families have difference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implementa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particip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hich also contains profound cultural logic and social brand.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ith good intentions and clear goals has achieved some effects in reducing the burden， but also caused new risks of educational equity. The reason i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uble Reduction” is deeply restricted by various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family background， state system， education and culture. It is suggested to alleviate the dilemma of “Double Reduction” implementation from four aspects：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education polici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hool education， improve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reasonable transformation of off-campus train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amily education strategy; structural restriction; educational reform; class difference

責任編輯 陳鳳英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大課題“新時代教育公平的國家戰略、推進策略與社會支持研究”（課題編號：VGA220002）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劉倩，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程天君，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